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五、在陸軍大學 （1932—1937年）

退學回國 * * *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為達到「征服全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計劃，於9月18日，令盤踞我東北境內的關東軍炸毀了長春至瀋陽線上的柳條溝一段路軌，誣我軍隊所為，以此為藉口炮轟我瀋陽北大營，挑起了「九一八」事變。這時，我們正好要結束聯隊生活。9月20日前後，日本報紙大登北大營事件，工兵大隊官兵都作了傳達，他們見到我們中國留學生，都投以蔑視的眼光，我憤恨羞愧得無地自容，出寢室門便低著頭，再不願碰見日本人的目光。可就在這時候，井上辰雄中尉和沖野少尉等總來講「日支親善」，說局部地區的誤會，很快就會過去，勸我們回到東京，不要「喧譁」（鬧事），好好完成學業。這種一面打耳光一面甜言蜜語的親善，便是傻子也會知道是什麼用意，只要有點愛國心的中國人，無不想奮發圖強，湔雪國恥。九一八的炮聲，也驚醒了我在日本「學點本領」的夢幻，日本軍國主義者是不允許中國自強的。日本並不是「避難者」的樂園，除了歸國為振興中華而努力，不允許我有任何其他選擇。 9月底，我同在第三師團工兵大隊隊附學習的其他四個中國士官候補生離開豐橋，井上辰雄中尉和沖野少尉還到車站送別。我們當然也「感謝」一番，就上火車沒精打采地回到了東京。這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群情激憤，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紛紛請願退學。我們士官學校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的學生，也紛紛到中國青年會館開會，決定申請退學。面對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中國駐日大使汪榮寶卻傳達蔣介石的旨意：留學生要安心求學，不要鬧事，要相信政府能解決「中日爭端」。可是我們很多士官同學，不聽這一套，自發成隊地去日本陸軍省申請退學回國。日本憲兵數人乘馬前來驅散學生，中國大使館也派了一個姓丁的參贊來勸學生回校，我們堅持不走，憲兵揚鞭躍馬，衝進學生隊伍，一時秩序大亂，新聞記者攝影機的燈光閃閃，人們的喊叫聲高響入雲。丁參贊怕次日的報紙登出他的「玉照」，以袖掩面，高呼「回去吧！」這一屈辱的場面，我至今回憶起來還不勝悲憤。幸當時我們堅持不走，日本陸軍省無奈，才派人出來說：「可以退學。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學。」我們大叫：「亡國奴才再回來。」於是大多數人都辦了退學手續。我本來在日本就深感屈辱難忍，所以這一次我是熱心的退學鼓動者。我認為要退就要全部退學，才足以顯示中國人不可欺侮。我在中國青年會開會時，就竭力宣傳「日軍進攻錦州，兩國宣戰。如果我們不走，就都會成為俘虜。」想把所有的學生都鼓動走光。遺憾的是，竟有十來個人不願退學，而且以後退學回國的人，也有再去日本復學的。至今五十年過去了，我還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應該這樣沒有愛國心，幹這種有損中國人的尊嚴，叫外人鄙視的事。 郭汝瑰任國民黨軍官時期 11月，北風怒號，海水嗚咽，我們一群中國留日學生憤然返回祖國。由於大家都是窮學生，坐的是普通客輪。離日本上船時，中國人在日本受歧視、遭侮辱的利種情景，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心情十分沉重。這時我一隻腳站在岸邊，一隻腳踏在船頭，將一塊石頭扔在海里，內心發誓說：「我們不打敗日本，成為一個戰勝國，我就決不再到日本來。」 我們士官學校退學的二十三、二十四期學生，一到上海，便在上海青年會禮堂開會，決定每期學生推舉代表兩人去南京訓練總監部請求：允許我們投考中國陸軍大學。我是二十四期學生兩名代表之一。 我們四個士官退學學生代表，到南京後，求見了許多日本陸大或士官學校畢業的先輩，請求為我們投考陸大說情。他們口頭應允，實際沒有行動。主管此事的關鍵人物是訓練總監部副監周亞衛先生，他一見面便責怪我們不聽政府招呼，不能沉住氣在日本完成學業。我們只好說：「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廣大土地，我們激於愛國義憤，實在忍無可忍，呆不下去了，才退學的。既然已經回來了，請政府想辦法安頓我們學習！」 「不聽命令，怎麼能安頓你們呀！」周先生板起他那哭喪面孔，毫不留情地說。 我們懾於威勢，有求於人嘛，當然就低聲下氣地再三請求：「我們不回來倒也算了，既然回來了，如果政府不管，弄得一些人又跑轉去，就有辱國體了嘛！還是請副監想法吧！」 他沉思片刻說：「不能准你們考陸大，你們二十三期的，去中央軍校八期報到，二十四期的去第九期報到，繼續學習！」 「像我這樣黃埔五期畢業的，似乎不好再到九期學習了，還是請准我們考考陸大試試看吧！」我以為又抓住理由了這樣說。 「那麼你們軍校畢業的自行去投考吧！」 我們再三請求無效，只得回來勸所有同學照周副監的決定去中央軍校報到，千萬不要再回到日本去。還鼓動說：「不要看眼前吃虧，從長遠看，取得黃埔資格也可能有好處。」 結果二十三期同學無一人報到，各自散了。因為他們離畢業只有幾個月，認為不須再學就可工作了。二十四期同學，如蔡文治、林同門等，都進了中央軍校第九期。還有少數幾個人又轉回日本士官學校去了。 我雖然以黃埔學歷可考陸大，但初試期過了。恰巧郭汝棟保送的兩名初試及格的學員中，有一個人是四川陸軍測繪學校畢業，學歷不合格，被取消複試資格，需選員遞補。林澤仁返回郭妝棟的四十三軍後，任參謀處長，見機就為我寄來密封空白試卷，令我把試卷答好，連同保送公文，一併向參謀本部投遞。這時我走投無路，不願回日本，也不願到湖北陽新郭汝棟部，因為他們正在「剿共」。找共產黨嘛，正當革命低潮，一時也找不到，於是決心潛心求學，待畢業再作打算，因此我按林澤仁的辦法做了，這樣我便取得入陸大的複試資格。 陸大的性質和簡況 * * * 陸軍大學經歷清王朝、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三個時期。它是仿德國和日本陸軍大學興辦的。目的是培養高級指揮員和參謀。我在陸大學習時，聽德國教官說：「普魯士高級將領，多系王親貴族，他們在作戰指揮時常因偵察敵情、地形和傳達命令指示，分身不過來，就常派自己的子弟和身邊親信去干。這就要求這些皇親國戚子弟和親信們須具有繪圖能力和熟知戰略戰術及參謀業務等本領。為了培養他們，老毛奇元帥就在參謀本部興辦測繪學校和陸軍大學。所以，以後測量局和陸軍大學一直屬於參謀本部。」1930年至1931年，我在日本學習和1932年至1937年在蔣軍陸大學習和任教時，見日、蔣都是仿德編制——測量局和陸大歸屬於參謀本部。 陸大校址初在北京，後遷南京，抗戰又遷到重慶山洞。據說：陸大第一、二、三期，是草創時期，陳調元是第一期，我在陸大學習時，日俄戰史教官黃家濂是第三期。第四期以後「人才蔚起」。蔣軍高級將領如李濟深、徐永昌、林蔚、周亞衛（以後又入日本陸大）、阮肇昌、賀國光、熊斌、王澤民等都是這一時期的陸大學員。七期以後，東北軍入關，張學良辦了一個時期。所以，第七、八期學員，多系東北軍軍官。張學良易幟（改五色國旗為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與蔣委員長合作，時人稱為易幟），蔣介石接辦陸大，先後派黃慕松、周斌等任校長、教育長。八期、九期，特別班三期同時在校，這是陸軍大學在北京時最盛時期。開辦特別班，是因為蔣軍中許多高級軍官都想入陸大旁聽，但是每期能批准旁聽的人數有限，蔣介石便開辦了一個特別班，招收這些人入學。入學考試不考普通科學，只考軍事學。我所認識的蔣軍高級軍官如衛立煌、黃維、夏楚中、郗恩綏、溫鳴劍、張秉均、戴之奇等，都是特別班或第九期的學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衛立煌師侵入紅軍四方面軍的七里坪、金家寨，蔣介石特別讚譽衛立煌，說：「我送衛立煌去陸軍大學學習，這幾年學得不錯。」這也為陸大提高了身價。八、九期和特別班畢業後，蔣介石把陸大遷到了南京。 1931年11月陸大在南京招收的學員為第十期。這時，蔣介石聲稱「九一八」國難當頭，要求兩廣和談，已略有眉目。所以陸大第十期第一批只招收八十三人，為兩廣留二十來個名額，表示和解。 陸大招生辦法，完全仿效日本陸軍大學。即報考生須受過正式養成教育的軍官學校畢業（還規定從某期起至某期止的年間限制），任主隊職軍官二年以上，經過資格審查合格，才能參加考試。當時承認由保定軍校、黃埔軍校、雲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西北軍校、商震辦的河北軍事政治學校、閻錫山辦的太原軍校、日本士官學校等軍官學校畢業者，才有報考資格。考試分為初試和複試，初試在行營或各軍舉行，中央各軍事機構及中央軍校（即黃埔）高級班等，在軍校禮堂舉行。各師可保送兩名初試及格學員。連同初試試卷送南京參謀本部，經審查合格後參加複試。複試由參謀本部組織的陸軍大學考試委員會主持，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試卷均密封。軍事學考應用戰術、基本戰術、兵器、築城、地形、軍制、交通等教程。應用戰術為考試重點。第十期第一批覆試考的應用戰術，想定是一個有騎、炮、工兵加強的步兵支隊的遭遇戰，地點是在秣陵關附近。基本戰術、兵器等考試題目，已不記得了。這一期因規定投考學員要有二年主隊職經歷，所以沒考實兵指揮。普通科學考語文、政治、高中數、理、化、史、地及一門外國語。我是選日語參加複試的。筆試之後，還要口試，我幸被錄取了。 第十期原定1931年12月1日入學，後因「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爆發，推遲到1932年3月1日才開學。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後改稱漢口路）屈子祠（軍政部舊址）。編制很小，校長、教育長之下設有教務處、編譯處、騎術處、秘書室、醫務室、總務組等。教務處之下有印刷所和圖書室。學員不編隊，無隊長一類管理人員。 陸大招收的第十期學員中，有旁聽學員五人，即錢卓倫、李及蘭、何紹周、甘麗初、吳斌，他們是蔣介石特準的，沒有參加考試。入校後同樣受教，同樣畢業。十一期也收有特准旁聽生。以後要求特准入學的職級較高、資歷較深的軍官增多，於是招收特別班第二期，加以容納。因第十、十一、十二期都是每年招生一次學制三年，加上特二期，所以，我在陸大時，共有四期學員同時在校。 第十期第一任校長是楊傑，字耿光，雲南大理人。以後因蔣介石要「作之君，作之師」自任校長。楊改任教育長，但校務實際仍由他主持。他是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大畢業（在士官學校曾與蔣介石、張群同期，在日本陸大與熊式輝、陳儀、張亮卿等同期），戰略上見識高遠，他在日本陸大畢業時，御前戰術考試，名列第一。1936年，兩廣反蔣介石，蔣的謀士們多主張用兵，他反對。他以當時兩廣反蔣的形勢為背景擬成想定，要求陸軍大學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員們戰術作業提出作戰計劃。我們都忽視了想定上日本正窺視中國的背景情況，答案都是攻韶關，下南寧。他講評說，這樣日本就勝了。他的原案是大軍壓韶關桂林；以共同抗日為理由，與兩廣協商，政治解決，我們都心服。1944年，他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在諾曼底登陸後的戰略部署，批評說：「艾森豪威爾（當時任歐洲盟軍最高司令）的扇形展開，包打敗仗」，不久，果有亞當森林之敗。但楊為學有點「得大意」，「不求甚解」；他接受新事物快，思想能隨時代進步。1946年，蔣介石、陳誠叫囂，三個月消滅共產黨軍隊。他冷笑地說：「如果美蘇之間的問題不解決，不要說三個月消滅不了共產黨，就是三年，三十年也消滅不了。」他任駐蘇大使歸國後，軍事思想有所改變，經常引用恩格斯的軍事著作。但他為人負才驕傲，大言不慚，因而不免言過其實，遭受打擊。楊傑一直與何應欽、朱培德不睦（朱是他的連襟），對老上級程潛則頗恭順。1949年，他由昆明潛赴香港，準備去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被蔣介石派特務暗殺。楊傑主持陸大，喜搬用日本陸大那一套。按日本陸軍軍事學校的二級學制，士官學校（相當於中國黃埔軍校）負責養成教育，把一個普通中學生或部隊選送投考的軍曹（中士）通過軍官候補生訓練，培養成為一個軍官。舉凡一個校、尉級軍官應具備的戰術、兵器、築城等軍事知識、「忠君愛國」的思想、軍官儀態，以及作風等，都應達到一定要求。士官學校畢業後見習三個月，成為少尉。以後通過步、騎、炮、工、通訊、經理等兵科學校的補習教育，增進各兵種知識。陸大則為培養高級統帥和參謀的陸軍最高學府。凡經歷過二年主隊職（營、連長），不論進過或未進過兵科學校的軍官（上尉或少校）都可報考陸大。每期在學校三年，所以三年一考。因年齡限制，一般終身只能考兩次。日本軍官，只要能夠考上陸大，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不愁不位至將軍。因此，每個學員都很自負，自視高人一等，表現得氣宇軒昂。所有在校學員不編隊，沒有管理，學校功課完畢，即各自回家，戰術作業也可在家裡作。楊耿光在主持中國陸大時，也只管學術，不負管理責任，要求學員自重自治（十期、十一期均無班主任，除少數未婚學員住陸大宿舍外，余均租房住校外）。他不管政治思想教育、紀律、作風、儀表等，他認為這些是軍官養成教育的責任。殊不知蔣軍軍官養成教育質量較差，照搬日本那一套行不通。十二、三期以後，學員人數多了，紀律不免廢弛。 陸軍軍官學校的幾位校友在校本部舊址留影 陸大的課程、訓練、校風 * * * 陸大第十期的課程，重點在軍事學術，有戰術（大軍統帥、海軍戰術、空軍戰術、化學戰、裝甲兵戰術、炮兵戰術等）、戰史（拿破崙戰史、普奧戰史、普法戰史、日俄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等），參謀業務（包括軍隊編制、裝備、輜重、輸送、動員等），鄰邦軍備，兵要地誌，軍制、軍隊人事法規、軍隊教育、兵器、野戰築城、永久築城、地形（包括航空判讀）、諜報勤務等。另外還有馬術。非軍事課程，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國法學、國際公法、心理學、邏輯學、數學、外語（德、英、日）等。 應用戰術是重點中的重點，分別由中國及德國教官擔任。中國教官除張亮卿、何成璞、徐祖貽、林熏南是日本陸大畢業外，其餘皆中國陸大前期同學。他們在第一、二學年教師戰術，第三學年教軍戰術，都是照搬日本那一套，運用《戰鬥綱要》及《大軍統帥》上的原則，指導圖上和現地戰術作業。他們結構想定，寫出基本情況，補充情況，要求學員用文字或要圖作情況判斷，決心處置，作戰計劃，陣地編成，火網編成等。 圖上戰術每星期兩次，分六個戰術班（每班不超過二十人），在室內作業。 現地戰術，第一、二學年每年春秋兩季舉行，各約一個月。第十期第一學年秋季戰術實施，在句容、鎮江等地，春季在淞江、嘉興、乍埔、杭州、莫干山等地舉行。第二學年秋季在徐州、海州一帶，春季在濟南、青島、淄博等地舉行（在青島還作了戰史旅行，講日德青島之戰）。出發前，按原戰術班由教官發給想定並加說明，學員即結合好地圖，標繪好情況在圖上研究（考慮腹案），然後作認領乘馬，整備圖囊圖板行裝等準備工作，到現地即乘馬偵察，對照地形，對照情況，在圖板上作業。在一地完成一個科目後，又轉移宿營地，在另一地形進行另一科目的演習，直到按計劃完成各項預定科目為止。 不論圖上戰術或現地戰術，都是令學員充當同一職務，作同一答案，交卷後，教員閱卷分案，講評，頒發原案。如系連續想定，則根據原案構成補充情況，再令學員根據情況作出答案，照前法進行教學。這就是我軍所說的集團作業。這種戰術教育法比較呆板。 第三學年現地參謀旅行，春秋各一次，（第十期秋季在北平、宣化、張家口一帶、春季在六合、揚州、鎮江一帶舉行）與現地戰術比較，想定結構，規模大，兵力多，作業範圍廣，除作戰指揮有關作業外，還有運輸及補充補給，前送後送等有關參謀業務，軍務，後勤問題的作業。指導方法也不同，教員按想定分配學員不同職務，使按不同職務作不同作業，也都各有原案。下一情況，都按原案構成，進行推演。這種指導方法，蔣軍稱計劃統裁。這種作業方法即我軍今天的軍事導演。 以上這些由中國教官指導的戰術作業，都是單方面的。只有畢業前進行的一次「高等司令部勤務演習」（簡稱高司演習），即我軍今日的「軍師兩級首長司令部演習」，是紅藍兩軍對抗，（蔣軍及日、德各國，都以藍色代表自己，而以紅色代表敵人。對抗演習時，常稱紅藍兩軍或稱南北兩軍，東西兩軍）在室內用圖上兵棋進行推演。楊耿光自任統裁（即我軍總導演），張亮卿，何成璞分任東、西軍統裁。由一些戰術教官和第一期研究員任端末統裁（我軍今日稱端末導演）。記得我這次擔任的演習職務是一個不重要的角色——騎兵旅長。這次演習也是計劃統裁，按原案推演，而且主要目的是搞命令、計劃、通報、情況要圖、決心要圖等（即我軍今日所說的戰鬥文書），我主要搞的是騎兵搜索計劃和命令。這次高司演習，戰術構思不精，只是一個形式，參謀業務也只講究格式，沒有什麼戰術運用上的磨鍊可言，勝負判定，不能使學員心服，學員搞得十分乏味。主要是由於戰術素養低，不能讓學員自由奔放，發揮戰術才能，適時以情況誘導其按計劃推演。所以，搞計劃統裁，又生怕對抗演習中學員答案分歧，推演不下去，故情況設得簡單，使學員一眼就明白該如何決心處置，以免脫出原案範圍，說服費事。 教海軍戰術的姜鴻滋，講了一些單縱陣，雙縱陣等陣形，我未獲什麼教益。以後，一矮壯的德國教官教潛艇戰，我印象也淺。現代戰爭，制海權重要，盡人皆知，我並非不重視，可能是由於海軍知識少，不能深入理解。 陸大在北京時就聘請了德國教官。第十期由史培曼（Speman），顧德威（後由石達開Starke）教應用戰術，林德曼（Lindeman）教炮兵戰術，史太秋（Stvetiis）及另一希特勒空軍的青年軍官（不記其姓名了）教空軍戰術，皮爾納教裝甲兵戰術，麥次納（Metzner）教化學戰，古稀（Gruse）教大軍統帥、戰史及陣地戰，王恩瀚（Wangenheim）教參謀業務，編制裝備，動員輸送，列強軍備。 這批德國教官都身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培曼、顧德威、石達開、古稀都是德國陸大畢業，戰術素養較高。史培曼、顧德威初教我們團、旅戰術。所以，當時稱德國教官教的應用戰術為小戰術，以後，一直由師教到軍，集團軍，大軍戰術，參謀旅行。我們由德國教官指導的戰術班都一直稱小戰術班。他們的想定結構比較巧妙，很注意戰術戰略上的態勢，地形影響及時間、空間關係（遠、近、險、易、廣、狹）。文字不多，沒有什麼格式框框，但深入研究，一換算時間、空間，考慮地形天氣影響，就感覺意味深長，很費思考，才能作出答案。他們的指導方法也比較靈活。第二學年後，經常混用計劃統裁和自由統裁（根據學員答案推演），交錯進行集團作業和軍事導演。例如：想定發下後，先令學員以軍師長等指揮員身份作集團作業，然後，分配演習職務，進行軍事導演，根據答案選兩個不同方案的學員分任指揮員及參謀長，讓他二人去辯論。這樣，他不多費口舌而利害自明。接著，按指揮員的決心，指導下去，適時出情況誘導，使錯誤的方案，愈益顯得不利。講評時，從頭到尾指出利弊得失，使學員心服口服，記憶深刻，受益較多。現地戰術用自由統裁，如出現不利於按計劃轉移宿營地而出情況又誘導不過來時，就發補充情況，又令學員集團作業，選符合原計劃的答案，更換指揮員，繼續演習。 我們由德國教官指導的戰術作業班，經常是五十三四人，人數太多，集團作業，展開辯論時，不易普遍發言，軍事導演時，也難讓學員輪流擔任比較有意義的職務。因此，他們經常搞對抗的軍事導演，將學員分成紅藍兩軍。這樣一來，每一組便只有二十五六人了。參謀旅行組成兩軍，各一名教官。史太秋和古稀經常參加，充一方的指導，教官先發想定一般方略（我軍現稱一般情況）及藍紅兩軍特別方略（特別情況），令學員集團作業，作出判斷，定下決心處置，教員先後分赴紅藍兩軍，根據答案指定學員演習職務。然後，根據紅（藍）軍的決心處置等作為補充情況誘導藍軍（紅軍）推演，推演到一定階段，又出情況，令書面作業。然後，利用藍軍書面作業時間，赴紅軍指導。將藍軍推演的結果，構成補充情況誘導紅軍。如此交錯在紅藍兩軍間往來指導，紅藍兩組都無空閒，直至完成預定科目。最後，由教官系統地報告戰鬥經過，評判勝負，講評得失。 最有趣的是史培曼用同一想定指導研究院第一期研究員和第十期小戰術第一班學員，但所得的結果（勝敗和運用巧拙）完全兩樣，這種自由統裁的雙方對抗的軍事導演，教員不固執原案（腹案），兩軍勝負悉決於演習指揮員的戰術決策，演習起來生動活潑。但指導很不容易，教員要腦筋靈活，點子多，見機生情，出情況誘導學員，而又不顯現故意為難某方的情景。楊耿光主張只在第三學年參謀旅行時用這種方法實施，他認為此時學員的學力夠了才能完成演習。但中國教官怕這樣作，德國教官第二學年起即提早經常作。 德國教官的戰術思想基本上是體現德國《軍隊指揮》一書（該書系《聯合兵種的指揮與戰鬥》修改後改稱的），強調集中優勢兵力（飛機、坦克、大炮），徹底進攻，速戰速決，注意利用制空權，高速度進攻的原則，但不硬啃條文。例如敵我對等兵力裝備時，他們為了集中優勢兵力，以多勝少，很注意行軍態勢，戰略動機，以便先求得有利的戰鬥正面和有利的戰略形勢，一下就集中發揮所有力量，予敵打擊，改變兵力對比，並一步步緊逼，不讓敵方挽回頹勢，一直「以優勝劣」打到底。 對預有防禦準備之敵進攻，不搞開進、展開那一套、而是直接就攻擊準備位置並不總是對敵陣弱點業已了如指掌，一來就對敵弱點進攻，而總是在戰鬥中發現好機，投入決勝力量，向有利的方向發展，這些都對我留下深刻的影響。 《軍隊指揮》除防禦之外新增防支（持久抵抗）一章。我認為這是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東線戰略防禦，以攻為守，過早調動了西線兵力，致馬恩河會戰失敗，因而強調次要方面避免決戰，以空間換取時間，不硬性防禦，以便重點方面，集中優勢兵力決戰。持久抵抗就是次要方面避免硬頂，避免力不如人，死爭一城一地，徒增傷亡的一種戰法。雖不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高度機動、靈活、主動；不及我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可致敵滅頂之災的強大威力，但也終不失為劣勢對優勢採取持久戰的一種戰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量飛機坦克投入戰場，高速度大縱深進攻，已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許多戰爭指導規律，但只要注意到防空降，防空，防集群坦克，打人民戰爭時亦可以持久抵抗戰法作為參考。 有一年暑假前，楊耿光要德國教官指導我們一周的沙盤戰術。他們認為沙盤的優點，在於顯示地貌地物比地圖有立體感，而地形縮小若干倍，又比在現地易於觀察全部地形，了解縱深情況。但沙盤須二千分之一以上大比例尺，地貌地物才顯示得清楚，最適宜於連營戰術。團以上戰術，正面縱深場較大，所需地域面積大，沙盤上比例尺小了，地形模糊，反不如地圖上推演兵棋清楚，連以下戰鬥，所需地面不寬，現地戰鬥教練，比沙盤更有效果。但沙盤可以不拘真實地形如何，隨心所欲，按教育課目的要求，顯示地物地貌，又可以把堆成的地形推了，按另一課目的要求，重新再堆。這種沙盤教學最適宜於教員隨心所欲地假設理想的地形和敵我情況，教軍官學校初學戰術的學生，深入理解戰鬥原則，靈活運用戰鬥原則。（恰似日本人所謂白紙戰術的搞法）例如：史培曼設一橫亘東西的馬鞍形高地，一高一低。令南北兩軍的排長從等距離去爭奪高地。北軍排長全力以赴，爭最高的高地。他卻誘導南軍排長以二個班赴最高的高地，而以一個班赴較低的高地，這個班當然先到達較低的高地的頂端，即以輕機槍側射登高峰的北軍，使其臥倒，南軍另兩個班就得以先到最高的高地。所以，沙盤仍不失為良好的戰術教育的補助手段。這就是德國軍官學校教沙盤戰術，而陸大則不教的緣故。我認為他們對沙盤戰術的看法頗有道理。 蔣軍好搞電氣沙盤，地形和情況（如顯示炮兵和飛機轟炸彈著點），永遠不變，這只能是模型，缺乏戰術的意味，用於戰後講評，總結經驗則可，用於磨練戰術則很不足。實戰中，仿敵陣地作現地沙盤，進行演習，使指揮員明了上級的意圖、自身任務、行動方式方法，熟悉地形道路及敵人配備等，對戰鬥實施有很大幫助，是各國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是應該推廣的。 古稀講大軍統帥，只講原則，未應用於作業。他在講殲滅戰略和持久戰略、內線作戰和外線作戰等原則時，都舉戰例證明原則。他主張打殲滅戰，並主張以殲滅戰達持久之目的，他舉七年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興登堡東普魯士方面作戰為例，說明以攻為守，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可達持久之目的，頗受學員歡迎，惜比較大而空。 林德曼教炮兵戰術，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和以後陣地戰那一套戰術，炮火準備長達一星期甚至半月、一月之久，時間太長，難收奇襲急襲之效。導進彈幕射擊，阻止射擊、逐次集中射擊，破壞射擊，交通遮斷射擊等，講解亦尚清楚，可惜未搞炮兵戰術作業，亦不如後來我看見蘇聯專家炮兵戰術計劃精密，也未與史培曼等教的戰術聯繫。史培曼也是炮兵軍官，他主要只注意野山炮或野戰重炮（十加，十五榴）的殺傷半徑，有效射程，遮蔽高，運動性等戰術性能和放列陣地，觀測所的選定以及完成效力射準備射的時間等，從不涉及集中射擊，破壞射擊等技術問題，亦不大注意防坦克炮的運用，部隊防空注意到偽裝，行軍時取對空距離等，但未具體指導過高射炮運用，這些都是缺點。 史太秋等教的空軍戰術，強調進攻，贏得制空權，認為攻擊為最好的防禦；強調發展轟炸能力，重於發展驅逐（殲擊）能力。例如，敵機來襲，他們認為驅逐機攔擊次要，最好的辦法是出動轟炸機炸毀炸沉敵機起飛的機場或航空母艦，或尾隨回航敵機，一網打盡，主張對進攻之敵實行反火力準備，強調摧毀敵軍需工業，交通樞紐，癱瘓敵人工業交通運輸，他們強調飛機性能和航空工業後備能力，認為敵對雙方宣戰後第一線飛機首先接觸，一星期內雙方飛機和飛行員數量迅速下降，一月以後，雙方空軍力量的強弱，主要決定於飛機製造能力、所造飛機的性能和飛行員訓練能力。因此，他們強調要搞民航，以保持空軍的後備力量。他們稱飛機是炮兵的長臂，即可以打擊炮兵打不到的敵方深遠縱深，從而認為空軍的主要任務是：攻擊在炮兵有效射程外的敵後方。攻擊機應超低空飛行，以領導地面步坦兵衝擊，其震駭作用多於殺傷作用。但當時還未強調空降，空運的作用，也還未明顯顯露出糅合《制空權論》和《機械化兵論》為一團的閃擊戰。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空戰戰術思想，當然是很不夠的。 第十期所學裝甲兵戰術最差，教官皮爾納不懂戰術，講些「的塞爾」發動機之類技術問題混時間。（以後，我入研究院第三期時，奈維格教機械化戰術較好） 麥次納講化學戰，戰術技術結合，很受學員歡迎。他認為糜爛性毒氣，障礙作用大，但無補於進攻。窒息性化學戰劑初出現於戰場，頗有震駭敵人的精神作用，但要大面積達到有害濃度不易，所以，戰術上可收一些效果，戰略上不大發生作用。這雖是第一次大戰經驗總結，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化學戰劑確實沒有被大量使用。現在，美蘇都在研究化學戰劑，美軍在越南戰場上施用過，蘇軍也正用以對付阿富汗的游擊戰，但大量用於正規戰，看來也不會有什麼戰略意義且為輿論所不容，在政治上處於被動。 古稀教的陣地戰多是一些呆板的防禦配備和進攻的方式，我覺得在戰略戰術上未給我什麼印象。 白俄教官布爾寧教過戰略學，他取材蘇軍條令、介紹了戰略、戰役法，戰術的概念與我後來在南京軍事學院所了解的大體相似。 戰史也是陸大重視的課程。楊耿光常說戰史是戰術之母，熟讀戰史，不僅可以推敲戰爭雙方的廟算謀議、戰略決策，師法古名將用兵，也不僅可以找出一些戰例，以證明戰術原則，加深對原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總結過去戰爭所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窺測出未來戰爭發展的趨勢，找出指導未來戰爭的規律，制定戰路戰術原則，用以教育訓練幹部，作好未來戰爭的準備，以爭取未來戰爭的勝利。所以，第十期時，戰史課程相當多。龔浩講拿破崙戰史，黃家濂講日俄戰史，楊耿光自己講北伐戰史，德國教官古稀講普奧、普法戰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國的典令原則，都淵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總結。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又是戰史中的重點。可惜古稀當時都是站在德國立場，著重研究國境會戰、馬恩河會戰、坦侖堡會戰、華沙會戰、羅馬尼亞會戰等的戰略得失。事實上，第一次大戰中，飛機坦克已起重要作用，已是閃電戰的濫觴。第十期在校期間，制空權論、機械化兵論都已甚囂塵上，而古稀在這些領域毫未涉及，研究戰史而不推想未來戰爭，這樣研究用處不大。這點也可作為我們今天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殷鑑。 德國教官王恩瀚教的參謀業務，編制裝備，鄰邦軍備、動員輸送等，都很一般，不過匯集了一些資料而已。他講動員也講了工業動員，變平時生產為戰時生產等，但對國防建設上如何發展工業，介紹得不夠。當時，國民黨幾無工業，可能也是學員印象不深的原因。第十期畢業時，戴高翔、魏汝霖等編了一部《中國將校必讀》，多取材於王恩瀚的講授。 築城先由中國教官馬龍文講，完全是照搬日本教材。以後，一德國工兵教官講築城，否定塹壕體系，主張注意偽裝分散的據點式陣地。 其餘課程，不一一介紹，只有三門不為人重視的課，我認為值得一提： 1．白俄教官布爾寧講的諜報勤務，內容豐富，對於如何獲取情報，傳送情報，反諜，防諜，今日都尚有參考價值。 2．戴錫齡教官教的軍隊教育，既說明一些軍隊教育的原則，又詳細說明每年度訓練總監部如何下達訓令、各軍師如何作出指示，各團如何作出年度計劃，期間計劃，周間計劃，每日計劃。這一套雖然都取材於日本，但教育計劃性強，對部隊要求嚴格（都是全訓），對搞部隊教育，很有幫助，我認為今日也有參考價值（與我所見蘇聯顧問的《軍隊訓練法》的教材有相似之處，也可以相互補充）。 3．馬術，當時戰馬被譽為無言戰士，是戰場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現地戰術、參謀旅行的交通工具。所以，當時我們每星期有兩個下午練馬術。以後，楊耿光主張學摩托車和汽車駕駛，但未能實現。如今現代戰爭已經發展到運用電子技術實施指揮，但指揮員和參謀大都還要靠在飛機、汽車、摩托車甚至戰馬上實施指揮。因此，所有指揮員和參謀都應學會馬術（山地交通不便地形，仍用得著），學會駕駛汽車，能駕駛飛機更好，不能空中駕駛，也應學會在空中目視偵察能力。 第十期曾於第二、三學年的暑假，兩次去廬山五老峰下海會寺參加廬山訓練。 1933年，廬山開辦「北路剿×軍官訓練團」，陳誠任團長，楊耿光任教育長，所以，楊耿光弄我們去。先以為去任連排長教員，哪知到廬山後，把我們編為第十二連受訓。 1934年，「廬山剿×軍官訓練團」，蔣介石任團長，陳誠任副團長，陸大第十期、十一期學生均前往受訓。第十期中有少數同學任排長，我和多數同學還是學員。 這兩次暑假訓練都是為蔣軍打氣為主，而所謂軍事訓練只不過是陪襯而已，只搞一些諸如射擊、築城、爬山運動等士兵動作。1934年，德國總顧問巴德講了一次初級戰術，講搜索，警戒、瞭望等七個問題。 每天朝會，每周紀念周，蔣介石、陳誠均要講話，但無非是些「不成功便成仁」，「受圍不驚」，「被俘不屈」之類囈語。張勵生（當時似系行政院秘書長）則經常阿諛奉承蔣介石、陳誠，說他們講話好極了，並對蔣、陳的講話作些發揮，使人聽了肉麻。受訓完後，各發一柄短劍，上鐫「軍人魂」三字。這不僅僅是個裝飾品或自衛武器，實際意味著蔣介石要求每個軍官要「效忠黨國」、「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兩次訓練團受訓對我來說，除在廬山避暑爬山外，一無所獲。 因為陸大學員學的是聯合兵種的指揮，所以要熟悉各兵種情況，日本陸大是把學員分到不同兵種的部隊去隊附學習，當時中國無較強的部隊，所以楊耿光把隊附勤務改為兵種學校參觀見習。我們去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兵學校見習，看了戰鬥演習。詳情已記不清，只記得步校現地沙盤，搞些泥人，我們戲呼之為閻王殿，但這只不過是調皮而已。我認為，現地沙盤，可在沙盤上顯示情況，而令學習者在現地作各種戰鬥動作和決心處置，是一種好教育方法。另外，我們還參觀了海軍和空軍，每人都作一次感受飛行。史培曼還組織參觀了幾次炮兵射擊。 我們畢業後，學員曾分組赴軍政部、軍令部、銓敘廳見學一月。我分配在銓敘廳，廳長林蔚。這一個月見習是我難忘的一次學習。在這裡，我們學習了「人事法規」，了解了任官、任職、退伍等手續。這一套人事法規，完全抄襲日本（日本《軍隊成規匯集》匯集了全部人事法規）。 平時軍官分官組進行考核（尉官以聯隊為單位分組，校官以師為單位分組，將官全國範圍內分組，以比較優劣）。 有停年和經歷調任的規定。停年即每一級軍官有一定的晉級時間，使其熟悉職務，不到規定時間，不得晉級。如少尉至少一年半才能升中尉，中尉三年才能升上尉，上尉四年才能升少校，如此等等。經歷調任是為了培養軍官的才能，當其任一職務，二三年後，即改任他職，如相等級別的參謀、教官、隊職軍官等職務對調。這些辦法頗有可取。但蔣軍並未認真執行。在用人上仍然是任人唯派、任人唯親。文化好的終身參謀，政工人員終身賣狗皮膏藥。軍師長把持一個部隊長久不放，壓抑有才能的中青年軍官晉升等現象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怎麼能把軍隊建設好，軍隊哪會有戰鬥力？ 第十期畢業後，曾選三個學員去學空中偵察，我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我被派往杭州筧橋空軍學校學習，時間六個月，在空中飛行共四十小時。學了空中照相、航空判讀、目視偵察、炮兵射擊指揮、空中射擊等等。學習完後，還規定我每年須去空軍服務一個月，但我以後未去過。現代戰爭，戰場遼闊，指揮官參謀人員，常須空中視察、指揮，培養一些陸軍人員具有空中知識，辦法是好的。而且，現代戰爭，海、陸、空常須聯合作戰。所以最高統帥部、方面軍等的指揮員、參謀，能具有海、陸、空三軍知識最好。 由於楊耿光提倡上課記筆記，陸大十期學員，上課很少缺席，還專心記筆記。下課後，學員們不是作戰術作業，就是整理筆記。早晚自習，常有許多人讀外國語文，看參考書籍。翻譯官們對我們說：「陸大在北平時，學員頗講究交際，互呼『學長』，校友觀念很深，慶弔往還、請客送禮之外，還經常一下課就攜帶家屬，或家屬們互相邀約，看戲打牌。甚至還三三兩兩，狎娼宿妓。學習風氣很薄弱，沒有你們這樣好學。」這些話可能是故意糟踏先期的同學以討好十期學員，但陸大移南京後，風氣有些小小轉變也是真的。我記得1933年舊曆初一，我們不放假，照常上課。學員到齊了，教官王恩瀚也到了，只鄒編譯官不到，經頻頻催促，才姍姍來遲，靦腆地說：「以前舊年新年沒人上課，所以未準備來。」這就是一個例證。十期以前，學員拜把兄弟，以便在社會上互相拉扯的，可能也有，但未聞其詳。十期畢業時，某幾個同學攀龍附鳳，同甘麗初拜把兄弟，結小團體，陸大十一期以後這種結小團體之風逐漸盛行起來。後來，蔣介石先生糅合黃埔同學會和四校同學會等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原是為了「作之師」，（他兼各軍事學校校長）殊湊合在一起，結果還是一盤散沙。各拉各的幫派。連蔣介石先生的藍衣社（復興社）也不例外（國民黨、黃埔同學會都腐化失靈，蔣介石又想藉此法寶作團結黃埔學生的中心）。藍衣社的骨幹十三太保如賀衷寒、曾擴情、康澤、劉詠堯、鄧文儀、劉健群、酆悌、滕傑、陳復等多為黃埔學生。所以，陸大十期學員中的黃埔學生除我一人外，都成為爭取對象。星期日活動，正經得像煞有介事，實際這個法西斯組織與流氓集團青紅幫無異。 陸軍大學第十期畢業同學謁陵留影（部分） 我認為當時許多陸大學員，沒有政治靈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關係，把愛國主義、民族氣節都置之腦後，學習只是為了加強個人本領，取得陸大文憑，提高個人社會地位，好升官發財而已。我知蔣介石也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換帖，拉封建關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這一反面教材，值得鑑戒。 我任陸大研究員和教官 * * * 1936年3月，我在杭州筧橋學習空中偵察告一段落後，返陸大復命，即擬返回原部隊。楊耿光認為我這個多言好辯，會鑽教官的空子、搗蛋調皮的門徒，是個討厭的學員。我不特經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楊耿光的洋相。記得第三學年春季現地戰術實施他在滁州親自指導現地戰術。一個學員作決戰防禦案，擺一個外八字陣地，前面設前進陣地，誘敵人一進攻，便縮回本陣地。他講評時說：「這是烏龜的縮頭戰術。」弄得哄堂大笑，這個學員狼狽不堪。演習到鎮江，他拿出一個渡江占領橋頭堡固守待援的原案（這是仿照他在日本陸大畢業時御前戰術作業的方案）。他抽問學員，一一評擊。他批評完後、問道：「這原案有個缺點，你們看見否？」我應聲而出說：「看見了，這成了瓮子裡的烏龜，『瓮中之鱉』。」大家聽後又哄堂大笑。 他剛才說了人家烏龜戰術，這時也不好生氣，只說「郭汝瑰，你強辯，瞎扯。」 但是，這時，他認為我是一個對付好抬槓的學員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執意不肯，並對楊傑說：「我見凡當教官的人都是終身潦倒，一事無成。」 楊說：「你的看法不對，你懂不懂得委員長是怎麼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楊說：「委員長的成功的秘訣就是『作之君、作之師』。所以，至今他還兼任陸大、中央軍校及各軍事學校校長。我們是師生、我不會害你。如果你在陸大教幾年書，結交些師友門生，會對你一生事業有很大幫助。」 這時我內心也不願到我堂兄郭汝棟部靠封建關係作官，「剿共」做幫凶，又想多學點軍事學術，靠本領吃飯。經他這一說，我便決定留下來，並進了陸大研究院第三期。這期研究員，主要是陸大第十一期畢業學員。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張亮清。 陸大研究院，並不研究比陸大學員所學知識更高深的軍事理論和學術，也不研究未來戰爭和各國軍備，而是提高當教官的本領。因此，研究院除照陸大正規班繼續進行戰術教育及先生講學生聽的方法，灌輸些軍事知識外，特別注重戰術教育法。楊耿光曾要求我們一天要作出十個想定。我們雖不免粗製濫造，但總湊足數交了卷，這些磨鍊，可增進教員迅速構成情況的能力，使教員能隨機應變，以情況誘導學員作業，辦法是未可厚非的。這裡已沒有中國戰術教官，都是外國教官任教。指導我們應用戰術的是石達開、奈維格。奈維格是一個機械化兵科軍官，教機械化兵戰術頗得研究員好感。他結構想定也比較巧妙，設想戰略態勢，計算時間、空間，都引人入勝。戰術課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戰）、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達開一樣，一來就造成包圍迂迴有利態勢，再局部形成優勢，打敵人一個致命傷，然後，步步緊逼，不讓敵人挽回頹勢，直至全殲敵軍為止，他也講究攻弱點（攻瑕），靈活機動，向打得動的方向發展。所以，行軍、展開，都講究既一下就發揮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靈活轉移重點的餘地，只是計算行軍長徑、行程、時間、距離換算等關係，與炮、坦完成進攻準備的時間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徑高射兵器分段躍進，小口徑高射兵器在行進中掩護外，更注重夜間機動。但與空軍聯繫不如蘇聯專家所搞的緊密。防坦克也未強調防集群坦克，不曾計算防坦克兵器密度，這當然是因受時代限制的緣故。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軍戰術。今天回憶起來，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留意敘述之處。但有一事記憶猶新。一次，我們研究員乘馬搞現地戰術，見道旁伐倒一株大樹，任其日曬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長嘆說：「你們中國如此破壞自然，浪費木材，說明你們生產不發達，而又浪費資源。在德國，這種現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這本不屬於軍事範圍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仍不免亂伐樹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贅述於此。 研究院還有一名教永久築城的白俄教官斯達維斯基，曾在法國某軍事學院擔任過教官。所講內容過於陳舊。講日俄戰史的多馬舍夫斯基，當時卻頗受研究員歡迎。他站在沙俄立場，所講與黃家濂據日本戰史講的大異其趣。他經常用「戰勝者毋庸批評」一話來原諒俄軍的錯誤，輕視某些日軍戰略決策的正確性。他沒能以「古為今用」的精神探討戰術思想的發展規律。但他以「沙窩伊大將之騾，隨大將身經數十戰，但於軍事思想無補」來諷刺那些經過實踐，卻不去總結經驗教訓，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長的。我以為這對學習戰史，只講史實，讚賞古代名將的一些決策而不尋求戰爭規律發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諷刺。解放後蘇聯專家韓切夫斯基在軍事學院印發了一份軍事發展史的圖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稱希臘羅馬。我們中國三千年軍事發展過程，至今還不曾看見系統研究的著作。太遺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見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中國軍事史！ 我沒等到研究院畢業，就被推上了教學第一線，叫我擔任戰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歐洲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教官被學員趕下了台，要我在緊急情況下「伍間增加」。我在陸大學了三年德文，而陸大戰史材料多為德文本，我想藉此機會增進德文水平，而且認為教戰術就是那一套原則，倒來倒去還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難進步，不如在戰史寶庫中苦心鑽研，還可獲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認為古稀（我任教官時他已回國）教歐洲戰史，在戰略決策得失探討和學術觀點批判上，還是講得不錯的，為什麼不受學員歡迎呢？原因在於唱「折子戲」，講個別會戰史，而未對整個戰爭經過、總的教訓得失作出結論，東鱗西爪，貫穿不起來。而且中國人對外國地理不熟，外國人名地名難記，他採取注入式的教學方法，所以不能引導學員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冊子《第一次大戰經過》及張亮清在日本陸大學習時的《歐洲戰史教材》。從老毛奇及史蒂芬國防計劃一直講到國境會戰，小毛奇修改作戰計劃以及以後歷次會戰發生經過得失，介紹一個輪廓，然後，分別選擇有戰略價值的會戰，詳細講授。把一些戰爭關鍵的經過情況，寫成想定形式，令學員作業，然後，發表當時雙方決策部署，再令學員批評得失。這樣的教授方法逼迫學員深入了解情況，熟讀地圖，研究經驗教訓，教授法似稍有改進。但決策得失，經驗教訓，還是剽竊書本，人云亦云，並無創見。而且，我原計劃的一整套，未寫完就走了。 陸大在蔣軍建軍和作戰中的作用 * * * 國民黨建軍並不始於黃埔。1924年，國民黨改組前已有軍隊，如第二軍譚延闓，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李濟深，第五軍李福林，第六軍程潛，第七軍李宗仁，稍後的第八軍唐生智。雖然蔣介石從黃埔軍校發展起來的第一軍是骨幹，各軍都接受了蘇聯顧問鮑羅廷、加侖將軍的建議，設了黨代表，但軍隊是由士官生、保定生、雲南講武堂學生按日本一套編制裝備訓練起來的，戰術總是抄襲日本。以後德國顧問謝克特、法根豪生等來中國，參加中央軍校及陸大教育，成立教導第一、第二、第三師（即以後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十四師），教導總隊，炮兵第二旅等。於是部分軍隊又採用德國裝備，並按德國顧問建議，編制訓練，戰術也抄襲德國。中樞軍事機構及大部分軍隊，都還是日本陸大學員、士官學生、保定學生等為骨幹。 人事制度以及兵役制全都是抄襲日本的。陸大的戰術思想、參謀業務也多未為軍師長所接受，一直到全軍潰滅時為止，作戰指揮還是老一套。所有這一切都說明陸大對蔣軍建軍影響不大。 不過，陸大學員個人在戰場上仍多少發揮了一些作用。陸大八、九、特三期學員參加蔣軍嫡系部隊的不很多。十期學員畢業後，則多在蔣軍中服役（在雜牌部隊的少於嫡系部隊）。開初，一般多擔任軍、師參謀長、參謀處長、作戰科長及軍事委員會的處、科長、參謀等職務。只有何宣、黎行恕、甘麗初、李及蘭、何紹周、官慧民等少數人，任軍、師、旅、團長。抗戰前，在唐生智、張治中的準備對日作戰秘密機構服務的陸大學員，對襲擊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及構築淞滬、吳福、錫澄、滄石等防線既設陣地，多負計劃指導責任。「七七」、「八一三」以後，布滿蔣軍軍委，戰區，集團軍各軍師的陸大九期、十期、及十一期特別班一、二期學員，在戰場上頗發揮作用：第一，他們所學的搜集情報，判斷情況，調製情況圖，現地偵察、在圖上定下決心，進行指揮這一套參謀業務（這以前，蔣軍搞這一套的，簡直是鳳毛麟角），使各級指揮員作戰指揮，心中有數得多。這不特對抗日作戰有一定貢獻，也因此而取得各軍師的信任。第二，抗戰初期，陸大畢業學員不多，無形中有個學派，電話上一呼「學長」，就分外親熱，上下左右，聯繫情況、交換意見，特別靈通。這樣的聯絡工作，是一般軍、師長所辦不到的。因此，得到他們特別倚重。如我初到十四師任參謀長時，我的師長（以後任軍長）霍揆彰並不倚重我，及到淞滬作戰，我可以親去第一線營連為他視察情況，建議決心處置，並在圖上研究各項預案的利害，我倆人經常共鋪一張圖在桌案上，研究可能發生的情況及應該如何處置，待到友鄰下級電話一來，他便可立即處理，我接電話時，用紅藍鉛筆在圖上指預定方案，他一點頭，我便可負責處置。於是，他常說：「你們陸大這一套，我以前全不懂。有這樣一套進行指揮，方便而有把握多了。」我在戰場上可以經常與上級友鄰甚至遙遠的友軍聯繫。淞滬大潰退時，我們五十四軍未得命令，不敢退卻。我與六十六軍葉肇的參謀處長同期同學郭永鑣通話，抄下命令，了解我們五十四軍十四師撤退時機、路線、到達位置等，最後才撤退。雖在安亭車站被日寇截斷退路，全師仍繞道而還。從此以後，霍揆彰總勸各軍、師長非用陸大學員作參謀長不可，不然聯絡不廣，情況不明，打仗無把握。另外，部分任師、旅、團長的陸大學員，尚能頑強戰鬥，也使人不再議論陸大學員「開口興登堡，閉口坦能堡」只會紙上談兵了。所以，第十期學員，在各處都立住了腳，也對抗日戰爭作出了一些貢獻。抗日戰爭中、後期，許多十期同學便任軍師長和戰區，集團軍、軍參謀長，這對作戰指揮和改建軍隊都發揮了一些作用。 1943年，我見楊耿光先生於重慶龍門浩。他任駐蘇大使歸來，思想較左，受特務監視，非常憤怒，經常咒罵蔣介石、何應欽無能，大有「老驥伏櫪」之感。我安慰他說：「抗戰以來，失地千里，喪師百萬，但如果屢敗屢戰，糾纏敵人不放，最後勝利，仍然可期。這其中你的門牆桃李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挽救過多少局部失敗。他們在抗戰中所起的一點作用，全部是你薰陶之功所致，也可以自慰了。」這雖是安慰他的話，但對陸大學員在抗戰中所起作用的概括，並不是虛構。不過，今天看來，「屢敗屢戰，糾纏敵人不放，最後取得勝利」主要是全國人民和共產黨的作用。 在解放戰爭中，陸大學員的官更大了，在蔣軍中負的責任更重要了。但幫解放軍忙的卻很不少。當然，國內革命戰爭，政治進步與落後是勝敗的主要關鍵。但軍事上的原因則是他們那一套戰術不適應沒有固定戰線的人民戰爭。他們不理解中國革命戰爭規律，弄不清情況、戰場經驗又遠不如解放軍。解放軍機動性大，神出鬼沒，「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致使蔣軍攻「不知其所攻」，守又「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總是遭伏擊襲擊。這樣，在總兵力上，蔣軍雖然占優勢，而在決戰關鍵時刻和地點上，則經常措手不及，兵處劣勢。從而使蔣軍在解放軍包圍和猛烈追擊下，難逃被殲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