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四章 實際的經濟。經濟秩序與經濟過程。——運用
我們重複說：科學地認識實際的經濟是國民經濟學的第一個任務。如果為每個國家和每個時代回答了兩個問題——有關經濟秩序 的結構問題和有關在這些秩序內部發生的經濟過程 的各種聯繫的問題，那就完成了這個任務。證實了兩個問題的解決極其困難。也表明了，通常的道路，即擺出穿過歷史的橫截面並且為每個個別的橫截面構思理論，沒有導向目的。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橫截面的塑造者們通過「概括的抽象」、通過放棄 實際、通過忽略 細節創造了他們的類型，並且這樣得出了那些不符合實際的經濟又不能用作理論工作的基礎的結果。我們的行為從一開始就相反。我們試圖儘可能堅決地鑽研各個個別的事實情況、各個個別的具體的家計和廠家，這樣我們就極度地增強了 各個個別現象的觀察。引用一幅圖畫：就像人們試圖錄下從遠處看到的一個城市的側面黑影像一樣，經濟階段或者經濟風格就是這樣造成的，它們應當表現一個時代的經濟中的本質的或者正常的東西。我們則完全不同：為了留在圖畫中，我們走進城市中去並在那裡走進各所個別的房屋中去，把它們從地下室一直研究到屋頂。詳細地徹底研究各個個別的經濟構成物。憑藉著「著重強調的抽象」，我們在那兒發現了各種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連同它們的許多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形式、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這樣，我們在歷史的實際中找到了各種秩序形式。我們在研究現在和過去的事實狀況中揭示了它們。
我們想用這個形態學的體系幹什麼？構成它的各種個別的形式雖然產生於精確地觀察實際，卻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實際的映像。它們既不是照片，也不是繪畫，而且不想是那些東西。它們也不是在一個一定的歷史環境中想到的。但是我們指出過，因為它們表示著簡單的和清楚的條件狀況，就可以在它們的基礎上發現理論的原理，即有關必然的條件聯繫的一般的陳述。由此我們就在分析上進一步邁出了根本的一步。 (66) 、 (66a)
現在，我們處於最後一個 問題之前：各種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及其形態的形態學裝置（Ⅰ）和各種抽象的理論原理（Ⅱ）如何服務於認識具體的經濟實際？這樣（與為數眾多的批判過的各種做法相反）就成功地從科學上把握了經濟實際嗎？也就是說，走上這條道路是有理的嗎？
我們肯定地回答 這個基本問題。我們斷言：
第一 ，在運用形態學的裝置時 ，就成功地認清了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民族的秩序的內部結構並且從而認清了它的經濟秩序的結構 （Ⅰ）。
第二 ，各個理論原理以其運用而表現為一種合適的工具 ，以認清具體的經濟過程如何在每一個具體的經濟秩序中運行 （Ⅱ）。
通過二者就科學地把握了經濟實際（不僅僅是現在的）並且捅破了日常經驗的表面觀察。——從現在起就必須指出，如何這樣做。
Ⅰ．認識各個經濟秩序
1．如果有人踏入今天的日本，以便研究那裡的經濟，而且如果他（完全正確地）想首先從其結構上研究日本的經濟秩序，那麼，如果他僅僅信賴單純的直接觀察，他就不會在有著無法看清的許多相互關係和依賴性的家計、農民的租佃企業、工業企業、銀行等等的並存中發現秩序。而如果他運用那些著名的「經濟階段」或者「經濟風格」的話，那麼它們將不合適，而且此外它們將根本不會使今天日本經濟的秩序結構可以認識。因此，對經濟實際的認識將在一開頭就立即失敗。
但是從現在起，在得到了各種經濟體制、市場形式、貨幣經濟的主要形式和貨幣體系之後 ，就有了一種新的形勢：因為形態學只不過是複述了各種基本的秩序形式。而且我們絕不是從思辨中得到了這些形式要素的，不是像桑巴特試圖的那樣從「經濟的觀念」中推導出來的，那樣作為觀察者的主觀性和任意性開了方便之門；而它們是從精確地觀察具體的歷史實際中、在分析具體的經濟計劃及其完成中得出的。這些類型仿佛是在經濟實際中找到的那各種「原始形式」。
只是在 認識了這些形式要素之後 並且在「運用」它們當中，對經濟的當時具體的秩序結構的認識才能夠成功。
也許可以首先用最近時代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這是怎樣成功的：也就是用1940年德國的經濟秩序。不管我們在什麼地方探究，我們都發現，在它當中集中領導的經濟的要素與交換經濟的要素相融合。每個家計領導者都熟悉這種二元性：如果他想購買某些重要的物品，他就必須既使用食品卡、衣服卡和別的卡，也使用貨幣。廠家的領導者也相似，他在購買時既需要指標又需要貨幣。精確的研究表明：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形式要素「占統治地位」。它不僅作為「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而部分地得以實現，例如在各個農民的田莊中或者在各個城市的各個家計中。它首先是作為「集中管理的經濟」而出現。在農業中就是這樣，在那裡，雖然各個廠家還制訂自己的經濟計劃，在這個範圍內還實行交換經濟，但是在這裡，這成百萬的計劃是由集中的領導的全部計劃權威性地決定的，而這種全部計劃則通過帝國食品職業的廣泛管理機構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在工商業經濟中，由於國家在各個外匯和商品市場上的價格約束，價格和價格波動對經濟過程的控制同樣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而經濟過程的控制主要是通過集中管理體來進行的，它靠一個配額系統的幫助來分派各種原料和半成品。就是各個勞動力的控制也由集中控制的行政機關來權威性地決定，並且只是部分地取決於企業家和勞動者們的意圖和計劃。個別地實現過的是極為不同的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形式以及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例如，就消費者僅僅以一定的配給量而獲得物品來說，實行的就是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第一種或第二種形式；然而，只要他根據自己的選擇來購買那些非配給的物品，這些物品的生產是由中心處所權威性地決定的，實行的就是第三種形式。在為數眾多的市場上，國家的價格約束碰到了極為不同的市場形式：從兩方面的壟斷直到完全競爭的開放的和封閉的市場；它也各根據這一點而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這種考察方式——即把形態學的裝置運用到具體的現象上去——使得有可能通過把握細節而使每個經濟秩序的全部性質可以理解。個別的東西沒有消失 ，而是被分類編排並且這樣而變得可以理解 。例如我們把1940年的德國經濟秩序與1930年的相比較。我們覺察到細節上的許多變化。例如，重要的決定從企業那裡移到了帝國的各個機構和別的中央管理體中，各個卡特爾的職能上的轉變，各個銀行的重要性的減少以及貨幣的改變了的意義。一旦形態學的體系得以運用並且這樣認清了1930年的和1940年的德國經濟的秩序結構，就把這樣一些以及其他許多細節聯繫了起來。這表現於每個個別的點上：隨著集中管理的經濟向前推進和交換經濟的後退，1940年就不再像1930年的情況那樣在各個個別經濟中作出各種決定性的計劃，而是在各個集中管理的機構中作出它們。企業家們變成了這些機構的執行機構，不過變成的是這樣一些機構，它們還具有一定的、受到很強的限制的計劃的獨立性，並且也還以交換經濟的方式承擔風險。1930年卡特爾是獨立的企業為消除競爭起見的聯合，從而是交換經濟的現象；1940年它們主要是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工具。它們在另一種經濟秩序中意味著別的東西，不過在那裡，它們原來的目的規定還在繼續發生作用。而如果說各銀行1940年在控制經濟過程上的意義比1930年時小得多，那麼這部分地由這一事實而得到解釋：各種投資的規模和方向取決於集中管理的各個行政機關，而不再取決於企業家們；而且也部分地由此得到解釋：各個企業流動性過度，並且因此需要的銀行信貸很少，這又與物價凍結和定量配給相聯繫。但是我們知道，貨幣是怎樣隨著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個要素的向前推進而改變它的職能的；這種職能上的變化就是在1940年以前的那些年中也很清楚地顯露了出來。如果把個別現象及其變化看作它所是的那個東西——一個全部秩序的一部分，它就變得可以理解。
要在那些已經發現了的純粹的形式之外再構成另外一種純粹的形式，以便用它來刻畫例如1940年德國的經濟秩序的特徵，比方說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之外以及在交換經濟之外再構造一個「受控制的市場經濟」的純粹形式，它1940年實行於德國，這是一種失策。1940年德國的經濟秩序的特點實際上恰好在於，描述過的那些純粹的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其中融合，這些形式在別的地方和別的時代是以別的混合方式來實現的——但是不是以一種新的 純粹的形式而出現。恰恰是存在於德國的這個經濟秩序中的集中領導的經濟的與交換經濟的各種形式之間的緊張關係，對它來說才是根本的。不注意這種緊張關係和實現了的各種形式的多樣性，它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應該始終謹防在對當前發生的事情的強烈印象下把一種目前存在的具體的經濟秩序以這樣的方式絕對化，這種方式就是：試圖不顧在它當中實現的形式的豐富而對它作新的解釋，把它說成是一種新的純粹的形式。讓我們比較德國1940年與1946年的經濟秩序。二者不都是「受控制的市場經濟」嗎？「受控制的市場經濟」這個名稱使各種本質的差別消失。雖然在1946年還繼續存在著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和貨幣經濟的秩序形式，然而重要的卻恰恰是，這兩種秩序形式解體了。由於貨幣和集中管理的經濟失靈，占據了顯著地位的是自然交換經濟和自給經濟，也就是那些形式，它們只能不充分地或者根本就不能給一個廣泛分工的經濟以秩序。發生了經濟秩序的原始化。它是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特徵；如果著重地強調然後從其當時的融合上去認清了那些實現於兩個經濟秩序中的個別的純粹的形式，這個特徵就成了可以清楚地和明確地看到的。
巴赫、莫扎特、貝多芬和其他大師以組合所有人都需要的有限數目的聲音而創作了他們的作品。大師或個別作品的特色也就存在於組合的特色之中，而絕不在於新創造的聲音。各種經濟秩序也同樣如此。每一個都是一個個別性。合計的它們的多種多樣性簡直了不得。但是，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的這種個別性，其基礎並不在於每次實現的都是完全新的純粹的形式，而是產生於選擇那些實現了的純粹的形式（這些形式的數目有限並且可以概觀），以及產生於它們融合的特別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夠理解它 ，而且這樣也可以精確地確定實際的經濟在歷史上的那些變化。
為了避免重複，我請讀者回憶本書的第二篇，尤其是第二章（第72頁及其以下），把它再讀一遍就更好。當時我們就不得不在確定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經濟秩序時強調那些組成它的形式要素：它可能就是奧古斯都時代的埃及經濟或是15世紀晚期的紐倫堡的經濟。不過我們那時只利用了那些最重要的純粹的形式。但是這也是一種率先行動；不過是必要的。因為不這樣就根本不能把握一個時代的經濟秩序。但是在這期間，我們認識到了如何獲得各種形式要素。我們確切地知道它們並且現在就能夠在使用這種裝置中精確地確定各個經濟秩序。從現在起，可以從其結構上看清所有的經濟秩序，不論它們是「生長成的」還是根據經濟憲法「設立的」。也可以更確切地表述經濟秩序的定義（第89—90頁）：經濟秩序是那些形式的總和，在這些形式中，日常經濟過程的控制具體地（在這裡和那裡，在現在和過去）進行著。
面對一種經濟上的事實狀況而首先提出並且回答有關具體的秩序結構的問題，這總是必要的。另一個例子：巴拉圭著名的耶穌會共同體，它存在於1609年到1767年。各種原始資料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豐富的個別的事實。它們作了有關土地的肥力、有關各個印第安人的性格、家庭生活、經濟行為、有關農業和製造業生產的詳情等等的陳述。國民經濟學應該怎樣試圖與這種雜亂無章的個別事實打交道？它怎樣能把本質的東西與非本質的東西區別開來？如何把握整體的意義聯繫？它提出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的問題，並且是在利用各種純粹的形式的裝置的條件下。它發現了什麼？簡略地說：這個共同體總共包括約10萬居民；在這個共同體中，實施經濟的承擔者是各個個別的村莊，它們稱為並居區，數目有30個，每個有2000—7000居民。每個村莊都表示著一個簡單的 集中領導的經濟，它由一位庫拉來領導。他的計劃決定了村莊的經濟領導。在這裡，經濟計算根據庫拉方面的自然評價來進行；鑒於村莊經濟的微小和物品種類的微小數目，這種經濟計算是可以實行的。每個並居區都是一個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帶有消費品自由交換的某些痕跡。這個有著集中的領導的經濟體包括了村莊田地的很大一部分和製造業的各個作坊。擠進這種經濟體的是為數眾多的、有著集中的領導的還要更小的構成物：有著它們的家庭耕地的各個印第安人的那些家庭經濟。但是，因為庫拉也權威性地影響著在各個家庭內部的經濟運行，這些家庭是完全不獨立的。因此，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秩序形式占統治地位，而交換經濟的秩序形式只是補充性地與它相融合。在那裡有各個並居區與周圍的世界的貿易，它的市場形式極為不一樣。此外，在那裡還有各個並居區之間的商品流通，人們在這種流通中利用比索作計算單位，而不把它當作交換手段來使用。因此，在這裡實現的是「貨幣經濟的第二種主要形式」。在這裡，某些商品用作貨幣：首先是茶、菸草、玉米等等；因而實行的是「第一種貨幣體系」。
談論得很多的那個問題——這個著名的共同體是不是「共產主義的」——不會有什麼結果，並且只是卷進了有關共產主義的概念的爭論中。必須取代它的是有關當時實現的各種形式要素的問題和這些形式要素構造出耶穌會經濟秩序的整體的問題。於是成功地在當時那裡的特殊歷史環境的範圍內看到了這個經濟共同體的特色 ，也看到了它與別的經濟秩序的近似之處 。例如，與印加國家的比較容許看清：雖然在二者當中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特徵都占統治地位，而且它們在這一範圍內是同族的，但是在包括大約1100萬人的印加國中，集中管理的經濟占統治地位，不像在巴拉圭的共同體中那樣，占統治地位的是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而在二者當中，各種占統治地位的秩序形式各以特別的方式與樣式不同的補充性的秩序形式相融合。 (52)
2．在科學理論上 可以如下地表述那種導致認識各種具體的經濟秩序的做法：在獲得了有著它們的為數極其眾多的形態的各種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之後，即在得出了形態學之後，我們重新面對具體的經濟實際，由此而運用那些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而且是以另一種態度，它不同於剛才，也就是不同於獲得各種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及其形式之時。剛才 我們探究的是各個個別的具體的構成物——農民的田莊、徭役莊園、家計，從一切方面研究它們，分析地、個別地強調在那裡實現的各種形式（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種類、市場形式、貨幣體系）。現在 我們通觀一個時代和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地區的經濟的整體，比方說今天的法國經濟的或者100年前的西里西亞經濟的整體。剛才 我們使用「著重強調的」抽象來工作，現在 我們則用「概括的」抽象來工作。這就是說：現在我們通觀例如法國的經濟，提出有關實現了的占優勢的各種秩序形式的問題，並且把發現了的各種秩序形式結合成一個整體，即給出具體的法國經濟秩序的一幅圖像。
我們在應用中實行雙重的綜合 ：即把多種多樣的純粹的形式要素結合為經濟秩序的統一，同時把經濟秩序嵌入當時的自然的、精神的、政治的、社會的環境中去。我們把形態學與字母表相比較。僅僅在有了字母表時，才能夠寫出一個詞。只有在認識了各種純粹的形式並且由此認識了各種經濟秩序的各個建造要素時，才能夠完全認清個別的具體的經濟的秩序。而正像每一個詞只包括字母表的一些字母一樣，這樣在確定一個具體的經濟秩序時，也只需要使用純粹形式的字母表的一部分。例如，在確定德國今日的經濟秩序時，就不考慮幾乎所有的開放的市場形式。這許多形式都不是「有現實意義的 」。在研究德國今日的經濟秩序時，它們都屬於科學的沒有利用的動產。它們就像我寫下「類型」（Typus）這個詞時的字母a或b那樣極少有現實意義。但是，如果涉及把握另一個民族或者另一個時代（例如1890年前後的德國）的經濟秩序時，它們就變為 有現實意義的，而別的在今日的德國有現實意義的類型則離開了現實性。當時德國的經濟秩序以交換經濟的形式要素占統治地位為標誌，而且是開放的市場形式，以至於各種封閉的市場形式的裝置對於當時的時代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現實意義的和不能運用的。雖然當時實現的也有集中領導的經濟的要素，但是幾乎根本不是「集中管理的經濟」的，而差不多僅僅是各個家計和農民田莊中的「簡單集中領導的經濟」（自給經濟）的。因此，即使我們只作了德國的兩個經濟秩序的這一個比較，我們也在各種理想類型的「現實意義」上看到一個很大的區別。但是，正是現實意義的更替使得我們清楚和明確地認清了各種秩序的實際區別。（人們可能問道：經濟秩序每次實現了多久。對此可以回答說：只要經濟的內部結構基本上保持不變。如果說在舊石器時代一個部落許多千年之久仍然是以同樣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那么正是這種經濟秩序存在了許多千年。就是古埃及的經濟秩序也經歷過了上千年。然而，正如已經表明過的，在法國革命中，在一個10年中就有過4種經濟秩序。）
在確定每種具體的秩序時進行的各種純粹的形式的綜合，與另一個種類的綜合相一致：即在分析的進程中，暫時把各種經濟上的聯繫從歷史的全部聯繫中解脫出來，而從現在起，卻又重新嵌入全部歷史的環境中。因此，當我們確定戴克里先時代的經濟秩序時，我們不僅運用各種不同的、純粹的、有現實意義的形式，而且我們把這個經濟秩序同時看成當時羅馬帝國的全部精神的和政治—社會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在分析中暫時離開了歷史的觀察，以便使思維充分發揮作用，那麼我們現在就以這種形態學分析的各個成果武裝起來，回到完全的歷史觀察上來。現在發生作用的是在每個歷史時刻都起作用的所有的 歷史生活的聯繫——比方說今日的全部歷史形勢的聯繫連同那種在這個 時刻和這裡 存在的經濟秩序。以後的例子（Ⅲ—Ⅴ）將會更詳細地談到這些。
3．從這一切中產生了一個對於經濟史學和國民經濟學的合作 來說是重要的結論。長期以來就已經感到，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問題是如何 能使它富有成效。在國民經濟學的圈子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見是，經濟史學家與經濟上的個別事實有關，而國民經濟學家則應當找到各種重大的聯繫；這種意見不僅是錯誤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歷史學家把經濟上的個別事實排在一起，比方說並列地描述16世紀上義大利的農業中的成千的具體的租佃企業，他採取的行動就沒有意義。他的行事就像那一個人，他應當描述一所房子，但是卻不這樣做，而去描述建造這所房子的各塊單個的石頭，而對房子的平面圖和正面圖沒有概念，又不了解它在建築結構上的內部結構。就是歷史學家也必須認清各個經濟秩序，並且必須從一個整體 上察看個別經濟以及特別是個別的經濟事實。但是，他應該如何確定經濟秩序？根據哪些標誌？並且此外還有另一個密切相近的問題。他應當根據哪些準則區別兩個不同民族或者不同時代的經濟並且使它們互相襯托？
如果歷史學家向國民經濟學家們求教並且問他們，他怎樣才能完成這個任務，那麼各種回答很少令人滿意。如果歷史學家描述施泰因的大改革時代的德國經濟，他應該如何從畢歇爾的「階段」開始？「城市經濟」不正確，而「國民經濟」又太內容空虛。他也不能以此標明19世紀的開始到終結之間發生的巨大變化。就是當他談論「區域經濟」與「國民經濟」或者「早期和盛期資本主義」時也不能。這樣，留給歷史學家的，除了用他從日常經驗中得知的並且因而是不充分的自己的概念去描述經濟史，就沒有別的。
恰恰必須以別的方式滿足歷史學家們的合理要求。國民經濟學家們首先必須向他們指出：他們必須詢問經濟的秩序結構 並且從經濟秩序方面去思考。如果歷史學家們想認清和描繪19世紀的經濟和在這個世紀的進程中發生的變革，他們就必須詢問1800年前後和1900年前後德國經濟的秩序結構。此外，國民經濟學家們必須對他們說，只有在運用各種純粹的秩序形式（各種真正的理想類型）中才能認清一個時代的經濟秩序。那樣歷史學家就能夠認識個別的具體的經濟秩序本身。各種秩序形式只是在思維中才能純粹地 持久；但是它們卻融合地 組成了每個具體的秩序。歷史學家在具體的世界中活動。為了認清具體的經濟的世界，他必須了解各種秩序形式，它們是由國民經濟學找出的。只有這樣，他才能超越單純地查明個別的、任意選出的事實——這樣做還沒有表現出科學。因此，國民經濟學必須提供的不是那些格式：它們要求描摹具體的經濟（而沒有這樣做），而是必須提供純粹的形式，它們的運用使得認識當時的經濟秩序成為可能。 (53)
Ⅱ．認識經濟過程。——理論的運用
1．由於認識了當時的經濟秩序，就認清了一個時代和一個區域的實際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還沒有完全認清它。——日常的經濟生活在各種當時的具體的秩序之內日復一日地進行著。它如何運行？正如表明過的，這是另一個重大的問題。比起看清各個經濟秩序來，充滿矛盾的、由利益決定的日常經驗更少可能認清經濟過程 ，它是在那些經濟秩序中運行的。此外，重大的二律背反也在這裡擋住了認識的路。因此，怎樣才能把對日常經濟生活的歷史的和 理論的把握結合起來，以便由此而科學地認識它的聯繫？
根據說過的東西，答覆容易想到：絕不能靠試圖為每個經濟秩序構思一種特殊的理論。（光是因為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都包含著為數眾多的特殊地融合起來的形式要素，這種嘗試就必定失敗。這時涉及的可能是當前美國的經濟秩序或巴拉圭的耶穌會的或現在和過去的那些各式各樣的經濟秩序中的另一個。因此，描述個別的經濟秩序並沒有提供一目了然的條件狀況，只有在它們的基礎上才能得出一種理論。）相反地：各種純粹的形式或理想類型被用作「模型」；正像指明過的，理論原理是針對它們而得出的。通過運用在這個基礎上獲得的各種理論原理 ，就成功地揭示了當時具體的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 。因此，正如通過運用形態學的 裝置而認識了歷史上的各種具體的秩序那樣，通過運用各個理論 原理而這樣認識了具體的經濟過程。雖然我們察看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是從它的個別性上以及從它特殊的歷史環境上，從而是從它的一次性上，然而卻成功地把理論分析的各個成果運用於它並且這樣從其聯繫上認清了當時的經濟過程——而且（原則上）是在一切時代和一切 民族中的每一個 經濟過程。
2．我們在這個地方碰到一個障礙 。國民經濟學理論的各個原理不僅應當應用到我們時代的問題上，而且也應當運用到中世紀盛期、古代的晚期以及其他的文化和時代的問題上。這在大多數今天的人看來簡直是一個荒誕的要求。幾乎所有的方面都要我們確信，抽象和理論只是在一種一定的歷史狀況的範圍內才有意義，理性是不斷變更的人類生活的一種功能，每一種國民經濟學的理論都只具有一種相對的有效性，不管人們是否願意，它都是「受時代約束的」；我們自己共同經歷過太多的歷史變化，以致不能相信理論認識的持久效力。在19世紀初歷史意識改變之後，我們不再可以維護理論國民經濟學的不受時代限制的有效性，而且我們不能重犯一種被克服了的較老的理性主義的錯誤。相反地，如果我們能夠科學地認清一個 時代的經濟，比如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我們就應當滿意了。據說，因為我們要從其當時的政治—社會聯繫上並且從其特點上認清歷史的實際，因為每個時代都要求它的權利，就必須與這樣一些所謂的不受時代限制地適用的理論原理一刀兩斷。在態度的細節上可能存在著差別，有時把所有的、而有時只把一些理論知識看作是由歷史決定的——整個說來，對它們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有限的有效性存在著意見一致。
我斷言，人們正是用這種「歷史主義的偏見」（因為它是這種東西）堵塞了自己認識過去和現在的實際的經濟的道路。而恰恰是通過運用了不受時代約束的理論原理，才從其個別性 上認清了實際的經濟。
應當先作兩個注釋：
第一，必須始終記住，正確地理解了的國民經濟學理論原理對於具體事實狀況的存在沒有作任何 陳述。它不 描述什麼東西 。它們並不 要求給出一幅今天的或別的某個時代的具體的德國經濟的或者一個別的國家的圖像。如果 完全競爭占統治地位，那麼……，如果 一國出現歉收，那麼國際收支發生變化，而那樣就會……。國民經濟學理論的各個陳述就是這個樣子的。這一切是否出現、在什麼時候出現以及在哪裡出現，在理論中不 能找到有關這些問題的任何東西 。它全部都是由「關於在不同的、可能的條件狀況的範圍內的、必然的條件聯繫和假言判斷」組成的。 (54)
第二，應當強調說明一種區別，它通常沒有被認清，對整個國民經濟學的工作來說都是根本的區別：「真理」和「現實意義」之間的區別。每個正確地獲得的理論原理總是「真的」；但是，只有當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實現了它適用的那種條件狀況時，它才會成為「有現實意義的」。我在別的地方這樣寫道：「理論原理的現實意義不斷改變。如果不存在金本位制，那麼金本位制國家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的理論就正是沒有現實意義的。但它仍然是真的 ，並且當金本位制在某地生效時，它就馬上又變成有現實意義的了。相反地，如果在歷史上出現了並且應當研究兩方面的壟斷或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這樣一些具體情況時，那麼有關它們的各個理論原理就只獲得了現實意義，而沒有獲得真理的內涵。理論原理在其現實意義上由時代決定，在它們的真理內涵上則不由時代決定。」經濟學理論在其總和上是一個裝滿思想上的工具的箱子。個別的具體情況以其特點決定，在處理個別的具體問題時，必須使用這些工具中的哪一些，哪些這時候則必須留在箱子裡。而正是這些工具的運用總是並且到處使認識日常經濟生活的各種聯繫成為可能。
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可以以一些例子來探討。
我們剛才談過1940年德國經濟秩序的結構。現在應該研究日常的經濟生活——它當時如何在具體的德國經濟中運行。為在德國具體的經濟秩序之中的這個經濟過程想出一種特殊的理論是不可能的。因為1940年德國經濟的秩序太複雜了；將會被迫作不能許可的簡化，而最後將會得出與當時的德國經濟不相稱的結果。
我們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帶來了什麼？一方面是當時經濟的秩序結構的知識，而且是這種知識：它是由哪些理想類型的基本形式構成的以及它如何由它們構成。另一方面是有關在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集中領導的經濟形式、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之內的必然的條件聯繫的理論原理的廣博裝置。應該把二者集合在一起。那時就會看到，必須如何運用經濟學的理論，以便認清這個經濟過程的各種具體聯繫。恰恰是憑藉各種純粹的形式的裝置的幫助來透視秩序結構 ，使得有可能運用在這些純粹的形式的基礎上創造的理論裝置 。
人們再三說，價格在1940年的德國經濟中意味著與在1930年的德國經濟中完全不同的東西。確實！為什麼會這樣？——現在變得容易看清了：因為在1940年的經濟秩序中，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要素比1930年牢固得多地處於中心地位，經濟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機構方面的評價來實行的，並且靠著分配外匯、原料、半成品以及製成品而發生作用。因此，1940年對德國經濟過程的控制不同於1930年，不是那麼厲害地通過價格機制，而是通過中央機構的評價。價值理論變得更有現實意義，價格理論則失去了現實意義。但是，沒有什麼比宣布價格理論為不真更不正確了；現代的相對主義就傾向於這樣。再者，就是在1940年也沒有把各種價格完全從經濟控制中排除掉。
第二個例子：在說明19世紀末德國經濟的日常生活時，我們正好是這樣行事的，但是從細節上說使用的是別的 理論原理。價格在1898年的德國起著與1928年或1940年不同的作用——恰恰是因為在另一個經濟秩序中實現的是別的純粹的經濟形式。在世紀交替時實現的是完全競爭的各種市場形式和其他的處於許多形態之中的競爭的市場形式，而30年之後，在德國經濟有力地全面壟斷化的情況下，運用理論裝置的另一部分在說明各個日常經濟過程上占據了顯著地位。為了研究40年以前實際工資的形成，我們必須由此出發：在各個勞動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是需求的部分壟斷、僱主聯合會與工會的兩方面的壟斷、開放的完全競爭或別的開放的市場形式；而在各個商品市場上，在很大程度上缺少集中的領導的情況下，占統治地位的同樣是占優勢的開放的市場形式。在研究這個較老的時代時，今日有現實意義的有關國家規定價格、有關封閉的市場形式以及有關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理論原理保持著無現實意義。
第三個例子：「中世紀形成的價格是按照亞當·斯密或者我們今日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那些觀點進行的嗎？中世紀的價格形成是自由的，它是由供給和需求決定性地決定的市場產物嗎？」（W．密切利希）這個問題是產生於那樣一種態度，它流行於國民經濟學家們的廣大圈子中，不合乎歷史的實際。就像不存在一種統一的中世紀的經濟秩序一樣，沒有一種中世紀的價格形成。我們一定要進一步靠近歷史，以便理解它。那時有這樣一些城市，它們是君主制—城市領主制地統治的，而在那裡，行會憑著支付捐稅而獲得了特權，這些特權保障了它們在本地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在別的城市裡，城市貴族—商人們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領導要素。那時，「手工業者」常常既不是僱工，也不是有價勞動者，而是家庭手工業者，他們從遠地貿易商（他們是中間商）那裡獲得原料並且向他們銷售。在此情況下，行會部分地被禁止或者難於形成，這主要是在家庭手工業者散住在農村時。但是，當手工業者的行會贏得了城市的統治時（也就是在民主地領導各個城市時），經濟政策又不一樣了，對行會更為友好，各種規定價格則不太嚴格。由此可見，存在過4種秩序，價格在其中是不一樣地形成的——在競爭中、在壟斷中、在規定價格的情況下等等。秩序的核心是城市領主、遠地貿易商或者還有手工業者。就存在著同業公會這一點而言，它們意味著極為不同的東西：商人—中間商們的同業公會、手工業者們的行會、家庭手工業者們的行會或零售商們的同業公會。在認清了工商業經濟的秩序結構的情況下，才能得知同業公會各自都意味著什麼。而只有運用理論，才能認清整個秩序的、從而中世紀實際經濟的意義聯繫。
我們選出13世紀晚期並且選出那時佛蘭德的各個城市（它們在皮雷納那裡找到了一個著名的描繪者）：布魯日（它當時正處於它的偉大時代）、余培恩、根特以及別的城市。首先必須看清這些城市的經濟秩序 。它是足夠特別的。直到將近1280年，料子中間商—城市貴族們還是單獨實行統治的階層。織工、制氈工、印染工、剪工和其他的「手工業者」以工資為中間商工作，常常住在屬於中間商的房子裡面，並且不准聯合為行會。與此相反，中間商的「同業公會」卻是封閉的。因此，完全明確地在勞動市場上實現了「封閉的需求壟斷」，並且由此而存在著中間商們的一種經濟上的權力地位，它通過富裕市民在政治上統治各個城市而得到保障和加強。中間商—城市貴族們的權力伸展得這樣遠，以至於他們設立了公共監督者的職務，這些公共監督者監視著手工業者們在他們房子裡的勞動。購買者從整個西方擁向各個布商行會的廳堂，在那裡出售各種料子——雖然不是那樣劇烈地在一個城市的各個個別的中間商的競爭中，但卻正是在不同城市的各個同業公會的競爭中，以至於至少部分地實現了供給的寡頭壟斷。對經濟秩序就談這麼多。在這種秩序的範圍內，勞動者們的收入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產生了中間商們—城市貴族的那些巨大的收入，這應該通過運用需求壟斷的理論來搞清楚。但是，為什麼年復一年，一定的巨大數量的料子從佛蘭德流出，而一定的巨大數量的羊毛、染料和食品從某些遙遠的地區流向佛蘭德，這個問題則要求運用國際貿易理論和貨幣理論的某些部分。
從1280年前後織工們的第一次大暴動起以及從科特賴克會戰以來，佛蘭德各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秩序變了。手工業者們贏得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形成了行會；他們得以參加城市的政治領導，並且在根特甚至獨自接管了政治上的領導。經濟的秩序結構變了：中間商—城市貴族們在勞動市場上的封閉的需求壟斷被清除了，代替它的是處於同業公會和行會的相互對立之中的封閉的兩方面的壟斷。為從其變化上說明生產過程以及工資和形成的利潤，我們運用兩方面壟斷的理論。我們因而更換了理論工具。
應當向歷史學派的國民經濟學家們提出那個反問：為什麼 國民經濟學理論的這種應用不應當實行於13世紀佛蘭德的經濟過程？沒有適合於此的理由。同樣沒有理由不把形態學的和理論的適合當時的以及當時有現實意義的那些部分運用去說明15世紀紐倫堡的、呂貝克的或巴黎的經濟：那裡有開放的和封閉的市場，處於各種不同形式中的競爭和壟斷。否則怎麼能從它的聯繫上理解各個城市的日常經濟生活？為什麼不應當也運用它去說明在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如在哥倫布之前的美洲、在古埃及、在印度或在日本）的日常經濟生活？為什麼不應當通過運用理論裝置來說明托勒密時代各個巨大的壟斷集團的形式和作用？為什麼奇怪地懼怕把一種理論上的思維裝置運用去搞清一個還不知道這種理論裝置的時代的歷史問題？這種畏懼既沒有根據又有害。歷史主義偏見的基礎不僅是低估思維的力量，而且還有一種來自於過頭的發展觀念的對歷史的錯誤想法。也許，沒有比通過更詳細地認識各種歷史上的事實情況能更有把握地克服它了。 (55)
3．但是，由此也就同時確定了使用的限度並且從而認識經濟實際的限度 。
運用理論並且從而揭示經濟的各種具體聯繫，其先決條件總是事先已經從其內部結構上以及尤其是從其占統治地位 的形式要素上知道了當時的歷史上的經濟秩序。只有當人們知道 ，過去和現在在一個經濟秩序中實現的主要是哪些純粹的基本形式 ，人們才能夠決定必須把理論裝置的哪些部分投入使用 。如果我們不知道，是否以及如何在某處實現過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或有著自由的消費選擇的集中領導的經濟、需求壟斷、供給的寡頭壟斷或交換經濟的其他市場形式，我們也就不能使用各種相應的理論原理。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各種報道的缺乏使得不可能就世界歷史的長距離來認識經濟秩序的內部結構。在古代我們只能從其結構和從其形式要素上認清個別經濟秩序：例如在埃及就是如此，埃及的紙莎草紙可以讓人有深切的了解；或者是對古代晚期的不同國家，對它們來說至少良好地論證了的假說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對於中世紀早期的長時期來說以及對於別的文化圈那樣，對於古代來說各種原始資料通常是不夠用的。在這方面重要的是，有關法律制度的史料還不允許作出有關經濟秩序的實際結構的可靠結論。對此我們也已經談過。我們具有的有關漢穆拉比時代巴比倫的法律的各種報道，還沒有給出一幅公元前第三個1000年末的巴比倫經濟秩序的實際結構的圖像。在那裡，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地帶在農村中以及在城市中事實上伸展到多遠，它以哪些形式實現，交換經濟的要素在哪裡起作用，交換經濟關係的主要承擔者是誰，哪些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占統治地位，我們必須知道這一切，以便看清巴比倫的經濟秩序，並且由此而靠著理論的運用也看清經濟過程的聯繫，理論的這種運用這時有了可能。只要各種報道不容許認清經濟的事實上的秩序結構，對一個時代和一個民族的實際經濟的科學的全部認識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56)
4．這一切的結果是：得以成功地克服 那巨大的二律背反，這種二律背反阻礙了科學地認識日常的經濟生活。我們這樣指出過：產生這種巨大的二律背反，是由於在經濟的世界中起初不可能看到一種「不變的總風格」：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以極為不同的方式從事著經濟活動，但是只有用理論的分析才能夠揭示經濟的各種聯繫。二者似乎是不能一致的。缺少那種形式相同性，它在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並且允許例如物理學提出一般的—理論的問題。二律背反的解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對具體的個別經濟的精確研究表明：處於其變更之中的以及處於其不可通觀的多種多樣性之中的各個經濟秩序是由數目一目了然的純粹的形式構成的，從而可以把各個經濟秩序的這種多樣性歸結為統一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分析確實得出了經濟的一種一定的、特殊樣式的「總風格的不變 性」，這也就是各種基本的秩序形式的形式相同性，它使理論的探討並且從而（在理論原理的運用中）解決經濟過程的各個具體問題成為可能。 (57)
此外得出的是：從它們的全部形態上對各種純粹的形式的認識在認識過程中具有兩個 功能：首先，它在運用中用作認識歷史上那些多種多樣的經濟秩序的結構的手段。其次，這些純粹的形式提供了獲得理論原理的基礎。
但是，經濟學的理論具有這樣一個 功能：憑藉著運用它使得從其全部聯繫以及從其推移上說明經濟過程成為可能。
在隨後的三節中，還要用一些例子來更為詳細地指明，怎樣 能夠通過一起運用形態學和 各種理論原理認清具體的經濟。
Ⅲ．一個簡單的案例
為強調一些根本之點起見，應該首先簡略地並且以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怎樣能夠科學地認識經濟實際。應該提出這一任務：研究19世紀中期前後西里西亞的經濟而且首先是手工織布工人們的狀況。
最初發現的是大量雜亂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事實以及參與的織布工人、中間商們和其他當事人們的充滿矛盾的看法。在這種混亂中，如何能夠找到各種真實的聯繫和真實的事實情況？顯然，像「資本主義」、「地區經濟」或其他的「階段」和「風格」那樣的概念構成物是毫無用處的。
讓我們假定，我們還不具有經濟體制和理論的裝置。那時我們必須做什麼？我們必須首先通過研究個別的廠家和家計而獲得處於其多種多樣的形式之中的各種經濟體制，並且由此而認清構成一切具體的經濟秩序的各種秩序形式。然後，我們必須在這些純粹的形式的範圍內研究經濟的全部聯繫，也就是得出理論；這樣做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已經有了簡單的並且一目了然的條件狀況。
而現在，裝備著形態學和各個理論陳述的雙重的思想工具儲備，我們回到各種具體的歷史的事實狀況上去：到19世紀中期前後的普魯士國家中去，到當時在西里西亞占統治地位的各種宗教和社會的想法上去，到存在於那裡的個人和集團的各個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地位上去。而現在我們就能夠科學地認清各種事實。首先，精確地描述當時西里西亞的經濟秩序現在就獲得了成功。在那裡，在農業中實現了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不同的要素，家庭手工勞動則與農業最緊密地相結合。此外實現的是許多交換經濟的形式——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就像例如勞動市場上經常有需求壟斷。因此，某些理想類型的形式在當時的西里西亞是「有現實意義的」。西里西亞經濟秩序的描述把這些形式聯接成一個整體，並且把它們裝進該國的全部歷史形勢中去。第二，研究了日常的經濟過程並且首先說明了織工的狀況。在這個地方運用的是各個理論原理 ，而且是那些「有現實意義的」理論原理：例如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和需求壟斷的以及國際貿易的那樣一些理論原理。在這種情況下就得知，織工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取決於並且如何取決於政治的、國家傳統的社會結構的、它的自然的非經濟的事實，取決於織工們掌握的技術知識——總之，取決於各種資料。而另一方面又得知，這種日常的經濟生活、織工們的各種工資及其生活水平如何取決於巨大的經濟上的全部聯繫（西里西亞的各個織布廠家和織工們的各個家計只是這個聯繫的一小部分），取決於西里西亞的和普魯士的經濟的其他各部分中的、英國的和其他的織機織物的競爭中的各個過程，取決於西里西亞的織工們所依賴的那些供應者們和顧客們。這樣就以非經濟的和它的經濟的方面在其雙重 聯繫上說明了日常的經濟生活。
隨著這樣認清了西里西亞的經濟秩序和經濟過程，就完成了任務，在個別事實的表面上的混亂中找出了統一和聯繫。
Ⅳ．經濟發展
1．所有具體的經濟都是動態的。總是並且到處都是。雖然在過去的時代中，有過上千年的文化穩定，而且某些歷史學家有理由警告，提防把今天的人們的總是主動地改變的欲望賦予別的時代。在許多文化圈以及在石器時代的上萬年間（人類歷史的遠為最長的部分）經濟也是罕見地顯示出迅速的變化，它通常只顯示出很慢的變化。各種經濟制度那時可能上百年或者上千年之久的保持不變。但是，就是那時戰爭、氣候的波動和瘟疫也不斷地迫使經濟過程發生某些推移。
一切經濟上的變易都可以從兩種形式上得到表達：從改變具體的經濟秩序上和從改變在這個秩序內部運行的經濟過程上。這就是說：經濟秩序的內部結構經歷著改造。這是一個。而日常的經濟生活不是以完全同樣的方式重複的，而是物品供應的種類和大小、各種生產力的投入、生產資料裝置的規模、使用的技術和位置都在發生變化。這是另一個。經濟秩序的每一次改造都引起經濟過程的轉向。但是並不是相反地：並不是經濟過程的每一個推移都需要改變經濟秩序的形式。
經濟秩序的發展、日常經濟上發生的事情的擴展和經濟秩序的退化以及經濟過程的收縮在歷史上交替著。例如經濟上的衰落 出現於晚期羅馬帝國或者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的舊德意志帝國。而經濟上的發展 則出現於公元前3世紀期間地中海世界的東部或13世紀期間的德國——與政治上和經濟上向東方的巨大擴展相結合。最後，從18世紀到19世紀之交開始於英國並且從那以來震撼著世界的工業化，表現著各種形式和經濟過程的一個巨大的發展過程。對此在這本書的其他部分中已經足夠地說過。必須的只是一個 補充，它涉及經濟形勢 問題，從而涉及各個具體的經濟過程的各個當時的推移。
對此我們只要想一下在現代工業化過程的行列中出現過的各個經濟形勢現象。過去似乎找不到經濟形勢波動——不是這樣。相反地，在古代、中世紀以及在近代之初，無論如何有過這樣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集中注意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各次經濟形勢運動，那麼就會證明：工業化也就是資本投資，工廠、鐵路、機器、高爐、街道、房屋的建設。（在第212頁及其下頁簡略地探討過什麼是投資：部分地憑藉生產資料的「返回」，部分地憑藉「延長生產道路」而延長「成熟的時間」。）自從工業化開始以來，至今工業化並且從而投資都正是斷斷續續地進行的。各種投資的增長以變動的速度進行。當一個時期中各種投資頻繁發生時，我們談到「高漲」，在各種投資減少時我們談到「蕭條」。並不是像看起來那樣，似乎最近一個半世紀經濟形勢的各次運動到處僅僅存在於投資速度的波動中。情況不是這樣。例如，由於歉收、需要的推移或發明，國家的整個部分和整個的國家落入了經濟上的蕭條之中。但是儘管如此，主要的事情——投資速度上的波動——保持不變，它賦予大多數現代的經濟形勢運動以它們的性質。就這方面來說，大多數都具有一種類似的性質。
但是，這些投資波動每一次為什麼 並且怎樣發生，完全取決於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全部歷史狀況。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各個經濟形勢的有自身規律的 —必然的進程 。各個投資的方向和種類首先取決於經濟秩序。它們在我們的世紀的第四個10年的俄國發生得完全不同於同時的英國，並且在1927年的德國完全不同於1935年的德國。在一個經濟秩序中，集中領導的經濟的或者交換經濟的要素是否以及如何占統治地位，或者在一個主要地是交換經濟的經濟秩序中，是壟斷的形態還是競爭占優勢，這對於各個個別國家中的各個投資過程的並且從而經濟形勢形態的控制、持續期限和範圍來說，都有著完全決定性的重要性。不過，全部歷史的變易也持續地改造著經濟過程的其他各種資料。例如，1914—1918年的戰爭不僅通過改變各個經濟秩序，而且還通過各種需要的推移和把成百萬的勞動者從他們至今為止的工作中抽出來而深刻地影響了許多國家的各個經濟過程。緊接著的所有重大的外交和國內政治事件都對各個個別國家的經濟形勢運動發生了作用。在德國，凡爾賽條約、道維斯協議、1923年以來取決於國內政治的工資政策、卡特爾政策、對各筆外國貸款的政策和從1933年以來為刺激和加速各種投資起見的國家負債，以及一種固定匯率的特殊政策都是如此。英國以它另一樣的經濟政策而不同：以1931年的貶值和資本市場流動化的政策。1931年以來德國的和英國的經濟發展的全部差別，只有作為各種不同的全部歷史發展的部分並且在與兩個國家的不同結構的聯繫中才能得到理解。
鑒於各個國家今日的結構，每次經濟危機都威脅著要變成一場國家的危機，這肯定是確實的。但是相反地，政策也決定性地一起決定著各次的經濟形勢運動的各種具體資料。不應當提出異議說，這僅僅對1914—1918年戰爭以後的時期才是適用的。絕不是。當德意志帝國在1914—1918年戰爭之前的最後40年中具有一種財產法、債務法、工商業管理和公司法時，當它堅定地遵循金本位制並且從屬於一個一定的貿易條約體系時，國家就以此而創立了一定的比賽規則，它們的形態同樣決定性地共同決定著投資過程。這一直適用到許多細節上。例如，有限責任公司的公司形式使不公布結算報表而限制責任成為可能；如果1892年德國沒有引入這種公司形式，那麼，無疑各個投資的數目就不會像實際上的那樣大，並且從而德國的各次高漲運動的速度也不會像實際上的那樣有力。就是在當時，當國家並不直接干預經濟形勢過程時，它也以很強的程度影響這個過程——恰恰是通過它的這種經濟政策。
如果同時考慮到，除了政策上外，其他的歷史事實（就像例如人口的運動）也決定各個具體的經濟資料（只要回想起最近半個世紀期間德國和法國的人口運動的不同），那麼這一觀察就得到了解釋：每個 經濟形勢運動，從而日常經濟生活的每一個 變化，都是個別的 ；它是一個「唯一的、歷史的插曲，它在重要的特徵上不同於所有其他的，並且從不再現」（W．C．米切爾）。必須從它們的特殊的時代並且從它們特殊的國家上來觀察每一個經濟形勢狀況（無論它正是1926年與1933年之間或者是1903年與1907年之間德國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地方以及別的什麼時候的）、每一個高漲和每一個蕭條。各個經濟形勢運動不是同樣形式的。
沒有經濟形勢的正常的周期 。
2．由此得出的是，那些試圖對具體的日常經濟生活的所謂有規律地重複的推移作出普遍適用的陳述的「動態理論」或「經濟形勢理論」必定會 失敗。
如果工業化是一個單獨的過程，它一旦開始，就必定在過去和現在都具有一種一定的進程，就像在混和了一定的化學物質之後的一種化學過程以自然的必然性而進行，那麼早就能夠想到「動態理論」成功的可能性了。浮現在動態理論的許多較新的創立者之前的無疑是這種想法。人們察看經濟生活領域，在最近的一個半世紀裡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發展過程；並且人們現在想為這個時期以及為所謂的「資本主義」找出發展的規律，就像化學家確實發現了化學反應的規律，或者生物學家確實發現了植物的發展規律那樣。人們是如此之甚地與這種基本想法密切相連，以至於許多人根本就把它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人們從思想上把經濟與別的各個生活領域分隔開來。
或者，動態理論就像在馬克思和在他的學生們那裡那樣，以所謂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為依據，也就是以這種觀點為依據：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其他的歷史存在都取決於技術的和經濟的基礎。按照這種觀點，例如在工具和手工業的基礎上聳立的就是一種與在機器和工廠的基礎上不同的宗教的—文化的—國家的上層建築。因此，一切 歷史都被歸因於一定的技術的—經濟的基本事實。如果這種歷史觀是正確的，那麼動態的理論就不僅有了一個基礎，而且它尤其會成為對歷史的一切理解的基礎。它將成為歷史的基礎科學。因為從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可以看清宗教、國家、文化和其他一切的發展。
無論是在思想上把經濟挑出來，還是按照馬克思的方式把它看作歷史變易的唯一基礎，還是試圖把二者結合起來——在所有的情況下那種見解都是站不住腳的。而且並不是主觀的判斷導致了這種拒絕。歷史的經驗本身迫使這樣。一切經濟發展只有作為具體的、全部歷史的存在的環節才能夠得到理解。但是，一切動態的理論或經濟形勢理論都不能夠考慮到經濟的變易不斷地從經濟之外的事實中所得到的那些決定性的影響。
正是從1914—1918年的戰爭爆發以來，各種動態的理論和經濟形勢理論的失靈成為顯而易見的了。我們年復一年地見到，經濟上發生的事情多麼有力地由外交和國內政治上的事件以及由戰爭來決定。我們看到，不僅這個時期的那許多的政治事件本身，而且光是外交或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這個因素，就足以影響企業家們的各個經濟計劃、他們的預期、他們的行動、投資速度和其他一切經濟上發生的事情。悉心把動態理論或者經濟形勢理論精緻化也無補於事。由此並不能消除那個基本錯誤，所有這些嘗試都以這種基本錯誤為基礎。事實的語言是令人信服的。還有一個例子，而且是一個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例子：1914年以前世界貿易在外交政策的、貿易政策的和幣制政策的一個秩序範圍內進行；而在那場戰爭以後，這個秩序的重建沒有成功。這個秩序的破壞是各種國際經濟關係衰敗的一個根本原因，而這種衰敗又是1929年開始的那些嚴重的蕭條的一個根本原因。國際政治秩序的崩潰決定性地決定了這些個十年期間世界的整個經濟發展。但是，經濟形勢理論想對這些形勢的進程提供普遍適用的解釋，應當如何在這種理論中考慮到這樣一個重大的、一次性的政治事實？
人們自問道：怎麼可能產生這樣的嘗試——提供一種對於所謂必然的、具體的經濟發展的普遍適用的陳述？為此提供基礎的是這一事實：今日的人在幾十年中習慣了分裂地觀察歷史。歷史科學分裂為政治史、經濟史、精神史、法律史、宗教史、藝術史，這起了災難性的作用。這樣我們就不再會從它們的全部歷史的聯繫上去察看歷史事件。此外，還有兩個別的、特殊的錯誤也在研究日常經濟生活的各種變化中起作用。
首先是對國民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性質的錯誤認識。如果人們認為，理論描述 具體的過程，那麼動態的理論和經濟形勢理論的思想就可想而知。在敘述一種靜止狀態時所給出的那種描述看來並不合乎實際。因為在實際中，經濟過程恰恰不是年復一年地以同樣的方式重複著。靜態的理論似乎是不夠用的，而經驗則似乎要求人們去找到「動態理論」，它們描述具體的經濟變易。因此，動態理論的構思者們相信靠近了實際，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他們實際上遠離了實際。一旦人們認識到，理論原理對於事實的存在沒作任何陳述，而是它們具有假設的性質，它們是認識具體的經濟的思想上的工具，而且因此正如我們指出過的，就是靜止狀態也是一種想法，它雖然服務於認識實際，但是卻沒有描述它——情況就弄清楚了。
此外 ，動態理論的創立者們相信看到了，經濟生活常常改變它的資料本身。這樣他們就得出了結論：就這點而言，所謂的「靜態理論」也是不夠的。因此「動態的理論」應該以經濟過程對各種至今為止的資料的破壞和以經濟的發展（就它取決於此而言）作對象。許多經濟上的現象（儘管它們是由各種資料決定的）以後不是從它們那方面反作用於各種資料的形態嗎？我認為，從馬克思以來力圖創立動態的理論的大多數理論家想到的都是這種事實狀況。——事實上經常有這樣一種聯繫。各個廠家的擴大能夠導致形成卡特爾，從而導致實現另一種市場形式。猛烈的黃金流失可能對中止金本位制給予推動。我們在接近上一章末尾的地方（第241—242頁）談到過兩種別的情況：低 工資給了國家的干預和改變各個勞動市場的秩序以誘因，而煤炭市場上降低的價格則給了技術發明以推動。但是在那裡也表明，在這樣一些經濟上的事實（低工資或下降的價格）與資料的變化（別的勞動市場秩序和新的技術知識）之間不存在必然的條件聯繫。必須同樣滿足許多各種各樣的、非經濟的先決條件，以便反作用每一次得以實現。在那裡以兩個例子說明過的東西是普遍適用的：全部經濟的資料在它們那方面總是同時由許多別的非經濟性質的事實造就的。因此，絕不應當主張經濟上發生的事情與資料的改變之間的一種必然 的聯繫：煤炭價格的下降在一個國家中給了煤炭開採領域中的技術發明以誘因，而在科學—技術的積極性比較小的另一個國家中卻沒有產生這種作用。各個廠家的擴大事實上是否導致形成卡特爾，取決於企業家們的精神氣質、司法和立法以及別的事情。有關經濟過程對各種資料的影響的普遍適用的、動態的—理論的陳述是不可能的。
然而，對這個結論還應該補充一個論斷。有「不穩定的秩序」，它們具有轉變的傾向。例如，在一個市場上存在著兩方面壟斷、兩方面的部分壟斷或供給的寡頭壟斷，這種市場並不罕見地改變它的市場形式。經濟過程在這些市場形式中的無均衡性產生了向一種比較穩定的市場形式過渡的追求。例如，供給的寡頭壟斷並不罕見地變為集體壟斷；從少數商號的寡頭壟斷式的權力鬥爭中發展出了卡特爾。或者想一想20世紀許多國家中的各個勞動市場的發展。哪裡形成了僱主們和雇員們的兩方面的部分壟斷，哪裡因此而使用封鎖（也就是說開除和罷工——無均衡性的這些有力的表現）來進行鬥爭，國家就會一再覺得受到了推動去居間調停，或規定工資，或者甚至以集中管理的經濟形式控制各個勞動力的使用。那時兩方面的壟斷就給集中管理的經濟形式讓了路——而因為這樣一些不穩定的市場形式經常實現於工業化了的世界中，就由此而給予了一種推動去迅速地改變各個經濟秩序。這就是說，經濟過程 在這裡通過它的無均衡性而作用於經濟秩序 的塑造。但是，就是在這裡也不存在發展的必然性。從供給的寡頭壟斷中不是必定 產生卡特爾，而且有這樣一些國家，它們沒有被罷工和開除推動去改變各個勞動市場的各種形式。而且就是這種事實狀況——也就是不穩定的市場和經濟秩序的存在——也沒有這樣給一種動態的理論提供場地。
3．批評就是這麼多。但是，哪個是正面的回答？怎樣能夠成功地研究具體的經濟變易以及怎樣能夠首先是成功地研究具體的經濟形勢波動？適用的又是在其他情況下也適用的東西：鑽研各個個別現象的各個特點（3）為歷史的和理論的探討創造了前提條件（4）並且導致了揭示所探尋的各種聯繫。經濟形勢的研究不能使各個個別的經濟形勢運動的特點後退，這發生於那些構思「正常的周期」的嘗試中。相反地，它必須明確地強調這種特點。
作為例子，我們把1903—1907年德國的經濟高漲與1933年直到戰爭爆發的那個高漲相對照。從1933年起，德國的經濟秩序越來越多地具有了集中管理的經濟的特徵。這個事實賦予了經濟形勢過程以一種直到個別之處都不同於1903—1907年的歷程。雖然在兩個高漲中，投資速度都比過去加快了，這對它們是共同的；但是，它怎樣增加，包括收入的形成在內的整個經濟過程如何變化，在有些地方卻是完全不同的。在1933年以後的那些年中，各種價格和工資都是由國家掌握的，而在1903—1907年的高漲中就不是這樣。還不止於此：這時價格的形成所具有的意義與那時有些不同，要小得多。因為那時，在一種交換經濟的要素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秩序中，價格的形成是經濟過程的調節器；而這時卻不是。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要素越是占優勢，價格就越是變成了一種單純的計算數值；而集中管理體則以它的經濟計劃、評價、命令和指派來實施經濟過程的控制。這適用於所有的價格，也適用於利息。在1903—1907年的高漲中，利息的運動就像它在各個不同的資本和貨幣市場上發生的那樣，對於投資過程的規模和進程同樣是決定性的；但是，在1933年之後，利息所具有的意義就很小；而各種投資越是變得取決於集中管理體的刺激或批准，以及利息越少地依據實際的資本稀缺性來形成，它的作用就越來越變為次要的。就是各銀行和銀行政策在兩種情況下也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那時，各銀行一起連同它們的私人貸款接受者是各個投資的控制者；1933年之後，它們在另一種經濟秩序的範圍內越來越甚地交出了它們的職能。
在各種經濟關係的國際秩序上的差別同樣影響了這兩個經濟形勢過程。金本位制和長期的貿易協定連同微小的貿易障礙在本世紀之初還創立了一種國際性的經濟形勢共同體，它從根本上對德國的高漲及其結束髮生了作用。在第二個時期中就完全不同；在這個時期中缺少這種國際性的經濟形勢共同體，而且在這個時期中，各個個別的政府的自立的經濟形勢政策從根本上影響了各個個別的國家中的經濟過程。
可是，那兩個高漲的不同過程的根源不僅僅 是第一個10年和第四個10年的經濟秩序的差別。別的特別的事件也同樣造成了各種資料，並且對於德國的那兩個經濟形勢過程來說成了根本的。例如在1903年和1907年之間的時期中：許多好收成、人口的猛烈增加、日俄戰爭。在第四個10年中這樣的是別的、眾所周知的事件——首先是擴充軍備。因此，比較過的那兩個高漲不是表面不同的同樣的現象，而是1903—1907年的「高漲」根本不同於30年以後的「高漲」。不允許以詞句的相同來欺騙人。
4．突出每個具體的經濟形勢運動的各種特別的特徵，需要使用形態學的裝置。以這種突出達到了什麼？——決定性的東西。而且是向著兩個 方向。在一個方面它導致沒有困難地認識了經濟的和全部歷史的變易之間的聯繫。例如，本世紀10年代和40年代中德國經濟秩序的差別是與國家的不同結構最緊密地聯繫著的。一旦認清了當時經濟的秩序結構，就能看到這種聯繫。舊的外交政策秩序與它在經濟上的作用之間或40年代中的外交政策的形勢與它同各個經濟過程的關聯之間的聯繫也是如此。
第二 ，這樣突出特殊的東西向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發生作用——而我們由此又接近了那個主要之點：正是因為這樣充分突出了每個經濟形勢波動和它發生於其中的經濟的秩序結構的個別性 ，人們就把它引向了理論的 探討，這種探討使得有可能認清各種經濟上的變化的聯繫。因為由此而且僅僅 由此才為富有成效地運用國民經濟學的理論裝置創造了前提條件。如果我們研究1903—1907年的高漲，那麼我們就採用交換經濟的理論。價格理論是有現實意義的，交換經濟中生產的時間結構的理論分析和交換經濟的利息理論同樣是如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以及在貨幣理論中，那些把金本位製作為基礎的理論原理是有現實意義的，並且必須得到運用。但是，在研究1933年到1939年的高漲時，我們就更換各個理論工具。從這時起，各個中央機構的各種評價就對經濟過程是決定性的，因而價格理論喪失了現實意義，而由一種集中領導的經濟所獲得的價值理論各原理則取代了它的地位。研究集中領導的經濟的時間結構理論成了有現實意義的。而在國際貿易理論中以及在貨幣理論中，那些有現實意義的部分也同樣變換了。以這種方式就成功地從它們的相互制約性上和從它們對各種資料的依賴上看清了各個個別的經濟形勢現象，從而看清了具體的日常經濟生活的各個個別的變化，並且這樣就不是從一種單純的並列上，而是從它們的聯繫上去察看各個事實。由此而打開了一個特別生死攸關的問題領域，它需要運用 各種理論原理：它正是具體的經濟形勢問題的總和。只有在運用理論原理中才看清了經濟實際的這個方面，看清了具體的經濟過程的每一次的推移。
但是，只有在滿足了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時，這樣運用理論才會成功。因為，要使理論裝置適宜於一般來說這樣運用到各個具體的經濟形勢現象和經濟變易的各個問題上去，必須以特殊的方式安排它。理論僅僅試圖表現一種現存的靜止狀態，這是不夠的。相反地，如果要它在它的運用中說明具體的變化，它就必須也在足夠的範圍內包括關於資料變化 的各種作用的假言判斷。這也就是說，有必要運用「變動法」。
變動法這樣起作用：通過變動一個 全部經濟的資料而從思想上破壞一個假定的靜止狀態，並且這樣研究，在經濟的全部聯繫中出現了哪些推移，它們以哪一種次序而發生以及哪些摩擦變成了起作用的——直到出現一種新的靜止狀態。最後，把結束的狀態與人們由此出發的那個靜止狀態相比較，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查明資料變動的各種全部經濟的效應。這就是說，例如我們從交換經濟的這樣一種靜止狀態出發，它有著壟斷的和競爭的市場的一種一定的混和並且有著一個一定的貨幣體系，假定其他情況不變而作出了一項技術發明，我們研究出現了哪些變化，然後把新的靜止狀態與舊的相比較，並且這樣去看清，通過發明及其應用如何改變了生產的數量、生產方向、收入、生產的時間結構、生產的各個區位等等。在開始和結尾可能已經存在著完全一般均衡的靜止狀態，或者也可能存在那樣一些狀態：在其中部分的各種生產設備、各個勞動力和存貨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在其中缺少一般的完全均衡。也可能是資料的變動把一種缺乏均衡的靜止狀態轉送到了這樣一種完全均衡的靜止狀態以及相反。二者都必須由變動過程的理論分析來證明。但是，在變動的開始和結尾，總是有一種靜止狀態。凱恩斯、庇古以及其他人代表了一種看法：在一次擾亂之後不可能 再達到一種新的靜止狀態；這種看法缺乏靠得住的經濟學上的根據。但是，拋棄「靜止狀態」的觀念意味著放棄對經濟發展的認識。
在經濟實際中，向著一個新的靜止狀態的運動通常被新的資料變化所打斷，這是確實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導出反對這種方法的異議，因為只有靠著它的幫助才成功地認識到，一種資料的變動從一開始起就將在哪個方向上起作用。我們假設這種情況：在一個國家中，由於不利的天氣情況而發生了一次歉收，而且它改變了國際貿易以及國際收支的平衡；在這個國家中，走向一個新的靜止狀態的趨勢被關稅的提高所打斷，而關稅提高的作用又被同一個國家中信貸政策的變化所破壞，等等。儘管如此，在一場歉收之後，在較長期持續地沒有別的干擾的情況下，將會出現一個新的靜止狀態；雖然它由於別的具體的資料變動而事實上沒有出現，它還是最令人感興趣的。因為人們由它而獲悉，從資料變化的第一個瞬間起（也就是歉收），運動就向哪個方向進行。長此下去 一個一定的新的靜止狀態就會習以為常——不能容許誤解這種論斷，就像它事實上被誤解了那樣：這一論斷並不意味著，如果沒有達到新的靜止狀態，它就沒有意思。相反地，重要的是在資料變動之後所立即發生的向著它的運動。如果我靠著變動法的幫助而從理論上認識到，支付一場戰爭的賠款必定會怎樣作用於一個交換經濟的日常經濟生活，那麼，把這個成果運用到1929年以後的德國的情況上去，就會使我有能力去理解各個不同的現象（例如像外匯兌換率的惡化、失業的增加、商品價格的降低、貿易差額的突變）之間的各種聯繫；就是在為數眾多的具體的資料變化阻礙了達到一種新的靜止狀態時，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以正確的形式實施變動法，它就會失靈 。例如如果它只是從一種完全的一般均衡狀態出發（在經濟實際中，哪怕只是接近實現這種狀態也確實是極為罕見的）以及如果它根本不理會缺乏一般均衡的靜止狀態的話，它就會失靈。此外，如果不是詳細地研究直到新的靜止狀態的各個個別過程的序列，而是簡單地在舊有的靜止狀態之外提出新的，它也 會失靈。這是一種錯誤，李嘉圖已經犯過這種錯誤（順便提一下，他自己在一封致特羅爾的信中對此表示過態度），而現代理論研究的洛桑變種則極為經常地犯這種錯誤。因為日常經濟生活的每個推移都是過渡，並列的靜止狀態的圖像就不可能足夠地說明它。例如，在從理論上分析A國付給B國的一筆一次性的大宗戰爭賠款所造成的各種經濟的後果時，如果簡單地把靜止的結束狀態與靜止的起點狀態相對照，那麼就會因此而忽略了極為重要的東西：因為沒有從它們的聯繫上以及從它們的持續時間上來研究各個外匯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市場上的和各個物品流中的各種變動。這樣在具體的情況上運用理論的—靜態的模式怎麼能作出成績？因為重要的恰恰是在它們的方向和它們持續的時間上的各種變動，以及在這時出現的各種摩擦。但是，這裡失靈的根本不是變動法，而是不完整地運用的變動法取消了正確地和完整地實施的變動法。
第三，如果理論體系不完全，變動法就會失靈。例如：如果經濟學理論不從各種經濟計劃出發，並且沒有看到計劃資料與實際的資料的差距，以及也沒有看到（在交換經濟中）個別經濟的和全部經濟的資料的區別的話。那時在理論中就沒有注意到錯誤、不確定性和風險這個基本的因素，或者沒有把應該給予它的那個 中心位置指派給它。或者是理論體系不夠用，因為它沒有提出某些問題。那些缺乏時間維的理論體系特別地不適宜於說明現代具體的發展和經濟形勢現象。它們缺少投資過程的理論分析。在一個經濟上以巨大的投資為標誌的時代中，這樣造成的「非時間的」理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使理論研究與經濟實際相疏遠。
5．得出的是：讓我們不再徒勞地去努力構思高漲、危機和蕭條的一種正常的周期——以那樣一種希望：這樣就會得到一種經濟形勢理論，並且由此得到一種對經濟形勢的說明。實際的經濟以這個方式消失於一種模式的後面。就是面對著經濟形勢的運動，必需的也不是這樣疏遠 各個事實，而是鑽研各個事實。比較不同的經濟形勢波動是很有用的，但這不是為構思一種正常的周期，而是為了使每一個波動的特點都清晰地顯露出來。突出每個經濟形勢波動的這種個別性是第一步。正如我們的例子所表明了的，它特別是在運用形態學體系上得到了成功。由此就不僅在歷史方面、而且在理論方面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當時給定的無所不包的歷史聯繫變得可以看清了，而運用當時有現實意義的各個理論部分導致了揭示各種具體的經濟聯繫。
在這個地方也許會提出下述異議：雖然不能否認，1933—1939年德國的高漲與1903—1907年的高漲具有完全不同的外貌，但是同樣的東西並不適用於別的高漲。據說好些高漲的確還是彼此極為相似，好些蕭條和總的來說經濟形勢周期也同樣如此。據說只是還必須概括屬於同一整體的各個周期，並且這樣就確實可以各為一個時代確定一種正常的周期，並且形成一種解釋這種正常的周期的受時代約束的經濟形勢理論。例如，據說在1914年以前的那個世紀中，各個經濟形勢波動彼此是相似的。而且不是偶然的相似，而是由於近於恆定的經濟秩序。因此，為這個時期構思一種正常的周期和一種受時代約束的經濟形勢理論據說是可能的和適當的。
面對這樣一些以及類似的思路，兩個確認是必要的：首先，在好些別的時期中，特別是在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 時期中，完全缺少對1914年以前那個世紀所聲稱的那種接近恆定的經濟秩序。因此，今天在每個國家中，每個個別的經濟形勢波動的特點是如此清晰，以至於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對所有的都同等對待。因此，較老的做法正是在今天必定導致失敗，而這種失敗喚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似乎經濟科學根本就不可能解決各種經濟形勢問題。
第二，就是在1914年以前的那100年中，各個經濟形勢變化也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彼此相似。比如說，如果把1903—1907年的高漲與1869—1873年的高漲相比較，那就會顯示出不容忽視的事實 區別。光是經濟秩序在某些地方就不一樣。雖然在兩種情況下都是交換經濟秩序形式占統治地位，但是1870年前後主要是在農村還比20世紀初有力得多地實現了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形式。更重要的是，這個期間在交換經濟的各種形式內部發生了的改造。20世紀初，在煤炭和鋼鐵工業中以及在其他的重要工業中，卡特爾的形成獲得了成功，而在1870年前後則幾乎完全沒有形成卡特爾。因此，在大的市場上實行的是不同種的市場形式。有爭論的是，這個區別如何 作用於經濟形勢過程：過去和現在都確定無疑的是，它發生過作用 。此外再算上1870—1871年的戰爭和法國的戰爭賠款給當時德國的高漲和它的終止打上了它們的印記（從而是這樣一些事件，1903—1907年沒有與它們一樣的東西），那麼兩個高漲就極為清晰地相互形成反差。因此，被運用來說明1869—1873年的高漲的那些理論工具，不完全相同於對於1903—1907年有現實意義的那些理論原理：例如，壟斷的特別是集體壟斷的理論有一次是沒有現實意義的，但是在第二種情況下就很有現實意義。國對國的各種單方面授予的理論一次是有現實意義的，另一次則沒有。每個個別的經濟形勢運動的唯一性產生於兩個原因：產生於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的唯一性以及產生於改變了各種資料的那些非經濟的事件的特點。
請讀者作出檢驗：請他研究他在閱讀的這個時刻所處於其中的那個 現在的經濟形勢狀況。他仿佛把它置於顯微鏡下——而這個顯微鏡就是形態學的裝置，因而是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形式的、各種市場形式的和貨幣體系的體系。
6．這種必要的轉變使各種經濟形勢理論或各種動態的理論失去價值了嗎？沒有。但是必須改變它們的含義。不能像它們的創立者們自己通常解釋的那樣來解釋它們：似乎它們說明了一種正常的周期。相反地 ，應該把它們全部看成假設了不同的條件狀況時的假定的變動 。這樣解釋和改變了含義之後，它們就是運用變動法的理論研究並且作為這樣的東西而很有價值。
例如，完全免除了貨幣的經濟形勢理論的這一功能：從內在關聯上去描述和說明上個世紀的各個實際的經濟形勢運動或所謂的經濟形勢的周期。如果把它解釋為對一種資料（比方說貨幣數量）的假設的變動的研究，並且把它視為一種理論工具，它只是在實現了那些假定的條件時才能夠使用，那麼它就會做出良好的工作。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說明一定的具體的經濟形勢運動的某些現象。可是，如果各個具體的經濟形勢波動是在這樣一些經濟秩序的範圍內發生的，在那些經濟秩序中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秩序形式占統治地位、從而貨幣和貨幣利息在那些秩序中起著一種與在這種經濟形勢理論中不同的、遠為小得多的作用；或者即使是發生在這樣一些經濟秩序中，它們雖然是交換經濟的，但是在它們當中卻存在著一種不同於貨幣的經濟形勢理論所假設的貨幣體系；那麼貨幣的經濟形勢理論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應當以類似的形式改變各種收穫理論或各種心理的理論的含義；應該把它們看做是對一種資料的可能的 變動的以及它們的後果的研究，這樣就通過運用於合適的地方（也就是說在接近或者完全實現了這樣一種變動的情況下）而使它們有用。（如果 出現了歉收，那麼它們就在這個或那個經濟體制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經濟過程發生作用。如果企業家們判斷未來的前景較好，並且他們因此而改變了他們的投資計劃，那麼，在交換經濟中，在某些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就會產生這樣一些後果，在別的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下則會產生那樣一些後果。應該這樣理解這兩種理論。）在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反應跟著資料的改變和價格的推移而來；有關這段持續時間的各種重要著作也同樣是對模型的研究。它們需要運用，並且只是然後才表明，反應時間的長短每次都具有怎樣的重要性。而在這種情況下得出的總是：資料的變化在不同的秩序形式的範圍內也非常不同地發生作用。
7．人們進行過這種觀察：在最近幾十年中，消費者們對經濟過程的影響下降了。由此刻畫了最新的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事實。從門格爾起，現代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就指明了，有購買力的各個家計的各種需要、從而消費者們如何以他們的需求而統治著生產過程直到它最遙遠的分支。這種理論現在過時了嗎？還是它不正確？有必要想出一種新的理論嗎？凱恩斯試圖這樣做，他想以他的學說以及其他東西說明，企業家、而不是消費者如何並且為什麼形成了現代的經濟過程的中心。或者應當嘗試以一種特殊的動態理論來理解重點從消費者移開？
重點的轉移如何發生？它發生於兩個階段中。在20世紀初，顯著地贏得了權力的是企業家們。他們的地位過去依賴於市場和它的價格形式；隨著競爭的被抑制，隨著別的市場形式的擴展，隨著集中過程的向前推進（它在康采恩、托拉斯、卡特爾以及其他的權力集團的形成中進行），他們的地位改變了。現在他們推行了市場戰略並且在重要的市場上例如作為壟斷者而統治了市場。貨幣業中的變動同樣增強了企業家們的地位：現在貨幣（以鈔票和轉賬貨幣的形式）以不斷增大的程度通過各個銀行向企業家們發放貸款而產生，因而第三種貨幣體系移到了中心地位。由此而顯著地增大了各種投資規模和速度，而強制的儲蓄則贏得了重要性。占據了壟斷式的或者寡頭壟斷式的市場地位並且得到大筆銀行貸款的工業企業家們成了經濟過程的重要部分的指揮者，而不再是準確地遵循消費者們的各種指示的代理人。但是，在這種雙重的變化沒有或者沒有這樣劇烈地得以實現的那樣一些經濟領域中，例如像在農業中，各個供給的廠家們仍然在較高的程度上依賴市場以及消費者們。
但是，重點繼續從消費者們移開，而且開始了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集中管理的經濟的秩序在好多國家中傳播開來，而在那裡，集中管理機構的各種領導移到了經濟過程的中心。在20世紀的各個戰爭經濟秩序中，或者在今日的俄國或在1933年以來的德國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卡特爾和康采恩以及別的權力體還在繼續傳播；但是，正像指出過的那樣（第252—253頁），它們在另一種經濟秩序的範圍內改變了它們的性質並且成了集中管理的工具。集中管理的經濟越是徹底，消費的人們的各個計劃對於經濟過程所具有的影響就越小。定量配給和配給體制使消費者們的各個計劃失效。集中管理的經濟推進到哪裡，哪裡的市場就消失或者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消費者擔任著比前一個階段還要小的角色；但是，在行政機關通過它們的沒收、退還和生產指示等手段控制經濟過程的範圍內，企業家和銀行同樣交出了它們的主角作用。由此可見，重點從消費者的移開源出於經濟秩序 的變化，它們絕不是純粹由經濟的條件決定的並且因此而不能用動態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完全競爭這種秩序形式越是在實際上向後縮，論述以完全競爭來控制經濟過程的那些理論原理就越不足以說明經濟形勢。它們失去了現實意義。但是它們並沒有變為不正確。理論裝置需要擴大，但是並不需要用另一個來代替。
如果不再是由上百萬有購買力的消費者們以他們的匿名的指示來決定，應當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而是如果由集中的管理機構的計劃和命令來部分地或者主要地承擔這種功能，那麼全部的經濟形勢過程也就改變了它的性質。各個經濟過程不再根據消費來安排。消費者不再是一個主動的要素，而是成了共同體的一個消極的成員。如果集中管理的經濟的秩序形式占統治地位 ，各個經濟形勢運動就表現於消費的而不是就業的波動中 。為了準備並進行投資，中央管理機構可以通過安排投資來強制放棄消費，從而不是把勞動力和物質生產資料使用於生產住宅、食品和其他消費品，而是指引到建設渠道、機器工廠和生產裝置的其他部分上去。帶有失業的蕭條不再需要出現，因為每個勞動者都可以靠集中管理機構的命令而被雇用，不管他生產的是哪些價值。集中管理的經濟的生產過程的各種比例失調成了主要是在消費品的短缺和在消費品供應的波動中可以感覺到的。
8．可以從它們對經濟形勢過程的行為的角度區分三種類型的經濟秩序。這是現實的類型：
在那些自給經濟的要素占統治地位並且眾所周知在歷史上實行過很長時期的經濟秩序中，通常只發生簡樸的投資過程。在一個這樣小的經濟宇宙的範圍內，建設較大的設備或者使用機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投資的波動在這裡是不重要的。但是，日常經濟生活的推移也許會產生於人數的變化、氣候的波動、戰爭等等，它們有時迅速地並且徹底地改變了各種資料。
在第二種類型中，交換經濟的形式占統治地位。在這種類型中，安排了一種更為廣泛的經濟過程，它的勞動分工伸展的要寬得多。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價格體系在這裡使許多個家戶和廠家的各個個別的計劃和行動彼此相協調。這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取決於各種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有這種類型的「不穩定的」和「穩定的」經濟秩序。當不均衡的市場形式，如供給寡頭壟斷、兩方面壟斷或兩方面的部分壟斷占優勢時，或者當實行的是那些使信貸總額的顯著擴張或收縮成為可能的貨幣體系時，那時它們就是「不穩定的」。那時就可能例如由於有力的投資出現嚴重的比例失調。但是，首先是在這樣一些經濟秩序中缺乏一種極為有效地補救現有的比例失調的機制。例如，在1929—1932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就缺乏這種機制。當時實行的各種主要的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沒有能力克服存在的各種比例失調。這場蕭條嚴重並且持續存在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裡。——在這種類型的「穩定的」形態的經濟秩序中，經濟形勢過程的發展就不同。在這些經濟秩序中，完全競爭的市場形勢占優勢，因而競爭的價格形成的著名調節者在它們當中起作用；而且在它們當中，銀行機構並不傾向於猛烈的擴張或收縮。在這樣一些經濟秩序中，起作用的是一種使經濟過程接近於一般的完全均衡狀態的傾向。
在第三種類型中，集中管理的經濟秩序占優勢。在這種類型中，情形又完全不同。如果集中管理的機構想要的話，它可以強行實施各種投資。它也可以沒有重大波動地進行長期持續的投資。但是，這種投資活動在這裡碰到了一定的界限：不能把現在的消費品供應壓低到某種最低數值之下而不損害各個必要的勞動力的勞動能力。在沒有可能以計算數值將集中管理的機構的各種評價客觀化並且進行可靠的成本計算的情況下，雖然以巨大的方式發生著對勞動力和物質生產資料的錯誤指揮，但是正如指出過的，這種特殊的無均衡性表現得與在交換經濟類型占優勢的經濟秩序中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表現在每次的現在的消費品供應中。
對這樣構造類型不能評價過高。擴充之後，它可能使各種經濟形勢問題的研究簡便一些；但是它不應該誘導到忽視那些特殊的特性：它們是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所具有的，它們使它成為一個個別性，而每個個別的經濟秩序主要是通過各種各樣的「補充的」形式要素的種類和規模來獲得它們。只有對個別的具體的經濟秩序的形態學分析才打開了通向經濟形勢問題的通道。 (58)
Ⅴ．經濟權力
1．雅各布·布爾克哈特說過：「在中世紀，意識的那兩個方面（向著世界的和向著自己的內心的）就像處在一塊共同的面紗下做夢或半醒著一樣。這面紗是用信仰、兒童的羞怯和幻想織成的。」隨著近代的開始，這塊面紗消失了。主要是現代的、純粹世俗的國家連同它對內和對外的廣泛的權力要求、連同它的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和它的肆無忌憚的權力鬥爭，它把一股刺骨的穿堂風帶進了歷史。但是，儘管近代這樣與中世紀形成反差，中世紀的歷史同樣充滿了權力鬥爭；而如果人們在布爾克哈特的話中尋找對這種事實的無視，人們就會誤解這些話。不僅教會的與國家的兩種權力彼此碰撞。此外也沒有缺少過權力集團的激烈鬥爭：各個城市與各個宗教的或世俗的領主的，各個城市相互之間的，城市貴族們與手工業者們的，各個不同的行會為了在城市中的統治的，領主們相互之間的。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鬥爭不僅是為了教會精神上的獨立或者是為了政治權力，而且（常常與政治的和教會的鬥爭相交織）是為了占據或破壞經濟上的 權力地位。經濟上的權力集結不是近代的或者「資本主義」的特點。相反地，在中世紀並且此外還在全部歷史中都有它。因此，了解全部過去的和現在的以及可能是全部的將來的經濟實際要求了解經濟的權力，並且同時看清經濟上的權力集團的引人注意地同樣形式的各種鬥爭方法。這種認識如何是可能的？
2．重要的是問題。歷史的書寫和國民經濟學反覆地受害於這一危險：喪失了對權力鬥爭以及對它的衝擊力和殘忍性的知覺。首先是平靜的或者信仰進步的時代（就像19世紀較後期和20世紀初期那樣的時代）那樣傾向於把歷史上和經濟上發生的事情說成是無害的。經濟上發生的事情如何大量地充滿了殘忍的權力鬥爭，對此許多國民經濟學家今天仍然缺乏眼力和理解。但是，誰不具有看到這個的能力或者力量，誰磨掉了稜角，誰就理解不了經濟。
泰納研究法國革命的歷史的12年努力，給泰納留下了一個印象，他不同尋常地、扣人心弦地複述了這個印象。他援引亞歷山大的著名的教會法規教師克萊門斯。克萊門斯寫過：「在埃及的各個神廟中，內殿是用神秘的、交織著金的帷幕遮掩著的。但是，當你朝它走去，打算觀看神的立像時，祭司就會拉你，用埃及語唱一支聖歌並略微揭開帷幕，好像他要讓你看那個神。而你看到的是什麼？一隻鱷魚或一條大蛇，或另外的一種危險的爬行動物。這是埃及的偶像：一隻在紫色的蓋布上打滾的猛獸。」泰納接著說：「人們不是必須到埃及去漫遊，也不必回到那些古老的時代去……。至於我，那麼我想在近處看看這些。我在上個世紀的後半期前往並且在那裡生活了12年。就像亞歷山大的克萊門斯那樣，我從最近的近處觀察的首先是神廟，然後是神。」我們國民經濟學家也必須揭開那個由利益者的各個意識形態在經濟上的各種權力集結和權力鬥爭前面拉上的帷幕。我們也從最近的近處觀察它們，而我們在那裡所看到的東西常常與亞歷山大的克萊門斯在帷幕後面所注意到的東西相適應。國民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清醒的科學。更確切地說：它應該如此。因此，我們這樣問道：我們怎樣能夠認清經濟權力的現象？
為此，需要兩個東西。第一，國民經濟學家必須在他的活動中親自認識了經濟權力。他需要觀看和經歷權力鬥爭。例如，如果施穆勒本人一起親自經歷了卡特爾與局外人們的權力鬥爭，如果他不是僅僅從書本和調查中以及本人與工業家的或較高級的官員們的會談中開始了解卡特爾和卡特爾政策，那麼他就會學會懂得，絕不是像他認為無害的那樣，在它們當中，發生的是「某些共同的利益對固執和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的勝利，」而在這裡，利己主義以集團 利己主義的形態而獲得了勝利。那時他就會謹防接受各卡特爾的「合作社性質」的利益意識形態。簡言之，他就會獲得對於經濟權力的理解力。對他適用的東西，適用於他的和我們的時代的許多國民經濟學家。他們缺乏對日常經濟生活連同它的鬥爭的簡單了解，這些鬥爭是以詭計、掩飾和殘忍來進行的。而且光是現在的這種生活認識就使得有可能正確地理解過去時代的權力鬥爭，比如說，歷史地理解中世紀的各個行會和行會政策，它們被許多歷史學家和國民經濟學家無害化和理想化了。被自己的生活經驗所清醒和訓練之後，人們也就能夠更正確地理解過去時代的那些權力鬥爭。
第二，就是把形態學的和理論原理的裝置運用到具體的歷史形勢中去。不存在經濟學理論與經濟權力現象的原則上的不可一致性。只有不充分地、不是從分析歷史上的事實狀況中得出的或教條的經濟學理論才必定會失靈。正確地得出的經濟學理論不僅可以與經濟權力的各種現象相一致，而且它與形態學的裝置一起，是為看清經濟權力現象所完全必不可少的手段。通過運用形態學，可以標明當時具體的權力狀況（3），而通過運用理論就能夠更詳細地確定它的範圍和它在經濟上的後果（4）。
3．已經指出過（第132頁及其以下），在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實行著經濟權力的確實可能的最大聚集。在這裡，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中心處所；它單獨擬定經濟計劃並且控制著共同體的所有成員的各個行動，這些成員在他們那方面被剝奪了權力並且是不自由的。在這種集中管理的經濟中，表示特徵的勞動關係是奴役和依從。在1450—1525年之間的印加帝國中就是如此。在那裡，不僅以印加人的強有力的軍事組織，而且也同樣以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嚴厲的秩序壓制各個被征服的部落。在法老的各個巨大的神廟經濟中存在過類似的權力集結。在它們當中，同樣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個人的活動自由，儘管在那裡也可以發現個別的交換經濟的特徵。不應該陷入那種僅僅在大的共同體中尋找經濟權力的錯誤。這樣的經濟權力是在小的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社會體中也有，也就是說在那種地方，按照我們的術語，在那裡集中領導的經濟不是集中管理的經濟，而是「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自給經濟）。如果公元前5世紀的一個希臘人在他的家裡叫10個奴隸工作，那麼他就對他們具有極為廣泛的經濟權力，就像早期中世紀的一個徭役莊園的領導對它的奴隸們或不自由的佃戶們那樣。但是，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涉及的是公共的經濟權力，在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中涉及的是私人的經濟權力。
在經濟秩序的基本性質是交換經濟的 每個地方，從而在個別經濟依賴於市場並且使它們的計劃和行動向它看齊的地方，經濟權力就以另一種形式起作用。就是在這裡也能夠形成極強的權力地位，它們並不罕見地受到公共權力的支持，並且它們又在它們那方面施行政治權力。此外，在交換經濟中發展起了不同的權力集團之間的經濟鬥爭。現在，在闡發了形態學的思維裝置之後，我們就能夠理解這一切。在這方面顯示出，市場形式越是接近供給的或需求的壟斷，個別經濟的權力地位就越強。此外適用的是，假使其餘情況均相同，則個別壟斷者具有比集體壟斷者更強的地位；內部的對立常常削弱了集體壟斷者的權力。第三，在兩方面封閉的市場上，或者在封閉市場的一個方面時，交換經濟的權力地位就比在開放的市場上容易形成得多。第四，權力地位的強度各按市場的重要性而不同。在一個吃小麥麵包的民族中，小麥壟斷者具有比同一個國家中的縫紉絲線的壟斷式的銷售者強大得多的權力地位。
一些歷史上的例子：在13世紀轉向14世紀的前後，呂貝克的以及所謂的索布的波羅的海各城市的那些牢固地聯合起來的遠地貿易商和船主們就懂得了，設法在挪威獲得統治經濟的權力地位。卑爾根的漢薩總店具有第一等的權力地位。支撐它的是：與挪威的全部航行都處在呂貝克人和他們的朋友們的手中。卑爾根的辦事處對挪威來說是進口的穀物、麵粉和啤酒的供給壟斷者以及作為鱈魚和別的魚的唯一買主的需求壟斷者。它把這些魚加工成鱈魚乾，以部分壟斷在整個歐洲銷售。「德國商人怎樣成功地（特別是通過漁民不斷地對卑爾根的商人負債）把羅弗敦群島的北歐漁民束縛於他在卑爾根的總店，也屬於中世紀經濟的那樣一些特徵，它正是絕對不能與關於這些事情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浪漫的想像相一致。」（羅里希）。在這裡，我們面臨著一種「權力交織」的情況，它由此而獲得了它的特點：3個壟斷以特有的方式交錯連接並且互相依賴：在挪威的某些特別重要的食品的「供給壟斷」，對挪威的魚（它們是該國的主要產品）的「需求壟斷」，以及歐洲的對鱈魚的「供給的部分壟斷」，此外鱈魚是一種極其重要的食品。在這種情況下，需求壟斷在很大程度上（儘管不是在法律上）是「封閉的」恰恰是由於漁民們的負債，以至於不可能出現競爭者。正是靠著應用壟斷理論，就能夠理解呂貝克和它的同盟者們的經濟權力對挪威、對歐洲的銷售市場以及還有對呂貝克和其他的各個城市的收入和財產的形成的作用。
眾所周知，中世紀晚期巨大的拉文斯堡貿易公司和博登湖地區的其他公司的經濟上的權力地位在阿勞伊斯·舒爾特那裡找到了它的描述者。1400年前後，康斯坦茨的和別的博登湖城市的許多亞麻布織工還能夠把他們的亞麻布賣給為數眾多的競爭的遠地貿易商，後者在整個西歐推銷它。但是，當有著需求的部分壟斷式的地位的貿易公司形成時，在貿易公司和亞麻織工行會之間就爆發了鬥爭。「在1429年的革命中以及在事先產生的那些敵對中潛伏著經濟因素。康斯坦茨的亞麻織工們看到了蒙特普拉特（Muntprat）公司攫取的那些巨大的利潤，並且相信，就是沒有該公司也能行。只要有一個巨大的數目的商人在追求織工們，他們的打算就得到了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公司減少了競爭，而一個分布在許多城市中的公司必定會完全做到這一點。我們不知道蒙特普拉特們以哪種方式採購；但是從事實中透露出來的是：那裡可能是一個德國的行會反對一個貿易公司的正在發展起來的壟斷地位的最古老的有據可查的鬥爭。」它是這樣一場鬥爭，在其中織工們失敗了。蒙特普拉特們和許多其他貿易商號合併為拉文斯堡公司，它把博登湖北面地區的所有大城市的商人們聯合到一個 企業中，大約一個世紀之久地統治了一整個地區的進口和出口，並且當然在政治上也有巨大影響。通過運用各種市場形式，不僅成功地更詳細地重寫了這個歷史上的事實狀況，而且可以更為深入地把握歷史實際，在這裡就是更深入地把握一方面的權力集結，另一方面的剝奪權力和依賴性。
16和17世紀富格的和別的奧格斯堡商號的權力地位又有不同的基礎，並且不同地發生了作用。眾所周知，正在產生並且鬥爭著的專制主義的王侯們為了進行戰爭而需要許多錢，並且只能在少數幾家商號那裡找到它。這些商號在給予借款方面對他們是寡頭壟斷者、部分壟斷者或者甚至是壟斷者。他們為此向各商號提供只有王侯們能夠提供的東西（王侯們由此而是需求的寡頭壟斷者）：也就是專有的批發權——貿易特權。這樣就發生了例如1514年和1515年蒂羅爾的那些臭名昭著的銅和銀的買賣，各商號掙得許多暫時的和長期持續的、國家支持的和封閉的壟斷地位。富格家的權力地位的基礎是：在借貸生意上的壟斷或壟斷性質的地位與在批發貿易上以及部分地也在採礦上的封閉的、多種多樣的供給和需求壟斷的一種特有的「權力交織」。如果真的要理解富格家所享有的經濟權力與拉文斯堡貿易公司所支配的經濟權力以及漢薩的商人們在挪威所具有的經濟權力的區別，就只有運用各種市場形式的工具才會成功。正是在這裡弄清楚了的是，形態學的分析如何為達到歷史的理解所必要。
歐洲的一個中央發行銀行1910年前後的權力地位顯得又不一樣。這裡涉及的是一國銀行券的一種簡單的「封閉的供給壟斷。」權力地位由此而變得如此顯著，因為它涉及那一種物品，它在這些國家和這個時代的日常經濟生活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以同樣的方式也可以確定1927年前後德國各個工會的權力地位或同一個時代的僱主聯合會的權力地位。在這些勞動市場上，「兩方面的部分壟斷」或類似的市場形式占統治地位。在這裡展開了權力鬥爭 ，在這些鬥爭的過程中，個別集團的權力作用被別的集團所減弱。可以通過兩方面的部分壟斷的理論來顯示，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以及在這種情況下，在多大程度上一種均衡會習以為常。也可以精確地看清以「供給的寡頭壟斷」服務於一個港口的兩條或三條航線之間的各種權力鬥爭，或者德國各水泥辛迪加對局外人的各種鬥爭，這些局外人生活在或者想生活在各辛迪加的陰影之下，部分壟斷者「水泥辛迪加」常常對他們卓有成效地嘗試過變為壟斷者。
只是在唯一的一種市場形式中，經濟權力的現象才完全退縮了：這就是在實現了完全競爭 的時候。比如說我們選出1925年前後德國的針織品市場或者1880年前後東德意志的各個黑麥市場。沒有哪個供給者和需求者通過他的行動這樣地影響供給、需求和價格，以至於他會去考慮他的購買或銷售在市場上的反應。價格在他的經濟計劃中是一種資料。針織品和黑麥的供給者並不依賴一個特殊的需求者，而且相反地，個別的需求者也同樣少地依賴一個特殊的供給者。在各個勞動市場上情況相近，在那裡完全競爭接近於占統治地位。例如在1924年柏林的家庭傭人勞動市場上。沒有哪個雇員依賴於一個僱主或僱主們的一個聯合會，反之亦然。
但是，在完全競爭的範圍內，較大的權力地位不是確實能夠由於個別人支配著比較大量的財產而產生嗎？根據經驗，大的工廠廠家或大的農業廠家對於它的顧客們或者對於它的工人們經常具有比小的廠家更大的權力。從中不是得知：在交換經濟中，個別廠家的權力不僅以它的市場地位、而且也以它的大小為基礎嗎？應該對這個問題作否定的回答。例如，在競爭中出售它的糧食和牲畜的大的農業廠家並不擁有值得注意的經濟權力。只有當它們由於它的巨大而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統治了某些市場時，從而只有當它不是處於競爭中，而是處於另一種市場形式中時，它才具有這種權力。例如，農業的大企業可以是一個村莊的那些勞動力的需求的部分壟斷者或需求壟斷者。那時它就對村子的居民們享有經濟權力；村子的居民們處於對這個大企業的依賴之中，但是，當出現了勞動力的其他需求者時，這種依賴就會消失。因此，廠家的巨大並不會沒有困難地造成經濟權力，而是只有當它導致形成了壟斷式的或寡頭壟斷式的或處於完全競爭之外的其他市場形式時，並且只有在這個範圍之內，它才創造權力地位。廠家越大，在這樣一種市場形式中購買或銷售並且以這種方式來實現經濟權力的機會 就越大。更多的就沒有了。因此在交換經濟中，其實正是市場地位決定權力地位。而保持不變的是：在完全競爭中，就是各個大廠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了權力。
在完全競爭中，單個的人幾乎被剝奪了權力，但不是完全被剝奪了權力。因為完全競爭的參加者們絕不是像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那些不屬於集中的領導的成員們那樣被剝奪權力的。一個在實踐上非常重要的區別在這裡發生了作用。在一切市場上的完全競爭和集中管理的經濟甚至是極端的、彼此對立的邊界情況。在接近於實現完全競爭時，每個供給者和需求者事實上都起著一個微小的作用。所有的人一起決定各種價格並且從而決定全部的經濟過程，而單個的人並不知道這一點。因為缺少任何權力集結，也就不存在人身的經濟依賴，但是卻確實存在著對一個匿名的市場的依賴。而如果在一個國家中的所有市場上都存在著完全競爭，那麼該國的所有廠家和所有家戶並且從而所有的居民就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了權力。或者——不同地表述：每個人都將有很小的一份權力。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將很少能夠看到經濟權力問題。
4．在運用形態學 來刻畫了具體的經濟權力地位之後，從現在起就可以運用理論原理 來更詳細地描述它當時的範圍並看清它的後果。
例如，應當研究一個煤炭辛迪加所享有的權力地位。權力分析的基礎是查明：它具有一個供給壟斷者的、而絕不是一個部分壟斷者的或一個寡頭壟斷者的地位，供給是封閉的，而且這裡涉及一個集體壟斷者。但是，在這種市場形式中，無煙煤辛迪加的權力可能是不一樣地大的。為了確定這一點，就有必要運用理論分析的各個成果。此外，在這種情況下還顯示出需求彈性越大，供給者的權力就越小。例如，無煙煤需求的彈性可能會由於石油或褐煤替代的可能性而是大的，由此就有力地限制了無煙煤辛迪加的權力。顧客們通過使用別的燃料，可以容易地避開任何價格上漲。但是，如果這樣一些替代可能性被消除了並且由此而減少了需求的彈性，辛迪加的權力就上升。其次適用的是（用習以為常的表述）：供給者的權力在需求曲線向右邊移動時就上升，向左邊移動時則減少。因此，如果比方說由於信貸膨脹，在同樣價格時需求更多的無煙煤，無煙煤辛迪加的權力就增加；在相反的情況下——如果比方說由於一次通貨緊縮，在同樣的煤炭價格下需求的煤炭少了——辛迪加的權力就減少。就是在存在著別的各種市場形式時也容易查明這些聯繫。
很明顯，相應的原理對於供給方面具有效力。然而在這裡是在相反的意義上。供給的彈性越小，供給者的權力就越小，比方說，如果當工資下降時，在一個勞動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不變或者甚至上升（第324—325頁及下頁），那麼一個需求壟斷式的廠家對它的工人們的權力地位就比如果工資稍微下降勞動的供給就猛烈降低時要強得多。最後，在需求不變時，供給曲線向右移動減弱了、向左移動則增強了勞動者們的權力。
5．權力是一個詞 。在某些地方使用這個詞是不夠的，宣布權力在經濟中就像在政治中那樣有許多意義，也是不夠的。以有些神秘主義的方式談論那些資本主義的「權力」以及它們神秘的活動，說明的也不多。寧可說，主要的事情是使經濟權力現象的核心明顯可見。不這樣就不能理解實際。
我們的簡略速寫正是指出了，在所有世紀中以及在一切地方都在「權力」這個詞的後面隱藏著不尋常地多種多樣的事實狀況。在「權力鬥爭」這個詞後面也是如此。科學的任務是：向這些事實進軍，確定它們彼此的界線，揭示經濟權力的各種經濟的和政治的後果。由此它就同時賦予經濟權力這個詞一種實際的內容。經濟權力一點也不是非理性的東西 、神秘主義的東西 ；經濟權力是個可以理性地把握的 、可以理性地理解的東西 。同樣如此的是權力的對立面：經濟上的依附和不自由。恰恰由於各種事實狀況的多樣性，由此而提出的才是一個繁重的任務。我們所研究的那些權力位置，從埃及的各個神廟的管理機構、從14世紀漢薩同盟的卑爾根辦事處、從佛蘭德商人們的各個同業公會起一直到19世紀中期西里西亞的中間商們，或者一直到現代的各個中央發行銀行和鐵路管理機構以及到集中管理體的各個領導，沒有哪個與別的相同。
探索經濟權力的現象並且認識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它們通常互相依賴）的聯繫，要求一種特殊的科學的做法。簡略地描述過如何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對於歷史維的直觀和目測必須與運用形態學的和理論的裝置相結合。這裡，各種經濟體制（從集中領導的經濟一直到交換經濟的那許多形式）的工具恰恰表明，它的運用為認識歷史的多樣性 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例如，宣稱在1914年以前的德國，帝國銀行、某些卡特爾、僱主聯合會、工會、各個鐵路管理機構等等占有了權力地位，這是不夠的。必須運用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來清楚而簡要地說明各種個別的權力地位的基礎和作用，確定它們在當時的經濟秩序中的位置，揭示「權力的交織」和較大的權力集結，並且指出被剝奪了權力的個別經濟的各個領域。只有這樣，才能夠確實把握那些哪怕是表現的完全不同的權力鬥爭：不管是個別的大供給者們的彼此鬥爭，還是一位供給壟斷者反對一位需求壟斷者。或者想想1939年德國的經濟秩序，在那裡各個集中管理體的權力位置與各個卡特爾的私人權力集團或者與部分壟斷式的大企業達成了協議，或者想想例如在石油市場、氮肥市場或白熾燈市場上的世界經濟的權力鬥爭的多種多樣性。
但是，可以發現的不僅僅是大量變動的現象。在過去的和今日的權力地位的多樣性中以及在經濟上的各種權力鬥爭的雜亂無章中，人們發現了重複的各種同樣的 秩序形式和各種事實狀況的同樣的聯繫。個別情況的分析越是深入地向前推進，經濟權力現象的一種一定的一致就越是清晰地暴露出來。就是經濟上的各種權力地位和權力鬥爭、經濟上的依附和經濟上不自由的各種處境也的確以一切多種多樣性顯示了這種特殊樣子的「全部風格的不變性」，我們已經在各個秩序的結構以及在各個日常的經濟過程中找到了這種全部風格的不變性。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