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八、蔣軍整軍及改組軍事機構 （1946—1947年）

對國防部職權的爭奪 * * * 我協助張治中工作，參加三人會議的同時，也作了一些蔣軍整軍及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的參謀工作。 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是獨立於行政機構之外的，歷來是槍指揮政治而不受政治約束。其下設軍令、軍政、軍訓、後勤各部及航空委員會、海軍處等。職權分散，指揮運用很不靈活，是一種很不合理的組織。蔣軍內部早就主張改革。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預料會上必將提出整軍問題。他為了預作準備，12日向我要去國防研究院所擬的《國防十年建設計劃一覽表》（其中有國防機構部分）。13日何又召集軍政、軍令兩部及辦公廳主要人員開會商議改組中央軍事機構及整軍計劃問題。我也參加了會議，並把我昔日所寫的《建國綱領》交他作參考。這次會議雖無結果，但改組中央軍事機構的問題正式提出來了。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五項決議，其中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第三條規定：「在初步整軍計劃完成時，即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 1946年3月10日，何應欽召集白崇禧、陳誠、張治中、朱紹良、林蔚、劉斐、周至柔等高級將領及軍政部軍務署主辦人員討論中央軍事機構問題，決定採用美軍司令魏德邁的建議案，作為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的依據（這當然是經過蔣介石的授意或得到蔣的同意的）。 魏德邁的建議案是以美國政治制度為基礎又拼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些經驗提出來的。這個方案以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國防部長由政客擔任，主要負責向議會闡明軍事政策，解決軍事預算，整頓軍備及所需人力、物力動員等事宜，不直接指揮軍隊。國防部內設參謀總長主持軍事，下轄陸、海、空三軍總部及情報部、供應部。此方案可使陸、海、空一元化，使政治可以控制軍事，某些精神是可取的。 3月22日何應欽等又在總長辦公廳會議室，討論如何改組軍事機構。根據魏德邁的建議，大體決定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主要管理軍事預算、兵工、兵役諸事。另成立聯合參謀部，統轄陸、海、空各總部。這樣一來，國防部長工作主要屬政治範圍，是軍事政治間的橋樑，在中國具體情況下，顯得無軍事實權，而參謀總長在一定程度具有指揮軍隊大權。我作為軍務署的主管人員，這幾次會議都參加了。當時我想：如果軍事大權旁落，蔣介石是萬萬不會答應的，但是，為了在政治上做出一些讓步的表示，藉此欺騙國民，統一共產黨的軍隊，繼續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他又不能不同意這個方案。我聽說，他在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的人選上費盡了心機。當時擔任國防部長可能性最大的是何應欽、白崇禧兩人。何應欽雖然忠誠，如果讓何應欽出任國防部長，那麼，參謀總長一職順理成章地應由白崇禧擔任，這樣，指揮大權豈不落在桂系之手，蔣介石就將更難駕馭桂系了。如果，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呢？情況就大不同了，既可以此籠絡李宗仁、白崇禧，又可冠冕堂皇地剝奪白崇禧兵權，使白雖身居高位，卻無實權，這樣蔣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使自己的親信陳誠任參謀總長，掌握實權。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好主意。但是，何應欽如果不任國防部長，又如何安置呢？蔣介石考慮的結果，就派何應欽為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前往美國負責中美間軍事聯絡。陳誠得知即將擔任參謀總長，當然領會蔣介石要他架空白崇禧的用心。於是儘量爭權，以對付白崇禧而討好蔣介石。陳誠4月10日以後，借治病為名不再擔任三人會議代表，就是去準備任參謀總長的一切事宜。 5月中旬，我便知道已內定白崇禧為國防部長，林蔚、秦德純、劉士毅為國防部次長，劉斐、范漢傑、郭懺為參謀次長。國防部下屬的陸、海、空，聯合勤務等四個總司令也已內定為顧祝同、桂永清、周至柔和黃振球。 蔣介石這一攤子人事安排，是煞費苦心的。除陳誠架空白崇禧外，還不放心，所以就以親信林蔚任第一次長。林原來是軍政部次長，幹這一份名正言順，同時林在白崇禧主持桂林行營時，任過白的參謀長，林為人溫和，處理事情平穩，與白無惡感。秦德純是西北軍舊人，任軍令部次長，轉任此職，無多大妨礙。劉士毅是桂系人物，軍訓部次長，轉任此職是對白的安慰。劉斐是桂系人物，由軍令部次長改任參謀次長順理成章，同時，國防部成立之前，他與陳誠也表示友好。郭懺是陳誠任六戰區司令長官時的參謀長，一直是陳的親信，這當然是陳誠的安排。范漢傑是黃埔一期學生，蔣介石當然相信，陳誠為了拉攏胡宗南，所以也同意安排范在這個位置。顧祝同是蔣最忠實的部將，為人陰柔無疾言厲色，表現不出大的才幹，但還平穩，在劉峙、蔣鼎文、錢大鈞這一批宿將當中，當然以選用他為好。他資格高於陳誠，雖表面上說陸軍總司令直屬統帥，與參謀總長地位相當，但權力畢竟小得多，單從資格看，讓他屈居陳誠之下，似乎有點委屈，但總比向隅好，所以顧祝同就是心中不滿，也隱忍承擔。桂永清原是海軍處長，周至柔原是航空委員會主任，黃振球原是後勤部長，出任海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聯勤總司令當然無大問題。只有聯勤總部是國防部第一肥缺，不免有人覬覦。黃任此職可能有點過渡性質。大骨頭爭吃完了，剩下的小骨頭，便是參謀總長下面的六個廳，十二個局的頭頭了。當然又是一番熱鬧。 原軍政部軍務署署長方天，志不在廳、局，很想有進一步的安排，但一時又輪不到他。國防部第五廳，預定由原軍務署移植過來組成，方天任廳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方天曾私下問我：「部長要我任第五廳廳長，你是否同意我幹下去？」 我說：「如果你一時不能外放，又在國防部無其他高就時，當然以暫干為宜，」 「那嘛，你是否可以任副廳長呢？」他問。 當時我內心真不願再在國民黨里干，尤其覺得陳誠這個人沒有政治遠見，好衝動，遇事任性，將來恐相處不好，很想離開他稍走遠一點，甚至還想到延安去。這種心情哪裡敢透露，同時我也揣測到方天試探我，不過希望我將來能接他的任，他好脫身高升。我只好敷衍他說：「如不出任軍長，自然可以勉強擔任。」 因為第一廳主管人事，任免軍、師長可以「上下其手」。第五廳主管編制、裝備、教育，對各部隊的編制大小（編制決定經費多寡），武器裝備的優劣，有支配權。所以兩廳廳長都是美差，簡直使許多人垂涎。第三廳雖然主管作戰，表面上極其重要，但指揮戰爭難建功而易獲罪，打勝仗是軍師長們的功，打敗仗不怨統帥，而怪第三廳。尤其分配作戰任務，決定兵團、綏區、綏署、行營等的編組及戰鬥序列，很難對付，容易得罪人，當時我們開玩笑說：「第三廳廳長的威風，就僅僅是在全國優先打電話位居第三（任何電話都要讓蔣介石、陳誠先打，然後是第三廳）。」所以人們對第三廳的競爭並不激烈。 由於第一廳是銓敘廳改編的，所以原銓敘廳副廳長錢卓倫任廳長。第三廳是軍令部第一廳改編的，所以由原廳長張秉鈞連任。第五廳是軍政部軍務署改編的，仍由方天蟬聯。第二廳主管情報，無多少油水，且受制於軍統（軍事調查統計局），又是由軍令部第二廳編成，所以廳長由特務頭子鄭介民連任。第四、第六廳，是冷門，幾乎沒有人下賭注。各局多主管業務，無須詳細說明。值得一提的是新聞局和預備幹部管理局。新聞局實際是搞政工，預備幹部管理局是管青年軍退伍軍人，別人不能插手，於是鄧文儀與蔣經國當仁不讓。至於國防部長所直轄各司，更屬冷門，當然門可羅雀，當上司長也有坐冷板凳之感。 各廳局長決定之後，於是又多為其所在廳局爭編制人數、爭執掌職權，鬧得「不亦樂乎」。 經過幾個月的你爭我奪，1946年6月1日，國防部終於在南京原中央軍校舊址成立了。8時，國防部科長以上人員齊集在原中央軍校大禮堂，先聽自崇禧部長訓話，然後參謀總長陳誠講新制的優點。十時半，禮成散會。 這場鬧劇，至此並未結束。原因是：（一）國防部組織不合理。職權不明，辦起事來相互掣肘。（二）內部狗咬狗的人事糾紛，爭奪不斷。（三）蔣軍派系嚴重，往往因人設事，任意增添機構，安插私人，弄得機構重疊，人浮於事。三者又互相影響，職權越加不清，互相扯皮，爾虞我詐的事層出不窮，所以鉤心鬥角，迄無寧日。 這年7月6日，我對擴大台灣的高雄、基隆等要塞問題，在日記中寫道： 「過去余對於成立此等要塞，原甚反對，為其無用而耗財也。其後，總長甚有興趣成立，而主其事的騎炮兵司令又從旁助之，編制遂相當龐大。中國多種設施殆均類此，在中樞者原無定見。甚至對其事毫無研究，徒因上峰有意舉辦一事，遂令人設計實施，而設計者又圖謀自己從中承擔某些美好任務，故編制及規模唯恐其不大，呈報上去又無人知現實狀況如何，有時閉目批其縮減，不管其是否行得通，一有時則又漫不經心加以批准。致令在下者奸計得售，如此從何處可以得一合理之組織，寧不可嘆！」 國防部成立不到半年，不合理的漏洞逐漸明顯。失意者則誹謗、謾罵，寫匿名信，無所不有。鬧得陳誠不得不出面講話平息。他在11月4日國防部紀念周上說：「國防部改組五個月來，外間批評甚多。」 他承認這是由於大家自成系統，只為本部門打算所造成。他要第一廳、第五廳注意這些事（國防部成立，軍事機構改組事宜由第五廳承辦）。 其實，他本身就應負很大責任。他與白崇禧針鋒相對，怎能要求別人不自成系統？ 陳誠還下令成立「國防部機構綜合檢討委員會」，要求裁減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人員，由林蔚負責（林蔚轉任參謀次長，鄭介民任國防部次長），第五廳為秘書處，我兼任檢討委員會秘書長。這一檢討，使略趨緩和的爭權奪利的風波，再一度沸騰起來。首先是部長與參謀總長職權之爭。 國防部的組成，都是按美軍事代表團提的方案進行的，原來美方的方案，三軍的最高統帥權屬於總統，參謀長是總統指揮軍事時的最高幕僚，但組織系統表畫的是參謀總長隸屬於國防部長，國防部長隸屬於行政院長，行政院長隸屬於總統。這樣一來，參謀總長將完全受制於國防部長。陳誠哪能甘心，於是示意林蔚率我們參謀人員與美方討論，根據參謀總長是最高統帥的參謀長這一原則，主張系統表改成由參謀總長畫一條隸屬線直達於總統，而拉一條指導線到國防部長之下。但美方認為這樣行政不能控制軍事，不同意更改。於是林蔚提出折中辦法，畫兩條隸屬線，一條直達總統，一條仍在國防部長之下。這樣當然弄得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職權難分，兼之白崇禧、陳誠二人內心彆扭，互不相信，所以國防部成立後，在部匯報會（由部長主持的匯報）和參謀匯報會（參謀總長主持）上，他二人各執己見，一國三公，弄得參謀們無所適從。後來，白按不干預純軍事任務的規定，不出席參謀匯報及作戰匯報，陳也乾脆不出席部匯報，因此綜合檢討，首先就碰到分清部長與參謀總長的職權問題。1947年1月4日我隨同林蔚、劉士毅、秦德純、郭懺到美軍顧問團討論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的職權劃分，美國顧問原則上照美國的制度加以解說，即部長掌握政策，作軍政間的橋樑，向國會為軍方要軍事預算，要人力、物力，辦理工業動員，人力動員，戰地民政等。這些都與國民黨一黨專政，一切由蔣介石點頭，完全不相干。因此，秦德純和劉士毅沒有為白崇禧從美軍顧問團方面弄到一點油水。可是談到人事制度時，美顧問認為將官人事須由部長轉呈總統，咨國會通過。這與以往說法完全不同了，過去說總長直接呈總統，心向蔣介石和陳誠的林蔚、郭懺不免著急，但秦德純、劉士毅只是聽在耳中，並不力爭，大概他們深知自己都是雜牌沒有多大發言權，明知蔣介石絕不會放棄對軍師長將官人事的控制，爭也無益。所以這一天的討論，僅聽聽美顧問的講解而已。 3月28日，美顧問團團長魯克斯以備忘錄通知白崇禧和陳誠，開會討論部長與總長的職權。白表示願出席，我即將準時到會的備忘錄送了出去。不料陳誠看見美方建議案主張國防部本部增設一研究發展次長，就很不高興，不肯出席，還要我向魯克斯索取美國的國防部組織及部長職掌的有關材料來作參考。我只得將原發出的備忘錄取回。我覺得陳誠對建議案內容並沒有看清楚，只不過懷疑國防部有人向美顧問吹噓，所以美顧問所作建議對部方有利，貿然拒絕出席。其實這個建議到處都是支持參謀總長的（洋人也講世故，他們明知蔣介石要架空白崇禧，所以支持陳誠）。第二天（3月1日）我持抽回的備忘錄去見郭懺、方天（他們是陳的親信），他二人都認為這個建議並非對陳誠不利，叫我將備忘錄交給林蔚，由林做主。林主張除白、陳二人不出席外，其餘人員都參加美方召集的會議。 白、陳不特背地爭權，當眾說話也互相弄得面紅耳赤。 1947年1月6日，國防部作紀念周，白崇禧勗勉部屬迅速完成國防部機構的綜合檢討，對國軍迅速核實，以免浪費。接著由陳誠講話，他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決定政策，如果光從人數上去摳錢，問題必定得不到解決。」弄得白崇禧很不高興。 陳誠有恃無恐對白崇禧連稱謂上都毫不客氣。他發了一份緘電稱謂表給我們，對蔣介石稱主席鈞鑒，對何應欽稱敬公，顧祝同稱墨公，對白崇禧卻稱健生先生（或兄）表示不是白的部下。 他兩人的矛盾背後又夾雜著蔣介石控制軍權的因素。所以部長和參謀總長的職權劃分就不是單從理論上所能解決的。以後我轉任第三廳廳長，解除了「國防部機構綜合檢討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聽說這個問題都一直未能解決。拖到陳誠出任東北「剿總」，白崇禧出任華中「剿總」司令，由何應欽任國防部長，顧祝同任參謀總長才不了了之。國民黨也就很快完蛋了。 我一年三遷的鬧劇 * * * 人事上的爭奪，實際上就是權力分贓。國防部成立之初，各派系間，各派系內，人與人之間無不在爭權奪利。雖然煞是熱鬧，但是一次分贓總不能均勻，不能讓各方都滿意，當中必定要有若干妥協和暫時安排，這就使得有些人的交椅坐不穩，成了過渡性的「五日京兆」。有些人急不可待的要「指日高升」，不得不再次調整。所以不久郭懺代替了黃振球任聯勤總司令，方天、鄭介民升任次長，錢卓倫調總長辦公廳任廳長。這一下一、二、五廳廳長出缺。於是又颳起了搶奪狗骨頭的旋風，我也被卷了進去，表演了一場「升官圖」的喜劇。不知內幕者罵我是「十三太保，一年三遷」，「官運亨通，深得當局信任」。 要弄清我一年三遷的來龍去脈，話又得從頭說起。 當1944年陳誠代何應欽為軍政部部長時，大量任用他的十八軍幹部，這些幹部當中有幾個是陸軍大學第十一期畢業的新秀，如方天、劉雲瀚、石祖黃等。方天邀約了十一期的劉勁持、楊業孔、車蕃如、李汝和、吳伸直、杜顯信等同學，把持了軍務署。這時我在英國，並未參加競爭。方天為了減少人們的攻擊，約我回國擔任副署長，因為我是陸軍大學十期畢業的，然而我在陸大研究院第三期與劉雲瀚、車蕃如、呂文貞、石祖黃是同學，與他們私交很好，又是十八軍的幹部，在陳誠那裡通得過。這樣可避免十八軍內部的人攻擊他。及到國防部成立，某些人圖謀以「十一期為中心」占據國防部的主要職務。但初成立時，人事擺不平，要照顧的方面太多，所以只有等待時機。方天屈就了第五廳廳長，劉雲瀚任了第一廳管將官人事的第一處處長。這次一、五兩廳出缺，劉雲瀚當然想脫穎而出。第一廳對他本是近水樓台，但他卻競爭不過蔣介石妻侄毛錦彪（陸大十三期畢業）。他於是想染指第五廳。可是第五廳對於擔任副廳長的我又是近水樓台，我業務又熟悉，理應由我擔任。怎麼辦呢？於是在方天的默契下，通過郭懺把我調出五廳，轉任總長辦公廳副廳長，給他讓路。我心裡明白卻冷眼看著，默不作聲。原因是我這時心情很複雜。首先我與共產黨已取得了確切聯繫，想另找出路，當然就不積極去爭這一塊狗骨頭。這時何應欽約我去美國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中將團員，這是又拿外匯，又有物質享受，為許多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事。1945年我與董必武在重慶會見時，他曾鼓勵我去美國，一面可研究美國軍事，一面與黨保持聯繫，為中國革命下一著遠棋。我從個人角度考慮，我去美國不特可以有較好的享受，又可以跳出參加國共直接屠殺的火坑，還可以學會英語和現代軍事知識，變成美國通，將來為革命作貢獻還是有本錢。當然我很清楚與何應欽拉上關係，可能就會得罪陳誠。所以我在陳誠的親信們面前只得違心地表示不願去，一再聲言怕去了就疏遠了「辭公」（陳誠）的關係。其實我心裡明白，國民黨派系之爭，不見得陳誠便是最後勝利者，疏遠了陳誠，不就接近了何應欽嗎？問題的癥結，還在於國民黨遲早要垮台，到那時不管你歸於陳，還是歸於何都得同歸於盡。只有歸於共產黨，國家才有前途，個人才有出路。但我那時的處境，只能允許我在蔣介石、何應欽、陳誠，及以後的顧祝同之間周旋，敷衍得面面周到。與劉雲瀚、方天一夥我也打得火熱，經常同他們在一起活動。因此，沒有人識透我的廬山真面目，連白崇禧都以為何應欽拉我是挖陳誠的牆腳。在雍園一號白的公館，辦魚翅席為我去美國餞行，席上只我一人，他滿口總長長，總長短，都是指的何應欽，我假裝不明其意，並沒有露骨表態，飽餐一頓走了。 更妙的是我任第五廳廳長的經過。何應欽要我去美國基本已定下來後，陳誠於8月29日囑咐我說：「何敬公本身寬宏大度，寬大則不免用人複雜，有好人輔佐，可以為善。」要我去美國「尊重毛邦初，不可有派別觀念」。他顯然把我視為陳派里的人。8月31日，我被任命為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中將團員之後，他又令我暫緩出國，待三人會議告一段落再走。並於10月26日，委我為總長辦公廳少將（我原是中將）副廳長。我不知他為何不讓我走，而又降我的軍階。不幾天，又突然任我為第五廳廳長。一前一後真把我弄糊塗了。方天夫婦見了我，笑得彎腰駝背地說：「郭廳長，你真是雙喜臨門喲！」雙喜嘛一是升官，二是得子。我想道賀就道賀，為什麼又笑得這般模樣呢？原來他們夫婦都知道劉雲瀚為當五廳廳長已布置好了一切，只等走馬上任了。不料競被我捷足先登了，所以他們笑是笑劉雲瀚費力經營一場，卻落了空，也笑我懵懵懂懂，官運亨通。 原來郭懺他們的安排，並不是陳誠的本意，及到郭懺提出以劉雲瀚任第五廳廳長時，林蔚不同意，他對陳誠說：「郭副廳長人很活躍，才情敏捷，業務又熟，還不是你十八軍的幹部，為什麼不讓他駕輕就熟，擔任第五廳廳長呢？」 郭懺與林蔚相比，當然不如林蔚更得陳誠的尊重。陳誠聽了林蔚的話，立即點頭同意。所以林蔚一席話，打破了郭懺等幾個月的安排。林蔚為什麼支持我呢？據我所知，他對劉雲瀚的固執與不豁達是有意見的。他分工主管一、五兩廳業務，如劉雲瀚任五廳廳長，他會經常遇到麻煩。而我平時對他很尊重，業務上合作得很緊密。如我任廳長，則他辦事輕快得多，所以寧可選我不選劉。我為何尊重他呢？抗日戰爭中我任五十四軍參謀長時，一次在桂林行營開參謀長會議，林這時任行營參謀長，我聽說他是蔣軍有名的參謀長之一，會後曾向他請教當參謀長的要訣。他說：「要有戰略眼光，遇事要抓得住重點，要任勞任怨。」使我很受啟發，內心也極尊敬他。 我任廳長後「升官圖」的遊戲並未終局。劉雲瀚對第五廳廳長仍感興趣。恰好這時蔣軍向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遭到共軍的堅決抵抗，到處吃敗仗。 尤其是徐州方面戰局不佳，蔣介石極為震怒。1947年2月初，陳誠自告奮勇，親臨徐州指揮。陳誠並沒有挽回敗局，萊蕪一戰，國民黨軍六萬餘人被解放軍全部吃掉。第二綏區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軍軍長韓濬被俘。 陳誠戰敗後，國民黨軍政界為之震動，派系之爭又起，反陳派系乘機大肆攻擊，要他引咎辭職。蔣介石對他似乎也不滿。 為加強山東攻勢，蔣介石命令撤銷徐州綏署，改設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指派顧祝同，前往徐州指揮。並令第三廳廳長張秉鈞改任徐州陸軍總部參謀長，協助顧祝同。第三廳廳長出缺，陳誠對繼任人選很費考慮，郭懺、車蕃如向陳誠推薦我是「最恰當的人選」。 陳誠在抗戰期中，對我幾次提出的敵情判斷和作戰指導都有良好印象，於是欣然向蔣介石保薦我任第三廳廳長。 這是我「一年三遷」的第二遷。 1947年5月，指揮徐州作戰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在泰安、孟良崮作戰失敗後，「徐州陸總」參謀長張秉鈞堅請辭職。陪同陳誠到徐州的車蕃如，是陸大十一期畢業，又企圖以羅澤闓任第三廳廳長，造成以十一期為中心，左右國防部的勢力，遂向陳誠推薦我改任徐州陸總參謀長。陳誠極為贊成，即電令我去徐州任職。這就是我的「第三遷」。 整軍的夭折 * * * 國民黨軍隊素質很差，編制五花八門，戰鬥力很不齊，補給很不方便，而且人數眾多，軍費浪費很大。抗戰勝利後，竟把一些汪偽軍及滿洲國軍隊都收編進來，全國軍隊總人數達五百萬之多。在經濟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根本無法負擔這麼龐大的軍費。蔣介石企圖通過整軍，整掉雜牌軍，充實嫡系部隊，以便提高戰鬥力，為打內戰作準備。加之政治協商會議及三人會議召開，整軍問題便提上了日程。 1946年1月15日，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會上，提出了「實行軍隊國家化」的提案，林蔚於16日在軍政部召集會議，研究這個問題。會上一致認為：軍隊國家化，原則上應該如此，無可非議，但希望政客們不過於束縛軍人手腳，國防才有保障。我這時還沒有參加三人會議充任張治中的助手，會上我提出：第一，須解決目前國共兩黨軍隊編造的糾紛；第二，須從憲法根本解決軍事與政治的關係，使政治可以支配軍事而不妨礙軍事；第三，一切純軍事問題，如軍事幹部、軍官教育、兵役、軍訓、作戰指揮等，非政治家所能盡知，應留給軍事專家解決。 1946年1月16日，軍委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會議，討論陸、海、空軍的建軍計劃，他主張陸軍要成立20個重裝備師，軍令部次長劉斐表示異議。他認為：工業與教育是國防的基礎，而我國此刻工業沒有基礎，要想成立20個重裝備師，條件不許可，辦不到。如勉強成立，可能把國力弄得非常衰弱。我也同意劉斐的看法。我推測何應欽的這個意見可能是受美軍總部的影響。 2月5日的下午，在軍令部討論整軍問題，軍令、軍政、軍訓及政治部首腦都參加，我也在場。首先由張治中報告軍事三人小組會議非正式討論有關整軍的情況。其後，軍政部次長林蔚宣布「官邸會報，委員長已令由軍政、軍令有關各部，組織一整軍計劃小組，負責計劃整編復員及編餘軍官之安置等事宜」，並指定軍政部軍務署署長方天不在時，由郭副署長參加。 9日下午3時，整軍計劃小組宣告成立，由林蔚主持，軍委辦公廳、軍令部、軍訓部都有代表參加，辦公地點設在軍委辦公廳。 11日林蔚要我通知整軍計劃小組成員及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黃杰開會，研究委員長的整軍手令。所謂委員長的手令，大意是：「今年須裁兵三分之一，軍改為師，如有困難師可改為旅，旅轄兩團，然後將這些整編過的師分布於國防要點或鐵路公路線上，或邊區須墾殖的處所，並分別將其改為築路、墾殖部隊等。第二步將編餘的軍官重新訓練，以之分布於各軍區，徵兵入伍重組國防軍。在此三年以內，不許任何部隊募補，違者以私自招兵論罪。」 從林蔚根據所謂「官邸會報」成立整軍計劃小組和今天開會研究「委員長手令」看，可以清楚看出整軍已不是空口宣傳，而是蔣介石已有意整編龐大而缺乏戰鬥力的國民黨部隊了。 我是素來主張汰弱留強，以節約軍費，減輕人民負擔的。眼見三人會議又將展開整編統編的會談，以為國事尚有可為，當然非常興奮，一心想能把軍隊整理成能抵禦外侮的國防軍，讓中國可以立國於二十世紀而無遜色。所以我在整軍計劃小組會上主張搞徹底一點，主張軍改為師，師轄四團。林蔚意識到「阿爾法部隊」裝備素質較優，主張只縮減三分之一。 我們這些意見都是著眼於整頓充實國防軍，並以國共雙方軍隊都一體整編為原則的。我們當時並未細究官邸會報的詳情，也未理解蔣介石下手令的用意。只從本身業務出發，就事論事，不照顧當前時局，當然不免無的放矢。 果然，由於時局關係，整軍逐漸出現岔子。3月7日傍晚接到何應欽侍從參謀陳桂華電話，要我明天同第一處處長劉勁特去美軍總部出席整軍計劃會議。3月8日9時，我帶參謀高羅培到了美軍總部，同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張秉鈞、總長辦公室謝高參、陳參謀，一同開會。美國方面有三人參加，由辛克爾上校主持討論何應欽提出的整軍方案。美方人員認為何氏方案保留十個騎兵旅及12個月後仍不裁委員長行營及綏靖公署，不合三人會議所訂的整軍方案的精神。我昨天得電話時就奇怪，中國整軍會議為什麼由美軍總部召集，太無民族自尊心，太可笑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何應欽提出方案，企圖通過美軍總部好這塊招牌駭人。首先在共方代表前可以推卸責任，把整編方案之外保留十個旅騎兵及不裁撤行營推說是美方的意見；其次是窺測蔣介石的意向，向蔣介石討好，壓陳誠而插手宰割編造軍隊的大權。不料美國人不知趣，堅決反對，這天會議無結果而散。陳參謀邀我去會見何應欽，報告今日會議情形。何對於軍事小組（即三人會議）的整編統編基本方案表示不滿，認為每次會前國民黨方面都未舉行會商，是最大的錯誤。他尤其對方案未曾提及大本營直屬部隊和西北駐軍太多兩點深表不滿。對於西北駐軍太多，我也不滿意張文伯的自私。至於會前舉行會商，我雖認為必要，但是主張只邀參加會議人員會商，而不是邀各部大官光臨，因為當初誰都對蔣介石意圖摸不清楚，誰也當不了蔣介石的家，張治中直接向蔣請示，當然可以節省不必要的耽擱和麻煩。尤其張治中力求和談成功，整編及統編軍隊事宜得以順利進行，比起那些反共英雄們來有見識得多，其愛國精神也高尚得多。問題在於蔣介石意圖逐漸明朗，反共英雄們看出張治中所達成的協議，不符合反共方針，於是提出一大堆的意見。其實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留委員長行營及綏靖公署，編十個騎兵旅何用？無非是對付共產黨罷了。這不是消滅內戰，不是致國家於安定，拯人民於苦難的方針，是與整軍會談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我聽說過白崇禧建議在西北建立十萬人馬的騎兵大集團，不知何應欽此次的提議是否受白崇禧的影響）。就在當天下午，林蔚交給我一本「復員計劃」，內容事實上是一個向中共解放區進攻的計劃。這份計劃是在2月間草擬的。3月4日蔣介石批交軍政、軍令、軍訓各部秘密研究準備。三人會議起勁的在高談整軍，而蔣介石卻在準備大打內戰了。 從這以後國民黨的所謂整軍，其精神完全變了，原來三人會議整軍方案是清除國共兩黨打內戰，而國民黨整軍實質是一面整軍，一面準備打內戰。整軍的目的在於淘汰老弱，核實虛冒以節省軍費，表面上做給共產黨和民主派看，表示國民黨已在開始整軍，以模糊世人視聽。其時國民黨軍內的許多將領假借對付共產黨的名義反對整軍，同時也千方百計以整軍名義整雜牌，整別的派系軍隊而不整自己。 3月10日，何應欽又召集白崇禧、朱紹良兩副參謀總長，軍政部次長林蔚、軍令部次長劉斐、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及軍務署主辦人員討論軍務署所提出的整軍方案。經研究，大體決定：阿爾法部隊每軍編為一個師另一個旅，一般部隊每軍編為一個師。初期六個月，全國部隊均縮減三分之一，軍改為師，師改為旅，每旅兩團，後期六個月，各師均按編制編為四個團，多餘者集體轉業。這個決定是不符合三人會議的基本整軍方案的精神的。基本方案要求國民黨軍隊每月整編十二分之一。如全軍分成十期整，每月整編九個軍成師。這些師一次就按編制編成，以後不再變更，編餘軍官一次集體轉業。這樣當然比整掉三分之一，隔半年又要整編一次，不斷擾嚷好得多。然而為什麼每個軍都要分兩次整呢？無他，整軍不忘反共而已。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好盯住共產黨，到他們認為有打仗的必要時，馬上便停止整編。從實質上看，所謂的第一期整編，已不是整編，而是縮編軍隊了。 3月28日15時，何應欽召集會議，宣讀每月整編九個師的辦法及蔣委員長手令，台灣部隊先行整編。同時還討論了陸軍各部隊復員實施辦法，這一下整軍便走過計劃階段而進入實施階段了。遺憾的是各軍師整編不是按整軍基本方案一次編成為國防軍，而是各軍縮減三分之一，更不是各軍同時縮減，而是每月只縮九個軍，而且是先整在台灣的及江南的部隊。這當然是「剿共」的幽靈作怪，使整軍不能順利進行，不特如此，隨著內戰的展開，停止整編以利作戰的呼聲就甚囂塵上了。 國民政府陸續還都南京，我也於1946年5月1日隨軍政部人員由重慶到了南京。這時政府既未打開和平途徑，又未定和戰決心，整軍工作卻又正在進行，這使我迷惑不解，參謀工作無法進行。方天很敏感，怕繼續整軍責任重大，簽呈停止整軍，但未得結果。1946年6月1日，國防部成立。我任第五廳副廳長，仍承辦改組國防部及整軍業務。我記得一次在西大講堂召集軍師長開會討論整軍問題，軍師長們都怕整到自己，硬說整軍不公道，主張各軍師一律裁減三分之一，以示公允。於是蔣介石決定各軍師平均裁減。每師裁一個團。整編為旅，即二師的軍整編為步兵兩旅四團制的整編師，三師制的軍整編為步兵三旅六團制的整編師，炮、工、通、輜等軍師直屬部隊不動。以後整軍都完全照此規定進行。我記得其後蔣介石規定隴海路以南各軍都整編，因此一共整編成21個整編師（以後就停止了）。 圍繞著整軍，蔣軍內部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奇怪的是：蔣、白、陳都堅決反共，而整軍的態度各不相同。蔣介石堅決「反共」，國共兩軍在全國已廣泛展開戰鬥，蔣軍將領許多人都叫囂停止整軍，但蔣介石還是要整；陳誠希圖迎合蔣介石意旨取寵，也大聲疾呼整軍，主張對於蔣軍要整，對滿洲國及汪偽部隊更要整編。聲稱國防軍不能容納偽軍，以保持國防軍的純潔性，不特稱之為自新軍，而且所有自新軍，都只給暫編第××縱隊的番號，所有整編部隊編餘軍官，都成立軍官總隊加以收容，人數達數萬也在所不顧，因此怨聲載道矣；白崇禧認為內戰不可避免，反對整軍。我聽說他主張在西北利用馬鴻逵、馬鴻賓的關係建立強大騎兵集團，以對付共軍。蔣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蔣顧慮白崇禧利用回教（族）關係，如在西北形成強大勢力，則尾大不掉，難以駕馭。但事屬傳聞，不是我耳聞目睹。可證以白的講演，則又不能不說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蔣介石校閱華中部隊，返部後發表了演說，主張：（一）保留騎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機動力以追剿所謂「散匪」（對游擊隊的誣衊之詞）。（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調整炮兵，不應收繳舊式火炮（如晉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調整口徑（口徑不同的炮火按口徑大小調整）也不相宜，因為這樣調整一下至少也要一個半月。（三）大量裁編自新軍也不相宜，應該保留所有有戰鬥力的自新部隊，且須提高其待遇，以免為淵驅魚。他也注意機械化部隊，但認為須注意保養工廠，且須給予足夠的訓練用油，末了他還表示堅決反共。這也表明，蔣、陳、白三人對整軍意見雖有不同，但在反共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不過是具體內容，具體措施不同，殊途同歸而已。 「十三太保」與「十八學士」 * * * 我了解蔣軍上下，對於改組軍事機構，在大前提上並無分歧，只有人事上爭權奪利的鬥爭，對整軍則分歧較大，不特嫡系與雜牌之間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內部也意見分歧。由於改組軍事機構及整軍的結果，總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崗位，有些人則不免向隅。尤其整軍，要砍掉三分之一，編餘軍官就多了。為了收容這些編餘軍官，成立了大量軍官總隊，收容各地各個時期所有編餘軍官。於是北洋軍閥時代的老軍官，湘、雲、貴、川等省軍閥部隊的老軍官也都一齊收容了進來，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危害社會治安的「軍官總隊」（當時社會有五毒：「軍官總」、「省市參」、「國大代」、「婦女協」、「新聞記」）。當過軍長、師長的人哪甘心進軍官總隊呢？當然儘量找機會發泄怨氣，恰好陳誠重用「土木系」，於是有將官三百多人，其中主要是黃埔學生，悲憤填膺地到中山墓哭陵，並四處散發傳單，攻擊陳誠網羅「四大金剛」、「十三太保」，組織「干城社」。 傳單說，陳誠的四大金剛有林蔚、周至柔、羅卓英、郭懺；十三太保有方天、劉雲瀚、羅澤闓、楊業孔、石祖黃、呂文貞、趙桂森……和我；趙桂森乳臭未乾，郭汝瑰一年三遷，紅得發紫；而陳誠組織的「干城社」，其頭子是林蔚。 我記得，陳誠確想成立一個小組織，曾叫我為此先起草一個章程。當時，我給這個小組織取名為「前鋒社」，這是根據孫中山先生遺教「咨爾多士，為民前鋒」之意取的，其組織宗旨為「整頓組織，力求進步，發展工農運動，加強聯美親蘇」，陳誠看過章程後，十分贊同，但不久說委員長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不宜過於匆忙，於是作罷。但陳誠是否以後組織有「干城社」，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謎。後來，在我離開三廳時，林蔚偷偷地問我：「郭廳長，『干城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見林蔚十分認真的神態，不禁哈哈大笑著反問道：「林次長，不是謠傳你是『干城社』頭子嗎？如何反來問我？『干城社』對我來說，我也許是大門上的門——開門在內，關門在外。」不等我說完，林蔚也大笑不止，如此看來，「干城社」是否有，實無法猜測。 不過國防部成立後，確實有一小組織，那不是陳誠叫成立的，而是蔣介石親筆寫的「上諭」，叫成立「國防建設促進會」。指定18個人為籌備委員，這18個人是：賀衷寒、蔣經國、黃杰、桂永清、方天、唐縱、劉健群、冷欣、柳克述、陳春霖、侯騰、李士珍及我（其餘五人日記上未記，現已想不起，推測應有鄧文儀、劉詠堯）。1946年11月27日晚，開第一次籌備會，推定賀衷寒、蔣經國、柳克述、劉健群、唐縱、冷欣和我七人起草《國防建設促進會籌備簡則及會章》，並決定由黃杰、陳春霖、桂永清、李士珍等七人在中訓團兵役班選擇各地的幹部，以便很快返各地籌備發展組織。如果「藍衣社」及陳誠有「十三太保」的話，則這十八個人不妨稱為「十八學士」。 「十八學士」以後還開了幾次會，我記得有一次還把曾擴情約了來（曾在雙十二以後失寵，十八學士中無他）。說來說去，這些人不外黃埔學生、藍衣社分子，搞來搞去，搞不出什麼名堂，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