郭汝瑰回憶錄 · 十一、率部起義 （1949年）
設法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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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取得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決定性勝利之後，蔣介石几百萬精銳嫡系主力已喪失殆盡，蔣家王朝已處於風雨飄搖的分崩離析的絕境。
憑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蔣介石作戰失敗經常遷怒於人。近來我多少有點敏感，覺得有人中傷我，蔣介石已開始對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務手段的殘酷的。一想到萬一情況敗露，被嚴刑拷打，血肉橫飛，求死不得的情景，確實有點不寒而慄。不如還是引咎辭職，早日離開受懷疑的境地為好。因此於1948年12月24日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遞上報告請辭第三廳廳長。但是顧祝同勸我打消辭意。他說：
「你不過是承辦業務的人，重大決策都是上級決定的，哪能由你負責呢？你不必引咎辭職！」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機離開避禍，引咎只不過是飾詞，所以還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見形勢急轉直下，迫切希望能夠從此離開黑暗的蔣家王朝，奔向充滿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區。1948年10月以後我曾一再請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轉告黨。
任廉儒
任廉儒一直以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身份為掩護，秘密進行黨的地下活動，經常來往於京滬之間，與我聯絡。他到南京常住《益世報》報館。
任廉儒向上級請示後，來南京對我說：「汝瑰同志，你的願望，黨非常贊同。但經過再三研究，認為你到解放區沒有什麼大的作用。你與其到解放區，不如想法爭取到大西南去。黨組織認為，解放軍渡江及掃平江南不會遇堅強的抵抗。但是蔣介石最後必然妄圖鞏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場惡戰，到那時，你能想法舉行起義，瓦解敵軍，影響作戰進程，其作用和影響不是比到解放區去更大嗎？」於是我決心再冒險爭取帶部隊到西南。
我又找顧祝同，請他給我照顧，讓我出任軍長。顧祝同一聽，就睜大眼睛說：「汝瑰，這是啥時候，你看軍事上節節失利，別的軍師長早就想脫身溜走，你怎麼還想當軍長，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實在想帶兵，最好搞個兵團副司令、綏區副司令之類職務，掛個名算了，別當軍長去受罪罷！」
「總長！『時窮節乃見』，別人總以為我當參謀，紙上談兵，頭頭是道，事實上不會直接帶兵打仗，現在我臨危受命，置生死於度外，才不辜負黨國的希望，才不辜負你對我的栽培，這是其一。其次，形勢雖然危急，但關鍵性的一戰得勝，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瀾，更何況世界風雲，瞬息萬變，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局勢不一定就悲觀。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應該抓基本隊伍，練得一個軍作骨幹，就可擴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團。你既有心培植我，我決心去為你創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時，再委我為兵團司令豈不更順理成章嗎？」我見顧祝同勸我不當軍長，我的企圖就完全落空了，所以連忙提虛勁，慷慨陳詞。
「你一定要當軍長，我就向總統請示看看。」顧祝同見我堅決效死的樣子連忙這樣說。
我見顧祝同允許我出任軍長，非常高興。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記上寫道：「新歲下最大決心，一切重新作起。」我當時思緒萬千，回憶去黃埔軍校時的情景，繼續寫道：「斯時愚幼之心，滿以為加入革命陣營，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中國的政治便可以上軌道。不料北伐之後……社會向資本主義發展。今日豪門官僚資本，壟斷全國經濟，貪官土劣，魚肉鄉民，人間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獄嗎？二十餘年來，我太簡單了，完全只研究軍事學，只作了一個純粹軍人，唯有八年抗戰算是於國家民族盡了應盡的力量。此外，則一切氣力均白費了！我沒有遂我的初衷，沒有對『使政治上軌道』盡得應盡的責任。往事如昨，使我悵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但是我樂觀得太早了，想不到還要經許多曲折，才能脫身。
1月6日總統府第三局（軍務局）的陸大同學傅亞夫向我透露，顧祝同簽呈我任第十軍軍長，總統未批准。同天肖毅肅又告訴我：「總長簽你任軍長，原是總統的授意。」
我聽了這相矛盾的兩個消息，好似晴天一個霹靂，震得我腦袋全暈了。我想蔣介石既疑心我，讓我離開機要崗位出任軍長，為何又出爾反爾，不肯批准呢？這必定是當軍長也不放心我了。這比什麼消息還壞。我想我只求離開，不任軍長也得離開才好，以免受禍。我正在繞室徬徨，無計可施的時候，胡璉1月10日到了南京，準備去見蔣介石，他再三邀約我任十八軍軍長，我心中有數，再三推辭。
不料第二天胡璉來第三廳對我說：「總統已批准你任十八軍軍長，望早日到職，重振十八軍的軍威！」
我聽了不大相信，蔣介石連第十軍也不肯給我，怎麼能讓我去他最信賴的十八軍呢？但11時我們參加官邸匯報出來，顧祝同也這樣告訴我，我心情就更複雜了。
「他（指蔣）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話，縱然胡璉吹噓，我是振興十八軍最適當的人選，他也不肯讓我到十八軍去。」我這樣一想，危懼心理減輕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蔣介石的心理，他為什麼就立即答應胡璉的請求。如果這是出於對胡璉的信任，則對我仍就是沒有好感的，早遲會出問題。這支軍隊是蔣介石手中握的一張王牌，不僅不會開往大西南，反而隨時會由現時駐防的浙贛路玉山一帶撤往福建、台灣，即或這支部隊退守西南，也萬萬不可能發動起義。因為十八軍不僅有許多蔣介石的特務嚴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級軍官大多數是蔣介石集團的死硬分子。如果擔任這支部隊的軍長，不但黨的任務無法完成，我可能也會被挾持到台灣。因此我眼望著這個「肥缺」，心中非常煩悶。
任廉儒叫我請求改調到西南的軍隊去，但這樣作會引起蔣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隊的軍長不當，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軍隊去的人呢？萬一他由此窺察出我的秘密，豈不弄巧成拙。這樣一來真使我焦慮萬分，束手無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產黨要給我這樣的任務，兩個月前我不該放棄四十四軍軍長了。
四十四軍在碾莊被殲後，蔣介石為了鼓勵雜牌軍隊替他賣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軍。四十四軍原是四川軍閥王瓚緒的隊伍，因此王瓚緒打電報推薦我或國防部副官局局長陳春霖任軍長，我當時志不在軍長，而是想到解放區。所以陳春霖得任軍長，並早已開回四川整理補充去了。
現在，萬萬想不到，不願當四十四軍軍長，卻換來一個十八軍軍長！十八軍軍長的任命一下達，許多人前來祝賀，胡璉高興之餘，還給我撥了一大筆錢以為建軍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稱謝，心裡卻有說不出的苦處。可是萬沒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訴我：「蔣介石已免去你十八軍軍長，改任七十二軍軍長。」這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軍軍長原是余錦源，在隨杜聿明撤出徐州後，被解放軍包圍於陳官莊，後來，余錦源率部投降，跑出來了一部分官兵。
蔣介石於是命令重建這支部隊，並立即開往四川。能擔任七十二軍的軍長，我真是喜出望外，至於蔣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願深究。
不過聽顧祝同說，這是劉斐找替罪羊，向蔣介石說：「郭汝瑰學歷和學識都夠，只是歷練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穩當。」顧同時還罵劉斐這樣作很不道德。我萬想不到劉斐為我作了這樣大的好事。我與劉斐儘管有矛盾，我在大別山「清剿」會議見他抬白崇禧出來，在睢杞戰役見他鉛筆一揮就把區壽年兵團送掉時，就想向蔣介石報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與共產黨有聯繫的人，問任廉儒，他說「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沒想到這次他卻幫了大忙。以後我到七十二軍軍長職之前，晉見蔣介石，蔣說：「你不行，唔！你要好好歷練！」
這與顧祝同告訴我的話如出一轍，證明確是劉斐中傷我，但是我不怨劉，反而感謝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達，我立即到上海告訴任廉儒，相互拍手稱慶。於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學內設立軍部，先後從上海、南京、鎮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軍餘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幹部，把軍部架子搭起，並且保薦劉展緒、趙德樹分別擔任新三十四師及二三三師師長，還委任了一些團營連長。當時，國防部各廳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廳和聯勤總部，利用各種關係要足整整一個軍的槍械車輛裝備，糧錢，再加上胡璉贈送的（事實是他給的十八軍經費，我厚顏挪用），經費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廳，見到了廳內的老同事們，他們說新任第三廳廳長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備時，主張把重兵配備在蕪湖方面，湯恩伯則主張把重兵配備於揚中方面，二人爭論不休，湯恩伯不耐煩地罵：「你曉得個屁！」
蔡文治覺得受辱，以後在廣州憤憤不平地撕下軍服說：「我永世不再當軍人。」
蔡離廳走了，現在廳長一職還虛懸無人接替。
我聽他們講後，立即想起我將離開三廳時，林蔚問我說。「郭廳長，你江防重點置於什麼地區？總裁意思是擺在揚中方面。」
我當時立即理解蔣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為前哨。他真正企圖是堅守上海，他仍將以總裁名義，指揮一切。這時我聽說蔡文治與湯恩伯爭論，就知道湯是秉承蔣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罵人。
為了能迅速擴充七十二軍，我決定立即返回四川找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及重慶補給區要兵、要糧、要裝備，自己憑人地熟悉，我相信必定可以短時期把一個軍建立起來。從上海出發前，我把部隊交給參謀長許亞殷和副師長柏恆，他們怎麼樣也不肯干。我不明原因，只好令二三三師師長趙德樹率領經浙贛路，到宜昌乘輪船回川，要他沿途儘量招兵，並告訴他「每到一地就到傷兵醫院去喊，『凡是願回四川的，快來一道回去』。四川的傷兵流離異鄉，思家心切，一聽說部隊要回四川，必定踴躍參加，部隊必定能迅速擴大。」這辦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後來趙德樹給我帶回一〇一、六九七、六七八整整三個團的兵員。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當後，帶領參謀長許亞殷和軍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飛機飛赴重慶。
2月4日，這是一個多麼難忘的日子啊！這天是我受黨的新委託，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這天，是我從蔣家王朝心臟中殺出來，又準備狠殺回馬槍的一天。
這天，天氣晴朗，透過機窗，瞭望藍色的天空，飄著幾片潔白的雲彩，緩緩向機後逸去，俯視大地，但見山巒起伏，長江如練。這時，我不禁想起二十幾年前，乘船由重慶到上海、廣東的情景。啊！彈指一揮間，整整過去22年了！回顧二十餘年，雪泥鴻爪，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底留下些什麼呢？如果說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戰時期還值得懷念，與黨取得聯繫後還做了一點有益的工作的話，其餘的都是使人不堪回首的混濁時光。蔣家王朝的獨裁統治，腐敗無能，反動軍隊的殘民以逞，作惡多端，達官顯貴的貪污成風，廉恥掃地，而自己竟被迫混跡於其中，這是多麼使人終身遺憾的啊！然而共產黨並不拋棄每一個決心革命的人士，對於我這樣的人，一樣給予充分信任。想到自己半生走過的道路，想到黨託付給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開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滿信心和力量。
周旋和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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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返回重慶，就由參謀長許亞殷介紹，到南岸彈子石警官學校駐紮，並利用各種方法繼續擴充自己的部隊。我一面請求原成都聯合中學和陸軍大學同學的重慶補給區司令邱淵（默雷）分配車輛，調撥裝備；一面舉辦軍官隊，並四處派員募兵，尤其是到銅梁。由於我是銅梁人，四川人同鄉觀念重，擔心被拉壯丁的窮苦農民都願意到我這裡來。凡來的，我都給予字據，縣兵役科可用以抵壯丁名額。因此，銅梁被抽作壯丁的人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紛紛前來投奔。我還公開號召，誰能徵集一連人，誰就當連長，誰能徵集一營人，就當營長。我的一〇〇團長許漢洲就是在師管區弄到一團人當的團長，這樣一來，部隊發展很快，陳春霖的四十四軍先到川一個多月，我們部隊的人數很快就追上他了。不僅如此，我軍有三個團都是老兵，因而部隊較有作戰力，一時竟成為與羅廣文兩個軍、陳春霖的四十四軍並列的四川四個機動軍之一。
我的參謀長許亞殷，聰明英俊，我任第三廳廳長時王蜀生介紹他來任科長，以後他到余錦源的七十二軍任副參謀長、團長、參謀長，常來徐州陸總見我。我接任七十二軍軍長時，他由包圍圈逃出來到了南京，我一見非常高興，極力挽他繼續擔任參謀長，對他很信任，認為他是我的老部下，對七十二軍情況又熟悉，必定可以輔助我暗中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一天我藉機會同他聊天，試探他的態度。我說：「國民黨腐朽透頂，失盡人心，垮台無疑，我們為這樣的政府殉葬，太不值得了。我們必須另找出路，你看有什麼辦法沒有？」
「是的，國民黨垮台無疑，我們必須另找出路。不過共產黨殘暴異常，決不能投靠它，最好我們走第三條路線。」他很自信地說。
我原以為誘導他協助我，萬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線，我一時找不出話說，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於是進一步說：共產黨決不比國民黨好，絕對不可依賴。余錦源在包圍圈派人向共產黨投降，還不是遭繳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況，向國防部報告了。他不忠不義，沒有骨氣，實在令人瞧不起！」
我見他反共態度堅決，暗暗慶幸我幸好沒有暴露企圖，於是將計就計，以同意走第三路線來掩飾我「另找出路」的話。因此，故作高興的狀態說：「對！我們就走第三路線。」
從此他相信我走第三路線，我經常說反對國民黨的話，都以走第三路線為幌子。
5月我弄足了兩個師的兵員，還由羅廣文的第七編練處撥來一個師，於是我所屬的部隊成了三個師九個團。不久又奉令縮編為兩個師六個團，兵員就更充實了。於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令七十二軍移駐內江、瀘州、宜賓一帶。我認為宜賓偏處四川西南角上，便於誘導起義，想賴在這個角落不調往他處。恰好有一天羅廣文說：
「我在華鎣山經營根據地，準備萬一的時候好打游擊。」
「不行！華鎣山太小了，哪能養活和掩蔽你兩個軍呢？要干只有經營雷、馬、屏，那裡彝漢雜居，山高林密，地勢險要，區域寬廣，是最理想的打游擊的地方。我現駐防宜賓，就近經營，非常方便，不如我們合作，將來一道打游擊？」我這樣回答試探他。
羅一聽非常高興，我於是慫恿他代向西南長官公署請求，成立川南警備司令部委我任司令。當時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張群與王陵基矛盾較深，正千方百計地削弱王陵基的權力。所以羅的主張立即得到張群的贊同。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內的陸大同學也十分支持，但認為「川南警備司令部」名稱太大，最好成立「敘瀘警備司令部，」我同意。於是，「敘瀘警備司令部」得以成立，我遂任七十二軍軍長兼敘瀘警備司令，並以張群的部下肖烈任敘瀘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
當時，各軍有政工處，而所有警備司令部必須設稽查處。軍參謀處第二科專搞情報，軍統常派人參加，一方面收集共產黨的情報；一方面為蔣介石監督軍師長們。政工處政工人員由國防部新聞局派遣，也是監視帶兵官的。我為了今後方便，便搶先委派軍事幹部，委黃蔭渠為政治部主任，任廉儒的哥哥任逖猷為政治部副主任，並把政工人員安排整齊後，再造冊上報請求批准。
至於稽查處，我明知必須由軍統推薦處長。於是我以稽查處過於騷擾民眾，大搞煙賭娼，維護治安不足，整人害人有餘為藉口，極力拒絕軍統派人來瀘州。我見保安分區副司令劉忠敏極其老實，與專員兼保安司令羅國熙商量，成立軍警團聯合辦事處，讓保安分區副司令進行管理。這樣一來，全國各地警備司都有稽查處，獨我敘瀘警司無稽查處這一特務組織。
但是，我非常擔心，軍統無孔不入，如果派人打進七十二軍，我起義就會受很大的妨害。當時，瀘州專員兼分區保安司令羅國熙，是黃埔二期學生，軍統特務，在我肘腋之下，我對他非常警惕，很小心防備他。哪知軍統分子防不勝防，萬想不到我貼心的參謀長也是軍統分子，而且我一直未發現他。「螳螂捕蟬，雀乘其後」，我沒有一筋斗栽到軍統手裡，真太僥倖了！那時，每一個警備司令都得兼任黨政軍聯席會議的主席，我也被張群委任為聯席會議主席（委任我的假名許鎮國），卻又令羅國熙為副主任。這個黨政軍聯席會議專門捕殺共產黨人，每月按時由主席召集地方法院、縣黨部行政專員、保安副司令、縣長、七十二軍軍法處長開會，審理屠殺共產黨案件。當時，任廉儒已跟著我回到重慶，我對任廉儒說，我決不參加這種會，採取不理不管的辦法。任廉儒對我說：「那怎麼行，你放手不管，他們不更為所欲為嗎？他們殺人也是血債！」任廉儒想了想接著說：「汝瑰同志，你想想，蔣介石一夥反動派愈到滅亡的時候，一定會瘋狂地屠殺共產黨，為了保護無辜的人民和每一個共產黨員，你必須參加，想盡一切辦法保護他們。實在不行，你寫信給我，不怪你。」從此，每次黨政軍聯席會議開會，我都積極參加主持，從不缺席。
羅國熙非常仇視共產黨，動輒主張槍斃或活埋共產黨員。對我則總是半開玩笑地說：「司令！像你這樣遇事都要人證物證，一個共產黨也殺不了。」我儘量以私人感情勸阻他，交由軍法處去調查，必須查有確鑿證據才能處決。幸軍法處長冷肖炎是民盟成員，是黨暗中派來策動我的，對我的意見，他都支持。這樣不僅警備司令部從未殺過人，連軍警團聯合辦事處也沒殺過人。
許亞殷見我同意走第三路線，非常高興，很熱心地為我籌劃，又要成立一個黨，又要準備打游擊。我明白真是打游擊，那時就是游擊共產黨，我絕對不得干，但未起義前借這個幌子，宣傳國民黨的罪惡，做反蔣的工作，並藉以掩護自己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我對許的提議，表面總表贊同，但這時柏恆暗中告訴我，「許亞殷不可靠，2月間你叫我同他（許）帶部隊返川時，他因為未當到師長，同我商量把部隊拖到太湖打游擊去，那樣我怎麼對得起你呀？所以我堅決推辭不帶隊回川。」
「唔，我當時正找不到師長，因為想到他（許）資歷尚淺，沒有企圖當師長，所以弄劉展緒過渡，早曉得他想干，我又何必找劉展緒，弄得他心情不快呢？」我素知柏恆同許亞殷友好，所以這樣答覆。
「你千萬不可交兵給他帶呀！他亂來，你招呼不住他喲！我同他是朋友，我絕不是說他的壞話，我怕我不跟你說，萬一將來有問題，我沒有盡到責任，以後我沒臉見你。」柏恆又誠懇地向我說。
柏恆是我同縣人，對我素以長輩看待，他曾一度要轉業，我設法保住了他的軍籍，他很感激我，我也認為他是有血性，古道俠腸的人。他在七十二軍任團長、副旅長時，經常與我通信，我這次出任軍長，一直把他視為親信，任他當副師長。他這天誠懇地告訴我要防備許亞殷，我對許當然就更加提高了警惕。事也湊巧，不久新三十四師兼師長劉展緒，專任副軍長，師長出缺，許亞殷恰好兼這個師的副師長，我想到柏恆對我的忠告，不願許任師長，於是向許說：「劉副軍長不兼新三十四師師長了，照理你兼副師長應該升任，但是柏恆雖是二三三師副師長，他資歷比你高些，你二人同在一個軍內，不先升他，恐怕擺不平。我因此很費躊躇，到底怎麼辦好？」
「軍長，你保薦他吧！我不會有什麼意見。」許亞殷爽朗地這樣回答。我見許這樣痛快，又覺得對不起他似的，於是安慰他，說：「我必定不虧待你，一定為你留意機會。」
「沒有什麼，軍長，你不必介意！」他又反轉來安慰我。
這時柏恆返銅梁老家去了，我緘電接連催他回部隊來，他都回絕任師長。我沒有辦法，於是又對許亞殷說：「柏恆不來，還是你去任師長吧！以前有人說你要拖部隊出去打游擊，我怕你不老練，怕你感情衝動，惹出事來，近來我觀察你肝膽照人，辦事精明，我很放心你了。」
「軍長，這個師長我決不當了！我曉得這話是誰說的，我去把柏恆給你找來。」許亞殷面帶笑容堅定地回答。
不兩天他果然到銅梁把柏恆找到瀘州來了。由於解放軍這時解放了南京、上海，國防部已移廣州，我就獨斷先叫柏到職，然後打電報去廣州。
這樣一來，我覺得許亞殷聰明能幹，通情達理，不是死硬不能改變主張的人，將來形勢所逼，他可能還是跟著我走的。這樣一想，我又感覺內愧，覺得我對他不起似的。
這時羅廣文對我經營雷、馬、屏為游擊根據地信以為真，大加贊助。一面保舉我任第七編練處的副司令，請求長官公署，讓我派二三三師去川滇邊境堵擊龍雲飛，以便去屏山裡面偵察根據地，一面把第七編練處的後方移到宜賓歸我全權指揮，我虛與委蛇，也表面叫二三三師師長趙德樹偵察，何處可以作根據地。事實上我並不熱心，以後因屏山非我敘瀘警備區的地境，我就根本不進行了。許亞殷既未任師長，就自告奮勇，到長寧去經營游擊根據地。我情不能卻，口中答應「很好」，但暗想讓他離開我身邊也好，反正兵在我手裡，你去準備你的，起義後形勢所迫，你還不是要回來。兼之這樣作，可虛張聲勢，使蔣幫人員看不透我，一面也順順許的氣，免得起義時與我硬碰，使我為難。
所以8月許就借開警備會議的時候，建議成立三個警備分區（1）自貢市地區，卿雲燦為分區司令；（2）宜賓分區，彭光漢為分區司令；（3）瀘州分區，羅國熙為分區司令及一個長寧指揮所，除自貢區卿雲燦帶他原來招募的兩個連，許亞殷在長寧指揮所帶輜重營三個連作警衛外，都是空的。對卿雲燦、許亞殷我並規定不許招隊伍，不許殺人，一面並派王蜀生為許的參謀長，以資約束。開會時四川第二區專員劉幼甫因自貢市屬他專區轄地，所以也來了。劉幼甫是黃埔第四期同學，四川小政客，很得張群的信任。我於是大談準備走第三路線，成立新政黨，他大加贊成，並自告奮勇擬定黨章。（這批政客精靈得很，他們鼓勵帶兵官們打游擊，他卻很早就坐飛機溜走了。）我會後到重慶把這些向任廉儒同志報告了。他說：「你的政黨成立了沒有？這是原則性問題喲！你要恢復黨籍，又自己成立政黨，那不是自己造些障礙嗎？不特恢復黨籍不可能，謹防還犯錯誤！」
「黨沒有成立，一紙黨章，撕了就是！我又不是真成立黨，不過藉此作掩護罷了。」我聽了大吃一驚，連忙為自己辯護。
「你宣稱打游擊是掩護，只要事先向黨匯報，就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成立政黨就是黨紀所不容的問題了。千萬干不得喲！」他進一步說明厲害。
「對！我懂得了，就此作罷！」我立即把黨章撕毀，再不提這件事了。
2月間任廉儒在上海與我分別時，我再三要他回川幫助我，他五六月間果然回到四川，仍在重慶川鹽銀行工作。這以後他經常來瀘州，我每到重慶也必向他匯報一切。我擔心起義是非常秘密的，事先不能泄露半點消息，人心難測，除非最可靠的人，決不能作思想工作。因此我要求黨派軍事人員來幫助我。
大約是8月間了，我到宜賓視察部隊，任廉儒同志帶著二野聯絡部的趙力鈞同志到瀘州見我。見我不在瀘州，他又到宜賓來，把趙力鈞安頓在小茶館裡坐著，然後到肖烈家找我說：「黨派的人已到宜賓，在什麼地方見面最穩妥？」他還說：「這個人穩重機警，滿口『共匪』長，『共匪』短，誰也認不出來。」
「就來肖家，我們在客廳談話，沒人敢來竊聽，最穩妥。茶館千萬去不得。」我說。
他果然把趙力鈞同志引到了肖家，我們一見面就像原來認識的人一樣，熱烈握手問好，以使人不懷疑。我以為這就是黨為我派來的軍事幹部。我商量他擔任我的侍從副官，以便朝夕在一處好商量問題。但是趙力鈞同志說：「我到四川來除幫助你而外，還有其他活動，最好留在重慶，等到你最需要我時，我再到你這兒來。」
「那嘛，到七十二軍重慶辦事處任辦事員吧！」我回答。「他怎麼到辦事處去呢？」任廉儒問。
「這樣，你回重慶刻一方顧祝修的私章，用顧的名義寫信給我，求我給他的親戚趙力鈞一個小工作，待我回到瀘州時拿信來見我，我在信上批准委他為辦事處的辦事員，叫他去就是。」我想了一下，想出了這個辦法，就對他們說。
事商量定了，我們又大聲說說笑笑地談了一會，他們走了。以後趙拿信來，我揚言：
「這是總長（顧祝同）的弟弟介紹來的，明明是搞個小差事混飯吃的，他做事不做事聽便，不要派他任何工作！」
就這樣趙力鈞就在七十二軍重慶辦事處辦事員的掩護下，自由往返四川各地工作。
就在這些時候，陳誠的預算局局長一貫為陳搞經理事務的趙志堯找我說：「辭公（陳誠）的意思，勸你把你太太送到台灣安全些！」
「你曉得我是窮光蛋，把家眷送到台灣吃西北風嗎！」我知道這是要把我的妻兒弄去做人質，所以我這樣回答。
「你看！辭公叫你送去的，難道他不管？」趙志堯連忙解釋。
「辭公日理萬機，哪有時間管這些小事？我老婆娘家開藥鋪，不是共產的對象，把她往娘家一塞，安全得多，免得我一死，讓她母子流落，無家可歸。」我堅決推辭。
「那我就這樣回答辭公？！」趙見我主意已定，莫可奈何地說。
「請你轉告辭公放心！戰爭如果失敗，我一定打游擊到底。」我違心地「表忠心」，以免被人懷疑。
趙志堯只得走了。
就這樣，我最後打游擊的風聲，逐漸傳播出去，連羅國熙這個特務頭子也說：「司令，我知道你準備游擊根據地了。」
「他媽的，我準備背起娃兒打游擊！」我見他得意得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我就更虛張聲勢。
當時我不明白羅國熙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起義後我知道許亞殷是軍統分子，才暗笑許亞殷當年扮演了蔣干。軍統不特沒監視住我，可能還打報告為我吹噓。我玩弄這些小動作，自己以為機警、權變，秘密，連我父親弟弟都不知情，但是事實上早已走漏了風聲，出現過嚴重的危險，不過我不感覺嚴重罷了。
首先杜聿明懷疑我，曾對何應欽、顧祝同說我和共產黨有聯繫，不可靠。淮海戰役中，杜聿明放棄徐州城向西南逃跑時，就不讓我知道他的企圖而與蔣介石秘密決定。至於杜聿明如何知道我和共產黨有聯繫，至今仍是一個謎。1982年我與鄧錫洸去拜會他時，我曾問過他：「你當年為什麼硬說我與共產黨有聯繫！是猜測嗎，還是有根據？」
「山東來人談的，有根據。」他回答。
「是誰？」我問。
「這是秘密，我不能告訴你。」杜回答。
其次，蔣介石的新聞局長鄧文儀，也不知在哪裡聽到了一點風聲。我回四川不久，鄧文儀就告訴張群的政工處長陳國儒，說我靠不住，要陳國儒對我嚴加監視。陳與我在南京共事，關係就很好。我親切地叫他夫人陳二嫂，常請她教我跳舞，混得很熟，所以鄧告訴他後他就告訴了羅廣文，羅又告訴了我。一天我當著羅廣文、陳國儒的面就鬧起來：「鄧雪冰說我靠不住，他憑啥子亂說？！我都靠不住，哪個才靠得住？依我看，他鄧雪冰才靠不住。」
「我們絕對相信你，才把這話告訴你，要是不相信你，我們就暗中監視你不告訴你了嘛。」羅廣文和陳國儒忙向我解釋。
「我們是老朋友了，你們慢慢看吧！看我靠得住不？」我說。
「你這樣說太見外了，我們哪能監視你呢？」陳、羅二人又說。
「不是對你二位，我是對鄧雪冰。」
「好了，把誤會解釋了就是了。」陳國儒說。
這樣吵鬧一場，當時對付過去了，我相信陳國儒還是會暗中監視我。
另外還有一個人，我是逃不過他的眼睛的，他就是任廉儒的堂兄任逖猷。據任廉儒告訴我，任逖猷見他來到瀘州，就向他說：「你不要把郭軍長的事弄壞了啊！」可見他是了解任廉儒的作用的，不過我們仗恃他不會相害，所以不大注意他。但是任逖猷心裡裝不住話，那時他又是政治部副主任，鄧文儀的消息可能是從他那裡無意泄露出去的。也未可知。
此外我總以為我與任廉儒同志單線聯繫，非常機密，我料不到任廉儒同志轉交情報，又要發生許多聯繫，冒很多危險。1949年2月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負責人王葆真被捕，臨時焚毀了我所送的文件，遭嚴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認我出來，任廉儒與其助手梁佐華同志，僥倖得脫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領，可我這時回川在七十二軍還蒙在鼓裡玩弄著小權術。
我父親派我二弟來瀘州，傳達地下黨的意圖，我僅告訴二弟：「我有辦法」，也泄露了我的機密。幸這位知情的周白照同志與黨有聯繫、為我保守秘密，才沒出岔子。今天回想起來，未出意外，完全是主義深入人心，黨的紀律嚴明，同志們的保護所致，個人權謀是微不足道的。
郭家三兄弟合影，左起：郭汝瑰、郭汝湖、郭汝玲
蔣介石召見
* * *
把趙力鈞同志安頓好以後，任廉儒同志告訴我：「黨中央原先決定由三野陳毅司令員指揮進軍西南，董老已把你的關係介紹給陳毅司令員了，以後改為由二野進軍西南，因此陳司令員又把你的關係介紹給劉伯承司令員了。現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帶集中，不久就要發起進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準備喲！」
「趙力鈞同志要快點來呀！」我要求。
「到時他一定來！」任廉儒說。
由這一席話，我知道二野部隊在湘西集中，就判斷二野必定由酉陽、貴陽入川，先攻克重慶，再攻成都。攻重慶時，左翼兵團必定在江津、瀘州間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瀘州。我認為：在此情況下我跳出包圍圈，退往宜賓，讓解放軍進出成都，與蔣介石主力決戰，我就利用形勢逼部隊起義，這樣就可以順利而不冒風險！因此我必須千方百計使部隊不離開敘瀘。由於羅廣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對我說，他的參謀長趙秀崑喪失信心，一直暗中收聽共產黨電台的廣播。我乘機告訴趙秀崑，失敗已成定局，陳明仁都起義了，叫他影響羅廣文，早作下一步打算。羅一直不醒悟，只以為下一步打算就是打游擊。因此他十分留意不讓七十二軍移動。
10月，蔣介石飛到重慶，在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召開作戰會議。我與陳春霖同車前往參加。見重慶市各街道處處搭起柏樹葉牌坊，上面寫道：「歡迎蔣老先生回到第二故鄉。」仔細一看，原來都是袍哥各山頭的（袍哥的幫會組織四川人叫山頭或碼頭）。陳春霖十分不滿地說：「真太不像話了，誰要袍哥擁護。」此時，我馬上意識到蔣介石已失去人民的擁護，只能憑藉袍哥這一類封建組織支撐了。
參加作戰會議的除了陪同蔣介石來渝的及西南行政長官公署第三處參謀人員外，還有張群、錢大鈞、楊森、胡宗南、羅廣文、陳春霖、劉文輝、鄧錫侯和我。蔣介石親自主持了作戰會議。會議室壁上掛了一張十萬分之一的西南地區軍用地圖，室內橫放著一張餐桌，蔣介石背地圖坐在餐桌一側的中央，兩旁坐張群、劉文輝、鄧錫侯、錢大鈞等，其餘人員都圍餐桌列坐。
蔣介石強裝冷靜，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掃，然後說出一大篇鼓勁打氣的話，他苦笑著說：「各位將領在時局艱危之際，忠心耿耿，精誠謀國，使我十分高興。我希望各位堅定必勝信念。國際危機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中國局勢尚不能測，如果我軍能堅守西南、西北、兩廣，以待國際時局變化，定能反敗為勝。因此，我軍各將領必須決心堅守西南，今天請大家到這裡來，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軍主力將由何處攻擊西南。以及我軍如何配備兵力。」蔣說到這裡，掉頭向劉文輝、鄧錫侯等微笑地說：「好，大家暢所欲言，隨便說吧！」胡宗南的參謀長沈策首先發言說：「從歷史上考查，歷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來，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險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斷共軍主力將沿川陝公路進犯四川，川陝公路交通方便，易於共軍展開。基於上述理由，我主張調四川四個機動軍於川北劍閣一帶設防，以挫敗共軍入川企圖。」沈策說完後，會場上一片沉寂時，羅廣文、陳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陳誠指示，要我們在情況艱難的時候儘量靠攏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爭取我們壯大實力。因此，沈策說完後，羅廣文表示大體贊同，主張七十二軍不動，以免後防空虛。蔣側身問劉文輝、鄧錫侯有無意見。劉、鄧都表示無意見。蔣介石遂決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編羅廣文兩個軍及陳春霖軍共三個軍為十五兵團，開赴廣元，並以楊漢烈部固守大巴山，孫震部守三峽，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陽、黔江，何紹周部守貴州東正面。我見蔣介石配備一大圈幾千里的防線，又把重點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隊不移動，我一言不發。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紹周等中央系將領又在臨江門羅廣文的第七編練司令部招待所開會，他們認為張群指揮不行，要胡宗南來指揮。宋希濂對我說：「來！聯名給老頭子寫個報告，我們請求胡老大哥來指揮。」我說：「我字寫得不好。」大家齊聲說：「你起草吧！起好由趙秀崑繕正。」我推諉不過，只好給他們起草報告，讓他們送給蔣介石。當時黃埔學生要求胡宗南指揮西南最後一戰，但根本沒有結果。因為蔣介石來到重慶後，參謀總長顧祝同、參謀次長肖毅肅、三廳廳長許朗軒及國防部各廳參謀人員也先後飛到重慶。蔣介石親自發號施令，指揮西南戰役，而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張群已形同虛設。
會後不久，蔣介石突然打電話到瀘州，說是要召見我，使我感到十分緊張。因為我感覺蔣介石早已開始懷疑我了，這次電召到重慶，不知道是禍是福。看來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迴轉瀘州了。哪知乘車來到重慶，才聽說蔣介石並不是單獨召見我，還召見了陳春霖。於是，一顆懸起的心終於落下來了。我們到林園，蔣經國、陶希聖早已在等候我們，一見我們來了，蔣經國熱情地說：「啊，你們來了，坐會兒，坐吧！先生馬上接見你們。」剛坐一會兒，侍從武官招呼我們進去，見走廊上擺著幾張藤椅，還沒就座，蔣介石來了。在接受我們的敬禮後，要我們坐下談話。蔣介石問我：「郭軍長，你的部隊整訓得怎樣？你的部隊作戰有無把握？」我急忙信心滿滿地說：「請總裁放心，西南戰役很有希望，別說其他部隊，單我這個成立最遲的軍，有三個團正在緊張訓練中，另三個團是我一路在醫院收集的老兵，馬上可以作戰。新撥來的傅秉勛一師，成立很早，估計也能打。我認為，打仗完全有把握。」蔣介石聽後，唔、唔幾聲，轉而又問陳春霖。隨後我們交談幾句，就讓我們走了。我出來和蔣經國、陶希聖稍微寒暄後，就急忙乘車返回瀘州。從此，我再也不敢到重慶去。羅廣文曾多次約我，我都藉故推辭了，害怕去了出問題。其實，躲在瀘州，也並不安全。解放後我才清楚，我的參謀長許亞殷就是蔣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務，還配備有電台，經常與軍統秘密聯繫。如果蔣介石要殺我，無論我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可能遭到不測。
當劉、鄧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攻入貴州，蔣介石才判明解放軍主攻方向，他十分震驚，立即電令調往川北的羅廣文兵團，急行軍開返重慶，火速推進到烏江布防，但尚未站穩腳跟，便被解放軍突破了。解放軍鋒芒所向，直逼重慶。
驚慌失措的蔣介石，也顧不得對我的懷疑了，為了讓我為他賣命作為防堵解放軍進入四川的前哨，滯留解放軍的前進，爭取時間，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與解放軍決一死戰，遂叫國防部電令我任二十二兵團司令，要我直接指揮二十一軍（軍長王克俊在樂山），四十四軍（陳春霖由赤水向瀘州退卻），七十二軍（我兼軍長）和三個獨立師（番號不記得了，一個師長陳宏謨，一個師長艾紹衡，都在內江附近），沿長江、沱江在宜賓、瀘州、內江一線布防，阻止解放軍渡江。在電話中，肖毅肅說：「汝瑰！你知不知道誰叫你當兵團司令的？是墨公（顧祝同）。你可要賣力啊！」我知道蔣介石委我當兵團司令，並不是就消除對我的懷疑了，肖毅肅這個電話，必是有人說我不可靠，才打的。為了進一步穩住他，我故意在電話中說：「要爭氣，賣力沒啥說的，不過你們這樣指揮簡直是亂搞，第一軍被你們慌慌忙忙地用汽車運到重慶去補突破孔。企圖固守重慶，重兵器馬匹全無，只有送給共軍吃掉，你們全不計算一下空間時間，就是前衛連長也知道後退展開嘛？像這樣，我有力也賣不出！」肖毅肅聽了，明知道說得有理，他只好說：「你不要亂說，你好好的干，看總統打勝仗！」
解放軍入川先頭部隊強渡烏江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我也加快了起義的準備。
宜賓起義
* * *
解放軍一天一天地接近四川邊境，看著我起義已逼近眼前，我要求任廉儒同志編出密碼，才便於聯絡。任廉儒卻要我編好，給他一本，我說：「這怎麼行，我一編密碼，就會泄露機密，最好你編，編好後，送我一本，上面寫「瀘密」郭軍長密存——陳誠。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沒人敢問，你來電時寫：「瀘密、郭軍長親譯」，我自譯就不會泄露機關。任廉儒才答應了，結果還是沒搞，後來起義前，他竟發來個明電「趙因交通阻隔不能前往，希按計劃行事」，差點釀成大禍，幸好當時形勢急轉直下，十分緊急，才得以倖免。
解放軍進軍川黔及成都戰役地理要素圖
同時，我加緊了起義的布置工作，駐防內江一帶的新三十四師奉蔣介石的命令推進到瀘州以南江門一帶。師長柏恆早知道我的意圖，路過瀘州時告訴我說，一〇〇團團長許漢洲是特務，必須想法把他除掉。這時部隊已經行進，我急忙趕到藍田壩對岸江邊，以清點隊伍為名，設法搞掉許漢洲，恰好許部缺少士兵一百多名，又丟失了幾條槍，於是我下令把他扣押起來，另派我的親信參謀處第四科科長文濤繼任。我又暗暗告訴柏恆，要他到江門後，不要真面目打仗，待到我向宜賓撤退時，他也迅速開回宜賓。
駐守新津飛機場的一〇四師，師長是我的妹夫傅秉勛。傅師原屬羅廣文部向敏思軍，由於他仗恃自己是黃埔五期學生，又與羅廣文和我關係密切，毫不聽從黃埔六期的軍長向敏思管束，羅廣文只得和我協商，以新撥給七十二軍的羅君同師換來傅秉勛的師。我知道傅秉勛30年代是共產黨員，我與他既是親戚，又是黃埔、日本士官兩度同學，所以我放心他，就打電報約他到瀘州來商量軍事。接連兩天晚飯後，我同他在軍部後門外桂圓樹林裡往來散步詳談，我勸他與我一道起義，他說：「新津與瀘州相去很遠，很難拉到一起來。」
「我打電報給你，叫你開宜賓，你得電就走，國防部直接打電通知你，你乾脆不理。」我回答他說。
「萬一國防部派兵打我呢，怎麼辦？」
「現在解放軍旦夕入川，全川除我這個軍而外，沒有機動部隊，難道我下命令叫你開宜賓，我還打你嗎？」我說。
「成都地下黨也與我有聯絡，允許我作預備黨員。」他不正面答覆我，僅僅這樣說。
「這樣好的條件你還不幹嗎？我接受考驗四五年了，還得不到這個條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戰事失敗，我們逃到松潘裡邊一個秘密地方藏起來，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起來，我們再出來。」他又向我說明，他另有企圖。
我見他不明世界大勢，所出主意很不高明，連忙勸阻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打得起來根本就成問題，即使打起來，誰勝誰負也難預知，蔣軍就是打回中國來了，別人有汗馬功勞，你跑在山溝里躲了幾年，還想出來撈一把嗎？這道理不是很明白嗎？」
「世界大戰打不起來，我就隱姓埋名，過一輩子。」他固執地回答。
「能不能隱姓埋名過一輩子，也很難說喲，我們不原來就信仰共產主義嗎？還是我們一道起義，以圖恢復黨籍為好！」我又懇切地勸他。
但是說來說去，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最後他說：「我不是到你這來，就是到松潘裡邊去。」
我們的談判毫無結果。
11月下旬，他來電話，說肖毅肅打電話給他，說國防部要他的部隊開江津縣對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與我通話，說部隊已全部到了白沙對岸一帶。我向他說：「我這裡兵都調出去了，瀘州空城一座，你快來呀！」
「我馬上給你派一營人來。」他回答。
「一營人頂什麼用，我要你全師都來！」
「好吧！我給毅肅打個電話。」他還是下不了決心。
「不用打電話給毅肅了。快來！」
「好！」他答應。沒想到這是我同他最後的交談。
但是最後重慶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瀘州，他也隨敗兵一道，潰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義後，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師的軍官跑了幾個到軍部來，說他們師未打仗就跑垮了。師長下落不明。1951年聽說他在松潘為匪，被擊斃了。
11月30日重慶解放，解放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向成都挺進。國民黨潰軍沿成渝公路退卻，車輛在椑木鎮輪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於是許多車輛、部隊，湧上遂寧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亂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電話叫柏恆向宜賓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軍由瀘州下游羅漢場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郭軍長。我說：
「我是。」
「我們是第十軍，軍長杜義德。」
「你是解放軍嗎？」我覺得杜義德這個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識到是解放軍，於是就這樣問。
「是的！杜軍長叫你派人接洽起義！」對方答應。
「好！我按計劃行事！」我一時不知所措，糊裡糊塗這樣說。什麼計劃呀？對方根本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我計劃在宜賓起義，重慶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奮勇守重慶，以便保護工廠。我告訴他，我的部隊與劉文輝、鄧錫侯等二位部隊不同，意見不統一，不聽招呼，再加上蔣介石特務控制嚴密，根本無法到重慶起義，就是在宜賓起義都可能會有許多麻煩，不如仍按原計劃在宜賓起義，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慶解放前夕，任來電報叫我按原訂計劃進行。這時我找不出話答應，所以就本能地說這樣一句話。
我放下電話後，覺得很不妥，話沒說明白，於是拿起話筒，問電話局，剛才電話是哪裡來的，給我再接過去。電話局的人回答說，不知哪裡打來的，再接不通了。
我於是問高級參謀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時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產黨員，多年不見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軍事幹部後不久，他到瀘州來了，我以為他是黨派來的，高興地問他還與黨有聯繫沒有？他回答說早已失去聯絡。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斷定他是什麼動機來的，因此留他任高級參謀。及我問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問說：「去做什麼？」
他這樣一問可把我愣住了，明明白白是去與解放軍接頭嘛，怎麼還問「去做什麼」呢？莫非他不可靠？於是連忙說；「去聯絡聯絡。」
「聯絡我就不去！」他回答。
「那就算了吧！」我想反正柏恆已向宜賓撤退，他去也只說明我已預有準備在宜賓起義。因此就這樣回答。
我說完話過後，下決心立即撤往宜賓，並於當天上午把軍指揮所移到瀘州制高點——長庚宮，下令命二三三師副師長杜永鑫指揮後衛部隊，掩護軍部及直屬部隊撤退。這時全軍狀態如下：
1．新三十四師（欠一〇一團）在由江門向宜賓撤退途中。
2．一〇一團由敘永向長寧撤退途中。
3．軍搜索連在瀘州長江南岸警戒。
4．二三三師的六九七團到達了瀘州西六十里的某鎮（我11月30日令趙德樹派來接我的）。
5．二三三師（欠六九七團）在宜賓。
6．一〇四師已由白沙向成都潰退。
7．軍前進指揮所在長寧。
3日太陽落山，我便率隊出發，4日拂曉前到某鎮。六九七團團長張緯、副團長王瑞迎接到我。稍休息一下，又繼續向西行軍，6日下午到達南溪。趙德樹已派輪船來接我，我布置好部隊繼續向宜賓行進後，即登上輪船，很快到了宜賓。趙德樹與肖烈迎接著我，大家都非常高興。我的家屬子女，前幾天已到宜賓，晚上回家，小兒女都不肯睡，還等著看爹爹。這時一家人見面，仿佛分別了幾年似的，完全浸沒在歡樂的海洋里了。
這時羅廣文的後方已經轉移到了宜賓，留下一個學校和許多械彈裝具。川南師管區副司令張繼寅是我陸大同學，也到宜賓與我會合。我當即任命張繼寅為幹部學校的教育長，把羅廣文的教官、學員與七十二軍的學員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編練處副司令的名義，派原教導總隊長曾猛為第七編練處教導旅旅長，要他收集第七編練處的人員並招募新兵，把所有槍械利用起來。由於聯勤總部在宜賓的槍械服裝堆滿了倉庫，我利用敘瀘警備司令部參謀長肖烈人地熟悉的特點，派他為二十二兵團教導師師長，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彈服裝利用起來，以免流失。
我4日起連日在行軍途中，與新三十四師無線電聯絡不上，到宜賓後又接連幾天聯絡不上，我心裡擔憂新三十四師出了問題。8日部隊都到達了宜賓。我聽說趙德樹與張緯都說「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於是決定9日上午召開團以上軍官會議。
開會地點，在趙德樹家客廳。出席人員有我，代理參謀長徐孔嘉，幹校教育長張繼寅，軍警衛團團長夏念民，敘瀘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兼第二十二兵團教導師師長肖烈，二三三師師長趙德樹、副師長杜永鑫、師參謀長喻忠信，六九七團團長張緯，六九八團團長吳讓，六九九團團長廖覺雄。
我們圍在一張長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側的中央。我說：「解放軍已攻入四川，政府軍已完全垮了，這個仗無論如何失敗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麼意見，形勢這樣緊張，有人說『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儘管說，這是關係我軍幾萬人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總要大家意見一致，才能步調一致，怎麼樣？大家說吧！」
趙德樹首先站起來說：「打不得了，一打，我們全完了，乾脆和了吧！」
我聽到這裡心中大喜，認為我聽說他說「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過他：「到形勢險惡時，我們的態度要灰色起來。」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話題一轉說：「司令！你地位那麼高，你出來講和划不來，共產黨以後也不會信任你。現在部隊都是我的，不如由我來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務營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輪換抬你，晝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飛機飛台灣。
他的話說完，大家都驚了。這不僅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要趕我走。我當然也感覺意外，不過我毫不驚慌。因為：第一，部隊我完全能掌握。全軍營以上的軍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團團長張緯、副團長兼第二營營長王瑞是我的親信，六九八團團長吳讓是老七十二軍的營長，在上海時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團團長廖覺雄是羅廣文介紹給我的，我估計都能聽我的話。軍警衛團團長是趙德樹介紹的，可能聽他的話，但是第一營營長歐陽大光是原來七十二軍的營長，副營長郭翬是我的侄兒，當然聽我的話。趙德樹趕我走是不可能的，他鬥不過我。第二，趙德樹本人，與我私交很厚，我們不僅是日本士官同學，而且我營救過他。他在進攻大別山時當旅長，部隊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劉鄧大軍擊潰，趙德樹怪他部下的一個營長臨陣退縮，下來過後才把營長槍斃了。本來臨陣退縮，當場打死就無事，下來才槍斃，營長的家屬不服，就抓住這點，說他挾嫌殺人，告到國防部。國防部軍法局將趙德樹扣押審訊，趙德樹的父親是個立法委員，與我認識，知道這一類案子軍法會審時第三廳的意見起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營救他，及軍法會審時，第三廳的意見是：將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臨陣退縮，長官依照軍法當然可以槍斃他，趙德樹雖然手續不合，也不至於扣押問罪。這樣，趙德樹才得以釋放。想到這兩點，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趕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試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戰而問仗還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動員，直接說出企圖，軍官接受不了，出危險，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擔當危險，想到這些，我膽氣壯了。立刻趁機誘導說：「國軍一敗如水，敗兵之將，誰還與你談和？只有起義。不管起義也罷，打也罷，還是由我來指揮，我決不能在這生死關頭，丟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條，只能有『忠義』的名聲，卻留下幾千孤兒寡婦。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義！你們再發表意見！」
「還是軍長高明，知道起義，我們起義！」趙德樹順風轉舵，會場緊張空氣，比較緩和了，六九七團團長張緯接著發言，他說：「仗打不得了，我主張起義！」
話猶未了，六九八團團長吳讓搶著發言：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怎麼不打了？比如一個女人，男人死都沒死，就又想嫁人，說不過去嘛。」
吳讓魯莽，桀驁不馴。他不好在趙德樹發言時反對，及見張緯發言，就趁機發泄，他這一罵，會場氣氛又十分緊張。六九九團團長廖覺雄等都低頭不發一言。我本來以為形勢逼人，誘導起義，已是水到渠成，我軍裝袋裡裝著我寫好了的向解放軍申明起義的信，以為大多數人一贊成起義，我便取出信來，派人送去。及吳讓這麼一鬧，看樣子會無法開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設法誘導，於是說：「這個問題很大，時機也還不那麼緊迫，還來得及深思熟慮，大家下去深刻考慮一下，我們再作決定。散會！」
會後我回到軍部，我想：在形勢逼迫下，何去何從，從士兵到將官都在選擇與衡量，除少數死硬派外，不會至死不悟。六九九團團長廖覺雄雖是羅廣文介紹來的，但今天未表態，而六九九團現正擔任宜賓城城防，他這個團的態度，關係駐城內人員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覺雄就成了起義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必須取得廖覺雄的支持。這時高級參謀長徐孔嘉，幹校教育長張繼寅正在我辦公室，他們認為須動員趙德樹去做廖覺雄的工作。我於是叫他們二人前往，他們二人在途中碰見趙德樹已說服了廖覺雄一同到軍部來，四人一齊來到我辦公室，廖舉手敬禮後說，「報告軍長，我決心起義！」
「那就無悔喲！」我叮嚀他。
「無悔！什麼情況下都不悔！」廖堅決地回答。
我於是從懷中取出早已寫好了的信，交給徐孔嘉，叫他以參謀長的身份，儘快迎上前去找解放軍。我的信向解放軍說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聯繫，現在已按黨的指示，宣布起義。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務。趙德樹積極找輪船聯繫，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黃昏時開船下駛，當夜到李莊、南溪，找到了解放軍第十六軍的軍長政委尹先炳、吳實同志，他們高興地接待，並於10日派某師的惠政委一同來到宜賓。惠政委問我發了通電沒有？我說：「發了起義告官兵書，沒有發通電。」
「還是要發通電。」惠政委說。
我於是起草通電，電文里說國民黨如何賣國、腐敗、貪污。惠政委說：「不能一律罵倒，國民黨不是都壞，只有國民黨反動派壞，因此電文應指責國民黨反動派。」
我一面修改電文，心裡非常佩服共產黨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2月10日，發出通知後，我覺得第一道難關已經渡過，胸中鬆了一口氣，事實證明我高興得太早了。起義後，大約十來天的時間內沒領到經費，只得仍然使用國民政府的法幣。幸喜當地人民認為七十二軍起義，地主上沒受損失，允許七十二軍使用法幣維持伙食。可是七十二軍的官兵軍餉無著落。當時我軍尚存一部分「公積金」，我主張拿出來分給我們的軍官和士兵，奈何錢又太少，每人只發到五六角毫洋，這畢竟只可以暫時穩定軍心。宜賓人民主動給我們提供伙食，給我減輕了很大的困難。他們給我們的幫助，猶如雪中送炭。
由於起義前不能公開號召，部隊思想不統一，再加上蔣介石特務死硬分子的破壞，以及我們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義後部分士兵情緒波動極大，甚至有的部隊發生叛變。
告官兵書一頒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滿街打槍以發泄怨氣，各級軍官無法制止。還有一軍官裝成吃醉了酒，拿著手榴彈，闖進我軍部辦公室，大聲喊叫：「郭司令，國民黨待你不薄，你為什麼要宣布起義？」我知道這時高壓不解決問題，急令衛兵把手榴彈奪了，然後說：「你喝那樣多幹啥？還發起酒瘋來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軍十六軍隨後由南溪直上威遠、榮縣追殲蔣軍。張國華所部十八軍相繼到宜賓，我帶領徐參謀長等過河前往迎接。張國華性格爽朗，決心明快，一見我就說：「郭軍長，我們知道你思想進步，與黨早有聯繫。」我隨即請他去洗澡、看電影。他十分隨便，毫不遲疑推讓就同我過江，為了保護張國華同志及隨他的解放軍幹部的安全，六九九團團長廖覺雄特別加強警戒，防止一切不測事件的發生。張國華和我一見如故，毫不遲疑，他豪邁明快的軍人風度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著十八軍召開了七十二軍起義歡迎大會，參謀長陳明義同志致歡迎辭，他高呼「向七十二軍起義幹部戰士致敬。」一面舉手行禮。這種熱烈場面，七十二軍幹部戰士從未見過，看了非常滿意。
十八軍要通過我部駐地北上，為了防止萬一，張國華希望我騰開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讓他的部隊安全通過，於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兩團由北樹溪移往安邊，為十八軍讓出一條路來。並派二三三師副師長杜永鑫前去掌握這兩個團。這時，由於兩團與我隔離開，互不能見面，有線電不通，特務乘機造謠說七十二軍駐宜賓城裡的部隊，被繳械了，郭軍長也被趕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舊部杜永鑫、吳讓趁機煽動部隊叛投王陵基，十八軍部隊過完後，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釋。這樣，除了六九八團二營長陳超帶領七個連叛逃外，其餘都回來了。長寧指揮所的人員也由王蜀生率領回到宜賓。
張國華任軍長的十八軍進軍西藏後，第十軍軍長杜義德任川南軍區司令，調七十二軍駐防富順，我就歸杜義德指揮了。我到瀘州去見杜義德，說明我伙食無著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軍的供給制發給七十二軍每月數萬元人民幣，這以後才解決了我軍的經費困難。
雖然伙食、薪餉總算有了著落，但部隊內部思想混亂、紀律廢弛。很多軍官士兵對起義這件事想不通，認為連仗都沒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氣；七二十軍當時相當一部分是保蔣介石的特務。根本就不同意起義，也就是說真心實意願意跟著我起義的只有一些平時跟我關係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時我曾打電報給劉（伯承）鄧（小平）首長，說要到成都見他們，他們回電讓我暫不要離開，以後再電約見，結果我就沒有去。這時任廉儒也來到宜賓，告訴我現在還不能走，我也就暫留在了宜賓，安排都圍繞著穩定軍心為重點開展。
我深信共產黨能使祖國富強，懷著一顆十分虔誠的心追隨共產黨，我的起義自然是毫無半點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實意的，七十二軍並未執行蔣介石沿長江、沱江布防，掩護幾十萬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將部隊收縮到宜賓，對已經崩潰的蔣軍構成威脅。我所冒的風險比打仗嚴重得多。派來的軍代表們急於求成，認為部隊有把握了，調很多軍官去受訓，一去就不回來，這是很動搖軍心的。他們沒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隊。
由於起義，事先不能作動員工作，起義後兩極分化，是難免的，所以接著又發生了幾次叛變，但最厲害的是六九七團的叛變。當時，七十二軍已移駐富順，軍代表同志很不理解舊軍隊，才下到連隊幾天就盲目樂觀，說對連隊士兵有把握了，不聽我的勸告，硬要在部隊還不穩定的時候，立即把部隊中的營、連、排長調三分之一的人去學習。學習當然沒什麼，卻一去就不復返，結果，六九七團的少校團副馬啟駒，三營營長李治安等就藉此鼓動士兵，說共產黨不可相信，乾脆逃跑，發動了武裝暴亂，殘殺各連軍代表，圍攻團部，頓時，11個軍代表死於暴徒之手，連第二營營長王瑞因保護軍代表，不願叛變，也死在暴徒的機槍之下。許多軍代表得知消息後，說打仗都沒犧牲這麼多幹部，感到萬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絞。
1949年率部起義時的郭汝瑰
馮、李暴亂對軍隊影響極大，大家都駭得沒有主意，趙德樹約同肖烈對我說：「軍長，這個禍闖大了，我們乾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說：「你們活得不耐煩了，想找死。禍惹下了，我們有責任，但並不是我們指使的，罪不該死，犯不著跑出去找死。」我於是找趙德樹、肖烈說：「你們雖是師長，也不能怪你，責任全部由我來承擔，殺頭殺我，與你們無關，你們要好好安心下來，掌握好部隊，以免再出亂子。」於是，我們積極安撫剩下來的士兵。這樣，部隊才逐漸穩定下來。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