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六章　結束語

許多作者都在一本書的結尾作一個概述。我必須放棄這種做法。因為我不能比正是用一本書更簡短地表達這本書的那些主要思想。儘管完全承認那巨大的差距，還是應當說，我的情況與叔本華相似；正如他自己說過的，他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也只想表達唯一的一個思想：他這樣說過，「儘管有一切努力，我仍然沒有能夠找到比整個這本書更簡短的途徑來告知它。」因此，誰如果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致來閱讀這整本書，誰希望在某個地方找到一個概述或者允許在一刻鐘內了解主要內容的簡短的重述，那我必定會使他失望。 但是另一些東西是必要的。為了排除誤解，還應該打上一些強光。同時，還應該從這本書的那些思想中得出好多結論，雖然在開頭已經說明了它們，但是還必須強調和發揮它們。 1．圍繞著國民經濟學是否可以「用數量表示」這個問題產生了長期持續不斷的討論。常常否定地回答這個問題。據說經濟不是由數量、而是由目的構成物組成的。據說，誰在國民經濟學上以數量來思考，誰就是「自然科學地」或「唯物主義地」思考，並且沒有認清國民經濟學作為精神科學的性質或經濟的歷史性質。這時就對它反駁說，經濟的本質或概念並不排斥以數量來思考，而是甚至使它成為必要。 如果從概念、公理、定義或某些思維成規出發，就將永遠不會在這場爭論上得到最終的裁決。用邏輯學的語言來說：根本不能通過出自一定的前提的推理，而只能通過顯示對象本身來作出裁決。這也就是說：經濟實際提供的並且我們在生活本身中看到的各種事實問題的性質，決定了問題。 但是，這時表明：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 的問題不是數量的問題。像例如今日德國的幣制是如何建構的問題，德國農業的秩序是什麼樣的問題，也就是有關各種部分秩序以及有關當時的經濟的全部秩序的問題並不要求數量的回答。然而，只有那些與經濟的生活和鬥爭相疏遠的人，才能夠認為那另一個 國民經濟學的主要問題也不是數量的。每個工人都更好地懂得這一點。他的工資是一個一定的量，而他為食品、住宅和衣服而支付貨幣金額——數量。他知道，一切經濟上的計劃和行動都意味著：用數量來計劃和行動。每個廠家的領導者對於他的成本核算、簿記、結賬、盈虧核算、他的財務計劃、經營計劃和銷售計劃也同樣是如此。在別的時代中計算得比較不精確，但是總是並且在一切經濟秩序中都是根據數量從事經濟活動的。18世紀的俄國農民主要是以集中領導的經濟形式來滿足他的家庭的各種需要，他很清楚地知道，各種需要及其滿足之間的緊張關係是以麵包、肉、衣服等等的數量來表示的，需要並且應當搞到這些數量。每個集中管理的經濟同樣必須考慮到數量。因此，就是科學也必須問，為什麼生產了一定的數量，物品之流如何從數量上分配於各個消費者集團和消費者們，為什麼發生了一定的投資，以及各個物品數量在空間上的分配取決於什麼。因為在一切科學中各個問題的解答都總是必須適應於各個問題，就是國民經濟學也必須對這些數量的問題給出數量上的回答。例如，如果說有關美國貨幣業今日的秩序結構的問題也不需要數量上的回答的話，那麼這種問題卻需要：在這個秩序的範圍內如何進行貨幣的創造以及它如何影響今日美國的全部經濟過程。 那些拒絕從數量上提出有關日常經濟生活的問題的知識分子們甚至落到了日常經驗之後。此外他們還陷入與他們自己的矛盾之中，因為他們畢竟還是發覺了，他們的收入在數量上是有限的，他們平日支付的各種價格都是數量，而他們不斷地把他們收入的與他們支出的數量相互比較。恰恰是在這種討論上以及特別是在這樣一種不通世故的命題上，顯示出任何概念的國民經濟學的沒有成果和回想起簡單的、直接的、直觀的必要性。 2．只有正確地提出問題 才從其聯繫上展示了現實。單純地描述事實走不了多遠。重要的是提問題，而且是提出本質的問題。前科學的人難得提出這樣的問題。大多數人只是對他們的直接給定的周圍世界感興趣：農民的田莊、工廠、家計和它的周圍。他們的眼界達到的並不更遠。他們並不覺得受到了推動去提出有關經濟秩序或者有關全部的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的那些問題，國民經濟學就是從這些問題出發的。 但是，怎樣正確地、從國民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問題？因為各種問題是從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它們就好像取決於人們的心愿。「我們可以問，我們想要什麼 ；而我們將會問，什麼使我們發生興趣 」（A．阿蒙）。一切科學的歷史不是都教導說，問題的各種提法是由實踐的興趣和變化著的精神潮流決定的嗎？人們這樣認為：不是經濟實際強加了某些問題，而是人向實際提出他個人的問題。這樣，據說個人的立場在提問題中已經表現了出來。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整個國民經濟學就會都依賴於主觀的斟酌決定，因為它從主觀決定的問題出發，這必然會導致各種研究安排亂七八糟地並列。 事實上科學的歷史確實教導說，它的問題的提出常常是由當時的實踐的要求和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潮流所激發的。恰恰是對於形成國民經濟學的問題提法來說，可以容易地為此提供證據。直到這一點都必須贊成。但是，話還不能說到此為止。同時還適用的是：只有證明是可以富有成果的那樣一些問題才能夠持久。確實可以證明，古典作家們所提出的有關經濟過程 的全部聯繫的問題是由18世紀的精神的和政治—經濟的全部狀況所引起的。但是，它經受住了考驗 。已經表明了，不解決它就不能夠說明人們的經濟存在。儘管今天的精神的和政治—經濟的全部狀況如此懸殊地不同於18世紀的後期，科學必須繼續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它必須繼續為回答它而努力。放下這個問題，意味著放棄對經濟過程的認識。對於國民經濟學必須提出和解答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即有關經濟秩序的問題，也適用同樣的原則。無論這個問題是由什麼激發起來的——在探討時，它被證明是富有成果的和不可缺少的；它作出了許多成績，因此必須把它提出來。 因而，兩個問題統治著國民經濟學：有關在其中進行經濟活動的那些形式的問題和有關每天在各種給定的形式中運行的經濟過程的問題。這些主要問題的不同結構賦予國民經濟學以它的性質。 從那兩個本質性的主要問題和對它們的探討中必然產生一長串個別問題。例如在提出了有關各個具體的經濟過程的全部聯繫的問題之後，它的研究必然導致巨大的二律背反，以及導致這一問題：如何能夠克服它。向著克服這個二律背反的每一步都導向新的問題，而道路就這樣越過進一步地解決問題而走向其他的任務。只是在把形態學體系和理論用於具體的現象當中，問題、回答和進一步的問題的這個長長的系列才達到它的終結。而最後，在這樣提出國民經濟學的那些主要問題和各個個別的問題時，就的確 不是必須由主觀的估量和任意性、而是由向事物和合乎邏輯性看齊占統治地位。在國民經濟學中，正如在其他任何一門科學中一樣，我們恰恰不能夠跟著阿蒙去問「我們想要什麼」。相反地，我們必須排除那些證明是假象問題的問題。而且我們只可以提出和堅持這樣一些問題，它們的研究使得有可能探究實際，也就是說它們經受得住考驗。 3．一切都圍繞著那兩個主要問題。雖然它們是在日常經驗中產生的，但是——撇開不談絕大多數的工廠主、商人、農民、工人們等等並不提出這些問題——日常經驗的幫助沒有成功地解答它們。因此，從充滿矛盾的和一點一點的日常經驗而達到科學的經驗，就證明是國民經濟學的主要任務。 但是，成問題的是，國民經濟學究竟能否 達到科學的經驗以及它是否可以 由此而把自己作為科學建立起來。 我們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導致積極成果的做法是最為特別的。許多國民經濟學家畏懼探究個別經濟；必須完全克服這種畏懼。這種反感常常由這一擔心中得到解釋：由此失去對整體的洞察力，個別的家計和個別的廠家只是這個整體的極小的一部分。但是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恰恰是並且只有通過研究具體的個別經濟的秩序的內部結構以及通過「著重強調的」抽象，才成功地獲得了那樣一些理想類型，它們不僅有可能被運用去認清歷史上的各個經濟秩序 的內部結構，而且也為理論的原理、並且由此而為認識各個具體的經濟過程 提供了基礎。通過減弱 對於各個歷史事實狀況的直觀和把理論限於一定的歷史時代，並沒有使歷史的直觀與理論的思維接近和合作。通過這樣做而失去了二者：歷史的直觀和 理論的分析。導向目的的路經過的是相反的方向：與最初的外表相反，想通過理論的思維發現經濟的各種聯繫的國民經濟學家，必須把觀察具體的實際推向極端 。 4．對於實施認識過程以及對於獲得科學的經驗來說，決定性地重要的是在適當的地方使用恰當的抽象操作法 。這樣指出過：「著重強調的抽象」必須處於中心地位，它是在研究個別經濟中實施的，而且它使得有可能科學地滲入具體的經濟。（忽視這種抽象操作法已經從根本上助長了國民經濟學的脫離現實。）與此相反，「概括的抽象」必須退後一些，在這種抽象中發生的是疏遠真實的實際。但是，在「運用」中，即在科學地確定各個具體的經濟秩序時，也就是在明確各種「占統治地位的」和各種「補充的」形式要素時，它起著一定的作用。 根據著重強調的抽象，國民經濟學得出了「理想類型」；正如指出過的那樣，它們完全不同於各種通常的「現實類型」。 (66) 、 (66a) 這種做法走了一條迂迴的道路，也就是通過在實際的經濟中得出組成它的那些基本形式。因為這些基本形式過去和現在都存在於完全可以點清的數目中，就達到了一種簡化，它使得能夠科學地認清各個經濟秩序的和各個經濟過程的難以估量的多種多樣性。「如果想為各種可能的條件狀況的總和而擴充理論，那麼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可能甚至是烏托邦式的冒險，它可以與那種印刷術相比，這種印刷術為我們語言的每一個單個的詞彙都隨時準備好了特別的鉛字。與此相反，如果我們以形態學體系的形態為各個個別的字母準備了各種鉛字，那麼，每一次根據需要研製出那些為運用到具體問題上所必要的混合，就不存在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F．W．邁耶）。 5．因此，形態學和國民經濟學的理論產生於分析具體的經濟之中，並且是達到科學的經驗的工具 。它們為科學地深入經濟實際服務。這樣它們就解決了那個任務，這個任務是科學的中心任務：在幼稚的思維看到偶然和任意的地方找出必然的聯繫和統一。 抱著純粹經驗的思想觀點的人們慣於從一開始就對理論工作感到反感，而且他們既不準備、也不能夠獲知它們。他們必須清楚，他們由此就離開了能夠認清經濟實際的人的圈子。——由此也就同時消除了對國民經濟學理論的任務和邏輯性質的許多誤解，這些誤解就是在理論家的圈子中也傳播得很廣。比方說這樣的誤解：理論包括了應該「描述」歷史的和具體的存在的各種公式，它總結了所有的經驗。而且它的位置可以說是在科學的終點上。或者還有：經驗簡直是與理論對立的，而人們則談論那樣一些「理論」，它們與經驗或者與「實踐」不相符。理論同樣很少能夠從定義中演繹出來。它也不是一般性的、像霧一樣籠罩著具體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真正的理論產生於為了科學地說明具體的經濟而在研究各個事實 中嚴格地使用理性 。正如指出過的，意識形態產生於意志的衝動，並且常常是經濟鬥爭的手段遮住了向著實際的經濟的視線。最後，理論也不是概念或定義的這樣一種體系：它必須走在研究各個事實之前，而且它既沒有基礎也與歷史的實際沒有聯繫。真正的理論既不像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相信的那樣處於研究實際的經濟的開頭，也不像經驗主義認為的那樣處於末尾，也不像極端的「二元論者」們想要的那樣處於各個事實的研究之外，而是它處於認識過程的中間；它是一種工具，創立它是為了使科學的經驗成為可能。 理論恰好像形態學一樣，它出現時所帶有的要求是微少的同時又是巨大的。微少 是在這樣一種範圍內：它僅僅提出作認識的一種工具、而絕不作為目的這個要求。但是，當它要求用作普遍適用的認識工具時，它的要求就是巨大的 。通過運用這種工具能夠科學地認清一切經濟實際。不是在這個意義上：總是同樣的那些組成形態學的純粹的形式，或者同樣的那些理論原理是有現實意義的；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總是有一個一定部分的思想裝置適宜於根據它的運用而從結構和過程上說明一定時間和一定地點上的經濟實際。 (67) 6．在獲得經濟世界的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的圖像上，一種重要的作用歸各種定義 所有。它們概括了事物分析的成果，並且由此使利用這些成果繼續工作成為可能。國民經濟學最初必須 以日常語言的那些不精確的概念來工作，通過事物分析的繼續發展就有可能以科學地定義了的概念來逐步地代替日常語言的那些不精確的概念，而這種代替同時又促進了事物的分析。 讓我們選取一個 概念，即價格的概念。在事物的分析之前，也就是在開頭科學地定義它是不可能的。在分析開始時，國民經濟學對於價格知道得不比平日更多。但是，如果在順利進行事實的分析時獲得了各種「經濟體制」，國民經濟學的問題探討本身就會碰上價格，而且它必須並且能夠精確地限定價格概念的範圍。現在表明，價格在「交換經濟」中意味著的完全不同於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在有著它的許多的廠家和家計的交換經濟中，有必要協調各個個別的計劃，這種協調是藉助各種價格而進行的。價格的形成因此而處於全部經濟體系的中心，有著廣泛的、可以精確地指出的職能，而一切行動都必須向價格看齊。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則完全不同。在那種經濟中，一個 地方以它的計劃控制著經濟上發生的事情，而在那裡價格（只要它們確實出現；正如指出過的那樣，不是在這種經濟體制的所有形態下都是這樣）則有些不同。如果在分析事物的這個階段上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去定義什麼是價格，那麼下個階段，也就是各種市場形式的研究就會導向「壟斷價格」、「競爭價格」等等的定義。在定義中集中在一起的每次都是一步一步地贏得的認識。現在價格概念獲得了真正的內容和精確的範圍限定。同樣的轉變發生在別的一些概念如經濟秩序、廠家、價值、資本、貨幣等等上。它們最初被用於日常的不確定的語言中，在分析的運動中變成了妥善定義的和科學上有用的概念，而各個定義的順序則表明，科學怎樣從日常經驗中逐漸解脫出來。 在國民經濟學中常常給各個定義指派另一種位置。它們常常被推到開頭，而許多國民經濟學家從各個基本概念的定義開始 ，他們的工作簡直就是以此為標誌。促使他們這樣做的是不同的動機。 一些人認為，科學之所以必須從經濟、生產、價格等等的定義開始，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用概念來工作，而且確實必須在運用這些概念之前澄清它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對此可以這樣回答：我們當然總是用概念來工作。就是國民經濟學在最初觀察對象時以及在最初的那些次提問題時也已經需要概念。對此不存在任何一點疑問。但是恰恰不允許由此得出結論：國民經濟學必須或者可以從定義開始。它在 研究事物之前 怎麼能夠說，經濟秩序是什麼，或者廠家、價格、價值或資本等等是什麼？如果它試圖這樣做，那麼就把科學上沒有基礎的看法收進了各個定義並且由此收進了科學之中。這樣，由利益決定的並且變得模糊了的看法和意識形態就通過定義而潛入了國民經濟學。 其他的國民經濟學家之所以把定義放到首位，主要是為了確定他們繼續研究的對象的界線。因此，他們試圖例如在開始時就馬上給「經濟」這個概念下定義，以便確定國民經濟學的對象。但是，這樣用定義來確定界線是行不通的並且也是多餘的。行不通的——因為科學不可能成功地劃定它還不了解的一個領域的界限。多餘的——因為從顯露的並且應當解決的那些問題中產生了對象界線的限定。應當跟著馬克斯·韋伯說：確定了每一門科學的領域界限的，是一定的問題以及每一門科學為解答它們所要求的那些特定的手段。科學並且從而還有國民經濟學的產生，不是靠著確定這樣一個對象，它首先由於定義的幫助而確定了界線並且然後得到更詳細的描述，而是靠著提出問題和闡發研究方法，以便解決問題並且獲得成果。 最後，定義還由於另外一種即第三種原因而被放到了首位：許多人向科學提出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確信的命題，而科學對他們來說不過就是闡明這些命題。在這些情況下，思維進程由之開始的那些定義服務於把那些前科學地確定的命題導入到科學之中。這是我們熟悉的那些本來的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態度。 (68) 7．國民經濟學在準備並從事解決各個問題的努力中碰上了這一決定性地重要的事實：人們到處並且總是根據經濟計劃行事，以便克服各種物品的現有的稀缺。這個事實使得這一點成為必需的：不僅是對一切具體的經濟的秩序結構的、而且是對各個日常經濟過程的研究，都首先從有著它們的計劃資料的具體的經濟計劃著手。仿佛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大門，國民經濟學通過它而探究經濟實際。就是我們對兩個問題的探討也必須從這裡開始（第89頁及其以下，第199頁及其以下），而這個開端決定了下一步的道路。 8．國民經濟學的科學首先必須是系統的 。「這裡絕不是表現我們的自然的一種單純的美學上的特徵。科學不想也不可以是建築學遊戲的場所。我們沒有發明科學（當然是真正的而且是恰當的科學）所獨具的那種系統性，系統性處在各個事物之中，我們不過是在那裡碰上了它、發現了它。科學是手段，為我們的知識去征服真理的王國，而且是以儘可能大的規模；但是真理的王國不是無秩序的混亂，在它當中規律性的統一占統治地位」。 (69) 因為每個家計和每個廠家都是一個廣泛的秩序的環節，而每個經濟行動都是一個全部過程的一部分，因此就有必要從它的聯繫上去理解全部秩序和全部過程。我們不是將系統性用於各個事實狀況，而是我們在各個事實狀況中找到了它。因為正如本書一再指出的那樣，經濟上發生的事情體現著一個互相依賴的整體，國民經濟學就必須提供認識的一個內在聯繫的整體。它這樣做是通過闡發一個「形態學的體系」和一個「系統的理論」。在科學的體系內部的聯繫必須符合各個事物的全部聯繫，即秩序結構和過程的聯繫。否則科學的認識就是不完全的。系統意味著：統一地排列順序並使之有聯繫。 在經濟學的整體的範圍內、也就是系統地察看經濟學上的每一個個別的問題，這個要求反對的是兩個時代潮流。各種理論的方法變得越精緻，許多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家就以越強烈的程度偏愛對某些數量關係進行細節的研究。而產生了影響的是這種意見：經濟學的理論應當分解為個別的定理。與此相反，必須指出理論的主要問題的完整性。所有個別的問題，比方說關於生產的控制的、關於各種工資的形成的、關於儲蓄的各種作用等等的問題，都是一個 基本問題——關於歷史上的經濟的那巨大的互相依賴的日常經濟生活的全部聯繫的問題的各個方面。由此產生了一種系統的、對事實上的全部聯繫作出正確評價的理論的必要性。 第二，我們反對那種普遍地、也遠離科學的占統治地位的看法：系統的思維根本就是有害的。據說生活比任何體系都更強；有生命的生活與安排秩序的生活的對立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理性對體系的追求中那樣強烈地表現出來。據說體系 是過去時代的事情，而生活 則是現在的關切。可以容易地從精神史上解釋對系統的思維的這種現代的否定。它產生於非理性主義和唯意志論的廣泛流傳。如果是從不合乎實際的前提出發構造體系的話，那麼從這個方面對在國民經濟學中的、在其他科學中的以及特別是在哲學中的體系所作的批評就不是沒有道理的。固然，那時這種危險就很大：體系造成看不到實際並且誘致教條主義。但是，如果對系統的科學的批評本身變成了教條的，並且如果它沒有看清，在各種實際上的聯繫需要的地方必然構造體系，它就陷入了過失之中。在國民經濟學中，放棄體系意味著放棄對完整的經濟生活的認識。 9．在克服利益者們的各種看法和意識形態 中，我們認識到了國民經濟學的一個基本任務。只有這樣解答那兩個主要問題才是在科學上很有價值的，這種解答做到了這種克服。但是，只有這樣一種科學才能夠從日常經驗的煙霧中解脫出來：它以精確地觀察各種事實為基礎、並且以可以直接理解的、清楚的思維步驟向前工作。同時科學又需要嚴格地向真理的觀念看齊。否則就存在著它聽任利益者們的各種看法和意識形態擺布的危險。 從說過的所有東西中也得知：國民經濟學家們為什麼並不罕見地對他們的這個重大任務認識錯誤。他們經常缺乏有把握地探究經濟實際的方法，缺乏直接體驗 ：他們因此經常變得依賴內行的實踐家們。此外還經常缺乏對經濟的全部聯繫的認識，正如只有以理論 的幫助才能得到這種認識那樣。例如，誰如果在貨幣理論上不十分牢固，誰就不能對貨幣業的例如像貶值那樣的事件獨立地作出判斷，而是依賴銀行實踐家們所表示的各種意見，這些意見通常都是由利益決定的。最後，國民經濟學患病於：上個世紀的歷史主義、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和精神上的其他運動，使真理觀念相對化並且由此而掩蓋了「日常經驗」和「科學的經驗」之間的巨大的、決定性的重要的距離。也許沒有哪一門科學比國民經濟學在這之下受苦更深。 (70) 10．最近時期歷史生活的迅速變動 使國民經濟學落入了困難的境地。當各個經濟秩序如同最近幾十年在許多國家中發生的那樣迅速地變化時，它似乎註定了要迅速地過時。人們可能這樣問道，如果競爭消失了並且由壟斷或直接的國家控制取代了它，研究各種競爭價格到底有什麼用處？10年以前，當實行的是完全不同的貨幣秩序的時候，那時所從事的貨幣理論的分析對今天的人們有什麼用處？——正如指出過的，國民經濟學家們通常試圖這樣來幫助自己：他們儘可能迅速地適應當時的現有的形勢並且每一次都想出一些似乎符合那一時刻的理論。這裡又有了一種表面上似是而非的狀況。國民經濟學家們越是僅僅注意當時的形勢，他們越是使目前在他們的國家中存在的經濟秩序絕對化，他們越是拚命地想成為時髦的，他們就越迅速地過時。那時，經濟政策的每一個轉變，比方說競爭法和貨幣憲法的每一次較大的改造，都會推翻他們的學說大廈。因為過去的那些分析涉及一種現在已經改變了面貌的狀況、涉及一種過去的經濟秩序，而國民經濟學家們現在則必須盡力謀取新的受時代約束的理論，這種理論一直適用到經濟政策又發生一次新的變化時。如此等等處於持續的變化中。國民經濟學就以這種方式最終喪失了任何立足點：它在各個事件後面跑；它從一個危機落入另一個危機。 然而，以著重強調的抽象而創立的形態學的和理論的體系經受住了歷史變易的各種變化。可是為此需要兩種東西：第一，這個體系必須足夠廣泛。不能僅僅以研究當前的事實來獲得它。比如像卡爾·門格爾說過的那樣，考慮到「發生的事情的一個唯一的時間上的切面——現在的切面」，這是不夠的。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經濟在國民經濟學上都是重要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歷史眼界必須是寬廣的。只有在研究不同式樣的經濟秩序中才會產生一個廣泛的並且有用的形態學的和理論的體系。眼光在過去和在別的經濟文化中達到得越遠，這樣所得出的各種純粹的形式的形態學的體系和理論原理的體系就越好地適合於經受住將來的各個變化。第二，必須理解各個經濟體制的和理論的邏輯性質，認清「真理」和「現實意義」之間的基本區別。隨著各種制度的變化而變更的只是各個個別部分的現實意義。沒有更多的東西。在少數幾年之後，今天沒有現實意義的理論陳述就可以又是有現實意義的了。 例如隨著新的、至今還不知道的貨幣秩序的產生，也許會再三證明，在貨幣體系的數目上或者在思想裝置的其他地方的某些補充是必要的。這個裝置將永遠不會是「完成了的」。此外，它的運用不斷地提出新的任務。但是，這一切都絲毫沒有改變這個事實：如果國民經濟學的思想裝置是從全部廣泛的歷史經驗中（但是根據的是對各個個別的構成物的深入分析）得出的，國民經濟學絕不可能完全感到意外。面對歷史的變化它獲得了平靜和安全；它成了一門比較能夠抗拒危機的科學。 11．認識經濟實際的先決條件是：雖然把各個經濟問題強調為特別 的問題，但是同時又從它們的全部歷史 的聯繫上來察看它們。例如，只有在既解決了有關德國經濟的秩序結構的和有關日常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的那些特殊的經濟學問題，但是同時又看清了各個經濟現象與民族的整個生活與政治上和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以及與各個精神運動的聯繫時，對今日德國的經濟實際的認識才得以成功。 向著一個或者向著另一個方面的片面性都是危險的。正像例如在各種經濟階段的構思上或者在各種通常的經濟形勢理論上所表明的那樣，在忽視了一切生活領域的總是起著作用的聯繫的條件下，片面地—分離開地探討經濟學問題造成了這樣一些結果：它們不適合具體的實際。但是，誰如果與此相反地僅僅看到了一切生活領域的全部歷史的聯繫，並且認為根本不應該分離開地單獨提出和研究經濟問題，他就沒有能力分析地進行探究，就仍然是業餘愛好者，沒有看到各種經濟的事物聯繫並且只得到一個變模糊了的圖像。較舊的和較新的時代的那些浪漫主義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國民經濟學謀求解決專業問題與無所不包的歷史的理解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不和，我們的研究不斷地碰到了這種不和。這種不和是必不可少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可以消除它。 (71) 12．在開始時，在把握各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對流傳下來的階段和風格的虛構進行批判。現在，在結尾上，可以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得到的那些成果是否又使我們接近了那些階段和風格；比方說，是否可以把描述具體的經濟秩序（a）或者是否可以把構造理想類型的和形態學的體系（b）看作是關於各種階段和風格的 以及現實類型的經濟體制的學說的繼續 ？ 應該否定地回答這個問題。 a）各個經濟秩序 與各種經濟階段或經濟風格並不相似。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經濟秩序是一種個別的現象；然而經濟階段或經濟風格卻是一種類型 。我們想研究伯里克利時代雅典的經濟秩序、1世紀義大利的完全不同的經濟秩序或者數量巨大的其他的古代經濟秩序；而我們並不試圖用像比方說「家庭經濟」那樣的一個階段或一種風格，或者用一些階段和風格來捕捉這種多種多樣性。有3世紀東德意志的一個經濟秩序和1270年前後佛蘭德各城市的另一種樣子的經濟秩序，而且有1350年前後佛蘭德的又一種不同的經濟秩序（第266頁及其以下）。它們全都是個別的現象。與此相反，階段和風格說則談論「城市經濟」或還有「早期資本主義」。1940年存在著一個一定的德國的經濟秩序；正如指明過的，這種秩序顯得與1900年前後的經濟秩序根本不一樣。然而階段說卻試圖以「國民經濟」這個類型描述這兩個以及其他許多個歷史的狀況。 第二個區別最緊密地與列舉的第一個區別相聯繫。塑造階段和風格完全不同於認識 經濟秩序。階段、風格和現實類型的經濟體制是根據一個特徵或者根據一系列特徵而構思的：這樣創造了像「資本主義」、「城市經濟」或「家庭經濟」那樣的現實類型。各個經濟秩序則完全不同。這裡涉及的是認識個別的事實狀況；在這裡，認識從一個問題、即有關秩序的內部結構的問題出發。在今日的德國，經濟秩序的內部結構是怎樣的？或者，它在1800年前後的合眾國是怎樣的？證實了的是，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相反地，必須進一步地走一條思想上的迂迴道路。它通過得出由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形態、市場形式、貨幣經濟的主要形式和貨幣體系所組成的形態學而導向目的：比方說導向認識今天存在的或1800年前後存在過的那些經濟秩序。階段和風格說不知道這種問題提法和這條認識道路。第三，經濟階段和經濟風格應該是理論研究的基礎——經濟秩序則不是。我們知道，雖然至今沒有創造出而且根本不可能構思出適合於個別的階段和風格、比方說適合於城市經濟或資本主義的這樣一些「受時代約束的理論」；但是存在著這種意圖，而且它是構造階段和風格的一個根本的動機。對各個經濟秩序的認識並不追求這個目的。同樣表明過，這個種類的嘗試將會失敗。因為每次在一個經濟秩序中實現的各種秩序形式的數目太大，而且它們是如此個別地互相結合著，以至於各個經濟秩序並不表示那樣一些條件狀況，它們使各種理論的分析成為可能。例如，為1900年和1940年的德國經濟秩序各創立一種目的在於說明1900年和1940年的德國的經濟過程的特殊理論，那將是徒勞的。（相反地，各種理論是在各種純粹的秩序形式、各種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和它們的形態的基礎上獲得的。）雖然為了把理論裝置運用於具體的經濟過程而需要了解各個具體的經濟秩序和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秩序形式，但是這樣一種運用又是在階段和風格說中所沒有的。 b）各種經濟體制、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形式、各種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從而在研究具體的事實狀況中發現的整個形態學體系，都和各個經濟秩序一樣很少與各種階段和風格有共同之處。這裡涉及的是純粹的理想類型的形式，它們並不像風格、階段或現實類型的經濟體制那樣，要在一定的橫斷面中概括地描摹經濟現實。它們謀求的是另一種目的，是不一樣地獲得的並且具有另一種邏輯性質。因此，在某些構思的風格和階段序列的個別標記與理想類型的各種經濟體制的各個標誌之間進行對比，這是令人生疑的。那樣就會太輕易地忘記，階段—風格與形態學的體系可以說是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層次上。如果再考慮到，就是理論在一種和在另一種做法中也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在階段和風格說中受時代約束，然而在另一種做法中卻不是在它們的真理的內涵上、而只是在它們的現實意義上才受時代約束——那麼對於對立之大就會得到一個確鑿的印象。 總而言之，這裡並不是用同樣的石頭來建造與在階段和風格說中不同的房子，而是這些石頭在這裡和在那裡就已經是不同的。存在著與歷史上給定的現在和過去的另一種的關係，而且既是與進行經濟活動的人的，又是與各種制度的。同樣存在著與理智的另一種的關係。之所以應當特別說到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引起對獨到之處的資格的注意。鑒於科學及其任務的偉大，獨到之處的資格總是可笑的。只是為此才必須明確地劃出分界線——為了我們不去徒勞地繼續建造這樣一所房子：國民經濟學已經太長時間地建造過這所房子，它不適於居住，而且就是在將來也不可能使它適於居住。 (72) 13．人們過去和現在都習慣於把各門個別的科學編排到一定的類別 中去，以便根據這種編排而分派給它們一定的方法論。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把國民經濟學分派給所謂的精神科學，與各門自然科學相對照，然後對它使用一種所謂的「精神科學的方法論」。或者相反地，人們推動它去接近各門自然科學，作出比方說用物理學的方法去從事它的嘗試。無論情況是這一種還是另一種，這種行為總是不允許的。每門科學都必須僅僅從它的 實際問題的特性出發，並且在對這些問題的工作中發展出它的做法和它的全部性質。現實提供的並且需要解決的各種實事問題總是強逼出做法來。它們的兩個主要問題要求以特有的方式進行歷史—直觀的和 理論的探討，從這兩個主要問題的特性中產生了國民經濟學的特性。據此也確立了國民經濟學在各門科學的宇宙中的位置。 它必須維護它對其他一切科學的獨立，這些別的科學正是必須解決別的種類的問題。而如果在它當中叢生著那樣一些方法，它們起源於歷史的或者自然科學的方面、並且不是在與那重大的二律背反爭論中產生的，它就必定會失靈。因為沒有別的哪門科學必須以與它同樣的方式解決分裂的事實問題，在別的科學上獲得的方法上的思索在國民經濟學上的任何簡單的轉用就都是不許可的和引入歧途的。 但是，一旦充分地突出了國民經濟學的特性 並且因而儘可能遠地推進了對實際的經濟的認識，就恰恰產生了與別的科學的共同點。正是不能通過膚淺的分類仿佛是從上面、而是只能通過對各個事實問題本身的工作 （也就是說從下面）來克服各個個別科學的個別化，有道理地抱怨過這種個別化。於是首先得出的是與經濟史學的非常多的共同點。但是就是與其他的歷史科學的聯繫也是非常密切的，如果真是普遍歷史地從事它們的話。對此我們詳盡地談過。 14．從全部的思維進程中得知，不能夠保持企業經濟學與國民經濟學的分裂。這種分裂只有存在著特別的問題群時才是合理的。因為只有各個問題的獨立性才造成了一門科學的獨立性。國民經濟學的和企業經濟學的那些問題屬於一個整體。廠家和家計是全部經濟秩序的環節，而在各個廠家和家計中的那些過程是社會的全部過程的部分過程。國民經濟學的那兩個主要問題也是企業經濟學的兩個主要問題：只有在經濟秩序和全部經濟過程的範圍內才能夠理解各個廠家和家計的結構和領導。因此一切科學的企業經濟學家都必然要進入對各個經濟秩序的和交換經濟的各個全部聯繫的研究之中。一門 科學——企業經濟學——停留在個別經濟的各種資料上，而另一門 科學——國民經濟學——則對個別經濟的各種資料置之不理，對此不存在最低限度的理由。企業經濟學家更多地研究各個廠家和家戶內部的各種聯繫，國民經濟學家更多地研究各個個別經濟彼此的各種聯繫——鑒於各個問題的重大，這是可以理解的和正確的。但是，強調上的差別不應當導致分裂為兩門科學。 正像在歷史的和理論的國民經濟學之間的分裂上那樣，就是在這裡也適用這條原理：由於科學的分裂，各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是被甩開。如果國民經濟學家關心全部的經濟秩序或各個全部經濟的過程而不了解這個經濟秩序的各個承擔者——各個廠家和家計，那麼這就意味著脫離實際。比方說，如果不透徹地熟知所有等級的各個農家的企業結構，應當怎樣理解一個現代的農業秩序的結構呢？而如果沒有掌握現代銀行的營業技術，不能很準確地察看銀行的平衡表，又想怎樣理解今日貨幣業的那些全部經濟的聯繫呢？——相反地，一種固執於個別企業的企業經濟學絕不能夠把握個別企業的結構的和個別企業的活動的、甚至於結算的或成本核算的意義 。它的眼界太狹窄，而且它陷入了對各個問題的一點一點的並且從而是不充分的探討之中（也見第219頁及其以下）。因此，如果國民經濟學家們忽略不看各個個別經濟、而企業經濟學家們則停留在個別的企業之中，那麼這兩個群體合在一起就絲毫沒有作出那一門 經濟科學所作出的成績，這門科學從各個個別經濟的結構以及從它們的各個計劃和行動出發，並且從個別廠家的和個別家戶的各種資料向前推進到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以便這樣從個別經濟而達到認識全部經濟。這樣，就是對個別經濟及其過程的科學認識也由於對全部經濟的這種認識之故而得以成功。在這件事上得到證實的是勃肯的著名定律：「誰想相當詳盡地闡明個別，誰就必須熟悉整體。」但是，問題的統一在那裡特別清楚地顯露出來：在那裡，就像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或者在自給經濟中那樣，一個 領導控制著全部經濟過程，因而在那裡一個個別經濟包含了全部過程。 企業經濟學與國民經濟學的分裂特別產生於：許多國民經濟學家試圖避開各個個別的經濟去解決全部經濟的問題。在這些流派占統治地位的地方，產生了一種真空。各個個別經濟的構造和行為仍然是不清楚的。企業經濟學試圖填補這個真空。因此，一旦認識到了通過研究個別經濟的秩序結構和在各個個別經濟中的各個過程去發現全部經濟的各種聯繫的必要性，就消除了真空和與企業經濟學的分離。 (73) 15．在思維過程的結尾，就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確定一種事實情況和一對重要的概念。 「經濟秩序」這個詞表明，它是一種個別的、實證地給定的事實。它是實現了的各種形式的總和，在這些形式中，日常經濟過程每次都具體地運行著（第65頁、199頁及下頁）。在人類的歷史中，各個經濟秩序以無法看清的多種多樣性變更著。在各個經濟秩序的這種多樣性中發現那些構成它們的簡單的基本形式，這被證實為科學的一個重大任務。這成功了。 不容許的是，不是這樣描述各個實證地給定的經濟秩序，而是把它們稱作「結構」或者類似的東西，比方說今日談到一種英國的經濟結構。在這些經濟秩序中，涉及的是具體的事實狀況的同屬一個整體和劃分，從而涉及一種秩序。各個經濟秩序過去和現在常常是不適當的；日常經濟過程在它們當中常常沒有達到均衡。或者它們是不公平的。無論這樣還是那樣，科學必須研究它們並且查明它們的秩序結構。而且正是各種秩序形式的分析使人認識到，為什麼非均衡占統治地位（例如在那些持續地發生罷工或者開除的勞動市場上）——因為它們是在兩方面的部分壟斷中安排秩序的。 還可以如此厲害地譴責印加人的不人道的經濟秩序——與耶穌會國家的人道的經濟秩序相反。就像歷史上的其他各個經濟秩序一樣，二者以同樣的方式都是科學的對象。 但是，「秩序」還有另一種含義：作為符合人的和事物的本質的秩序；這意味著那種在其中存在著適度和均衡的秩序。古代的哲學就已經做過秩序概念的這種表述。它在各個事物的多種多樣性中尋找世界的建築構造上的塑造規劃——在中世紀清楚地形成了奧爾多（ordo） (74) 觀念，它對整個中世紀文化的構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意味著把多種多樣的東西有意義地結合為一個整體。 本質秩序的、自然秩序的或奧爾多的這種觀念通常首先是在失靈的或者不公平的實證秩序的時代贏得巨大的力量。各個具體狀況的荒謬性對此給予推動。尋求的是那種 與給定的各個秩序不一樣的、符合理性或者人的和各個事物的自然的秩序。在從4世紀轉向5世紀時，奧古斯丁在這樣一種危難狀況的期間闡發了這種思想。在17和18世紀中，曾經把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與實際的秩序（ordre positif）相對比；又是例如在法律和國家形成的以及經濟政策的領域中有著強烈的作用。今天，這種觀念又復活了——由於這一緊迫的必要性：為工業化了的經濟找到經濟的、社會的、法律的和國家的那種缺少的、有作用能力的和合乎人的尊嚴的秩序。儘管這個概念的各種表達在歐洲歷史的進程中變更著，形成概念的意圖仍然是同樣的或者類似的。 秩序的兩個概念——作為歷史的個別的、變動著的事實狀況的秩序和作為奧爾多的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這些概念的這種區別是如此古老，因為它幾乎必然地產生於同具體的實際的論辯中。人想知道，各個具體的秩序是怎樣的，而且 他尋求一種更好的秩序。但是兩個概念彼此形成強烈的對照：人們必須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具體的秩序，以及那種適用的和公平的秩序。 通過我們把各個具體的「經濟秩序」（Wirtschaftsordnungen）與對「經濟的秩序」（Ordnung der Wirtschaft）的追求區別開來，我們區分了這些概念。在我們的書中沒有談過經濟的秩序。可是，對各個實際的經濟秩序的和日常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的研究卻不僅具有它巨大的目的本身。因為思想上對「經濟的秩序」的工作以科學地透視各個具體的「經濟秩序」和它們的形式為前提。 16．在當前的時代中，「經濟的秩序」涉及的如下：工業化抓住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現在就是在首先工業化了的各個國家中也總是在經歷著新的階段並且到處都破壞了那些舊的經濟秩序。同時發生了巨大的精神的和政治的變革，它們同樣改變了傳統的秩序並使其解體。——到目前為止，在工業化的這個時代的進程中產生了為數眾多的並且迅速變更的各種經濟秩序，而且正像我們看到過的，在它們之中通常是交換經濟的、但是最近也有集中管理的經濟的秩序形式占統治地位；這些經濟秩序導致了各個經濟過程的進程中的各式各樣的干擾，導致了權力的集結、權力鬥爭和社會的緊張關係並且加速了個性的喪失。 因此，一個重大的任務在於：賦予這個有著它的廣泛延伸的分工的新的工業化了的經濟一個有作用能力的和合乎人的尊嚴的經濟的秩序，這個秩序是經久不變的。有作用能力的和合乎人的尊嚴的意味著：在它當中應當儘可能廣泛地和連續地克服物品的稀缺，這種稀缺在大多數的家計中都日復一日地壓制性地起著作用。而同時在這種秩序中，一種自我負責的生活應當是可能的。決定性的東西取決於這個任務的完成（而且不僅是為了人們經濟上的生存），這個任務要求設立一個可用的「經濟憲法」（第65頁及下），它使足夠的秩序原理成為現實。上個世紀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這個任務在當前的時代並不是自行解決的。思考地塑造秩序是必要的。經濟政策的各個個別問題，無論它們涉及的是農業政策的、貿易政策的、信貸政策的、壟斷政策的、稅收政策的、公司法的還是破產法的問題，都是這個重大問題的部分問題：應當怎樣塑造經濟上的全部秩序 ，而且是民族的和國際的秩序以及它們的比賽規則。——幾十年以來，人們就習慣於判例式地選出經濟政策的各個個別問題。但是所有經濟現象的全部聯繫都要求從這種全部聯繫上去查看並且據此來處理它們。如果經濟政策忽視了這種全部聯繫，它就會在各個事實本身中使人不愉快地感覺到它。例如那些國家的情況就是這樣：它們實行自立的經濟形勢政策，但卻要堅持金本位制；或者它們在公司法中使股份公司的形成變得困難，但是卻沒注意到，通過它們的稅收政策，它們過度補償了這些法律的作用。 這些問題具有這樣一種規模並且如此困難，以至於只有在運用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的研究的各個成果的條件下才能夠解決它們。每個個別的經濟政策措施都對全部秩序或者對全部過程發生作用。而只有國民經濟學的科學在運用形態學和理論的條件下才能夠正是認清這種全部的聯繫，這種全部的聯繫對於經濟政策上的決定來說應當是決定性的。總的來說，國民經濟學必須通過思維工作而開始為整個的現代經濟創立一種經濟憲法。就此而言，涉及的不是討論教義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具體的秩序任務。 (75) 17．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進程中，法學思想 和國民經濟學的思想走過了它們的特殊道路並且只是罕見地有過關聯。在這個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這種信念：雖然有必要達到並擴大一種法律 秩序，但是一種適用的自然的經濟 秩序是在發展中自發地形成的。據說因此沒有必要去塑造一種經濟秩序；它是自行產生的。所以各個法律秩序沒有包括這樣一些原則，根據這些原則各個日常的合同締結和法律事務、公司的設立等等應當結合成一個有作用能力的經濟總過程。——但是在這期間認識到了：現代的工業化了的世界在它發展的進程中並沒有自行產生適用的經濟秩序，因而它需要一定的秩序原理或一種經濟憲法。我們今日正處於這種轉變之中。通過這種轉變改變了法學思想和法律實踐與經濟和與國民經濟學的關係。因為法學思想和法律實踐將會在遞增的程度上具有這一任務：在構思和實施這種經濟憲法上進行合作。各個個別的法律領域（就像例如公司法、稅法、壟斷法、勞動法、專利法、有商標的貨品法）將依內容和解釋而根本地取決於經濟憲法法律的總決定，而且將各按例如完全競爭的、別的市場形式的或集中管理的經濟的那些秩序原則占統治地位而顯得極為不同。 一些例子：司法和法律科學不得不再三辯論是否許可低價供給這個問題。司法通常試圖參照低價供給的「不道德性」來作出裁決。但是它由此而喪失了任何堅固的立足點。因為通常是根據法官關於適當的價格以及尤其是關於經濟的極不確定的想法來確定是否存在著不道德性的。但是，一旦法官由此出發：應當實行的經濟憲法把例如效率競爭當做根本的秩序原則來使用，一旦區分了各種不同的市場形式——主要是供給寡頭壟斷、供給部分壟斷和完全競爭——他就能夠也把符合那些秩序原理的那些低價供給與壟斷鬥爭的不能允許的低價供給區別開來。同樣，只有當法律科學和司法把職業自由或無限責任看作是經濟憲法的制度時，它們才能夠理解職業自由或無限責任的意義。企業家們的無限責任在一個競爭秩序中具有這一目的：企業家們在無限責任的壓力下小心地安排、仔細地考察，他們是否和怎樣投資以及他們生產什麼，而且他們在不成功時就自動地被淘汰。無限的責任從屬於競爭秩序；以法律政策來消除妨礙這種秩序的功能行使。但是，如果作出了集中地領導經濟過程的總決定，那麼它就不具有功能；因為在這裡，經濟過程的控制和領導者們的選擇不一樣地進行著。如果法律政策向其實行得到贊同的那些經濟秩序原理看齊，從法律政策上處理各個個別問題就獲得了它的意義，而各個個別的法律政策措施的協調就得以成功。 因為國民經濟學今日做的工作是：對國際和個別國家來說是為構思有效力的經濟憲法而闡明適用的秩序原理，並且使它們對於經濟政策的所有部分都富有成效，國民經濟學的思想和法學思想現在就能夠相互結合——無論涉及的是卡特爾的處理，是各種一般營業條件的法律，是國際貨幣秩序的問題還是另一種經濟的和法律政策的問題。 (76) 形態學的裝置允許精確地陳述，各種法律準則如何隨著各種經濟秩序形式而改變它們的意義和它們的功能。 18．不允許在國民經濟學中消除直觀與理智、具體與抽象、綜合與分析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使它富有成果。必須使其發揮作用的是完整的 直觀和純粹的 理智、純粹的 具體和純粹的 抽象（在排除各種偽抽象的情況下）、無所不包的歷史的 綜合和純粹理論的 分析。國民經濟學生存於這些緊張關係之中，而且它正是由此而成功地科學地看清了經濟生活。 它因此而憑藉理論體系的統一 把握了歷史的多種多樣性 。在真正的、不是抽象推論的國民經濟學中表達出來的思維與生活並不對立，它服務於說明生活，我們自己過著這個生活，它包圍著我們，並且我們過去就過著這個生活。 * ———————————————————— * 拉丁文的「秩序」一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