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六、在抗日戰爭中 （1937—1945年）

雙十二事變前後 * * * 日本侵華，九一八就開始了，儘管1932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長城抗日第二十九軍又抵抗了一陣，全國人民發出「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抗戰歌聲，但是全國性的抗日戰爭要雙十二事變後才真正開始。這是因為蔣記國民黨政權要「安內而後攘外」，對日本的進攻持不抵抗主義，在這一政策支配下，中國連年鬩牆爭鬥，日寇就得寸進尺，侵略不已，雖全國輿論沸騰，總辦不到「槍口向外」。西安事變蔣介石才被迫放棄了錯誤政策，一致抗日。 從1932年初到雙十二這一段時間，我在蔣軍陸軍大學學習和任教，這時國民黨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統一了全國，但實際上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的舊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所轄的二十九軍，山東省長韓復榘所轄的第十二軍（孫桐萱）、五十五軍（曹福林）、被蔣介石調到江西「剿共」的孫連仲部、留陝西的楊虎城部、甘肅省的鄧寶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獨立狀態。至於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廣東的陳濟棠（後余漢謀）、廣西的李宗仁、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鄧錫侯、劉文輝及寧夏、青海的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清、馬守援等地方軍閥都割據一方，表面上打著青天白日旗，但蔣介石並不能指揮調動，有的甚至公開對立。 蔣介石可以直接指揮的部隊，一般人都說有嫡系、准嫡系、雜牌三種，但事實上也沒明確的界限，大約可以這樣說： 張宗昌餘部徐源泉、孫傳芳餘部上官雲相、郭松齡餘部郝夢麟、雲南出去的范石生、貴州出去的謝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棟、賴心輝等部都是歸順蔣介石的雜牌軍隊（當然從廣義說東北軍、西北軍、桂系軍隊等也可稱為雜牌），雜牌軍隊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紀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滅的可能。有時即使不撤銷番號被改編掉，也得不到補充而日益弱小。他們知道「剿共」是借刀殺人，消耗了得不到補充，所以經常避免與共產黨（當時一般這樣稱呼紅軍）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棟的四十三軍任過無線電排長，他告訴我，有一次郭汝棟率部追擊紅軍，前衛報告追上了紅軍，郭汝棟立即下令「埋鍋造飯，吃飽了好打共產黨」。汝瑚感覺奇怪就問道：「你天天喊追共產黨，怎麼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棟忙拉他到旁邊小聲對他說：「我一無補給場所，二無野戰醫院，打下來傷兵往哪裡送？械彈向哪裡去補充。」郭汝棟這一生動例子幾乎可以代表所有雜牌部隊的心理。 准嫡系軍隊最初是北伐時期的第二軍譚延闓部、第三軍朱培德部、第六軍程潛部、第四軍的一部分如陳銘樞部等，但以後黃埔學生畢業多了，他們奔赴各雜牌軍，逐漸掌握權力，於是這些雜牌軍也逐漸成為準嫡系。 嫡系部隊，最初主要是北伐時期的第一軍發展起來的，以後新成立的部隊及吞併的雜牌軍，凡主要幹部都是黃埔學生的，都是嫡系部隊。這些部隊分別與何應欽、顧祝同、陳誠、胡宗南、湯恩伯等有特殊關係，因而嫡系部隊又形成許多派系。何應欽受蔣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張胆拉派系，但對顧祝同、劉峙及杜聿明、宋希濂、王敬久等黃埔出身的將領，他都能指揮裕如。顧祝同對蘇北的王敬久、韓德勤、方先覺等關係較深，陳誠掌握第十八軍、胡宗南掌握第一軍、湯恩伯掌握第十三軍都自成一派。蔣介石經常製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制丙。藉此以掌握軍隊，左右局勢，殊知派系林立，終釀成離心離德的結果。 雙十二前夕，馮玉祥名義上是副委員長，但實際指揮不動軍隊。 1936年12月12日南京一片平靜，我寫講義到深夜，睡得特別酣暢。13日我清晨起來去到黃泥崗買菜，見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隊伍，全副武裝如臨大敵地開赴下關。我覺得情況有異平常，一打聽才知昨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這些部隊是準備在浦口搭火車開赴洛陽前線進攻張、楊的。我頓時覺得蔣介石不被殺掉也將長期被扣留。內戰發生，兵連禍結，中國又不知道將鬧成什麼樣子。隨後聽說馮玉祥主張討伐，但當他發現他指揮不動軍隊時，聲調就低了，何應欽在嫡系部隊中坐第二把交椅，他一面調動部隊，宣布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並聲稱派飛機轟炸西安，一面電邀汪精衛返國主政（我聽說汪返國途中曾去日本勾結）。隔兩天又聽說宋美齡、宋子文等主張不打，認為打就是置蔣介石於死地，隨後聽說蔣的美籍顧問端納到了西安，繼而宋美齡、宋子文於20日、22日相繼去西安。12月25日晚十時左右，全南京城響起了一陣一陣的鞭炮，說蔣介石出來了。接著蔣介石到南京，把送他回南京的張學良關了起來，報上還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詞」。我當時地位低微，聽到這一切，仿佛是讀傳奇小說一樣，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張楊何以會「縱虎歸山」。以後才知是出於共產黨調停，以便舉國一致對日抗戰。我們一般人當時也認識「安內必先攘外」。「槍口對外」，才可不打內戰。例如1936年兩廣事變時，陸大教育長楊耿光以蔣桂雙方實際情況為想定，要我們戰術作業，定下決心，擬出作戰計劃。我們答案都是進攻，楊發表原案，卻是大軍壓迫，政治解決，一致抗日。並講評說，軍事解決，不是「中央」勝，也不是兩廣勝，而是日本勝了，我們非常佩服楊的高明。但是共產黨這次下這一著妙棋，我們做夢也未想到。我對這樣快就解決了「攘外安內」的問題，急轉直下就轉入準備抗戰，真是高興得心花怒放。 蔣介石決定抗日事雖出於不得已，但也加緊了抗戰準備。由於我們陸軍大學第十期是1935年3月畢業，十一期是12月畢業，兩期同學大多數走上了重要軍事崗位，所以我們在陸大當教官的人，消息也頗靈通，對蔣介石的抗日準備，一鱗半爪，知道不少。我說蔣介石加緊了抗戰準備，是說他這以前也略有準備，不過不積極罷了。我聽說1935年何應欽認為：如對日開戰，幾個月後就會沒有械彈裝備補給，所以軍政部在湖南株洲修建兵工被服等廠，在軍實方面做準備。成文的國防計劃，當然不可能目睹。但聽說，委員長侍從室主任林蔚擬了一個國防計劃，經蔣介石批准，大意是對華北的防禦準備，由唐生智在軍事委員會內密設執行部主管其事。在海州、徐州、開封、洛陽一線構築防禦陣地，建了不少鋼筋水泥的機槍掩體，以作陣地骨幹，在滄州石家莊線也構築了防線（陸大十期同學文小山、李荻秋在執行部任參謀，李還親身偵察各線重機槍掩體位置，知之甚詳，以上情況是他告訴我的）。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十期同學吳光朝任其參謀處長）負責南京近郊及鎮江、句容等地國防工事。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主持錫澄線（無錫至江陰）以東至淞滬等地國防事務（原因是一·二八他曾率第五軍在淞滬協同十九路軍對日作戰），在青陽港西岸、吳（江）福（山鎮）線及錫澄線構築國防工事。張初先在中央軍校設高級教官室為秘密辦理國防事務的參謀處，由陸大十期同學童元亮以少將步兵科長名義主持業務，陸大十期同學史說、方傳進、沈蘊存、陳保生都以戰術教官擔任參謀。1936年雙十二以後，張治中在蘇州成立京滬警備司令部，張任司令，以中央軍校教育處長徐權兼參謀長，童元亮兼參謀處長，龍矯、史說相繼任第一科（作戰）科長，唐化南任參謀。他們都是我陸大十期同學，從他們口中我概略知道經蔣介石核准的張治中的作戰計劃，是先作所謂掃蕩戰，消滅日軍在虹口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及楊樹浦公大紗廠的日軍部隊，然後封鎖長江，堅守海防。張治中集團的右翼由張發奎任蘇浙邊區司令，駐嘉興，擔任澉浦、乍浦、嘉興地區國防工事的構築。 與此同時蔣介石承認了陝甘寧邊區，停止了對紅軍的進攻，釋放了大批「政治犯」，當時稱為愛國七君子的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被釋放了。為了解除後患，蔣介石對一些可能叛變，供敵人利用的老軍閥、政客，也分別情況，一一進行了處置。 老軍閥孫傳芳，自從他的部隊被北伐軍打垮以後，一直寄居天津，他是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與日本人一直有往來。蔣也恐他給日本人當傀儡，便由軍統秘派一個叫施劍翹的女子去把他殺了。 唐紹儀是一個老政客，他和孫中山是同一時代的人。唐自從被迫辭去袁世凱政府的總理職務以後，再沒有重上舞台的良機，當見時機已到，便向日本帝國主義搖尾乞憐，這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實在是一拍即合，於是，他們便暗中勾結起來。如果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其影響之大，危害之烈不可估量。但蔣介石畢竟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對此早有預料，並派特務趙理君去把他殺了。 段祺瑞與日本軍國主義關係頗深，蔣介石擔心在全面抗戰時，段可能被日本利用，於是便利用他曾在保定軍校學習過幾個月，段是保定軍校監督的往事，與段拉師生關係，寫信給段，稱段為老師，問段還記得「蔣志清其人乎？」並說日本人快來了，特迎接老師到後方安全地方去。這就安定了段祺瑞，終未受日本人的利用。 蔣介石就是這樣，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能拉的就拉，能殺的就殺，必要時也可以拿錢收買，制服了一批人。 抗日戰爭以前，國民黨的中央軍事體制是仿照日本的，主要如下： 軍事委員會　　　委員長：蔣介石 下設 辦公廳　　　　　主　任：朱培德 參謀本部　　　　參謀總長：程潛 軍政部　　　　　部　長：何應欽 訓練總監部　　　部　長：李濟深（唐生智？） 副部長：周亞衛 軍事參議院　　　院　長：陳調元 兵站總監部　　　部　長：俞飛鵬 銓敘廳　　　　　廳　長：委員長侍從室主任林蔚兼 七七事變時廬山所見 * * * 我在陸軍大學第十期頗受歧視，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我是黃埔五期政治科在武漢畢業的，有共產嫌疑，思想惡化（當時把抽鴉片一類人稱為腐化，把思想進步一點的人稱為惡化）。因此，當時加入了藍衣社的同學們不准吸收我，還監視我。第二嫌我調皮搗亂，不服管教，不好駕馭，其實我只是心直口快，好辯論，不看風色，有理的事要爭到底，見不平的事好出來說話而已。我進校第一天，王澤民教育長點名，把我名點漏了，我就質問：「報告教官，為什麼沒點我的名？」「你看！就是你把秩序弄亂了！你叫什麼名字？」他不喜歡我稱他「教官」。「我叫郭汝瑰，不是我把秩序弄亂了。」他於是重新點名，點到我名字時，他又漏掉了，我於是抓住機會說：「報告教官，不是又把我點掉了嗎？」於是引起了一陣笑聲，有人就覺得這小傢伙調皮、犯上。第三，我是從雜牌部隊來的，我的中校參謀底缺（領薪的單位）在川軍郭汝棟的第四十三軍。 儘管如此，有的同學還是認為我能幹，學術上有一套。我同班的一個同學曾粵漢，就認為我思想雖「不正常」，但很能幹。 曾粵漢進陸大前是陳誠的下屬，畢業後任十八軍十四師的師參謀長，那時人們認為，帶兵的職務比不帶兵的職務要強些，因此，曾不願任師參謀長，而願調任四十二旅旅長。十四師缺師參謀長，要有人頂替他才能脫身，曾粵漢便將我介紹給十四師師長霍揆彰，霍向陳誠匯報說：「此人能幹，只是有一點不好，思想左傾一點。」 陳說：「年輕人嘛，叫他來嘛，那有什麼關係，年輕人就是要思想左傾一點好嘛。」 曾粵漢這樣告訴我，並約我於1937年3月專程去湖南嶽陽部隊駐地見了霍揆彰一面，我認為十八軍標榜「不要錢」，可能是一支較好的抗日的軍隊，亦表示同意。5月，我就正式調離陸軍大學，到常德任十八軍十四師參謀長。 我任職不到兩個月，7月初，蔣介石在廬山辦「軍官訓練團」，我又被派往「軍官訓練團」將官隊學習，地點還是五老峰下的海會寺。這次訓練中，沒有再講「剿匪」戰術，而主要是宣傳抗日了。蔣介石並且邀請學者名流，在廬山商談國事，針對日軍對平津的進逼發表談話說：「如果日軍進攻宋哲元的軍隊，就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將奮起全面抗戰。但同時他對日本帝國主義也還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談話也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妄談犧牲。」 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要求全國奮起全面抗戰 1937年7月7日晚，盧溝橋事變發生，從而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消息傳到廬山，蔣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師，關麟征的第二十五師北上助戰，這時李默庵、關麟征恰好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他們出發時，我們訓練團召開歡送大會。關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說：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殘殺我人民，現在又繼續向華北侵略，令人忍無可忍，我誓遵委員長命令，與敵人血戰到底。然後大家齊聲高唱： 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要捍衛祖國，我們齊赴疆場。 歡送大會，抗日氣氛很濃。我也禁不住流下了興奮的熱淚，心想當兵十餘年，光打內戰，這次能對外作戰，總算不虛此生了。 因戰爭已打響，訓練團不久就結束了。我同全師受訓軍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漢時得知十四師奉令開河北長辛店，部隊已由常德出發，我們就在武昌等待部隊到達，然後一同由漢口大智門車站登車北上。我的愛人方學蘭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車，方學蘭問： 「不知這戰爭哪年才能完啊？」 「像哥哥這樣的軍官死三百個就差不多可以結束了。」我三弟調皮地逗她。她眼淚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來，我連忙叫他們走了。我從此踏上了抗日征程，開始了八年抗戰生涯。 淞滬戰役 * * *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運十四師的兵車，黑煙滾滾，晝夜飛馳，殊不知師部列車到達永年車站。忽然接到蔣介石電令：「原車南下，開蘇州待命」。於是我們掉轉車頭轉津浦路向蘇州急駛。車到南京我與師長霍揆彰一同進謁何應欽。何向我們說：「得情報日機今日首次襲擊南京，你們要注意防空。」所以我們入暮才開車。到蘇州第三戰區前方指揮所，見到第九集團軍總部參謀處長童元亮、作戰科長史說及方傳進、沈蘊存、唐化南等一批同學。經他們的介紹，我才清楚了全國的情況。 抗戰開始，蔣介石將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大本營（以後又改稱軍事委員會），主要機構和人選如下：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參謀總長：何應欽 副總長：白崇禧　程潛 參謀本部改為軍令部　　　　部長：徐永昌 軍政部不變　　　　　　　　部長：何應欽兼 訓練總監部改為軍訓部　　　部長：白崇禧兼 軍事參議院不變　　　　　　院長：陳調元 辦公廳不變　　　　　　　　主任：徐永昌（賀耀祖） 新成立一個政治部　　　　　部長：陳誠 副部長：周恩來 新成立一個軍法執行總監部　部長：何成濬 銓敘廳不變　　　　　　　　廳長：林蔚 兵戰總監部改為後勤部　　　部長：俞飛鵬 委員長侍從室不變　　　　　主任：林蔚 （見附錄《1937年8月國民革命軍戰鬥序列表》） 八一三之前，因受一·二八戰後所訂淞滬協定的限制，安亭、太倉停戰線以東，中國不得駐軍，上海市僅保安隊兩個團，戰鬥力不強，不足以執行掃蕩任務，於是張治中向蔣介石建議，以黃杰的稅警總團獨立旅鍾松部化裝為上海保安團，進駐上海，蔣介石答應了。當夜何應欽與張治中一同由蔣介石處告辭出來時。何拍張治中的肩膀說：「文白，這是要出事的呀！」這個旅進入上海，一部進駐虹橋飛機場。日久果然日軍微有所聞。8月7日，日虹口司令部派軍曹大山勇夫（有人寫資料誤以大山勇夫為中尉，其實軍曹相當於當時國民黨軍隊的中士）乘機踏車到虹橋偵察。他蠻橫無理，非要進入機場不可。當他強行闖入時，被化裝的保安隊士兵開槍擊斃。事後，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處長童元亮與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商量，將判死刑的犯人化裝為保安隊士兵槍斃後，陳屍於大山勇夫屍側，通知日軍，說大山勇夫先擊斃我門哨，我戰士還擊，才將大山打死。日軍要派租界法醫驗屍，我方堅持在中國境內應由中國法醫驗，爭執不決，形勢日趨緊張。8月11日晚，蔣介石下令，命張治中的八十七師由江陰、福山以汽車運送至楊樹浦；八十八軍由蘇州開閘北、虹口；三十六師由無錫火車運輸到江灣。與此同時蔣介石並準備沉船封鎖江陰的長江航道。使日本長江以內艦艇，部隊無法逃走而將其全部殲滅。殊不知汪精衛行政院的主任秘書黃某，將此消息密告日軍。日軍得此消息，一夜之間，即將江陰以上長江內艦艇及漢口日租界海軍陸戰隊撤到上海，致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兵力增到四五千人之多。8月13日，我軍未進攻而日軍就先啟戰端了。8月14日我空軍到滬轟炸，我軍開始進攻，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堅固，我軍未能突入，楊樹浦方面攻到匯山碼頭，又被迫退了出來。新成立的杜聿明的裝甲兵團的兩個戰車連，在這次戰鬥中，損失殆盡。日本國內增援部隊迅即到達，於是雙方陸續增加部隊，而戰爭激烈展開。 淞滬會戰要圖 1937年8月14日，日軍炮彈在上海南京路爆炸後造成的慘狀 （一）羅店之戰 我所在的十四師之所以由平漢路方面開回上海，就是由於陳誠預定任淞滬戰場左翼兵團總司令。他要集中使用他的基本部隊的緣故。 陳誠指揮的左翼兵團負責防守寶山、羅店、瀏河口、白茆口、福山、太倉、嘉定、劉行、楊行地區，以保障張治中中央兵團側背。這是鑒於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日軍白川大將便派兵從瀏河口偷襲登陸，抄十九路軍後路，從而迫使十九路軍從上海撤退的慘痛教訓，防止敵人抄襲而採取的步驟。所以我師一到達蘇州，即奉命開赴常熟警戒白茆口到江陰一帶江面，以防日本人登陸。 上海正面，張治中的中央兵團雖攻打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未克，但日軍向我發起反攻時，中央兵團各師採取街市防禦，敵我之間一棟房子一棟房子地爭奪，戰鬥十分激烈，彼此傷亡相當，日寇進展困難，於是，便迅速調兵增援，在川沙口偷襲登陸，直攻羅店。 羅店是左翼兵團十八軍李樹森的六十七師在那裡駐守。李遭敵強烈炮火襲擊，支撐不住，撤出羅店。戰鬥進行之中，我十四師奉命增援，十四師編制，有四十和四十二兩旅，每一個旅有兩個團。此時，四十旅的八十團，四十二旅的八十四團防守江岸，尚無部隊接防不能撤。故我師只有七十九、八十三兩個團由常熟出發，星夜兼程直奔羅店，到達嘉定城後，發現羅店雖被日軍占領，但未繼續進攻，六十七師部隊仍在羅店南與敵對峙。師長霍揆彰同我研究作戰方案，我講：「我們雖然只有兩個團。但右側方是我們的六十七師，現在是晚上，敵人不知道我們增援上來了。因此，我們可乘日軍立腳未穩之時，拿一個團正面進攻，另一個團迂迴到敵背後，兩團夾擊，六十七師佯攻配合，定可奪回羅店。」師長對此作戰方案表示贊同，乃命高魁元的八十三團由西向東正面進攻羅店，闕漢騫的七十九團迂迴包圍。六十七師協同我作戰，在右側方佯攻。 這時候，我剛到十四師任師參謀長不久，在官兵中尚無威信可言。因此，師下屬個別軍官對我的作戰方案表示懷疑，闕漢騫就以要我給他劃戰鬥地境線為藉口，不願接受命令。副師長凌兆堯聽見後反駁闕說：「迂迴部隊就根本不劃地境線嘛，兩個團又不是並肩作戰，要什麼地境線？」闕無言對答，只好帶著部隊勉強地出發了。 高魁元接到命令後，帶領全體官兵從正面向羅店發起了進攻。羅店的西側橫隔著一條小河，擋住了我軍前進的道路。八十三團正面河面上有一座橋，但早已被敵人輕重機槍火力所封鎖。我軍雖數度向這座橋發起衝擊，均被敵人打退，死傷慘重，進攻頓挫。 這是由於那時，國民黨軍隊沒有經過嚴格訓練，進攻戰鬥動作不行。同時，以前從未遇到過這樣激烈的戰鬥，士兵們缺乏戰鬥經驗，加之山炮營尚未到達，進攻又無炮兵支援，我血肉之軀，怎敵得過敵人無情的炮火，於是幾百個士兵就在橋頭作了壯烈的犧牲。 造成進攻失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闕漢騫沒有嚴格執行命令。闕在接受命令時就表現得不堅決，他的部隊迂迴到敵背後時，敵人並未發現他們。但闕並沒有立即帶領所屬三個營的兵力向敵人進攻，因羅店背面也隔有一條小河，他只命令第三營過去，其餘兩個營原地待命，第三營的士兵們找了一些桌子、門板、板凳搭了一個臨時浮橋，就順利地到達河對岸，敵人也未曾發覺。他們一舉搗毀了敵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號），並繳獲了敵人大量的服裝，背包、味精醬油，正宗酒等物品。但是正面槍聲激烈，情況不明，不敢前進。於是，他們找了一塊方圓不到兩公里的竹林，到裡面藏了起來。 十四師司令部設在嘉定城內，攻打羅店時，師指揮所推進到施相公廟，部隊向羅店發起衝擊，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師指揮所接到從嘉定城內打來的電話，說陳誠要上前線視察，師長叫我回去接他。 我回到嘉定城內，片刻，陳誠來了，我以香茶相待。陳問：「這兒離前線有好遠，汽車能不能去？」 我答：「不遠，汽車能去。」 我便同陳誠一道坐小車來到施相公廟。陳聽到前線槍炮聲十分猛烈，而司令部就在敵人的大炮射程之內，感覺有點震駭，急忙對師長說：「嵩山，你這個指揮所太靠前了，日本人的飛機厲害得很，一到天明，他飛機一炸，我們就會潰不成軍，趕快撤下去。」說完就離開了指揮部。 中國軍隊在羅店之戰後繳獲日軍的步槍和機槍 陳誠來前線視察，不鼓勵士兵們奮勇殺敵，反而叫部隊撤退。師長霍揆彰聽陳誠這麼一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陳剛走，師長就立即給正面進攻的八十三團下達了撤退命令，而迂迴的七十九團與師部電話老叫不通，命令不能下達。霍竟要丟下這個團不管就要走。我說：「整整一個團丟下不管怎麼行？」霍不聽，與副師長凌兆堯坐上小車就跑了。我一直等到把七十九團電話叫通，下達了撤退命令後，才離開指揮部。 當時，情況並不十分危急，師長竟置一個團的士兵生命於不顧，甚至連參謀長也不要了，實在是叫人哭笑不得。我離開指揮部後，步行了好幾里，才到一條河邊追上他們。他們大概認為這裡比較安全了，又才停下來等我。天明前，我們回到嘉定城，打電話問前方情況，知道八十三團已撤退下來，犧牲了二百多人。七十九團兩個營完完整整地撤退下來了，但第三營還未撤下來。傍午才知道，該團因第三營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天剛亮，敵人就發現了他們，敵人用大炮，輕重機槍一齊向他們開火，並動用飛機對這一片竹林狂轟濫炸。在這片方圓不到兩公里的竹林上，丟下了數十枚炸彈，部隊立腳不住趕忙撤退。來到河邊，原來搭的臨時浮橋本來就不堅固，有些門板、桌子早已被水沖走，渡河困難，加之敵人在後面追趕，部隊一片混亂，又有不少士兵被敵人打死，或負傷後掉入河中淹死了。第三營的李營長也在此陣亡，生還者不到半數。 時隔不久，日軍又從寶山登陸，攻打寶山縣城，周磊的第六師在寶山苦撐一周，傷亡殆盡奉命後撤。夏楚中的七十九師（屬陳誠十八軍系統）又在月浦一線與敵人交鋒，夏與日軍作戰數日，傷亡很大，呼叫十八軍軍長羅卓英，請求增援。夏說：「我的人犧牲完了，沒有人了。」羅說：「你是什麼？難道你不是人？你就在那裡給我頂住。」 （二）南塘口之戰 此時，十四師已將羅店方面的防務交給十一師及六十七師。全師兩個旅四個團，在南、北塘口顧家角及其以南地區擺成一線，等候七十九師被消滅後，迎擊日寇進攻，四十二旅旅長曾粵漢食慾大減，夜不能眠，有些膽怯，不願當旅長。師長怕他誤事要副師長去代理，可副師長卻說：「這種狀況叫我去，我才不干呢。」師長問我願意否？我說：「為國家打仗嘛，怕什麼？我去。」我便同曾對調，曾粵漢當師參謀長，由我代理四十二旅旅長。當我率十四師四十二旅在南塘口一線布防時，夏楚中向我通話，埋怨羅卓英說：「我給羅卓英打電話，請求派兵增援，他派一個班的人來我也不嫌少，他卻一個人不派，還問我是什麼，媽的屄，我當然是人囉。」我聽後將此事告訴了師長霍揆彰，並說：「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們乘日軍進攻夏楚中時，派兵夜襲進攻月浦之敵的右側背，去一個團，一個旅都行，我願意帶去。」師長不敢做主，叫我直接請示羅卓英。殊羅說：「你不明白現在是持久抗戰，要一線一線地頂，以爭取時間。」 我說：「以攻為守，一樣可以爭取時間，我們加一個部隊上去，假如把日本人打垮了，他退下去了，我們實際上就爭取了時間，即使不打垮，給他以很大的傷亡，他的進攻速度也就慢了，這與持久抗戰並不矛盾。」 羅說：「你沒有弄清楚上級的意圖，不准你亂動，擅自行動要受軍法制裁。」我的意見未被羅採納，故只好死呆在南塘口、北塘口、顧家角一線，等日軍來進攻了。 月浦離南塘口、北塘口僅十五里之地，夏楚中師被打垮後，我們就成了敵人進攻的目標。1937年9月13日（陰曆八月初九），日軍正式向我陣地發起進攻。這一天，正是我三十歲的生日，我開玩笑說：「有這樣多的日本人給我放炮做生，自感洪福不淺。」接著連日數十架敵機在我陣地上狂轟濫炸，我指揮所又在敵炮射程之內，炮聲震耳欲聾，死神時刻在等待著我。一次，一顆炮彈正巧落在指揮所內爆炸，塵土飛揚，房上的瓦片稀里嘩啦掉了下來，我等竟無一人傷亡，亦云幸哉。有人湊趣引八十三團團長王中柱的話說：「哎，這炮聲這麼凶，叫人什麼名利心都沒有了。」我拿起一個鋼盔往頭上一戴，也開玩笑地說：「我什麼也不顧了，但是，我的頭也還是要顧一下。」眾人一聽，一陣苦笑。敵人總是炮擊後就要衝鋒，我軍如頂住了，就再進行炮擊，然後又沖，戰鬥異常激烈。每到下級營、團長叫喊頂不住了，或一部潰退下來，我就出掩蔽部督戰，指揮作戰時，總急得我滿頭大汗，汗水變成水蒸氣蒸發到鋼盔上，然後又變成水順著鋼盔邊沿流下來，如同下雨一般。由於我軍只要堅持到薄暮，敵人就停止進攻。所以下午不斷看錶，望太陽落山，但每看錶一次時間都不過過去五六分鐘，真是度日如年。副師長凌兆堯一次上前線視察，見到這種情形，急忙要離開前線，他的衛士倒還想得很周到，特地給我帶來了兩個蘋果。 八一三抗戰中在上海街頭戰鬥的中國士兵 在這次戰鬥中，我配備一個團正面與敵人作戰，另一個團作預備隊，若第一線團陣地失守，我就立即命預備隊以一個營進行反衝擊，復又將陣地奪回。但傷亡很大，一個團連沖三次就快搞光了。充預備隊的八十四團一營營長宋一中，個子矮小，他帶一個營反衝上去後又被日軍打退，我即命士兵將宋綁起，送來槍斃。宋營長苦苦告求，我說：「那你就回去恢復陣地，喪失陣地的就殺頭，沒有第二個辦法。」宋營長心想，喪失陣地是死，與敵人作戰也是死，不如為國捐軀。他又帶領士兵們沖了回去，果然把陣地從敵人手中奪了回來。傷亡僅幾十人，他本人不但沒有死，甚至連輕傷也未曾負，但幾天以後，他卻癱了。當時戰鬥之激烈，可以想像。 戰局危急之時，八十四團團長鄒毓南力主退卻，我說：「那怎麼行。」立即拿出紙筆，給師長寫信留下遺囑。大意是：「我八千健兒已經犧牲殆盡了，敵攻勢未衰，前途難卜，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晉見鈞座。如陣地失守，我也就戰死在疆場。身膏野草，再無見面之期了，他日抗日戰爭勝利後，你為世界名將，乘艦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我有兩支鋼筆，請給我兩個弟弟一人一支，我那隻手錶就留給我妻子方學蘭作紀念。」這位團長看了我的遺書後，無地自容，即返前線，我亦親臨前線督戰。有一次，我見一個廣東教導旅的幹部臨陣脫逃，拿出手槍正準備向他開槍，他急忙衝到我的面前，用手將我的手槍托起，跪在地上說：「我家還有老母啊！」 「混賬！」我一邊罵一邊用力踢了他一腳，他順勢在地上一滾，爬起來就跑，我見他返回陣地，也就沒有再向他開槍了。 一天，在我旅與四十旅戰鬥分界線顧家角南的四十旅防禦陣地一側，垮了一個缺口，敵人鑽了進來，我向師長報告說：「右翼進來了一股敵人，好像是在四十旅的地境線內。」師長左袒闕漢騫，打電話給闕。問究竟是哪旅的正面被突破了？ 「郭旅長，你沒有查清楚，是誰的地境，怎麼就往上報呢？闕漢騫認為我中傷了他，很不示弱地打電話質問我。 為弄清情況，以免引起內訌，我對一個姓劉的傳令兵說：「你敢不敢上前線去，查明敵人是從哪個旅正面進來的？」 傳令兵：「我敢」。 我又問：「到顧家角呢？」 傳令兵：「我也敢。」 我繼續問道：「那麼到連部呢？」 傳令兵：「敢」。他回答很堅決。 我說：「那好，你去吧！」 傳令兵接受任務後，即刻出發，天還未亮便從前線返回來了。他不識字，畫了一張草圖給我，圖上畫有一座橋，橋的右側方畫了一個醒目的大箭頭，而我旅與四十旅正以橋為界，橋左側屬我旅，橋右側屬四十旅。我將此情況報告給師長，並說：「我不是與闕旅長爭輸贏。敵人打到了我的正面，我也要垮下來。打他那邊，堅持不住，也沒有辦法，補救就是了。」結果，四十旅喪失陣地的那個營長被革了職。 本來，闕漢騫的四十旅，在我右翼、六十七師胡璉旅在我左翼，連日戰鬥的結果，陣地逐漸後移，但旅部硬頂住不能退。於是他二人來到我的掩蔽部，三個旅長共用一個指揮所，指揮所設在郭家宅。 戰爭正激烈進行時，一天，六十七師前線的一個團長給胡璉打電話說：「我沒有子彈了。」 胡璉說：「沒子彈怎麼？我還是沒有子彈。」說完把電話丟了。 我在旁聽見後，馬上對胡璉說：「伯玉，不行囉，他藉故說沒有子彈了，退下來，你把他沒有辦法，將來這個賬難得算。你趕快打電話給他，就說郭旅長的子彈運來了，大家分到用，快回來領。」我的子彈確實剛運到。其實，那個團長要子彈是假，藉故是真。運了一些子彈上去，再沒有藉口，他又穩住了。從此，胡璉常常對人講，在那麼緊張的場合下，郭汝瑰能夠想到這些，出乎他意料之外。 這一仗打得十分艱苦，國民黨的部隊與日軍作戰時，最不講究做工事，戰壕挖得既不深，又不堅固，同時也很暴露，敵人一眼就能看見我們戰壕在什麼地方。而日軍訓練有素，作戰不慌不忙，首先對我陣地用炮猛烈炮擊一二小時，戰壕里的士兵多數被破片所傷，我下級官兵又缺乏戰鬥經驗，凡遭敵強烈炮火襲擊，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里去藏，這正是敵人求之不得的，敵人將所有的炮都對準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彈巢，往往傷亡很大。這時候，敵人開始衝鋒了，往往一衝就垮，如沖不垮，他又退下去再炮擊。敵人衝鋒時，我方即用輕重機槍猛打，而敵人的「三七」平射炮又是專門對付機關槍的，很快就能瞄準，只聽見「卡……孔」一聲，機槍就完了，士兵們都叫它「卡孔」炮，確實很厲害。敵人實在太猖狂，可我師一個山炮營一共卻只有八門大正六年式山炮。口徑很小，射程又短，東一炮、西一炮，打得很不解恨。一天晚上，我命山炮營長將八門山炮集中「放列」。急襲射擊三分鐘，營長很害怕，但軍令如山，他不敢違抗。八門山炮朝著敵人的陣地一齊開炮，僅五分鐘就打了一百來發炮彈。敵人迅速用光測，雙曲線交繪法，很快測出我炮兵陣地所在，幾分鐘後就行制壓射擊。敵人集中火力向我炮陣地開炮，下了四五分鐘的炮彈雨，地都震動了。幸虧是夜間，敵人目標不准，我方僅傷亡十幾人，山炮完好無損。但從此以後，山炮營就再也不敢集中射擊了。師長知道後對我說：「你不要勉強，我們是劣式裝備，兩傢伙打爛了，我們就沒有了。」 9月17日（中秋節），我部接到撤退命令，我八千多人的旅，撤下時只有兩千多人了，而且多是一些傷號和炊事員。36挺重機槍，都打壞了，把打壞的槍互相拼湊，亦只有4挺機槍還能用，其餘概被敵人「三七」平射炮所打壞。唯有迫擊炮連的炮，一門也沒有壞，且傷亡很少，我問迫擊炮連的張連長：「你是怎麼打的？」 張說：「我把迫擊炮連陣地設在一片開闊的棉花地內，對敵人打炮時，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連打幾炮，就搬幾十到一百公尺又打，敵人就拿我沒有辦法了。」 我部下撤，交防給第四軍，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很自負，還以北伐時的「鐵軍」自居，他用指責的口氣對我說：「你們這個仗打笨了，應該進攻。」 我說：「對，應該進攻，專守是一件笨事。」 後來，張德能果然進攻，但沖不動，垮了下來。張德能一垮，蔣軍將領就說進攻不行了，要持久還是只有死守好，其實，並非張進攻有錯，而是張進攻不得法。記得王耀武的五十一師在施相公廟與敵人作戰時，王每日夜襲都可搞得十支八支步槍，或打死幾個敵人，或捉一個把俘虜回來，王耀武師既能如此，若張德能部進攻得法又焉有不同之理？ 張德能部打垮後，後一線的部隊又與日軍抗衡，同樣，只知道死守。蔣軍第一流部隊一般只能硬頂七天，就犧牲殆盡，胡宗南部守劉行，只三天就潰不成軍。唯西北軍王修身部（雜牌）因工事堅固在劉行頂了九天，裝備好的部隊不如裝備差而做工事能力強的部隊。 闕漢騫最初老跟我過不去，我當師參謀長時，他就經常拿我在陸大時講的歐洲戰史來譏諷我，說：「參謀長，你開口興登堡，閉口坦侖堡，」「參謀長，這前面你還敢來呀？」 我說：「為什麼不敢來？」 南塘口這一仗，我與他同當旅長，曾經共用一個指揮所，他見我作戰時將生死置之度外，敵人的炮彈打中了指揮所，我仍從容不迫，照常指揮，從此，他不小看我了，與我感情很好。 經過七天七夜的戰鬥之後，我的喉嚨腫了，嗓子啞了，說不出話來，拿電話筒的手痛得抬都抬不起來。中秋節晚上部隊下撤時，皓月當空，我與闕漢騫騎馬並肩而行。一路上，他興致勃勃，問這問那，好像這時候他才剛認識我一樣，而我卻在馬背上瞌睡矇矓，也不知與他談了些什麼。 在這激烈的戰鬥中，愛國團體組織了許多慰問團，宋慶齡、何香凝也專門組織了一個慰問團到前線來慰問，並給前線士兵送來了白蘭地酒和三炮台香菸等物。我本來不抽菸，但這時不斷抽菸、喝酒、尋求刺激，何香凝還送給了我一件毛線衣（以後我珍藏很久）。親人的慰問，更增添了我前線官兵殺敵的勇氣和決心。 淞滬會戰中上海民眾代表勞軍 （三）守南翔 十四師在太倉經過一個月休整補充之後，又奉命守南翔，我又回任師參謀長。四十二旅旅長由羅廣文接替擔任。 十四師部隊到了南翔，立刻占領陣地，這時天氣已經有點冷了。當我們暗夜經過十五師的陣地時，流著汗拚命作工事的十五師戰士問：「喂！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我是你們的哥哥，怎麼都不知道啊？」霍揆彰一邊走，一邊轉過他那肥胖的身體回答，十五師的戰士聽了以後不很高興，霍揆彰接著說：「我們十四師，你們十五師，怎麼不是你們的哥哥？」 十五師的戰士聽後，一個個都大笑起來，一個人說：「這傢伙是個大官！」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我們也就漸漸走遠了。 我們在南翔嚴守陣地。敵主攻是由大場方向南下，所以十四師正面戰鬥並不激烈，這時羅卓英在廣福鎮指揮，一夜要我去開軍事會議。羅卓英說：「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認為專守防禦不是辦法，主張廣東部隊到達，即進行反攻。辭公（指陳誠）要我們研究，如何反攻為好，以便向上級反映意見。」我們研究結果，認為正面應在蘇州河堅決抵抗，側面由南翔到羅店應全面反攻，重點應保持在廣福鎮方面，廣東新銳到達，即應使用於廣福鎮地區，向大場方向衝擊。七十九師師長夏楚中也參加了會議。他的部隊正在廣福鎮正面，他認為這是向堅固陣地進攻，主張把部隊分成幾個波向前衝去，第一波到達指定線後，即構築工事，鞏固占領地區，然後第二波又向前衝擊。如此各波交換向前直衝到敵炮兵陣地。他是想他的部隊作有限目標的近距離進攻。 會後不久，廣東部隊一五九師、一六〇師在南翔東發動反攻（實際是反突擊），一夜之間，便垮了下來。廣東戰士確實勇敢，但戰場紀律很差，潰退下來的士兵經過十四師防守地區時，成群向後亂闖，口頭不斷地用廣東話叫：「沖啊！耶瓮構（一五九）耶落零（一六〇）！」 在我們的陣地後，他們亂放槍，不論敵機高低遠近，都輕重機槍，步槍齊鳴，初先我們不知道原因，誤認為敵人插到了我們後方了，經查明才知廣東部隊打飛機。 這次是淞滬戰場三個月戰鬥中的唯一的一次反突擊，事後史說告訴我：「廣東部隊到上海時，士氣很壯，白崇禧親自到張治中司令部與張商量反攻，張治中與童元亮均不十分同意，白又問我，我力主夜間反攻，白同意，他親自指揮。但部隊不熟悉陣地進攻的方法，不知壓制消滅敵人火力點，而只憑血肉之軀猛衝，故傷亡甚大而潰退下來。我們陸大同期同學官惠民團長、夏國璋旅長均在這次戰鬥中以身殉國。」 我認為這次反突擊失敗，戰術戰鬥上都有錯，但戰略上的錯誤最大。如果不只在南翔以東正對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實施反突擊，而是保持主要突擊於廣福鎮、大場方向從南翔到羅店都放棄陣地全面反攻，敵人側背到處有弱點，則給敵人一定的打擊是可能的。事後有人告訴我，原來也準備由廣福鎮方面反擊，但南翔以東正面堅持不住了，所以急急忙忙把一五九、一六〇兩師對著敵主攻方向反擊。這是主力對主力的頂牛戰術，不要說是劣勢裝備與優勢裝備之敵作戰，就是同等裝備之敵作戰，這樣搞也會敗下陣來。 淞滬一帶，港叉縱橫，便於國民黨軍隊利用小河溝一步一步地頂，雖然遭受很大的傷亡，也給敵人進攻帶來很大困難。日軍在上海作戰兩月，進展緩慢，於是，敵人潛行到我防備最弱的金山衛登陸。金山衛屬於右翼軍張發奎的地境，這方面多是一些雜牌部隊。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對金山衛疏於戒備，所以我駐金山衛的部隊倉皇應戰，終因寡不敵眾，彈盡人亡，遂使金山衛落入敵手，張發奎即命部隊堵塞突破口，終歸徒勞。這時候，上海正面作戰的朱紹良集團（接替張治中）幾十萬國民黨軍隊有被日軍截斷退路之危險，而蔣介石仍不實施戰略退卻，一心想再頂幾天，堅持到九國公約在日內瓦開會，依賴九國公約強迫日軍退兵。敵人登陸成功後，繼續向前推進，幾天以後，就占領了松江、青浦。蔣委員長這一下就慌了手腳，立刻下達撤退命令，一聲令下，前線數十萬軍隊，頓時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來。在一條鐵道線上和一條公路上到處都是潰退的士兵，加之敵機轟炸、人馬踐踏，秩序更亂。 不知何故，我師一直未接到撤退命令。此時，廣東葉肇的六十六軍在我左側，離我師尚近，我便向六十六軍參謀處長郭永鑣（我陸大十期同學）通話，問：「撤退有我們沒有？」郭說：「全部撤退，你們十四師經青羊港，崑山往下撤。」我將撤退命令記錄下來，天黑時，我師亦開始撤退。 敵人占領青浦後，又派出一支小部隊夜襲安亭，並搗毀了薛岳的軍團部。薛岳泅水逃脫，我們撤退路過安亭時正與其相遇，見他凍得縮成一團，狼狽不堪。霍揆彰（進攻羅店時已任五十四軍軍長，但仍只指揮一個十四師，所以他仍在十四師），忙將自己大衣脫下給薛岳披上。 薛岳的司令部被敵人打垮後，士兵們不知敵人虛實，一個個聞風而逃，公路上的十幾個師遠遠望見安亭起火，也以為敵人大部隊至此，又都橫朝鐵路線上亂跑。簡直是草木皆兵，風聲鶴唳。恰巧又遇一座鐵路橋，一匹馬四隻腳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來。挑子、馬匹全都過不去。後面的人又拚命往前擠，不少士兵便被擠下河去淹死了。 幸喜撤退部隊中，有一個連長，來到安亭後，命他的部隊側擊夜襲安亭之敵。事實上，這裡只有敵人的偵察分隊，所以很快將其打退，我們所有部隊又才安全後撤。 （四）青陽港戰鬥 霍揆彰既任五十四軍軍長，十四師新任師長陳烈到任了，我仍任十四師師參謀長。次夜，我與陳烈帶部隊撤退到了青陽港公路橋時，見奉命在青陽港組織收容的八十七師的部隊要過早地燒毀那座橋。如果公路橋被破壞，我師的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隊的幾萬人就會因橋樑破壞，無法過河，而被日軍殲滅。陳烈看見後，急忙上前制止。守橋部隊的士兵問：「你是誰，不燒橋你能不能負責？」 陳說：「我是十四師師長，我們還有一個旅的人沒有過來。」 守橋士兵又說：「那你打電話請求我們上級，看意見如何？」陳烈便給在崑山指揮青陽港戰略收容部隊的吳奇偉打電話說：「我們還有一個旅的人沒有過來，這個橋不忙燒，我把師工兵營調到這裡來，把炸藥安裝好，另外派一個連的人在青陽港東岸，組成一個橋頭堡，儘量掩護我們的人都過橋，到最後，說炸橋，一炸就行了。這樣好些。」吳表示同意。 但守橋的士兵說：「這橋是你叫不燒的，那就由你們來負責防守。」 陳說：「負責就負責。」 陳烈一面令撲滅橋上的火，一面命工兵營聶營長裝藥，並派出一個連到青陽港彼岸橋頭占領橋頭陣地，收容我們的部隊過橋，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卻部隊仍未過完，我師四十旅也還有一部分受傷士兵未到達，這時日軍混在我退卻士兵中，突然發起衝擊，守橋頭堡的連被衝垮了。「敵人來了！」負責警戒的士兵大叫，工兵營聶營長即令炸橋，但因電機點火裝置出了毛病，炸藥未能引爆。敵人一下子就衝過橋來，占領了橋頭陣地。 本來安裝炸藥時應準備兩套裝置：電機點火而外還要安裝導火索點火，以防萬一，殊工兵聶營長考慮不周，竟釀成如此大錯。 陳烈見橋被敵人占領，早已嚇得語無倫次，不知如何是好。我安慰他說：「不要緊，我可以親自上去組織人暗夜拿炸藥到橋下去人工點火。」陳聽了這話以後，同意我去組織工兵人工爆破，但我到達前線時敵火非常猛烈，橋頭防守更嚴，無法接近。炸橋未遂，陳怕橋奪不回來，要受軍法制裁，便不惜犧牲，命士兵硬沖，但多次向敵人發起衝鋒，均被敵人強烈火力所擊退。這時候，我又想起了山炮營。 山炮營自從在南塘口與敵人較量之後，再也不敢集中「射擊」。山炮很笨重，撤退不便，丟又可惜。我叫山炮營長留下三門山炮及全部炮彈，其餘撤走。並命三門山炮對準公路橋一齊開炮，炮彈打完為止，炮兵們一心想把炮彈打完了好往下撤，因而，一個個也都不怕死了。三門山炮對準公路橋拚命打了兩個多鐘頭，幾百發炮彈在公路橋周圍開了花。雖山炮彈威力太小，橋未被炸斷，然而卻阻止了敵人進攻。敵人見公路橋方面不能進展，次日半夜又用幾隻鐵舟在公路橋下游偷渡，又占領了一個新據點——朝霞村。為了阻止敵人繼續向前推進，我師又在朝霞村附近與日軍對壘，離朝霞村不遠的河岸，國民黨原修有一個水泥工事，我二十多個士兵帶著一挺機槍進入工事，對準朝霞村猛射，給敵人以很大的傷亡。但這種機槍掩體設計實在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公尺多，外八字的槍孔完全暴露在敵人火力下。敵人用「三七」平射炮對準機槍孔連打了幾發炮彈進去，工事裡的士兵不炸死也震死了。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人敢進那樣的機槍掩體了。 我師在青陽港與敵人作戰數日，傷亡近七百人，包括七個營長。戰鬥激烈，僅次於南、北塘口。待到戰略收容的目的已達到，部隊又奉令乘黑夜撤退，經崑山來到蘇州。 淞滬戰爭剛打響時，蘇州的百姓認為，國民黨軍隊將一觸即潰，日軍很快便可打到蘇州城。因此，百姓們都紛紛逃亡，致使蘇州市面蕭條，形同死城。後見國民黨的軍隊竟能在上海與日軍抗衡達三月之久，蘇州安全無恙。原逃亡在外的百姓又都陸續回到蘇州城。各行其是，一到夜間，蘇州城內外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開夜市起來。殊不知，兵敗如山倒，百姓見前面部隊已撤到蘇州城，自然又都著了急，家家的婦孺老小，都急著離開這塊危險之地。慌亂之中，大家亂成一團，什物散失滿街，骨肉四方逃散。這時蘇州不是天堂，而是人間地獄了。 我們撤退路過蘇州城外護城河橋時，看見一個大約三四歲的男孩，躺在欄杆上睡著了，這小男孩長得又白又胖。一個老兵看見說：「這個娃兒真乖。」 霍軍長說：「你把他背去嘛。」 老兵說：「我自己的槍都背不走，哪裡還背得動這個小孩。」 蘇州河上，逃難的船隻，拉船的多是一些女子，她們的丈夫或兄弟大都先走了。蘇州的女子，一個個長得都很嬌嫩，平時很愛裝飾，現在也不講究了，她們把高跟鞋脫下來，搭在自己肩上，赤著雙腳，在河岸上拉著縴繩艱難地行走，船上坐著她們的老小。一天很難走十里八里，看見這情景，真叫人傷感，我們這些當兵的，竟連老百姓的生存權利都不能給以保障，太可恥了。 一路上，屍體遍地，傷號叫苦連天，逃難的群眾絡繹不絕，到處都是一片淒涼的景象。部隊行軍休息時，偶遇一間房屋，進得門去，但見地上躺著三五具屍體，不得已，只好與死屍相伴休息，並自我安慰說：「打死的人是不會傳染的。」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幾十萬市民湧進上海租界躲避戰火 蔣委員長原想把淞滬退下來的部隊導入吳（江）福（山鎮）和（無）錫澄（江陰）線既設陣地，再一線一線地頂。可是，部隊殘破百姓逃，保甲長跑，開永久工事門的鑰匙，都找不到手，哪裡還站得住腳。結果，這些工事門都尚未打開，鑰匙還在保長、甲長手裡，部隊就又往下撤了。我師乃由無錫向西沿太湖到宜興，又由宜興到廣德。劉湘第七戰區的部隊到廣德後，十四師又再退誓節渡。正在這個時候，敵人開始向南京進犯了。 從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長達三月之久的淞滬抗戰以上海失陷而告終。在淞滬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在民族大義鼓舞下，犧牲精神很高，官兵們用血肉之軀阻擋敵人海，陸、空聯合進攻，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一定的打擊，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驕橫的侵略氣焰，數十萬下級軍官和士兵為打擊日本侵略者，為保衛自己的祖國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高度評價和永遠紀念的。 南京失守 * * * 淞滬戰役之後，國民黨軍隊元氣大傷，士氣低落。日軍在占領上海之後，分兵三路進攻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一部由太湖北側經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攻南京；主力由太湖南側經吳興、長興，取道廣德。又分兵一部繼續西進，占領郎溪、蕪湖以包圍南京，主力則取溧陽、溧水、天王寺，句容，攻擊南京。12月初，敵人便進抵南京城下。 蔣介石把他的精銳部隊全部調到南京城，其中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師、孫元良的八十八師、宋希濂的三十六師、葉肇的六十六軍，以及桂永清的教導總隊等。決心在南京死守，若能僥倖支持一兩個月。那當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打不贏日本人，敗而後和，也可以堵國人之口。據說這是根據張群「抗戰必亡，不戰亦亡，戰而後和，和而後安」的方針決定的。此時，德國大使陶德曼也奔走於日蔣之間，要兩家不打，共同進攻蘇聯。 一切安排妥當之後，蔣介石命顧祝同為南京城防總司令全權指揮，他自己則準備退往武漢。南京城防總司令這個重要職務，要是在平時，誰也願意干。可是現在實在是太擔風險了。顧祝同心想：十有八九是活不出來了，他同他身邊親信，都留下遺囑，安排好了後事，坐待死神的到來。 說也奇怪，這時候，唐生智跳出來要求擔任南京城防總司令。 唐生智任職後，即在青龍山、紫金山各處層層設防，而以南京城為核心，構成環形防禦背水陣。並封鎖南京浦口間水上交通，把船隻都集中北岸，以示必死。 12月5日，南京四郊戰鬥異常激烈，青龍山、紫金山、湯山等地相繼失陷，十五萬大軍不得不退進南京，困守孤城。 12日，日軍攻進南京城，國民黨軍隊眼看有遭全軍覆滅的危險，唐生智這才慌忙下達突圍的命令，並給十五萬官兵指定了不同的突圍路線。於是一聲令下，官兵們紛紛各自逃生，一齊擁向下關。 下關一帶，到處都是潰退的士兵，大家都抱著要過江逃難的目的亂竄，會游泳的士兵到還好一點，不會游泳的人，有的拖一張桌子，有的拖一條板凳，有的搶一塊木板，就往江北游。下關一帶，哪裡有供十多萬人使用的桌子、板凳，他們往往為爭一條板凳或一張桌子互相殘殺。到達江心，許多桌子、木板翻了，士兵們紛紛落水，於是長江里到處漂著士兵們的屍體，真是慘絕人寰。 唯獨六十六軍軍長葉肇，帶領兩千士兵從陸上突圍（其實，敵人並非處處設防，南京城很大，他哪有那麼多兵力嚴密包圍？），很容易就進入山林，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並在當地老百姓的掩護下，白天躲、晚上走，全部安全轉移。他們的遭遇倒還比向北邊逃命的士兵好得多。 敵人攻打南京時，陳誠所屬各部，胡宗南、周碞等部退往廣德。川軍劉湘所屬各軍則進出廣德、泗安地區，我見劉湘部裝備甚差，士兵們沒有水壺，每人背一個竹筒筒，沒有背包，每人背一個竹背夾。我認為他們尚能因陋就簡，共赴國難，蔣介石將這樣的部隊，置於進攻南京日軍的側背，適時出擊總還可以發生一些作用，但他們戰鬥力極弱，遇敵一觸即潰，我所在的五十四軍（只有一個等待整補的十四師）在誓節渡休息，前方廣德的川軍佟旅與日寇翼側騎兵掩護支隊接觸。一下就被衝垮，十四師只得以殘破的軍隊，堅守陣地，敵人終未越雷池一步。廣德泗安的國民黨軍隊坐視日寇大軍西去，南京岌岌可危，無動於衷，蔣介石也不命這些部隊側擊，甚至連擾亂性進攻也未採取。 如果說淞滬戰役，沒有適時誘導我國軍隊利用水網地帶和多線國防工事逐次作持久抵抗，是置七八十萬大軍於日寇海陸空軍火海中自己消耗的拙劣戰略，不利於長期抗戰的話，那麼，使十餘萬大軍背靠長江在南京作環形防禦，就更是睜起眼睛把軍隊送給敵人殲滅的愚蠢戰略（淞滬還使敵人付出五六萬人傷亡的代價，南京則一無所得）。所謂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國父陵寢所在之地，不能不戰而退的說法，從軍事上看是不值一顧的。軍事上「戰」，只是為求有利於戰勝敵人，明知要吃虧，只為爭面子而戰，不符合消滅敵人，保全自己的原則，知兵之將是絕對不乾的。如果軍隊有決戰能力，以南京為據點吸引敵人進攻，而從廣德、郎溪方面反擊敵人側背，當然不失為可行之一案。但精銳消耗殆盡的情況下，也是不能執行這樣戰略的。就當時具體情況看，虛守南京，讓敵人撲一個空，而我則側擊敵人，使其付出若干代價，而後退入天目山等地，與敵持久，則是可行的。 南京失守後，日蔣和談氣氛越來越濃，德國大使陶德曼亦出來斡旋，傳說蔣恐桂系不干，徵求白崇禧對和談的意見，白說：「如果條件不苛刻還是可以談。」但日本人的條件中，最主要一條是承認滿洲國獨立，這使蔣介石大傷腦筋，如要他默認成立一個滿洲國還可以，但要他黑字寫在白紙上，他又不幹了，故使日蔣談判告吹。 日蔣醞釀妥協和日寇攻徐州而推遲了進攻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武漢，給了蔣介石喘息的機會，他在武漢又整補起來了五十萬軍隊。我所在的五十四軍就是在這時整補起來的。這是日軍戰略上的失策。 南京失守後，我率十四師殘部徒步行軍，經寧國、歙縣、景德鎮到南昌、乘火車到九江、再船運武漢整補。 珞珈山幹部訓練團 * * * 珞珈山受訓的高級軍官集體觀測假想防禦陣地 武昌東湖的珞珈山，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每逢春暖花開時節，這裡百花爭艷，雀鳥齊鳴，夏季又為避暑之勝地。武漢會戰以前，大約1938年5月至6月，蔣介石在這裡舉辦了「珞珈山幹部訓練團」。這時十四師在武昌補充訓練。我被派到訓練團學習，這次訓練沒有什麼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氣、宣傳「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軍事講課內容均與日作戰有關，周恩來同志時任政治部副部長，他曾來訓練團給我們上課，講的題目是「游擊戰」。那時候，抗戰氣氛很濃，訓練團內，到處都貼滿了宣傳抗日的標語。在訓練團的大門口，其中有一幅「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橫幅標語特別引人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後，發現這幅標語突然不見了，我感到奇怪，一打聽，才知道有人說這是共產黨提出來的。共產黨提出這幅標語有暗示，意即：「你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我就支持，你蔣委員長不抗戰到底，我就反對。」共產黨所持這種態度本無可非議，然蔣介石卻做賊心虛，令人將標語取下，並規定，以後凡要寫這類標語，就只能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二字不准再用。從這件事上，我已預感國共合作潛伏著危機，同時，也說明蔣介石要對日妥協並非謠傳。陳誠的參謀長郭懺就曾對我說：「武漢失守後，抗戰還打不打下去就是一個問題了，我聽有關方面說過。」他對我講這話時很機密，並千囑咐，萬囑咐要我絕對保密。郭懺是陳誠的參謀長，而陳誠則是蔣介石的親信，這個話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來，武漢會戰確實是抗日戰爭的轉折點，是投降或再繼續打下去的關鍵。 武漢戰役 * * * 南京失守後，十四師徒步行軍經寧國、歙縣、祈門、景德鎮到南昌，改乘火車到九江，再船運到武漢，就在十四師在武勝關整理補充期間，中日進行了徐州戰役，我未參加這一戰役，但台兒莊大捷、徐州突圍和花園口黃河決堤等扣人心弦的大事，總是令人關注的。 台兒莊大捷，全國燃放鞭炮，這一仗，對於增強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鼓舞軍隊的士氣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戰術上也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據我了解：日華北派遣軍與華中派遣軍，初無配合打通津浦路的企圖，華北的磯谷、板垣兩師團，豕突狼奔，分別南下，孤軍深入，又未相互很好配合，板垣師團在臨沂受阻不前，磯谷師團單獨進攻台兒莊。遇我孫連仲集團堅決抵抗，傷亡甚大，湯恩伯軍團又從其側背反擊，因而不得不狼狽撤退。這說明敵人戰略上犯了錯誤。我軍裝備雖劣而人數眾多，常居外線作戰地位，捕捉到敵人過失，發揮外線作戰的優勢，是可以擊敗敵人的。可惜抗戰中國民黨軍隊總愛正面專守防禦，一點被突破，全線都退卻，在敵人側背上的部隊，縱然居外線有利態勢，怕惹火燒身，寧可作壁上觀，而不敢側擊敵人，放棄有利的機會，助長日寇的瘋狂，是很令人痛心的。 我軍增援部隊奔赴台兒莊陣地 黃河決堤後，中原百姓在水中逃難 徐州附近地形平衍，童山濯濯，我五六十萬大軍，離心退卻，竟沒一個師遭敵人殲滅，且向敵後退卻的部隊，都如入無人之境，事後安全而歸。足見敵人雖構成戰略包圍態勢，然而地廣兵稀，到處都是空隙。我軍在國內作戰，有人民協助，化整為零，隨時可以安全脫險。所以在我國土內反抗入侵的敵人，可以不沿後方聯絡線退卻，而且過多的側背安全感，是不必要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撤退，6月5日開封陷落，為防敵人西進，蔣介石下令破壞花園口河堤（商震的二十集團軍指揮黔軍蔣在珍的新八師掘開的，當時陸大十期同學魏汝霖任二十集團軍參謀處長，寫了一篇掘堤經過和經驗，說幾次掘開未成功，最後挖成階梯逐次下降，河堤崩土，才不堵塞水流了），造成黃泛區，使數百萬泛區居民死亡枕藉，流離失所。歷史慘劇的禍首當然是日本侵略者，但我不相信中國軍隊舍此殘害同胞的下策，便無阻敵西進的方法，我也不相信日寇因此泛區就會改變它的戰略方向。掘堤之舉，智耶非耶？可以各有看法，但我覺得這是中國戰史上可恥的一頁。 德駐華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議，未得結果，打通津浦路又告一段落，日寇就決計調集隊伍，溯江西上，進攻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武漢，企圖進一步迫使國民政府投降。6月15日，日軍攻陷安慶，繼續西上，再陷馬當要塞，突破長江封鎖線，於25日攻占九江，於是拉開了進攻武漢的序幕。 國民黨的軍隊經過整理補充，四十多個精銳師在武漢三鎮擺開了與敵決戰的架勢，蔣並命他的親信陳誠為武漢衛戍總司令。保衛大武漢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在陳誠指揮下，積極地進行。這時蘇聯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隊也都到達了武漢，國民黨軍隊元氣，已大大恢復。 霍揆彰在武昌成立五十四軍軍部後不久，我被任命為五十四軍軍參謀長。五十四軍下轄十四、十八兩師，這個軍屬陳誠嫡系部隊，自然械彈補充都很優先，還派來一德國顧問韓里西斯Henrysis協助訓練，部隊一邊練兵，一邊修築工事。武漢保衛戰又是搞的一個環形背水陣，全不吸取南京保衛戰之教訓。當時，陶德曼斡旋仍未死心，蔣介石也未堵死談判投降的大門，所以在蔣軍的德國顧問仍未撤走，他們對中國十分「友好」，手把手教中國軍隊構築陣地，給中國士兵講解修築陣地要多大的縱深，怎麼偽裝，如何完成火網和障礙設施等，可謂細緻入微。軍事委員會德國顧問團還先後在漢口的橫店和武昌的葛店構築兩個模範陣地，以供部隊仿效。我所在的五十四軍十四師就構築葛店模範陣地，這個陣地選擇在北依長江邊的白滸山，南臨豹子澥（梁子湖）的隘路上，兩翼有依託，縱深有約一公里淺丘，似乎地形很好，（橫店模範陣地也是兩翼依託湖泊的丘陵地隘路）但它們是幾十個師守衛的環形陣地之一部分，環形陣地一點被突破，幾十個師就都有被壓迫於水際而殲滅的危險。此時因我任軍參謀長須經常前往葛店指揮，而指導構築葛店模範陣地的德國顧問們就是我在陸大學習時的老師史培曼、石達開等，見面後很親熱，他們經常給統帥部匯報說：「葛店工事做得很好，郭參謀長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實，我對德國顧問圍繞武漢三鎮修築環形工事的做法深感懷疑，假如在陸大學習時，同學們做像這樣的戰略決策，做這樣的作戰計劃非挨批評不可。然而武漢保衛戰沿三鎮外圍修築工事，明明是讓中國軍人去送死的下策，他們卻毫無建議，豈非怪事。 自從陳誠的參謀長郭懺給我講了「武漢失守後，抗戰還打不打得下去就是一個問題了」的那一番話以後，我深感此次會戰，非同尋常，抗戰的前途，此一戰關係很大。「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作為一個軍人，現在還是為民分憂，為國效勞的時候，一定要為抗戰儘自己的微薄的綿力。主意打定，我將湖北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貼在牆上，揣摩了兩三天，一個初步的作戰方案便在我腦海中形成了。 時隔不久，陳誠召開了有軍長、師長、軍參謀長等有關人員參加的作戰會議。陳誠在會上向大家作了戰前鼓動講話之後，還鼓勵各部沿武漢三鎮構築環形工事，各地工事一律仿照橫店、葛店模範陣地構築，並儘先完成水泥鋼骨輕重機槍掩體，最後還說：「望全軍將士同心協力、破釜沉舟，準備與敵人決一死戰。」緊接著，陳誠又叫郭（懺）參謀長、劉（雲瀚）參謀處長向大家宣布早已擬定好了的具體作戰方案。在那次會議上，十四師師長陳烈，五十四軍軍長霍揆彰與我並排就座，當我聽了郭懺、劉雲瀚的作戰方案以後，對他們說：「這又是要遭殲滅的樣子。」他二人聽後忙問：「你有什麼高見，起來講一講。」我說：「我沒有形成書面的東西，怎好信口開河。」 1938年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在武漢保衛戰中制定作戰計劃 他二人怎願意白白送死，又極力慫恿我發言。陳烈急忙寫了一張內容為：「五十四軍參謀長郭汝瑰對作戰方案意見具申理由與指導要領口述」的條子，傳給陳誠，陳誠看了條子以後說：「好哇，郭參謀長，你起來說一說。」 「那好吧！」我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一點不成熟的意見，同時也未形成文字，說出供大家參考。我認為這個作戰方案，實際上是步南京戰役之後塵，如果我們沿武漢三鎮構築環形陣地，一點突破，必將全軍崩潰，同時，這又跟南京戰役一樣，背水立陣，一旦戰爭失利，我全軍將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險。我看武漢三鎮地形，到武漢核心陣地就已經不好守了，最好，我們儘量利用山地在武漢的外圍作戰。我判斷，敵人主力將海陸軍配合沿江而上，兩岸陸軍迂迴包圍我沿江要塞，節節進展，今日寇已攻下馬當要塞，長江南岸之敵必從長江南岸瑞昌地區登岸，進攻金雞嶺後，再向碼頭鎮、富池口進攻。然後以一部兵力攻打黃石，並經鄂城進攻葛店，進迫武昌。這是因葛店南邊是豹子澥（梁子湖），北邊是長江，中間只有一公里多寬的丘陵地，不宜大兵團作戰，因此，敵人必定只使用一部兵力，敵人主力必經陽新西侵，攻占州、三溪口、金牛，直趨賀勝橋、汀泗橋，截斷粵漢路，以斷武昌部隊之退路。敵另一路陸軍必從長江北岸龍坪地區登陸，並經田家鎮、蘄春、浠水、黃陂，進迫漢口的北部，控制漢宜公路，截斷我軍的退路，以完成大包圍武漢的計劃。如我堅守武漢核心陣地，讓敵人陰謀得逞，我軍將士就將遭受殲滅，其慘景與南京戰役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武漢保衛戰首先應利用幕阜山脈和大別山脈有利地形與敵作戰，應先在長江南岸完成金雞嶺一帶山地工事，然後順次完成碼頭鎮、富池口、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區工事，長江北岸應先完成廣濟東北山地工事，然後順次完成田家鎮、團風、楊羅等地區工事。我軍可利用山地尋機予敵以嚴重打擊，最後在金牛地區若不能擊破日軍，則長江南岸守軍應跳出圈子，免遭殲滅，長江北岸同樣在黃陂不能擊退敵人，也自行撤退。敵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漢外圍，也僅能獲武漢空城，而我軍則無重大傷亡。武漢撤退後，我軍亦可憑藉崇山峻岭之屏障，與敵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勢上，日軍機械化部隊，將無能為力，中國便可繼續抗戰，人莫予毒。日軍也就永遠不可能征服中國。」 參加會議的中央軍和雲南部隊的人聽了我這一番講話之後，都紛紛表示贊同，陳誠聽後也點頭稱是，並說：「那好，作戰方案重新研究過。」他一邊說一邊在會議桌上順手拿起一個信封，在上面寫了參加制定作戰計劃會議人員名單： 參謀長：郭　懺 參謀處長：劉雲瀚 …… 五十四軍參謀長：郭汝瑰 陳誠將此名單寫好當眾宣布後，作戰會議也就到此休會。我與劉雲瀚非常友好，我參加重新擬定武漢戰役作戰計劃，他毫不介意，並基本上按我上述意見制定了一個新的作戰計劃，把外圍防禦推進到幕阜山脈和大別山脈地區。及日寇進攻開始，蔣介石又以白崇禧指揮長江北岸、陳誠指揮長江南岸作戰，我所在的五十四軍擔任碼頭鎮、富池口一帶江防。當時，五十四軍仍只有十四、十八兩師，戰鬥當中才又撥來榮譽（傷兵）師及展書堂的八十一師（原西北軍韓復榘舊部，僅數千人），歸五十四軍指揮。碼頭鎮以東，金雞嶺一線正面逐次由孫桐萱，湯恩伯，關麟征等部擔任防禦。我們江防部隊和這一線部隊均統歸湯恩伯（兵團司令）指揮。 武漢保衛戰中，國民黨第五戰區部隊向鄂東大別山開進 日軍進攻路線不出我之所料，日寇擅長登陸作戰的山下兵團沿江而上，以一部從瑞昌境登陸，向我金雞嶺陣地進攻，孫桐萱、湯恩伯各軍節節抵抗，一個軍傷亡殆盡，換上一個軍在後面占領陣地又頂。關麟征初來時，不可一世，他以曾參加過台兒莊戰役自吹自擂，在我面前炫耀說：「日寇磯谷、坂垣的戰術確實靈活，我的士兵同磯谷、坂垣打過硬仗，就怕他們瞧不起當面日寇，驕傲輕敵出事。」殊知關的部隊與日軍作戰僅四天就敗下陣來，調後方整補，經過五十四軍軍部時，口稱「對不住，我來得遲，走得早。」我問關磷征：「當面日寇的戰術能及磯谷、坂垣活潑否？」關不對而退。四天以前的神氣勁也不知跑到哪裡去了。他不知台兒莊他擔任側擊，打硬仗的是孫連仲部，這次他的部隊正面頂，被動挨打。又無友軍側擊敵人，所以很不容易支持。 關麟征 碼頭鎮由十四師四十二旅守備，僅加強獨立炮兵××團的76.2野炮一個營，這些炮是蘇聯支援中國的。我看炮架是1916年制，不覺冷了半截，殊日艦駛入15000米射程內時，這個營一次奇襲射擊，敵艦掉頭就跑，原來蘇聯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野炮炮管炮彈加以改造，射程加大了，且可穿甲，長江內航行的小艦艇是不敢與他硬碰的。展書堂的八十一師，人數少，武器差，士氣低落，守備碼頭鎮東三四里許的赤山湖與長江間的幾百米寬的隘路，因在野炮營射程內，敵炮艦亦不敢進犯。 以後金雞嶺方面友軍逐次後撤，敵人已進出碼頭鎮側背，四十二旅才放棄碼頭鎮後撤，十四師兩個旅及榮譽師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附近。就在這退卻途中，湯恩伯通知他所指揮的四個軍的參謀長到兵團指揮部開會，我們四個軍的參謀長騎著馬，在離軍團部十餘里處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來了。半夜之時，突然天下大雨，行走十分不便，加之，一個個又都穿得十分單薄，偶爾一股寒風吹來，實在叫人難以忍受。大家都想休息，天亮再走，恰又前不挨村，後不靠店，無處安身，只好繼續趕路。後來到一座橋頭，見橋上有一涼亭，便進去棲身，也不知是誰，（大概與我們有同樣遭遇的人吧），早已在裡面「鋪好了」稻草，我們四個人便都和衣而睡，把雨衣蓋在身上，並又在上面鋪一些稻草，到還覺得十分暖和，由於過度疲勞，我很快進入睡鄉。第二天天亮，我們又策馬上路。現在回想起來，都還覺得軍旅生涯十分有趣，這次與湯恩伯的見面，他用日語稱我為同學，他是利用機會與我拉士官同學的關係。談話中，使我難忘的是他再三叮嚀我們要爭取外線，謀求從翼側打擊敵人，我認為這是他在台兒莊嘗到了甜頭，得到了好經驗，心中暗暗佩服，祝願我們在他的指揮下，為祖國立大功。 1938年秋，駐守武漢東部要塞田家鎮的中國軍隊炮兵與日軍展開激戰 富池口在富水入江的三角地區上，與長江北岸的田家鎮遙遙相望，田家鎮有舊炮台，富池口富水的南岸有一座山，名半璧山，靠江的一側，懸崖峭壁，地勢十分險要。舊時，為防止上游的敵軍沿江而下攻打南京，封建帝王們曾弄了一根鐵索橫江攔起，並在山的正前方刻上四個大字「鐵鎖橫江」，這時仍清晰可見。但半璧山，只是高百多米，縱深不足一百米的孤立石山，又無樹木隱蔽，在現代戰爭中沒有什麼價值。蔣介石卻遙令五十四軍十八師在左翼依託此山，背富水構成一扇形陣地，堅決死守。我認為背水作戰，非常不利，即用軍長霍揆彰名義，建議以扇形陣地為前進陣地，另於富水西岸構主陣地進行防禦。但蔣介石在遙遠的後方，硬幹涉前方部隊的局部戰術動作，不採納我的意見，要十八師死守以半璧山為依託的背水陣，結果使十八師在敵人海陸空強烈炮火轟擊下，全師覆滅。富池口之戰，分明屬於指揮上的錯誤，卻硬將十八師師長李芳邨押交軍事法庭問罪。 富池口失守後，日寇又向州、三溪口進攻，雲南張沖部繼續正面堵擊。而此時，湯恩伯指揮各軍（包括五十四軍）則退到日寇進軍方向的左側，排市以南山地。湯恩伯得意地說是爭取外線，可是當日寇接連三天向雲南張沖部猛烈進攻時，湯恩伯指揮的數萬軍隊在山上作壁上觀。四十二旅旅長羅廣文，電話報告：「見排市日寇營地燈火輝煌，人數眾多，熙攘往來，看得清清楚楚，這是敵人補給基地。」我問羅廣文：「敵人兵站在不在我們山炮射程之內？」 武漢保衛戰中，中國軍隊用高射機槍向日機射擊 羅答：「在。」 我又問：「八二迫擊炮射程達得到不？」 羅說：「迫擊炮推進幾個山頭就行。」 羅廣文是士官炮兵科畢業，我相信由他指揮對敵急襲，是可以勝任的，我便急忙給軍長霍揆彰建議說：「我們推進山炮營，並集結幾個迫擊炮連給敵人一個突然襲擊，並拿幾個步兵連沖他一傢伙，到天亮時就回來。」霍不願「引火燒身」。 湯恩伯與我見面時，以同學相稱，我又想起他爭取外線，側擊敵人的談話，便又向他通話，請求下令。可湯卻說：「不要打，打就把敵人惹來了。」我建議的目的正是要給敵人以損失，並牽制敵人，使他不解除我們在他側背上的威脅，就不敢繼續前進，這樣三溪口正面，就可以多支持幾天。然而卻未能如願。三天以後，張沖的部隊就垮了。敵人又繼續往前推進，而我們在敵人的側面的部隊也往後退，五十四軍軍部由辛潭鋪撤退。那天正好又是中秋之夜，與一年前我由羅店撤退時一樣，明月有情，照我夜間行軍，馬上略感薄寒，仰望遼闊的天空，想到「八千里路雲和月」、「力盡關山未解圍」的詩句，又不禁愴淒感慨至極！最後，關麟征部在金牛抵擋不住敵人的進攻，按計劃武昌的部隊都跳出圈子，敵人只撲進一座空城。江北情況亦大致如此。武漢遂於1938年10月25日陷落。 我所在的五十四軍經通山、通城退往長沙，再退常德。離長沙次日，長沙就大火。長沙大火系湖南省長張治中所為，並美其名曰：「焦土抗戰。」時人不滿，汪精衛即藉故發表《為什麼誤解焦土抗戰》公開投敵，蔣介石做賊心虛，遂將酆悌、文中孚、徐昆三人處死。湖南人特做了一副對聯諷刺張治中： 治績安在？兩個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個人頭萬古冤。 橫額：張皇失措 一月以後，張治中去重慶時與我們在桃源見面，還自嘆這一失誤，使他的政治生命完結了。當時我就疑惑他替人受過，1983年我得史說同志如下的信，才真相大白： 「……9月下旬，張治中將第九集團軍總司令交給朱紹良，轉任大本營某部部長。我隨他到了南京，閒住了一個多月。11月初的一天晚飯後，突然唐生智派人找我到他公館去。到後，見在座已有七八人。過了半小時，唐來了，坐定後說：『我今天在軍委會開會，委員長問誰守南京？何敬之就是不作聲，我就說我守。我現在任南京衛戍司令，與城共存亡。現在閻錫山守太原，如太原失守，閻錫山死，中國尚有救，我之於南京也是如此。』接著他數了守南京的近二十個師的番號後，問道：『你們有膽量與我守南京的站起來！』大家都站起來了，於是唐說：『大家明晨來到職！』我出來即去找張治中，張說：『我已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你跟我到湖南去，在後方訓練一些部隊。』我就這樣到了長沙。」 長沙大火是武漢將淪陷前，蔣介石親自到長沙對張治中指示的。武漢淪陷後，蔣從南嶽衡山電令長沙撤退時必須徹底焚毀！張令長沙警備司令酆悌準備。酆的計劃「於汨羅江撤退時先放空襲警報散百姓，然後焚燒」，張把「撤退時」三字改為「撤退後」，並對酆悌說：「你指揮的長沙警備第二團和長沙保安大隊大多是長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對他們講講焦土抗戰的道理。」酆回去對警部參謀處長許權說：「明拂曉我檢閱部隊！」當夜許找警二團團長徐昆商議，二人猜不出檢閱用意在哪裡，並如何檢閱。因酆悌睡下不許人叫醒他，他二人又不敢問，以為必是檢閱放火準備。於是連夜拖運汽油，及噴油的水龍頭放置各街道里弄，以便放火。半夜後，天心閣附近失火，各處準備放火的士兵說：「放火了！」就到處放火。就這樣燒了大半個城，而日軍到岳陽南新牆河就不前進了。蔣介石從衡山到長沙，將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二團團長徐昆、長沙警察局長文中孚殺了，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保安處長徐權撤職查辦，警備部參謀處長許權判無期徒刑。張治中一個月後調重慶任委員長侍從室主任。 長沙大火中的街道 此次武漢戰役與南京保衛戰役相比損失較小，各軍都只受損失而倖免於殲滅，唯長江北岸損失了兩個野炮團。蔣介石、陳誠對此也就心滿意足了。以後陳誠還到處吹噓，說他的指揮好，白崇禧還丟了兩個炮兵團。 武漢失守後，蔣介石一心投靠英美，德國顧問撤離，長江流域的蔣軍就與日寇長久對峙，進入消極抗戰階段。 我軍在常德駐防期間，霍揆彰被任命為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洞庭湖警備司令，我任參謀長，指揮五十三軍周福成、五十四軍陳烈，七十三軍彭位仁等三個軍，商震為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又指揮霍。這是蔣介石收拾雜牌的慣用伎倆。我們以五十四軍駐益陽守備洞庭湖南岸、七十三軍駐臨澧守備洞庭湖西岸、五十三軍駐津市守備洞庭湖北岸，華容、南縣、安鄉等地，並於白螺磯沉船，封鎖長江航道。在八百里洞庭周圍植樁作水際障礙，徵用木材商的木材，不計其數。霍揆彰忌諱人稱他「福將」，但他警備洞庭湖時，敵人毫無侵擾，以後蔣介石調商震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不久，又調他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官名很大，但只能管軍事委員會的事務，兵權則被完全調空了。 商震調離二十集團軍以後，霍揆彰便當上了二十集團軍總司令，我則被任命為二十集團軍參謀長，司令部設在桃源。 聽覃振談宋美齡的婚事 * * * 桃源那個地方，出了三個很有名的人，人稱桃源三傑龍、虎、狗。龍即宋教仁，虎即×××，狗即覃振。覃振時任國民黨立法院副院長，德高望重。二十集團軍在桃園駐防期間，恰逢覃振回家探親，他亦來部隊看望全體官兵。我等自然熱情相迎，並特設午宴招待。席間，覃振暢所欲言，加上有酒助興，天南海北無所不談。最初，大家在覃面前不免有些拘束，後見覃平易近人，毫無架子，也都隨便起來。交談之中，我們都批評國民黨官僚。覃振最不喜歡譚延闓，說他簡直是官僚之尤，把譚罵得一錢不值。為討得覃的歡心，我們也湊趣說：「章太炎寫的有一副對聯是送給譚延闓的，院長可還記得否？」 「記得、記得。」他一邊喝酒一邊繼續說道：「章太炎罵譚延闓的那副對聯簡直是寫絕了。」說完他便搖頭晃腦地背了起來：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軍又總理，生母譚如夫人，養母宋太夫人； 顯達歷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我說：「其他話都好懂，乃父又總理，是由於他提倡稱孫中山為國父，只是養母宋太夫人這句話不解其意。」 覃說：「千真萬確，你們不知道內幕，是這麼一回事。」覃說到這裡很得意地拿起酒杯開懷暢飲起來。我們一心想知道其中之奧妙，一時間，忘記了席上的佳肴，一個個都目不轉睛地望著他。覃一杯酒下肚之後，又才繼續說道：「孫中山一貫想拉攏軍閥有勢力的人一道鬧革命，他的那個辦法已經失敗多次了，但都未曾從中吸取教訓。軍閥們要靠他，利用他的牌子時，就通電服從他，一要爭名爭利爭地盤時就又反對他。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後，知道姨妹宋美齡尚待字閨中，又想利用她來拉關係。恰遇譚延闓喪偶，孫中山為了拉攏這位湘軍司令，求得宋家同意後，就出來做媒把姨妹宋美齡介紹給譚續弦，遣人告訴譚，殊譚說：『哎呀！不行！我不能糟踏一個青年少女，續弦是應該，但我身體不好，已經不能人事，不敢耽誤宋美齡的青春。』但傳話人說：『那怎麼行，宋家和宋美齡已同意，誰能證明你說有病，不是瞧不起她家的託詞嗎？孫中山丟不下這個面子，宋家更丟不下這個面子呀！』譚延闓說：『不要緊，我自有辦法。』次日，譚延闓即備辦厚禮去宋家，恭恭敬敬地給宋太夫人磕了三個響頭，拜宋太夫人為乾娘，認宋美齡為乾妹妹。他的養母宋太夫人就是這樣來的。」 「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官僚真會做官。」大家聽後都七嘴八舌地說道。 覃振見大家興致勃勃，便又滔滔不絕地說：「這位湘軍司令常常到宋家看他的乾妹妹，宋美齡見譚延闓如此對得起她，也就對譚分外好感。為了表示忠貞，1929年蔣介石下野跑到了日本，後從日本回來，為了東山再起，向她求婚，蔣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無非是為了錢，因為宋子文是財政部長，蔣介石想拉攏他（指宋子文）。但宋美齡卻說，『要想與我結婚有一個條件。非譚延闓做媒不嫁。』蔣介石便遣人給譚延闓說，譚一聽馬上應允，『應該，應該。』於是譚延闓便出來做媒，宋美齡遂與蔣介石完婚。」 「宋與蔣結婚後，為了了結她與譚延闓的未遂姻緣，就視譚延闓女兒譚祥如自己的女兒，要為她選佳婿。她選女婿的條件是，文官要博士，武官要少將。」當覃振講到這裡時，我插話說：「對，對，對。這件事我在陸大讀書時聽說過。」 「是啊！」覃接過我的話講並繼續說道：「宋美齡找來找去，找到了陳誠，陳誠本來是有老婆的，但感情不好，他把她離了，後由宋美齡做媒，陳誠就與譚祥結了婚。」 我聽了之後，仍感到大惑不解，問覃振：「世人都說宋美齡原來的愛人是劉紀文，覃院長又作何解釋呢？」 覃振說：「啊，那絕對不是，劉紀文是古膺芬的女婿。孫中山當總統時，古任文官長。以前，劉紀文的家很貧寒，根本不可能送劉到美國留學。劉紀文到美國讀書是古膺芬資助的，劉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與宋美齡是同學，但他們之間只有同學情誼。劉紀文一直沒有忘記古膺芬，並望畢業後回來與古的女兒結婚。但是，當劉從美國回來時，古的女兒卻已經離開了人世。劉紀文當南京市市長，是古膺芬的關係，也可能與宋美齡有關係，但宋美齡原來的意中人是譚延闓而不是劉紀文。」 我聽了覃振的一番話，覺得宋美齡有中國婦女的傳統道德，一個受西方教育的女子，能如此，是值得尊敬的。《金陵春夢》的傳說，毫無根據，應當予以澄清。 參謀長會議 * * * 武漢失守後，國共合作潛伏著的危機日趨明朗化。1940年春國共兩黨摩擦的事件，層見疊出，冀察、蘇魯兩戰區更甚，同時山西又有新軍「叛變」事件發生，影響更大。據此，何應欽曾幾次召見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面談，（陸大十期同學張繼寅因職務方便參與其事。此時何的侍從高級參謀肖毅肅辭所兼的軍令部第十三科科長、薦張繼寅代）但因國共雙方各執一詞，達不成協議。於是，蔣介石乃於1940年3月上旬電召閻錫山、李宗仁飛渝，與在渝的何應欽、自崇禧、程潛等共商對共大計，即所謂「巨頭會議」。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中央各有關部的部長、廳長等均參加了會議。 劉斐以軍令部作戰廳廳長的身份出席，並在巨頭會議上提出了兩面作戰的方針，即一面抗日，一面剿共。 會後，劉斐要第十三科科長張繼寅代他起草一份建議，並將所要寫內容與張說明，張次日即將建議書寫成，交給劉斐。據張繼寅對我說，此建議書只提出了兩面作戰的方針和理由，沒有詳列具體部署。方針大意是：為澄清抗戰大局以利國家的生存，必須實行一面剿共、一面抗日的兩面作戰方針。其理由有三：一、共產黨假借抗日以自壯，所以到處製造摩擦，發展力量。與其養癰遺患，將來不易剪除，何如趁現在他的毛羽尚未大豐，及早下手之為得計。二、就國際關係來說，蘇聯援華，主要是在支持共產黨，何況國無常交，兵不厭詐，終不能期望他能真誠地永遠幫助我們，隨著世界形勢之變化發展，我們也能爭取得其他與國或盟國。三、就現有我方兵力來核計，以現在陝西的兵力，至多只需抽調一部來增加，即可以肅清陝北，覆其老巢，不致影響對日作戰的部署，對散在各戰區或淪陷區的共軍，先解決其容易消滅的，再逐漸解決其餘，由各戰區因應情況妥籌辦理即可。 劉斐將建議書送去數日，未見回音，張繼寅便私下問何應欽的侍從參謀肖毅肅對此事所聞如何？肖道：「總長他們另有計較，認為當前不宜如此。」雖然他們沒有照劉斐建議立即去辦，但實已伏下二、三次反共高潮之動機，並且企圖利用參謀長會議大講其共產黨製造摩擦之事例，合唱給共產黨代表聽一聽，以激起全軍公憤。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由參謀長會議秘書長劉斐積極籌備，蔣介石親自主持的參謀長會議，於1940年3月中旬，在重慶召開了。各戰區、各集團軍、各軍參謀長均參加了會議。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也到會出席。 在那次會上，葉劍英、曾粵漢（十九集團軍參謀長）和我（二十集團軍參謀長）三人並坐一排，曾粵漢居中。曾與我是陸大第十期同學，曾與葉又是雲南講武堂的同學，老同學相會，十分親熱。曾把我介紹給葉劍英，我與葉互相熱烈握手，不斷交談，以示友好。 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 會議剛開始時，由各戰區匯報作戰情況，尚未出現異常。而後第十戰區副參謀長周學海（我陸大十期同學）在匯報中途突然說：「共產黨的軍隊不打敵人打我們。」接著，周曆數了十八集團軍的種種「罪狀」，最後，他說：「忍耐是有限度的。」 蔣介石一直閉著眼睛聽周匯報，並微露得意神色。這時候，他突然睜開眼睛，很不高興地說：「忍耐有什麼限度？」 蔣介石這麼一說，會議的內容便急轉直下，其餘發言的人皆吠形吠聲，紛紛攻擊十八集團軍，並且越來越大膽了。有的攻擊十八集團軍到處製造摩擦，散布破壞抗日的言論，有的攻擊十八集團軍自印自發鈔票，破壞幣制等等。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大有興師問罪，使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無言答對之勢。曾粵漢見此情形對葉說：「我看你怎麼得了啊，都攻擊得你體無完膚了。」 然而葉劍英卻鎮靜自若地回答說：「沒問題。」 當其他人都搜腸刮肚地講完了的時候，葉劍英才不慌不忙地上講台說：「有人說我們十八集團軍不打敵人打國軍，這真是海外奇談，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於是，他便針對一些人給十八集團軍歷數的種種「罪狀」一一舉出真情實況進行了駁斥。葉劍英口若懸河，使到會眾人對比雙方的話，覺得十八集團軍也有理。這時候，葉清了清嗓子又繼續說道：「至於說我們解放區亂髮鈔票那是沒有根據的。」他慢條斯理地從褲袋裡摸了一張角票出來，用手舉起，並說：「你們看，這角票已經爛成這個樣子，兩邊都貼上了紙，票面不清，已經不能再使用了。我們不發一點就地使用的，怎麼辦？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輔幣，這怎麼叫破壞幣制呢？」事實上，當時國民黨政府幣制十分混亂，各地甚至一些縣都在自印角票。故蔣介石聽了葉劍英這一番話以後，毫無辦法。最後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挈矩之道。」 他寫出這段話，無疑在宣揚恕道。表示他能恕道待人，也望八路軍事上恕道。但他在黑板上把「絮」字寫成「挈」字。馮玉祥見了，指出：挈字應改為絮字。他「唔！唔！」兩聲，對馮點了點頭，把錯字改了。蔣介石本想利用參謀長會議對十八集團軍攻擊，然而沒有起什麼作用，會議只好以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舌戰群儒」而告終。 任暫編第五師師長參加長沙第三次會戰 * * * 一個既擔任過高級參謀，又當過各級戰列部隊長，並且軍事教官、駐外武官樣樣經歷齊全又有實戰經驗的人，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才能比較全面的高級指揮員。這是我們一些受日、德各國軍事教育的人的指導思想，我自從給霍揆彰當參謀長以來，彼此配合很好，我們作戰時共用一份地圖，用紅、藍粉筆畫好可能有的備案，無論上級下級電話一來，我們相互在地圖上一指，就可得出共同意見，立刻回答對方。霍認為我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故一直不讓我離開他的司令部。我由師到軍、集團軍，一直任參謀長。霍也知道我應該去經歷一下師長職務，並有很多這樣的機會，但就是找不到適當的人接替參謀長職務，直到二十集團軍司令部與副總司令部合併，商震的參謀處長魏汝霖（我陸大十期同學）改任二十集團軍副參謀長，霍認為此時有合適的人繼任參謀長了，這才同意讓我去任師長。本來，當了集團軍的參謀長以後，就不必回任師長了，但因沒有那個經歷，還得去過一個度。霍揆彰便寫一個報告經蔣介石批覆，調我到彭位仁的七十三軍所轄陸軍暫編第五師當師長。 那時候，我深得陳誠器重，陳一心想提拔我，也打報告給蔣介石，要我任四十三師師長，但由於報告在霍之後，故批准了暫五師。以後，陳誠見霍揆彰還埋怨說：「你看，我們事先不通氣，我在保，你那裡又保去了，讓他當四十三師師長好些嘛，那是一個好部隊。」 彭位仁的七十三軍下轄十五師、七十七師，暫五師三個師。十五師和七十七師屬湖南土著部隊（何鍵舊部）。暫五師是湘西土著龍雲飛的部隊。部隊中，有苗族，有漢族，土匪習氣很濃，幸漢苗民族隔閡很少。而層層吃缺，官兵同睹，紀律廢弛，裝備不齊，戰鬥力極弱，這個部隊很難掌握。是去還是不去，我猶豫不決。 暫五師的參謀長田君健是我陸大特三期任教時的學生，見面時，常以老師稱呼我。我當二十集團軍參謀長時，他又是我下級，因有師生這個關係，常常給他以照顧。此時，田聞我去暫五師猶豫不決，特來對我說：「郭老師去嘛。」 我說：「我沒有把握，這個部隊我不想去。」 田說：「不要緊，你去，我擔保沒事。」 我問：「這個部隊我能掌握住嗎？」 田說：「能，郭老師的才能我是知道的，老師就不必多慮。我們戴師長早就想走了，他不想再帶兵了，前方危險。只要把他弄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當一個師管區司令，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聽了此話後，我對田說：「好，那就去吧！」 主意打定，我們就做了一個集團軍的命令，調戴季韜為衡郴師管區司令。其實，師管區司令要蔣介石才有權調任，以集團軍做此調令，只不過想把戴騙走而已。 暫五師在湖南澧縣一個小鎮順林驛駐防。1941年10月1日，我受命前往。師長戴季韜得任師管區司令，喜出望外，他代表全體官兵向我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與我一道到前線與官兵見面。但一路上，戴三番五次要我幫忙，好像有什麼心事，要向我說，可話到口邊又收回去了，我不知其故，後來，田參謀長來對我說：「戴師長有困難，請你照顧他一下，要你幫一個忙，你看怎麼辦？」 我問：「他要我幫什麼忙？」 田說：「他差一點人員、槍支、彈藥、被服、裝具，交不夠數。」我聽田參謀長這麼一說才恍然大悟，原來戴師長的顧慮在這裡。我心想，吃缺那是國民黨軍隊司空見慣的事，何況這又是一個土匪習氣重的部隊，若把他逼狠了，他可能把部隊拉出去，又去當土匪，那就把部隊接過來再說吧。於是我慷慨地把圖章拿出來交給田說：「參謀長，你一手成全兩家，你既要對得起我，也要對得起他，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報了就算了，我都承認。」 田說：「差得多喲！」 我說：「再差得多我也不過問。你去辦，在移交冊上蓋章好了。」 事後得知，戴季韜的部隊不但人不夠、槍不夠，甚至連通訊器材都不夠。他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近七千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還是大米，一個士兵每月配四十幾斤米，戴多報四千多人，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六千多斤，將這些大米賣成錢，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賣得的錢自然沒有士兵的份，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以後，戴僅憑二十集團軍的命令，就輕而易舉地當上了衡郴師管區司令，也多虧他在部隊貪污的這些錢幫忙。 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戴見我如此慷慨大方，實出他意料之外，戴也很講義氣。臨行時，特來登門致謝。戴對我說：「承蒙老兄照顧弟不勝感激之至。老兄的為人，弟沒齒不忘，我即將離開此地，剩下一點米弄不走，就送給你好了，一點小意思，請不要見外。」 我說：「那好吧！我領這個情。」 初來時，我也聽說戴有一點米，但總認為不多。殊不知竟有幾十萬斤，裝了好幾船，戴季韜弄又弄不走，一時又賣不完。他走之後又不敢再遣人來取，因為一經查出，是要治罪的，戴便只好把它送給我了。幾十萬斤大米交給我，我還拿它真沒有辦法呢。於是，我便召集參謀長、團長、參謀處長、副官處長、軍需處長們開會，商量對策。 我說：「戴師長臨走時，送給了我們很多大米，這麼多，不好處理，我準備上交算了，你們意見如何？」 他們聽了我的話之後，就七嘴八舌議論開了。這個說：「那都交得，你不是打戴師長一記耳光嗎？」 那個說：「值那麼多錢，又何必交了呢？」 顯然，他們都為那麼多米眼紅。我說：「賣，我是不敢的，一經查出就要殺頭。」 軍需處長和團長們卻異口同聲地說：「不怕得，我們去賣。」 看來，他們一個個還都是賣米的行家。我說：「那就這樣辦吧。這些米本來送給我，我私人也不要，就歸公好了。你們成立一個軍米保管組，隨便怎樣處理都可以，只要你們給我保管好就行了。」 軍需處熊處長，團長們都心領神會，「軍米保管組」很快就成立起來了。軍需處長就是軍米保管組的組長，團長們一個個都是軍米保管組的成員。名為保管組，實為賣米組，他們很快就把幾十萬斤大米全部賣光了，賺了好幾萬塊錢。 我將此款買了五百畝淤沙地，在洞庭湖邊，辦起了一個守本農場（師的代號叫守本）。凡師里因傷致殘的軍官，均可帶家屬到農場生活，此農場預計可安排四、五百人。同時，還辦了一個守本織布廠，以編餘的苗族軍官吳副旅長恆良為廠長，這個廠亦可安排一部分受傷官兵家屬到廠里工作。從而解除了官兵們的後顧之憂，使他們能安心在前線奮勇殺敵。另外，還買了一部小汽車供師部使用。 以前，暫五師的官兵們薪餉，都只能領到國民黨餉章規定數的一半。因國民黨不按編制撥款，而用八萬塊錢包給戴季韜。戴等人又從中剋扣，這自然養肥了軍官，苦了眾士兵。我來之後，估計表冊上的接交人數算還有浮冒，如點名發餉，人人均可按國民黨餉章關餉。我便決定照此辦理，並告訴了軍需處長。軍需處長說：「錢不夠啊。」 我說：「不要緊，我估計夠，另外我不要錢，你放心！」 關餉這一天，全師官兵都集合在一塊方草坪上。我當眾宣布：「從今天起，我們暫五師全體官兵一律按國民政府的餉章關餉，我也跟大家一樣，一視同仁，現在由我點名發餉。」話音剛落，操場上立刻沸騰起來了。他們高興、跳躍，當士兵們領到薪金時，一個個都流出了熱淚。這是他們自參軍以來，第一次享受到國民黨正規部隊士兵們一樣的待遇，這怎麼能不叫他們高興啊！關餉完畢後，我發現造冊領餉的三千多人仍不實，各團均謊報多人。我便對大家講：「以前，戴師長在時，他剋扣你們，而你們為了生活，謊報人數吃缺，這是出於不得已，這次造冊領餉，各團又沿襲舊規，因不知新法，故不加追究。今天下去，各團名單要重新核實，人數少了沒關係。今後，如再有謊報人數吃缺者，定嚴懲不貸。」這件事很順應軍心，士兵們訓練，打仗等一反常態，部隊就這樣被我掌握住了。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此事剛過，恰遇國民黨軍發動向襄河西岸日寇進攻的襄西攻勢，我師奉命出擊，部隊剛剛渡過長江，正準備向敵人進攻，日軍卻自動放棄一個據點。這真是天賜良機，我師未費一槍一彈，就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敵人一個據點，同時，「繳獲」了敵人大量的軍服、軍用外套、味噌漿湯、正宗酒等之類的東西，勝利凱旋，即向上級報功請賞。 國民黨部隊的軍官們辦事都很「巧妙」，平時謊報人數吃缺，一打起仗來就報傷亡逃亡。我也藉此打了勝仗的機會，謊報：「我師返回渡江時，遇敵機轟炸，沉船××艘，傷亡××人，損失槍支××支，通訊器材××件。」結果勝仗也打了，士兵缺額武器器材缺少數也抵了。 襄西攻勢打了勝仗，陳誠便藉此機會培植我，決定我師改為甲種編制，並照國民黨餉章發餉，補充械彈之外，還撥給一個奧國造斯德雅迫擊炮營，消息傳開，軍心大振。 1942年初，日寇將進攻香港，英國求援。蔣介石由湖南第九戰區（薛岳）調李玉堂第三軍和歐震的第四軍由長沙出發經韶關到深圳，支援香港。武漢日軍司令阿南得知後，即向長沙發動牽制性進攻，輕易地突破川軍王陵基、楊森等部防線，渡過汨羅江，一直到達長沙外圍。薛岳令川軍留敵後威脅其側後，調回李玉堂的第三軍，令其堅守長沙市。時逢李軍長已被蔣革職，李對薛說：「我的職都被撤了，怎麼指揮打仗？」 薛岳說：「你打嘛，我擔保不撤你的職。」 李玉堂回到部隊，將薛岳的話原原本本向全體官兵們作了傳達。官兵們也都願成人之美，齊心協力打退敵人進攻，以保李玉堂的軍長職。故那一仗第三軍打得很拚命。 戰鬥之中，李玉堂又施「巧計」。在長沙市街戰，每守一條街，就將前面幾條街燒掉。我們當時戲呼之為「火障礙」，日寇在火障礙面前無能為力，雖進攻數日，毫無進展，敵人本無一定要攻占長沙的企圖，又遇著李玉堂軍的堅決抵抗，並見歐震等南調部隊已調回湖南，牽制目的已達到，兼之後方又受威脅，彈藥枯竭，就向後撤退，這就是所謂長沙第三次大捷。 日寇進攻長沙時，薛岳命七十三軍由澧縣常德急行軍到長沙集合待命。常德離長沙三百五十里，三天趕到，非晝夜兼程不可。可老天爺卻偏偏與我們作對，部隊剛剛出發，天上就下起了鵝毛大雪，刺骨的北風迎面撲來，呼吸十分困難。偶爾路經一片竹林，風小一點，便於呼吸，便如同進了天堂一般。天漸漸黑了，但白雪的反光仍可辨出路影。一路上，由於敵機轟炸，加之公路被破壞了（為防敵進攻，搞所謂交通破壞戰破壞的）行軍十分不便。一走一停，士兵們疲憊不堪，不少士兵一邊行軍一邊打盹。我有一馬可騎，這倒比士兵們好得多。但在這種天氣里騎馬，卻也並不好受，騎不上一個鐘頭的馬，我的雙腿就失去了知覺，只好下馬步行一會兒再騎。走著走著，馬也走不動了。我一看才發現馬尾上結了一個很大的冰球，只得命飼養兵提一桶水，將馬尾放在水裡搖動，待冰球融化脫落，才繼續趕路，走上一兩個鐘頭，馬尾上的冰球再生，遂又再洗……我師全體官兵，就這樣雪中行軍度過了陰曆新年，克服了困難，終於按時到達目的地，薛岳命我所在的七十三軍防守湘江西岸嶽麓山一帶。如長沙失守，就由七十三軍在此線阻擊敵人，及見日軍在長沙作戰失利後撤，薛岳乃令七十三軍追擊。軍長彭位仁深知我師補充未齊，戰鬥力很弱，就對我說：「讓七十七師在前面追擊，你這個部隊跟在後面走就行了。」薛岳就更藐視我了，長沙打了勝仗，他趾高氣揚，把我叫到他的指揮部去，時有他的參謀長趙子立（陸大十四期的同學），軍務處長曾粵漢，參謀處長饒少偉（陸大十期同學）在場。薛問我：「部隊要追擊，你這個部隊行不行？」 1941年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期間，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在長沙市內展開激烈巷戰 我答：「行。」 薛岳又問：「打追擊仗你懂不懂？要超越追擊？」 我答：「懂得。」 後來我得知，我走之後，薛岳對曾粵漢等說：「我看這個矮子不行。」 曾粵漢說：「這個矮子有幾手喲，你不要看他矮。」薛卻不以為然。 我從薛岳指揮部出來即回到師部，當夜帶兵出發，嶽麓山與長沙之間，被一條湘江所隔，因人多船少，渡河困難。直至第二天拂曉（即1942年陰曆初一），仍有一通訊連尚未渡河，然敵機三架卻突然至此，實出意外，這一連人還未來得及疏散，敵機便俯衝下來，接連投下兩枚炸彈，不偏不倚，恰好在人群之中爆炸。倖存者僅四十餘人，通訊器材大部分受損，致使我師在追擊時，通訊極為不便。 第三次長沙會戰示意圖 且說七十七師奉命追擊敵人，打到漢家山，遇敵反撲，損失頗重。軍長對我說：「這一下該你了，你還是要去追一追才行啊，你的部隊行不行？」 我說：「行。」 我回到師部即召集團、營、連長們開會。我說：「七十七師在漢家山被敵人反擊，受了損失，軍長令我師追擊。但我們軍長、薛司令長官都瞧不起我們，大家要爭一口氣，現在是打追擊仗，最好是超越追擊。今天，我們這個部隊沒有本領打硬仗，我們可以打巧仗嘛。你們當中有本地人沒有？有，就報名。」話音剛落，便有好幾個連長、副營長報了名。我從中挑選了五名。並對他們說：「我們現在成立五個臨時支隊，由你們五人分別擔任支隊長。你們到部隊去各挑選一連士兵，趁黑夜摸出去。家鄉的路，你們最熟，可找捷徑而行。繞到敵人退卻必經的飄風山一帶，藏起來。你們的打法是，避開敵人的大隊，專門摸尾吃零。」待一切準備就緒之後，這五個支隊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發了。 第二天，我帶著剩下的部隊追擊敵人，大家見我這個隊伍人又少，槍也不好，都瞧不起。我覺得此乃人之常情，不足為怪。追擊途中，一天，突有敵十二架轟炸機比翼飛來，我們遂作緊急疏散，散進連綿的橘子林內，敵機在我們上空輪番轟炸掃射達二小時之久，我心想這次必定會傷亡慘重，不料解除警報，清查人數卻僅傷亡二三人，可謂幸甚。第二天，我師便打到飄風山。在此之前，貴州柏輝章師在飄風山剛被日軍反擊打下山來，當我部到達時，敵大部隊已撤走，我師十三團順山谷追擊，遇敵收容隊交叉火力網阻擊，傷亡數十人，遂又折轉，向山脊摸去，見敵收容隊又已撤走，只是敵炮兵團仍在向飄風山行阻擊射擊，而我師的旗幟卻在山上高高飄揚。即打電報回長官部：「暫五師已占領飄風山。」薛岳很高興，命我師繼續追擊。以後，部隊一直打到汨羅江，均未受挫。 三次參加長沙會戰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中） 我初來暫五師時，部隊土匪習氣很濃，所到之處，拉夫偷盜，擾害人民。後雖經整軍教育有所好轉，但拉夫擾民之事仍時有發生，影響極壞。在部隊奉命開回長沙之日，全師結集待發之時，我令全體士兵解開背包檢查有無民物。當時，特務連有一士兵，背包里有一床紅印花被面，特別顯眼，尚有兩件便衣，我當即責令出列執行槍決，全師為之震驚。至此之後，部隊所到之處，再不敢擅取人民的東西了。 我正面追擊的部隊收穫甚微，但我原派出的五個支隊卻勝利而歸，每一個支隊都分別繳獲了敵人幾支槍和一些炮隊鏡、通信器材，其中有一個支隊還俘虜兩個敵人。我一上報請功，薛岳壓抑不住欣喜之情，對饒少偉、曾粵漢說：「這個矮子真有兩手，還看不出來。」 薛岳授意他的軍務處長對我說：「你打了勝仗，長官很高興，你就多報一點嘛，就報二十幾個俘虜，一百多支槍吧！」 我說：「我不敢，將來要我交那麼多東西，我拿不出來。」 軍務處長說：「長官叫你報，你就報嘛，難道今後還要問你要槍嗎？如果有人問，就說交給我了，你若還不放心，我給你打一張收條好了。」 我說：「那好吧。」 軍務處長當即給我開了一張收條，我便按長官的意圖上報請功。 打了勝仗，薛岳在嶽麓山開慶功大會，並要各師長軍長報告作戰經過。第三軍李玉堂、第四軍歐震，當然都打了硬仗，報告得有聲有色，但追擊戰部隊，除暫五師外，其餘各部均未繳獲敵人的武器，更沒有俘虜敵人。在全戰區的慶功大會上，我講：「敵人撤退的規律是天拂曉，步兵即向後退卻。僅留騎兵斷後，我們追擊敵人，百姓報告說，敵人騎兵剛過去，摸馬屎尚熱。可人怎麼追得上馬？接著敵機便來轟炸，我部隊疏散，躲避空襲，敵騎就去得更遠了。敵機去後，我們又追上十幾里路，快要追上敵人騎兵，天就黑了。遠見敵人安營紮寨，騎兵退進步哨線裡邊去了。我們派隊夜襲，敵人步兵防守嚴密。打兩槍，他也應幾槍。第二天早上，步兵跑了，又是騎兵斷後，飛機轟炸，一到下午敵騎又收進步哨線里。」緊接著，我便向大會報告作戰經過。我說：「根據敵人的這個規律，我師打飄風山是僅與敵後衛接觸，打的汨羅江正面追擊，都沒有什麼收穫。唯有按長官指示，派出支隊繞過敵後衛，作平行追擊。因而，略有收穫。」俘虜和繳獲數目，當然是按謊報的情況瞎編的。別的部隊也不知我講的情況是真還是假。無所可否，可是第七十七師師長韓浚暗中對我說：「你報告得很好，但是要注意別人嫉妒！」 1942年1月，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後召開慶祝大會 以後，蔣介石又對薛岳進行嘉獎，薛岳對我也另眼相看。九戰區在嶽麓書院辦了一個軍官訓練團，他非要我兼任一期（一個月）軍官訓練團校官大隊的大隊長不可，我亦欣然同意。 軍官訓練團的訓練對象是各個部隊的團長、副團長、營長等。教育長是葉肇，我自己又兼任戰術教官。暫五師的副師長彭士量也是陸大十一期畢業同學，我把他請來，作圖上兵棋演習，他指導東軍，我指導西軍，進行對抗演習。這一套東西，校官們以前沒見過，都覺得十分新鮮，自然興趣盎然。我還經常從暫五師調些兵來作演習，並給他們講班、排、連應該怎樣進攻，還進行了一次班戰鬥實彈演習，把訓練搞得有聲有色。 這一下薛岳處處照顧我，陳誠也一心扶持，他們加快為暫五師補充兵員，配給裝備，很快就把暫五師搞起來了。 長沙三次大捷後，七十三軍歸入九戰區戰鬥序列，我師奉命開駐長沙西岸嶽麓山順塘一帶整訓補充。因此，我在任校官大隊大隊長的同時，可以兼顧暫五師的訓練。我覺得當時中國軍隊，搞制式教練，固然是形式，由於不注重練基本功，戰鬥教練也流於形式。於是我本著在日本學習的經驗，在訓練中，狠抓了三個環節：第一是紀律養成。如射擊紀律、戰鬥紀律、作業紀律、行軍紀律等。第二是技術養成。如刺槍技術、射擊技術等。第三是力的養成，如體力、行軍力、戰鬥力、作業力等等。我尤其重視對士兵們射擊技術的訓練，首先教士兵們要懂得射擊方法（瞄準的方法、擊發的方法）。並要求訓練時射擊槍要無依託，戰鬥時槍要有依託，每個連的射擊成績我親自檢查。同時規定，凡按射擊教範的要求達到特等射擊的戰士每月津貼一塊錢，特等射手生病時，醫務人員送醫上門。每連有九個特等射手的，連長升少校，遇缺即補營長。有人說你哪有那麼多營長。說也奇怪，一年多我師百步穿楊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卻沒有一個連長能升少校。其餘兩個環節，紀律養成和力的養成，我也要求甚嚴。就拿培養戰士的土工作業力來說，我首先教士兵築城作業，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搗固，並要求步兵用小圓鏟每小時要除土0.5立方米，工兵用大圓鏟每小時除土一立方米。進行班戰鬥教練時，我將德國軍用書籍中的圖複製下來給士兵們講解，輕機槍組要與步槍組交互火力掩護，向前躍進。任何人不得違反這個規定，這是戰鬥紀律。我教軍官守陣地時要懂得側防，進攻時要懂得制壓，要他們熟記「沒有側防就不成陣地，舍制壓就不能進攻」這兩句口號。然後，作陣地示範，側射火力如何與障礙物配合，並教官兵們進攻時如何制壓敵人的重機槍、輕機槍、迫擊炮等。為了使幹部戰士（當時稱官兵）懂得這一套如何進行，我不斷辦教導隊，親自指導。這樣僅幾個月的訓練，部隊素質便大大改觀。 記得我剛到暫五師時，我說我喜歡射擊，一個名叫沈筌的團長聽了之後，就在我面前吹噓說：「打槍嘛，不是我自誇，那是彈無虛發，摔一個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槍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確有打好槍之人，實不敢藐視，我忙對他說：「沈團長，耳聽是虛，眼見為實，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一個柚子來，拋上天去，叫沈團長用手槍打。看熱鬧的人，把我和沈團長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可他連打了幾次，均未擊中，沈狼狽不堪。接著，我又在距離五十米遠的大樹上畫了一個人頭大的圓圈，命全師軍官手槍射擊，整整一個下午，竟無一人擊中目標。當時，暫五師戰鬥力之弱，可以想見。 然而，幾個月的訓練之後，在一次九戰區舉行運動會的射擊比賽中，我派出的射手，奪回了運動會上射擊項目的全部錦標。 世人皆知，國民黨軍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新官上任，帶來一大群親友舊部，把前任的大部換掉。但我出任暫五師師長時，只帶一個衛士鄭國輝和秘書王石夫，旅團長一個不換，連軍需處長和副官處長都不換，錄用幹部，實行任人唯賢的路線。採取人事公開的辦法統率全軍（我到師就提出「經濟公開，人事公開，意見公開」的口號），如全師有一個連長缺，必將全師的副連長、中尉排長、參謀、副官等凡有任連長資格者，均集中師部甄別、比試、考核，論其戰功年資學歷，擇優而用之，師內的打手（有戰功的人）、軍校學生，特別心悅誠服。 長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屬千里迢迢，冒著生命危險從四川的酉陽、秀山、湖南的辰溪來到部隊。副官處吳主任見我家屬至此，無棲身之處，要特務排讓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後對副官主任說：「當兵的人住的地方，怎麼能讓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堅持，我仍執意不肯，並在老百姓那裡找了一間草房讓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責怪我說：「你也做得出來，房子這麼漏，一下雨，我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 我說：「這說明我對得起我的士兵嘛！」 這件事在部隊中廣為流傳，影響很大。也正是通過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別高。 1942年冬，陳誠叫劉雲瀚打電話問我：「你願不願意到國防研究院去學習？」此消息來得實在太突然，我又驚又喜。心想，到國防研究院，一定可學到不少東西，機會難得，即對劉雲瀚說：「我願意去，請你報告長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國防研究院。在我離開暫五師時，有一件事給全體官兵們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我臨走時沒有多要一個錢。這看來是一件小事，不足掛齒。但在國民黨部隊中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官兵們見我來去一身清，無不為之感動。其實，要想在國民黨的部隊里真正當一個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貪財。今天解放軍不貪污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那種環境之下，不要錢就真不容易啊！ 以上所寫我在暫編五師的經歷雖全屬事實，但寫回憶錄應力戒自我表揚，我為什麼不避諱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國民黨軍隊的醜惡，並說明「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有愛國心的軍人（尤其將領），如果能夠潔身自好，講求學術，忘我地整頓訓練部隊，素質再差的軍隊也可整頓成為勁旅。如果再加上「出陣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當日國民黨軍隊的裝備，在持久戰鬥中的相持階段，是可以多消滅敵人而促使反攻階段早日到來的。反攻階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勝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灣國民黨罵我是「共諜」的回答。說實在的，我是愛國主義者，我在進國防研究院之前，是捨生忘死為國——也就是為國民黨賣命的。像我這樣對剝削憎恨，略具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人，到重慶目睹國家要在一批蠹蟲手中葬送掉，而不棄暗投明以挽救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就是今天台灣當局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國民黨內部有識之士，恐怕也不會那麼心死，無所作為吧？另外，我親身經歷兩種軍隊，認識到今日解放軍有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有共產黨的嚴密組織，軍隊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軍隊，全體指戰員都不是為任何個人出力，所以領導幹部不用講求統馭術，費那麼多苦心驅使別人為自己賣力，就可以有團結堅固，勇敢犧牲的軍隊。我對比今昔，覺得今日我軍幹部，可以而且應該抽出較多的精力和時間，在政治工作方面傾全力堅強黨的組織，發揚大公無私，先人後己的共產主義精神；在軍事方面，潛心研究現代軍事學術，傾全力訓練部隊，把生產、福利等事務交給國家去辦理，則這支軍隊必定可以摧毀任何入侵之敵，完善地保衛祖國。 在國防研究院學習 * * * 蔣介石為了在中國培養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謂「全能將校」（即陸、海、空三軍都能指揮的人），如龍美爾、凱薩林、倫斯德特式的人物，調集了少數人在重慶浮圖關山上辦了一個國防研究院。國防研究院連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東原，副主任杜建石，其餘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員，有的叫研究員。研究委員就帶有教師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員。另外，如沙學浚（學國防地理）、吳光傑，以及一個姓石的（學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員。此外，沒有專門的教師，因為希特勒搞的那套東西還是一個新花樣，國內很少有人懂得。 國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平時戰時的國防體制；研究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的指揮技術；研究國家的經濟、教育、軍事、工業等如何有利於國家實行總動員，即軍隊、機關、學校、工廠、農業、商業、交通等平時怎麼準備，要設什麼機構，才便於轉為戰時體制，戰時體制又如何構成，才便於打仗；研究全國的最高統帥如何才能統管全國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實行一元化領導；研究孫中山的學說，尤以研究他的建國方略為主，如修多少鐵路、南方大港、東方大港等如何設計等；此外，還研究蔣介石的著作《中國之命運》。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是希特勒《我的奮鬥》之翻版。此書並非出自蔣介石之手筆，而是陶希聖代筆，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的。書的內容，多在於責備共產黨，說什麼，這麼多年，國治不好，主要是共產黨搗亂等等。因遭全國人民反對，此書未大量公開發行，國防研究院對於上述諸類問題的研究，也只不過是閉門造車而已。如研究陸、海、空的指揮技術時，就是由我做的一個想定。實際上，我既不懂空軍，也不懂海軍，在航空學校學的一點空中偵察知識也十分膚淺。 國防研究院有時也請一些名流以及國民黨主管各部門的人來作報告，以供研究之參考。如請行政院的孔祥熙報告財政問題；兵工署的署長俞大維報告兵工生產的問題；軍政部的何應欽派人來報告軍政問題；陳立夫報告教育；經濟委員會的錢昌照報告經濟管理問題等。 1943年間，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龍一帶集結了大量兵力，準備向國民黨部隊發動一次新的進攻。當時蔣介石判斷不清日寇的企圖，這一下慌了手腳，要到第六戰區親臨前線指揮。陳誠此時在雲南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聽到這個消息，向蔣討好說：「你去還不如我去，明知是丟地方，誰個也守不住，你是全國統帥，丟了地方怎麼行，還是讓我去吧。」蔣乃令陳誠到六戰區前線指揮。 陳誠從雲南來到重慶，派人邀陸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員，魏汝霖、潘華國、石祖黃及我去研究。陳誠對我們說，他要到前線指揮，並將敵我雙方的情況一一作了介紹，問我們對此作何判斷。他們幾人均一致認為敵人要進攻常德產糧區，並建議將防禦重點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種看法，故一直未發表意見，陳誠見我默默無語，便問道：「你的意見如何？」 1943年，在鄂西行軍的國民黨第六戰區部隊 我說：「我判斷日寇將在上下五龍、宜昌南岸之間，實行鉗形攻勢，目的是要吃掉長江南岸的防守部隊。最近希特勒的鉗形攻勢鬧得很兇，日本人肯定要跟著學。因此，宜將二線兵團七十九軍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門一帶。假如敵人進攻常德，二線兵團，可打他的側背，敵人搞鉗形攻勢也可打他的側背，這就兩全其美了。」陳誠原來寫給蔣介石的敵情判斷，也是說敵將進攻常德糧倉，聽我的判斷後，覺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見修改了他的敵情判斷，並照我的建議布置了二線兵團。敵人以後的行動，恰如我的判斷，故使國民黨部隊未遭受大的損失。陳誠大悅。以後，郭懺告訴我說：「長官到處吹噓你不錯。」 在辦國防研究院的同時，蔣介石還在重慶浮圖關半山腰辦了一個「中央訓練團」。蔣介石自任「中訓團」團長，副團長張治中，教育長王東源，中國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學校長，出國考察人員、留學生等均為受訓對象。國防研究院距中訓團僅半里之遙，故國防研究院的人員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訓團參加總理紀念周活動。紀念周活動由蔣介石親自主持。首先唱中華民國《國歌》，歌畢，讀總理遺囑，並靜默三分鐘，然後就由蔣介石講話。中訓團一期為一個月時間，一年大約辦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們聽蔣介石講話竟達三十多次。 在這以前，我對蔣介石不多接近，認為他打過那麼多仗，經歷過那麼多事情，總還有兩手，但聽了他講話之後，卻大失所望。他期期幾乎都是老調重彈，什麼「科學的學庸」、「大學的道理」、「三民主義連環性」等。很少聽到他講政治、當前形勢和軍事學術問題，有時講也非常簡單，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鬧笑話。如他講「立正的道理」，說立正要氣沉丹田，一直貫到腳跟。我與呂文貞、韓煉成三人平時很要好，當聽到蔣介石講「立正道理」時，我就用腿碰他們的屁股問：「你的氣沉不沉到腳跟？」大家聽後，一陣好笑。 教育部長朱家驊組織向蔣介石獻鼎，鑼鼓喧天，抬了九個赤銅鼎到中訓團大禮堂，我們排隊久候，只不見蔣介石出來，一會兒聽見主席台側休息室傳出咆哮的聲音。接著見朱家驊面色鐵青，狼狽而出，又一會何應欽出來，代表蔣委員長接受了一個鼎。最後蔣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說：「原來我同意獻鼎，只以為是小小一個，不意弄這麼大九個，太沒有意義了！……」鬧鬧熱熱的獻鼎典禮，弄得不歡而散。原來朱家驊獻鼎就是本「禹鑄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為蔣介石歌功頌德的。蔣欣然接受，殊陳立夫破壞朱的獻媚，說：「這是帝王思想，外邊批評不好。」所以蔣介石臨時翻臉不認賬。朱家驊「拍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傳為笑柄。 國防研究院的人員，都要輪流到中訓團受訓。我受訓那一期，蔣命我擔任副大隊長，因有大隊長主持，我實際上只掛名，不負任何責任。期末，蔣介石按往常慣例要請客吃飯。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隊長、副大隊長、大學校的校長、博士、出國人員等共三十多人。蔣介石規定宴會上的菜是：四菜一湯。菜的質量也不好，記得有一份炒雞蛋，一份炒青菜，湯倒是一個好湯，汽水蒸雞。他之所以這樣做，只不過是想提倡節儉而已，他請客吃四菜一湯，而平時進餐卻遠不止這些，我以後曾在他家裡吃過飯，菜就十分豐富，飯後還吃水果。 最妙的莫過於他對人講話的態度了。席間，當他與大學校長、出國教授說話時，滿臉堆笑，要他們在國外多宣傳宣傳，說他們出去為國爭光。而當他與我們當兵的講話時，臉面一下就變嚴肅了，他板著面孔問我們：「你們對這次訓練有什麼意見」？誰又願意在這種場合發表意見，自討沒趣呢？也都順口答道：「這次受訓，收穫很大。」蔣介石只是「嗯、嗯」兩聲，並無心思與我們交談。 以後，聽說蔣介石要找國防研究院的人員個別談話，我們得知此消息，都很緊張，不知他要問些什麼。後來見蔣介石談話時，他都問：「你對國家，對抗戰有什麼意見」？我們才知道這只不過是一個過場，大家都把事先準備將要說的話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蔣介石與我個別談話這還是第一次。 最初，我以為到國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國防問題和軍事學術，結果對現代化國防知識，增進很少。倒是我讀孫中山著作，獲益不淺。讀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使我思緒萬千。蔣介石自稱是孫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時何處實行過孫中山的主義？哪裡按建國方略搞過一點建設？我目睹了蔣介石搞寧漢分裂，「四一二」政變，執行片面抗戰路線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前線的士兵，為了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犧牲的精神，實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慶糜爛的社會現象卻摧人肺腑。四大家族及發國難財的商人，為非作歹，揮金如土，過著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生活，而百姓們卻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由於物價飛漲，人們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時代。四川人進茶館吃茶，都已不再使用鈔票，而用棉紗作為支付手段了。由於經多人之手，棉紗都由白變黑了。市場上則是以米作為等價物，進行物物交換。唯獨我們當兵的人，卻還一個不多地按月領著自己那份薪金。暫五師每月給我匯的錢還不能維持我與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還有一個三弟在重慶銀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閒時間做一點轉手買賣，經濟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請我下山吃飯，以補充營養。像我這樣一個連年抗戰、位到師長在當時說來，地位並不算低，只是因為不貪污就沒有飯吃，這究竟是一個什麼世道啊！這哪有半點孫文主義的味道呢？這講的是什麼民權？什麼民生呀？自抗戰以來，只見解放區越擴越大，國民黨統治區越縮越小，共產黨的軍隊越戰越強，而國民黨的軍隊卻一蹶不振，對比國共兩黨的一切主張和行動，使我開始認識到，要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要把抗日戰爭堅持到底，並建立一個民主的富強康樂的國家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我在黃埔軍校及大革命時期，也曾受過一些社會主義教育，現在回想起這些往事，就更覺得共產黨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產黨聯繫。 韓煉成、呂文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間無話不談。我們見國民黨腐敗無能，經常私下批評醜詆國民黨無民主、貪污、誤國，想組織一個小團體，搞一點進步的事情。呂文貞理論一大篇，而處世謹慎，我說呂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譏，說我是大秀才。我們研究員中有個叫張敘曾的人，是呂文貞的連襟，常對我說：「國家不成樣子了，要起來鬥爭。」我見他說話思想進步，又是呂文貞的親戚，準備發展他，韓煉成得知此事後，對我說：「汝瑰，要這個呀（以手在頸上一砍，做殺頭狀），謹慎為好！」這麼一說，小組織就沒有敢幹起來。果然，韓救了我，解放後，我才得知張敘曾是一個軍統特務，在北京被鎮壓，韓煉成原來是一個共產黨員，可當時我卻不識廬山真面目，我屢次表示要找共產黨聯繫，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夠謹慎。 1944年初，蔣介石要在國防研究院挑選一批以前從未出過國的人到國外考察，本來我是現職師長不能去，恰好呂文貞被選為待從室參謀，不能去英國，於是我就得機會去英考察。 到英國考察 * * *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義到英國考察國防機構的組織情況。我和范誦堯、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飛機從昆明出發，來到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停留期間，當地一些華僑商人向我們購買外匯，但不付現款，而是將我們的美金交他拿去購買商品。然後，運到中國去銷售，再將賺得的錢寄到我們家中，這樣做，雙方均有利可圖。按正常比價，一千美金只能換回已大大貶值的國民黨的鈔票三四千元，而這樣一轉手，一千美金卻可得萬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屬半年生活。出於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違心事來了。此事成交後，我們又乘飛機經喀拉蚩、巴勒斯坦，到達開羅。此時正遇諾曼底登陸前夕，英倫三島、封鎖出入，去英的飛機不能起飛，又只得在開羅停留了二十多天，諾曼底登陸後，才到達英國的倫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敦一直處在希特勒的轟炸之下。我參觀過希特勒閃擊倫敦的遺蹟，此時德國人經常施放V1無人駕駛飛機，對倫敦進行襲擊，但英國人並不恐慌，他們用殲擊機打，或放出氣球阻攔，V1到達倫敦上空的減少一半。以後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國對倫敦進行遠距離轟炸，英國人便無法阻擋，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將動物園內的猛獸弄走了，以防其出籠傷人。倫敦從來不放警報，也很少有專門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鐵道車站處設了很多上下鋪鋪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國期間，聽說英國首相丘吉爾親臨受轟炸地區視察災情。老百姓問他：「首相，我們的房子被敵人炸爛了，沒有房子住，你幹什麼去了，你職責呢？」 丘吉爾笑著解釋說：「報上登了，打仗是全國人民的事情，不應該讓任何一家受損失，打完仗，國家負責給你們修，現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爛，不划算。」 我想到中國抗戰誰的房子被日寇炸爛了誰倒霉，兩者相比，國民黨中國大大不如英國。 英國的國防設施沒有什麼特別值得仿效的，但有一點可取，即戰時內閣組織了一個「優先權委員會」（Priority Committee），對物力、人力資源一律通過這個委員會實行統籌分配，凡急需項目，優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能恰合時機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國海、空軍現代化程度很高，不失為海空勁旅。但陸軍的戰鬥力很弱、士兵「嬌」氣到了極點。一次，我們參觀英訓練中心的演習，一個士兵通過一個掩蔽部，他見那裡涼快，就坐下來不走了。英軍官發現，即上前令他前進，但他就是坐著不動，而英國軍官卻毫無辦法。 1944年6月，中國派出的駐英軍事代表團到達英國。為了少派代表團人員，以節省開支，遂將我們前來英國考察的三名掛名武官投入軍事代表團，這樣一來，我們便可隨代表團到戰區參觀了。 歷次參觀中，使我最難忘的是參觀諾曼底登陸的急造海港碼頭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一面建立灘頭陣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長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時停泊13艘萬噸巨輪的棧橋，13天時間，便建設成功，這真是驚人的奇蹟。 我在倫敦時，英國還不許可盟軍軍官去現地參觀，於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請盟國軍官參觀。我一看，驚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經講解，才知這座防波堤，是用長70米、寬15米、高20米、重7000噸的浮游水泥箱像掛火車箱一樣連接起來，拋錨固定的。這浮游防波堤擋住了風浪，於是就可利用預製構件，架設棧橋。所有一切預製構件的結合，都是機械作業，所以才能這樣迅速。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橋，架設前材料整頓也很費時間，像諾曼底急造海港這樣大規模的器材製造和準備，花費的時間一定不少。講解員才告訴我：1943年8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魁北克決定諾曼底登陸計劃後，就開始準備。英國所有港口、船塢及四千多個企業都動員起來，投入秘密準備工作。因此，諾曼底海港、碼頭，說起來是13天架設成功的，實際是幾十萬人經過約一年的時間建成的。 參觀後有人告訴我：這樣的設備是兩套，英、美各一套，英國的一套，因風浪險惡，架設未成功，幸美國的一套架成，不然盟軍後續部隊、車輛、械彈、器材跟不上，登陸也可能失敗。 在此盟軍節節勝利期間，也傳聞了一些國內戰爭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進攻常德，蔣介石事先毫無預見，臨時只知令余成萬師堅守常德城，余苦撐20日，終力不能支，全師被殲，余突圍逃脫，後來，蔣介石將余交軍法審判，余成萬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粵漢路，進攻衡陽，蔣介石令方先覺軍守城，日軍圍攻逾月，方先覺投降。（原來暫五師的柏松林參謀，1944年在方先覺部任情報科長，我回國後，柏告訴我，投降是方先覺叫副官處長出去聯絡的，投降時部隊撤下來還有一萬多人，機槍迫擊炮等尚多，方先覺一見就哭起來了。對柏說：「早曉得還有這麼多槍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還在教堂舉行了投降儀式，方先覺雙手捧「軍人魂」短劍遞給受降日寇。這對蔣介石標榜「不成功，便成仁」的「軍人魂」是一個辛辣的諷刺。更使人氣憤的是：以後，方先覺被日寇收買，放回四川，帶來誘降條件，蔣介石為了掩蓋他與日寇勾搭，卻宣稱方先覺是逃出來的，並叫他任反共的青年軍師長。再一次是敵人打到貴州的獨山，盟國友軍問起這些消息，我們感覺很不光彩。 諾曼底登陸以後，德國失敗，已成定局。英國人不喜歡丘吉爾獨裁，準備一旦戰爭勝利後，就要趕他下台。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為了爭取選票，擬定一個保險計劃：凡英國工人，每星期交一個先令的保險費，對其生老病死，國家一律實行保險。英工黨自稱社會主義，我當時分別不出真偽，總覺得，這種社會主義到底還是為大眾著想，比國民党進步得多。 英工黨認為，希特勒定倒無疑。戰後，將形成美、蘇兩大巨頭主宰世界，英國要再想回復到1936年以前的狀況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為了維持其大國地位，就暗中與中國駐英軍事代表團團長桂永清商談，說工黨選舉獲勝，願將香港交還中國。作為交換條件，望戰後中國不附美，也不靠蘇，而與英國聯合，於戰後在美蘇之間形成第三勢力。桂知陳誠此時已擔任軍政部長，想憑藉我與陳的關係，辦事方便一點，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國向蔣介石請示，我聞香港即將回歸祖國，十分高興，毅然放棄到戰區旅行的計劃，1945年2月，隨桂永清返回祖國。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國留過學，後又在德國當武官，與瑞士國際間諜機關早有聯繫。他對我說：「國際間諜機關壞得很，不管哪一國，有錢就能買到情報。美、英、德、法都在那裡買，誰的錢越多，誰的情報就越可靠，越有價值。」回國路上，我發現他與途經的中國駐各國使館均有聯繫。到加爾各答，與總領事談話多涉及軍統內部，回國後，不住旅館，而直接到戴笠（住重慶上清寺）公館下榻，這時我才知道，桂是軍統特務。以後，桂永清將英工黨意見告訴了蔣介石（我未參加），蔣考慮幾天後答覆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國，拒絕了英工黨的建議，我滿以為此次之行定能收復失地，結果卻是南柯一夢。 在軍政部工作 * * * 在國民黨軍事高級指揮人員中，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外，便是軍政部部長權力最大。軍政部下設有：軍務司（管部隊編制、裝備）、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馬政司（管軍馬）、軍法司（管軍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產）、軍需署（管軍費出納、被服裝備、糧秣補給）、軍醫署（管軍隊衛生）、兵役署（管徵兵）。 以前，軍政部部長由總參謀長何應欽兼任，蔣介石嫌何應欽過於持重，想換新人，去進行一番改革，陳誠及一些人乘機攻擊何應欽老大，不振作，軍政部暮氣沉沉，蔣介石選中了陳誠，陳誠便以敢做敢為的姿態登上了軍政部部長的寶座。 1945年2月，我回國後，陳誠要我擔任軍政部軍務署的副署長（軍務司擴大為署，署長方天）。我3月就任以後，就一直在國民黨的高級司令部工作。 陳誠 陳誠當上軍政部部長以後，有人說軍政部變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為軍政部被陸大十一期和十八軍的舊人所壟斷。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軍的幹部），並與陸大十一期的同學很合得來。方天為了沖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薦舉我當軍務署副署長。陳誠那裡當然也很順利通過了。 軍務署管軍隊的編制、裝備，就操縱了全國各軍師大小、強弱的命脈，因為當時有甲、乙、丙三種不同的編制，以後又有美械的軍。如果一個軍定為美械軍，就編制大、器械精、經費多、裝具足；反之，定為丙種編制的，當然就差勁了。所以當時各軍師競相與軍務署講朋友、拉關係、求好處。 這時歐洲大勢已定，美國目光轉向東方。雖然美在太平洋上「躍島進攻」節節勝利，但是深恐日本陸軍以阿圖島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國大陸頑抗到底，則美軍將付出較大的犧牲，故一面催促蘇聯出兵東北，一面出槍出錢，由中國出人，在中國實行「冰人」計劃。按此計劃、先越「駝峰」（喜馬拉雅山）空運二十個師的美械到中國，裝備二十個師的阿爾發部隊，然後由這些阿爾發部隊為骨幹，在廣東打通一個海口，由美國海運供給大量裝備，裝備成更多的美械師，以驅逐中國大陸的日寇，由於空運和戰略目標的關係，阿爾發部隊多在雲南、廣西、湖南，以後並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任總司令，指揮這些軍隊。阿爾發部隊雖然主要是由蔣介石、何應欽、陳誠等按戰略關係位置決定，但具體業務由軍務署承辦，裝備的先後，運送的緩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後因飛機運輸量小，便決定打通滇緬路，史蒂威率孫立人、廖耀湘兩師從印度，經密支那打過來，國民黨遠征軍則從騰衝、經龍陵打過去，兩軍在八莫會師。然後，從滇緬路以十輪大卡車，日夜不停運送美械，史蒂威主張以部分美械分配給十八集團軍，因而與蔣介石意見矛盾。以後魏德邁接替史蒂威職務，與蔣一個鼻孔出氣，儘量抑制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國共兩黨裂痕日深。這時，軍令部特別設立了一個第十三科，直屬部次長，專門主管共產黨的情報和對付共產黨的軍事計劃等工作。肖毅肅和張繼寅，相繼任過第十三科科長。共產黨駐渝辦事處當然就有所聞，想進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這時，我非常反對內戰，同情共產黨，但我只了解國民黨軍隊編制、素質等情況，供給的情報，不能滿足共產黨研究如何防止內戰的需要。 美國運輸機飛越「駝峰」 由於蔣介石一心依賴美國，等待勝利。所以，軍令部每周要舉行一次大戰研究會，注視世界大戰動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滅，日寇已成釜底游魚，反共就甚囂塵上，更加積極起來了，大戰研究會也因此變更重點，經常研究如何反共。我為了獲得情報，以協調軍政、軍令兩部業務為理由，請求同陳誠的侍從參謀汪奉曾一同參加旁聽。有一次研究會研究如何防止八路軍、新四軍壯大的問題，認為：蘇軍進入東北，可扶植共產黨軍隊壯大，因此須防止八路軍、新四軍出關；關內共軍如得日軍裝備亦可壯大，因此須防止日寇投降後武器裝備落入八路軍、新四軍手中。為了阻止八路軍、新四軍出關，軍令部主張裝備傅作義一個軍以胡宗南兩個軍，便於日寇投降時搶先進入天津、北平、張家口一線，阻止八路軍以新四軍東進。這是以後傅作義襲擊張家口，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企圖進入北平惹起邯鄲戰役的張本。根據這個方案，蔣介石令軍令、軍政兩部會同積極準備，以後，全面內戰的戰略，許多都是這一罪惡陰謀的發展和演進。 參加受降 * * * 8月15日傍晚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重慶頓時鼎沸起來。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精神堡壘（現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聾，「勝利了！勝利了！」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壘，見幾個美國兵來到此地，亦被人們抱起，來回往天上拋，場面之熱鬧，不可言狀。 日寇無條件投降來得如此突然，實出國民黨意外，此時，蔣軍主力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四個方面軍（一方面軍盧漢，二方面軍張發奎，三方面軍湯恩伯，四方面軍王耀武），在廣西和湘西，六戰區在鄂西，一、五戰區在豫西、陝西，二戰區在山西西北部，八戰區在西北和綏遠西部，第三戰區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戰區在廣東北部，第九戰區在湘贛兩省邊區，而廣大的東北、華北、華中地區除日軍控制交通線外，多在八路軍、新四軍手中。 日本宣布投降後，重慶群眾在接頭歡慶抗戰勝利 蔣介石得日軍投降消息，令日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為了達到壟斷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國投降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布置」，一方面打電報給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要八路軍、新四軍原地駐防待命，何應欽秉承蔣介石旨意，令岡村寧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隊之外任何「非法武裝組織」繳械。又令偽軍維持地方治安，並指定七戰區在廣州、三戰區在杭州，九戰區在長沙，六戰區在武漢，一戰區在鄭州洛陽，二戰區在太原、盧漢在河內（北緯十八度以北歸中國受降）。湯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濟南，李宗仁、孫連仲在北平，傅作義在包頭受降，收繳日軍武器裝備。以後並由熊式輝、杜聿明往東北從蘇軍中接收主權。蔣介石又與美帝勾結，由美空運、海運這些部隊前往，並改六戰區司令孫連仲為十一戰區司令，由鄭州經平漢路北段去北平。一時，蔣軍海、陸、空並舉，奔赴全國收繳日械。 何應欽親臨芷江（王耀武四方面軍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軍政部隨同前往。一時間，王耀武的司令部賓客盈門，受降人員紛至沓來，王為人精明，擅長交際，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禮。每日清晨，王必來各處招呼，見人就說「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顧得十分周到。 交際應酬和拉關係是王耀武的拿手戲。記得還在上海作戰時，他的三十一師歸五十四軍指揮，我同軍長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並招待我們吃梨。他很快就削了一個梨子給軍長。然後，他從我手中將我正在削的梨子奪過去，一邊說：「你打仗做點計劃很行，削梨子不行，我來。」王態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處。 我在軍政部軍務署工作時，一次，王耀武來署拜訪，他在各司各科到處討好。然而，卻無諂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別人的鋼筆借去寫一寫，然後說：「您這支鋼筆不行，我把我這支『派克』筆給您，用過了的不要見怪！」其實，他的筆是剛從商店裡買來灌上墨水。裝滿滿一口袋，送別人一支，又另外佩帶上一支。見第二個司長、科長處，又如前表演一番。請客送禮這本是國民黨的一貫作風，並非王獨創，只不過他比別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金井參謀長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時，金井的飛機在機場降落，部隊用汽車將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舉行授降儀式。因金井要在投降書上簽字，所以何應欽特別用一支「鼠須筆」要金井在投降書上簽字，準備簽字後將筆珍藏起來，做一個歷史的紀念物。誰知，簽字後，「鼠須筆」卻不翼而飛。 受降儀式結束後，金井乘專機返回南京。何應欽令其副參謀長冷欣同機飛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準備。冷去後，瞻仰中山陵，並於當日報刊上登載一則消息，稱：陸軍總司令副參謀長冷欣某日到南京謁陵。蔣介石在報上見此消息後，大發雷霆，將報紙撕得粉碎，並接連罵道：「混賬，這傢伙簡直是飛揚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電話將其撤回。 冷欣撤回後，何應欽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無非想一箭雙鵰，他是想派我去南京，藉以拉攏，挖陳誠的牆腳（因他常把我作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後又要我去美國作他的軍事代表團團員）。萬一我出了洋相，他就藉此搞陳誠。何的參謀長肖毅肅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後，私下對我說：「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難搞。你知道他這個人（指蔣介石）很難捉摸，連冷欣都出了問題，你還去得嗎？」 這時候，肖毅肅為什麼要阻擋我前去呢？說來話長，肖原來是我堂兄郭汝棟的旅長，並甚得重用。1931年，張發奎的部隊由廣西打到岳州，當時，郭的部隊駐黃州、仙桃鎮一帶，肖要帶兵響應張，郭不同意，肖對人說：「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後即向部隊團長寫親筆信說不得我的親筆信，不得聽其指揮，輕舉妄動。此時，肖又染上吸鴉片的惡習，郭越發不滿，便給肖幾萬元錢後禮送出部隊。肖離開部隊後到上海，去賭輪盤賭，把錢輸光，時遇我從日本返國，見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後，在堂兄面前與肖說情，郭才同意以顧問名義每月給他二百元生活費。後來，我在陸大時，陸大要招收特別班，我認為肖有能力，寫信給堂兄，主張保送。郭回信說：「肖爛煙、爛賭，此人已成過渡人物，無培養價值了。」我回信說：「如將肖送入陸大學習，可使其重新做人，還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肅考陸大特別班時，我也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於友好，故有此說。但我曾受肖指揮。在郭汝棟部隊時，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揮下的營長，後來，他任何應欽的高級參謀，我則任二十集團軍參謀長。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終因有肖的勸阻，我放棄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應欽令軍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長楊繼增、後勤部的項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餘人，乘專機先往南京。飛機在光華門外降落。進城時，守城門的日本兵不斷地向我們舉手行禮，百姓們見我們入城，也紛紛上前圍觀，一個個臉上都充滿了勝利的喜悅。 南京城內，市場繁榮，產品應有盡有。我們這些接收大員一進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個商店，為老婆、孩子搶購絲、綢等貴重商品。當時，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衛發行的偽幣，接收大員們便自行規定了法幣與偽幣為一比二百的比率。這樣一來，價值二百元的東西，接收大員們一元法幣便可買到，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們卻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數十人，就把個南京城搞得烏煙瘴氣了。 何應欽到南京後，受降簽字儀式在原黃埔軍校大禮堂舉行。何應欽、顧祝同、徐煥異（空軍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岡村寧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對主席台橫坐一排。岡村寧次身高體瘦，光著頭。此時，他平日那日軍的「傲」氣與戰敗者所具有的「喪」氣交織在一起。儘管他故作鎮靜，極力想保持他那平時的尊嚴，然而從他臉上流露出的卻是頹喪的神態。 何應欽將投降書遞給他的參謀長肖毅肅。肖接過投降書後，走下主席台，來到岡村寧次面前，一隻手將投降書遞給岡村寧次。岡村寧次立即站起來，雙手接過投降書，在上面簽字後又雙手呈還。肖復歸主席台，將投降書交給何應欽。然後，由何在上面簽字。儀式並無特殊之處，並沒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軍刀。 1945年9月9日，岡村寧次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 簽字結束後，戰犯岡村寧次被依法「關押」，但他卻享受著特別優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內，過著優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後，陸軍總司令部搬往南京，駐原黃埔軍校。美國用飛機先將新六軍運往南京。新六軍在印度成立時，士兵均經過特別挑選，個頭相差不多。士兵們身著清一色美制毛嗶嘰軍服，武器裝備精良，入城時，顯得很有氣派。 新六軍接防後，日軍全部退入營房，不准出街，只給他們留有幾支守衛的槍。但城外日軍槍械未曾收繳，名為讓其自衛，實際上是要他們不把槍交給共產黨。 南京城又成了國民黨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員們就大搞起「五子」登科來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他們什麼都要，什麼都搶，什麼都爭。已接管的日本人的東西不用說，就是跑了的日本僑民留下的家具、財物也都成了他們爭奪的對象。搶劫的東西，一律歸己。 一個一比二百的比率，一個五子登科，把飽受日軍殘殺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連天。他們異口同聲地罵道：「天上飛來的，地上鑽出來的（指國民黨特務）都壞極了，」「盼了這麼久，盼來的卻是一夥劫收大員。」 劫收大員們在南京搞的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濟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後來何應欽對我談話和陳立夫的《成敗之鑑》都曾指出蔣介石的失敗在於不收編偽軍，以致使其投奔中共，壯大共軍力量。我的看法：蔣軍失敗的根本在於國民黨策略上的混亂、錯誤；政治上腐敗，如特務、五子登科；經濟上的通貨膨脹，而上層官員又趁機大發國難之財。戰爭已經打了十幾年了，經濟上已十分蕭條，人民都已對蔣家王朝徹底失望，人心向背，這才是國民黨蔣家王朝失敗的根本原因。 當時，盧漢在河內收繳日械完畢。蔣介石為架空龍雲，就調他的部隊去東北，怕盧漢不聽調回雲南，又調五十三軍周福成部到河內接防。法國也將兵艦開來受降，五十三軍的炮兵向法兵艦開炮，將其兵艦打傷一艘，其餘各艦都紛紛掛起白旗逃跑了。 蔣介石自以為壟斷受降，便可達到獨吞勝利果實之目的，殊一擁而上，爭奪城市，導致到處出擊，備多力分，處處被動，戰略上也就伏下了敗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