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一、青少年時期 （1907—1925年）

家庭和家教 * * *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一個人的身世，總逃脫不了時代和潮流的支配。我出生在國家風雨飄搖可能被列強瓜分的時代，我在淳樸而落後的故鄉度過我的童年，我所處的封建的家庭環境，我所受的中、小學教育，對我這曲折的一生，無疑是有極大影響的。雖然現在回憶起來，已經「事如春夢」，只依稀記得一些片段了，但就是這些片段，在我的心靈深處，起著長久不可磨滅的作用。 1907年9月15日（農曆八月初九），我出生在四川省銅梁縣尹家市（現名永嘉鄉）達昌池的一個家道衰落的書香之家。尹家市距銅梁縣城九十里。四周儘是一片丘陵地帶，小山丘像蒸籠里的饅頭一樣，一個挨一個擠得緊緊的。小山上邊嵌著一塊塊的耕地，兩山之間布滿一層層的梯田，土丘邊到處是一簇簇青翠的竹林。這裡雖沒有四川長江沿岸、嘉陵江邊那樣的「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幽美秀麗的景色，倒也有一番「華實遍野，黍稷盈疇」的景象。我家就坐落在四周為竹林掩蔭的四合院裡。 我家原來姓文不姓郭。據長輩們傳說：「我家入川（移居四川）的老祖祖名叫郭文治，他曾傳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余家世文姓，為洛陽總兵，國朝定鼎後，移居於此。』文治祖就姓文名治，他由洛陽到鄂西，經四川入貴州，後來又由貴州到四川遂寧，最後才移居銅梁。」 故鄉銅梁 我父親名錫柱，號朗溪。他身體矮小，貌不出眾，從小勤奮好學，寫得一手好文章，深得銅梁縣巴瓊書院院長陳昌（號世五）的賞識。陳世五知道我父親家境清貧，便讓父親一邊在書院讀書，一邊照管藏書樓（圖書館），因此，父親有機會閱讀了不少書。當時銅梁縣常常搞會考，考取第一名的，可得獎金兩百文到六百文，父親就靠寫文章會考，領獎金維持學食費。 我父親就在廢除科舉這一年，預試時，考中重慶府長案（第一名），應錄取為秀才。但卻因廢除科舉落了空，我父親感到終身遺憾。 我的名字原叫汝桂，因為我生於八月初九，恰好是清朝考舉人（秋闈）入場那天，儘管生我這時已停科舉，父親還是醉心於「蟾宮折桂」（中舉之意），所以給我取了這樣一個名字。 父親好議論時政。他經常批評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政治腐敗，官吏貪污。他說成渝鐵路，清政府曾籌集大量經費，卻被蒲殿俊及但懋辛、鄧錫侯輩貪污了。1952年成渝鐵路建成，他認為四川人民四十年的願望，到共產黨執政才得以實現，專門去坐了一小站途程的火車，並作詩歌頌人民政府。他還意味深長地向我外甥王力之（中共黨員）說：「辛亥革命，我也是打旗旗贊成的人，不想三十餘年後，國民黨就腐敗不堪了，你們共產黨應引以為前車之鑑，找出防止腐敗退化的方法才好。」 父親強迫我從小讀《曾文正公家書》，我在曾的一封信上（這信大意說，兄弟間一人獨得父母歡喜，這人便是不孝）批「作偽、假道學」。父親見後打了我兩記耳光。雖然挨了打，我還是最不喜歡曾國藩，而喜左宗棠。父親要我熟讀《馬援誡兄子書》，要我也學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不要學杜季良豪俠好義，要我量入為出，不可奢侈。這大概是因我誇誇其談，針對我的缺點，給我的教訓。可惜我一直未辦到「敦厚周慎」。我一生廉潔，這一點還是對得起父親的遺教的。 父親於1958年逝世，終年78歲，他留的遺囑卻是一首詩： 生性疏直愚且魯，於世於人殊無補， 一朝氣盡離人寰，直與草木同朽腐。 腐草朽木焉足珍，付之一炬不為侮， 不用延僧做道場，不用招魂樹木主。 骨灰不妨投江中，免占人民一抔土， 無何有鄉是吾鄉，清風明月自千古。 他主張火葬。他的遺著還有《新修銅梁縣誌》。 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母親，她名朱位椿，是自幼喪失父母的孤女，幸喜她父親兄弟六人，未曾分居，家中衣食不缺。她的三伯娘很慈祥，她就依三伯娘長大。她三伯娘很勤儉，因此養成了她勤勞樸實的生活習慣。她不認識多少字，但治家井井有條，什物放置都有一定位置。我們常穿補丁衣服，她說：「笑破不笑補」，「一寸不補，撕破一尺五。」夏季在院壩乘涼，仰望滿天星斗，她就教我們唱兒歌：「天上星宿兒灑灑稀，莫笑窮人穿破衣，一把指拇有長短，山中樹木有高低。」我們三兄弟做錯了事，或爭吵，她總把我們叫來站一排，先打手板，邊打邊說：「你們要友愛、兄愛弟，弟敬兄，要有孝心，看你大伯伯，都五十多歲了，只要祖母一罵，他就雙手下垂，規規矩矩地站著聽祖母教訓。你們看你父親三兄弟那樣友愛，幾十年都沒說過一句紅臉的話，你們為啥不向他們學？」她經常一面教這些封建道德；一面訴說家庭貧寒，說她一人要管我們兄弟三人衣服鞋腳，要洗衣煮飯，十分辛苦。還邊說邊哭，要我們聽她的話。她打我們效果並不大，她哭卻能感動我們，常常是我們認錯，說：「媽媽！你莫哭，我們聽你的話了。」她才收淚。 我幼年時，母親教我唱了許多兒歌，現在還記得以下兩首： 老姆蟲，老姆蟲，肉又多嘴又硬，鑽進樹子吃得不住嘴。吃得樹心空，樹子倒，樹子倒了做柴燒，看你子子孫孫哪裡跑？ 鸚哥鸚哥哪裡來？我到成都買花來。買花要買桃和李！春來看花，秋來吃果子。莫買薔薇和月季，聞到是香，摸到是刺。凡事都有好結果，當初選擇要由我。 據她說：「第一首是教人不做壞人，莫把國家弄破敗了。第二首是教人做事要慎始，選正當的路走，一輩子才有好結果。」 母親思想很封建，反對自由婚姻，特別對女子上學很反感，她認為：女學生嘻嘻哈哈，不成體統。她竟以女學生不守貞操為由，執拗地反對我的自由婚姻。以後她為二弟主持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二弟不滿意，她才得到教訓，再不頑固反對青年們自由戀愛了。 她身體素來強健，但因患霍亂死去，終年48歲。 憎恨人生路不平 * * * 由於父親任教員，當時我家四擔谷的田地，佃給駝背子饒大爺家種，所以我除撈柴，打豬草而外，不懂農活。我所見的農村是：農民租種地主的田地，每年按期向地主交租，地主收租後再向國家納稅、上糧。因此，地主又叫「糧戶」。其實，地主向國家交納的糧稅都是間接壓在農民身上的。當時佃農終年辛苦，還可勉強度日。另一種人是「土客」，用五串或十串錢向地主租一塊旱地來種，這種地只能種包穀紅苕，他們一輩子都只能夠以這些勉強度日，如遇災年，就連這些粗糧也吃不上了。還有一種人，四川人稱為「長年」，則更悲慘，他們一無所有，一輩子成不了家，年輕時賣力氣為生，一到年老，只有討口要飯等死。然而就是這樣「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農民，還經常遭軍閥打仗，拉夫拉兵的蹂躪，農民只要一聽說過「糧子」（兵），就跑都跑不贏，千方百計躲藏起來，以免拉去當兵當力伕替軍閥白賣命。我舅父朱宋學在一首插秧歌中，有這樣一段，很足以說明當時農村情況： 「……插秧都要立嘹望，瞭望誤作一聲嘯，駭煞滿田都騰跳。問農何事太驚忙？渠道去歲不及防，拉去至今未還鄉，插秧倘不趁時了，誠恐拉伕人又來。治世農民只說苦，亂世農民向誰訴。輸租輸稅復輸力，歲暮不得歸田圃。」 我12年農村生活，耳濡目染，使我內心自發地同情農民，憎恨丘八。 20世紀前期四川的災民 1919年，我堂兄郭汝棟任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的工兵營長，邀父親擔任軍需，於是，父親辭去了銅梁縣立第五高等小學校長職務，前往成都任職，並帶我去成都讀書。那時四川交通極不方便，陸路全靠兩條腿步行，當時我只有12歲，就跟著父親步行七天到成都。 我在成都讀書五六年，每次回家，返校，基本上是走路。尹家市到成都，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由尹家市，經龍水鎮、吳家鋪、上東大路再經內江、資中、簡陽、茶店子到成都。東大路九十里為一站，成都到重慶間共有十站，需走十天；另一條路是由尹家市經大足、安岳、樂至到簡陽，上東大路到成都，這條路稱為小北路。雖然是偏僻小路，然而全程只需七天，因此，我們往往結伴走這條路。 那時我年輕，體力好，精力足，走路尚不感到困難，有時為趕路，一天走上一百多里。跑累了，就坐會兒滑竿，或騎一站馬。當時，沿途一帶的窮人，以抬滑竿和出租溜溜馬來維持生計。出租溜溜馬的稍為好些，一旦出租後，只須跟在馬屁股後面跑，唯有抬滑竿的一無所有，他們辛辛苦苦抬上一段，換幾十百把個銅錢維持生活。更可憐的是，這些人幾乎都染上鴉片菸癮，面黃肌瘦，委靡不振，把抽菸看得比吃飯還重要，每次招攬乘客，總是以骷髏般的身體，抬著一張蠟黃的臉，露出一口煙薰的黑牙說：「先生！請坐滑竿吧！……價錢不高，只要幾個煙飯錢。」他們一招攬到生意，就撂下滑竿跑進煙館，呼嚕呼嚕抽上幾口，只待提起精神，然後才抬上滑竿走路。這些人由於生活的折磨和鴉片煙的毒害，往往抬不上一兩年就病死在路旁。 東大路沿途十五里或二十里地就有集鎮飯館，棧房的主人是眼巴巴地盯著大道上來往的販紙、販鹽的挑夫或其他客人。不斷地高扯著嗓門喊：「請坐！河水豆花！剛上氣的『帽兒頭』（飯）！」而沿途棧房設備極壞，稻草上鋪一床竹蓆子。幾十個人睡一個通鋪，冬天則在櫃檯上領條被蓋，起床後再送還。被蓋上虱子、臭蟲成堆，累極了的行人，也酣然睡去，聽憑蟲咬。雖然也有上官房之類，供那些坐轎子的達官顯貴或有錢人住，但硬板板床上的被蓋、蓆子也很不清潔。 目睹社會的落後，國家的貧窮，人民的痛苦，使剛走上人生道路的我，受到極其強烈的震動。人間何世？人生道路為何不平？ 成都聯合中學 * * * 1919年，偉大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上海各地相繼蓬勃展開，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也勢不可當地震撼著閉塞的四川，整個社會，即使是中小學學生，也相繼捲入了愛國主義的洪流中。這時我恰好到了成都。 我到成都高等師範附屬小學學習期間，學校已流行著關於社會主義的膚淺看法，師生都已知道「賽因斯」（Science，即科學）和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師生中也互相談論孫中山、蘇維埃、大同思想、共產主義一類問題。不僅大家熱情談論救國之道，還常常走上街頭參加愛國運動，宣傳亡國的慘痛及救亡圖存的道理。少年學生只有一顆純潔的赤子之心，雖不善於思考，但強烈的愛國思想卻深深印入心中。當時，大家切齒難忘的就是民國四年，即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承認的出賣國家主權的二十一條，人們把這天稱為「國恥」紀念日，每年凡是這天，師生都紛紛上街遊行宣傳，講得痛哭流涕，聽眾也都無限憤慨。這一幅慷慨激昂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呈現在我的腦海里。 我在成都高師附小畢業後，曾返銅梁中學住了一年，讀第六班。因鄉間閉塞，功課差，學風也不好，所以我又接著考入成都聯合中學（後叫石室中學，即現在的成都第四中學）。聯合中學是當時名噪一時的王牌中學，校長張錚，號仲鳴，我們暗中叫他「張Tiger」（老虎）。他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是一個典型的教育救國論者，聽說以後任過四川教育廳廳長。他回國後把東京帝大的第一高等學校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完全搬用於聯合中學，提倡勤儉好學，樸實無華，把課程抓得很緊，升留級制度十分嚴格。學校非常注重考試，用考試來迫使學生鑽研功課。一臨到考試，學生們都慌了，也不要命了，日日夜夜，死記硬背，來應付考試。當時學校一方面要求學好英、算、國，號召學生學理工，鼓勵學生當工程師（物理、化學、三角、外國史、外國地理，一律都用英文本），一面又要求學生死讀古漢語，強調「不讀漢後書」，要學生熟誦許慎《說文解字序》、《孟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的某些篇章，還要學生讀些《史記》、《漢書》、《詩經》、《離騷》選段。鼓勵學生以《資治通鑑》等為課外讀物，也學圖畫、手工、體操，可就是不教音樂。在圖書館的右角，設了一個求是學會，訂些雜誌之類讀物，魯迅的《狂人日記》我就是在這裡閱讀的。 奇怪矛盾的教育方式，雖然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一些讀死書的同學去過問政治，但蓬蓬勃勃的社會革命，實際上是阻止不了的。伴隨著馬列主義，三民主義在四川的傳播，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也四處泛濫。 當時全國青年的思想混亂，無所適從，如果說成都聯合中學是全國全省的縮影的話，那麼，我的寢室又是全校的縮影。當時聯合中學宿舍，每一寢室住八個同學，與我同寢室的有向履豐、王臣泮、張國維、陳鈞鑄、張興培、塗家瑛及駱某（外號博士）。張國維有個叔叔張雨村，曾留學國外，是國家主義派的幹將。他來聯中發展組織影響張國維，張國維又影響向履豐、魏自新、葉植嵩等。他們都訂閱《醒獅》周報。陳鈞鑄外號FOX（狐狸），性情開朗，聰慧活潑，接受新事物快，他獨推崇孫中山。向履豐等硬說孫中山是「孫大炮」，只唱高調，接受赤化，主張不合國情。陳堅持孫中山主張光明正大，所放的大炮都是可行的救國救民的良謀，不是空炮，只因軍閥阻礙，無法推行，這不是他的錯誤。陳以後入黃埔四期，加入了共產黨，我入黃埔五期還同他通信，但未見面，寧漢分裂，他大概犧牲了。張興培家貧，絕對不談主義，只讀書，他最後得李家英的幫助，留法學工程，成了工程師。 當時，高師附小來了一個名叫鬍子霖的人，香港大學畢業，並不教書，喜歡打拳，我常常請他教拳術，我進聯合中學後，還常常去請教他，因而關係很好。在一次打拳之餘，我問他： 「胡先生，你參加了青年黨嗎？青年黨是怎樣一個組織？」 胡老師搖搖頭說：「青年黨的主張我不同意。」 「那你相信什麼呢？」 胡老師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說：「社會上不是流傳有社會主義嗎？我相信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那樣狹隘，對中國能有什麼用呢？不過要說清楚，也很不容易。你年紀還小，要多動腦筋，好好想想！」 胡老師的談話，雖然閃爍其詞，使人不明究竟，但由於師生友誼的關係，我十分相信他的話，竟始終未加入青年黨而對社會主義有著朦朧的好感。 在我剛剛開始探索人生道路的時候，鬍子霖老師對我的影響，是我終身難忘的。後來，我離開聯合中學，就再沒見到胡老師了。可是1927年我在黃埔軍校畢業回到四川涪陵後，在涪陵省立第四中學和涪陵女子師範學校講演和發表文章都強調「維護孫中山三大政策」、「打倒蔣介石」，受到當時國民黨左派重慶蓮花池省黨部的推薦和宣傳，並被四川進步報刊所刊載了。不知怎的，我隨即收到了象牙圖章一枚，上面刻著「汝瑰仁弟惠存，鬍子霖贈」，既無書信，也無通信地址。這時我才察覺到鬍子霖早先反對國家主義而推崇社會主義，在發現我有所進步時，又贈圖章以資鼓勵。看來，他很可能早就是一個很進步的人。為了紀念他，我對這枚圖章是十分珍愛的，即或在戎馬倥傯的艱苦時刻，我也不曾遺失，使人遺憾的是，這枚圖章卻在解放後肅反運動中丟失了。 事隔五十餘年，今日平心靜氣而論，中學時期嚴格的考試制度，好學樸實、勤儉正直的思想品德教育，給我增加了許多知識和教益。「走在時代的先頭」是我中學時期確定的信念，這對我一生都是有影響的。 1924年，聯合中學發生了反對校長張錚的封建教育方式的學潮，我被選為學生代表之一。 當時許多學生反對學校過於嚴厲的教學制度，反對學校沒有開設音樂課。其實，在當時內戰頻繁，貪官污吏橫行，民不聊生的混亂的時期，張錚這種廉潔奉公的辦學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按理說，學生們的意見也絲毫不能觸動張錚的一根毫毛，然而我們到四川督理公署向楊森告狀，竟然一告就准，立即撤掉張錚的校長職務，改派劉東塘為校長。原來軍閥楊森為了控制川西，早就千方百計設法把自己的親信、心腹安插到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各個領域。他巴不得學生反對張錚，等我們一鬧，他就順水推舟，委派其心腹政客劉東塘上任。 劉東塘一到聯合中學，立刻廢除了張錚的許多制度，學校紀律十分鬆弛。考試很不嚴格。不僅如此，劉東塘一反張錚克勤克儉的辦學作風，任意揮霍教學經費，大飽私囊，僅僅一學期，就把學校搞得烏煙瘴氣，這又激起了全校師生的反對。學生們一鬧，楊森被迫又換上一個校長文藻清，他雖比劉東塘謹慎，恢復了許多張錚的傳統，但才能遠不如張錚，使號稱王牌的聯合中學，終不能恢復元氣。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們認為早知如此，當初根本不該反對張錚。大家冷言冷語，埋怨向楊森請願的代表。其他代表這時都畢業走了，只有我這個代表還在校，我內心很不安，非常尷尬，哪怕只一學期就畢業了，我也不願再在聯合中學繼續讀下去。恰好父親有意要我去同濟大學學醫，我就藉機離開成都。 到廣東革命去 * * * 1925年12月14日，我翻過龍泉驛山嶺，天正下著小雪，把大地粉刷得潔白無塵。卻沒想到，這便是我脫離純潔的學生生活，走向社會的開端。我的堂兄郭汝棟這時已升任師長，駐防榮昌，準備派遣幾個學生到廣東黃埔軍官學校去。就建議我前往廣東。那時，軍人在社會中印象極壞，很令人瞧不起，母親十分不放心讓我前去；父親猶豫不決，認為最好是能想法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學醫。所以來信要我到榮昌，準備隨同郭汝棟所送學生一道去上海。我離開榮昌時，父親拿出三百元錢對我說：「汝瑰，你到上海後自己選擇，願當兵就去廣東，願在同濟大學讀書就留在上海，進同濟大學讀預科。一路上自己保重。」就這樣我離開了父母和家鄉，前往上海，這時我剛滿18歲。 這年春節後，我從榮昌出發來到重慶，搭上了去宜昌的客輪。我們一行九人，除了我，還有郭汝棟派往廣東學習的六個軍官：傅秉勛、袁鏡銘、左世琳、唐柏森、劉子鈞、李階平。我們七人由一名叫李能久的顧問和鍾方丞副官長護送。 我們到達漢口後不久，護送我們的顧問李能久突然主張除把我送去上海外，其餘的人送到張作霖的東北講武堂去。原因是，李能久在漢口碰見故友劉世英，劉是吳佩孚的政客，正為吳佩孚「組閣」而四處奔走，李見有入閣當小政客的機會，遂決定不去廣東，而依附於吳佩孚。對於李能久的主意，鍾方丞和其餘幾個軍官堅決反對。我們私下商量後，就拋掉李能久，由鍾方丞護送我們前往上海。 來到上海，是考入同濟大學讀書，還是前往廣東？就到了最後決定關頭，我繞室徬徨，一直決定不下來。最後只好前去同濟大學，找該校學生，原聯合中學的同學陳廷棟，請教於他我該怎樣決定為好。 「你既打算考同濟大學，那你打算學什麼呢？」他問。 我說：「我正拿不定主意，家父想叫我學醫，認為醫生是自由職業者，一輩子自由自在，不愁溫飽；我自己卻想學工，走科學救國的道路，但我堂兄汝棟卻要我到廣東去進黃埔軍校，三條道路正猶豫未決。」 聽了我的情況，陳廷棟扶扶眼鏡，沉思良久，慢慢地說： 「汝瑰兄！你若願學醫，那就留在上海，如果想學工，那就問你，你家辦不辦得起工廠？如果辦不起，國家工廠又少得可憐，畢業就是失業，學了又有何用？」他激昂地繼續說： 「國家政治不上軌道，學什麼理工，搞什麼科學救國，統統是假的。汝瑰兄，我看你如果學理工，不如乾脆到廣東去革命的好！」 他的話使我大傷腦筋，學醫嗎？非我所願。學工嗎？也前途渺茫。記得父親臨別時告誡我說：家裡雖存有一千元，但中法銀行倒閉了，存款全部付諸東流。這樣，我讀大學都很難保證，哪裡辦得起工廠？看來此路不通。恰好同行的幾個軍官正巴不得我同去廣東，便千方百計慫恿我。而袁鏡銘一句話開了我的竅，他說： 「你不是常說要走在時代前頭嗎？既知政治不上軌道，學什麼都不行，為什麼不參加革命，使政治上軌道呢？明擺起的一條路，還猶豫什麼？」 我於是在「使政治上軌道」的理想支配下，又同他們一行在上海搭乘日本輪船「廬山丸」前往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