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注 釋
(1) （第29頁）不從各個事實狀況以及不從各個實際問題出發，這是每一門經驗科學的原罪。經常是詞句 排斥了事實，概念 的分析排斥了事實情況的分析。極其多的人受難於：沒有超越詞、定義、不確切的抽象、口號和偏見而看到各個事實。伽利略的反對者們今天仍然聲名狼藉，他們拒絕使用望遠鏡觀察木星的各個衛星，因為根據他們的學說體系和他們的定義，不可能有木星的衛星，因而進一步詳細研究星空就成了多餘的。伽利略對此談論道：「這種人相信，不應當在世界當中或者在自然界當中、而應當在比較各種文本中尋找真實。」今天，人們習慣於對這樣的不懂實際或者害怕實際看不起地一笑。這不正確。恰恰是國民經濟學在患著這種病，因為人們一再看不到它真正的出發點——日常的經驗和它的問題。
在第一屆德國社會學家代表大會上，馬克斯·韋伯在有關「經濟」的概念的一次討論中說過：「在我看來，我們將必須完全普遍地由此出發：科學和它們所從事的東西由此而產生：一定種類的問題出現了，並且要求解決它們的特定手段。於是『經濟』就是某種從一定的問題 的角度由發生的事情的多種多樣性中挑選出來的東西。」（德國社會學協會文集，第1卷，1911年，第267頁。）此外對基本概念說的批評：H．迪采爾：《理論的社會經濟學》，1895年，第149頁及其以下和下邊第45頁及其以下以及第355頁及其以下。
像我們在這裡所做的那樣提出有關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的問題有時候碰上了反對意見。間或提出的反對意見說：這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根本就不像我以特有的「自我欺騙」相信的那樣起源於直觀具體的實際；而且作出了證明：我是從古典作家們那兒援引了這個問題（阿蒙，載於《國民經濟學年鑑》第153卷，1941年，第15頁及其以下；魯屏，同處，第156卷，1942年，第106頁；魏帕特，載於《社會國家科學雜誌》，第102卷，1941年，第1頁及其以下）——一個離奇的、但不是沒有意義的異議。我自己堅決地、一再地並且詳盡地表示同意：古典作家們提出了這個問題（例如本書第19—20、29頁及其以下，第53頁及其以下）。因此，本來不需要這種批評的證明。
但是，正是一些批評者的這種異議表明，對於好些國民經濟學家來說，實行那種必須 實行的東西是多麼困難：轉向現實，就像它今天在例如各個廠家和家計中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那樣。要再一次引用伽利略的話：人們比較各個文本並且由此認為事情已經完結。這樣人們就停留在紙張的、各種老框框的、各種嘮嘮叨叨的爭論的世界之中。但是重要的是：自動地、親自地、現在地、完全具體地、在它的影響範圍內以充分的力量去把握問題。當然不應該貶低由我有力地強調了的古典作家們的偉大功績——提出了並且以新式的方法論述了那個問題。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我們完全「意識到」它本身。因為這個問題在研究實際的經濟上證明是極其富有成果的，我們就必須提出它——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古典作家們從前提出過它（又見本書第334頁及其以下）。關鍵之點在於此 。——那第二個主要問題，也就是有關經濟秩序的問題，同樣是根本性的——雖然古典作家們沒有以這種方式提出過它。本來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現實而自己 提出這些問題，不管以前是否已經提出過它們。
(2) （第30頁）關於理論國民經濟學劃分為三個或者四個部分：J．B．薩伊：《政治經濟學教程》，1828年；最近特別是卡爾·迪爾：《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第2至第4卷，1924—1933年；H．迪采爾，出處同上，第128頁及其以下，它提供了一個有關國民經濟學的三分法或四分法或者還有兩分法的學說發展的確切的概要。在這種關聯上迪采爾說過：「經濟生活正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極其正確。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必須放棄創立的關於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獨立的學說。為了批評還有：卡爾·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第2版，1923年，第4章第1節。
(3) （第31頁）因為並不罕見地只是不完全地看到了有關經濟的時間結構 的問題，並且好些理論家都把它完全推到一邊（凱恩斯和他的門徒們就是這樣），就應當以另一個例子來描述它：
讓我們想像英國的所有礦山、鋼鐵廠、紡織廠、手工業工場，所有的運河、鐵路、所有的農民的田莊，所有的土地，總之那整個巨大的生產裝置，就像它今日存在的那樣。並且再加上所有有職業的人，以及原料和半成品的所有存貨。面對著這些勞動者群眾、地下資源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出現了那個重大的問題：應該怎樣從今天起在時間 上安排英國的生產？這裡顯然有無窮多的可能性，它們在兩個邊界情況之間變動。一種邊界情況是：把英國的一切種類的生產資料和各個勞動力都使用於擴大生產裝置。那時比方說農業將用最大的力量擴大家畜的存欄量，各鋼鐵廠將生產用於建造新的高爐、馬丁爐廠和機器廠的鐵。將為了各個投資和較晚的未來的供應而儘可能有力地限制現在的和最近的將來的供應。現在的供應將很少，以便使未來的比較大的供應成為可能。另一種邊界情況：把各種物質生產資料和各種勞動服務的絕大部分都儘可能迅速地導向消費，完全放棄生產裝置的擴建。甚至為了強有力地現在供應的利益而縮小並且逐漸耗盡生產裝置——屠宰牲畜，不再使機器和房屋充分地保持完好並補償它們。在這種邊界情況下，英國靠著讓未來負擔而在現在有著大量的供應。事實上選取的是許多可能的中間道路中的一條。問題是，決定事實上是由什麼 確定的。——明顯的是，不提出和解決有關生產的時間結構的問題（它包含著有關投資和儲蓄的問題），就完全不可能說明英國人民的物品供應。——如果國民經濟學把這個問題推到一邊，它就成了盲目的，看不到現實。
有關從這個角度對瓦爾拉斯和帕累托的批評：魏克賽爾：《帕累托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國民經濟雜誌》，1913年。
(4) （第38頁）面對著通常的各種看法和意識形態 ，國民經濟學的任務是：詳細地指出它們，認清它們的影響，擺脫它們而達到客觀上有效的認識。後者是否以及如何是可能的，在這本書中以對象本身作了詳盡的研究。
缺乏一門利益者們的各種意識形態的心理學和社會學。——關於16世紀的利益者—意識形態：施特瑞德爾：《資本主義組織形式史的研究》，第2版，1925年，特別是第2卷；J．海夫納：《十五和十六世紀中的經濟倫理觀和壟斷》，1941年。
此外，必不可少的將是從教義史上指明，國民經濟學如何在它發展的過程中接受了這雙重任務——認識和 克服各種看法和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將會表明，較老的思想家們通常比許多較新的更清楚地看到了這種任務。（舒爾采—格弗尼茨：《大企業》，1892年，第7頁引證福斯特〔1767年〕的地方。——魁奈：《經濟管理的一般原則等等》，大約1748年，1921年譯本第43頁，在討論各種壟斷、特權等等時說：「人造的光亮在黑暗中閃了光，而特殊的利益則顛倒了自然秩序；總是秘密地、在普遍的幸福的外衣下謀求這些特殊利益。」尖銳地並且確切地論及利益者們和利益者意識形態對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影響：A．斯密：《國富論》，第4篇第3章和第8章；E．F．赫克雪爾：《重商主義》，1932年；CHR．J．克勞斯常常研究這個問題複合體：《國家經濟》，1808—1811年，第2卷第Ⅰ冊，第243頁及其以下。）
對經濟上的利益者意識形態的輕信和不保持距離，不僅出現於國民經濟學家們那裡，而且也經常出現於科學的和實踐的法學家們那裡。面對著經濟上的權力集團的代表們，他們通常不具有必要的把握；這些經濟權力集團的代表在卡特爾法、公司法、各種一般的交易條件法、競爭法等等中提出了一定的解釋和要求。由此而顯著地增大了經濟權力集團影響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比方說，請閱讀1897年2月4日帝國法院的判決（RGZ第38集，第155頁及其以下），它對於從法律和經濟政策上對待各個卡特爾過去具有並且仍然具有原則性的意義而且被不加批判地使用於利益者們的文獻和論證中（對這個裁決的批評：弗蘭茨·伯姆：《作為歷史的任務和法律創造性的成就的經濟的秩序》，1937年，第150頁及其以下）。有必要從這個觀察角度透徹地審查帝國法院在民事案件上的全部判決。
關於這裡的方法論的 任務：「自然的、混亂了的經驗如何變成科學的經驗，怎樣能夠確定客觀上有效的經驗判斷，這個問題是每一門經驗科學在方法論上的根本問題」（E．胡塞爾：《作為嚴格的科學的哲學》，勞勾士1911年；此外，《邏輯研究》第4版，1928年，Ⅰ．1）。——「我們的理論由『日常經驗』出發，日常經驗當然是一切 經驗的個別學科的共同出發點。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想超出日常經驗並且必定要這樣，因為它作為『科學』的生存權恰恰正是以此為基礎。只是在這方面，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僅僅是以別的方式並向著別的方向去『克服』日常經驗或者使它升華。」（馬克斯·韋伯：《科學學文集》，1922年，第269頁）。——最後，還有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想像的世界》第二版的前言中的一些話。他在那裡描寫了一般的活動、寫作和談話並且說到：「是意圖而不是洞察是這些騷亂者的指路明星，而在這裡，真理肯定是最後被想到的。」「或者人們也許相信，在這樣一種追求中以及在這樣一種混亂之下，在這裡根本就不是目的的真理也會這樣附帶地顯露出來？」
如果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在它的開端上找到的不是白板，而是大量前科學的看法，那麼它就與從政治史一直到天文學的一切經驗科學分享了這種命運。但是，只有少數經驗科學必須考慮這樣一些前科學的看法；在它們的後面各個個人和各個集團的自我利益有著如此強烈的生氣勃勃的力量。光是因此，對於國民經濟學來說就在各個問題的日常性和為科學地解決它們所必要的非日常的努力之間存在著特彆強烈的不一致。這裡同時又碰到了國民經濟學不討人喜歡這個事實的一個 原因：它要求擺脫慢慢地愛上了的錯誤，總是只有少數人才這樣做——對此康德在例如他1784年的論文《什麼是啟蒙運動？》的開頭已經說過了一切必要的話。
此外，關於國民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基本問題，參見本書第70—71、158頁及下頁，第293頁及其以下，第344頁及下頁。
(5) （第41頁）歷史 常常既被理解為發生的事情本身 ，又被理解為書寫歷史 （關於這一點見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序言》。）從這種廣泛傳播的、不一致的詞的用法中產生了不尋常地多的、可以避免的不明確性。因此，我把「歷史」僅僅理解為發生的事情本身，並且把歷史科學稱為「書寫歷史」或「歷史學」（Historie）。如果在這本書中寫道：中世紀盛期的歷史說明……，那麼我的意思是：中世紀盛期時代事實上 發生的事情說明——而絕不是關於中世紀盛期的歷史書寫。
此外，歷史不僅僅是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歷史也是最近的時代、現在、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我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我們自己在日復一日地經歷著歷史。
最後，E．伯恩海姆說：「同一個東西（也就是歷史科學）根本不想知道家庭生活的各種細節、個別人的一天的命運和一天的勞動」（《歷史學方法教科書》，第4版，1903年，第3頁）；他由此而說明了歷史學家們習以為常的但是並不正確的重點分配。日常經濟生活確實 仍然還是歷史的一個根本的部分。
(6) （第47頁）關於國民經濟學的—理論的研究的任務 ，更詳盡的也在我1934年的《資本理論研究》中的論文《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做什麼？》中。此外見本書第63頁及其以下，第67頁及其以下，第246頁及下頁，第261頁及下頁，第276頁及下頁。
(7) （第49頁）關於「不變的總風格 」，此外，第268頁及下頁，第306頁及下頁，第332頁及下頁。
(8) （第56頁）關於啟蒙運動的歷史觀 以及反對有關它的非歷史的思想方法的論點：A．索雷爾：《孟德斯鳩》，1887年；W．狄爾泰：《18世紀和歷史的世界》（歷史論文，第3卷）：E．卡西雷爾：《啟蒙運動的哲學》，1932年，第263頁及其以下。把啟蒙運動的歷史思想家們首先評價為今天還占統治地位的、個性化的、受發展觀念指引的19世紀的歷史寫作的先驅（就是邁內克在他的《歷史主義的產生》第一卷（1936年）中也是這樣做的），這是不夠的。有過這樣一些歷史學家，他們從別的問題提法出發，而且他們對歷史和對理智具有另外一種基本關係。關於這兩種歷史觀點的還有我的論文：《施穆勒風格的科學》，《世界經濟回顧》，第52卷，1940年，第468頁及其以下。
反對歷史學派方面的流行的古典國民經濟學批判：敘勒：《古典國民經濟學及其反對者》，1895年；H．迪采爾，出處同上，第103頁及其以下。
對古典國民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批評 ：魏克賽爾：《國民經濟學講義》，1913年，第1卷，第61頁及其以下，第77頁及其以下；龐巴維克：《經濟財貨價值的理論的基本特徵》，1932年重印本，第130頁及其以下和《論文集》，1924年，第481頁及其以下；L．瓦爾拉斯：《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定版，1926年，課程38—40；G．卡塞爾：《理論的社會經濟學》，第5版，1932年，第32節。
我把古典的理論理解為古典作家們 的——也就是說從魁奈到J．S．穆勒和V．曼戈爾特的那些國民經濟學家們的——理論，不像新近常常說的那樣，也包括現代的 理論家們的理論。只有形式的、磨掉了經濟學體系的基本思想的考察才能無視古典的理論體系與現代的理論體系（就像戈森、門格爾、瓦爾拉斯、傑文斯、馬歇爾、V．維塞爾、龐巴維克和後來的人們所創立的那樣）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是根本的。至少要列舉兩點：現代的理論家們試圖從人們的各種需要出發來理解全部經濟過程，而這在古典時期卻正好沒有發生。而第二，像成本現象那樣的一種中心現象，在古典的和在現代的理論中得到了完全不一樣的說明和全部經濟的解釋。因此，經濟過程的理論圖像今天在本質上不同於古典時代——一個不應當掩蓋的事實狀況。
(9) （第62頁）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 的做法批判。別的科學比國民經濟學更早地克服了概念的實在論。克卜勒曾經對伽利略寫道：「希茨蔑視可感覺到的 世界，他自己不察看它並且不相信有經驗的人，而且作為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成員以幼稚可笑的推論而在一個紙做的 世界中漫遊。」一句尖銳的、但是今天還有現實意義的話。——反對在經驗科學中從定義開始的那種方法：J．F．弗里斯：《邏輯的體系》，第3版，1937年，第298頁及其以下；A．特倫德倫堡：《關於哲學的歷史論文集》，第3卷，1867年，第61頁及下頁，此外在那裡寫道：「與一種舊的方法上的規則——從一個對象的定義來開始研究和演講——相反，康帕內拉從前說過這一名言：定義應當是科學的終點。實際上它不是認識的序言，而是它的結束語。因為認識在定義中集中在一起，定義最簡短地表達了認清了的本質，而且在其中記下的是成果。只是在研究之後 才建立起與定義的各個標誌的各種正確的關係。」而W．海森伯根據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我們比過去的自然科學更多地意識到……，我們總是必須在中間的某個地方開始，以那些只是通過它的運用才逐漸獲得了更清晰的意義的概念來談論實際」（萬德，載於《自然科學的基礎》第三版，1942年，第95頁）。此外，其他的有關對概念的國民經濟學的批評：本書第27頁及其以下，第105頁及其以下，第340頁及其以下。
(10) （第66頁）除了其他許多人之外，代表了理論的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的「二元論 」的：卡爾·門格爾：《各門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1883年；H．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各個限度》，第3版，1921年。此外，卡爾·門格爾甚至指出了（例如18頁），可以使理論能夠對於理解具體的 現象有用。但是，這種運用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在上述考慮之中的那些理論的社會科學是輔助的科學」。在門格爾那裡，這樣一些評註緩和了二元論的生硬，但是儘管如此，這種二元論繼續存在著，因為要求的正是具有著兩種不同 的認識目的並且具有兩種 不同的思維方式的兩種 不同的科學。此外，認為純粹的歷史學家能夠去運用理論，這是一個錯誤。相反地，只有這樣的國民經濟學家才能夠做到這一點：他懂得理論地進行工作，並且從一開始（就是在取得理論工具時）就使自己適應對實際的世界的認識。方法上主張的二元論的失靈沒有縮小卡爾·門格爾作為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家所作出過的傑出成就。極端二元論的：A．阿蒙：《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的對象和基本概念》，第2版，1927年，以及阿蒙的其他著作，例如他1923年關於李嘉圖的書，他在那裡的序言中區分了形式上的和物質上的分配問題，後者完全處於理論的考察方式之外。他最近的論文：《國民經濟學和經濟實際》，《國民經濟學年鑑》1941年，第153卷，第1頁及其以下和第130頁及其以下。
關於現代的理論的產生 ：F．V．維塞爾：《論文集》，1929年，第35頁及其以下和第110頁及其以下；J．M．凱恩斯，載於《紀念阿爾弗雷德·馬歇爾》，1925年；J．熊彼特：《社會經濟學大綱》，Ⅰ，1924年，第113頁及其以下；L．羅賓斯在V．威克斯第德的《政治經濟學常識》1933年新版的引論中；V．哈耶克：《門格爾的〈原理〉》第1版重印序言。倫敦，1934年；W．S．傑文斯：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第2版的序言，1879年。
(11) （第71頁）為了解經驗主義 的立場：施穆勒對門格爾的批判（《國家和社會科學的文獻史》1888年，第275頁及其以下）；施穆勒的柏林校長就職演講：《變更的理論和固定的真理》，1897年；他在《國家科學簡明詞典》第三版中的詞條《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學及其方法》以及他的《大綱》。在門格爾與施穆勒之間的災難性的爭論中，兩個人都錯了，而且真理也並不處於中間。施穆勒感覺到了門格爾的二元論的危險，門格爾預見到了施穆勒的經驗主義的失敗，門格爾的二元論和施穆勒的經驗主義都勝任不了經濟實際。一個新方向是必要的。
經驗主義的廣泛傳播的統計學變種批判：W．利克希斯：《關於人口和道德統計的理論的論文》，1903年，第240頁及其以下；F．盧茨：《國民經濟學中的經濟形勢問題》，1932年，第128頁及其以下。
(12) （第76頁）關於社會和經濟變易的各個「狀態」或「階段」的學說在古代、首先是在亞里士多德時就已經可以找到其開端。關於各民族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關於獵人們、牧人們、農夫們等等，人們在18世紀談了很多（例如亞·斯密：《國富論》，第五篇）。不過階段論在19世紀才移到了研究的中心。這個事實不僅與19世紀的經濟實際所陷入的那些迅速的變化有關聯（這些變化強有力地導致了這樣一種階段論的擴展），而且也與那個時代的兩股不同樣式的精神潮流有關聯；這兩股潮流彼此互不依賴地使科學的思維對準了階段論：新的歷史意識的突破，也就是說轉向個別地 把握歷史的生活（就像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發生的那樣），要求甚至是對經濟形式的世界的精確得多的觀察和詳細研究。而此外又從完全不同的方面來了第二個有力的推動：經驗主義的發展觀念 在自然科學中的勝利。這個勝利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也擴散到了別的所有科學上。那是那樣一個時代，當時一個伊林那種級別的法學思想家在談到他的法學史研究的全部成果時說，它以「最完全的程度」向他證實了達爾文的學說（《法中的目的》，1868年，第1卷，IX。——關於發展觀念的歷史和各種形式以及對它的批評：魯道夫·歐肯：《當代的歷史潮流》，第6版，1920年，第132頁及下頁，第206頁及其以下）。自然科學的進化論的滲入各門社會科學常常與孔德以及他對歐洲思想的巨大影響有關係（《實證哲學教程》，1830—1842年）。事實上，孔德以特別的氣力做過：使國家和社會中的各個個別的事實作為按照一般的規律運行的、必然的發展的環節而可以理解。他的有名的三階段論產生過驚人的、強烈的影響。部分是直接地、部分經由斯賓塞，孔德也從進化論的方向上影響了德國的國民經濟學，並且由此而促進了經濟階段說的進一步形成。例如，這適用於施穆勒，他在精神上既是由達爾文，又是由斯賓塞和孔德所決定性地支配的。（對此：K．迪爾：《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第1卷，第2版，1922年；W．密切利希：《關於各個靈活的和僵硬的概念的學說》，1936年，第142頁及其以下以及迪爾的學生弗蘭茨·拉伯的弗賴堡博士論文：《古斯塔夫·施穆勒的進步觀念》，1934年。）關於自然科學的思維滲入社會科學，新近特別是哈耶克：《唯科學主義和社會的研究》，《經濟學》，1942—1944年。
每本教科書都報告了經濟階段說以及它的進一步形成。因此，我僅僅列舉：K．克尼斯：《歷史觀點的政治經濟學》，1883年，第351頁及其以下；卡爾·畢歇爾：《國民經濟的產生》，第8版，1911年；桑巴特，他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著作以19世紀的發展觀念為基礎，而為了了解可見他的小論文《經濟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J．坡楞厄：《比較的經濟理論的基本形式》，1919年；A．斯庇陶夫：《作為歷史的理論的一般的國民經濟學。各種經濟風格》，《施穆勒年鑑》，第56年度，1932年，第891頁及其以下。——關於「直觀的理論」：E．沙林：《盛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回顧》，第25卷，1927年，第314頁及其以下；A．斯庇陶夫：《施穆勒和國民經濟學的直觀的理論》，同上，第62年度，1938年，第400頁及其以下；W．伍勞伊哥爾斯：《德國的效用價值論的成就、弱點和事實上的意義》，同上，第61年度，1937年，第275頁及其以下。——例如凱恩斯的態度表明，現代的理論家們 多麼鄭重地把當時的經濟形式作為他們的理論分析的基礎；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眼前所有的總是當下的局勢。——關於C．門格爾對此的態度見第232頁。
(13) （第78頁）經濟階段、經濟風格、現實類型的經濟體制和其他一切「現實類型」不僅意味著與各種「理想類型」不同的東西，而且它們也是用另一種做法得出的：也就是用「概括的抽象」而與各種理想類型相反，各種理想類型是在「著重強調的」或「孤立化的抽象」中產生的。（更詳細的見本書第110頁及其以下，第118頁及下頁，第193頁及下頁，第250頁及下頁，第339頁及下頁。）
卡爾·門格爾已經使用了「現實類型」這個術語（《關於各門社會科學的方法的研究》，1883年）。——施穆勒（詞條《國民經濟》，載於《國家科學簡明詞典》第3版，第468頁）已經正確地感覺到了，韋伯對各個理想類型的特徵的描述不適合他的和畢歇爾的經濟階段，不過沒有論證這個想法。更詳細的關於兩種類型的區別的，特別是見本書第347頁及其以下以及注(24)和(66)。
(14) （第79頁）關於史前史的歷史圖像的最新擴充：施密特—科佩斯：《人民和文化》1，1924年；門新：《石器時代的世界史》，1931年；F．海希爾海姆：《古代經濟史》，1938年；為了入門：F．凱恩：《世界歷史的開端》，1933年。
(15) （第81頁）關於古代晚期經濟 的逐漸的、被個別的繁榮打斷的衰落和原始化：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的社會和經濟》，德文版，1929年；F．海希爾海姆，出處同上，第7和第8章。
(16) （第83頁）關於中世紀盛期和晚期 的經濟的新圖像以及關於城市經濟論的克服：A．舒爾特：《巨大的拉文斯堡貿易公司的歷史》，1923年；J．施特瑞德爾：《資本主義組織形式史的研究》，第2版，1925年；弗里茨·羅里希：《歐洲的城市》——載於《世界歷史的柱廊式入口》，1922年，第4卷；此外羅里希的演講：《中世紀的世界經濟》，1933年；J．庫利舍爾：《普通經濟史》，第1卷，1928年；克萊門斯·鮑爾：《中世紀晚期和近代初期的企業和企業形式》，1932年，以及《直到14世紀末的威尼斯的鹽業貿易政策》，《社會和經濟史季刊》，第23卷，1930年，第273頁及其以下；W．阿貝爾：《從13世紀到19世紀的農業危機和農業行情》，1935年；B．庫斯科：《信用經濟和資本流通在『信用經濟』中的產生》（科隆演講），1927年；H．西維金：《經濟史》，1935年，第63頁。應當從那些較老的、批判地面對過去占統治地位的城市經濟說的著作中列舉的：斯蒂達：《15世紀的漢薩—威尼斯貿易關係》，1894年。——我有責任感謝克萊門斯·鮑爾對中世紀經濟的問題和經濟秩序的一般問題的為數眾多的個人的建議和指點。
剩下的還有這一問題：像貝羅、畢歇爾、桑巴特和其他許多人那樣的經濟史學家和國民經濟學家們，怎麼可能會不顧那許多現存的原始資料的明確的話語而完全錯誤地判斷一個接近我們的時代的經濟？他們怎麼會相信看到了並存的無數的、自我封閉的城市經濟，而事實上在那裡存在的卻是一種大地域的分工的經濟；而他們又怎麼能夠完全忽略了中世紀的遠地貿易的存在和中心的意義？除了占統治地位的發展意識形態（它忽視了就像16世紀以來所發生的那些退化）之外，也許還可以認為，下列因素對此負有責任：人們不正確地解釋了托馬斯·阿奎那和其他許多中世紀的社會倫理學家對遠地貿易的反感，並且無視了社會倫理的要求與經濟的實際之間的巨大距離。此外，中世紀經濟政策 的主要承擔者是城市，而不是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把城市和它的貼近的郊區錯誤地看成一個封閉的經濟區域並且把它的法律裁決適用的區域同它的經濟往來的區域相混淆，就是容易理解的了。
(17) （第87頁）關於極為富於對立的古代經濟史研究的狀況：馬克斯·韋伯：在《國家科學簡明詞典》第三版中的詞條《農業史》；F．奧爾特爾在派爾曼的《古代世界中的社會問題的和社會主義的歷史》第三版（1925年）的補遺中；Ⅰ．哈色勃來克：《希臘經濟和社會史》，1931年，序言。
因為古代的那些原始資料對於有關經濟秩序的問題只給了部分地足夠的回答，研究者們就可以容易地發揮構思的快樂。人們或者 是在古代尋找今日的那些經濟狀況，把現代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對立投影到古代當中去，並且在這樣一些鬥爭的過程中為自己在當代的角斗中的立場尋找依據。愛德華·邁耶、派爾曼以及最近（雖然慎重得多）羅斯托夫采夫就是這樣。或者 人們把古代看成是現代經濟世界的對立物，羅德貝爾圖斯、畢歇爾和最近的哈色勃來克就是這樣。古代被現代化或反現代化了。在它當中尋找同樣的和相似的或者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必須從它自身來理解每一個時代。
(18) （第88頁）關於中世紀經濟 的歷史學的和國民經濟學的文獻所受的苦是：通常沒有把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的問題提到首位。例如，提出中世紀在多大程度上實行了自然經濟和在多大程度上實行了貨幣經濟這個問題，這是肯定不夠的。「自然經濟」的確包含了完全不同的經濟秩序（見注(35)）。
除了在注(16)中列舉的那些著作以外，關於中世紀的經濟還應當列舉：L．M．哈特曼：《論早期中世紀的義大利經濟史》，1904年；A．道普什：《歐洲文化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第2版，1924年；F．呂特戈：《中德地區中世紀早期的農業憲法》，1937年；R．帕索夫：《在關於各種經濟體制的各種學說中的各種領主經濟關係》，《國民經濟學年鑑》，112，1919年；E．凱爾特爾：《當局的價格調節史》，第1卷，1935年；G．米克維茨：《行會的各種卡特爾功能》，1936年；G．海夫納，出處同上。
(19) （第94頁）關於各個現代的經濟秩序的各種問題： 弗蘭茨·伯姆：《競爭和壟斷鬥爭》，1933年，以及《作為歷史的任務和法律的創造性成就的經濟的秩序》，1937年（帶有一篇弗蘭茨·伯姆、瓦爾特·歐肯和漢斯·格羅斯曼—道艾爾特的《經濟的秩序》叢書導論）；F．盧茨：《貨幣憲法的基本問題》，1936年（該書還描述了英國的貨幣憲法和英國貨幣業的實際上的秩序，我們在正文中涉及過這些）；F．盧茨：《金本位制和經濟秩序》，《世界經濟回顧》，1935年；H．蓋斯特里希：《新的信貸政策》，1936年，以及《信貸與儲蓄》第二版，1947年；H．格羅斯曼—道艾爾特：《經濟自己設立的法律和國家的法律》，1933年；W．歐肯：《國家的結構變化與資本主義的危機》，《世界經濟回顧》，1932年，以及《作為經濟憲法的基本原則的競爭》，載於《法律工作團體經濟科學小組論文》，第6卷，1942年；A．呂斯托夫，載於《社會政策協會論文》，第187卷，1932年，第60頁及其以下；W．羅柏凱：《當前的社會危機》（1942年）和《人類文明》（1944年）以及《國際秩序》（1945年）；F．A．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1945年；C．迪策：《農業和競爭秩序》，《施穆勒年鑑》第66卷，1942年，第129頁及其以下；L．密克施：《作為任務的競爭》第二版，1947年，1948年及其以後的《奧爾多年鑑》中的文章。
現代各民族的經濟就像是一個 巨大的車間，在其中千百萬個個別經濟最緊密地分工式地結合著。這種經濟需要依據一定的秩序準則的秩序，以便有能力運行。就像最近半個世紀的經驗令人信服地教導的，無限制地聽任各個經濟秩序生長以及經濟政策的不系統的干預在長期中導致了這樣一些經濟秩序：在這些經濟秩序中，現代的經濟過程只是在嚴重的干擾下運行，而它們最終必定也會像在古代晚期一樣導致原始化。因此，現代的經濟需要「經濟憲法」 。——剛才列舉的那些著作也定下了從思想上為這個經濟憲法做準備這個目標（對此見本書第357頁及其以下）。關於「經濟秩序」與「經濟的秩序」的區別，見本書第354頁及其以下。
(20) （第99頁）關於科學認識各個經濟秩序 ，更詳細地特別是在第三篇，第四章，第210頁及其以下。關於法律秩序和經濟秩序：見第228頁及下頁第307頁及下頁，和M．韋伯：《經濟與社會》，1922年，第368頁及其以下，以及韋伯在1910年的社會學家代表大會上的重要的討論文章（《德國社會學協會論文集》，第1卷，1911年，第265頁及其以下）。另外：R．施塔姆勒：《經濟和法律》，第5版，1924年，特別是本書第307頁及其以下。
(21) （第102頁）關於隨著構造階段和風格而實行的非歷史的簡化 ：馬克斯·韋伯：《科學學文集》，1922年，第195頁。不過馬克斯·韋伯沒有從他恰當的批評中得出各種必要的結論（見注(66)）。關於對階段說的批判：貝希特爾：《德國中世紀晚期的經濟風格》，1930年，第3頁及其以下。——不應當把我們的觀點誤解為，我們反對把經濟秩序概括為更大的組。但是，為了保持接近實際，必須根據經濟的秩序 結構來這樣地形成群組。例如，只要在古代的各個希臘城邦國家中實現過一種統一的秩序結構，就可以談到那裡的一種典型的經濟秩序。但是不能忍受的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秩序（就像比方說奧古斯都時代義大利的經濟秩序和埃及的經濟秩序）概括為一個「經濟風格」。
不僅在描述各種經濟形式上，而且也在表現日常經濟生活上，例如在經濟形勢的研究上都使人感覺到國民經濟學中的過大的簡化的傾向。過去和現在都作出過嘗試，以確定經濟形勢過程的、從而日常經濟生活的各種推移的一種真實的統一類型或「正常的周期」，以便由此為這種正常的周期創立一種 解釋的理論。在這方面同樣太少地注意到各個個別的經濟形勢運動的那些差別，低估了非經濟的、特別是政治的事情對日常經濟生活的那些影響，並且總的說來沒有看到經濟實際是怎樣的。沒有 經濟形勢的正常周期。（關於此：盧茨：《國民經濟學中的經濟形勢問題》，1932年；斯圖肯、納塞爾、盧茨和我在斯庇陶夫紀念文集《經濟形勢研究的狀況和最近的將來》中的文章，1933年；廷特納：《商業周期中的價格》，維也納1935年；哈耶克：《價格預期、貨幣干擾與錯誤的投資》，《國民經濟學期刊》第73卷，第186頁及其以下，以及下面第4章，Ⅳ。）
(22) （第103頁）引人注目的是，在綱領上為「理解的國民經濟學 」辯護的同一個科學流派（報告了它的有例如桑巴特關於《三種國民經濟學》（1930年）的書）做了一切，來阻止在科學工作本身中的歷史的理解：這也就是通過把它的工作奠定在這樣一些階段、風格或現實類型的經濟體制的基礎上。這裡存在著一種（在科學史上並不罕見的）綱領與行動根本對立的情況——而且是以特別粗暴的形式。脫離全部歷史的生活並且塑造這樣一些橫截面，進行不能容忍的簡化，使歷史的理解成為不可能。
有些著者——如貝希特爾（出處同上）和米勒—阿爾馬克（《各種經濟風格的族譜學》，1941年）——把經濟風格的概念用在例如與斯庇陶夫完全不同的意義上。他們正是靠著他們的風格概念的幫助而理解一個時代的生活表現的統一，從而理解即使是經濟與其他的生活勢力（比方說宗教或藝術）的當時的聯繫。在這裡，風格應該刻畫一個時代的生活風格的特點；它不應該為克服巨大的二律背反服務，因此它不應當去解決歷史的直觀和經濟學的—理論的思維怎樣能夠進行必要的合作這個問題。所以，存在著與我們的思維進程之外的這些嘗試的爭論。對他們首先應該提出這個問題：這種形態的風格觀念是否適合於認清經濟上發生的事情與其他的生活領域的聯繫。
關於批判經濟階段和風格說以及關於國民經濟學的理論與歷史的聯繫，最近特別是：A．呂斯托夫：《論經濟科學的各個基礎》，載於《經濟科學院一般評論》，伊斯坦堡，第2年度，第2號，1941年，第105頁及其以下。
(23) （第108頁）眾所周知，一般概念的擬人化 在歐洲精神史上並不罕見地起過災難性的作用。中世紀的極端的概念實在論者們的一個集團把像熱或冷或顏色這樣的一般概念看成是比各個個別之物更為現實的本質，認為各個個別之物只配得到一種不獨立的現實性。據說共相是實體，它產生和決定了各個個別之物。今日的極端的概念實在論者們（他們雖然是 極端的概念實在論者，卻不知道它）類似地把「資本主義」的概念看成是一種本質，它應當得到比各個事實更高的現實性並且產生了這些個別的事實。把資本主義看成是生效的原因——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一切歷史上發生的事情的。這種魔術的神秘主義考察方式統治著一部分較新的社會學的和經濟學的著作。
熊彼特的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德譯本1946年）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裡不僅講述了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過程（也就是說那個「人物」或那個「實體」）在技術的—經濟的領域作出了哪些成就。我們還讀到：上升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現代的科學，它塑造了自喬托以來的繪畫藝術，現代的和平主義和現代的國際道德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是它產生了以及如何產生於一種反對它的普遍的敵意，而且它自己使支撐它的那些牆垣倒塌。熊彼特是實證主義者。他想描述事實而不表示態度。他想以孔德的、聖西門主義者們的和許多別的實證主義者們的風格「描述」那存在於各個歷史事實中的發展規律。而且他反對談論「力量」、「原因」等等，因為據說它們是形上學的概念。但是發生的是什麼？對於他來說，一種人神同形同性地設想的、超自然的力量——恰恰是「資本主義」——成了那叫作歷史的傀儡戲的領導者。它賦予立法者們以他們的思想，賦予科學家們以他們的靈感，賦予道德哲學家們以他們關於各個價值的世界的想像，而且它引導著畫家們的畫筆。我們閱讀著一篇有關一個有時候是萬能的、現在則在衰老的生物和它的所作所為的故事。從孔德以來，實證主義者們就自誇超過了「神學的」和「形上學的」時代而開始了人類歷史的第三個、也就是實證主義的階段。但是，就像孔德和其他許多實證主義者們一樣，就是熊彼特也沒有發覺，他多麼厲害地遠離了他自己的綱領以及他怎樣重新陷入了魔術的神秘主義的思維。很少有形上學者這樣毫不猜疑地用一種人格化了的實體工作過，並且這樣沒有懷疑地相信過，在它之中找到了所有的歷史的起作用的原因，就像熊彼特和其他的現代人在人格化了的「資本主義」中找到的那樣。
今日的那些概念實在論者們本來可以從中世紀的共相論爭 中以及從擬人化的概念實在論的那些失敗中學到許多，而這個論爭的過程對他們本來應該是一個警告。有關於此的歷史的：B．蓋耶爾：《教父學的和經院的哲學》（此外《大綱》第2部分，第2版，1928年，第205頁及其以下）；文德爾班—海姆索特：《哲學史教科書》，1935年，第241頁及其以下以及在那裡列舉的其他文獻。關於原則上的批評：洛采：《邏輯》，1874年，第340節及其以下；胡塞爾：《邏輯研究》，第2版，1914年，第2卷，第106頁及其以下，第121頁及其以下。——關於概念的國民經濟學：本書第56頁及其以下。
像「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那樣的概念不能代替對現實的形態學的研究。
(24) （第108頁）人們想以「階段」和「風格」來捕捉經濟實際，結果卻見不到事實上的經濟實際的蹤影了，這個事實部分地從不清楚人們用來工作的那些類型的邏輯性質 中得到了解釋。
在構思它們的時候 人們相信，能夠以一定的寬宏大量並且在忽略許多歷史上的事實狀況的情況下來構思這樣一些「理想的情景」或「理想的類型」，恰恰因為涉及的只是理想的情景。在 構思它們之後 卻宣布，他們「捕捉」了或「描摹」了或「描繪」了具體的經濟。首先 聲稱，「城市經濟」這個類型表現了一種理想的情景，而與這個情景不相符的那些事實是不值得注意的。以後 則要求，承認「城市經濟」反映了一個經濟時代（比方說12世紀以來的中世紀）的經濟。這樣就在創作歷史圖景上為主觀性和任意性開闢了道路。
在邏輯上—科學理論上存在著兩個錯誤：第一沒有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的類型區別開來，理想類型各自只是純粹的突出經濟實際的一個方面，現實的類型則想再現真實的實際。第二沒有看清，一種一定的、嚴格的做法必須既在得出各種理想類型上、又在得出各個現實類型上占統治地位，這種做法排除了或者的確限制了主觀性。——只要還像今天這樣輕率地使用類型來工作，它們所引起的損失就會是巨大的。如果正確地得出和使用它們，它們就是一種極其有效的認識手段。
(25) （第110頁）關於古典的國民經濟學與歷史上存在的經濟並且特別是與它的時代的經濟的關係，見第53頁及其以下。
關於國民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性質和適用範圍，此外可見第45頁及其以下，第49頁及其以下，第227頁及其以下，第259頁及其以下，第276頁及下頁、第337頁及下頁，注(54)和(67)。
(26) （第113頁）經濟的一切個別 問題都是國民經濟學的那兩個主要 問題的部分問題。如果今日問到一家化學康采恩的組織、或者圖林根農業合作社制度的結構、或者德國農業機械工業中卡特爾的形成、或者德國的各個信貸銀行的結構，那麼它就是關於德國的經濟秩序的全部問題的部分 問題。也應當總是把它們當作這樣的問題來領會。而關於化學工業的經濟狀況、或者圖林根的牛奶經濟的狀況、或者德國農業機械製造方面的售貨發展和價格的形成、或者關於德國的各個信貸銀行的償付能力等等的問題，則是關於今日德國的經濟過程 的全部問題的部分 問題。就是這些例子也表明，兩個主要問題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這裡就已經應當預先作出警告，提防那種可能是容易想到的、但卻完全是行不通的解決嘗試：試圖為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造成特殊的理論，以便這樣來說明在每個經濟秩序 的範圍內的經濟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不清：各個具體的經濟秩序過於複雜，以至於不能夠用作理論工作的基礎。對它們的描述沒有呈現簡單的、一目了然的條件狀態，沒有這種條件狀態就不可能得出理論。不能為今日德國的或今日美國的經濟秩序造成兩種特殊的理論以說明今日德國的或美國的日常生活。正是必須尋找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更詳細的可見第三篇第四章，特別是第258頁及其以下以及第337頁及其以下。
(27) （第117頁）全部第三篇都是一個統一 ，並且正像這整本書一樣，只能作為這樣一種統一來理解。有些讀者也許需要個別的觀測點，以便總是清楚地記住這個統一。我建議，為此而利用各個單個章的（在它們當中特別是第四章的）那些開頭。
人們可能會對本文中的表述提出異議：對各個簡單 的現象的意識不會發現像「農民的田莊」、「家計」、「鞋匠的作坊」等等的那樣複雜的構成物。據說意識的各種基本內容要簡單得多；只是在困難的概念的工作之後才會產生像農民的田莊、家計等等的那樣的概念。對此應該著重指出兩點：首先，這種反對意見不可原諒地把科學研究的不同層次混為一談。經驗到底怎樣形成、概念究竟如何產生，個別的科學不必提出這個問題。它是哲學家的事（第20頁）。個別的科學從日常經驗出發並且試圖由此向前推進，去爭得有著其客觀上有效的判斷的科學的經驗（例如見第363—364頁）。為了認清一個村莊A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學家們不必去思考那些從根本上建立了經驗的原始的意識內容。相反地，他們從日常經驗出發，利用日常的各種概念並且研究在這個村子裡的F、R、T等等的那些農民的田莊。第二，列舉過的那種反對意見沒有認清，為什麼 有必要堅決地這樣轉向各個事實。因為許多人不 去察看各個事實，而是去規定某些像資本主義等等的那樣的概念，把它們推到開端上並且從它們出發來進行演繹，以至於他們仍然不熟悉那處在他們面前的和必須科學地認清的具體的世界。
(28) （第118頁）關於那兩種抽象的形式 ——通過「著重強調」的抽象和「概括的」抽象：洛采：《邏輯》，1874年，第40頁及下頁，第169頁及其以下，第176頁及下頁；W．馮特： 《邏輯》，1906年，Ⅱ，第11頁及其以下；特別是E．胡塞爾：《邏輯研究》，第2卷，第一部，第2版，第106頁及其以下，以及第216頁及下頁。令人感興趣的還有：古諾：《關於我們認識的基礎的論文》，第3版，1922年，第230頁及其以下。只有近代的科學才成功地充分發揮了著重強調的抽象，而在這種抽象之下所發生的，是提高了一個 具體的事實狀況的各個個別的方面，以及像在本文中以一個 家計、一個 工業廠家、一個 農民的田莊、一個 徭役莊園所顯示的那樣獲得純粹的形式。而概括的抽象卻是在概觀許多 具體的事實狀況中實施的，這時以類概念來抓住這樣一些事實狀況的那些共同的特徵。通過概觀數目很多的古代的莊園而產生了「家族經濟」這個類概念和現實類型，而通過概觀數目很多的中世紀的城市而產生了「城市經濟」這個現實類型。
更詳細的可見本書第246頁及下頁、第255頁及下頁、第337頁及下頁和注。
(29) （第124頁）關於鮑比奧修道院和中世紀早期的其他領主統治：L．M．哈特曼，出處同上；H．畢克爾：《聖加倫修道院的各種經濟關係》，1914年；A．道普什：《加洛林時代的經濟發展》。1913年。
(30) （第127頁）關於中世紀製造業的秩序 ，可見注(16)和注(18)中指出的那些著作；而對於近代的最初幾個世紀：A．奧賓和A．昆策：《同業公會變易時代中部德國東部的亞麻布生產和亞麻布銷售》，1940年。——必須在與德國騎士團對初級品的琥珀經濟特權和琥珀貿易壟斷的聯繫中察看列舉過的15世紀呂貝克的琥珀製品銷售中的兩方面壟斷。（關於此事：《呂貝克證書》第Ⅰ卷，6，1881年，第448號和586號；W．斯蒂達，載於《呂貝克歷史協會的報告》，1886年，第97頁及其以下；W．泰斯道爾夫：《普魯士的琥珀開採、加工和貿易》，1887年，第6頁及其以下。）如果運用各種市場形式的裝置去研究重要的、並且特殊地安排了秩序的中世紀的琥珀開採和主禱文的製造，那將會是富有成果的。
(31) （第127頁）在海希爾海姆的《古代經濟史》第2卷（1938年）中，可以找到一份史前時代的和古代地中海各文化的經濟史學 的圖書目錄（又見注(14)）。
此外，關於在它的經濟秩序中「完全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各種特徵占統治地位的印加帝國：H．庫諾夫：《印加帝國的歷史與文化》，1937年；L．鮑道英：《印加的社會主義帝國》，1928年（德文譯本1948年）以及那裡列舉的文獻。供了解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詞條《印加》和《南美》。
(32) （第132、322頁）關於集中管理的經濟中的經濟領導 的各個問題：《集體主義的經濟計劃》，哈耶克編，倫敦，1935年；L．馮·米塞斯：《公共經濟》，第2版，1932年。在最近幾十年中，在許多工業化國家中都必須從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它由此而走向了一個新階段。例如德國的那些經驗就是重大的。在這裡，從1936年起就試圖通過運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該問題。但是，把一個足夠的核算機器安裝進集中管理的經濟中（在實行了它的範圍內），這沒有成功。（在這一方面也有我在《國民經濟學年鑑》第159卷，1944年，第176頁及其以下，以及在《經濟學》，1948年中的論文。）
範圍廣泛的盎格魯-撒克遜文獻（M．泰勒、熊彼特、蘭格、勒納以及其他人的）以巴羅內1908年的著名文章為基礎（注(40)）。巴羅內的作品想證明，一個集體主義的國家的生產部門必須而且可以就像存在著完全競爭那樣地行事。它就像在完全競爭中所發生的那樣，也就是說根據成本原則來首先分發對於消費品的指示，然後為滿足消費者們的需求而調度各種生產資料。就是這裡和那裡的經濟計算據說也基本上是同樣的。這種思路產生於那種舊的、但是今天還是流行的觀點——「經濟行為的基本邏輯在商業的與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都是同樣的，由此而沒有困難地得出了解決辦法」（熊彼特）。
但是這個根本的命題是不能證明的和站不住腳的。——巴羅內和他的繼承人們從下述條件狀況出發：消費者們制訂他們自己的經濟計劃，而集中的管理機構則使自己適應消費者們的需求，這樣來控制整個的生產過程。因此，不是集中的管理機構的各個計劃，而是消費者們的那些計劃和需求最終決定著各個消費品、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使用。此外，對這個特別的模型還應當說：這種情況在歷史的實際中從來沒有成為現實過，而且最可能的是它將永遠不會成為現實。一個國家生產出集體財產，以便把經濟過程的控制交給消費者們，而它又用一定的貨幣資金裝備了這些消費者們——這是一個完全脫離歷史的假設。在集體所有制下得以貫徹的是集中管理經濟的方法，而消費者們對經濟過程的控制則被消除了，以便把它交給行政機關。——原則上適用的是，這個模型表現得不是集中管理的經濟，而是一種有著集體所有制的交換經濟，此外在這種經濟中還根據儘可能好的物品供應的原則行事。（關於這一點：第136—138頁、第47頁及下頁。）因此，不能允許把這個模型的理論分析運用到那些被稱為「集體主義的」經濟秩序的各個現代的問題上。
但是如果現實地研究集中管理的經濟——而不是這個模型，那麼就會顯示出，它的世界完全不同於交換經濟的世界——又特別是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僅僅指出若干類的問題：經濟計算（見第319頁及其以下）、投資和儲蓄、經濟形勢運動（見第290頁及其以下）、經濟權力的分配（見第295頁及其以下）以及國際貿易在這裡和那裡都是完全不同的。這種基本的區別在日常經濟生活的所有過程中都表現出來了，不認識它就沒有對現在和過去的經濟實際的認識。
整個一個民族的集中管理的經濟的領導所必須完成的任務之大，通常導致把對例如像煤炭、鋼鐵、木料、水泥等等的各個個別的經濟部門的特殊管理委託給獨立的機構。使所有這許多中央機構的各個經濟計劃彼此協調，根據經驗證明是非同尋常地困難的——因為缺乏足夠的經濟計算以及由於別的原因。如果這種協調不成功，那麼占統治地位的就是許多中央機構的「集團無政府狀態」，而只在名義上是集中管理的經濟。——在「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或「自給經濟」中，通常找不到所有這些困難。
(33) （第145頁）關於作為交換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先決條件的計算的尺度 ，可見例如G．卡塞爾：《理論的社會經濟學》，第5版，1932年，§40。
(34) （第176頁）關於各種市場形式 的學說是古老的並且已經由重商主義者們創立了：然而它當時沒有超出開端。
因為古典時期想要發現和研究經濟的自然過程和自然的價格形成（見第53頁及其以下），它就較少對市場形態的各個個別的歷史形式表示有興趣。整個學說因此（而以後又由於歷史的和理論的研究的分裂）而被擱置。像古諾（《財富理論的數學基礎》，1836年）、卡爾·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年，第175頁及其以下）和其他人的個別的突擊不足以造成轉變。
這樣也許就可以得到解釋的是，直到今天，對於重要的市場形式到底是什麼這一點，既不是清楚也不是一致統治著科學和公眾。例如：完全競爭。過去以至現在還把「完全競爭」與「開放的」市場相混淆，雖然在開放的市場上的確能夠實現而且事實上也經常實現所有的市場形式。——但是，最糟糕的是「自由放任」與「完全競爭」的混淆。對於19世紀初來說這還是可以理解的。那時人們相信，通過清除各種公法的壟斷、特權、強制和絕罰法，就能夠導致完全競爭的狀態。但是，不可原諒的是在19世紀後期還沒有認識到這個錯誤並且直到今天還極為經常地把自由放任和完全競爭看成是一個東西。現在可以容易地確定，從一種自由放任的政策中產生的絕不是普遍的完全競爭，而是也有供給壟斷、供給的部分壟斷、供給的寡頭壟斷等等。這種混淆今天還屬於經濟學上的那樣一些沒有根除的基本錯誤，它們也嚴重地損害了經濟憲法的法律工作。
較新的研究致力於精確地確定各種市場形式。我們在正文中詳盡地談過它所處在其中的那些危險。——常常是先驗地構思各種市場形式的體系並將它搬到實際中去。因此，人們不是在經濟實際中尋找和發現一種體系，而是「設置」它。這樣一些先驗地設置的市場形式並沒有再現具體的實際的那種形式世界。例如，人們把完全競爭描述成那樣一種市場形式，在那裡個別的人的影響等於零。顯然只有在供給者或需求者的數目無窮大的時候情況才是這樣。壟斷被構思成對立物：一個 廠家供應所有的顧客，而因為必須排除所有的替代可能性，就只有一個 廠家能夠占據這個位置，它為世界提供一切商品。兩種情況都是不現實的，而全部的實際都處於它們之間。幾乎沒有為把握多種多樣的實際作任何事情，而競爭和壟斷這兩個概念已經是相近的，也就是說不再能夠用於刻畫一定的實際的 事實狀況。與此相反的是，必須在經濟實際中贏得各種市場形式。應當在各個事實狀況中找到它們，就像其他各種理想類型的秩序形式也應當的那樣。應當「揭示」它們。這通過研究具體的個別經濟的各個經濟計劃而得以成功。因為可以精確地弄清市場的參加者們在其基礎上安排他們的計劃的那些計劃資料。（可以由它們、而不是由各種所謂的「行為方式」來查明各種市場形式：「行為方式」是一個被加進了極為不同的內容的概念。）這樣在研究經濟實際中得出的那些市場形式就可以解決向它們提出的那雙重的任務：為認識各個具體的經濟秩序 服務（此外可見第248頁及其以下，第349頁及其以下），以及作理論分析的基礎，這在運用中使得有可能從它們的聯繫上說明具體的經濟過程 （此外可見第258-259頁）。
應當從大量較新文獻中列舉出：V．龐巴維克：《資本和資本利息》後半卷，第3版，1912年，第357頁及其以下；魏克賽爾：《國民經濟學講義》第1卷，1913年，第84頁及其以下；帕累托：《政治經濟學教程》，第2版，1927年，第3章，第40頁及其以下；斯拉法，載於《經濟學雜誌》，1926年；張伯倫：《壟斷競爭理論》，第2版，1936年，有圖書目錄；E．施奈德：《壟斷式的經濟形式的純理論》，1932年；瓊·羅賓遜：《不完全競爭經濟學》，1933年，以及她的文章：《什麼是完全競爭？》，載於《經濟學雜誌》，1935年；R．弗里切：《壟斷—多極——在經濟學中的實力基本概念》，威斯特伽德紀念文集，1933年；H．v．斯塔克爾貝格的重要的書《市場形式與均衡》，1934年；斯塔克爾貝格：《不完全競爭的問題》，《世界經濟回顧》第48卷，1938年，以及《國民經濟學的諸基礎》，同上，第51卷，1940年；L．密克施：《作為任務的競爭》，第2版，1947年；E．里夫曼—凱爾：《有組織的競爭—價格形成》，1936年；漢斯·默勒：《計算、銷售政策與價格形成》，1941年。——表格式地描述各種市場形式：斯塔克爾貝格：《市場形式與均衡》，第3頁；密克施，出處同上。——關於市場形式與權力，見本書第295頁及其以下。
(35) （第179頁）關於「自然交換經濟 」這個類型：魏克賽爾：《國民經濟學講義》，第1卷，第61頁及其以下，第2卷，第4頁及其以下；卡爾·門格爾：《原理》，第2版，1923年，第9章。
歷史學家和國民經濟學家們經常談到「自然經濟」。一個很不出色的詞，它不適於標明經濟的秩序結構。「自然經濟」既可以指家庭的或氏族的或一個部落的集中領導的經濟，也可以指現實存在的自然交換經濟的關係。由此就抹去了集中領導的經濟與交換經濟之間的（從而那兩種經濟體制之間的）決定性地重要的區別。
關於「自然交換經濟」這個類型的啟迪學意義，可見第233頁及其以下。
(36) （第193頁）大多數貨幣史研究的問題提法都給歷史上的各個貨幣現象的分析造成了困難。這種分析通常是硬幣史的或者（主要是在克納普的影響下）法律史的。但是，只有對貨幣現象提出經濟上的問題（關於貨幣的產生、關於在這方面實現了的那些市場形式以及關於計算單位與貨幣的關係）才把它也引向理論的探討。
關於古代的貨幣史：艾伯特：《史前史的真實百科詞典》，《貨幣》條；《鮑利—維索夫古典古代科學真實百科全書》第二版中的為數眾多的詞條；海希爾海姆，出處同上，帶有圖書目錄。
對中世紀 的貨幣業的那些描述通常都是硬幣史導向的。這樣得到解釋的是：可以長期忽視私人的、城市的和國家的債據作為貨幣對中世紀的經濟具有的巨大意義，從其重要性上低估了就像中世紀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過的計算單位與交換手段的那種區別，以及沒有真正把硬幣也作為經濟現象來研究。——在這種關聯上，在有關中世紀經濟史的較新的著作中特別應該列舉的：庫斯科：出處同上；G．密克維茨：《來自雷維爾的賬簿》，1938年；M．M．坡斯坦：《中世紀英格蘭的私人金融工具》，（《社會和經濟史季刊》，第23卷，1930年）；M．奇奧達諾：《交換的契約》等等（都靈國王科學院出版物，1931年）；H．洛朗：《關於貨幣優劣的格萊辛定律》，1933年；J．瓦克納格爾：《13世紀作為支付手段的城市債據》，1924年。——在不同著眼點之下的關於較近和最近時代的貨幣業的發展：K．海爾弗里希：《貨幣》，第6版，1923年；J．M．凱恩斯：《論貨幣》，1932年；R．斯圖肯：《貨幣與信貸》，1949年；G．卡塞爾：《金本位制的崩潰》，1937年（德文版帶有B．普菲斯特爾的序言）；F．盧茨：《新金本位制》，《世界經濟回顧》第46卷，1937年；O．懷特：《德國的貨幣政策》，1950年以及B．J．Z．的各個年度報告。
如果貨幣不是以鈔票和匯劃貨幣的形式在銀行提供貸款的行動中創造出來，19世紀和20世紀的各個投資的以及因而工業化的一大部分就不會發生。通過提供貸款與貨幣創造的（或者償還貸款與貨幣的消失的）這種聯繫，根本改變了投資與儲蓄的關係。關於這一點：A．哈恩：《銀行信貸的國民經濟理論》第三版，1930年；H．蓋斯特里希：《信貸與儲蓄》第二版，1947年。
(37) （第196頁）關於那樣一些交換經濟，在它們當中的各個個別的市場上實現了不同的市場形式，可見斯塔克爾貝格：《市場形式與均衡》，第29頁及其以下，以及在那裡列舉的文獻。
(38) （第197頁）此外，較舊的貨幣理論問題的提法的一個錯誤是，從一種平均值——一般的價格水平出發，它表達的是一種思想上的虛構，而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並不考慮它，他熟悉的只是個別的價格。同樣很少可以把「價格水平」當作起作用的要素投入到推導過程中去使用。只有「當有必要在分析的結尾 概括出一個結果，用一個詞或一個數字表示一種總的形勢的時候」，像「價格水平」這樣一種平均值才是有用的。（K．F．梅耶，出處同上，第18頁。）此外關於這個問題：哈耶克：《價格與生產》，1931年，第3頁及其以下；哈伯勒：《指數數字的意義》，1927年，第70頁及下頁，以及（從另一個著眼點）A．洛施：《經濟的空間秩序》第二版，1944年。
(39) （第197頁）國民經濟學的古典時期經常只是研究了那樣一種交換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在一切市場上完全競爭占統治地位，而且在其中同時存在著金屬的流通貨幣。它因此而把握了市場形式與貨幣體系的一種最令人感興趣的組合，但恰恰只是一種 組合，只是一種邊界情況。——然而較晚的古典時期在一定範圍內超出了這一點，這是當它認識到了鈔票的創造對全部經濟過程的重要性時——一個重要的成就，它主要表現在奧維爾斯頓的那些著作（《小冊子及其他出版物》，1857年，例如第411頁及其以下）中。
魏克賽爾的《利息與物品價格》（1898年）開始了向新的問題提法的過渡。
(40) （第200頁）關於集中領導的經濟 中的經濟過程。——文獻通常從這種問題提法出發：在一個與「市場經濟」或「自由的經濟」或「資本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共同體中，經濟過程如何運行。（帕累托：《教程》第2版，第6章，第52頁及其以下；E．巴羅內：《集體主義國家的生產部》，載於《經濟學家雜誌》，1908年；V．維塞爾：《自然價值》，1889年，以及在注中列舉的那些著作。）——但是，我重複這一點：「集體主義」與「集中領導的經濟」不是同一的。「集體主義」應該標明一種具體的狀況，它在某些時代完全找不到，而在過去和現在的另一些時代中則得以實現。而「集中領導的經濟」卻實現於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中。它過去和現在都總是存在著。雖然它常常只有一些痕跡，但是它也經常在各個經濟秩序中占統治地位——通常是以自給經濟的簡單形式。（人們以「集體主義」來不精確地刻畫多種多樣地組合的那一類經濟秩序，在它們當中「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因素占統治地位。）——我們突出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這些實現了的、在實際中總是可以遇見的因素，並且發現了一種純粹的形式、一種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它被用作主要的模型：集中領導的經濟連同它的兩種形式——「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和「集中管理的經濟」連帶它們的變種（第129頁及其以下）。與別的行動相反，人們以這種方式從一個方面把握了歷史的 多種多樣性，而且同時獲得了這樣一些模型，它們精確地體現了一定的條件狀況，並且從而使得出理論 成為可能。
那樣一種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理論 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它從其聯繫上看清了在這種經濟體制之中的經濟過程。必要的 ，是因為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經濟過程運行得與在交換經濟中不同；因此那些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特徵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具體的經濟秩序，顯示出與那些交換經濟的要素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具體的經濟秩序不同的具體的經濟過程。這樣，生產與分配的秩序在這裡和那裡就極為不同；投資過程在這裡和那裡不同地進行；個人的各種需要的影響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就比較弱，或者被排除了；消費者們特別是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是沒有權力的；生產在這裡可以容易得多地集中於滿足需要的（比方說軍備的）一個一定的複合體；貨幣在這裡和那裡起著極為不同的作用；經濟權力在兩種情況下意味著不同的東西。這些區彆強烈地顯露於最近的時代中；理論的分析必須精確地突出它們。——但是，就像我們的概述也試圖表明的，一種集中領導的經驗的理論是完全可能 的。從各種資料和各個經驗規則中產生了領導的各個計劃，它們有著它們的評價；由此產生了它的行動；而這樣就能夠確定經濟過程以及它的困難。今日的一位理論家認為：「無論如何，那樣一個領域隨著交換經濟而消失：在一切社會學的科學中，只有在這個領域中才可能查明恆定的和客觀決定的聯繫。」如果他說得對，國民經濟學就必須放棄對於經濟實際的一個顯著的部分的認識。但是他錯了。而國民經濟學家們不應該從這樣一個領域中撤出來：在這個領域中，他們能夠（而且必須）作出根本性的事情。
(41) （第205頁）關於從雙重的角度（作為經濟上的問題和作為經濟上的資料）去看待來自先前的生產的存貨的必要性：歐肯：《資本理論的研究》，1934年，和《資本理論的主要問題》，《國民經濟學年鑑》，1937年。——新近關於在這本書的範圍內只能略微提及的各個問題：R．馮·斯特里格爾：《資本與生產》，1934年；斯塔克爾貝格：《在靜止的交換經濟中的資本與利息》，《國民經濟學雜誌》第10卷，1941年；E．林達爾：《貨幣和資本理論研究》，1939年；I．R．希克斯：《價值與資本》，第二版，1946年；哈耶克：《資本的純理論》，1941年。
(42) （第210頁）關於第一個經驗規則 （所謂的戈森第一定律）：戈森：《人類交換規律的發展》，1854年，以及在《國家科學簡明詞典》第4版上的詞條「需要」（H．梅耶的）中列舉的其他那些著作。——把戈森定律修改成「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I．R．希克斯，出處同上，第11頁及其以下；斯塔克爾貝格：《價值理論的發展階段》，《瑞士國民經濟學雜誌》第83年度，1947年。
(43) （第215頁）關於第二個經驗規則 ：T．N．卡弗：《財富的分配》，1921年，第二章；埃奇沃思：《有關政治經濟學的論文》，第1卷，1925年；A．密切利希：《確定土地的肥料需要》，1924年；E．施奈德：《生產理論》，1934年。也有摩根斯泰恩處的圖書目錄，載於《國民經濟學雜誌》1931年，第4冊。
關於第三個經驗規則 ：E．v．龐巴維克：《資本和資本利息》，第4版，1921年；博洽德，載於《世界經濟回顧》，第34和35卷，1931-1932年；N．卡爾多，載於《計量經濟學》，1937年，第201頁及其以下；斯特里格爾：《資本和生產》，1934年；E．施奈德，載於《國民經濟學年鑑》，第147卷，1938年；歐肯：《作為時間過程的經濟過程》，《國民經濟學年鑑》，第152卷，1940年，第113頁及其以下。
(44) （第219頁）關於風險 的問題：龐巴維克：《資本實證論》，第4版，1921年；H．馬爾夸爾特：《農業生產向各種價格看齊》，1934年；馬爾夸爾特寫道（第128-129頁）：「但是，在我們的工作中，重要的必須是，把這個風險問題 提升為獨立的理論問題 。不在意地把風險排除掉並且由此而冒這樣的危險：一再碰到實踐家聳肩膀以及這句格言：『是的。在實際中確實與在理論上完全不一樣。』——這種狀況的確是不行的。然而事實上卻是這樣的：一個接近實際的理論必須把風險因素包括在它的分析之內 。在這之後它也就不再面對各種事實而繼續束手無策了。這在我們研究的過程也越來越清晰地顯示了出來。」
關於各種預期的 問題：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第2版，1923年，第149頁；庇古：《工業波動》，第2版，1929年；G．米爾達爾：《作為貨幣理論分析的工具的均衡概念》，載於《貨幣理論論文集》，哈耶克編，1933年，第383頁及其以下；凱恩斯：《通論》，1936年，第22章。
(45) （第193、219頁）現代國民經濟學的—理論的研究在其問題的提出上、在它的思維方式上以及在各個主要成果上都顯示出一種顯著的統一性並且絕不是沒有聯繫的觀點的並列。應當指點本書的那些尋找現代理論的入門 的讀者們參閱：W．羅柏凱：《經濟的學說》，第4版，1946年；R．v．斯特里格爾：《國民經濟學基礎入門》，1937年；E．巴羅內：《理論國民經濟學的基本特徵》，第2版，1935年；供進一步學習的：斯塔克爾貝格；《理論國民經濟學的基本特徵》，1943年；G．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1947年。在那些巨著中特別是：E．v．龐巴維克：《資本和資本利息》，第4版，1921年；此外見注(8)和(10)。
在較老的那些人中，以分析個別經濟的現金持有來探討各個貨幣理論的 問題的有C．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第2版，1923年，第325頁及其以下；L．瓦爾拉斯；《要義》，巴黎1926年，第320頁及其以下；A．馬歇爾：《貨幣、信用和商業》，1923年，第282頁及其以下。從較新的那些人中我列舉出：K．F．梅耶：《金的遊動》，1935年；J．B．希克斯：《簡化貨幣理論的建議》，《經濟學》，1935年2月。
(46) （第230頁）關於「靜止狀態 」的觀念以及關於對這個觀念的批評，可見第四章，Ⅳ，第284頁及其以下和在注(58)中列舉的那些文獻。
為了避免誤解，還應該特彆強調：一種靜止狀態是通過各種資料的恆定性來實現的，這種恆定性必須得到完全嚴格的貫徹，從而也有現在和未來的各種需要的恆定性。只有當在提出本年的各個經濟計劃上為以後各年預計了與本年同樣強度的需要的滿足，並且與此相適應地預先規定了代替物的籌措時，才達到這樣一種靜止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生產出來的物質物品的、特別是耐久的生產資料的各個存貨總是保持著同樣大小。否則生產裝置就會擴大或者縮小。關於變動法 ，也可見第245頁及其以下，第284頁及其以下。
(47) （第235頁）關於那些魯濱遜分析 ：「如果想像由魯濱遜式的個體聯結出共同生活，那麼這就比得上那種歪曲的看法：似乎一個還沒受損害的花瓶原則上是由它此後被打碎而成的那些碎片構成的。」（哥特爾：《需要與滿足》，1928年，第70頁。別的批評者：迪爾：《理論的國民經濟學》Ⅰ，第二版，1922年，第4頁；卡塞爾：《理論國民經濟學的基本思想》，1926年，第10頁及下頁；桑巴特：《三種國民經濟學》，1930年，第176頁及其以下。）這種看法無疑是「歪曲的」。但是，誰維護它？——用那些魯濱遜分析所想要的完全是別的東西。繼續停留在那幅不怎麼出色的圖像中：沒有人需要擔心打碎花瓶。我們首先研究一個小花瓶，它的構造能夠比較容易看清。然後我們轉向構造比較複雜的好多個較大的花瓶——社會經濟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如果小的的花瓶的研究走在前面，就能夠更容易地從它們的內部結構和全部聯繫上看清這些較大的花瓶。龐巴維克偶爾說到過魯濱遜：「在我們敢於走到完整的實際的遮掩了的圖像面前之前，我們出於良好的理由在它溫和的形態上練一會兒我們的和我們的讀者的眼睛；但是，我們的理論的原來的活動場所卻是完整的社會經濟。」——關於各種魯濱遜分析的巨大的啟迪學價值：M．韋伯：《關於科學學的論文集》，1922年，第196頁；H．迪采爾，載於《國民經濟學年鑑》，1890年，第54卷以及龐巴維克，同上，第58卷，1892年；G．蘇爾策：《經濟的各個基本法則》，1895年，第80頁及其以下；查理斯·奈特：《資本與勞動》，德文譯本，1847年；J．B．克拉克：《財富的分配》，1902年，第40頁及其以下。關於18世紀的那些魯濱遜的故事（它們與今日的理論研究上的那些魯濱遜分析沒有內在共同點）：H．赫特納：《18世紀德國文學史》，第6版，1912年。
魏克賽爾的《貨幣利息與物品價格》（1898年）為「自然交換經濟 」的高度的啟迪學價值（不顧自然交換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重大對立）提供了一個證據。——關於從自然交換經濟上和貨幣經濟上探討薩伊定律：L．密克施：《有普遍的生產過剩嗎？》，1929年，第198頁及下頁。
(48) （第239頁）理論的國民經濟學家們試圖在繞過各種個別的市場形式 並且在只是輔助性地探討「社會主義」經濟的條件下創立一種統一的交換經濟理論。在最新的他們的這種嘗試中，卡塞爾的著作成了最著名的（卡塞爾：《理論的社會經濟學》，第5版，1932年）。卡塞爾想以他的理論研究一種超然於競爭和壟斷的交換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以對整個社會來說最合理的方式把各個物品的量引向它們的使用。因為這隻發生於嚴格地根據成本原則形成價格的情況下，就僅僅研究了這一種情況。理論雖然由此而獲得了一種巨大的形式上的完美性，但是卻沒有足夠地對準對經濟實際的說明。（關於這一點：W．克勞姆法特：《卡塞爾的理論的結構中的系統觀念》，1927年；以及熊彼特，載於《施穆勒年鑑》，第51年度，1927年，第241頁及其以下。）
在歷史學派的範圍內（部分地也在努力使歷史的與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相接近的進程中），曾經嘗試過在各個「受時代約束的」理論前面送上一個「不限於一時的」理論。這樣斯庇陶夫就談到了不限於一時的經濟並且要把它的理論推上首位。他把不限於一時的經濟理論理解為一種由一個統一的意志領導的社會經濟，在其中找不到獨立的個別經濟。因此，這是一種比方說處於維塞爾的「簡單經濟」的風格中的集中領導的經濟。雖然在理論工作的進程中證明，為分析交換經濟而運用分析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那些成果是適當的，但是我們無論如何沒有權力先驗地把集中領導的經濟稱為不限於一時的經濟。哪些經濟現象經受、哪些不經受變化，恰恰是不能先驗地確定的，而是只能憑經驗，也就是說只是在對歷史上遇到的事實狀況的分析工作的進程中。因此，把一種關於不限於一時的經濟的理論或一種形式的理論送到各種「歷史的」、「直觀的」或「受時代約束的」理論之前，這是不能容許的——完全不考慮的是，這些所謂的「歷史的」理論從來也沒有把握住歷史的實際並且因此始終仍然只是綱領。（斯庇陶夫，載於《施穆勒年鑑》，第56年度，1932年，第892頁及下頁，第918頁；伍勞伊哥爾斯，載於《施穆勒年鑑》，第61年度，1937年，第279頁及下頁。）
(49) （第242頁）對於那些產生於資料變化的經濟過程中的變化的陳述，如果是正確地獲得的，就是嚴格地、必然地、不容爭辯地 有效的。對於經濟過程的推移反過來在各種資料上促成的那些變化，就不能作出這樣的陳述；按照邏輯學的語言慣用法，對於它們的判斷是有問題 的。
還有一些例子：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可以精確地指出，一定的資料的變動如何引起勞動者的各種收入的提高。但是，它不能精確地確定，收入的提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導致工人們的效率的提高，從而「勞動」這種資料的變化。當它試圖這樣做時——它偶爾這樣做過——它就遭到了失敗。或者：藉助貨幣理論的幫助可以精確地證明，一種通貨緊縮政策引起經濟過程的哪些變化。根據經驗，在現代國家中，長期持續的通貨緊縮式的蕭條在具體情況下常常導致嚴重的政治震動，導致經濟政策和經濟秩序的變化。但是，對各種資料的這些反作用是否得以實現以及它們是哪一種的，這又如此之甚地取決於各個個別的國家的特殊結構和其他許多歷史事實，以至於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必須避免對此給出不容爭辯的判斷。
(50) （第244頁）此外，就是國際收支理論也犯了這種錯誤：承認包含著需要解決的問題的那些事實是資料。它把一國的進口和出口以及把國際收支的其他各個項目看成是給定的量，並且正是想由負債與資產方的關係說明外匯兌換率的高度以及它的變化。但是，一國的進口和出口與國際收支的其他各個項目一樣很少是給定的量。它們取決於彼此進行貿易的各個國家和各個價格以及各種外匯兌換率本身。因此，國際收支理論是不充分的，而因為它指明的幣值惡化的那些原因不恰當，它就在幣制政策上發生了極為有害的作用。（對此：哈伯勒：《國際貿易理論》，1933年，第26頁及其以下；歐肯：《德國貨幣問題的批判考察》，1923年，第1章。）
(51) （第247頁）因為不劃出一個資料的邊界 就不可能有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的研究，所有的理論家（自從有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以來）都用資料來工作。在這方面，常常沒有使用「資料」這個名稱，而是比方說談到「給定的要素」或「簡單的要素」或者還有「生產力」。這不是根本性的。可是根本性的是，對那些資料的各種想法常常是不完整的。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稱作「生產力」的東西就是資料，不過他不同地、更詳盡地刻畫了它們的特徵。「一個法律或一個公共機構不對生產力的增加或減少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將會說：如果它不改變一種資料的話。因此，經濟政策的任務必須是「喚起和培養」這種「生產力」。
直到那裡李斯特說得都對。但是，當他要求各種生產力的一種「理論」（他想在各種價值的理論之外提出這種「理論」）時，他就錯了。他把各種生產力的理論理解為一種應當說明具體的資料的形成的理論。創立這種理論的任何嘗試都必定要失敗，因為只有歷史的個別的理解才能夠看清具體的資料的形成。比方說這個問題：為什麼德國今天具有一個有一定的能力和教育程度的一定的人口，或者為什麼那裡有一種一定的社會和法律秩序。龐巴維克在同維塞爾的一次討論中說過：「理論的說明做的是一般說來可以期望於一種理論的說明的一切，它只是終止於『資料』，對它們自己的進一步說明不再是經濟學理論的事情。」他此後繼續說道：「這種資料是生產技術的資料，它不需要也不允許用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這恰恰就像這時那樣少：在那個有5袋穀物的墾殖者的例子中引證或者堅持經濟學的理論以說明，在那個墾殖者的各種需要中，對於穀物燒酒的需要排在對肉食的需要之後，它們為什麼如此排列，以及給予這兩種需要中的每一種的滿足以怎樣的重要性。」（《資本實證論》，附錄7）
關於各種資料及它們的獲得，此外：J．B．克拉克：《經濟理論綱要》，1907年；J．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1926年，第75頁及下頁，以及《社會科學文獻集》，第42卷，1916-1917年，第3頁及其以下；R．v．斯特里格爾：《經濟學的範疇和經濟的組織》，1923年；L．羅賓斯：《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年；F．盧茨：《國民經濟學中的經濟形勢問題》，1932年，第65頁及其以下，第116頁及其以下；克瑞西—萬特魯伯：《農業危機與停滯期間》，1936年，第362頁及其以下；K．F．梅耶，出處同上，第56頁及其以下；F．W．邁耶：《國際收支的平衡》，1938年，第14頁及下頁，第159頁及其以下。各種資料的裝置需要擴大（個別經濟的資料——全部經濟的資料；計劃資料——實際資料）。同時，從我們的研究中得知，我們絕不能把獲得資料的工作託付給社會學或者歷史的撰寫，它們沒有能力去做這個：由於國民經濟學的問題的提出和各個事實的著重強調的分析，國民經濟學 必定碰上那些條件——經濟過程就取決於這些條件。它把這些條件稱作資料。
(52) （第256頁）關於巴拉圭的耶穌會共同體的經濟秩序：P．埃爾南德斯：《瓜拉尼人的社會組織學》，1912年；M．法斯賓德：《巴拉圭的「耶穌會士國家」》，1926年。
(53) （第260頁）因此，根據在正文中說過的，國民經濟學過去對經濟史學 的影響經常不是有益的，因為轉借了一種不能勝任歷史存在的概念形成。就是施特瑞德爾的那些富有成果的工作也受到了極度擴大地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之苦。
海希爾海姆（《古代經濟史》，1938年）作出了使用各種「經濟風格」的嘗試。——我重複說：這些嘗試的失敗不是歷史學家們的、而是國民經濟學家們的過失。國民經濟學家們恰恰不應當把像階段或者風格那樣的不熟悉歷史的虛構提供支配，而應該把從歷史實際中得出的形態學體系提供支配，通過它的運用經濟史學家就成功地認識了經濟的具體的秩序結構 。（對此還有：A．呂斯托夫，出處同上。）
(54) （第263頁）經常誤解了這一認識：國民經濟學的理論是由「假言」判斷組成的。人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僅僅是由「假定 」組成的，也就是說是由為了彌補知識的一個缺陷而對一種說明的理由的暫時的和不受約束的假設組成的。——這裡存在著一個錯誤，從這個錯誤中產生了對整個理論分析工作的一種不正確的態度。在邏輯學的嚴格的意義上，「假言判斷」指的是：如果A存在，則C存在。假言判斷宣稱：由一個一定的原因產生出一個一定的後果。它以「充足理由律」為基礎。思維著的人不斷需要假言判斷，在假言判斷中以特別的程度表現著理智。眾所周知，表現了與假言判斷的對立的是直言判斷：S是P。正確地得出的假言判斷不可辯駁地、嚴格必然地、不容置疑地並且絕不是暫時地有效。每一本邏輯學教科書都告知了這一點，以至於列舉過的那種誤解是不可原諒的。
(55) （第268頁）關於運用 的那些科學理論問題可見注列舉的那些著作。關於「真理」與「現實意義」的區別，此外也可見我的文章：《克服歷史主義》，《施穆勒年鑑》，第63年度，1938年，第212頁及下頁，本書的第257頁及第347頁及其以下。
在研究本身中以及在科學理論上嚴重地忽視了理論的運用，這是可以容易地理解的。因為不論是對「概念的國民經濟學」來說，還是對「二元論」或是對「經驗主義」來說，都不可能有運用。——想構思一種「應用的理論」，那是徒勞的。抽象的 理論的運用是為了說明具體的歷史的事實狀況，根據每一次各自的情況而做的。如果以一種所謂的「應用的理論」來與所謂的「純粹的」理論相對，那就會抹殺「抽象的」與「具體的」的區別。
(56) （第269頁）關於由不充分的消息給認識較為過去的時代的經濟實際設置的那些邊界 ：也可見第79頁及其以下。經濟史學和國民經濟學必須也在事實上一直推進到這些邊界上。只有當它們把有關秩序結構的問題推到了突出地位並且從這個著眼點持續地透徹研究了各個原始資料（即使例如是古代經濟史的）時，它們才能做到這一點。
(57) （第270頁）關於重大的二律背反以及它的克服：此處可見第39頁及其以下和第337頁及其下頁。
(58) （第295頁）關於各種「動態的理論 」：熊彼特在他的《經濟發展理論》第1章的附錄和第90頁及其以下中告知了較老的文獻。（關於熊彼特的動態理論：E．v．貝克拉特，載於《施穆勒年鑑》，第53年度，1929年，第1頁及其以下。）從較新的文獻中應當特別列舉出：E．倫德伯格：《經濟擴張的理論的研究》，1937年（關於它以及關於這場討論的狀況，總的來說：V．史密斯，載於《世界經濟回顧》，第47卷，1938年，第613頁及其以下）；A．庇古：《靜止狀態的經濟學》，《經濟學雜誌》，1935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E．普來澤爾：《經濟形勢理論的基本特徵》，1933年。——關於在經濟史學中的各種發展理論以及關於它們與孔德和實證主義的聯繫：第72頁及其以下，第76頁及其以下和注(12)；關於靜止狀態：第228頁及其以下。
對現代的經濟形勢研究的闡述：羅柏凱：《危機與經濟形勢》，1932年（入門的）：G．哈伯勒：《繁榮與蕭條》，第2版，1940年；里昂·H．杜普里：《全面的經濟運動》，1947年。關於對各種動態理論和經濟形勢理論的原則性的批評，還有在注(21)中列舉的那些著作。
針對對各種經濟形勢理論的批評所提出的反駁是：應該具有一次性的不僅是個別的經濟形勢運動，而且是一切經濟現象（例如也看各種價格）。因此，據說必定還是有可能不僅創立一種價格理論，而且也創立一種經濟形勢理論。——但是，由此就沒有注意到一個本質的區別：價格日復一日地在上百萬種情況下都是相同形式地 被要求和支付的。可是個別的經濟形勢運動——例如1907-1908年德國的蕭條或者緊接著的1909-1913年的高漲——都是一種一次性的、不同形式的現象，它只顯示出與別的一些經濟形勢運動的一定的相似性。各個經濟形勢運動缺乏那種「相同性」：這種相同形式性可以在各個價格那裡找到，並且是一般地提出價格問題和成功地得出一種價格理論的一個根本的先決條件。（關於經濟現象的相同形式性以及關於整個的這個問題，更詳細地載於我的《資本理論研究》，1934年，第15頁及其以下。）
(59) （第308頁）關於經濟權力 問題的科學討論通常圍繞著這個問題：是「經濟規律」還是「政治和經濟權力」決定性地決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決定經濟過程。對那些主張前者的國民經濟學理論家們，國民經濟學的歷史學家們指出了權力的重要性，然而卻沒有精確地研究它。這種對照和存在於該對照中的問題提法 ，不能產生多少成果並且應當消失 。國民經濟學的第一個任務是揭示那些奠定了經濟權力的具體的事實狀況，並且具體地研究經濟權力的各個作用。（由此就同時產生了對於塑造經濟憲法不同尋常地重要的洞察力。）在像當前的這樣一個以巨大的風格形成著經濟上的權力集結的時代中，這個任務是緊迫的。
此外關於這個問題：E．v．龐巴維克：《權力還是經濟規律？》，《國民經濟雜誌》，第23卷，1914年，重印於《文集》，1924年，第230頁及其以下；J．熊彼特：《分配理論的基本原則》，《社會科學文獻集》，1916-1917年，第42卷；F．凱斯特納：《組織強迫》，1912年，第2版，1927年；E．普來澤爾：《分配理論中的財產與權力》，對比性的提要（阿爾弗雷德·韋伯紀念文集，1948年），第331頁及其以下。國民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對於私人經濟權力的各種現代問題的態度明確地表現在社會政策協會1905年的那些協商中，在它們的開頭是一篇施穆勒的短評。（《社會政策協會文集》，第116卷，1906年。）關於經濟權力集團的各種意識形態，可見本書第33頁及其以下。
缺乏關於從重商主義者們一直到今日國民經濟學對於經濟權力現象的態度的精神史上的研究。此外，一般地關於歷史上的權力：修昔底德，V．第86頁及其以下；馬基雅弗里：《君主論》，Ⅱ，1532年；雅各布·布爾克哈特：《世界歷史的考察和歷史學的斷片》（《全集》，第7卷，1929年）；弗里德里希·邁內克：《在較近的歷史中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觀念》，第2版，1925年；B．德·茹沃內爾：《來自權力》，第二版，1948年。
(60) （第317頁）關於「滿足需要原則 」和「賺得 原則」：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4版，1921年，和《資產者》，1913年，帶有許多事實材料；還有：《經濟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此外，勞姆：《一般經濟史》，1932年，第20頁及下頁；斯庇陶夫，載於《施穆勒年鑑》，第56年度，第911頁及下頁。桑巴特有理由地引證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Ⅰ，8-10。兩個人都錯了。新近關於這個問題：呂斯托夫：出處同上，第151頁及其以下。
注(16)和(18)中列舉的那些著作告知了古代和中世紀的人們的經濟行為。此外關於中世紀：G．埃斯皮納斯：《資本主義的起源》Ⅰ，1933年；施特瑞德爾：《貨幣經濟和早期資本主義》，載於《柱廊式入口——世界史》第4卷；凱爾特爾，載於《施穆勒年鑑》，1932年，第56卷，2；茨維迪耐克—蘇登郝爾斯特：《世界觀與經濟》，1942年，以及由西維金在他的《世界史》，1935年，第79頁及下頁上所列舉的那些著作。
當然，不是14世紀所有的遠地貿易商都是呂貝克的瓦倫爵普斯家人的類型的，不是15世紀晚期的所有遠地貿易商都是奧格斯堡的富格家人的類型的。那時在一個和同一個城市和家庭里有過許多層次和歷史的變化。極為經常的是，跟在性格樂於冒險和慷慨大方的世代之後而來的是領年金者的世代。正是這樣一些變化在中世紀的經濟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就是農民們和手工業者們的態度也經常改變：有時滿意於、有時則不滿意於一種一定的生計並且因此有時溫和而有時好鬥。如果試圖把中世紀的人的經濟行動說成是根據「滿足需要的原則」的行動，把現代人的行動說成是根據「賺得原則」的行動，那就是以雙重的方式非歷史地行事：用一個詞掩蓋了 在各個個別的民族、地區、階層和時代中的經濟行為的差別 ，使多種多樣性消失；中世紀的各種原始資料都很清晰地顯示出這種多樣性，而今天的每一個進行經濟活動的人都在我們的當代並且在每一個國家中經歷過這種多樣性。另外遠為過度地強調了 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對經濟的態度之間的對立 ，而對人的各種連貫的特性則看得過少。我們在正文中談過，在中世紀的行會會員與現代的工會會員之間，或者在中世紀的遠地貿易商與現代的企業家之間存在著某些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在這方面，無疑地存在的各種區別常常與今天通常認為的不同：「如果與此相反地進入了各個原始資料之中的話，那麼就會得到一個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知識：舊風格的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比現代的人多得多地以一種聲名狼藉的業務道德來生活。他要求得過分，造假，起偽誓，逃避賦稅和關稅。他輕率地借入貸款並且試圖損害他的債主們，他還放高利貸。這樣一種全部行為只是與他整個的還沒有充分發展的經濟地位相適應，所以此外根本不可能令人驚異。」（庫斯科）
(61) （第321頁）告知「經濟原則」：H．迪采爾：《理論的社會經濟學》，1895年，第175頁及下頁。那裡還有與別的、較舊的觀點的爭論。O．馮·茨維迪耐克—蘇登郝爾斯特：《一般國民經濟學》，1932年，引論。漢斯·默勒，載於《國民經濟學和統計學年鑑》，第150卷，1942年，第241頁及其以下；A．福伊：《古典國民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及歷史主義對它的批評》，馬爾堡博士論文，1936年。——誰想證實（如新近的W．A．越爾：《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1943年，第1卷，第8章）：人的所作所為不僅可以用謀求儘可能大的賺得或「資本主義的」動機來解釋，他就說得完全正確：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恐懼、仇恨和爭奪權力、愛和人道以及其他的動機以極為不同的方式決定著人們的行動。但是他不可以由此推斷說：「經濟之外的目標設置和內心的衝動導致背棄經濟原則。」
經濟原則與人的行動的各種目的或目標無關。各個目的是極為不同的，例如可以是利己主義的或是利他主義的；而行動則總是按照經濟原則的。一個修道院的領導者，他絕不想去儘可能多地賺得而是完全為人道服務，他在經營各塊農田、加工各種原料、購入物品、使用捐助等等的時候都按照經濟原則計劃和行事。這就是說：他力圖以儘可能小的價值花費達到一個一定的目的，以便能夠以現有的那些農田、原料等等做出儘可能多的善事。
(62) （第322頁）從正文的表述中得知：必須極為慎重地對待被大量濫用了的「理性主義的 」對「傳統主義的 」經濟領導 這個對照。理性主義的與傳統主義的經濟活動之間的差距僅僅產生於那種地方：在那裡，根據各種價格的、技術知識的或另外一種資料的變化了的狀況有必要實施各種生產資料的一種新式的組合；但是，由於堅持一種舊的流傳下來的做法而沒有實施這種組合。但是在其他情況下，也就是在技術知識和其他資料接近恆定時，傳統主義的經濟和理性主義的經濟是一致的。此外關於此事：見H．馬爾夸爾特，出處同上。
(63) （第326頁）關於價格上升時供給的減少 ，也就是關於價格和供應量的負的依賴性：I．費雪：《經濟學的基本原理》，1921年，第312頁及其以下和436頁及其以下，帶有勞動市場的好多例子。費雪說：「煤礦中的較新的實驗表明，各種工資的輕微上升促使工人們更長時間的勞動，但是大的提高（高於通常工資的60％）則引起工作的無規則和減少勞動小時數的願望。」此外：熊彼特：《國家科學簡明詞典》第4版中的詞條「供給」。關於農業：迪策：《作為農業價格政策的手段的強制辛迪加》，《國民經濟學年鑑》，第145卷，1937年；A．恰雅諾夫：《關於農民經濟的學說》，1923年。這種聯繫的數學探討：斯塔克爾貝格：《在生產經濟中的供給與需求》，《數理的經濟和社會研究文獻集》，1938年，第4卷。
在重商主義中，把工資下降時勞動市場上的供給上升看成是常規；由此而強烈地影響了重商主義的工資政策。（也可見E．F．赫克雪爾：《重商主義》，1932年，Ⅱ，第150頁。）在那些較新的人中，例如馬歇爾（《經濟學原理》，Ⅵ，2和12）警告提防對這些情況的數量估計過高。
如果我們確定兩種行為，人各按它們而具有一種「靈活的」或是「始終不變的」需要的水平，那麼在這裡涉及的僅僅是對物質物品的各種需要，沒有涉及對閒暇的需要。沒有注意到這後一種需要。在工資提高時相應地較少勞動的工人，雖然恰好像過去一樣地滿足他對物質物品 的需要，但是他更好地滿足了他對閒暇的需要。這樣剔除對閒暇的需要也許是可取的，因為它與別的需要相反，恰恰是通過放棄經濟活動來滿足的。
(64) （第328頁）還沒有詳細地澄清這一問題：按照「儘可能高的純收入原則」 的或按照「儘可能好的供應原則」 的經濟行動怎樣影響經濟過程。充分的理論研究將必須為各種不同的經濟體制、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形式、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提出和解答這個問題。
一旦放棄了「賺得原則」與「滿足需要的原則」的對照，理論地—一般地並且同時歷史地—具體地解答這一問題——人對經濟的態度的差別如何也在這方面影響它的過程——就從根本上變容易了。
(65) （第333頁）支配著19世紀和20世紀的科學的是這一追求：埋頭於一個時代的各個一次性的現象並且從歷史上去把握人的行為的各種多樣性。這是它的長處，又是它的弱點。它的長處——由於它喚起了對於歷史上的世界及其形式的多種多樣性的意識；它的弱點——由於它在它的追求上走得太遠，僅僅把個別時代的人看作是歷史的可變化的生物並且竟然沒有再注意過，現在和 過去到處都存在著人的某些基本的特徵。歷史主義以這種方式完全喪失了理解人的能力。它看得到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圖解化了的發展的形象。這樣就能夠普遍使用像「滿足需要的原則」和「賺得原則」那樣的不合乎歷史的對照，並且能夠認真地嘗試用這一個或者另一個詞來標明整個時代的經濟精神。
眾所周知，19世紀的和20世紀初的那種個別化的、突出各個個別的歷史時期和各個個別的民族特徵的歷史學體現著對17和18世紀的科學的一個回擊。在它當中占統治地位的是這種信念（不管涉及的是笛卡爾、康德還是國民經濟學家們）：各個個別性的人的一切差別，不管它們會有多強烈，都並沒有一直達到人的心底；然而恰恰是在全部的歷史上，都存在著一個到處都可以找到的基本層。雖然這種觀點並不罕見地導致了低估各個個別的民族、時代和人物的特點。就是進行經濟活動的人也被古典的國民經濟學家們視為一個始終不變的人物，他們相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夠找到這個人物。與此相對立的是，當時的科學家並不像後來的那樣對在人的態度方面的那些基本的、連貫的特徵置若罔聞，這些特徵是特別本質的。這是它的長處；就這點而言它對人有更大的了解。
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正確認識將達到兩種看法的一個綜合 。
(66) （第193、249、339頁）類型 這個概念從柏拉圖和主要是從亞里士多德那裡獲得了一種確定的科學內容。亞里士多德把它運用在貫穿於他的整個研究的那種追求中——把個別的東西聯結成一個整體。類型可以說處於個別的現象與一般的東西之間。「他要為大量的各個現象尋找普遍地連貫的特徵和類型，收集同族的東西並且由此使它相互說明，使各個問題一般化並且因此而使它們接近於解決」（魯道夫·歐肯：《亞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年，第44頁及下頁）。關於亞里士多德的用辭：卜尼茨：《亞里士多德索引》（τvπoç）。因此，亞里士多德的各個類型接近那些「現實類型」。「（類型的）同一個概念同時出現在各個最不同的領域——動物學、植物學、結晶學、化學、語言學——中，這屬於科學的較新的發展中的那些意義重大的現象」（W．馮特：《邏輯學》Ⅱ，第3版，第55頁）。必須這樣補充馮特：類型概念的運用同時滲入了歷史學、心理學、教育學和國民經濟學。（為了了解：E．賽特里希：《W．斯特恩、E．斯普朗格和M．韋伯的類型概念的邏輯結構》，1930年。）這些類型大多數是現實類型。關於理想類型的形成，馬克斯·韋伯寫道：「得出它（理想類型）是通過單方面地提升一個 或者也有一些著眼點 以及通過把大量混亂的和不連續的、這兒較多、那兒較少、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的個別 現象（它們服從那些單方面地強調的著眼點）聯合成一個自身很統一的思想 構成物。在其概念的純粹性上，這種思想的圖像在實際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從經驗上發現的，它是一種烏托邦； 而對於歷史學的工作來說就產生了這一任務：在每一個個別的情況下查明，現實與那種理想的圖像有多近或多遠，從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上把一個一定的城市的各種情況的經濟性質稱為『城市經濟的』」（《科學學論文集》，1922年，第189頁及其以下，第275頁及其以下，第372頁及其以下。《經濟與社會》，1922年，第9頁及其以下）。——韋伯對於理想類型的形成所說的，不僅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也包含著嚴重的缺陷。他既沒有認識到現實類型與理想類型的基本區別，也沒有認識到二者的邏輯性質，還沒有認識到導致形成這兩種類型的抽象方法的差別。因此，他稱之為理想類型的那種 類型具有一種不確定的概念內容。雖然他批評過現實類型的那種廣泛流行的濫用式的使用（見本書的第100—101頁及下頁），但是他同時也接受了畢歇爾的那些經濟階段並且想把它們解釋成理想的類型（例如在《國家科學簡明詞典》第3版的詞條《古代農業史》中）。他把中世紀的「城市經濟」同樣稱為一個理想的類型，就像稱呼魯濱遜經濟這個樣子完全不同的、真正理想類型的模型那樣。由此他助長了那種通常的對理想類型和現實類型的混淆——對此我們已經談過了（例如注(24)）。因為他對於類型的形成的觀點今天還占著統治地位，而不同馬克斯·韋伯爭論就不可能澄清這個重要的問題的複合體，對他的批評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裡涉及的不是反對 韋伯而闡發理想類型的一種新概念，而是涉及精確地和完整地確定韋伯沒有清楚地和僅僅部分地看到了的東西。（關於馬克斯·韋伯：B．普菲斯特爾：《向理想類型發展》，1928年；謝爾廷：《馬克斯·韋伯的科學學》，1936年，第319頁及其以下。）至於名稱，西格瓦特這樣談到那樣一些類型：「我們把它們看作各種理想地完美的類型，以便把各個個別的樣本與它們相比較」（《邏輯學》，Ⅱ，第二版，1893年，第240頁及下頁）。G．傑利內克在他的《一般國家學》中再三需要「理想類型」這個概念並且試圖精確地規定它（例如第二版，1905年，第32頁及其以下）。M．韋伯接受了G．傑利內克的概念和概念內容。韋伯的類型學說的影響是令人驚奇的：人們不僅連同它的一切重大缺點一起接受了它，而且人們甚至相信：韋伯「發現了」理想類型。韋伯本人對這後一種誤解沒有責任。他自己堅定地強調過，在他之前理論研究早就已經用理想類型來工作了。古典主義者們已經使用過這樣一些思想上的模型。例如屠能——而且是以出色的形式；他就是對它們的邏輯性質也作了一些機智的評論（他的《孤立國》第二版的前言。此外：西尼爾：《政治經濟學講演集》，1852年；J．S．穆勒：《邏輯學》，第5版，第6篇，第9章第3節）。不需要特別指出，現代的理論研究使用了它們。不過，常常是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它們的邏輯性質而這樣做的。
關於「現實的類型」和「理想的類型」之間的區別：畢歇爾的「家庭經濟」是一種現實的類型。應當用「家庭經濟」來表現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經濟實際。而屠能的「孤立國」——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國家，在其中一個巨大的城市處於一個土地完全同樣的平原的中央，一個沒有開墾的荒野把這個國家與其餘的世界完全隔開，而且在這個國家中到處都是完全競爭占統治地位——它卻是一種理想類型，它被當做思想上的模式來使用。屠能沒有用他的孤立國來表現現實的實際並且也不想這樣做。但是他在研究具體的經濟中得出了它，用它強調了具體的經濟的一個 方面，而用這個理想類型所獲得的那些理論原理則在它們的運用中服務於揭示具體的聯繫。雖然我們也是這樣在各種事實狀況中發現了各種秩序形式——經濟體制、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形式、市場形式、貨幣體系，簡言之：整個的形態學體系。它們存在於 那裡。科學必須在那裡發現它們。但是這些秩序形式不是純粹 地存在於那裡，而是各式各樣地相互「融合著」 ——一個我們經常地碰到過的結果。通過我們個別地著重強調了它們，也就是說在思想上把它們從它們在實際的經濟中所處於其中的那種融合中解脫出來，並且這樣以純粹的形式得出了它們，我們就具有了這樣一種類型：它們個別的並不描摹經濟現實；相反地它們卻在邏輯的意義上是「理想的」。（因此，在現實類型和理想類型上，「現實的」與「理想的」的對照是一種邏輯的對照。在這裡，「理想的」與「現實的」一樣，並不具有規範的含義。理想的類型沒有呈現出完美的理想。它不是倫理學的概念。此外：第77頁及下頁，注(13)和在那裡列舉的地方。）
提出過這個問題：各種「純粹的形式」或「理想類型」對各個「模型」是什麼關係。那麼：科學從實際的經濟中著重突出的那些純粹的形式被作為模型來利用 ，那些理論推導就是在它們之上進行的。例如，人們在現在和過去中發現了「供給壟斷」。我們把這個通常與別的形式融合了的純粹形式突出為理想的類型，並且把它作為模型、也就是作為精確地規定了的條件狀況來運用。供給壟斷的理論就是在這種條件狀況之下推導，哪些價格得以實現，以及銷售了多少數量。因此，正確地得出的各個模型恰恰不 像稱呼過它們的那樣是「設計的模型」，而是相反的東西。
如果簡單地「設定」、也就是先驗地構思各種模型——就像過去和現在多次在各種市場形式上發生的那樣（例子：注(34)）——那麼當然能夠隨意構思許多模型。但是它們對於認識過程的價值不大；在它們之上得出的那些理論原理同樣仍然是無法運用的。這樣一些模型是為理智的遊戲服務的。它們就像西洋棋。人在那裡設立了一定的條件，於是理智和聯想的能力就可以在遊戲中前後一致地發揮。沒有人聲稱，象棋遊戲複述了一種真實的實際或者在認識過程中是直接有用的。在設定的模型上的思維遊戲中，也同樣少有這種情況。
(66a) （第249、339頁）類型學和整個形態學的分析今天還在好多地方造成困難。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所有那些已經習慣於用「階段」或者「風格」來概括沒有分析過的事實並且需要像「資本主義」等等那樣的總括的名稱的人，都絕不會想到著重強調的抽象和揭示現實的各種秩序形式。在純粹文獻上的討論中將不會克服這些困難。各種市場形式和其餘一切類型的獲得要求國民經濟學家們下定決心，在現實本身中進行工作，形態學地研究廠家和家計，放棄在離開對象的地方進行那些他們在其中出現的討論。如果像1945年之後在德國東部那樣集中管理的經濟占統治地位，那麼過程和影響都與1918年之後不同，當時必須主要以交換經濟的方法支付某些以貨幣規定的數額，從而各種價格的機制在籌措和轉送戰爭賠款上運轉著。但是，只有在確定了占統治地位的各種市場形勢和貨幣體系之時，才能夠精確地描述和解釋在交換經濟類型的經濟秩序中的戰爭賠款的過程和全部經濟的作用。壟斷或寡頭壟斷或競爭是否占統治地位，是否實現了帶有或不帶有均衡的市場形式，貨幣是與一種商品相聯繫還是以貸款的途徑產生，對於單方面付款的過程和作用都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運用形態學的—理論的體系才使得可以說明1871年以後法國的戰爭賠款的和1918年以後德國的戰爭賠款的那些完全不同樣子的後果，或者總的來說，各筆「賠款」對我們的世紀第三個十年全部經濟上發生的事情的不同尋常的影響。在別的貨幣體系和市場形式的範圍內過程和作用就會不同。因此，恰恰是與批評的命題相反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有關貢物、戰爭賠款等等的文獻沒有容許看清這些單方面的償付款項事實上在其中發生的那個實際的秩序結構，它就停留在表面上。
各種秩序形式都存在於經濟實際之中 ；經濟實際每次都具有一個一定的秩序結構。日常經濟生活運行於這些形式之中。如果我們沒有認清那些形式，我們就放棄了對經濟實際的認識。
(67) （第341頁）關於理論的邏輯性質：此處可見第262頁和注(25)。
歌德（《格言與反思》，周年紀念版，Ⅳ，第231頁）極其確切地說：「在理論使我們相信各個現象的聯繫這一限度內，它就其本身來說沒有任何用處。」——這裡也應當列舉席勒。他最給人深刻印象地區分了認識的三個階段：普通的經驗主義 「沒有超越經驗的現象」，對於它來說，各個感覺「總是個別的和偶然的」。普通的經驗主義只具有「經驗這唯一的一個要素並且因此不具有經驗」。理性主義 探求「各個經驗的因果關係」。「根據我的判斷，理解力的這個功能是必要的，並且是一切科學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它冒著這種危險：把在自然中聯繫著的那個東西嚴格地分離出來。」第三：就像席勒所稱呼的那種「理性的經驗主義 」，它把普通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著科學的認識。「這樣我們也就發現，導致科學的認識的，只是各種自由的思考能力的完全起作用，並且加上感官的各種感覺能力的最純粹的並且最擴散的起作用。」（1798年1月19日致歌德的信。）席勒由此而說明了決定性的那一點。
此外：洛采：《邏輯學》，1874年，第92頁及其以下，第175頁及其以下，第378頁及其以下。
(68) （第344頁）關於定義 、它的價值、它的地位及對它的濫用的利用，可見第28頁、第57頁及其以下、第105頁及下頁、第145-146頁、第340-341頁及下頁，注(1)、(9)和(23)。
(69) （第344頁）胡塞爾：《邏輯研究》，Ⅰ，15；也可見上面的第27頁及其以下。
(70) （第346頁）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期間內，在全部的思維和評價的原則上歷史化的運動中發生了真理觀念的相對化 ，這種相對化如何破壞了各門科學的（而且在其中恰恰有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基礎，對此1937和1938年在《施穆勒年鑑》上的歷史主義討論給出了一幅確鑿的圖像。歷史主義與它的真理觀念相對化一起是一個運動，它激發了當代的全部 精神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它捲入了與它自己的根本矛盾之中。熊彼特從相對主義的實證主義立場出發寫道：「這種精神態度的意義和價值是清楚的。」「對於科學工作的實踐來說，重要的不是某些『真理』，而是人們能夠用來操作的那些方法，而這簡直就意味著：這樣來處理資料，以致出現的東西與觀察到的各種事實相適應」（《經濟發展的理論》第4版序言，1935年，第15頁）。與此相反，此外應當著重指出：每個相對主義者（熊彼特也是）都為這樣一些在這裡闡發的原理本身要求真理的成分，因而不顧一切否認，還是在用真理的觀念工作，並且由此而陷入自我矛盾。極其富於影響的帕累托也相似，他再三努力證明真理觀念的完全多餘，並且儘管如此卻把這個所謂的證明看作真實的 。奧爾特加附帶說道：「施本格勒的著作使自己窒息而死，因為他沒有考慮到，各個文化的（歷史上的人的各個行為的）相對性的證明就它那方面來說是絕對種類的事。歷史在提示人類的各種形式的相對性時，就表達出了一種不再相對的認識」（《我們時代的任務》，沒有出版年代，第288頁及下頁）。一切都是相對的；但是我的相對主義的信仰是絕對的——這是一種難於能夠指望的、不可靠的、站不住腳的論斷。
(71) （第349頁）關於專業地和全面地—歷史地探討經濟問題：第100頁及其以下，第248頁及其以下，第256頁及下頁，第272頁及其以下，第287頁及其以下，第331頁及下頁。
(72) （第352頁）關於經濟秩序 在一方面、經濟階段 和經濟風格 在另一方面的對立：此外可見第100頁及其以下、第121頁及其以下、第248頁及其以下。
關於為每個經濟秩序創立一種特殊的理論的不可能性：第108頁及下頁、第260頁及下頁、第268-269頁和注(26)。
(73) （第355頁）還經常看不到克服國民經濟學與企業經濟學的分離 的必要性，原因在於錯誤地認識各個問題和它們的統一。關於較新的企業經濟學文獻的態度：M．勞曼載於《世界經濟回顧》，1936年，第44卷。在那些在其中建立了聯繫的較新的企業經濟學著作中，應當列舉：M．R．勒曼：《一般企業經濟學》，第2版，1949年；W．普里奧：《經濟企業的學說》，特別是第一篇，1935年；M．勞曼，《企業經濟學》，1936年。
(74) （第359頁）關於當代的經濟憲法政策的各個問題和它們的解決：可見注中列舉的那些文章。
(75) （第361頁）關於法律形態 與國民經濟學的聯繫：弗蘭茨·伯姆：《競爭與壟斷鬥爭》，1933年，《經濟的秩序》，1937年；H．格羅斯曼—道艾爾特，載於《漢薩法律雜誌》，第20年度，1937年，第282頁及其以下；G．施麥爾德斯，載於《全部國家科學雜誌》，第101卷，1940年，第64頁及其以下。也應該正是使市場形式學說成為能夠對法律思想和法律政策富有成果的一個例子：一件東西的所有者是一個壟斷者，他的所有權事實上對於他所具有的內容不同於對於處於與別人的競爭之中的所有者：對於一個獨自向一個村莊供應水的一眼泉水的壟斷式的所有者來說，這個所有物所意味的完全不同於對於那種所有者，他在與其他的水的競爭中供應他的泉水。在壟斷的情況下，權力地位遠為大得多，而且存在著村中的居民對泉水的所有者的依賴；如果在水的供應中存在著競爭，就會取消這種依賴。財產限制和締約強制 的各個問題各按實現了的市場形式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因此，應該在法律政策和法律科學上各按市場形式而不同地處理它們。
(76) （第361頁）第六版（對第五版）的那些修改並不多；我努力以它們來更清楚地突出一些重要之點。
擴充了對各種「貨幣體系」的闡述（第182頁及其以下並且特別是第189頁及其以下）；我希望，現在能夠像用對各種市場形式的闡述來工作一樣地用它來工作。更精確地說明「秩序」的那兩個概念證明是適宜的。這出現於最後一章的新號碼15中（第355頁及下頁）。對經濟實際和它的認識的某些誤解促使我插入注(66)a。另外我更準確地表達了個別的段落（例如在第90-91、95、253-254和359-360頁）。
我必須再次感謝科學上的朋友們的鼓勵。但是我總是應當特別感謝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