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二、在黃埔軍校 （1926—1927年）

到黃埔去 * * * 孫中山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協助下，改組了國民黨，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行國共兩黨合作，建立了黃埔軍官學校。這使國民黨氣象為之煥然一新，全國革命形勢也為之大振，一時間「到黃埔去」成為全國各地熱血青年的響亮口號。奔赴黃埔，猶如一股洪流，什麼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廬山丸」上的百把個青年就是流入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細流。 1926年3月「廬山丸」一到廣州，我們立刻感到這裡到處洋溢著強烈的革命氣氛。當時廣州正舉行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街上到處張貼和懸掛著「打倒帝國主義」、「支援省港罷工」等紅紅綠綠的醒目標語。廣州革命氣勢的磅礴、革命熱情的高漲，使每一個踏上這塊革命策源地的中國人都感到揚眉吐氣，精神振奮。 我們在廣州，先住進一家小旅館——蓬萊旅館，將郭汝棟的保送公文報送後，就專心等待黃埔軍校第五期招生。一個月後正式入學。 黃埔軍校當時正式的校名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按規定入校學員須先當六個月入伍生，入伍期滿，再參加考試，升學為學生，每期學習八個月畢業。 當時，入伍生部（部長方鼎英）下設兩個團：第一團團長為郭大榮；第二團團長為陳復。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團第三營第十一連，駐廣州白雲山瘦狗嶺下的沙河。從廣州到沙河，要經過黃花崗。我第一次經過那裡時，不由肅然起敬，緬懷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著「黃花崗上草青青，赤血洗淨中華魂」的詩句，內心無比感奮。 沙河營房，地勢寬敞，視野開闊。營房門口迎面懸掛著「黨紀似鐵，軍令如山」八個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當時的革命隊伍里是非常強調紀律的。由於籌措經費困難，校舍也很簡陋。寢室和講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葉搭起的臨時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雙層床，穿的是一身布軍裝，赤足草鞋。生活條件雖很艱苦，但滿懷革命激情的我們，一跨進黃埔反覺為革命吃點苦是無比光榮的。 我進黃埔軍校時，還處於國共合作時期。黃埔學生入學時，都需加入國民黨。中共黨員考入黃埔的，或黃埔學生參加共產黨的就持有兩個黨證。我的前期同學代表當時兩種思想和兩種勢力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傾向共產主義的進步學生組織了「青年軍聯合會」，而思想保守、落後的學生組織起了「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組織明爭暗鬥常常發生糾紛。1926年5月，蔣校長頒布了「整理黨務案」，反對跨黨，規定任何人只能參加國共兩黨中的一個黨。持有兩個黨證者，或交出共產黨證保留國民黨證；或保留共產黨證交出國民黨證。黃埔學生交國民黨證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連便有兩個。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暗中還持有共產黨黨證。 當時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勵精圖治，熱情奔放，為革命不惜犧牲個人。而代表國民黨右派的西山會議派老氣橫秋，腐敗保守，自不振奮，還阻撓別人進步。兩派之間，矛盾不能調和，是很自然的，問題在於如何正確處理這個矛盾，是割掉贅瘤大踏步前進呢？還是殺掉帶頭奔跑的馬來制止馬群前進？蔣校長先前還說：「自不努力而唯懼他人之蠶食，豈不痛哉？」他提出「整理黨務案」，明目張胆地排斥共產黨，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陣營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頓挫。難道不許共產黨偕同一道革命，還能制止共產黨在全國範圍革命嗎？中國人不願當亡國奴，則革命有的是市場。所以不管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誰代表國家、人民的利益，誰就能得到人民擁護。自己不革命，還要阻止別人革命，這樣的黨，這樣的人，必然會遭到人民的唾棄。 1926年6月5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1日發布「北伐宣言」。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舉行隆重的北伐誓師典禮。大會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指揮，由總司令部副官長張治中司儀。先由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監誓並授印，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作了簡短的致詞。然後由總參謀長李濟深宣讀誓師的誓言。蔣總司令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說。參加這次典禮的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四期學生（兼畢業典禮）；第五期學生；第一軍第一師（王伯齡），第二師（劉峙）；第三軍軍官學校，第二十師六十團（李杲）。當天下午，北伐部隊即由大會會場出發，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實際上未誓師北伐前，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已在湖南戰鬥。所以誓師僅是蔣介石就職及正式宣布北伐的儀式。我也隨黃埔五期學生參加了這次大會，目睹了這一隆重的場面。當時我非常天真地憧憬未來，滿以為不久就會旭日高升，蕩滌了污泥濁水，祖國大地將是一片光明。 北伐出師後，駐廣東的部隊減少了，對反革命殘餘和鄉間的土匪需要軍隊鎮懾。於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參加北伐奔赴前線者外，均開赴石龍、東莞、虎門、太平一帶駐防。我所在的第二團第三營全部駐太平，輪流以一個連去防守虎門要塞的上橫檔炮台。 我們到達太平住入營房，白天操課，晚上放哨，崗哨一般都放在荒蕪的墓地上。當時，廣東人有個風俗：凡人死了後，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屍體自行腐爛後，才取出骨頭，放進罐子裡再置於山上。因而，山上隨處可見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復哨有兩個人，還可以互相壯膽；放單哨，在黑暗中，哪怕一隻野狗走過，也駭得魂不附體，所以我們放單哨時總是悄悄地兩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長來查哨時，我們才分開。有時，為了壯膽，我們也以各種藉口放上一槍。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雖然穿著雨衣，但放完兩個鐘頭哨，還是渾身濕透，而臨時搭蓋的哨所也遍地是水，無法休息。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我們逐漸習慣了這種恐懼而又艱辛的軍事生活了。 黃埔軍校的戰鬥演習 後來，我們十一連輪到守上橫檔炮台，條件好了一些。上橫檔炮台，屬虎門要塞，建築在珠江江心的一個小島上。那時這個炮台中，正關押著吳鐵城、熊克武、余際唐、喻培棣、歐陽格等人。據說，吳鐵城因3月20日「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委過於他而被捕。川軍總司令熊克武據說是因與陳炯明通信，陰謀顛覆廣東政權而被蔣介石拘押的。我們每天輪流看守著他們，除去廁所外，不准他們任意出房門走動。 熊克武、余際唐和喻培棣被關押在三開間的房屋裡，右邊一間是臥室，左邊一間空著，當中一間是廳堂。他們三人經常在廳堂活動，余、喻兩人下圍棋，熊克武則坐在餐桌頭上觀戰。每當輪到我們四川同學看守時，熊克武總是很高興，故意找機會跟我們搭話，「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裡？」「關在這裡真不容易見到個老鄉。噫！你多久到廣州來的？」有時我們也搭訕幾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長文中孚聽見了，就向我們吼起來：「你不守紀律！怎麼能跟反革命談話。」弄得熊克武非常尷尬。等文排長走遠了，他怪不高興地說：「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時候，還不知你在哪兒呢？」 另一次，一個四川同學問熊克武： 「你將來還可以再帶兵打反革命嗎？你的作戰經驗多，定會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總是受時代支配的，一個人不能失勢。時勢造英雄，失了勢，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業來。我已受時代淘汰了，你們正可以跟上時代干一番革命事業。」熊以堅定的語氣這樣回答。我不知他的話是出於真心呢，還是為了表示沒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釋放。 吳鐵城單獨住一間房間，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們。他的「太太」經常給他送罐頭和其他食品來。他看的書報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們入伍生間相互傳說，吳是孫中山的乾兒子，因此受優待些。也可能代人受過，該受優待。 我在上橫檔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時游泳墮入深水，幾乎淹死，同連的同學周子勁將我救起。周是共產黨員，升學後我們不在一個科，以後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們入伍生無論守衛東莞，還是守衛虎門，反動派、土匪都懾於學生軍的聲威，不敢騷動。因而有力地保證了國民政府的後方安寧。 北伐頻傳捷報 * * * 我們在虎門駐防的時期，密切注視著北伐戰況。報上頻傳捷報，十分鼓舞人心。同時，我們從私人通信中，也了解到不少北伐中的秘聞。 我們北伐軍的物質條件較差，槍炮種類複雜，戰鬥技術不高，但革命熱情高，政治工作好，士氣旺盛，征途上又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所以能節節勝利，所向披靡。 據當時參戰的炮兵隊的同學來信說：北伐軍一面包圍武昌，一面渡江進攻漢口。信上談到北伐軍攻占漢口的情景時說：我們在徐家棚按規定時間開炮，炮聲一響，漢口電燈陡然熄滅，一時全市槍聲，爆竹聲四起。駐在漢陽的吳佩孚所屬劉佐龍部約萬餘人宣布附義，轉過來炮擊漢口，駐守漢口敵軍大亂，吳佩孚倉皇北遁，北伐軍沒費多大勁就把漢口攻克了。原來我政工人員，早已混入漢口市作工人運動，策動電燈廠工人一聽炮聲就立即截斷電源；有的政工人員還充當黃包車夫，與黃包車夫聯絡好，一俟電燈熄滅，就從黃包車坐板下取出鞭炮燃放，取出標語四處張貼。在一片黑暗中，吳佩孚只聽炮聲大作，也不知究竟，駭得魂不附體地棄城逃跑了。敵人一跑，全市馬上電燈復明。從這一側面，說明工人、農民、勞苦大眾協助支持北伐軍進攻，是北伐軍得以進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也證明孫中山提出的聯合工農政策是無比正確的。 吳佩孚逃走了，被圍困在武昌城內的陳嘉謨、劉遇春延至10月10日開城投降。我們也聽到了蔣校長率軍向江西進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況。最使我們震驚的是，校長為了整飭軍紀、實行革命連坐法，不得不明令槍斃擅自放棄奉新城的第一師團長、黃埔第一期學生孫元良。還發了告黃埔同學書。我們留在後方的同學，當時竟認為蔣校長大義凜然，執法如山，真是孔明揮淚斬馬謖的重演。事後才知道蔣校長一面下令通告全軍槍斃孫元良；一面卻給路費讓孫元良化裝逃跑。以後還送他進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還聽到一師的同學說，第一師代師長王俊確有叫孫元良遇優勢之敵進攻，相機撤退的命令。後見責任重大，又不敢承擔責任，就把責任一概推給孫元良。當時全師黃埔生不服，曾聯名寫報告給蔣校長為孫元良辯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後的捷報當然是11月6日北伐軍攻克南昌。 升學和遷校武昌 * * * 就在北伐軍捷報頻傳聲中，我們升學回到了黃埔島，這是1926年10月桂花飄香時節。我原報考工兵科，考試結果，把我編入了第五學生隊，政治科。第五期學生共編成六個學生隊（即大隊），第一、第二學生隊的為步兵科駐本校，第三學生隊為炮科駐沙角，第四學生隊為工科駐××，第五學生隊為政治科，第六學生隊為經理科，同駐蝴蝶崗。政治大隊分十三、十四、十五三個隊。十三、十四隊學生入校較早，8月份就升學了。我因考試成績尚好，把我編入了十四隊。政治大隊大隊長為沈鑄東，十四隊隊長為張鴻儒。我們在蝴蝶崗學習了一個月，11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我們工、炮、政治三個大隊也奉命遷往武昌。 我們由廣州坐火車到韶關，然後步行翻越騎田嶺，經石峰、良田，到達郴州。途中步行3日，紀律非常嚴。大隊長、隊長都走在隊伍前頭，學生沒有一個人亂拿人民物品。我們也頗有自覺性，休息時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沒有人肯進入民房。我們一翻過騎田嶺的分水嶺（關口），頓覺寒意襲人，眼睫毛上都結成了一顆顆小水珠。我們當時年輕，雖然走得腳腫腿酸，但一見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霧的美景，竟忘了疲倦，爭相評論這個山峰美好，那個峽谷幽深。一路有說有笑，不覺到達了宿營地。吃飯後，把腳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覺睡去，真比什麼都香甜。 到郴州後，我們改乘小木船順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幾百隻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經耒陽、衡陽、湘潭、直抵長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綠，岸上翠竹叢生，絕佳的風景，令人心曠神怡。這簡直是遊山玩水，哪是旅次行軍？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開學典禮 從長沙到武昌，我們改乘火車。人稠車小，擠得連解小便都無法動彈，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見一塊鐵板，還沒有人占據，於是上去鋪上軍毯，準備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終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當不淺。 到武昌後，政治大隊駐城內兩湖書院的左側獨院內，工、炮大隊駐平湖門外。我們政治大隊不幾天就換了大隊長，據說沈鑄東到漢口後，朋友請他吃飯，有妓女陪酒，被某見習官闖見，報告他有失革命軍人尊嚴，所以被撤職，大隊長職務由十四隊隊長張鴻儒升任。所遺十四隊隊長由許繼慎繼任，十三隊隊長也改為徐向前。徐和許都是黃埔第一期學生，中共黨員。 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夥同張靜江，企圖把軍事政治中心、移到南昌，而推翻遷都武漢的原決定。這就形成了南昌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局面。武漢國民政府這時已對黃埔實施了改組，下令取消校長制，改以校務委員會負責校務。校務委員會由七人組成，他們是汪精衛、蔣中正、譚延闓、吳玉章、徐謙、鄧演達、顧孟余。教育長先由鄧演達兼，後由學兵團團長張治中調任。除第五期工、炮、政治三個大隊外，還在武漢招收了第六期新生。以後蔣介石為了加強對黃埔的控制，將兩個步兵大隊由黃埔調到南京；經理科兩個隊則留黃埔。因此黃埔軍校第五期就一分為三。寧漢合作後，國民黨定都南京，五期步兵科兩個大隊就被說成為黃埔軍校本校，並繼續招收第六期學生，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五期工、炮、政治三個學生隊的學生，要重新登記，才算黃埔同學，武昌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反稱為武漢分校。為了證實我的記憶沒有錯，特附上當時的畢業證書一張以作物證。 袁鏡銘同學的畢業證書 這裡要特別提到兩件事：一是寧漢未合流前武漢國民政府招收的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生中，有一個女生隊，二百來人。專門培訓女軍官，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二是我們第五期學生還有人參加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這也是黃埔校史光榮的一頁。 我們學習期間的黃埔軍校，是為適應當時革命的需要造就初級幹部的。因革命形勢的發展快，幹部需要量大，時間又短，所以我們學到的軍事技術和其他軍事知識，是很不夠的。而我所在的政治科更是這樣。好在大家接受革命理論，願為主義而犧牲，稍學一點軍事知識，就有了作為一個革命幹部的基礎。兼之當時連年作戰，有不少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機會，所以黃埔軍校還是造就出了不少軍事人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少貢獻。 政治科是為了造就軍隊政工幹部的，我們當時由陳群教《三民主義》，廖劃平教《本黨政策》（國民黨），蕭楚女教《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惲代英教《青年運動》、《社會進化史》，甘乃光教《農民運動》，陳啟修教《政治經濟學》，沈雁冰教《文藝××》。沈雁冰時常穿中國式長袍，外套西裝大衣，長短很不調和，他講課很風趣，給我印象極深。黃埔政治教官多數是共產黨員。在他們的影響下，我讀過李達編著的《馬克思》及《獨秀文存》一類的書。當時流行的共產黨主辦的刊物《嚮導》更是我們的主要讀物。通過教官們的講解和課外閱讀，使我們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統治是導致國家衰弱，社會腐敗，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國家富強，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必須投身於革命洪流中，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統一全國，實現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進而實現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真正地振興起來，成為一個強國屹立於世界。 黃埔軍校的軍事課 血花劇社的一幕 * * * 正當武漢政府準備對蔣介石採取種種措施，防止他獨裁，武漢市內出現了反蔣標語和漫畫時，蔣校長居然於1927年1月，在一片反蔣聲浪中來到了武漢，召集黃埔軍校學生代表到「血花劇社」開會。 「血花劇社」是根據「先烈之血，主義之花」而命名的，地址在漢口原大世界舊址。這天，幾百名黃埔軍校學生代表聚集在這裡，敬聽蔣校長訓話。當時，蔣校長全身戎裝，緩緩走向講桌，舉目掃視，靜立片刻，隨即把腳一頓，大聲說：「我究竟是逃跑嗎？還是自殺呢？」陡然之間全場聽眾驚訝不已。他停頓片刻繼續說：「萬萬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領將士浴血奮戰，而後方發生種種謠言中傷我。我是校長，你們不聽我的話，我很傷心。作為老師、校長對待學生跟父母愛護子女是沒有什麼兩樣的。我有個老兄，他年輕時不成才，我母親把我們兩兄弟喊在一起，乾脆分了家，聲稱分了家後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卻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們有沒有飯吃。以後，我留學日本回來後，老婆告訴我說：『你留學走後，母親一端起飯碗就念你，時常流淚』。可見當父母的人，不管兒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樣愛護的。可惜，一些學生絲毫不尊敬愛護自己師長，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蔣介石悲痛的聲調，隨之激昂起來說：「同學們須知，今天正是革命成敗關頭，你們要相信我，堅定不移地誓為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 聽了蔣校長一番「苦口婆心」，慷慨激昂的講演，一部分學生為校長「沉痛」的心情所「感動」，偷偷逃往南京追隨蔣校長去了。左派學生識破了蔣介石妄圖用封建感情籠絡學生，網羅黨羽的陰謀，仍留在武漢。 1927年寧漢衝突加劇，武漢反蔣，南京反共，雙方頻繁地發表講演和文章，公開論戰。宋慶齡來校講《三大政策》，何香凝講《廖黨代表精神不死》，郭沫若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而逃往南京的周佛海則發表《逃出了赤都的武漢》，攻擊誹謗武漢國民政府。寧漢矛盾激化，3月23日，武漢政府在國民黨左派聯合共產黨堅決反蔣下，明令罷免蔣氏。蔣氏就更加瘋狂反共，在上海發動了反共的「四一二」事變，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分子、工農群眾及青年學生。接著廣州、長沙等地也發生事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蕭楚女都在事變中慘遭殘害，黃埔學生被捕者也不計其數。回想當年，寧漢雙方互相攻擊的主要論點，不外是漢方抨擊蔣介石獨裁，破壞「總理三大政策」；任用北洋軍閥政府的政客黃孚、王正廷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反對共產黨，反對進步勢力，而寧方攻擊武漢赤化過火，共產黨篡奪黨權，並且造謠說共產黨主張共產共妻，搞什麼婦女裸體遊行，男女同浴等等，以蠱惑人心。不難看出，漢方所爭的是政治大事，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寧方政治上無理，只好利用封建意識施展其造謠中傷之能事。他們所製造的許多危言聳聽的謠言，都是對當時各地在共產黨和左派領導下，所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和農民運動的誣衊。當時嫌農民運動過火的人，無非是思想落後，或者自己就是封建地主，死抱著階級偏見不肯放手。至於國民黨右派說什麼如果聯合共產黨，國民黨就要亡黨，這就要看你這個黨代不代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如果國民黨不代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則國民黨要亡。如果共產黨不代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共產黨也要亡。當時，蔣介石先生搞獨裁，耍陰謀，國民黨內部本已醞釀倒蔣，北伐軍除第一軍外，幾乎都反對他（我在武漢親見第六軍軍長程潛坐在反蔣大會的主席台上）。那麼是什麼力量使蔣介石能一下奪取了黨、政、軍大權，使中國開倒車數十年呢？並不是什麼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主張不合國情，不得民心；也不是蔣總司令有什麼傑出的天才。而是在新舊勢力的鬥爭中，代表新思想的革命力量和代表舊勢力的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土豪劣紳及國民黨反動集團聯合起來的反革命力量相比，過於懸殊，導致了革命的失敗。所以歷史唯物地看問題是「時勢造英雄」，蔣介石先生這個反共英雄，是歷史逆流所造成的，「其誰曰不然」。 在寧漢分裂聲中提前畢業 * * * 1927年4月14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尚未在武漢群眾中公開，整個城市在形勢劇變中仍保持著暫時的寧靜。這時，中共黨員、黃埔軍校校務委員吳玉章、辦公室主任李合林，把我和傅秉勛叫到校務委員會辦公室，要我們提前畢業，立即返回四川。 吳玉章嚴肅地說：「你們知道南京的消息嗎？」他見我們茫然的眼神，繼續說：「現在形勢十分危急，蔣介石已經公開叛變，很可能進攻武漢，四川軍閥楊森將會配合蔣介石進攻，你們儘快返回四川，想盡辦法讓郭汝棟阻止楊森出川攻打武漢。如果郭汝棟阻止無效，可讓他待楊森出川後，伺機打其後方，使其崩潰。如果這也辦不到，要郭汝棟無論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幫助楊森。」 是時，二十軍軍長楊森兼任川鄂邊防司令部司令，郭汝棟為副司令。郭駐防涪陵，擁有兩師一旅兵力。 我們肩負著吳玉章、李合林給予的使命，提前畢業了。同時提前畢業，一道分到郭汝棟部工作的，還有任逖猷、趙啟民、藍鼎彝三人。任是共產黨員。 離校前，軍校發給每人二十元服裝費，購置皮鞋，武裝帶，軍裝等。我們一天時間就按規定製備齊全，一身軍官打扮，由武漢上船，溯江而上。 當時，我們只知道蔣介石已發動「四一二」事變，但對蔣瘋狂屠殺共產黨的具體情形毫無所知。一路上，仍以革命軍人自居，而不知道駐防宜昌的部隊，是忠於蔣介石的獨立十四旅彭啟彪部，稍不注意，就會被彭扣留。幸好輪船直航重慶，不靠岸，我們糊裡糊塗地過了宜昌。來到奉節，我們還是麻痹大意不知警惕。奉節已是楊森防區，由所屬第八師師長王文俊部駐防。 這天晚上，我們下船進城去找飯館吃飯，正吃著，突然聽到街上急促的腳步聲和吆吼之聲，原來是王八師（四川人當時這麼稱呼王文俊）的巡查隊出巡。只見為首一人手捧木牌，上書一個「令」字，一個排長不斷吼叫：「一切人立正，站起來！」我們新從黃埔畢業，對這腐朽封建的一套毫不理睬，照常吃我們的飯。這個排長一見，衝上前來吼道：「幹啥的，令箭在此，為啥不站起來？」我們當中不怕事的說：「我們是黃埔的，我們不懂你們這一套。你們這一套是土辦法，九州外國都沒這套東西。」這排長一聽，鼓起一對蛤蟆眼說：「咹，你們是黃埔大學畢業的軍人，怎麼還說黃話？到我們城防司令部去說。」一聽這話，我不禁著急起來，他們是楊森的隊伍，而楊森是反武漢的，弄不好會吃虧。所以急忙站起來，同他們賠禮道歉，說我們剛到奉節，不懂規矩，請求原諒。同時，我又自我介紹說，我是郭汝棟的堂弟，我們都是分發到他那裡去做事的。這樣，我們才僥倖地離開了奉節，隨後再經萬縣到達涪陵。 從此，我結束了軍校學生生活，開始了戎馬倥傯的生涯。墨子有幾句名言：「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我18歲投奔黃埔那時正是一個思想純潔，毫無世故，滿腔熱血的青年學生，經過一年多的軍校生活，正像一縷潔白的絲放進了紅色的染缸，思想所受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這就決定了我的曲折的一生。歷盡劫波，回頭一想不禁悵然。 黃埔同學會 * * * 我離開黃埔後，經常夢繞蝴蝶崗和兩湖書院，卻再也沒機會舊地重遊了。1932年，我到南京參觀中央軍校，原來以為母校不殊往昔，哪知道氣氛完全不同。所有「打倒帝國主義！」、「準備流血犧牲」一類標語，全換成「禮義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辨順逆」一類東西了。我在廣州和武漢，都不大知道黃埔同學會，但是南京的黃埔同學會則在1927至1932年時期聲勢顯赫。它不特是蔣校長直接控制的封建組織，而且是一個迫害黃埔同學的特務組織。黃埔同學會規定凡是黃埔學生，都須由同學會負責登記考核，領到登記證的，才被承認是同學，有共產嫌疑的，不許登記。登記了的會員，如果失業，都可到同學會登記失業，立刻可以領到生活費，同學會還負責重新介紹工作。同學會會員必須絕對服從校長領導，不允許有其他組織活動，更不准參加共產黨的活動。若參加共產黨的活動一經查出，即嚴加懲處。同學會還鼓勵同學間互相檢舉，誰是共產黨員，被檢舉了的，要寫悔過書，否則會坐監。在武漢畢業的五期學生，在同學錄上是無名的，必須有兩個同學擔保才准登記，這些都說明黃埔同學會當時是結幫擁蔣，並迫害進步同學的組織。黃埔同學會的負責人主要是當時黃埔同學中的頭面人物，如曾擴情、賀衷寒、劉詠堯等人。他們之下，又有一批嘍羅，作威作福，為所欲為，今天說這個是共產黨員，明天說那個有共產嫌疑，因此被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同學（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是思想左一點）不知凡幾。我也是被檢舉有共產嫌疑的一個，但是我卻因禍得福，我考陸軍大學時，是用黃埔五期畢業的學歷，但同學錄上無名，又未登記。不知是哪位同學為我作了「好事」，他檢舉我與傅秉勛有共產嫌疑，陸大考試委員會審查，反而因此反證，證明我是五期學生，准我考試。從這以後我的「黃馬褂」（泛指黃埔生）才算正式穿穩了。 蔣軍後來戲稱陸大畢業的黃埔生，為「綠頭巾賞穿黃馬褂」，這種人比較行時，官運亨通？只綠不黃，只黃不綠都略遜一籌。蔣軍有嫡系、准嫡系和雜牌之別。全部軍官從上到下，一律是黃埔師生的稱為嫡系；軍官約半數為黃埔生的，叫准嫡系；地方軍官多的部隊，則稱為雜牌。所以同是蔣軍，黃不黃關係重大，「天子門生」、「黃蟲」的稱號，不是無因的。 黃埔的海潮依舊，革命高潮退了，黃埔精神消失，黃埔歷史影響猶在，我從思想到遭遇都逃不脫黃埔的影響，往事如煙，使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