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四、在日本 （1930一1931年）

到日本去 * * * 郭汝棟的第二十軍到湖北後，蔣介石逐步加緊控制，使郭逐漸失去在四川當土皇帝的權勢。這是蔣介石吃掉地方部隊的慣用手法。蔣介石首先就設法將郭部中的共產黨員清除乾淨。他派親信曾擴情以四川同鄉的身份與郭拉關係，兩人函電往返不絕，對郭施加壓力，要他將部隊里的共產黨員清除出去。他們非常清楚郭汝棟的政治部主任胡陳杰是至關緊要的人物，所以首先壓迫郭更換政治部主任，而由陳孟熙等一批親蔣的黃埔學生來主持政治部。於是所有政治部的共產黨員都無法容身，紛紛要求離開，郭一一禮送離職。胡陳杰才氣過人，有魄力，有朝氣，深得郭汝棟信任，郭送給他一筆錢，要他到日本留學。這時只有少數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留了下來，但都與共產黨失掉聯繫。 郭汝棟為人圓滑，聽人說我和傅秉勛是共產黨員，他既要保全我兩人，又要應付蔣介石，所以他悄悄地問我： 「老弟！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告訴哥子！」 「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回答。 「你不是就登報聲明嘛！以免使我為難。」 「我不是共產黨員登報做什麼？如果登報，倒使人認為『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反而不妙。」 「我們是兄弟，我對你是好意，你對三叔（指我父親）那麼有孝心，秉勛對他哥哥那麼友愛，我對有孝悌的人絕不反對，即使是共產黨員我也不反對。」 「我知道，但我確實不是共產黨員。」 他無可奈何，過了幾天，他又對我和傅秉勛說： 「老弟！你們兩人色彩太重了（指赤化嫌疑太重），叫你們登報聲明，你們又不願意，我又很難處。這樣吧，乾脆我送你們到日本的士官學校讀書。讀兩年多，加上來去時間共三年。三年之後回來時，如果共產黨失敗了，你們的色彩也淡了，我可以掩護你們！如果共產黨勝利了，你們又干就是嘛。」 我當時一方面僅從兄弟的封建感情出發，以為他為我們打算，煞費苦心，我既不肯登報，那麼，去日本躲避一下無妨，反正將來再說，此時不應過於為難他。另一方面我認為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蹂躪，主要是由於我國軍事上落後造成的，我不妨去日本研究軍事，學點對付敵人的本領，將來對革命的貢獻可能更大。於是就同意郭汝棟的安排，前去日本留學。對此當時還自以為得計！豈知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此後走了十幾年的彎路。雖然我始終嚮往共產黨、結果也重新回到革命陣營來，但這一轉折總是終身的一個污點。 我動身到日本是1930年冬天。同行共三人：我、傅秉勛和林澤仁。我和傅秉勛是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林澤仁是到步兵學校學習。 當時，我們打算和胡陳杰一同去日本，因為郭汝棟送胡一千塊錢，他到手用得精光，再找郭要時，郭就只給了他六百元，胡感覺不夠，所以我們商量一同去，先用他剩餘的錢，加上我和傅秉勛擠出一點錢維持生活，待考上學校，再向郭要錢。我在漢口起身時，我的襯衫在洗衣店洗了未乾，就托胡陳杰代取帶到上海來一道走。我們到上海後，等胡陳杰二十天一直不見來，只得先起程到日本去了。回國後才聽說胡陳杰一到上海就與共產黨取得了聯繫，被派到洪湖去了。他在賀龍領導下當洪湖紅二軍團第八師的參謀長，後來被誣為取消派犧牲了。 到日本之前，有個教師曾專門教了我們半年日語。我的日語稍好些，能講幾句日常用語，傅秉勛和林澤仁完全不能會話。由於我們不會日語，臨走時老師就把日常用語如「你要到哪裡去？（アナタハトコハ行クウモリテスカ？）你要買什麼東西？（アナタハトンナモ買ウツモリテスカ）我要乘汽車（ワタシハタクシ乗リタイト思イマス）等等寫在一個筆記本上。我們帶上筆記本，一路走，一路學習。 我們都是初次出國的「土包子」，途中出了不少洋相，鬧了許多笑話。從上海出發時，我們坐的一隻很高級的船，叫「上海丸」。船上陳設講究，服務周到。地上全是綠色地毯，睡前、早起都有悅耳的音樂，侍者來往照顧非常周到。一次我們吃完西餐後，上水果，侍者把洗手指水的銀碗端來擺在桌子上，我們不知這水作什麼用，以為是漱口水，林澤仁就喝了一口，想漱口後吐回碗去，殊知就在這會兒，侍者把水碗端走了，地上鋪的地毯，不能把水吐在地毯上，只好吞下肚去。 到了日本長崎，我們乘火車經大坂到東京，在乘車途中我們吃完蘋果後，傅秉勛把蘋果皮放在會話本子上扔出窗外去，由於風大，把寫有日語會話的練習簿吹出車外去了，丟失了練習簿，我們就成了「啞巴」。 船到東京以後，幸好我能講幾句日語，看到戴紅帽子的搬運工，知道叫「紅帽子」。我叫了一個搬運工，對他說有七件行李，搬運工把行李搬上了車站，隨即為我們叫來一輛出租汽車，把行李搬上了車，我們給了他五十錢（日元五角錢）搬運費。這時他又說又比，比畫了半天，我才明白應給他七十錢，但我們沒有二十錢的小硬幣，我順手就再給他五十錢，他無錢補，我用手勢表示「算了，給你。」他搖搖頭表示：「多了，不要！」最後搬運工表示不願多要我們的錢，只收了半塊錢就走了。 上汽車後到哪裡去呢？我們既不知地點又講不好日語，就在紙上寫了「支那の旅館」幾個字，意思是中國的旅館都行。這幾個字司機認識，以為我們要去的地方名為「支那の旅館」。於是驅車四處尋找「支那の旅館」，跑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後來他弄懂我們的意思是只要中國人的旅館就行，終於把我們送到了「中國青年會」。司機駕車跑了不少彎路，既浪費他的時間，又多耗了汽油，但他竟沒向我們多要一文錢。 我們初到異國，人地生疏，語言不通，日本工人卻一點不敲竹槓，這說明日本工人階級的誠實、純樸，表明了他們有較高的道德水平。 進日本士官學校 * * * 日本工人階級有較高的道德水平，可是在資本主義的日本，上層社會卻是腐敗的，我們進士官學校的經過就說明了這一點。在「中國青年會」我們陳述來日本的意圖後，被送到了「成城」學校。這個學校是為進士官學校作準備的，專門補習日語。負責人是個名叫繼屯的日本退役少將。我們叫他「ツク」先生（即繼屯先生）。 何以一個語文補習學校都要由一個少將負責呢？我們知道，日本統治階級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奠定了以征服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1927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給天皇的密奏中就露骨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為了達到侵略中國東北，進而征服整個中國的目的，企圖培養一批中國人充當日本軍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製造內亂，以便分而治之。這就是日本統治者竟以一個將領來主持成城學校的用心。 繼屯知道我們是軍長郭汝棟送來讀書的，對我們十分「照顧」，目的當然是利用中國軍閥，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充當他們的馬前卒。 在成城學校學習了半年以後，我們就正式報考了士官學校。 第一關是考日語，雖然我專修了一年日語，但會話仍很困難，考試時首先是聽寫，記得第一句考官念完「タングンウヒ」（彈丸雨飛）四個字後，我搔首弄筆，搜索枯腸，意義仍不得而知。第一句話都聽不懂，寫不出，心裡越發緊張，後面越做越糊塗，簡直等於交白卷出考場。日語過不了關，我和傅秉勛都名落孫山，沒有考上士官學校。 考不起學校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碰到一個叫宋子揚的中國留學生，他比我們先進日本士官學校，對日本的社會情況已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我們考士官學校不成後，就帶我們到招考士官候補生的負責人那裡「走後門」——行賄。這個負責人叫加藤。見過加藤後，我和傅秉勛各送了他一百日元的禮券，然後說：「我們倆想進士官學校，請您多關照。」他收了錢，表示心領神會，以後也確實幫了忙。 給加藤「進貢」之後，宋子揚又帶我們去見士官學校金子定一上校，他是中國學生隊的大隊長，管兩個隊。他見到我們後首先問：「打過仗沒有？」我們說：「打過。」他接著問：「與誰打仗？」我們答：「與四川軍閥楊森部隊打仗。」這時金子定一上校教訓我們說：「這個仗不好，打內仗不好。『戰勝異國為榮，殘殺同胞為辱』，只有討伐共產黨就不同了，因為共產黨是聽蘇聯指揮的，打共產黨就等於對外作戰，戰勝異國。」中外反動派對待共產黨的態度是多麼的一致。金子定一上校知道我們有來歷，表示願意錄取我們。 由於我們給加藤送了禮，又會見了金子定一上校，打通了關係，不久就接到了「備取」通知。1931年4月，我們就正式進了日本士官學校。 日本士官學校中的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是分開編隊的。經常是兩期學生在校，編成兩個隊，一期學生在聯隊隊附（即附隊學習之意）。我讀的是第二十四期，所以當時在校的有二十二期和二十三期各一百餘人。 進入士官學校的學生，叫士官候補生（即候補軍官的學生之意），當時我們一同進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共有一百多人。 進校後，按學校的規定，首先要下聯隊學習六個月，即交給聯隊代訓六個月，以學習士兵動作、了解聯隊生活。一進校我和傅秉勛就分開了，他進第三師團炮兵聯隊，住在名古屋。我進第三師團工兵大隊第二連，住在豐橋。大隊長金子四郎上校，中隊長都築敦上尉。專門教我們的是中尉名井上辰雄。六個月的聯隊生活就從此開始了。 在下聯隊期間，我當了兩個月的上等兵、兩個月伍長（下士）、兩個月的軍曹（中士）。六個月的聯隊生活雖短，但收益頗大，使我了解了日本部隊的連隊教育和練兵精神，懂得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東西。 日本統治者為了把士兵造就成替天皇效忠、為軍國主義服務的工具，軍隊教育非常嚴格。連隊內講究層層絕對服從，建立了官長欺壓士兵的野蠻秩序。凡是日本人一穿上軍裝，就要做天皇、軍國主義的馴服工具。不僅士兵要絕對服從長官，就是士兵與士兵之間也講究資淺的要服從資深的，一年兵要服從二年兵，見到二年兵就要行禮，二年兵可以打一年兵的耳光，一年兵只得忍受。士兵對長官的口頭禪是「ハイ！」（是！）聯隊還常以「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的思想對軍人進行奴化教育，要他們肝膽塗地的為軍國主義效勞。 日本的聯隊教育也有許多可取之處，如教育士兵生活簡樸，紀律嚴明，練習軍事技術嚴格認真，作業力的養成一絲不苟等等。 我們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按照中國方面和日本訂的有關條例規定：中國士官候補生每人發兩套新呢子軍裝、一件新呢子大衣、兩套布軍裝、兩雙新皮鞋。日本士兵則只發一套新軍裝、再發一套退伍士兵穿過的舊軍裝、舊皮鞋。舊衣服上有的打了補丁，皮鞋也是穿壞補好的。士兵很辛苦，築城、架橋、爆破、坑道，樣樣都干，衣服磨損快。士兵們很愛惜衣服鞋襪，平時在軍營勞動、操練全穿作業服或舊軍服、舊皮鞋。新軍服一般要到節假日或有事出去時才穿，並稱之為「外出服」。 日本士兵的飲食也很簡單，工兵大隊共有五個培訓的中國候補生，一個日本士官候補生。我們六人在軍官食堂吃飯，一日三餐都很簡樸，早上僅吃一碗醬湯（日本人叫シソ湯）、一碗乾飯、兩塊用鋸木面醃的泡蘿蔔；中午一大品豌飯、一大品碗菜，菜一般是馬鈴薯、紅蘿蔔（他們叫人參），再加一點肉丁在內。節假日有一份肉。最初我往往吃不完一碗飯（約半斤），但又不能倒，只得悄悄告訴炊事員少盛點，否則被軍官看見，就要對你浪費糧食進行批評、教訓。隨著訓練任務的加重，我逐漸也能吃完一碗飯了。隔一段時間，全營官兵都要吃一頓「野戰餅乾」。「野戰餅乾」又叫重烤麵包。這是一種備戰餅乾，很硬，不好吃，但營養豐富，能滿足人體的需要，吃這種餅乾既可解決倉庫里積壓久了餅乾容易變質的問題，同時又是對士兵的一種鍛煉，以便將來適應戰時生活。我們野外演習，背包里經常要帶兩包野戰餅乾，在野外就以它為午餐。 日本士兵講究衛生，很愛清潔，天天要洗澡。洗澡設備很簡單，一口鍋上面放上木架，架上一個木桶盛水，形同甑子一樣，人站在桶內木架上，水能上來，人又掉不下去。木桶的旁邊放幾個裝衣服的籃子。水燒到三十來度時，人們就下去洗澡。軍官先洗，士兵後洗。日本士兵勞累一天，洗澡是個樂事，大家邊洗澡、邊唱歌，疲勞頓消，很是快樂。日本百姓也天天洗澡，每條街都有澡堂，既便宜又方便。 日本聯隊還專門教士兵洗衣縫補，士兵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自己補。宿舍里整齊、乾淨，東西都放在規定的地方，井然有序。每個士兵床前有一個床頭櫃，個人的物件都放在床頭櫃裡。 他們沒有大吃大喝、請客送禮的習慣，對來營辦公事的軍官從不招待，也沒有繁瑣禮儀。有次訓練完後，連長走來對我們士官候補生說：「你們士官學校的隊長來了，在客廳里等著你們去。」我們到客廳，對隊長行了禮，向他問了好，然後他詢問了我們一些情況。我當即發現，工兵聯隊煙沒招待一支，茶沒端一杯，什麼禮節也沒有，桌上只擺了一隻菸灰缸，隊長自己掏出煙來抽，公事辦完後，就夾起皮包走了。 日本軍隊不僅生活儉樸，而且紀律嚴明。行軍、休息以及各種作業，都有嚴格的紀律。每次行軍，早上很早就要起床吃飯，飯後背上槍和背包，共約四十斤重，然後出發。路上每走四公里，休息十分鐘，一個上午要走六個小時二十四公里。行軍途中，儘管步伐不一定整齊，可以小聲說話，但仍很肅靜，沒有一點喧譁之聲。到達目的地後，休息一二個小時，下午就做各種工兵作業。做得最多的是土工作業。第一次上午行軍二十四公里以後，我已筋疲力盡，全身骨頭像散了架一樣，下午掘土時劃定每人一平方米麵積的尋常土（指不硬不鬆軟的土）向下掘，越深越好，班長喊一聲：「作業開始！」士兵們一言不發，掄起鐵鎬就挖，一干就是四個鐘頭。日本兵有的人挖了四五公尺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挖了半公尺深。這時教官走過來很驕傲地對我說：「你佩服了吧！」然後讓我停止作業，並帶我去作業場巡視，我見一個日本兵不小心把左鄰兵的手鏟傷了，頓時鮮血直流，受傷的士兵默默地看了對方一眼，用嘴把傷口上的鮮血吃掉，又掄起鍬鎬繼續鏟土。班長見他鮮血直滴，才報告排長，排長叫他去包紮。包紮回來一句話不說又繼續鏟土。可見，日本軍隊平時就注意紀律、注意養成士兵吃苦耐勞的精神，即使受了點傷，也不叫喊，忍著傷痛繼續干。 日本聯隊的教育很認真，工兵的各種基本訓練和各種軍事技術訓練，即使很平常很簡單的項目，也要按一定的步驟和要求，嚴格認真，一絲不苟，反覆練習。這樣做的結果明顯提高了工效，各項任務完成得又快又好，為戰時完成工兵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 比如投土作業，他們不是把土鏟起來，投出去就了事，而是要求用手拿著圓鍬柄，身體躍起，一隻腳向著圓鍬的邊沿用力一踩，一腳下去就要把圓鍬土裝滿，裝滿以後，側轉身，面向後，圓鍬柄向上，然後轉身面向前，後腳一蹬，再把土拋出去。這樣不僅使用了手上的力，腳和腰部的力也用上了。土拋出去時，要又准又遠，中途不散落。開始投土時，每一個基本動作都要經過反覆練習，要達到相當熟練的程度，做到乾淨利落、準確有力為止。 再如練習划船（日本人叫操舟），要求也很嚴格。手拿著櫓不能彎腰，頭向前看，身子挺直，向前劃時，臀部不能翹起，腳一蹬，上身向前傾斜，把櫓推出船舷外邊，又才收轉來，這樣搖櫓才有力，又不易疲勞。船前進時，船頭不許擺動，這樣速度才快。因為兩點之問直線距離最短，船頭若擺動，走的就不是直線而是「之」字線了，那會影響划船的速度。 此外，各種工兵軍事技術訓練如爆破、坑道、架橋等等，也要求嚴格。應用架橋必須用繩子捆木材，捆繩子日本稱為結繩，也有一定的程序和辦法。繩子捆好打結，每個結怎樣打才能既省時，又牢固都有講究，誰先打好結就喊一聲「完了」。伍長檢查質量合格，他就該受到表揚。然後解開又重新捆。如此反覆練習，直到熟練而又準確才停止。釘兩爪釘，也是這樣，釘了又拔出來，拔出來又釘，每次作業四小時，一天八小時，就是這樣反覆訓練。 各項基本功訓練都要經過反覆練習，反覆操作，直到符合要求為止。在工兵訓練的最初幾個星期，我每天練下來，全身每塊肌肉都在疼痛，好似遍體挨了一頓毒打一般，只能趴著睡覺，鍛煉了一段時間，也就漸漸習慣了。 我所在的工兵連架橋，無論使用制式材料或應用材料，都非常注意準備工作，把材料按先後使用順序，整理安置在材料置場，一聲作業開始，各作業班有條不紊，進行作業。一百米寬的河川，使用制式材料一齊架設，一般三十分鐘便可架好。 我們的教官井上辰雄常說：「築城不是工兵的專業，各種掩體的構築是步、炮、坦各兵種自己的事，工兵主要是指導陣地構築及完成陣地的有技術性的部分。」他認為現代築城應深向下挖，不能高出地面，以減少敵火殺傷，工事的偽裝隱蔽重於堅固，發揚火力重於掩蔽身體。陣地無側防不能堅固，側防火力要注重偽裝隱蔽，並與障礙物配合以增大殺傷能力。他和連長都築敦都注重攻擊作業，如在障礙物中開闢通路、障礙物通過，近迫作業，側防機能破壞，陣內掃蕩作業等。 有一次一位中尉指導掃蕩作業，我們候補生也加入軍官團參觀這個演習，都築敦講評時，批評了動作不勇猛。他鼓勵大家要有勇敢犧牲精神，敢於使用手榴彈、爆破筒等器材進行連續爆破。都築敦曾投考日本陸大筆試及格，口試因嘴扁，儀表不好落選，因此在第三師團工兵大隊很有威信。他竭力推崇進攻，他說：「攻擊是最好的防禦。」這與日本軍國主義以武力搞侵略擴張的主張是一脈相傳的。 因受時代限制，這些都只是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的戰術概念。防坦克、防原子彈的概念在那時還沒有，機械化程度也很低（只有漕舟機、空氣壓縮機、鑿石機、電氣點火機等低級機械），但他們做到教士兵熟練使用現有武器器材的戰鬥技術，養成頑強的體力、作業力、行軍力……以及嚴肅的軍紀，是未可厚非的。 正是由於日本士兵平時訓練有素，所以戰時戰鬥力很強。當然戰爭的勝負並不僅決定於此，但軍隊的軍事素質，確實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我在第三師團工兵大隊，還了解到日本的軍隊教育，計劃性很強，每年由陸軍省發布年度教育訓令，規定各師團初年兵、二年兵各應完成的訓練課目及陸軍省校閱或秋操大演習所需要占用的時間。各師又根據訓令擬定年度計劃，把一年分為幾期（步、炮、工不同），列出每期應完成的課目及師團長期間校閱所要占用的時間。然後各步、炮聯隊，工兵、輜重兵大隊根據師的年度計劃，擬出全年的期間計劃，嚴格實施，每個連都是全訓。每一期訓練期滿，師團長均按期校閱，校閱成績的優劣，就是軍官考績的重要依據。 我在工兵大隊除參加軍官團的演習外，還經常參加軍官團課堂講解和報告會等。凡是大隊去各學校學習畢業歸來的軍官，都要報告學習心得和戰術技術的新發展情況，軍官團還按計劃練習馬術，可惜我們沒有馬，不能參加。我們大隊有個見習官，掛日本指揮刀，戴上士肩章，在軍官團非常謹慎。經常同我們一道玩的士官候補生村上英二暗中對我們說：「見習官三個月期滿後，由軍官團呈報他品質學術夠格作一個軍官，然後天皇才發布命令，任命他當少尉軍官。」所以，那個見習官表現得特別謹慎就不難理解了。作為一個日本軍官，不是一出士官學校大門就不再學習，而是只要在役一天就得不斷學習。軍官團對每一個軍官都有監督促進的責任。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培養軍官，提高軍官素質的制度。 備受歧視 * * * 我在聯隊的六個月生活，是不愉快的，由於中國百年積弱，不斷發生內戰，弄得政治腐敗，民生凋敝，國勢衰微，國際地位低下，所以中國人在日本備受歧視、欺侮。而當年我東渡日本，雖然主要是由於政治上有「共黨」嫌疑，藉以避難，但另一方面也想來日本研究軍事，學點本領，學成回國雖不能「治國平天下」，也多少能為振興中華出一點力。因此到日本後，我迫切希望多掌握一點先進的軍事技術。但事與願違。在日本學習期間，對一些關鍵的軍事技術和新式武器，日本軍官想盡辦法阻撓我們學習和使用。一次，我所在的工兵大隊奉命到松浜的飛行聯隊協助演習架橋。部隊出發之前，教官就對我們五個中國留學生講：「這次演習架橋，任務很重，很辛苦，你們就不去了吧！」我們不願放過學習機會，大家都堅持要去，結果和工兵大隊一起去了。由於這次演習涉及到了空軍和工兵的一些較先進的軍事技術，日本軍官深怕被我們學到手，部隊到松浜後，日本教官竟翻臉無情，板著面孔對我們說：「這是機密，你們回去！」就這樣把我們五個中國留學生全趕回來了。我們心裡真是說不出的屈辱和憤恨。還有一次到天龍川架橋，日本教官為了不讓我們學到新技術，就裝上一副關心的樣子，假意由副大隊長帶我們去遊山玩水，把我們從架橋現場支走了。又一次，學習爆破，只教我們學過了時的急造爆破筒來搪塞。較新式的爆破器材就不叫我們使用，只准隔一條小山溝遠遠參觀。司務長看到制式爆破筒爆破時濃煙四起，威力很大，就得意忘形地說：「恐怕張作霖就是用這種爆破筒炸死的吧！？」其實這次用的爆破器材，不過是一些烈性炸藥，機械信管、電氣點火之類的東西，並非什麼尖端武器。 日本軍隊上下級之間本來等級森嚴，很講所謂「禮儀」，可是對中國人他們就扯去了「禮儀」的面紗。我們在聯隊當上等兵時，日本聯隊不是派下士（伍長）或中士（曹長）當我們的助教，只派一個叫加藤的上等兵教我們。兩個月後，我們升了伍長，加藤仍是上等兵，但加藤碰到我們時，仍然趾高氣揚，昂首挺胸而過，不向我們敬禮，以表示他對我們的輕蔑。 不僅日本軍內如此，在日本國內對中國人的歧視也是很令人氣憤的。日本住房有一種「貸間」，即房主將多餘的住房寫出招貼，出租給別人，租房客人的伙食由房東包攬，並照料客人的一般生活。我同傅秉勛為了學習日語，想朝夕都與日本人接觸交談，就按照招貼去租貸間，竟因為我們是中國人碰了釘子，女房東答覆「房子已租出去了。」因為他們瞧不起中國人，嫌中國人髒。有次我們在豐橋街上看見一個很可愛的日本小孩，便走過去逗他，不料這小孩卻直嚷嚷：「支那人髒！支那人髒！」 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種種歧視，像一把利劍，深深的刺傷了我的心，感到受了奇恥大辱，精神上受到強烈的震動和刺激。深深感到，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獨立富強，其國民在國外就直不起腰，抬不起頭來，想到這裡，我暗暗下定決心，回國後要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 日本軍制種種 * * * 如果說黃埔軍官學校對我政治思想方面的影響很大的話，那麼，日本士官學校對我軍事思想方面的影響也很不小。不特士官學校，而且整個日本的軍事制度、練兵作戰的那一套方法，對我都很有影響。 日本陸軍軍官在士官學校受養成教育，第一階段須在聯隊體驗士兵生活；並學習士兵的軍事技術及班戰鬥教練，很重實踐。第二階段在學校除實踐之外，並要學習戰術、兵器、軍制、地形、築城、交通……等各種教程。我雖中途退學，未窺全貌，但我退學時除弄到全套士官學校各種教程而外，還買了五大箱軍事書籍，如《想定作為法》、《獨法軍思想變遷》、《軍隊成規匯集》之類，讀後使我獲益不小。我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內實行法西斯軍事化，對外推行侵略擴張制度，窮兵黷武，飛揚跋扈，由於它的反動本質所決定，其政略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局限性，無多可取，但日本軍隊一些制度成規和教育訓練方法，確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探索。這裡我僅就日本的兵役制，軍官服役等情況，作簡略介紹。 日本的兵役是實行徵兵制，全國人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18歲至20歲服第一國民兵役；20歲至25歲體檢合格的服現役。現役五年只兩年在營，第一年稱初年兵，要學會一個戰士所必需的戰鬥技術和戰鬥動作，以便參加班、排、連戰鬥教練，二年兵主要是複習、熟練各種戰鬥技術及戰鬥法則，兩年在營期滿就回家、就業。在五年之內，國家有事動員現役兵，就立即來連報到。五年現役期滿時，再回連隊接受訓練，參加三個星期的演習，就轉為預備役，國家有事動員預備役時，都按規定到連報到。預備役八年期滿，又再次回到原來的連隊接受三個星期的教練，參加演習後，轉為後備役。後備役期滿，即轉入第二國民兵役。我在豐橋工兵大隊時，見第一連一群三十多歲的老兵，同我們的教官井上辰雄非常隨便，我覺得奇怪，因為日本兵對軍官照例都該畢恭畢敬的，為什麼這群鬍子兵如此隨便呢？一問，才知道這些是十三年前與井上當候補生在工兵大隊隊附學習時同連的兵，他們預備役期滿，轉入後備役，來此接受訓練的。從這件事使我進一步了解到當時日本軍隊的動員能力和軍官人事制度。 當時日本陸軍有二十三個師團，估計現役兵在營人數約三十萬，一半是初年兵，一半是二年兵。如果全部動員現役和預備役的話，就可徵集到初年兵人數的十三倍之多的有訓練的兵員，即約二百萬人。日本連隊平時編制沒有排，全連只有一個連長，還有三個中、少尉軍官充當教官。連長通過特務曹長（司務長）及曹長伍長（軍士）們直接管理全連各內務班的戰士，要到國家有事動員之後才按戰時編制編排。由於現役兵是在營兵人數的一倍半。所以動員全部現役兵時，這個連可能成為兩個連，因此連內資深的中尉可能成為另一連的連長，不足的軍官，則動員預備役軍官補充，不足的軍士，由各年度退役的上等兵充當。我在工兵大隊時，有二三十個「幹部候補生」與我們同時在營受訓練。經了解，他們是大、專學校學生，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就來營受半年教育，完了後就成為預備役軍官，這樣不大耽誤他們的學業，又解決了動員時軍官不足的問題。我所在的工兵大隊有一個中校大隊附和一個少校大隊附，他們工作較少，氣派不小。我問井上辰雄中尉，他說：「他二人是為戰時動員準備的大隊長，平時按年資和成績也可升任其他職務。」 我還見工兵大隊有一隊補充兵，細問才了解這些兵是補充現役或預備役死亡、工傷事故的缺額的。原來這是因為日本每年都要編動員名冊，各個年度應動員的連隊官兵都要配備齊全，所以知道缺員多少，而有計劃的作補充準備。所有應動員的官兵，動員時各人所屬部隊的番號、所在地點等，都事先通知本人。戰時只要一聲廣播「某某年度的士兵動員入營。」應動員的人就可立即赴指定地點按戰時編制組成隊伍。日本當時約有一億人口，平時養兵不過五十萬，而動員時陸、海軍（空軍此時屬於陸、海軍）估計可動員六百萬訓練有素的士兵。這種兵役制度平時寓兵於民，戰時又能迅速徵集大量經過訓練的兵，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 中國有十億人口，兵員十分充足，如果我們能夠儘可能地減少現役兵員人數，健全完善預備役制度，改革民兵制度，我們不但可以騰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四化建設，而且在戰時可以迅速成幾倍地擴充軍隊，擔負起保衛祖國，制止侵略的職責。 日本陸軍軍官來源有二：一是招收中學畢業生；二是考選優秀軍士。但都須進士官學校學習。中學畢業生進士官，須附隊學習六個月，再返校學習二十二個月。畢業後一般可晉升到少校退伍，很少能升任上校的。軍士考入士官後，一般很難升上尉，所以日本人稱這種軍官為少尉班畢業的。 日本士官候補生村上英二，在談到教官井上辰雄入伍十三年才任中尉時告訴我：「日本軍營中有一句順口溜：「神氣的少尉，貧乏的中尉，哎呀！好不容易的上尉。」為什麼少尉神氣呢？少尉不准結婚，一個人薪津富裕，生活闊綽、神氣。中尉結婚後受家室之累，所以生活不寬裕、貧乏。因為日本軍官人事制度規定，見習官三個月即可升任少尉，少尉停年二年期滿才可升中尉，中尉要停年七年才可升上尉，而且不一定停年期滿就升級。井上辰雄算優秀軍官，他在士官學校三年，出學校任軍官已十年，還是中尉。可見任何人升上尉都得十二三年時間。而且有的軍官，升不到上尉，就會退伍。但是只要升上尉，薪津就多了。所以有好不容易，生活上鬆了一口氣的感慨。大隊部有個姓犬飼的軍官升了上尉，他高興極了！他當大隊值星時，每晚餐都滿臉是笑尋我們六個候補生說話（中午全體軍官會餐，晚上只大隊值星和我們候補生吃飯），硬要請我們喝啤酒。由此看來，一個日本軍官很不容易升上尉確非虛語。 士官學校畢業的學生，一般都分發回他隊附學習的聯隊（團）。當尉官時，就編入這個聯隊的官組，其升遷調補，都要憑考績與全聯隊（團）軍官相比較，平時還要受這個聯隊的軍官團教育。任少校以後則編入所在師的校級軍官官組，其升調要憑考績與全師的校官比較。少將以上編入全國的將官官組，其升調憑考績與全國的將官比較。日本軍官升級固有停年的限制，但任職也有規定年限，不能長久任一個職務而不更換，這叫經歷調任，目的在於使一個軍官經歷各種職務，以增強他的服務才能，培養他的資望。尤其對有培養前途的軍官，更是有計劃地對他實行經歷調任。例如一個陸軍大學畢業的軍官，讓他當兩年隊職軍官（如連長、大隊長、聯隊長等），又調他當兩年參謀，再調他當兩年駐外武官，再調他當兩年軍校（士官、兵科、陸大）教官，這就可以使他文武全才、資歷過硬。不僅別人對他心服，也便於人事部門發現人才，知道某人長於某種技能，適於某種職務。就可以選賢任能，使「官稱其職」、「人盡其才」。日本軍隊這種軍官服役制度及用人制度，使我想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有一套比較完善的適合我國國情的「人事法規」（在軍隊為《軍官服役條令》），舉國一致，嚴格執行。我認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是「有治人，無治法」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會導致「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不良結果。如果幹部的升遷完全依靠首長個人意志，極易形成派系、山頭。這在十年動亂中，順我則昌，逆我則亡，任人唯派的做法，已在幹部制度中造成極惡劣的結果。因此，在用人方面應該有完善的人事法規，嚴格執行考試、考績，經歷調任等制度，蔚成「法治」風氣，自然就可以人才倍出，幹部幸進之風才可能停息，國家政局也可以長久穩定。近世許多國家，實行文官制度，行政事務幹部都經文官考試選擇，然後任職終身。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豐田人」也是考試錄取，對它選用的人終身包下來，都是「鐵飯碗」，但無「吃大鍋飯」的弊病，這些都很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