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五章　進行經濟活動的人

這個地方是著手探討一個重要的問題的時候了。我們自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後來我們把它又放下了，而在此期間，讀者心裡一定已經一再地不由得產生了這個問題：我們說明了，在正確地採取了行動的情況下，可以掌握那似乎無法看清的大量的經濟形式 ，它們過去和現在都是由歷史提供的，並且可以把它們化為數目可以點清的經濟體制和它們的形態，並且由此而獲得了認識經濟實際的基礎。 但是，現在出現了一種異議，它包含著一個真正的問題。人們可能這樣批評道：就算掌握各個制度 的多種多樣性獲得成功，人不也在變化嗎？它在中世紀不是與今天完全不同嗎？它當時的行動不是出於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嗎？而如果把不同的文化圈的，比方說歐洲的、中國的、印度的和南美的文化圈的人們相比較，經濟上的態度又有何等的差別！19世紀的科學不是教導過我們，把人看成是一種在歷史的變易中不斷地徹底變化的生物嗎？歷史是生命。因為一切歷史上的生命都不斷地處於流動之中，就似乎沒有常量「人」。但是，如果覺得是這樣，那麼怎麼能敢於試圖為全部歷史想出一個 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的裝置？確實，只有當人在他的經濟計劃和行動中顯示出一定的恆定性時，這才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的行為在各個不同的時代和民族中不是同樣形式的，那又如何？人 在歷史中的差別如何對經濟過程發生作用？所有這些個別問題導致的都是這個基本問題。 Ⅰ 為了給回答這個重大的問題讓出道路，有必要首先與占統治地位的看法進行爭論。 因為這種看法是普遍熟悉的，只需要簡略地概述它。它與統治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歷史主義相近。人們這樣認為：作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人的行為在不同時代中互不相同。人們這樣相信：進行經濟活動的人的歷史可變性最明確地顯露在：他過去按照「滿足需要的原則」行事，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卻按照「賺得原則」行事。這兩個原則的對照和它們更換著的統治構成了有關經濟精神的占統治地位的學說的主要部分。桑巴特曾經寫道：「不同性首先產生於各個經濟主體不同地設定的目標。在這裡，我們首先可以區別根本不同的兩個種類的目標設定。也就是人們或者力求搞到一筆在規模上和種類上都固定地規定了的消費品的存貨，也就是說他們力圖滿足他們的自然的需要；或者他們追求盈利，也就是說他們力圖通過他們的經濟活動賺得一筆儘可能大的貨幣量。我們說，他們的經濟行動在第一種情況下被滿足需要的原則所迷住，在另一種情況下則被賺得原則所迷住。」而且正是他斷言：所有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各個原始的親族聯合的那些早期的自給經濟、古代的家族經濟、中世紀的手工業——都處於滿足需要的原則之下。他和他的繼任人們主要重視的是標明中世紀的經濟的精神。據說中世紀的歐洲人——農民、領主、手工業者、商人按照滿足需要的原則進行經濟活動。他們全都被「生計」的觀念所統治，撇開那些證明了該規則的例外情況，他們全都只想滿足一種在種類和規模上都是既定的需要，不想更多的。後來常勝的資本主義以它的賺得欲望與這種態度形成了最強烈的反差。不過，據說資本主義正在完結：那些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將重新把滿足需要原則導向勝利。據說那時將又不是為了賺得貨幣的緣故、而是為了生產使用的物品而進行生產。桑巴特達到了這種程度；這裡列舉他，把他當做一整個思想流派的代表。這樣一種觀念就是在公眾的看法中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不是偶然的。 「滿足需要的原則——賺得原則」這種對照法只是在這個觀察角度上使我們發生興趣：用它是否正確地把握了人們的經濟行為，說明了它過去和現在是怎樣的。如果是這樣，那麼兩個理論工具就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個中，需要是一個資料；在另一個中，不是需要，而是賺得目的是一種資料。 這種對照法含有兩個想法。首先是原則性地提出了這一命題。接著說：在某些時代實行了的是一個原則，在某些別的時代實行了的是另一個原則。因此，它包含的首先是一個原則性的命題，第二是一個歷史學的命題。 A．我們從第二個命題開始。讓我們首先假定，這個對照法在邏輯上沒有問題。讓我提出歷史學的問題：在所謂的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中，經濟生活事實上處於滿足需要的原則之下嗎？ 幾乎還不需要否定地回答該問題，它已經 被否定地回答了。首先，對中世紀來說：只要人們相信中世紀經濟生活的那幅從前的小市民的—城市經濟的圖畫，認為生計的觀念在中世紀不折不扣地占著統治地位就是容易想到的。中世紀經濟的新的圖像讓我們看到了它的了不起的地區間的勞動分工、遠地貿易的中心地位、高度發展的貿易和信貸形式的多種多樣性，這幅圖像使人認識到，中世紀的人們實際上以哪一種精神進行過經濟活動。不是以同樣的一種精神。這裡首先是遠地貿易商與中間商。他們具有極其強烈的賺得本能。而且並不是那樣：「致力於在生產、物品的運輸以及甚至部分地在物品的交易的關聯之外滿足自己的一切賺得的興致、一切貨幣的貪慾」（桑巴特）。完全相反。科隆的、呂貝克的、紐倫堡的、布魯日的、威尼斯的以及其他許多大城市的遠地貿易商們是盛期和晚期中世紀的本來的經濟上的組織者。他們的冒險的、由強烈的賺得欲望和權力追求所產生的企業家精神創造和保持了那個時代的巨大的歐洲經濟。當然，那時在細節上有許多區別；就是在同一個城市裡也有。15世紀晚期呂貝克的商人和城市貴族們不再近似地具有14世紀初他們的祖先們的那種冒險精神和那種活力了。就是在同一個時代中，領導階層在經濟精神上的這樣一些差別也在不同的城市中間起作用：比如說1500年前後在布魯日和安特衛普之間。儘管這些差別如此重要——一種強烈的賺得的追求統治了這些商人和中間商。絕不總是那樣肆無忌憚和厚顏無恥，就像佛蘭德的料子商人和城市貴族耶漢·波伊納·布洛克的情況那樣，埃斯皮納斯為他勾畫了一幅可怕的圖像。但是推動這些商人的總是賺得的追求。在中世紀的商人中，表現出一種強大的力量發揮，它對生計的觀念是陌生的。在許多地方在手工業者們的圈子裡無疑存在過另外一種經濟精神。生計的觀念在這裡可能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又正好不是那樣：似乎總是把一種一定的需要看成是固定的而不需要更多的東西。手工業者們在與商人—中間商們的那些爭執中至少要求傳統的口的生計，但是他們同時也為生計水平的改善而鬥爭。大多數城市的歷史充滿了這樣的鬥爭。「作必要的修正後也許可以把行會成員與最近幾十年歐洲的一個組織起來了的工人階層相比較」（古那爾·密克維茨）。因此，在手工業者們的（通常不是領導的）階層的圈子中同樣找不到人們稱為滿足需要的原則的那種東西，而生計的觀念則與較老的那一代歷史學家所認為的不一樣。 完全相應的東西適用於古代的經濟。古代的經濟生活實現於大量豐富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形式中。經濟風格和經濟階段的塑造者們為自己創造了這種經濟生活的一幅虛假的、單調的圖像。我們在這裡想撇開這一點。現在我們想只觀察所謂的家族經濟，它雖然絕沒有表現古代經濟的類型，但是卻部分地實現於某些國家和時代之中，比如說在荷馬時的希臘或在公元2世紀的羅馬。推測在這樣一種家族經濟中沒有表現出賺得的追求來，這是根本錯誤的。它經常並且以高級的程度這樣做。許多次最肆無忌憚地榨取奴隸，用他們的勞役使主人致富。如果我們閱讀關於晚期羅馬的大莊園的描述，那裡成百上千的其伙食很壞的、帶著鐐銬的奴隸幹著繁重的勞役，而且是為著他們的主人的實際上沒有止境的賺得的追求，那麼對於滿足需要的原則的那些田園詩般的敘述就使我們有了最為特別的感覺。而據說滿足需要的原則在當時也占了統治地位。在這裡有一個十分嚴重的、確實是災難性的錯誤——那種認為在這樣一些家庭經濟中僅僅滿足了參加者們的各種口的生計要求的看法。似乎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只能實行所謂的滿足需要的原則 。歷史表明了這種見解的不正確。在集中領導的經濟接近於實現了的地方，恰好是而且極為經常地毫無顧忌地表現出一種沒有限度的和殘忍的賺得的追求。例如，在古代東方的各個大王國中，在聚集了巨大的財產的那些印度的土邦中，或者還有在印加人那裡（他們利用他們的集中管理的經濟來使自己在金和其他貴重物品上致富）就是這樣。並不總是和在一切集中領導的經濟的要素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構成物中都這樣發揮了賺得的追求：絕不是普遍地 在古代的各個家族經濟中。或者正如我們確實知道的那樣，不是普遍地在19世紀歐洲的那些家庭經濟中，也不是在美洲的某些集體經營的基督教團體中。這取決於領導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狀況。但是，歷史的經驗表明，在這樣一些經濟構成物中，大多數參加人在很大程度上的沒有影響確實可以促使領導恬不知恥地施展賺得的欲望，這種賺得的欲望事實上 極為經常地強烈地發揮了出來。 它駁倒了亞里士多德和許多較新近的人的這種看法：賺得的活動隨著貨幣以及隨著經濟的交往才發展了起來，但是它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不可能展開。「給一切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打上了它的印記」的是生計的觀念——這種觀念在歷史面前不可能持久。但願國民經濟學最終的確會擺脫過去的經濟的這樣一些無害化的並且脫離實際的圖像！ B．但是由此只是回答了歷史學的問題。原則性的問題還是繼續存在：這種對照法確實是可以使用的嗎？ 我們否定的正是這個。因為它不清楚地表達了一些正確的東西，萬不得已時可以暫時用它來工作。但是，一旦鑽得更深，它就會失靈。 1．籠統地把賺得貨幣 和滿足需要 對照式地相對比是錯誤的。因為賺得貨幣總是為了滿足需要而發生的。的確應當觀察各種事實：今日的工人或今日的職員到底為什麼必須掙錢？為了滿足他的需要。貨幣的確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是交換的手段。但是，現代企業家的情況又如何？就是對他來說，賺得貨幣也從來不是目的本身。較小的企業家——零售商、較小的工業家、農夫——構成了遠為大的多數，他們需要貨幣同樣是為了滿足他們的日常需要。此外，突出的個人的狂欲和權力的追求推動著有大筆收入的企業家們向前。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就是這些也是需要，它們經常被以巨大的強烈程度而感受到並且同樣提供了經濟活動的衝動。不能過於狹隘地領會需要的概念。人總是想使用掙來的錢。「儘可能大的貨幣量」這樣的東西本身從來就不是經濟活動的最終有效的目的。就是對病態的吝嗇鬼來說也不是。病態的吝嗇鬼貯藏貨幣是出於對未來的恐懼，因而是為了滿足他的安全需要。 2．這種對照法有時極明顯地、有時不明顯地包含著這個命題：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按照滿足需要的原則、而在交換經濟中則按照賺得原則行事。主要是對馬克思和他的學生們來說簡直是不言而喻的：滿足需要的原則隨著交換經濟的消失而得到勝利。桑巴特不假思索地把「滿足需要的經濟」與「交換經濟」對立起來。如果斷言相反的東西，那就會更正確一點。特別是集中管理的經濟恰恰不是 滿足需要的經濟。正如指出過的，在集中管理的經濟的控制方法占統治地位的那些經濟秩序中，中央管理機構對經濟過程作出決定。在這裡，它在多大程度上顧及滿足消費者們的需要，這取決於它的斟酌決定。例如，它可以實施巨大的投資或者軍備計劃並且與此同時最大限度地限制消費品的供應。我們由歷史中知道，過去和現在這種事情是如何經常地發生。但是，在它想顧及消費者們的各種需要的範圍內，從它們的多種多樣性上去查明它們並且把生產過程引向滿足它們就是極為困難的。在交換經濟中，消費者們的影響總是更大，它在這裡在細節上是隨著市場形式而變更的。它在完全競爭下最大，例如在供給壟斷下則小得多。就是在這方面，供給壟斷也在完全競爭和集中管理的經濟之間占有它的位置。 3．可能會這樣提出反對意見：然而說過的東西還不完全令人信服。例如，據說有這樣的農夫，他們只想滿足並且滿足了傳統上已經存在的需要，因而他們放過了掙更多的錢的機會。與此相反，別的人們卻利用了賺錢的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據說，情況是這一種還是另一種，這顯著地影響著經濟過程，而應當在滿足需要—賺得這種對照法中表達的就是這種區別。 對此應當這樣回答：由此而以日常的語言不準確地表達的這種區別，事實上是顯著的；它必須得到考慮並且由科學來精確地把握。很快就將讀到這一點。但是用滿足需要—賺得這個對照法沒有貼切地標出這種區別。一個農夫，他種植和出售的只有為滿足他有限的傳統需要那麼多，他也 在賺得貨幣。並不罕見的是，恰恰是賺取貨幣與僅僅滿足有限的、傳統上已經有的需要的意圖相聯繫。而另一方面，那些利用每個機會以掙得更多、從而根據所謂的賺得原則行事的人們，想的是滿足他們的「需要」，這種需要是非常大的。 總的說來有必要放棄滿足需要的原則和賺得原則的對比。人們覺察到了過去和現在人對經濟的行為都存在著一定的多樣性，而且這種行為在變化。但是並不是這樣就成功地描述了這種多樣性。寧可說，這種不確切的對照法掩蓋了它，而沒有使它突出。 (60) Ⅱ 因此，必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人的歷史多樣性如何影響經濟過程。不能指望簡單地繼續通常的各種解決的嘗試得到成功。我們必須從其豐富性和多種多樣性本身上查問歷史的實際。 但是，一旦實現了這一點，就不由得產生了問題的另一種說法。比方說，如果研究早期中世紀的一個徭役莊園並把它與今日英國的一個鐵工廠相比較，而且問道：這兩個經濟的領導人的態度不同，這種態度如何以其特點影響這裡和那裡的經濟過程，那麼就會首先碰到一個預先提出的問題：這裡和那裡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同樣形式的或者是不一樣的？這個預先提出的問題證明是極其重要的。 將會證明，經濟行為同時是兩個東西：恆定的和可變化的。在個別的人的一個一定的層次上是恆定的 ，而在人的其他層次上則是可變化 的。 A．恆定的：人日復一日地在任何地方並且在一切時代都處在這種處境中：必須克服它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各種手段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方面，從歷史一開始就沒有過任何原則上的變化。不僅人的處境在這方面原則上總是同樣的，而且就是他在解決稀缺性的這個問題上的行為也在最根本的方面保持恆定不變。因為人們總是並且到處都試圖在他們的經濟計劃並且從而在他們的行動中以儘可能少的價值花費來達到一個一定的目的 。因此，他們總是遵循所謂的「經濟原則」。 也許是對「經濟原則」意味著什麼的無知，也許還有對歷史的無知，而且通常是二者一起引致了這一看法：人只是在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時代按照經濟原則行事。據說過去和在別的文化圈裡則是不一樣的。不能從歷史中為此提供一個證據的影子。比方說，我們觀察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民。他生活在他的家庭經濟中，這個經濟通過聯合擴大為一個宗族團體。他平日被迷信鬼神以及以迷信鬼神為基礎的崇敬家庭所控制。但是儘管他這樣厲害地被信仰、迷信、風俗和傳統所束縛，在這個範圍內（我們可以說：在這些資料的範圍內）他按照經濟原則而行事。他的祭祀部分地出於倫理的—宗教的義務意識。那時祭品就是目的本身。或者他祭祀是為了擺脫不然就發生的歉收；那時祭品就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在兩種情況下，他都按照經濟原則行事。在準備祭品時按照它行事並且以儘可能少的價值來達到目的。另一次祭品本身對他來說是達到最大收成的手段。 以神秘的想像為根據的神秘的思想和行動在人們的歷史上通常統治了他們。但是不應當推測，它們因此就沒有遵循經濟原則。當皇帝時代的羅馬農民供奉播種之神、農神和其他諸神，並且此外在堅持自古流傳下來的原始的技術時，他們這樣卻完全是根據經濟原則行事。他們期待著諸神的回報，祭品是作為經濟上的各種費用的一部分而出現的。羅馬的船主也沒什麼不同，為了使風神們具有友好的心情並且平息各種波濤，他的船是以費用巨大的方式雕刻鳥嘴形船頭的。旅行者們報道說：今天在新幾內亞的某些村子裡，在蓋房子的時候還委託一位巫師去驅走雲霧，而巫師則為此獲得一筆相當高的報酬。這樣一筆費用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不經濟的；我們把它看成是一種與經濟原則相矛盾的無用的支出。但是，對這個新幾內亞的部落來說，它涉及的是必要的費用，它們的花費是在經濟原則的意義上發生的。因為根據在那裡占統治地位的信念，沒有這些費用就不會以儘可能少的費用支出達到目的——即蓋房子；而它將必然會由於傾盆大雨和風暴的妨害而造成過多的並且可以避免的費用。 可以毫不費力地舉出數目許多倍於此的例子。從生活在荒野里並且按照經濟原則為自己搞到蝗蟲和野蜜的聖徒，一直到兒童，他被有力地神秘地規定著而按照同一個原則行事。不可以把它與追求儘可能大的賺得或者與「資本主義的準則」相混淆。根據經濟原則計劃和行動也不局限於是「商人」的或者甚至於是歐美近代的商人的特性。「它歸根到底是理性的行動的一項準則」（茨維迪耐克—蘇登郝爾斯特）。 但是，在某些時代，例如在現代，由於度量衡制度的詳盡的秩序，由於書面地領導廠家和家計，由於書面的往來，此外由於單式簿記、複式簿記、結算、作出盈利和虧損核算、精確地預算和事後計算，從而總的來說由於合理化而發生了一種根本的變化；這時不是確實 引入了人們以前所不知道的另外一種精打細算的經濟精神嗎？歷史記載指出了這種發展是多麼艱難，而隨著經濟計算的持續的精緻化，廠家的領導如何改變了它的性質並且由此也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例如複式簿記的知識是16世紀初南德意志繁榮的一個先決條件；而在缺乏這種知識或者它只是遲遲疑疑地得到認識的地方（就像在漢薩各城市中那樣），發展就落在了後面。從這樣一個以及其他許多經驗中不是必須得出結論：隨著經濟計算及其方法的改善，人與經濟的關係就會發生完全的改造嗎？ 區別無疑是存在的並且是顯著的。今日黑林山的一個農民至多只作少量的有關買和賣的不連貫的記錄，在他與使用各種最新的企業經濟的方法的一個商人企業之間，或者也在羅馬時代晚期的一個彩陶手工工場和今天美國的一個工廠之間，在這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區別，而且這種區別在各種經濟活動上發生著作用。但是，這種差別並不在於：只有現代的廠家才按照經濟原則行事，而較老的則不這樣做。而是人想出所有這些使經濟計算精緻化的方法，都是為了能夠以更大的精確性來遵循經濟原則。他想要這樣，而不是別的。就是那個對簿記一無所知的黑林山的農民，以及古代的彩陶手工工場的那些領導者，也根據經濟原則計劃和行動。他們這樣做所獲得的成功比那些完全精通理性的企業經濟技術的人要少。這些人沒有超出不精確的估計，別的人則較精確地知道各種價值。區別就在這裡 。 以貨幣和重量制度的系統化秩序、以簿記、結算和列舉過的其他各種發明，人並沒有占有過一種新的經濟原則來作準則。相反地，他設法獲得各種手段，以便能夠更好地奉行一切經濟活動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從一開始就力圖奉行這個原則。人類到處並且在任何時代都按照經濟原則行事，並且甚至是在人們認為，跟著柏格森和其他的生命哲學家們把它稱為靈巧的人是正確的之時：如果他不遵循經濟原則，他就不是靈巧的人。在這一限度內，人們也在經濟上顯示出一種特別的「全部風格的不變性」。 (61) B．但是，除了在經濟活動中一切人的全部行為的這種一致性和恆定性之外還有多種多樣性 ，它在實行經濟原則時起作用。經濟原則的恆定性為得出和運用一種 說明一切具體的經濟聯繫的理論裝置提供了基礎，而在經濟原則的範圍內，行為的多種多樣性卻迫使在不同的地方擴大這個裝置並且在運用它的時候小心行事。 問題是這樣的：經濟活動中的人的態度的各種差別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表現出來，這些差別如何對經濟的實際過程發生作用？ 1．雖然人在主觀上 總是按照經濟原則行事，就是那個今天還在德國堅持3年輪種法的農民也是如此。他這樣做是因為在他看來，舊的傳統的農業技術似乎是最好的，而且因為他覺得，最近150年的一切革新（在他一般來說知道它們的範圍內）風險都太大。而在客觀上 這個農民違背了經濟原則。因為今天普遍知道，田野的三分之一部分休閒是不經濟的。在中世紀，當3年輪種法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是唯一已知的並且被使用的農業技術時，運用它的農民就是客觀上也在經濟原則中行動。今天，在深刻地改變了農業技術的面貌之後，就不再如此了。 經濟學的理論考慮到，廠家的領導者們總是力圖那樣地使用各種生產資料，這種使用根據所有資料當時的狀況是最有利的。因此，它考慮到的是客觀上（不僅僅是主觀上）奉行經濟原則。由此它就與歷史的長遠路段處於完全的一致。例如，可以沒有困難地把它運用到中世紀農業的各個問題上，因為當時是根據當時的技術狀況（3年輪種法）而從事耕作的。但是也有重大的例外，而且恰恰是當今——在這個時代中技術知識和其他資料特別迅速地變化著。經濟學的理論沒有考慮到這個事實：今天，許多農民不是像按照在他們的國家中已知的技術或者按照各種價格的狀況對他們最有利的那樣實施生產資料的結合、使用他們的耕地。因此，在這裡沒有完全實現在理論中假定的一個條件。必須在運用 理論時考慮到這種事實狀況。 (62) 在我們的時代中，主觀上的遵循與客觀的實現經濟原則之間的距離還在另一種關聯中變成了有現實意義的和重要的。因為它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起作用，這種經濟今日作為秩序形式而具有顯著的意義。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問題是：在給定的滿足需要的手段下，以及在給定的技術知識下，中央管理部門或者它們的機構如何能夠每次都造出那樣一個經濟計劃，它相對充分地滿足了設定的需要？例如，為了滿足中央管理機構設定的需要，是建築一條鐵路還是建造一座發電廠更有益？或者：應該在什麼地方建造那座發電廠以及應當使用哪一種技術？ 集中管理的經濟並不擁有工具以便從驚人數目的各種可能的計劃中每一次都挑出那最有利的經濟計劃。它缺少「稀缺測量器」，這種測量器為客觀上實現經濟原則所必不可少。因為像微小的「自給經濟」所實施的那種自然評價由於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巨大而帶來了錯誤的評價。而規定價格同樣不可能成功，各種價格本應正確地表達各種物品的各種稀缺關係。 (32) 因此，集中管理的機構以某一種任意性來選出應當實現的那些計劃。它砍斷它不能解開的戈爾迪之結。——應當從哪裡為新建一座發電廠的土方工程搞到那5000個人？中央管理機構把它們從該行政區的農業中調遣出來，而不能夠算出，物品的損失是否在這裡最小，從而是否在客觀上符合經濟原則。 因此，就是集中管理的經濟的領導也想根據經濟原則來制訂計劃和控制經濟過程。它尤其想以儘可能小的價值耗費來達到它的目的。但是，它每次選擇的各個計劃是離最有利的計劃較近、較遠還是很遠，則是偶然的事。那些集中管理的經濟的要素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秩序（例如20世紀的各個戰爭經濟）表明，實行了的各種經濟計劃離開經濟原則是多麼之遠，在實際的經濟中問題又是多麼嚴重。對於科學來說，得出的結論是：它只能以十分的謹慎來把從分析集中管理的經濟模型中得出的各種理論原理運用到那種具體的過程上，這種經濟過程運行於集中管理的經濟的性質占優勢的一種經濟秩序中。它應當注意：實際上，對於一切過程的集中的理性的計劃與偶然的因素一起 標誌著對這個經濟過程的控制。 2．如果依據「人們對物質物品的需要的全部狀況的靈活性」去考察他們，那麼就會查明，他們根據兩個原則行事：不是把各種需要的水平看作是「可動的」，就是它對於較短的或較長的時間是接近於「始終不變的」。（因此，這裡重要的並不是個別的需要的變化。）兩種行為彼此向對方轉化。同一個人有時以這種、有時以另一種方式行事。但是差別存在著。它表現在各個經濟計劃和各個經濟活動中，並且它因此而在國民經濟學上是令人感興趣的。 根據第一個原則行動時發生的是下列的情況：廠家的領導者 以擴大生產來對價格上升作出反應。例如大的農場主。更好的農業價格促使他強化種植、連較壞的土地都耕種，投入更多的勞動，這樣來提高他的收入並由此而更充分地滿足他的需要。價格下降時他相反地行事：粗放化、減少產量、降低供給並且總的降低他的需要的滿足。 但是，如果廠家的領導者按照第二個原則行事，那麼他就會做得如下：他的產品的價格上升並不促使他去擴大生產。因為他只想滿足物質物品的始終不變的需要，並且為此而需要始終不變的實際收入，他甚至會在他的產品的價格上升時減少生產。沒有疑問，例如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農業中，特別是在農民經濟中並不罕見地出現過這樣一些情況。歌德講述的那些手工業者也以這種方式行事；他們「通常有著理智的意識，不比他們為爭取快樂的生活而最多需要的工作得更多」。更好的價格促使了他們更少地工作。現在他們花費較少的勞動就掙到了他們的生活費。他們絕沒有像可能錯誤地推測的那樣由此而違背了經濟原則，因為就是他們也試圖以儘可能少的價值耗費來取得他們的這種被看作始終不變的生活費。 那些想滿足水平始終不變的對物質物品的需要的廠家領導者們對價格的下降作出相反的反應。就是這個事實也值得注意。在19世紀中期，當在工業化的運動中家庭手工業者的各種織品價格下降時，許多家庭織工就是這樣增加了他們的商品供給。而在1927年爆發的嚴重的世界農業危機中，許多農民試圖通過擴大現有的那些勞動力的功效並且通過這樣提高產量來對付各種農產品價格的下跌，以便使他們的家庭的收入和需要的滿足不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之下。然而這種行為也遇到一個限度：如果各種價格（比方說在追加的供給的壓力之下）總是繼續下降，那麼這樣一些廠家就會在耗盡勞動的各種儲備時，變得不可能長此下去地憑藉更多的勞動，哪怕只是接近於保持住舊的生活水平。 兩種原則的差別在家計 上表現如下：在需要可變動的情況下，工資水平的上升促使工人更多地勞動或者讓至今為止沒有從事職業勞動的家庭成員們去工作。這確實比過去更值得。因此，這個家計需要的滿足水平既由於工資的提高也由於更多地投入了勞動的各種服務而提高。隨著工資的上升，家計供給的勞動力增加了。當工資下降時則相反。 但是，如果家計的領導者根據列舉的第二個原則行事，那麼他就會做出不同的反應：供給隨著工資下降而擴大，以便不讓壓低物質物品供應的水平。工人自己和他的家屬們尋求更多的工作。（當各種需要的消費品價格上升時，就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在不變的貨幣工資下，實際工資因此而下降。那時工人就力求通過更多地從家計中投入勞動力來抵擋生活水平的緊縮。）——正是這個例子可以表明，同一個家計可能部分地按照第二個原則行事。工資的下滑起初可能推動減少家計的勞動供給。但是，如果工資總是繼續下降，那麼反應就會從某一點開始發生變化：這時勞動的供給重新上升，以便至少維持物質物品供應的一個一定的低水平。 兩個原則的區別也出現於這樣一些經濟構成物之中：在它們當中集中領導的經濟的 各種要素占統治地位。例如在那裡，如果按照第一個原則做計劃和行動，那麼一種技術上的發明就會導致更大地滿足對物質物品的各種需要。但是，領導也可能把共同體各個成員對物質物品的各種需要看成一種接近於始終不變的計劃資料，並且在這時把發明使用於向它的這些成員們要求更少的勞動小時。 無論如何，在任何時代的實際的經濟中都實現過兩種行為方式。因此，國民經濟學不能限於比方說把各種需要的一種可變動的水平簡單地看作規律，而是它必須（特別在從理論上研究交換經濟中的供給時）同樣注意人按照第二個原則的經濟行為。否則就會像在最近的世界農業危機期間表明的那樣，理論的裝置可能在它運用到某些具體問題上時失靈。 為什麼 人們對物質物品的各種需要具有一種可移動的或者始終不變的水平——只有在當時的全部歷史狀況的範圍內才能夠為各個個別的民族、為各個階層以及為一定的時期回答這個問題。 (63) 3．另一個區別並不是更不重要：集中領導的經濟占優勢的一個共同體的或一個廠家的領導者，要麼他的目的是為自己獲得「儘可能高的純收入」，要麼他力圖給那樣一些人「儘可能好的供應」，這些人在他那裡工作或者他供應他們。他要麼按照「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要麼按照「儘可能好的供應的原則」來行事。在實踐中也常常尋找在兩個原則之間的一條中間道路。（也許幾乎不需要再一次特別地強調：在兩種情況下都應當滿足需要。） 一個主要是屬於集中領導的經濟 的類型的共同體，就像比如說早期中世紀的徭役莊園那樣，可以用雙重方式來領導。它的經濟領導可能主要是根據領主和他的家屬們的各種需要來安排的，或者它也可能更強烈地考慮到奴隸、半自由民和所謂的自由的有勞役義務的農民們的各種需要。在這裡和在任何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對於經濟領導來說都存在著設立經濟目標的一定的自由。當然，領導者必須至少給下屬們分配那麼多東西，以便使他們在經濟上的效率能力不至於降低。但是，他常常能夠在限制自己需要的滿足的情況下通過更大量的分配而顯著地超過這個下限。對種植的各種作物的選擇和一般說來的經濟計劃，各自遵循的是「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還是「儘可能好的供應」的原則，而在其所有部分上都顯得不同。從埃及、古羅馬或中世紀早期的歷史中已經知道，埃及的農民、奴隸或有勞役義務的人們的狀況是多麼厲害地取決於主人們的那些較大的或較小的要求。 這兩個原則的這種差別在交換經濟中以另一種方式起作用。而且它是否和怎樣發生作用在這裡取決於市場形式 。根本的首先是完全競爭與供給或需求壟斷之間的區別。讓我們設想一個廠家，它在所有市場上處於完全競爭下，因而它把各種生產資料和各種產品的價格都看成是計劃資料。正如不必在這裡更詳細地說明的，它的產量這時是如此之高，以致邊際成本等於價格。當它生產這麼多的時候，它根據「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行事。但是（而這個 恰恰是重要的）：它由此而恰好生產了那麼多，就像它在給定的生產裝置下以遵循「儘可能好的供應原則」所能夠生產的那樣。因為如果它再更多的生產，那麼追加的各個單位的成本就會增大到實現了的價格以上，由此消耗的價值就比生產的更多，從而違背了經濟原則。因此，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形式下，是按照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還是儘可能好的供應的原則來行事，這是無所謂的。在完全競爭的壓力下，在兩種情況下生產和出售的同樣多。然而在供給壟斷的市場形式下，則根據這個還是那個原則行事，差距可以是顯著的。在這裡顯露出競爭與壟斷之間的一個理論上令人感興趣的、經濟政策上極為重要的區別。——我們看到了，壟斷者把他預期的市場另一方的各種反應作為資料而投入他的經濟計劃中使用。如果他遵循儘可能高的純收入原則，那麼在給定的生產裝置下他就會生產那麼多，以致他達到了古諾點：實現了的、強加於市場的價格總是高於生產的邊際成本；對顧客們的供應總是少於它（不違反經濟原則）所能夠達到的。但是，如果使「儘可能好的供應的原則」發揮作用，那麼壟斷者就會將價格規定得如此之低，以致它等於邊際成本，而對顧客們的供應則比他按照另一個原則行事時更多。例如，一個作為壟斷者向一個城市的居民們供應煤氣的煤氣廠是按照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還是（自願的或被迫的）按照儘可能好的供應的原則來經營，這絕不是無所謂的。在後一種情況下各種煤氣價格更低，該城市的煤氣供應更好，這是一個在經濟憲法政策上也是重要的結論。 就是在需求壟斷的情況下也表現出這種區別。一個光學器具工廠是對一個小城市中的工人的需求壟斷者，它的廠家領導在遵循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時能夠把工資壓到一個不能精確說明的下限。但是它不是必須這樣。它可以根據對它的工人們 的儘可能好的物品供應的原則行事，而這時它支付的工資就會那樣高，以致它們大約相當於邊際工人的產品。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當這個工廠本身是光學器具市場上的壟斷者時，差別就可能是顯著的。那時對於廠家的或國家的社會政策來說就存在著一個顯著的餘地。 (64) 現在，回顧滿足需要—賺得原則這個對照法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這裡表明：它徒勞地試圖把握的人的行為上的那些事實狀況和差別，都被我們剛才談過的那兩個 對照，也就是運用號碼2和3描述了。 4．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人為長久的時期（比如說為幾十年）制訂經濟計劃。他儲蓄是為了照顧未來。他在青年時候就已經想到了晚年的需要並且根據它來安排他的經濟計劃和他的經濟行動。最初的基督教徒們則不同地從事經濟活動。他們相信天國即將來臨，不為以後的時期而操心，用國民經濟學的語言來說：他們的經濟計劃是短期的；他們沒有想過較遠的未來的需要。應當從這個角度在整個歷史中區分兩個類型的進行經濟活動的人：長期的 和短期的 做計劃的人。 在一切時代都有過這兩個類型：除了有著他們的深遠的經濟計劃的19世紀末的市民之外，也有過帶著他們的少數幾天的經濟計劃的放蕩不羈的藝人和流浪漢。但是在某些時代中，這一個或者另一個類型占優勢。 我們已經在我們研究的不同地方發現，日常的經濟過程是多麼厲害地取決於：人是僅僅考慮到當前的需要，還是他或強或弱地考慮到較近的和較遠的未來的需要。由此而一起決定了生產的裝置的結構和物品供應在現在和在將來的分配。例如，突尼西亞的柏柏爾人在一般情況下只做十分短期的計劃。他只勞動這麼多，以掙得他少數幾天的生活必需品。他幾乎不儲蓄，並且幾乎不投資；如果他有一點錢，那麼他就不工作，而只有當錢差不多用完時，他才又開始工作。如果所有的人都這樣短期地做計劃，那麼在地球上就會只有一個極小的生產裝置，而物品的生產則會很小。與此相對比的是，在歐美文化圈中的企業和家計的領導者們投資並且儲蓄，他們更長期得多地做計劃。這樣就產生了現代的生產裝置。集中管理的經濟體的那些領導通常根據極為長期的計劃來工作。在印加帝國中已經如此。在這種類型的現代的經濟秩序中的各個集中的管理機構也是如此；它們以這種方式在建設發電廠、高爐等方面計劃並實施極為巨大的投資，相反地卻讓居民的當前供應退居次要地位。 因此，對於經濟的事實上的進程以及對於物品的供應來說，各個經濟計劃在時間上影響的範圍是極其重要的；而各個投資的大小就取決於這種影響範圍。在研究所有的 具體的經濟問題時都必須注意這個事實狀況，不過，概述過的那種理論裝置已經考慮到了這種事實狀況。 5．20世紀初的德國農民就是在各種產品價格下降，他的全部經濟狀況惡化時，也仍然留在他的庭院裡。他忍受收入的損失或者試圖以更多的勞動來抵抗它。只是在農業與工商業中的收入可能性之間的差距變得很大時，他才背棄農業。合眾國的大多數農場主的行為就完全不同。一旦各種價格關係變得不利並且看來好像不再值得繼續經營農場，他們就為他們的農業企業尋找別的更好的土地，或者到工業中去，也就是撤出。 從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有力的約束把德國的農民束縛在他的庭院上，而美國的農場主則還具有某些靈活性和不安分，這些是北美大陸最初的白人移民們所具有的。就是態度上的這個 差別對兩個國家中的經濟過程來說也是重要的。必須了解它，以便從差別上理解德國和美國的農業和物品供應。 當然，科學也必須充分地考慮到這樣的和類似的無法估量的事物，它們決定性地一同塑造了各個民族的經濟生活。我們這樣做是通過我們在構造具體的經濟秩序上把它們看作一種資料，也就是看作經濟活動的一個條件。對於理論分析來說，它們在我們的順序中屬於第六種資料：法律的和社會的組織。 C．從所有這些中得出：類似於在研究各式各樣的經濟形式 時那樣，我們必須排除有關經濟人 的那些通常的、磨損了的模式，以便察看經濟中的人過去和現在都是什麼樣子的：13世紀後期在於培恩或佛羅倫薩的或15世紀在紐倫堡的商人，或18世紀德國的行會成員或同一時代的普魯士農民，他是如此地不同於19世紀後期的農民。或者是18世紀北美的教派成員或今日日本的農民。必須從其特殊的精神的、自然的和政治的環境上理解他們所有的人以及他們的經濟行為；而我們必須謹防以迅速構思的現實類型（例如像按照滿足需要的原則進行經濟活動的「中世紀的人」，或者被賺得原則統治著的「資本主義的人」）來塑造侏儒。必須「也在這裡自覺地放棄任何劃時代的一元論」（A．呂斯托夫）。如果我們面對歷史上的那些實際的人，那就會表明：我們對個別的人的歷史個別性的觀看越是直觀 ，就越是能夠強烈地看到 ，他在經濟上作計劃和行動方面的行為既是恆定的 ，又是多種多樣的 。任何一個忽略了這一面或者另一面的描述都是錯誤的。因此，科學必須把兩個方面都搞清楚。它這樣做是通過它指出，所有的人們——只要他們在精神上是健全的——總是並且到處都是按照經濟原則行事的，而恆定的東西正在於此。（歷史主義的觀點是：人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完全改變著自己。這種觀點與各種事實相矛盾。）另一方面，應該確定那樣一些標誌，它們造成了人們在他們的經濟行為上的差別。突出五對對立做到了這一點。它們合起來（在組合之中）可能足以刻畫歷史上的具體的人的特徵，只要人的行為在經濟上是關係重大的。 還應該以少數幾個例子表明，必須如何 進行這種組合。眾所周知，在古代末期，古代的人們的宗教的和精神的態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世界歷史的那些十分重大的宗教的—精神的革命之一。從經濟上看，與過去相反，極其眾多的人這時不想無限度地賺得，而想滿足一個始終不變的、簡樸的水平的需要，以便為禮拜贏得時間並且為上帝之城做準備。從而是在我們的序列的第二點上的一個變化。與此相聯繫的是（第三點）：人們在經濟上不想再達到「儘可能高的純收入」，而是想達到「儘可能好的物品供應」。同時（第四點），各個經濟計劃涉及得不像過去那麼遠；新的無法估量的事物的各種束縛比過去更強烈地發生作用，而只是在第一點上行為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但是，人們沒有改變地按照經濟原則行事。另一個例子：今日美國的一位企業家A如何不同於一位法國的農民R？（1）A客觀上按照經濟原則行事，（2）具有無限的需要的一種可變的水平，（3）按照「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行事，（4）制訂深遠的經濟計劃，（5）此外很少紮根於經濟的紐帶中；（1）法國的農民R只是在主觀上按照經濟的原則行事，（2）有一種始終不變的需要水平，（3）但是，通過他同樣按照「儘可能高的純收入的原則」行事，他得以滿足這些需要，（4）他同時又為較遠的未來操心——雖然是以別的、風險少的方式，（5）並且此外又有力地受著無法估量的事物的支配。 絕不應當用這樣一種精確的標記激勵歷史的生活。由此將會完全誤解了國民經濟學的任務。例如，絕不應當用這樣一些標記來從其整個的範圍上描繪古代晚期所發生的那個巨大的精神上的轉折。這簡直是一個可笑的要求。也不應該用那另一個例子來從其多種多樣的無所不包的歷史根源上去描述法國人與美國人的區別。應當而且必須達到的是別的東西：把握各個個別的人、個別的時代或個別的階層和民族的精神的—心靈的特點對當時的具體的經濟過程所發生的各種作用。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如何是可能的：經濟計劃和行為的恆定性 在一切時代和民族中都按照經濟原則而發生，這種恆定性允許並要求構思和使用唯一 的一個理論裝置。但是，與此並列而變得可以在經濟行為中看得到的多種多樣性 ，部分地要求擴充這個理論裝置（就像從B．2—5所得出的那樣），或者還要求在運用它時要慎重，像從B．1中得知的那樣。具體的經濟形式的極為巨大的多種多樣性是以形態學的體系來掌握的，而通過突出這幾對對立則使科學地把握人的行為的多種多樣性得以成功。 這樣就有了可能去把對宗教的、精神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心靈的變化（就像比方說在基督教產生和進行鬥爭的時期中那樣）的歷史的理解與精確地認清這樣一些變化對具體的經濟過程的各種作用聯繫起來。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