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三、奉命回川 （1927—1930年）

我的堂兄郭汝棟 * * * 1927年4月14日，我奉吳玉章之命，從武漢回到四川。 這時四川軍閥楊森，兵力十來萬人，駐防下川東。楊森自己駐萬縣，郭汝棟防區在涪陵、彭水、酉陽、黔江等縣。 「防區」照軍事術語解釋，是軍隊駐防區域的意思，但四川的防區制，則有不同的內容。1918年熊克武以「四川督軍」名義召開整軍會議，擴編川軍為八個師，指定各師糧餉概由駐防縣局撥給。這是四川防區制的開始，以後各軍閥下面又有許多小軍閥，各占一塊地盤，構成四川這一獨立王國中又有許多更小的獨立王國。這些大小軍閥都是些土皇帝，他們在其防區內以軍統政，以政斂財，以財擴軍，成為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財政的獨裁者。他們為所欲為，無惡不作，中央及省政府對之都鞭長莫及，督軍、省長也徒有虛名。人民塗炭比全國各省都厲害得多。 1926年北伐勝利，四川各大小軍閥，搖身一變，就成為國民革命軍的軍長，這時除二十軍楊森外，占領防區的面積大的還有二十一軍劉湘，二十四軍劉文輝，二十八軍鄧錫侯，二十九軍田頌堯等。當時劉湘已有兵力約十一萬人，駐防重慶及其附近二十餘縣。劉文輝所部駐自流井、宜賓及上川南，約十萬人。鄧錫侯約六萬人駐華陽、新都、廣漢等二十餘縣。田頌堯約四萬五千人，駐防川北綿陽等二十餘縣，力量雄厚的數劉湘、劉文輝和楊森。 我回四川不久，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蔣汪合流，武漢共產黨被擠走，我與吳玉章失去了聯繫。郭汝棟既與我是堂兄弟，而他的部隊里又有不少中共黨員，我便留在了他的部隊。 我在郭汝棟部隊共計三年（1927年到1930年）。我先在政治部當科員，主要負責辦壁報。三個月後，轉搞軍事，郭汝棟認為，做軍官起碼要從當排長做起，才能理解士兵心理，掌握帶兵的本領，因此要我當獨立旅軍士隊的區隊長（相當於排長）。軍士隊的隊長姓劉，其他三個區隊長是：余國干、李仲達、左世琳。我們四個都是黃埔軍校學生，以後都升任為獨立旅一團二營各連連長。二營營長傅秉勛，營副李階平，各連的第一排排長也都是黃埔學生，一時二營被稱之為「黃埔營」。當時這種黃埔學生雲集在一處，在四川部隊中還極為少見。以後我又升為營長，一直到1930年東渡日本。 1929年前後的四川軍閥割據形勢 郭汝棟原是重慶府中學堂學生，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為了在四川發動和領導民主革命，派了許多會員設法進入教育界開展革命活動。同盟會會員，革命黨人張培爵進入重慶府中學堂，任該校的監督。他借教育做掩護，暗中進行革命活動，在青年學生中發展組織，壯大革命力量。1911年辛亥革命時，張培爵公開打出革命旗號，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張培爵的影響下，郭汝棟也跟著鬧革命，參加了張培爵組織的「炸彈隊」，成了「炸彈隊」隊員。 學生時期的郭汝棟，滿懷革命熱情，積極參加革命活動。聽說他結婚的前一天，突然失蹤了，新郎不在，喜事怎辦？家裡十分焦急，派人四處尋找，仍無蹤影，直至深夜他才氣喘吁吁地回到家裡，原來他跑到魚口坳（距家六十里）去給革命黨人送信，走了一天一夜，腳都走腫了。 辛亥革命時，在同盟會領導下，四川人民舉行了反清武裝起義，並宣布獨立，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張培爵被公推為副都督。後來張培爵到了成都，郭汝棟和許多「炸彈隊」隊員也隨同到了成都，進了四川軍官速成學堂。他在這個學堂學工兵，受業一年半，於1913年秋畢業，畢業後分在川軍第二師（劉存厚任師長）工兵營當排長。郭精明強幹，以後逐漸升任連長、營長。又由營長而團長、旅長、師長、軍長。郭的部隊駐涪陵、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等地。他本人駐涪陵。涪陵鴉片煙生意很盛，且川鹽銷售到貴州去的，大都要經涪陵溯烏江經龔灘轉運，因此煙稅鹽稅收入豐厚，成為郭汝棟得以迅速擴軍的經濟基礎。 早在1924年，郭汝棟當楊森的旅長時，就和孫中山有聯繫，孫中山委任他為第一混成旅旅長。1925年，郭被封為楊森部隊第九師師長時，郭的部隊打的是北洋軍閥的旗號——五色國旗。這時廣東方面，革命浪潮已蓬勃發展，前途光明，於是郭便派代表和學生到廣東，和廣東革命力量取得聯繫，以便為自己將來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多的條件。1926年在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四川軍閥迫於革命形勢，紛紛棄北附南，改旗易幟，這時郭又首先打出青天白日旗。1927年，我回到涪陵時，他任川鄂邊防副司令。 由於郭當時是川軍中比較能接受革命思想的人，我以為他是革命的，吳玉章同志對他也抱有希望。我們從武漢回四川後就對他講明了吳玉章的三點意見。郭聽後立即很認真地回答：「楊森和我感情不好，平時互相猜忌，我無法勸他。襲擊他，我力量不夠，不過如果楊森出兵，我一兵一卒也不幫他。」這說明他既不肯做楊森的工作，又不肯打楊森，而是站在一旁，隔岸觀火。這時由於大革命還未失敗，因此郭仍以左的面目出現。他與既是共產黨又是國民黨左派的李筱亭、楊闇公等人，在重慶蓮花池積厚里建立的左派國民黨四川臨時黨部——蓮花池省黨部有聯繫。郭汝棟部隊的政治部主任尹肇周就是蓮花池省黨部派去的。尹肇周是同盟會會員和共產黨員，負責領導軍隊和涪陵地方工作，與正在涪陵做革命工作的共產黨員李蔚如聯繫很緊密。川東地下黨在郭汝棟部的勢力很大，政治部副主任胡陳杰，很得郭的信任，郭認為他是人才；政治部科長饒繪峰、鄧濟時；科員徐孔嘉、雷清塵、趙啟民、任逖猷、錢杏蓀、劉思南、周見非、張嘉民、趙理鈞；幹事陳林、陳勁；及少校團副袁鏡銘、傅秉勛（以後任營長）、霍恂；連長李惠元；排長任懨先、劉恢初、芶鍛璞等，都是共產黨員，而且地下黨組織在郭汝棟部隊發展也很快。我們從武漢一同回四川的五個人中，最初只有任逖猷是共產黨員，回川不久，傅秉勛、趙啟民都相繼加入了共產黨。郭汝棟的隨營學校第三期學員，許多人都加入了共產黨，我是在郭的部隊退到綦江，才參加的。 早在去黃埔軍校學習時，我就希望祖國政治上軌道。進黃埔後，每星期一要作總理紀念周，讀《總理遺囑》，其中國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段話，深深印入我的心版。我認為這是救國的最正確的道路，又認為當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蘇聯，我們應「以俄為師」。孫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實現中國自由平等這一目的的最正確手段。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我渴望知道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是怎麼一回事。在黃埔軍校親聆了惲代英、蕭楚女、陳啟修諸位教員講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吸引了我，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使我心馳神往。當時共產黨人的革命品質也使我深為敬佩。我由崇拜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進而贊成共產主義。我認為共產主義更好，共產黨更革命、更進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黨組織，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武昌時，我們一同到廣東的袁鏡銘已加入了共產黨，我知道後，要求袁鏡銘介紹我入黨，不久袁鏡銘問我願不願意加入「左社」？並說這是汪黨代表（精衛）組織的。由於我認為共產黨更進步，因此我說：「我不加入『左社』，我要加入共產黨。」由於我當時年紀輕，又是川軍郭汝棟的堂弟，組織要考驗我，所以沒有達到我的夙願。 回四川後，我在郭汝棟的政治部任科員時，仍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寫文章和發表演說時都堅決擁護武漢政府，我與共產黨員們非常友好。我當連長時，有個上等兵叫邱志堅，我覺得他看上去像個知識分子，不像當兵的，猜想他可能是黨派進部隊來作兵運工作的同志，於是就經常和他接近，照顧他工作、生活。隔了約半年多，部隊已退到綦江南川，袁鏡銘有次對我講：「你表現尚好，現在黨同意吸收你。你們的黨小組長就是邱志堅。」從這時起，每個星期或隔一星期，邱志堅就來召集我和共產黨員司務長林受之開一次會。開會地址常在田邊、地角，也沒有什麼儀式，內容主要是匯報思想情況和工作情況。 郭汝棟的政治部和軍隊內有那麼多共產黨員的事實，說明他當時還是擁護武漢革命政府的。蔣介石叛變革命，寧漢合作以後，他屈服於劉湘的壓力，出賣共產黨員李蔚如，才暴露出了他真面目。 李蔚如是四川督軍熊克武的參謀長，是一個優秀的同盟會會員和共產黨員。他在涪陵龍潭地區宣傳革命，組織工農武裝，很快搞起了約幾百支槍的武裝力量。劉湘一直擁護國民黨右派設在重慶的省黨部，他怕共產黨勢力擴大了危及自己的統治，把李蔚如視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一面派他的師長藍文彬到南川進逼冷水關捉李蔚如；一面暗中勾結郭汝棟要他協助。郭汝棟於是憑藉自己的「左」傾面目，表面支持李蔚如，實則暗中出賣他。郭汝棟假意打電報質問劉湘，為何大兵壓境，要劉維持友好，互不侵犯，並煞有介事的把電稿交給我，要我登在壁報上。這封電報實際上是登給李蔚如看的，目的在於使李蔚如造成錯覺，認為郭汝棟和劉湘有矛盾，思想對立。我當時不懂其用意，就在報上登了。之後，郭汝棟又裝成好人，派共產黨員傅秉勛（傅當時已是郭汝棟的妹夫）和徐孔嘉對李蔚如講：「劉湘要危害你，但不要緊，郭汝棟支持你。」並派一個團交李蔚如指揮，以加強李的防守力量。李蔚如見郭汝棟派了兩名共產黨員來通風報信，又派一個團交給自己指揮，於是對郭深信不疑。一天晚上，李蔚如發現自己身旁有人在活動，細看都是郭的兵，自然未加防範，豈料這團人和藍文彬部隊勾結起來，把李蔚如捉住，交藍部帶到重慶南岸黃桷埡殘害了。也有人說是郭遣涪陵縣縣長呂心孚，去龍潭鎮約李蔚如開會，在會上捉的，但不管細節如何，都是郭出賣的。出賣李蔚如事件發生後，政治部主任尹肇周極為憤慨，認為郭汝棟兩面三刀，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堅決不干走了。郭汝棟矢口不認賬，並任胡陳杰為政治部主任兼軍部副官長，對其他共產黨員也沒有侵犯。共產黨也利用這個機會繼續開展地下工作。 親歷四川軍閥混戰 * * * 四川軍閥為擴大地盤，擴充勢力，經常互相混戰。據不完全統計，自辛亥革命到1930年，四川大小戰爭達四百來次。由於連年戰禍，四川人民在軍閥的壓榨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一遇天災，樹根菜頭，掘食殆盡，賣妻鬻子，隨處可見，真是滿目淒涼，慘絕人寰。四川人民對軍閥極為痛恨，編了一首諷刺詩：「四川七軍長，稱名遍五行，水火木金土（水指劉湘，火指劉文輝、賴心輝，木指楊森，郭汝棟，金指鄧錫侯，土指田頌堯），驕貪狡詐橫，害人終害己，相剋不相生，都懷統一夢，誰也搞不成。」 1928年我在郭汝棟部隊當連長時，就親歷了倒楊（森）倒劉（湘）的軍閥混戰。 1928年1月7日，南京國民黨政府下令免去楊森本兼各職，二十軍軍長由師長郭汝棟升任。這是在劉湘陰謀操縱下，發動倒楊策劃出來的。 劉湘與楊森矛盾很深，兩部防地相互毗連，勢均力敵，彼此都把對方視為勁敵，劉湘亟欲翦除楊森的勢力，以便在上下川東稱王稱霸。因此，劉湘一面密請國民政府免楊森的職，一面利用郭汝棟、范紹增等與楊森的矛盾，並拉攏賴心輝一致倒楊。 賴心輝駐防江津、合江，勢力較小，希冀在倒楊後占點便宜，擴大地盤，加以劉湘願助賴心輝餉銀二十萬元，於是就甘願充當劉湘的馬前卒。 郭汝棟是楊森的部下，實力較大（有兩師一旅），而且本人精明強悍，遭楊嫉妒。楊常想法削弱郭（如借集訓為名調走機槍迫擊炮），郭亦不甘受楊約束，圖謀抵制，因此，矛盾日益加深。劉湘又從中挑撥，慫恿郭在倒楊中充實自己，豐滿羽翼。當楊森被免去二十軍軍長之職而由郭汝棟升任時，楊郭矛盾就表面化了。 楊森的師長范紹增、吳行光也不願被楊森削弱，並受劉湘等人籠絡，準備和郭汝棟聯成一氣倒楊。范紹增當時防地綿亘長壽、墊江、大竹一帶，地居萬縣之側，又鄰涪陵，便於相互聯繫，進攻萬縣。他們聯合起來打楊森，力量還是很大的。 經過一系列醞釀、準備，1928年5月12日，郭汝棟在梁山通電就任二十軍軍長職，倒楊之戰爆發。郭汝棟、賴心輝、范紹增三部進攻萬縣，企圖一舉占領楊森軍部所在地。吳行光部則由梁山向開江、開縣進攻，之後轉而進攻萬縣。聯軍打到萬縣附近，搞得楊森措手不及。這時郭汝棟沒有乘勝進攻，而是按兵不動，給楊森寫了一封逼其下野的信，並限他三天之內答覆。楊森有了喘息之機，於是調兵遣將，進行反擊。特別是羅澤洲部在雙方激戰方酣時，襲擊聯軍後方墊江、大竹、長壽，聯軍腹背受敵，使其首尾難顧，而全線崩潰，退回涪陵。楊森大獲全勝，跟蹤進攻涪陵。郭汝棟沿長江、烏江防禦，兵力分散，致使楊森部隊攻入涪陵城。郭汝棟反擊，將楊森渡江部隊全部殲滅。但楊仍準備渡江進攻，郭判斷楊森不至於再在涪陵附近渡江，而將有力部隊，配備於烏江上游白濤鎮一帶，而以戰鬥力較弱的獨立旅第二營防守烏江口至火柴廠一段。殊楊森再度在涪陵城附近進攻，其裝甲輪一艘載兵竄入烏江口，在我營左翼的第七連陣地登陸。我乃率第六連預備隊一個排側擊敵人，敵人大部隊直向縱深突擊，我一個排無奈何向東撤退，隨大部隊退往南川。戰後追究責任，第七連連長李仲達撤職，由排長趙啟民升任連長。郭汝棟失敗後，退駐劉湘防地南川綦江就食，過寄人籬下生活。 倒楊之戰後，楊森急於報復，乃於1928年冬到1929年春掀起倒劉之戰。楊森聯合李家鈺、羅澤洲、賴心輝、郭汝棟等部，以楊部為主力進攻重慶打劉湘，企圖奪取劉湘的重慶防地。 此時，李家鈺任四川邊防軍總司令，羅澤洲是鄧錫侯二十三師師長，李羅兩部在1925年以後，兩三年之間，勢力逐漸壯大，駐在四川的北道（李家鈺駐遂寧、羅澤洲駐順慶）。他們在四川大局動盪中，極欲向外擴張，如一舉取得重慶，則以後的發展不可限量，因此，積極參與策劃倒劉之戰。 郭汝棟在倒楊森失敗後，退到綦江南川，依附劉湘。他與賴心輝都怨恨劉湘，既發動倒楊，打仗時又並不積極出兵支持，故當賴心輝提出倒劉時，郭也同意倒劉。 賴心輝在軍閥中力量較弱，僅兩師人馬，防地很小，並且在倒楊之戰失敗後，損兵折將，亟謀在倒劉中恢復，發展。 當時，楊森等聯軍在數量上占優勢。楊森居於下川東，從東邊打重慶；賴心輝在重慶上游江津，從白沙沱渡江由西面打重慶；郭汝棟在重慶南面，由李家沱、漁洞溪渡江打重慶；羅澤洲據有鄰水，決定經江北進攻重慶。形成四面夾攻之勢。郭汝棟由於參加過倒楊，與楊矛盾較深，楊聯郭倒劉，只是暫時的利用。郭怕在倒劉勝利後，楊森勢力大了，對他不利，不要說增加防地，恐怕生存也成問題，況且在倒楊之役喪失的涪陵防地還是一塊肥肉，很想趁機奪回。於是他明與楊森聯繫暗又與劉湘勾結，此時劉湘也亟想拉攏郭汝棟，以削弱同盟軍的力量。於是對郭講：「你趁楊森出兵後方空虛時，去打楊森後方，占到哪裡，哪裡就是你的。」郭汝棟即背盟參加劉湘對楊森的作戰。趁楊主力在長壽附近的張關、鐵山坪一帶與劉湘主力王陵基激戰時，突然由漁洞溪、李家沱強行軍三天三夜，襲占涪陵城，又繼續東下，攻占豐都、忠州、萬縣，把楊森的老窩端了。1929年元月，劉楊在張關、鐵山決戰，劉湘的王陵基師，以輪船運兵由長壽境登岸，迂迴到楊森軍隊側後，楊森大敗，損失很大，又不能回下川東防地，只得寄食羅澤洲防地內，後來回到廣安老家去了。以後劉湘遂統一下川東，順利地占有下川東二十餘縣的地盤（除楊森防地外，還包括羅澤洲失掉的長壽、墊江、鄰水、大竹四縣），雄距沿長江出入四川的門戶，採取遠交近攻的手段，在短時期內，勢力遠駕於四川各軍閥之上。 郭汝棟的防區也擴大了，占據酉陽，秀山、黔江、彭水、涪陵、忠縣、豐都、石柱等八縣。部隊由原來的兩個師增為三個師。吳行光的參謀長肖毅肅，此時棄吳投奔郭汝棟，郭認為肖是有才華的人，推心置腹地任用他，派他為先遣司令，率第一團進駐龔灘、彭水。第一團團長朱載堂，少校團副霍恂、政治幹事陳勁，第一營長傅秉勛，笫二營長黃永興，第三營營長是我。 我們駐龔灘時，遭到羅靖光的進攻，朱載堂率部占領大岩門高地防禦，這高地周圍四五十里僅有兩條隘路可通，殊羅靖光部隊由樵徑偷上大岩門，朱載堂急聚集第一營退上馬鞍城，集中力量趁羅部前進中混亂，舉行反攻，一面調集第三營側擊敵左側背，敵不支退走，我率第三營追至頭塘壩而還。這是我第三次參加軍閥混戰，羅靖光是熊克武的師長，熊部在廣東被蔣介石解決，羅率數千人經湘黔邊境回四川，想攻占酉陽龔灘一帶防地，這一戰失敗，他的幻想全破滅了。不久我率第三營兩個連進駐龔灘以南九十里的丁家灣時，遭受在貴州失敗退入四川境內的謝彬師的進攻，我寡不敵眾，向後退卻，謝部以「神兵」追擊。「神兵」身裹紅布，頭掛黃錢紙，手持標槍，大呼「打不進，殺不進」以高速度衝擊。我營士兵們信以為真，不敢抵抗，我立即親自帶第十連的一個排，掩護退卻，排長芶鍛璞射擊技術良好，可以百發百中，先打倒為首追來的「神兵」，「神兵」才不敢緊迫，但一部又沿山脊對我平行追擊，我還是疲於奔命，喘不過氣來。退到朝天宮，才擋住了兩路「神兵」的前進路，這時我手頭掌握了一個多連兵力，才舉行反擊，將敵人擊退，計程已一氣跑了四十五里。我終身都記得受人平行追擊的滋味。由於這次是我獨立指揮吃了敗仗很不好受，總想有機會打個小勝仗挽回面子。但不巧的是又叫我打一股亂竄的「神兵」，我事先進行了教育，說明沒有槍彈打不進的人，出發前我在鏡子上寫了「敗不生還」四個字。因為「神兵」行動飄忽，我老追不上，於是選四個排的精壯，急行軍窮追。一天下午，我過小溪洗洗腳，就落到隊尾後面了，恰恰此時，尖兵發現「神兵」，我急忙趕上前指揮，但各排排長已自動展開攻擊，我手頭未掌握預備隊，只抓住第一線一個排，「神兵」突然對我所在排發起衝擊，中士李銀山非常沉著，舉槍待其接近，然後射擊，不料竟不發火，全排士兵一下就潰退下來，幸旁邊樹林裡闖出一個士兵，一槍即把為首「神兵」擊斃，全排高呼：「打得進」，踴躍反衝，才把「神兵」擊退，並追殲殆盡。李銀山背上被「神兵」戳了一刀，但傷勢不重，我令他再試試槍是否打得響，才知是一粒不發彈，換幾支槍都打不響。這次我受教訓特別深，終身都以行軍不走本隊先頭隊，不掌握預備隊為戒。 四川由於軍閥頻年戰爭的摧毀，使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農田荒蕪，一片淒涼，人民衣食無著，因饑寒而死亡者不計其數，軍閥混戰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雲無心以出岫」，當時郭部的共產黨員和我卻也參加了這罪惡活動。 隨郭汝棟部隊出川 * * * 寧漢合作以後，郭汝棟看到革命逐漸轉入低潮，於是從投機革命轉到追隨蔣委員長以圖生存。1930年蔣馮閻大戰，湖北湖南空虛，蔣介石調郭到鄂西駐防，以穩定後方。郭認為鄂西是富裕之區，即準備出川到湖北。 1930年，黨內正當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統治時期，中央派來的四川軍委書記李鳴柯同志，主要抓涪陵、江津、合川的軍運。在立三路線影響下，李鳴柯搞「左」傾暴動，提出一支槍也要暴動的口號。郭汝棟部隊出川之前，政治部人員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軍事幹部也有不少共產黨員，有人主張趁郭汝棟都隊出川時，把部隊拉出去搞暴動。所以我由龔灘回到涪陵，胡陳杰立即問我們怎麼辦？我說：「黨有命令叫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絕對服從。但我個人認為拉出去也搞不了多久，因為從兵力上看，我們只有一營人，不是軍閥的敵手，並且出去後到哪裡去籌措補給？一營人吃什麼？拖來拖去最後只有被軍閥吃掉。」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的共產黨員李惠元也說：「留在郭汝棟部隊較好，你（指胡）可以掩護我們，因為郭汝棟不會懷疑你，這樣，我們可以大力發展自己的力量。八一南昌起義我也參加過，起義後不久就被反動派打垮了，我們要吸取這個教訓，現在主要是蓄積力量，待機行事。」這時郭汝棟部的地下黨組織，是由劉道盛、胡陳杰負責領導，他們最後通知我們全部隨郭汝棟出川。政治部的同志們全體，先隨同政治部主任胡陳杰一起乘司令部的輪船出川了。 出川時，我們第一團是由龔灘趕回涪陵的，所以最後搭輪船東下。我這一營，夜間由涪陵城外吳祀壇乘木船到荔枝園換乘輪船。集合時，十一連連長趙啟民所指揮的三隻木船隻到了兩隻。趙啟民本人乘坐的一隻，直等到輪船要開時還未到來，我們預料他把部隊帶走了，只得起程走了。他一共帶走了二十一支槍，二十幾個人。從此我們很久不通音信。1945年，我任國民黨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時住重慶，趙啟民到臨江門我家中看我。我問及他當時的情況，他說：「谷排長（共產黨員）和我坐一條船，他不相信組織通知出川的決定，就叫我不走了，把部隊拉出去。於是我們的船就往上水開，船到白鶴梁時，順水就向下開，到了涪陵下游的珍溪，於是就在那裡建立了第二路紅軍。之後，和川北另一支革命力量匯合起來，約有二三百人，堅持了一年之久，即被反動派搞垮了。」他不得已回到了巴縣煙坡鄉里，以後更名趙國平，隱藏在國民黨部隊。從此，他就和黨失去了聯繫。解放後，我任川南行署交通廳長住瀘州，趙啟民又來見我，說在瀘州地委工作，正謀恢復黨籍。後來，我到南京軍事學院工作去了，聽說他1953年因病去世。 郭汝棟部隊出川時，隊伍進行了改編，帶到湖北的人馬，編成了三個混成旅和一個獨立旅，第一混成旅旅長王靖澄；第二混成旅旅長劉公篤；第三混成旅旅長肖毅肅；獨立旅旅長花茂如。共約兩萬多人，留下陳蘭亭和廖海濤兩個師，編入劉湘的隊伍，陳、廖成了劉湘的師長。 郭汝棟部開到湖北以後，先駐防在宜都（宜昌）一帶，蔣馮閻大戰中，蔣介石把在湖北的部隊都調到平漢路駐馬店前線，郭汝棟部就逐漸被調東移到黃州（黃岡）、武穴（廣濟）一帶。這時恰好桂系和張發奎部隊攻下湖南嶽州（岳陽），派人煽動郭汝棟反蔣，郭不肯干。肖毅肅則極力慫恿郭反蔣，並對人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可以獨斷專行」。郭聽到後，馬上寫親筆信給肖的兩個團長，指示要有他（郭）的親筆信，部隊才許開動，不久張發奎退走，郭深感肖毅肅輕率，怕他誤事，不久就任肖為參謀長，奪去他的兵權。 這年七八月，我所在的第一團調往平漢路花園、廣水一帶護路，部隊分散在各個車站，袁鏡銘此時已離開郭汝棟的二十軍，專任地下黨平漢路方面交通。我到廣水，得知國民黨要到漢口捉拿袁鏡銘，於是先期派專人去叫他逃跑，並請他把一團黨員情況介紹給紅軍。但不久我在廣水遭紅軍襲擊，負輕傷回漢口住院，袁來醫院看我，我怪他聯絡不確實。他說頭緒多，互相弄不清楚。他怪我不應抵抗，實際我從睡夢中警醒，各連排已紛紛逃散，根本不是有組織的抵抗（這個部隊可憐得營連之間都沒有電話）。聽說第十連連長李惠元用白手巾聯繫，也被亂軍打死。我住院約三周，袁常來看我，帶些書籍雜誌宣傳品給我看，我才知《嚮導》已改名為《普洛尼陶尼亞》。 我出院才知道第三營損失甚大，被裁銷了，我調黃州第二十軍軍部參謀。 我的婚事 * * * 我在郭汝棟部隊當軍士隊區隊長時，隊部駐在涪陵南門外石嘴，另一個區隊長李仲達，住家在一個號為「方信成」的藥鋪隔壁。「方信成」藥鋪有個姑娘，叫方學蘭，她父母早亡，只有兄嫂，那時她在涪陵師範學校讀書。李仲達的妹妹李季達和方學蘭是同學。李仲達很為我的婚姻操心，常對我講要給我找一個妻子，問我要什麼條件，我開玩笑地回答：「只要能獨立生活就行。」有次李季達約方學蘭和另外幾個女同學春遊，路過我們部隊駐地時，李季達耍了一個小小的花招，假借來喊她哥哥，讓方學蘭和我見了一面。由於彼此相距較遠，她們又是幾個女同學一路，我連方學蘭是啥模樣都沒看清。可是，這事卻讓方學蘭的哥哥知道了，認為一個大姑娘，自己出去相親，有辱門楣，於是把方學蘭關起來，不准她上學了。那時，四川一方面封建思想十分濃厚，婚姻不自由，許多人結婚時門上貼著「寧立平等地，不結自由婚」的對聯。另方面，北伐時期，要求婦女解放，婚姻自主的進步思想已傳入四川，方學蘭是個很有個性的姑娘，她不甘受封建壓迫，一個人偷偷衝出牢籠，孑然一身跑到成都讀書去了。她到成都後住在親戚毛百年家。寫信回來向家裡要錢，她哥嫂先不給，企圖在經濟上斷她後路，以此脅迫她回來就範，但不寄錢她也堅決不回來，她家沒奈何，只好給她寄錢去。 我對方學蘭十分同情，認為是我害了她。她由於看了我一眼，就被迫離鄉背井，遠走他鄉，於是便開始和方學蘭通信。 郭汝瑰的夫人方學蘭（1951年） 我父親思想比較開明，在婚姻問題上對子女並不過多干預。我母親封建思想卻很濃，她極力反對，她認為女學生不講三從四德，無論如何不許我和方學蘭結婚。她和我曙村二伯娘（即郭汝棟的母親）想了一個主意，給我介紹了一個姓張的姑娘。她是二伯娘的乾女，取名郭汝華。張家原是信教的，我當時錯認為信教的是洋奴，因此堅決不同意。二伯娘和我母親無法，只好求助於神靈。她們寫兩個紙條子，一個寫郭汝華，一個寫女學生，揉作兩團，燒起香，由我拈，拈到哪個算哪個，恰好我拈到的紙條上寫的是女學生，她們才不勉強我了。 我當連長後，部隊打了敗仗，從涪陵到綦江。這時我要求入黨不遂，思想有些消沉。「漫笑人迷我更痴，百年多是幾多時。傷心看破世間事，起坐中宵讀鬼詩」這首詩便是這時作的。有一天我和幾個朋友喝酒醉了，跑到綦江城牆上去玩，我很憂鬱地說：「人生沒什麼意思，跳下去結束一生算了。」別人聽我這麼說，以為我戀愛受挫，就要自殺。於是告訴我家裡，父母聽說兒子要自殺，當然作出讓步。等郭汝棟部隊一返涪陵，趕快找人到方家說媒去了。方家開始不答應，怕人說是自由戀愛結的婚，名聲不好，幾經說媒，方家終於答應了。我們才於1930年1月19日結婚。 我們的婚禮很奇特，既是自由結婚的形式，又摻雜許多封建場面。婚禮在禮拜堂舉行的，有介紹人，主婚人等一套西化儀式，在穿著打扮上也是按照西方的一套，我穿的是西裝，她穿的是婚禮服。從方家到禮拜堂只有約五百步的距離，方家一定要堅持用花轎去抬，一路要吹吹打打，熱熱鬧鬧的，這才算是正式嫁出去，否則就是瞧不起方家，我家只得按此辦理。從禮拜堂回到我家時，母親又非要我們給她叩頭不可，我們又只好穿起西裝，婚禮服給她叩頭。這種東西方大雜燴的婚禮，也說明了雖然當時人們的思想已逐漸解放，但封建意識還是很頑固地束縛著人們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