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三章 分析各種經濟體制——各種資料
現在就可以看出，理論大廈從其概要上看必須是什麼樣子的。它是一個廣泛的綱要，而且它是極為寬廣的建築，它應當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當為那兩種經濟體制從它們的所有形態上按照其不同方面解決了有關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的問題時。本書只想指出那些基礎的東西，對於它的思維進程來說，建立整個建築不在考慮之內。相反地，從一個特殊形態以一種 經濟體制來更詳細一些地指明，應當怎樣推進理論研究，並且與此相聯繫地作一些有關分析另一種經濟體制的思考，這就夠了。
Ⅰ．論對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分析
正像我們知道的，絕不應當把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經濟體制與「共產主義的」經濟相混淆。它是一種理想類型，一種純粹的形式。而這種理想類型也不是通過特別地注意恰恰是「共產主義的」國家，而是通過考察一切歷史的實際而產生的。過去的時候到處都可以找到這種經濟體制的痕跡；我們著重強調地把這些痕跡刻畫為集中領導的經濟類型並且正是把它們當作模型來使用。
正如我們詳細地描述過的（第129頁及其以下），如果涉及的是一個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話，那麼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就沒有自由的消費選擇，沒有對勞動場所和職業的自由選擇，甚至連已分配的各種消費品在國民的或者大家庭的各個成員內部的交換也都沒有。一切經濟行為都取決於一個 中心處所的計劃和命令。我們現在對這個理想類型的共同體進行理論研究；設想它不是太大是適當的。例如包括不超過50個人，也就是說是這樣：領導能夠直接從其價值上去評價物品和勞務，而不產生經濟計算的那些重大的、談論過的困難。它不是集中管理的經濟，而是一個自給經濟。 (40)
A．經濟計劃的各個基礎：各種資料和經驗規則
1．各種資料
因為一切經濟行動都按照中心處所的命令進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就必須從中心處所的經濟計劃開始。如果走進這樣一個共同體，那就必須向中心處所求教，以便得知它為什麼讓經濟過程恰好像人們每天在自己眼前看到的那樣運行。哪些事實決定領導以這種方式而不是用別的方式控制它的集中領導的經濟？各個經濟計劃取決於哪些條件？
顯然，只有在中心處所的那些經濟計劃中，才能夠認清這個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日常經濟生活的意義聯繫 。
這個共同體的領導者想通過實施他的計劃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且他總是想滿足需要。在這方面，領導者自己對各種需要排列等級。他可以把他個人的需要或者也可以把共同體的那些需要置於中心地位。他如果做後者，那麼它又以不同的方式而發生：可以得到更強烈的考慮的不是各種集體需要（例如對防禦的），就是各個個別成員的各種個人需要。不管到底怎樣：沒有不以滿足需要為目標的經濟活動。好些國民經濟學家得到了這一印象：在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人們，他們在經濟活動中不是想滿足需要。更仔細地考慮總是證明這種印象是錯誤的。以後當我們談到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時，還將談到這一點。理論的 分析必須從這一歷史的 論斷出發：滿足需要到處都是並且總是經濟活動的目標。各種「需要」在其全體上是經濟計劃的第一個「資料」。
在這裡，領導者必須從兩處著眼，即按種類以及按時間對各種需要進行編組。按照種類 ：他必須由此出發：在下一個經濟年度中將出現某些需要（例如對黑麥麵包、稻米、長筒襪的）。因此，他必須根據滿足的手段的各個種類來排列各種需要的順序；而且對他來說，需要的種類就像存在著的滿足需要的手段的種類那樣多。因此，為數眾多的理論著作根據滿足需要的各種手段來劃分需要的各個種類，這確實是有根據的，並且也合乎在經濟上作計劃的人自己所作的劃分。
注意得較少的是根據時間 來排列各種需要的順序。它並不是比較不重要的。領導者在這個經濟年度中應該讓宰掉多少現有的存欄牛？宰掉那麼多，以致在下一個經濟年度中肉的供應保持不變，還是變得更為豐富或更少？也就是說，應該如何使現在的和將來的各種需要相互協調？現在的各種需要應當完全普遍地為較近的和較遠的將來的各種需要讓路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個經濟年度的經濟計劃就規定，用更多的勞動者和機器去生產更多的鐵、裝配線、機器以及其他的生產資料，從而相對多地投資。如果不是這樣，如果今年的各種需要顯得更重要，就會根據計劃使用更多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去生產消費品。不管怎樣，每一個經濟的領導者都必須總是也從其時間順序上來排列各種需要的次序，以便能夠現在 作出指示。
在這個地方，也就是在第一種資料上，就已經碰上了交換經濟的和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經濟過程中的一個根本區別。在交換經濟中，共同體的各個配備了購買力的個別成員的各種需要發揮著作用並且決定性地決定著生產過程的方向；而一個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者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理會各個個人的這些需要，把滿足需要的一個 總體確定為緊迫的，並且為了解決這個任務（例如軍備的）而投入大部分生產資料。他不是必須 這樣做，但是可以 這樣做；而在歷史實際中，經常地並且在不同的時代首先使用集中管理的經濟來集中實施一個任務。
滿足各種需要的各種手段是什麼？在領導的計劃中，哪些「資料」面對著資料「需要」？例如在關於鐵的生產的各種計劃中，領導考慮到適合於此的各個勞動力，考慮到鐵礦和煤的各個礦床，並且最後，考慮到與於鐵的生產有關的各種設備的現有存量。這就是說三種資料：勞動、自然和生產出來的各種生產資料。同樣，在麵包的生產上：可以作為農業工人、磨坊工人和麵包師來使用的各個勞動者，各塊土地和農業、磨坊業和麵包坊中的一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雖然這個回答可想而知，也並不是不正確，但卻不完整而且容易導致錯誤。
a）關於過去生產的 物品的存量：為了理解它作為計劃資料的特性，有必要再讓時間方面發揮作用。
首先：過去生產的物品的存貨只在一個 方面是一種計劃資料：
在短期中，也就是在涉及最近的將來的各個計劃中，領導首先考慮的是消費品的存貨。所有的目的在於今天 滿足需要的指示都必須從麵包、肉、鞋等等的已有的存貨出發。今天分配的東西也確實不能多於今天準備好了的。儘管如此，就是在完全短期的各種經濟計劃中，對未來的預先關心也起著作用。黑麥和黑麥麵粉的各個存貨越少，就必須越克制地分配製成的麵包的今天現有的存貨。因此，在短期的計劃中，可以消費的和耐久的物品的一切今天可立即供應的、過去生產的存貨都作為一種資料而出現，在其中各種消費品獲得了特殊的重要性。在涉及較長期限的經濟計劃中，景象發生了變化。在較長的時期中，有可能改變今天還沒有在消費上成熟的工具、機器、原料和半成品的存貨，並且是在與自然和勞動的服務相結合的情況下來進行改造。今天現存的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是正在形成的消費品，集中的領導在較長期的計劃中首先把它們的這些存貨視為資料。相對於它來說，已經完成了的各種消費品的意義就退到次要地位。例如，對於棉製品的供應，它在直到下一次棉花收穫之前都主要是把棉花和紗線的各種現有的存貨當作資料來使用。因為在每一種經濟體制中，都不能消費那些正在為其生產而進行勞動的消費品（我們已經詳盡地談過這個事實）。但是生產的各個參加者們卻每天都需要消費品，每一個 經濟計劃就都必須從作為資料的各種可以支配的並且正在成熟的消費品出發。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手中 （在交換經濟中是在各個廠家領導者手中 ）的對這樣一些消費品的支配權就是「資本」 。
第二：生產出來的物品的存貨在短期的和長期的經濟計劃中都不是僅僅起著資料 的作用。因為人必須在今天就注意到將在以後那些年中出現的各種需要，他就把首先是各種生產出來的生產 資料的未來的存量看成是一個問題 。它是範圍最大的一個實踐問題，簡直是統治著各種較長期的計劃。對比較遠的將來的預先關心迫使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正好像交換經濟每個廠家的領導一樣，現在就決定某些東西：在一年之後以及以後的時期中，應該有多少以及哪些房子、機器、原料的存貨可供支配。有關折舊的一切決定同樣屬於此。一個棉花紡紗廠的領導人不僅僅 把建築物、機器、庫存的現有存量看作一種資料，而且同時也 看作一個實踐的問題。他的確必須決定，他怎樣維持建築物、機器和庫存以及他是否應該擴大或者縮小它們。正像他所做的那樣，一個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同樣也 從這第二個方面來看待工具、建築物、原料等等的存貨。因此，不應當誤解這一論斷：過去生產出來的存貨量在其現在的規模上以及形式上對於各種經濟計劃來說總是一種資料。這始終只是一個 必要的方面。另一個同樣必要的方面要求：經濟的領導者把生產出來的各種生產資料的未來形態看成一個實踐的問題，不解決它就會危及未來的物品供應。用耐久的生產資料來工作得越多，從而各種建築物、機器和其他設備的裝置越大，以同樣的方式注意兩個 方面就變得越重要。
因此，科學也必須把過去生產出來的物品的存量看作兩種東西：一種資料 ，經濟計劃總是從它出發，以及一個問題 ，當下的經濟計劃都必須解決它。解決它是通過經濟計劃必須決定，未來的存貨是否應該有以及應該有什麼樣子。因此，兩個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有些國民經濟學家忽視一個方面，有些忽視另一方面。如果僅僅把自然和勞動而不把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各自的現存量看成是一種資料，那麼理論就必然在這一點上脫離實際。當龐巴維克談到一種只是以自然與勞動的結合為基礎的「沒有資本的生產」時，就是他也犯了這樣的錯誤。無疑地，事實上只是罕見地有這樣一種生產。但是，今天需要主要強調的正是第二個 方面的重要性。因為今天好些理論家傾向於特別把耐久生產資料的、也就是機器、房屋、裝配線等等的存貨僅僅 看成是一種資料；由此就恰恰阻礙了對有其巨大的投資過程的當代的和上一個世紀的經濟事件的認識，並且又沉迷於脫離實際。只需要觀察當前的一個 廠家的經濟領導就可以認清，保存和更新生產裝置在實際的經濟中起著多麼大的作用，而每個廠家的經濟領導又多麼清楚地意識到，這裡也存在著一個問題。 (41)
b）關於勞動和自然 ：中心處所的各種計劃和指示規定，開採哪些礦山和坑道，利用哪些土地，如何在礦業和農業中以及在所有的其他生產部門中使用各個勞動者。因此，由經濟計劃中得知，哪些自然的服務和勞動的服務得到使用。但是，自然和勞動的這些服務 本身不是計劃資料。相反地，正是中心處所必須在它的經濟計劃中決定，應該把自然的和領導的以及執行的勞動的哪些服務投入使用。
因此，自然和勞動本身 ，而不是它們的服務是計劃的資料。這種區別絕不是文字遊戲，而是非常地重要，以便理解經濟計劃的構思和經濟過程的進程（甚至是在交換經濟的一切經濟形式中和在一切具體的實際中）。那種把各種生產要素的各種生產的「服務」看成是一種資料的廣泛傳播的習慣，令人不能容許地弄窄了國民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範圍，並且導致把在實際的經濟中充滿意義的各種問題排除在科學之外。
讓我們設想一個50口人的完全孤立的家庭來作為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代表。在每一個經濟計劃中（不管是較長期的，還是較短期的），領導者都把可以支配的各個勞動力看作是資料。他必須考慮到一定數目的有工作能力的人，並且考慮到這些男人、婦女和兒童的一定的能力。某一個人適於田間勞動、照看牲口和做木工，第二個人適於肉的生產、烘烤，等等。每個單個的人都具有他特別的能力。在各種經濟計劃中，領導者必須決定，是否每個人都必須工作以及必須工作多少小時或者多少天，將他的哪些能力投入使用，從而例如把那列舉的第一個人用作照看牲口的還是用作木工。各個勞動力學過的越多，他們可以指派的用場就越多。如何 使用他們，僅僅產生於領導者的各種指示。決定是在與計劃的全部目標和其他的各種資料的不可分的聯繫中作出的。例如，如果領導者為了將來更好的物品供應而打算擴大各個建築物或者生產新的農具，那麼他就必須把至今為止在其他的用途（例如在農業）中幹活的那些勞動力抽出來並且從現在起用於建築房屋或者製造工具。這就是說，在各種勞動力不變時使用了別的勞動服務 。正如在實踐的經濟中，把現有的各種勞動力正確地指派到最好的各種用途中體現著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而廠家的領導人從來就不把勞動的各種服務 看作是一種資料一樣，科學也必須這樣做。
與此相適應的東西適用於自然。只有它 、而不是選出的各種服務 是一種資料。就是在這裡，也是只有經濟計劃才作出決定，多少以及哪些服務得到使用。自然日復一日地供給不同種類的有用的服務：屬於我們共同體的田野，可以在農業上使用的各塊土地、水力、採石場、風力。使用哪些服務？哪些土地用於農業種植，哪些不用？哪些用於種小麥，哪些種蘿蔔？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水力、風力和地下資源？
誰描寫一個處於運行之中的經濟過程，他就只能查明，勞動和自然的一定的服務已經 得到了 使用。但是這種描述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理解經濟計劃的建立並且從而理解經濟的意義內容。因此我們在這個地方也必須像作經濟計劃的人也總是問的那樣問道：應當從現有的各個勞動力和現有的自然的那許多可能的服務中選出哪些服務？勞動和自然是一種資料 ，選擇它們的服務則是一個問題 。
到現在為止，作為集中領導的經濟計劃的資料，我們已經認清了領導者想要讓其得到滿足的各種需要，以及在另一方面的自然、勞動和（在一個一定的方面）過去生產的物品的存貨。集中的領導根據現有的「技術知識 」來把自然的和勞動的以及當時存在的生產出來的各種物品的各個服務結合起來。因此，技術知識作為決定各個經濟計劃的建立的那些資料的第五個而起作用。在種地上、製造業產品的生產上以及在運輸上考慮哪些以及多少種技術方法，這取決於技術知識的大小。因此，不能把「技術知識」與「使用的技術」等同起來。使用的技術在實踐中和科學上都表示著一項經濟上的任務，而不是一種資料。無疑，過去在某些領域內幾世紀之久都只有一種 眾所周知的技術方法，例如在大部分中世紀農業中的三年輪種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技術知識僅僅提供了一種 方法以供支配。因而根據技術知識只能使用一種 做法。但是，技術知識提供的經常是（而且不僅是在近代）許多可能的方法，以便生產糧食、碾磨、烘烤、煉鐵、製鞋。於是，一個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者正像交換經濟的一個廠家的領導者那樣必須選定，應該使用那許多已知的方法中的哪一種。這是一種又只是在全部計劃的範圍內才有意義地進行的選擇。因此，有必要把「技術知識」與「使用的技術」清楚地分開，把前者視為一種經濟上的資料，把後者視為一個經濟上的問題。
應該算作技術知識的還有商業的 技術知識，也就是說經濟計算、結算、盈虧核算、簿記、成本核算、廠家統計，在交換經濟中還有市場觀察、編預算、採購組織、銷售組織、財務組織等等的所有領導熟知的方法的總和。
最後是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法律的和社會的組織 」本身，它以其存在並且連同它的比賽規則是一種經濟上的資料。適用於它的是適用於其他一切資料的同樣的東西。理論對於為什麼形成了這種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所能夠說明得是如此之少。就像它對有關各種需要的產生、對大地的造形及其氣候、對一個民族或一個家庭勞動的各種特性、對有關它的技術知識的根源的問題回答得極少一樣。——不要過於狹隘地把握這第六種資料——社會的和法律的組織。在這裡，想到的不僅有傳統的秩序、法律和風俗，而且還有人們生活於其中並且在其中遵守各種比賽規則的精神。
2．各種經驗規則
集中的領導所考慮的各種資料是構成它的經濟計劃的建築石材。但是，它一著手建造它們就顯示出，它還必須考慮到一些經驗規則；正如實際所表明的那樣，它在作計劃時和各種指示中總是注意這些經驗規則。
這些經驗規則也經常被稱作「規律」。雖然關於它們已經寫了許多，但是人們有時對於它們的性質以及對於它們在經濟的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完全明白。因此，應該從一開始就確定：經驗規則不是公理。它們也不是可以從公理中以不容爭辯的明確性演繹出來的「理性的真理」。相反地，它是「事實的真理」；幼稚的人從日常的觀察中知道這些真理，它們對於他來說是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至於他並不思考它們。科學只是使人意識到幼稚的人只是不清楚地知道的東西，它精確地描寫幼稚的人所不清楚的東西。它以精確的觀察而證明這些定理的有效性；而且由於它這樣做，它就經常使前科學的人驚訝，這恰恰是由於他根本不知道，他事實上是持續地根據這樣一些經驗規則行事的。面對著它們的科學表述，他的行為就像那位上等的有錢的庸人一樣；這位庸人極為驚訝地得知，他整個一生之久講得都是散文。
首先 涉及的是所謂的「戈森第一定律 」。眾所周知，維塞爾表述這個定律內容如下：「在每一種可分割的需要的情況下，在需要的每一個階段中，第一個使用單位滿足渴望的強度最高，對同一種類的其他單位的每一次使用，其渴望強度遞減，直到達到了飽和點；超過這一點，渴望就突變為反感。」——存在著一個極為簡單的事實情況。它在一切時代都總是適用。每一個人都知道，當他今天對肉、麵包和所有其他消費品的需要的滿足增加時，這些需要的強度就減少。每一個家計都日復一日地根據這一點行事；就是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也必須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在自己這裡觀察到該規則的有效性；而在其他人那兒，我們則理解地辨認出它的有效性。
可以討論對該規則的表述。對此將首先必須確認，它既在人們的各個經濟計劃中預見性地受到注意，又在滿足需要的時候自己得到證實。這個區別是重要的。此外，必須總是注意該規則適用的時期。時期越短，就可以越清楚地認清它的正確性。從那種事實中產生出疑慮：消費一種物品（例如菸草）增強了對這種物品的需要，於是這些需要第二天以更大的強度而出現。在考慮到時期的情況下，這個疑慮也得以澄清。重要的只是：在新的階段上，也就是在第二天，該規則又重新適用。此外，人渴望一單位物品的需要的強度，不僅取決於向人供應這種物品的狀況，而且也取決於向人供應別的 物品的狀況；這也就是說，例如渴望一磅黑麥麵包的強度，不僅取決於黑麥麵包的供應，而且也取決於小麥麵包或者土豆（也就是說替代物品）以及黃油或者果醬（也就是說互補物品）的供應；由此而產生了一定的、但是可以克服的困難。
這裡有一個討論的領域。但是，所涉及的基本的事實狀況應該是不容置疑的。 (42)
第二 ，在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一切地方，總是注意到作為經驗規則的所謂的「產量遞減規律」（更正確點：「產量增量遞減規律」）。沒有一個農夫把一年的勞動都只用在半公頃土地上，而讓他可以使用的那其他5公頃荒蕪著。他知道，如果他把他的勞動力分配在較多的公頃上，它就會帶來較高的產量；而把年勞動的所有小時都集中在一小塊土地上則逐步地導致逐漸追加的各個勞動日的產量猛烈地遞減。——同樣的東西適用於每一個別的生產部門。一個鞋廠在一定的時候有一筆一定存量的建築物和機器。在這裡，雇用2個、3個或者4個工人是不適當的。進一步雇用的雇員們的產量起初上升，但從一定的一點開始（例如在有350人時）它又下降，而最後（例如在有420人以後），進一步雇用工人就根本不再可能了。這個經驗規則在自然、勞動和生產出來的物品的每一種結合上都起作用，而人則根據它行事。他不像對第一個規則那樣從內心的 經驗、從而通過自我觀察，而是從觀察外界的 事實來認識它。
科學致力於精確地描述這個規則。也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表格最簡潔地表述它，這個表格依據埃奇沃思描寫的在給定土地面積和工具時的產量變化情況：
這裡可以看出那個規則的形態是：勞動 （絕不是土地）的產量起先遞增，然後遞減。我們也可以改變物質生產資料（例如肥料）的數量，並察看相應的產量曲線是什麼樣子的。
科學地觀察各種事實證實了這一日常經驗：該規則普遍適用並且絕不是只適用於農業生產。對於從一個煤礦開採煤或者在一個鐘錶廠中生產鐘錶來說，可以看到類似的產量歷程。如果一個鐘錶廠在建築物和機器的現有裝備的範圍內，在現有的廠家組織下投資資本去購買原料和雇用工人，那麼就有起先遞增、然後遞減的產量。
但是在這個地方可以進行懷疑。如果鐘錶廠的領導繼續擴大投資，擴展整個廠家，並且在使用改善了的技術的條件下購買新機器和建立新建築，那又怎樣？這時適用的不是產量遞增的規律嗎？當人們過去談到製造業生產的遞增的產量，並把製造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對比時，人們想到的顯然就是這個。存在著雙重的疏忽：首先，在繼續擴大廠家時產量規律又會起作用。眾所周知，有最優的廠家規模，而這不過意味著在繼續擴大的時候產量會下降。第二，在規模的每個個別的階段上該規則都起作用。如果該鐘表廠擴大了並且現代化了，那麼持續地增加雇用工人又導致起初遞增的並且然後遞減的產量。同樣的規律也適用於農業。如果表格中描述其產量歷程的那塊耕地被改良並在那裡投資了新的資本，那麼產量就是在那裡 也增加。但是就是在那裡也適用的是：不斷的新的資本支出導致遞減的產量增量，而且，在達到一個一定的新階段之後，例如在卓有成效地敷設了排水管之後，在使用勞動、種子、肥料等等時，該經驗規則在這個新的階段上又得以貫徹。
因此，就是一個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者也總是並且在一切生產部門中都考慮到第二個規則的有效性。
我們知道，必須不斷地對生產的時間結構作出決定。在這些決定中，下述的另外一個、第三個 經驗規則也起作用：
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人知道：把全部勞動者和現存的各種物質生產資料都投入到為今年 生產消費品中去包含著這一危險：各種建築物和工具被耗盡，從而在以後的幾年中不再有足夠的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供支配，而那時勞動和自然的肥力就猛烈下降。通常他將必須決定，把勞動者和物質生產資料使用於維持或擴大那些將來才在消費上成熟的生產資料（房子、工具、原料等等），也就是「資本投資」。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在給定的勞動力和給定的物質生產資料的投入與消費品的成熟之間流逝的時間越長，這些勞動力和物質生產資料生產的消費品通常就越多。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規則。每個人都根據它行事，就是當他口頭上否認它時，也是如此。每個人都知道，使用機器和工具會提高勞動的效力；他知道，他騎自行車比步行前進得更快。但是，花費勞動和物質生產資料去生產機器和工具，不過是在一個時間上距離消費品成熟遙遠的地方花費，因而是把今天 現有的要素用於取得在遙遠的未來 才可以支配的消費品。現在建立一座高爐，其產品以後也用來生產自行車，這些自行車長時間地服務於交通。現在的這個高爐建設意味著：為了提高效力而使服務的花費在時間上與它們的產品成熟為消費品遠離。
這個普遍熟知的經驗規則以某種事實情況為基礎。這種事實情況同樣需要科學的—精確的描述。在這方面顯示出，在為生產一種消費品而投入的所有勞動和物質生產資料的使用與這種物品成熟為消費品之間經過了一個「平均的成熟時期」，存在著特殊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測量「成熟時間」的困難，而在實際上，隨著這個時間的延長發生的是效力的提高。不應該把這種事實情況與第二個經驗規則的事實情況相混淆。那裡 涉及的是，例如在用高爐生產生鐵並為此將煤、礦石、其他物質生產資料和勞動的服務結合起來的時候，一種 要素的增加導致產量的增量起初增加並且然後減少，而這裡 涉及的則是，一般說來通過在時間上遠遠地向後擺動的生產道路（從而通過例如一座高爐的建立和運營），勞動和使用的各種物質生產資料的效力相對於把它們直接引向消費而大大地提高。
在實際的經濟中，存在著雙倍延長成熟時間的情形，讓我們追蹤一次土豆收穫的用途：三分之一用於做菜，三分之一餵豬，七分之一選出作種子，剩下的用於餵牛和生產澱粉、酒精等產品。如果必要，我們從時間方面來察看這些用途方向，那麼就會發覺，總的說來土豆做菜的用途最快地導向消費。在餵豬時發生的是「返回」，也就是說把已處於消費成熟的土豆用於另一個生產過程即豬的生產，這樣土豆在距離成熟為消費品的時間又更遠了。在下一年的生產過程中用作種子的、在工業上加工的或餵牛的那些土豆以同樣方式返回；可是在這裡，在返回的每一個個別的行動中，都經常與成熟為消費品保持不同的距離。除了返回之外並且與它一起還發生了「生產道路的延長」——這是拉長成熟時間的第二種方法。這也就是說，通過例如把土豆返回作豬飼料，也把農夫的同樣可以用於滿足當前需要的各種勞動服務引上一條更長地延續的生產道路。雇用來建造一座高爐的那個男人的勞動也同樣隨著鐵和其他材料的返回一起而被導入一條長久持續的生產道路。如果我們追蹤一塊皮革或者另外某一種物質的生產資料，那麼我們就會得到相應的結果。如果把這塊皮革加工成鞋，它可以不久就成熟為消費品。或者它可以被返回，與其生產道路已經延長的勞動服務相結合而被用作皮傳送帶。但是，人為什麼這樣根據雙重方法來拉長各種成熟時間？他為什麼「投資」？他為什麼在這一範圍內放棄及早的消費並把它推到未來？因為他由此而提高了現有的勞動和物質生產資料的利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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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者所熟悉的各種計劃資料以及各項經驗規則構成了那一基礎 ，集中的領導的各種經濟計劃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這裡涉及的是計劃的一個整個體系：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對一年或者好多年的一個總計劃構成了一切指示和行動的基礎；以及因為對下個月和下一天的計劃執行要改動這個總計劃以適應它。這個總計劃是一個完整的統一。（就是當人主要出於一時的衝動而行事並且沒有有意識地擬訂廣泛的計劃時，他通常還是必須對某些問題作出長期有效的決定。例如農民對有關他種植的各種作物以及他如何種植它們就是這樣。通過這樣一些決定，就給了那年的其他的經濟活動一個確定的方向。）
在總的計劃中以及在下屬的各個較為短期的計劃中，集中的領導實施的是物質生產資料與勞動服務的那些它覺得最有利的結合。在領導擬訂經濟計劃時，它必須估價各種個別物品（各種勞動服務、自然的服務、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在各種不同用途中所具有的意義。它必須進行評價，整個計劃都依靠這種評價。集中領導的經濟是一個價值的世界 。經濟學的理論應當 詳細地指明而且它已經 從不同方面指明了 ，集中的領導現在如何擬訂計劃，經濟實踐的邊際觀念在這方面具有什麼功能，作為「第二最好的組合」的成本如何影響各種決定以及總的說來每個計劃是如何構思的，從而日常的經濟過程是如何依照其五個方面決定的。
B．實際的過程。風險
領導的各個計劃一付諸實施，就顯示出一個最為重要的事實：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證明的是，各種「實際的資料」不同於過去所考慮到的那些「計劃的資料」。「計劃的資料」和「實際的資料」之間的距離產生了作用。領導可能在提出一個計劃時搞錯了，或者各種資料可能在執行計劃時實際上發生變化。這樣一種距離可以在所有的資料上都成為全部地或者個別地可感覺到的。一個違反預期的寒冷的冬天，改變了各種需要或者使越冬作物的種子凍死（從而造成了與過去的預期不同的資料——自然），可能還引起疾病並且因此而沒有預料到地減少了那些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火災可能毀壞或減少計劃由之出發的過去生產出來的物品的存貨；一種新的建築技術在使用時表明不像過去預期的那樣有利。當然，得出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實際的資料比過去認為得更有利：天氣可能更好，存貨的縮減可能比事先預計得還小。
因此，計劃的各種評價和領導的各個命令只是作為例外才被證明是完美的。通常存在著一種或大或小的不確定性。各種預期只是部分地得以實現。在大多數情況下，缺乏完全的預見。幾乎在任何地方，我們簡稱為風險 的那個要素都在起著作用。
對各種計劃資料通常沒有完全變為現實這個事實，人以雙重方式作出反應：他常常覺得必須改變原來的計劃並使它適應新的形勢。如果越冬作物的種子凍死了，那他就必須力爭通過在春天重新播種而儘可能地彌補損失，這就迫使他調整這幾個月中的各個計劃和各個活動。如果一個勞動力沒有預期到地損失了，那麼對這個時期的全部勞動投入的安排就必須是別樣的。各種短期的、例如每天的經濟計劃和指示不斷地校正原來的、粗線條地制訂的計劃。正是因為這樣一些校正是必要的，就不可能事先為例如一年的一切經濟活動都一直規定到所有的細節。一般說來，主要計劃只規定經濟活動的總方向。各個短期計劃在校正當時的主要計劃的情況下「摸索地靠近」各種實際的資料。
但是第二，風險也反 作用於主要計劃的擬訂。人們試圖這樣編制主要計劃，以致計劃資料與實際的資料之間的距離儘可能地小。因此，我們對計劃的各個基礎的速寫就需要補充：通常在計劃中也注意風險 （——不僅是那6種資料和那3個經驗規則）。如果估計風險大，那麼人們就常常放棄較為長期的計劃。例如，如果戰爭的危險是巨大的，那麼就會放棄在好多年之後才會表現為消費品供應增加的各種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迴避風險。或者是嘗試減少風險。在人被神秘思想迷住的時候，他就試圖通過招神驅鬼、獻祭和祈禱來抵擋氣候的惡化、歉收、疾病。用我們的語言來說，由此所從事的嘗試是防止各種實際的資料過大地偏離各種計劃資料；在這方面，當使用特殊的人物來準備和從事這樣一些獻祭和招神驅鬼的時候，就必須在各個計劃本身中一併考慮這種準備和實施。但是，在非神秘思想的時代中，受到重視的是減少風險的其他手段：例如，在計劃中規定生產各種不同的物品，其特別的目的是減少風險。例如，一場事先沒預料到的暴寒一般說來不會同等程度地傷害各種不同的田間作物；因此就增加種植的田野作物的種類的數目。同時，特殊的建築和設施能夠減少火災或洪水或疾病的危險。最後，考慮到風險，人也常常感到有理由停留在曾經執行過、經受過考驗的經濟計劃上。在這些計劃上，他對各種實際的資料知道得更清楚。他一使用新的做法，他就必須考慮到計劃資料與實際的資料的更大的距離。因此，堅持較老的做法常常並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產生於對風險要素的一種更仔細權衡的考慮。
在幾千年和幾百年以前以及在今天，計劃資料與實際的資料之間的距離在任何地方並且對所有的經濟領導來說都是根本性的。但是，科學不能無視在一切具體的經濟中都決定性地參與決定人們的計劃和行動的那種東西；否則它的思維機構就不能在這個地方使用。但是，大多數較老的國民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分析中很少考慮缺乏預見、不確定性和風險，而在我們的時代中，這方面卻出現了一個轉變。有關「預期」、「預作」、「事前和事後計算產量份額」以及有關風險的許多重要的東西都已經說過了。
但是，現在有必要在經濟學理論中把這個事實總體在經濟的實際上發生的全部事情中也擁有的那個位置 分派給它。國民經濟學家們必須精確地認清所有的資料和經驗規則，從它們的性質上去規定它們並且在經濟學體系中這樣全部安排它們：它們在理論上全都正好占有它們在實際中所具有的那個地位。正像國民經濟學家們必須這樣做的那樣，在理論上也必須這樣對待風險。風險不像過去所斷言的那樣，是一種「生產要素」。它也不是資料，不是經驗規則。更確切地說 ，它存在於計劃資料與實際資料的差距中 ，並且因此而在經濟過程中占有一種特殊的、中心的地位。國民經濟學一旦認識到，事實的診斷使區分計劃資料與實際的資料成為必要，它也就成功地在經濟學理論中給風險指派了正確的位置。在細節上作必要的修正之後，對風險的這一系統的規定的正確性也適用於交換經濟。此外，可以容易地在日常的經濟中檢驗這種正確性。 (44)
Ⅱ．展望對交換經濟的經濟體制的分析
在交換經濟中，對於經濟過程的進程來說，決定性的是好多個或許多個經濟構成物、廠家和家戶的各個計劃——而不是一個 地方的各個計劃。對此我們已經談過。在一個較大的人民中，上百萬獨立的廠家和家戶並列地工作著，但是勞動通過分工互相聯繫著，而每個個別經濟都只是實施著全部過程的一小部分。由此產生了（對此我們也已經談過）另一個重大的實踐上的任務：必須協調 各個個別的計劃，以便使各個個別經濟的各個行動相互銜接並且由此而有意義地控制全部過程。在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僅僅必須解決稀缺問題，而在交換經濟中卻同時還必須解決各個個別計劃及各個行動的協調問題。
在貨幣經濟中，各個個別計劃的這種協調通過價格體系來進行。因此，理論的任務就是指出，在根據那5個方面協調各個個別計劃上，對交換經濟的全部控制如何在價格的形成中進行。 (45)
1．把價格宇宙只作為整體來研究是容易理解的。那時在眼前看到的就只是總的聯繫，而放棄了把各個個別的廠家或者家戶作為出發點。大多數古典主義者以這種方式行事。例如李嘉圖、薩伊、約翰·S．穆勒就是這樣，不過許多較新近的人，像克拉克或卡塞爾在他們對現代理論的表述中也是如此。這種做法不是完全無可置疑的。把價格體系的宏觀宇宙直接作為整體來描述的嘗試，太少地以經濟實際的各種事實為依據。人們沒有足夠地認識到，交換經濟的所有過程都是在廠家和家戶中進行的。難以建立起這些思想體系與日常經濟生活之間的聯繫。熟悉例如卡塞爾對現代理論的闡述並且領導著一個工廠廠家的某個人，只能困難地在他的理論知識和他日常所做的之間建立起聯繫。他在理論闡述中找不到有關廠家內部過程的任何東西。但是在一個理論體系中，他正是應當認識到，個別廠家的各個過程如何互相銜接，而科學的認識應該教育他在經濟的總聯繫的範圍內察看他的廠家的活動。此外，國民經濟學在這樣處理交換經濟的問題時總是冒著這一危險：在它的分析中甚至見不到具體的實際的蹤影並且成了思辨的、脫離現實的學說。經濟實際直截了當地要求：分析從研究個別經濟開始，就像屠能已經以巨大的成就所做過的那樣。
因此，當在較近的時代中，在整個國民經濟學的研究中都產生了一個從理論上研究各個個別經濟 的運動時，就應該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對純粹宏觀地構思經濟學體系的一種合理回擊。例如，只有當我們從分析各個家戶和廠家出發並且這樣把握了勞動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各種特點時，我們才會使工資理論站穩腳跟並使它能夠使用於說明實際。但是，國民經濟學科學的這種發展今日剛想變成片面的並且因此而蛻化。恰恰是數學的—理論的流派喜愛局限於深入地研究個別的廠家模型或者個別的市場模型。例如，人們構思了成本曲線，想用它們複述個別廠家中的成本歷程，但是人們不再關心主要問題：對於控制全部的交換經濟的過程來說，像在各個個別的廠家中出現的那種成本現象具有哪種功能？由此而把理論的中心任務——使所有的個別經濟的各種關係可以理解——推到了一邊。這種轉變也解釋了今日在理論家們的某些圈子中的人們面對過去的各位偉大的創建體系者的著作所具有的那種完全的不理解。沒有認識到：科學只能以一個體系來認清經濟實際的全部聯繫。僅僅是分析廠家、家戶或者個別的數量關係本身還根本不是理論的國民經濟學。認識了全部的聯繫才推斷出個別經濟的各個過程的意義 。舉一些例子：對於個別的企業家來說，利息的存在不是問題：他只知道，他必須支付它。他也知道利息什麼時候上升或下降；但是就他的廠家而言他不能認清各個原因。當利息下降時，他更有力地使他的廠家機械化；而他不需要考慮他因此而在別的地方引起了哪些改變以及他由此而如何影響各個生產過程。資本在他的結算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並不關心，為什麼所有的企業都這樣結算並且因此而完全確定地校準了全部的國民經濟的生產，也就是說個別企業的結算有什麼意義。企業家這樣看各種事物並且據此行事，是可以理解的和正確的。但是，如果科學占有了各個個別企業家的這種眼界的話，那就是不正確的。它的任務的確正是揭示全部經濟的各種聯繫。為什麼有利息？資本具有什麼功能？資本計算具有什麼意義？如果國民經濟學把這個任務推到一邊並且局限於精確地描述廠家內部的過程或者個別經濟的個別集團的關係，那麼它就陷入了一點一點的觀察並且失去了它本來的生存目的。
在這裡，我們又碰到了那一點，在這一點上國民經濟學的理論由於實際的片面性而並不罕見地脫離了實際。如果它構造體系而不從精確的個別經濟 的分析和分析個別的 市場出發，那麼它就很容易失去了依靠。如果它分析個別的廠家、家戶或市場而不在一個思維的體系中把握交換經濟的全部聯繫 ，那麼它同樣脫離了實際，實際恰恰不是廠家、家戶或市場的並列。只有個別經濟的和全部經濟的分析相互銜接才使得我們探索的各種聯繫得到認識。
2．如何能夠解決這個任務？正如過去指明的，分析個別經濟的結果首先是：就是在各個個別的廠家和家戶中，各個行動也以計劃為基礎。它另外的結果是：個別經濟的各個領導者所考慮的那些計劃的資料只是部分地與集中領導的經濟中構思計劃所依據的那些計劃資料相一致。集中領導的經濟的計劃被各種全部 經濟的資料所包圍。在交換經濟的各個廠家和家戶中各自只運行著全部過程的一小塊 ，它們的各個計劃是「不完全的」 （142頁及下頁）並且只是在個別地方碰上了全部經濟的資料 。
讓我們以一個有100公頃土地的農業廠家為例，該廠家生產並出售小麥、豬、牛奶、乾草、亞麻和其他一些農產品。（在這種廠家中常常可以找到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各種要素。這裡當然不考慮這些因素，因為我們研究的是交換經濟的理想類型。）各個經濟計劃從而生產的方向、各個勞動力和各種現有的物質生產資料的投入、投資規模、使用的技術和各個不同種類的作物以及各個建築物位置的選擇是由什麼決定的？由各塊土地的質量和氣候，由可得到的各個勞動力的種類和功效能力，由廠家領導者的特殊才能，由現有的各種建築物和機器的數量和種類，由法律和社會組織的各種有關的規定。我們也可以描述性地這樣說明這些事實：對於廠家領導的各種決定來說，自然、勞動、技術知識、物品的存貨以及法律和社會組織這些資料是決定性的（在這方面，它在提出各種經濟計劃時就像各種資料對它顯得 的那樣來使用它們）。在這裡，廠家直接碰上了各種全部 經濟的資料。但是此外，它（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被價格包圍著：作為勞動服務、種子、肥料、燃料和其他許多原材料的購買者，作為產品的出售者並且最後也作為必須支付利息的貸款接受者。在後面這些個別經濟的資料中表明，廠家的各種計劃不是「完整的」計劃，因而廠家並不直接碰上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在廠家的領導所持有的現金庫存上也是如此。我們也可以把各種價格理解為「交換經濟的各個最外部的邊界在個別經濟的各個邊界上的投影」，這些投影是在那些地方，在那裡個別經濟「並不直接地而是在恰如其分地照顧了所有別的個別經濟的情況下接觸」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K．F．梅耶）。實踐家十分熟悉這種觀察方式，也就是把全部個別經濟的資料分為兩組：他也把與他的廠家、他自己和他的工人們的各種特性有關係的那些 給定的東西與沒關係的那些 給定的東西區別開來，這些給定的東西產生於他的廠家的市場聯繫。同時，他考慮到那些與生產有關的經驗規則，即第二個和第三個規則：他知道（儘管還只是粗略地）「產量增量遞減規律」。因為他沒有起那些念頭，例如想把所有的作物都種在一小部分土地上而讓其他的土地閒置。而且他也知道那一經驗規則：把可支配的各個勞動力投入到建造一條道路或一套排水設備而不是投入到鋤地上，雖然減少本年的收穫量，但是卻提高了未來的收穫量。由所有的（個別經濟的各個資料和那兩個經驗規則）一起產生了領導者的各個經濟計劃，該領導者在這裡遵循的是傑文斯、馬歇爾等人所告知的替代原則。
但是，還沒有說明決定這個廠家領導者的各個計劃和行動的一切因素：期望與實際經常不一致。就是這裡也存在著計劃資料與實際的資料的距離。然而，與各種資料的差別相適應，這個距離以與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有些不同的方式而起作用。不確定性和風險不僅僅 產生於氣候的波動、火災等等，而且也產生於價格的變動。例如，廠家的領導者在豬的飼養上考慮到飼料、仔豬以及餵肥的豬的一定的價格。有時候它們沒有或者沒有準確地變為現實。這樣就產生了價格 風險，在這種風險中表示出廠家的領導在它的計劃中沒有能夠精確地事先估計出它與之直接或間接地往來的其他那些個別經濟的實際的發展。廠家的領導者知道，這樣就存在著一種雙重式樣的風險。而風險因素是他在他的計劃和行動中最後也還要考慮的東西：通過種植的多樣性、保險、建造防護建築、保持商品和貨幣的儲備以及擱置範圍廣泛的計劃和巨大的投資。在這裡，政治上的信任也起作用，它對於經濟領導、日常的經濟生活以及對於它的變化，也就是說各種經濟形勢運動是如此地重要。對政治秩序的信任引起的後果是：各個廠家領導預計例如各種公共捐稅等等的某些資料經久不變。於是就因此預期不會妨害深遠的計劃，這些計劃的實施將在許多年之後才發生作用。各種資料越是顯得不持久，為較遠的未來所作的計劃就越少。
在細節上作了必要的修正之後，上述情況也適用於每個家庭 。家計受價格限制：例如工人的家庭一方面受收入、另一方面受消費品的各種價格限制。可以說它作為一滴水在交換經濟的價格之海中游泳。同時，家庭領導的計劃和行動由各種需要以及由物品的現有的儲備決定，在這裡又須從雙重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儲備。家庭通過支付和得到價格，在有些場合併不與全部經濟的資料接觸；而在有些場合（就它的需要等等來說），它的個別經濟的資料同時就是全部經濟的資料。在這個純粹的消費集體中，可以考慮的只有那第一個經驗規則，它同樣總是在起作用。而這樣依據雙重資料、一種經驗規則以及對風險因素的考慮，就形成了家庭的所有計劃。
對廠家和家計作了分析，理論研究的第一步就告結束。
只要個別經濟與全部經濟的資料接觸，它就在這裡達到了它的邊界。但是此邊界必須把那些 個別經濟的資料（並不是全部經濟的資料）正是回歸到全部經濟的資料上去，並且由此使個別經濟的過程作為一個全部經濟的過程的片段加以理解。
對個別經濟的研究本身表明，研究必須在哪個方向上向前推進，以便靠近這個目標。這裡沒有任意性。廠家和家戶被價格包圍，它們通常擁有一筆現金儲備，它們為支付價格而需要這筆現金儲備。這個事實強迫科學向著兩個方面繼續工作。它必須研究與各種市場 以及與各種貨幣體系 的聯繫。
由此首先產生了這一必要性：研究例如前邊所舉的那個農業廠家如何行為，如果它比方說在完全競爭下供給黑麥和生豬，它對價格的變化如何作出反應以及如何形成它的供給。同樣，如果它在供給寡頭壟斷下或在別的某一個市場形式下出售，它是如何計劃和行動的。在這裡同樣應當考慮到時間因素：對於短期來說，每個廠家在一個市場上（例如在小麥市場上）的供給來自一個「給定的存貨」：例如來自直到下一次收穫小麥之前可供支配的存貨。對於比較長一點的期限（例如對於下一年）來說，供給是從正在進行著的生產中、而且是在現有的農業廠家的「給定的生產裝置」下湧出的。在更長的期限中，就是生產裝置也可以根本改變（擴大或者縮小）。在大多數生產部門中，這種時間刻度起著重要的作用。供給一種藥品的製造業壟斷者對於十分短的期限從給定的存貨中這樣做；在期限比較長一點時，通過他根據他的廠家的給定的生產裝置來尋找古諾點；在期限更長時，通過他從所有可能的生產裝置中為自己選出和建立那個對他最有利的。例如，供給壟斷的理論分析不能只研究這一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在「給定的生產裝置」下存在著一條一定的成本曲線；而且它同樣要研究「給定的存貨」和「可改變的生產裝置」的情況。時間的所有三個方面相互交錯連接。必須以這個三階段的時間刻度為基礎來研究資料的改變與價格的變動和它們的影響之間的「反應持續時間」以及所謂的「滯後」的各個重要問題。
從各個個別的廠家和家戶在各種不同的市場形式中的行動中，得以形成在各個個別的、時間上與空間上有限的市場上的全部需求和全部供給：例如在一國的小麥市場上，在短 期中，小麥的供給發生於「給定的存貨」，在中 期中，從「給定的生產裝置」中供給，而在長 期中，則意味著處在「可變的生產裝置」下。
但是，個別廠家和個別家戶的分析正是表明了所有 市場的互相依賴。因此，分析的第三階段必須把各個個別市場上的全部供給和全部需求都一直歸因到整個交換經濟的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只有在那時，並且在補入了同樣必須從各個廠家和家戶的分析中得出的各種貨幣理論的知識之後，才會使交換經濟中發生的事情的全部聯繫看得見。在更詳細地闡述時我們將會發現，交換經濟的這些全部經濟的資料合乎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那些全部經濟的資料。就是在這裡全部經濟的資料也是6個：需要、自然、領導的和執行的勞動、完成了的和正在成熟的消費品的存貨、技術知識以及最後交換經濟的社會和法律組織；它們與各項經驗規則一起決定了一個交換經濟的巨大的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控制、分配、投資、應當使用的技術和位置選擇的所有問題的解決都取決於它們。在這裡，經濟學理論就像對集中領導的經濟那樣，同樣必須指出它們如何交錯連接。但是它們卻與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完全不一樣地交錯連接。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應當滿足的需要是由集中的領導規定的；在那裡，各個消費者被剝奪了權力，而各種資料如何起作用則取決於中央管理機構的各種計劃。
我們對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資料所說過的一切，例如各種需要的本質和各個種類，自然與自然的服務和勞動與勞動的服務的區別，作為經濟的資料和作為經濟上的任務的物品當時的存貨，也適用於交換經濟的各種資料。只需要少許的重要的補充：當然只有 交換經濟、而不是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才知道個別經濟的與全部經濟的資料之間的區別。第二：在交換經濟中，沒有人把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的整個圈子看作計劃的資料，因為的確缺少全局的計劃從而還有全局的風險。因此 ，在交換經濟中有個別經濟的「計劃資料」和個別經濟的「實際資料」 ；但是只有全部經濟的「實際資料」 ，沒有全部經濟的「計劃的資料」 。第三：在其中使用貨幣的交換經濟的理想類型的經濟體制中，社會的和法律的組織還包括貨幣體系和事實上運用的貨幣政策，以及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的確不可能有的各種顯現出來的市場形式。
讓我們假定，在集中領導的經濟中或者在交換經濟中，所有6個全部經濟的資料都較長時期地保持不變。這就是說：各種需要沒有變化，氣候沒有改變，領導的和執行的勞動的數目和質量沒有變動，物品的各種存貨的大小和構成、技術知識以及社會的和法律的組織都沒有變化。在這個經濟中會發生什麼？回答只能是：總是反覆同樣的東西 。經濟過程將年復一年地呈現同樣的情景。就是各種價值和價格也將保持完全不變。而且這個經濟還將具有第二個特徵：計劃資料和實際的資料之間的距離將會逐漸消失。因為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者和交換經濟的各個企業和家庭的領導者們將會把前幾年的各種實際資料當作計劃資料投入到他們的計劃中使用，而這些計劃資料將總是反覆地得到證實。預期和實際之間將不存在區別。將會缺乏風險。
我們可以把這樣一種狀態簡稱為「靜止的」狀態。靜止狀態過去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在各種資料中不斷地出現較大的、只是罕見地出現較小的，但從來不曾沒有推移，這很清楚。事實上，從來就沒有年復一年地發生嚴格地同樣的東西。但是，思想上用這樣一種想像去工作並不是不容許的。因為靜止的狀態是可能的 。
靜止狀態的觀念同時是必不可少 的，以便從其聯繫上去認清經濟實際。為了理解經濟過程，確定經濟的全部進程在給定的資料狀況下朝著哪個狀態運動是必要的。光是因為這個，這種觀念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認識工具。它同時是分析日常經濟生活的推移的基礎：因為通過每次變動一個 資料而使經濟發展的現象可以理解，所以靜止狀態的這種觀念特別有助於認清發展的現象。以後還要談到這一點以及尤其是「變動法」。
但是，靜止狀態的觀念也是危險的 。它容易被不正確地使用。而且有兩個失誤，它們二者都已經證明是最為有害的了。
人們常常局限於描述一種認為是給定的狀態。這時靜止狀態的觀念就是一種使實際提供的那些經濟學問題消失的手段。比如人們設想一個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在那裡所有6種資料都保持不變，這樣領導者在那裡就幾乎沒有什麼可做。他年復一年地重複著計劃和指示，而他的共同體的成員們則同樣以均勻的節奏重複著他們的活動。領導沒有被置於新的需要解決的實踐上的問題之前。他可以獻身於別的非經濟的任務。經濟問題的解決在於持久不變地重複同樣的東西。在每一種形式的交換經濟中情況也是同樣。如果所有的全部經濟的資料都不變，那麼廠家的領導者和家戶的領導者除了重複他們的指示就沒有什麼別的可做，而在這個單調的世界中，一切行動都同樣重複著。描述這樣一個靜止狀態的理論家在思想上想的是例如那樣一個交換經濟，在其中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如房屋、機器、原料）的裝置總是保持著同樣的狀態，不擴大也不縮小。為什麼這些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保持不變——不關心這個問題。在用靜止狀態的假設把問題拋出之後，人們發現：它不再存在了。可惜，這種內容極不豐富的論斷經常被用於根本否認那樣一些問題的事實上的決定性意義，這些問題與生產的時間結構有聯繫。在靜止的經濟中，同樣很少存在這個問題：為什麼使用一種一定的技術。一種一定的技術剛好被 使用著。單純描述始終如一地重複的經濟過程不能夠說明為什麼。當然，就是在實際中重要的風險問題也消失了。如果把經濟上靜止的狀態當作給定的接受下來，它就是極沒有趣味的。只有當人們問道，從那成萬億的可能的生產結合中如何恰好選出了這些結合時，它才成為引起興趣的和重要的，甚至於極其重要的。
第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靜止狀態。它們可能顯得這樣：一切物質生產資料都得到了最優利用，而且全部勞動者都充分地、儘可能好地就了業。那時我們就總是談到一種「一般的完全均衡」的靜止狀態。或者持續地保持著失業者、沒有使用的設備和閒置的存貨，而且缺乏對各個就業者的儘可能好的使用。那時「缺乏一般均衡」的靜止狀態就占統治地位。一般的完全均衡事實上僅僅是在完全一定的、而絕不是在一切資料狀況下（即在所有市場上的完全競爭的情況下），才是習以為常的。和洛桑學派一起在靜止狀態下只想到一般的完全均衡，這是一種廣泛流傳的錯誤。不可能為靜止狀態總是一種一般均衡狀態這種看法提出根據。
現在，如果把兩種錯誤集於一體，局限於描述一種給定的、完全的一般均衡狀態，那麼靜態的理論就提供了一種思維裝置，它必定 不適合於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 (46)
Ⅲ．各種經濟體制的關係
針對著經濟過程如何從那5個方面在它們當中運行而去研究在全部形態之中的兩種經濟體制，是一個雖然明了、但又非常廣泛的任務。光是因此就可想而知這一問題：必須從根本上論述集中領導的經濟的一切 形式以及一切 市場形式和貨幣體系本身嗎？所有這些分析是並立的嗎？還是可以把對一個 理想類型的各種問題的解決辦法使用到其他的 理想類型的分析上？或者還有：也許，研究一個或少數的理想類型中的經濟上的全部聯繫就夠了，而各種成果可以不加考慮地使用於其他各種類型？
對此可以有三點回答：
A．為一個 經濟體制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求解，對於解決另一個經濟體制範圍內的各種問題常常不僅是有用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經濟學理論的歷史為此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例證。請特別想想對各種價格問題的處理。如果隨著瓦爾拉斯或者馬歇爾直接研究交換經濟並且從事於僅僅描述價格機制，那麼雖然能夠獲得極為精確的結果，但是交換經濟的全部聯繫的含義 就變得不可充分理解。和熊彼特一起說：還沒有「在價格和贏利機制的不完整之作後面」看到「社會的生活過程」。如果走上了通過簡單集中領導的經濟的世界的迂迴道路，首先研究它，然後才進入交換經濟的世界，那就完全不同。因為簡單集中領導的經濟是由一個 頭腦領導的，在這裡，一切評價和行動的含義在它們的聯繫上就成了能夠容易理解的。例如從它們與滿足需要的聯繫上去評價和控制各種生產資料。單純分析交換經濟的生產資料價格所不能做到的，現在就成功了：理解各種生產資料的價格形成從而還有成本現象具有什麼意義。因此，研究簡單的集中領導的經濟不僅具有這一目的：說明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就像它們在歷史上出現的那樣的各種具體的現象，而且它同時為認識交換經濟創立基礎。看到了這一點是奧地利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偉大功績之一。誰理解了簡單集中領導的經濟與它的評價的聯繫，誰也就學會理解，在交換經濟中如何通過價格的形成來「評價」以及各種價格關係的推移在經濟的全部聯繫中具有什麼意義。
在一種 情況下，用好多種經濟體制或市場形式來工作還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意義。這就是在那種時候，那時必須研究一種交換經濟，在其中公共權力完全地或部分地規定各種價格。
我們說過，這種情況在歷史上過去和現在都非常經常地出現，不能把它看作一種特別的市場形式，而是各種價格的規定發生於各種不同的開放的和封閉的市場之中。因此，它占據著一種特殊的地位。在這裡，價格也 是一種全部經濟的資料，不再是問題。國民經濟學不能推斷，它的高度是由什麼決定的。在這種（只是在這種 ）情況下，這意味著越過資料的邊界。政治權力直接作出決定。儘管如此，面對這種局面，理論的分析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對此的認識常常是錯誤的。因為問題繼續存在：在規定的價格下供給和需求、生產和供應有多大；價格規定到底如何影響經濟過程。
讓我們假定，在一個國家中，從一個一定的時點起官方規定了紡織工人的各種工資，而且提高了它們。工資的提高如何對經濟過程發生作用？問題的回答要求提出和回答預先提出的問題：以前 工資是在哪些市場形式中以及如何形成的？也許是在需求壟斷中，因而是這樣：彼此競爭的工人們面對著在勞動市場上是需求壟斷者的工廠主們，從而工資可以被壓低到最後一名工人的邊際產品之下。或者存在過的是比方說完全競爭？——並非更不重要的是這個問題：各個紡織廠家如何處於它們的產品的各個市場上，它們是在競爭中、在壟斷中還是像另外那樣供給。工資的形成、工資的高度、就業的程度和產量各根據這些而不同；如果事先對公共權力以其價格規定進行干預的那個經濟過程沒有一個完全清楚的概念，就從其作用上去研究官方的固定工資和任何別的官方的價格規定，那是沒有意義的。
此外，研究公法的價格規定要求先對集中領導的經濟體制進行理論分析。因為在一定的情況下，固定住價格機制導致一個中心處所直接接管經濟過程的控制。例如，如果木材價格的上升被國家的價格規定所阻止，現在通常就會實行由一個中心處所來向購買者們分配木材。價格不再照管對應當滿足的和不應當滿足的各種需要的選擇，現在這種選擇通常並不是被託付給偶然，而是通過限量配給來實現。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限量配給是集中領導的經濟體制的一種措施。
B．兩個模型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各種形式和交換經濟的許多形態的漸進表達上具有特別的意義：它們的分析間接地帶來了最大的益處，而它們的直接用處卻不大。它們的主要價值在於，它們為卓有成效地分析難於通觀的理想類型作了準備。我指的是集中領導的經濟的最小形態——魯濱遜的簡單經濟，以及交換經濟的原始形態——自然交換經濟 。
1．據說魯濱遜分析也只具有最小的價值。這受到駁斥。迪爾、斯盤和卡塞爾以及其他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一致：認為魯濱遜是一個沒有用處的虛構。據說人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在與別人的聯繫中從事經濟活動。人的經濟具有社會性質。據說，誰想在歷史上尋找一個人們在其中孤立地並列地從事經濟活動的時代，他就會什麼也找不到。無論是在史前史中，還是在我們具有文字見證的那些時代中，都找不到。雖然從古代的那些走進荒野之中的先知，到今日的那些必須降落到荒涼的地方的飛行員們，一再有那些零星的情況，在其中一個人必須成天、成星期或者成年之久地單獨進行經濟活動；但是，這是例外，它們對於經濟的歷史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由此人們推論出：「對我們的科學來說，只有那些在集體中生活的個人才有意義。」「從國民經濟學的角度考察，魯濱遜只是獨自從事經濟活動，他是沒意思的」（迪爾）。人們這樣問道：如果要解決例如今天的工業經濟的問題或者社會經濟的其他問題，魯濱遜式的故事有什麼用呢？
另外一種考慮加劇了反感：魯濱遜式的故事主要是在18世紀中、而且是從啟蒙運動的哲學中產生的。人們想用它們來證明，對宗教、對道德和對法的一種自然的本能活在個別的人之中。如果今日的國民經濟學研究用魯濱遜式的故事來工作，它豈不就確定了一個一定的「個人主義的」出發點嗎？
這樣一些異議是以誤解為基礎的。雖然人只是罕見地獨自從事經濟活動，這個理想類型卻恰恰對認識社會經濟來說是極其寶貴的。有兩種特性，它們使魯濱遜成了一個極為有用的思維格式：在這裡，一個人必須獨自解決經濟的各種問題，經濟活動的基本的事實狀況特彆強烈地在這裡顯露出來。在這裡，主體—客體的關係是明確的和清楚可辨的。與此緊密聯繫的是魯濱遜模型的另一個良好的特性。因為在這種侏儒狀態的集中領導的經濟中，沒有困難就清楚了的是，每個個別的經濟行為作為環節而適應以及如何適應全部的聯繫。因此，在這裡就可能比較容易地得出各種系統的思想，通過它們才能夠認清經濟過程的相互交錯。因此，魯濱遜經濟的模型應該得到比相應於觀察到的各種事實狀況的罕見性遠為更大的意義。魯濱遜分析不是無用的、脫離實際的思想遊戲，而是思想的工具，我們通過運用它們來克服在分析社會的經濟系統上的困難。我們並不是相信，社會的經濟是由魯濱遜們組成的。情況無疑不是這樣。魯濱遜分析對準的是整體 、它的全部聯繫和它與客體的關係。我們把那些洞察力歸功於以魯濱遜經濟來研究經濟的整體，這些洞察力使社會經濟（不管它是集中領導的經濟，還是交換經濟）的較為難於通觀的聯繫可以容易得多地認清。
如果人們想這樣的話，魯濱遜分析就是預先的研究。應該多多地並且持久地使用它們。那時就極快地看到，它們是值得的；而且如果把它們用作方法上的輔助工具，它們就與過去的那些哲學上的魯濱遜式的故事完全不同。這些故事有價值還是沒有價值，對此我們在這裡不必談論。 (47)
2．我們在「自然交換經濟」上認清了交換經濟的一種主要形式，它位於遠為重要的「貨幣經濟」之前（第176頁及其以下）。我們看到了，人們在史前史時期、歐洲古代、中世紀和部分地也在近代的時代中以及在其他文化圈中都曾處於自然交換經濟的關係之中。我們強調歷史上的經濟的這個方面，並且這樣發現了自然交換經濟的類型。它的歷史意義過去是 巨大的。但是隨著貨幣的向前推進，這種意義就變得越來越小。不過就是在這裡，指出某些歷史事實的意義也沒有說明分析的重要性。自然交換經濟的分析又是作為預先的研究而獲得了它的特殊意義。而且是作為為貨幣經濟的預先研究。眾所周知，正是古典作家們以這種方式使用了它。為了首先排除貨幣對交換經濟過程的各種影響，他們分析了自然交換經濟。他們想直觀地在眼前察看各種物品流，並且因此他們設想自己處於那樣一個世界，在其中沒有貨幣，也就是說沒有普遍適用的交換手段。由此他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例如，他們以何等的把握成功地駁倒了舊的關於普遍的生產過剩的錯誤學說；這種學說以這一錯誤的想法為基礎：一個國家中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兩個完全分開的量，總供給傾向於超過總需求。薩伊、詹姆斯·穆勒等等通過探討自然交換經濟中的問題，能夠非常容易地指出，今天還在傳播、繼續盛行於所謂的購買力理論中的這個學說的各種錯誤在於何處。對自然交換經濟來說，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誰把一種商品的供給（比方說鞋或者水泥）帶到市場上，誰也就帶來了需求的願望 ，否則他就不會出現在市場上。同時他有購買商品的能力 ，正是由於他供給了水泥或者鞋。因此，在自然交換經濟中，擾亂只能產生於供給和需求的局部的錯誤估計。人們指責過古典作家們，說他們把自然交換經濟看成是經濟活動的正常形式，認為靠著它的研究就解決了一切問題，只給貨幣指派了一個附和者的角色，沒有認識到貨幣在貨幣經濟中是一個完全積極的要素。這種指責通過經常的重複而變得粗糙，它因此而變為錯誤的。甚至薩伊和詹姆斯·穆勒也給他們關於普遍生產過剩的不可能性的定理補充了這個註解：貨幣流通中的變化可能會引起一場普遍的虧損銷售。不過，他們沒有繼續在這個方向上向前推進。別的人，如休謨或李嘉圖，非常確切地知道，貨幣不是簡單地像一塊面紗那樣蓋在物品世界的各種實際過程之上；並且他們因此也知道，靠簡單地轉借分析自然交換經濟的各種成果並不能說明貨幣經濟的經濟過程。其他人（就像例如後來的通貨理論家們那樣）又幾乎無與倫比地堅決有力地強調了並詳細地描述了貨幣數量的各種變化對交換經濟的全部過程的影響。對於他們，所作的指責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現代的國民經濟學更詳細地研究了貨幣經濟與自然交換經濟的關係。特別是從K．魏克賽爾到E．林達爾的瑞典研究者們指出了：貨幣經濟與自然交換經濟之間的距離很大，不能把貨幣經濟理解為自然經濟的簡單的繼續形成；相反，經濟過程由於貨幣的使用而運行得根本不同於不使用貨幣時。儘管如此，作為預先的研究，自然交換經濟的分析仍然是寶貴的。沒有它，就可能冒忘掉物品經濟的基本事實狀況的危險。例如，如果不是純粹從貨幣和銀行技術上來把握有關「儲蓄」和「投資」的討論，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開始於研究基本的事實狀況，即在一個自然交換經濟中的生產的時間結構，那麼這個討論將會獲得多大的成功啊！
C．在一個巧妙地選擇的模型的序列中提出問題，並且首先在簡單的、然後在越來越困難的條件狀況下提出並解決它，由此來從理論上解決它，這在大多數的國民經濟學問題上都證明是一種頭等的啟迪學的手段。但是，這種方法的使用需要科學的得體。
因為各個個別的經濟體制、市場形式或貨幣體系中的各種條件狀況從來就不一樣，就絕不能把分析一種類型的各個理論成果不加考慮地用作關於別的經濟體制、市場形式或貨幣體系中的條件聯繫的陳述。例如經濟過程的進程，就像它在那兩種極端的形式（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和完全競爭的經濟）中發生的那樣，可能顯露出某些相似性。可以指明：一個完全集中領導的經濟的領導能夠 在某些情況下把經濟過程控制得類似於就像它在完全競爭中運行得那樣。但是，這個論斷不應該誘致這一看法：在兩種情況下經濟過程都必定 以同樣的方式進行，而對一個模型的分析可以代替另一個的分析。繼續存在著巨大的區別：在這裡一個 意志和一個 計劃排斥所有其他的而作決定，在那裡所有的 家戶和廠家的意志和計劃都在作決定。在這裡權力的分配與在那裡完全不同，以後還要談到這一點。這兒不存在自由的消費選擇和勞動場所的自由選擇——與那兒相反。人們各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世界中。在這裡和那裡經濟上的全部聯繫的形成完全不一樣地發生著。不允許用錯誤的理論上的拉平來磨掉這種巨大的、多種多樣的差別或者使其消失。
從它們的不同形態上對各種個別的經濟體制的各個分析必須彼此適當地互為依據，但是不應當不加考慮地採用各種成果。也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把某些成果看成是普遍適用的。有這樣的普遍適用的成果，它們不受各種形式的多種多樣性束縛。例如關於成本現象的陳述就屬於這種成果。但是從各種個別形式的分析中才得知，哪些 成果是普遍適用的。
國民經濟學的歷史充滿了這些嘗試：避開這條穿過為數眾多的各種秩序形式的費力的道路、不注意或者遠離這種多種多樣性而想出一種統一的理論。在這方面，在許多情況下想到的都是完全競爭在一切市場上都占統治地位的那種經濟體制。這樣一些「一元論的」體制由於其結構的簡單性而有吸引力。但是它們並不符合過去和現在的多種多樣的實際的經濟。而當涉及的是解決具體的問題時，也就是在運用理論時，這種錯誤就造成惡果。一種「一元論的」理論不能夠說明例如部分寡頭壟斷的汽油康采恩的或者那許多樣式不同的別的經濟權力體的各種權力鬥爭；這些鬥爭決定性地共同決定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 (48)
Ⅳ．各種資料
A．理解什麼是資料，看到資料的邊界經過什麼地方，具有使用資料來工作的能力，是一切理論研究成功的一個根本前提。
我們看到了，資料不能「設置」，在獲得它們時任何任意性都必須排除在外。從計劃決定一切經濟活動這個基本事實出發，達到了確定「計劃資料」和「實際的資料」。我們談到過各種個別的資料。現在有可能關於它們的本質和它們的功能再作出一些一般的論斷。
1．全部經濟的資料是那些事實：它們決定經濟的宇宙，而自己則不是直接由經濟上的事實來決定。理論的說明終止於各種實際的整個經濟的資料。理論的任務是追蹤各種必然的聯繫一直到資料圈，並且反過來指出，經濟上發生的事情如何取決於各種個別的資料。但是，經濟學的理論沒有能力說明它們的形成。
無數自然的和歷史的事實、無法估量的事物和錯覺日復一日地對經濟上發生的事情產生影響，但是所有這些因素都通過各種計劃資料和實際的資料（而且只是在這條路上）起作用。在這裡，一個 自然的或歷史的事實可以構成好多個資料。例如，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既引起資料「需要」又引起資料「自然」的推移。或者：在挪威人和黑人之間存在的種族上的差別表現在各種資料之中——領導的和執行的勞動、需要、技術知識、法律的和社會的組織。或者：在歐洲最近的一個半世紀中進行的掃除文盲和實施普遍義務教育，在勞動、需要、技術知識以及社會和法律組織這些資料的改變中表現了出來。或者：加爾文教的勝利進軍無疑最深刻地影響了經濟過程，這是通過它改變了好多資料：勞動、需要（在這裡也應該想到更有力地強調未來的需要——也就是通過儲蓄）、法律的和社會的組織並且還有技術知識。
2．經濟學理論不得不停止於各種資料的這個原理也適用於兩種或多種資料相互作用的那些情況。
技術知識的歷史為此提供了一個歷史上特別重要的例子。它極為有力地說明，發明家活動的程度與一個共同體的社會和法律組織最緊密地聯繫著。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經濟秩序的各種翻天覆地的變革、清除有關應當使用的技術的為數眾多的約束和各式各樣的規定最有力地推動了人們去想出新的做法。此外，各種現代的專利法針對模仿而提供了一種確定的、儘管是有期限的保護，專利法的創立很可能促進源源不斷的發明。在這裡，一種 資料的變化引起了另 一種的變化。但是這種因果聯繫仿佛發生在 資料圈的邊緣上 。在法律—社會組織的變化與增長的發明家活動之間不存在經濟上必然的條件聯繫。在各個國家裡，此外還必須滿足精神、心靈和物質種類的其他前提條件，以便使各種發明隨著法律改革而增多。因此，不可能在理論上精確地把握因果聯繫。對於理論來說，兩種事實狀況——技術知識和法律—社會組織——每一個本身都各是給定的量：資料。
3．產生於一種資料狀況的經濟事實和過程，也可以反作用 於全部經濟的資料。
但是，這種反作用總是間接地發生的。它因此避開了完備的理論分析。完備的理論分析至多只能點出，一種資料變化可能 出現於哪一個方向上。舉一個例子：在成衣業的地方勞動市場上，在需求壟斷的條件下家庭手工業者的工資被壓得很低。由於工資低水平國家不得不進行干預並且規定家庭手工業者的各種工資，因此，這裡存在著這一事實狀況：資料「法律和社會組織」之所以被改變，是由於一個經濟上的事實（工資水平）對此給了推動。儘管如此，經濟上的事實塑造資料，並不是相反，資料塑造經濟事實。反作用是間接的。它通過國家的政策而發生。國家領導是否以消除需求壟斷來回答工資的低水平，取決於國家的憲法、進行領導的政治家們的政治意志、公職人員們的態度或者工人們對國家領導的影響。因此，也不能夠用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的各種手段來說明各種工資的低水平與各個勞動市場的組織的變化之間的聯繫。理論家至多只能點出，很低的工資可能 導致國家的干預。
另一個例子：由於資料狀況的改變，煤的價格顯著下降，而許多煤礦陷入困境。由此推動了一些企業家、技術人員和化學家去從事新的實驗，以便更廉價地開採和更好地利用煤炭。事實成功了。「技術知識」改變了，於是成功地壓低了成本並且重新提高了各種收益。這種情況在上一個世紀類似地經常在許多製造業部門出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經濟上的事實（各種煤炭價格的跌落）也引起了一個運動，它導致了一種資料（技術知識）的變化。但是，就是在這裡也顯示出：技術知識直接地塑造經濟上發生的事情，而經濟上發生的事情對技術知識的反作用則是間接的，並不是必然的，常常沒有得以實現，而且決定性地取決於技術人員們的能力、教育和活力以及其他許多非經濟的情況。因此，不容許經濟學的理論宣稱：價格—成本關係的惡化必定 導致技術知識的擴大和成本的降低。它必須限於指出，由資料的狀況來精確地說明的經濟上的事實狀況可能 去推動改變一種資料。 (49)
4．理論分析所遇到的並止於其前的全部經濟的資料，並不是經濟政策 的資料。
倒不如說相反的觀點是正確的。在較窄和較廣的意義上，經濟政策都正是通過它改變資料而起作用。例如，當國家禁止卡特爾、從事信貸擴張或者改革製造業的教育事業時，就總是因此而改變了資料。利益者集團的經濟政策企圖同樣是要改變資料：例如國家的價格規定、禁止進入一種行業、進口禁令。
科學努力從思想上為創立一種有作用能力的經濟憲法做準備。就是這些努力的目的也在於以一定的方式塑造法律—社會組織的資料。在這方面，它當然要使用理論分析的各種成果。但是理論分析本身卻停止於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
B．在確定資料的邊界和處理各種資料上過去和現在所犯的主要是下述錯誤：
1．把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的邊界向外遷得太遠，並且由此使那些問題去承受理論的分析，這些問題通過它是不能夠 解決的。
李嘉圖的工資理論提供了一個例子：在原則上，李嘉圖正是像看待那些其數量取決於價格的產品的供給那樣看待勞動的供給的。在長時期中供給的是那樣多，以致習以為常的是各種產品的那個價格，它恰好抵補了生產的成本。李嘉圖正是這樣設想勞動者的供給的。據說在勞動的「自然價格」之下，勞動者的種屬能夠生存並且繁殖，不增加又不減少。如果勞動的市場價格上升到自然價格之上，那麼供給就增加，因為高工資形成了人口增加的刺激手段；如果它下降到那以下，那麼勞動者的人口就會由於不幸和貧困而減少。這樣，李嘉圖就一環扣一環地把他有關物品生產的理論的思路轉借到勞動力上來。
在這裡，不能容許地越過了資料的邊界。人口的增長和縮減直接取決於那麼多自然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心靈的事實，以至於在各種工資的高度與勞動者人口的數量之間不存在一種必然的條件聯繫。李嘉圖把人口數量看成是一個問題 （他想靠經濟學理論的幫助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看成一種資料 ，而人口數量對理論來說事實上是資料。因此，他的理論命題沒有得到證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能觀察到所宣稱的工資高度的運動與勞動者數目的運動之間的聯繫，是不奇怪的。如果理論把它的思想方法運用到那些並不處於被全部經濟的資料劃定了的界限之中的領域中去，它就必定會失敗。
2．把全部經濟的資料邊界劃得太窄：把一種體現經濟學上的一個問題的事實設定為全部經濟的資料。
在處理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各種當時的存貨上，這種錯誤以簡直是災難性的方式起了作用。我們已經多次碰到過它。但是，現在必須認識到，在這種錯誤中不能容許地束緊了資料的邊界並且設置了一種「假資料」。如果把生產出來的各種生產資料看作是一種取之不盡的租金基金，或者把實際的生產過程看成那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勞動和自然以外，所謂的耐久的「實際資本」占有一種初始的生產要素的地位，那就正是把這些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當作資料來對待。為什麼科學不應該這樣行事？有些理論家這樣認為、據說廠家的領導者也這樣做：他總是把各個現有的建築物、動力機和工作機看作資料。據說科學因此而應當不再從思想上向後退去分解各個給定的資本物品。據說它由此只會陷入一個虛假的疑難問題和一種看不到頭的、歷史的、經濟學上沒意思的回歸之中。
事實上，涉及的不是過去，而是各自的未來。因此，就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也在任何時代都不把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存貨僅僅 看作是資料。例如，一個鐵路管理機構在它每日的和較長期的經濟計劃中考慮到設備、車輛和機車的今天現有的存量；但是它必須在它的這些計劃中同時作出有關各種設備的折舊、保持和擴建以及有關重新購置滾動的原材料的決定。對它來說，當時現有的生產裝置不僅是一種資料，而且它必須同時關心該裝置的保持，也就是關心它的較近和較遠的未來。
科學不應當忽略實際的這種事實狀況；當它把所謂的固定的實際資本（也就是耐久的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僅僅看作資料時，情況就是這樣。耐久的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從來都不是這樣。在任何經濟體制中都不是。它也 總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在一年、兩年或三年之後在德國所具有的耐久生產資料的裝置取決於那些經濟計劃和行動：它們現在就已經開始或實行了，或者今天或在較近的將來被提出和實行。因此，它的形態和它的規模都是經濟活動的一個結果 ，以至於對國民經濟學來說，不能容許把它僅僅看作資料。 (50)
3．在從事變動時，改變的不是全部經濟的資料 ，而是經濟的事實。由此就以不正確的形式使用了「變動法」。問題的各種解決方法是表面的和不徹底的。
這種錯誤出現於其中的最經常的（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在於：在研究交換經濟的問題時從變動一定的價格 出發。
例如，為了解決如何使兩國之間到期的各筆支付款項和債權達到平衡、從而使國際收支平衡的問題，人們從古典作家的時候起就經常作出下述的理論列式：一國的外匯兌換率由於某些沒有說明的原因而上升或下降，而現在考慮的是，由此引起了哪些平衡的作用。從這樣一種問題表達法出發，人們描述一國匯率的下跌如何增加了它的出口並且阻礙了它的進口，以及如何逐漸地重新形成了國際收支的一種持久均衡。由此人們相信，已經回答了提出的問題。錯了。問題的表達法是不徹底的，並且因此回答也是如此。外匯市場的價格變化說到底產生於一種或者好多種資料的變化。人們鑒於問題的這種表達法而對此根本不加理會，從而割下了一個 市場上的經濟過程，並且這樣就只能夠指出，對這個個別市場來說，哪些平衡力量在起作用。再多就沒有了。「但是在這方面人們必須清楚，從這樣一種問題的提法出發，永遠不能得出一種有關國際收支平衡機制的完整的理論，而總是只能得出一個部分解；因為它沒有使外匯市場上的均衡如何被擾亂了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因而盯住的是表面，而不著手探討引起了外匯市場的這種變化的經濟過程中的那種推移」（F．W．邁耶）。——問題的表述必須是別的、更為廣泛的：必須看到兩國的全部的經濟宇宙正是在一個地方在想像中變動一種全部經濟的資料（不是一種價格）：例如嚴寒以及因此導致的歉收，或者一個巨大的礦藏的發現，或者一項起先只在一個國家裡被利用的發明，或者一場罷工，或者各種需要的變化，例如從素食轉向肉食。問題是：經過資料的這樣一種變化，每一個國家的支付款項和收到的付款如何保持均衡，以及哪些平衡的力量在工作著。而現在就顯示出，兩國的那些價格體系和經濟過程中的一定的推移首先是平衡地起著作用，而匯率機制僅僅是實施一種剩餘 平衡。只有那種從一個全部經濟的資料變動出發的完整的 問題提法，才導致完整地 解決問題。此外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完整的問題解決在經濟政策上也很重要。
4．一種原則上的誤解：人們可能這樣提出反對意見並且已經這樣提出了反對意見：如果對於經濟現象的理論說明中斷於各種全部經濟的資料，那麼就會輕視那種 特別重要的聯繫，即各個經濟現象與歷史的—政治的實際之間的聯繫。
正好相反的東西才是正確的。只有靠著參考的各種資料的幫助，才會成功地搞清楚歷史上—政治上發生的事情與經濟上發生的事情之間的聯繫。所有的政治的—歷史的變易都表現於資料的變化中：現在，無論是羅馬逐漸地征服了地中海文化圈的所有國家，還是法國革命創造了現代國家的一種新的類型，還是19世紀初以建立國家的新思想改建了普魯士國家，還是在1914—1918的那些年間及隨後的那幾十年中防禦政策在所有大國中都提出了有力地擴大了的要求：全部經濟的資料總是因此而發生了一種變化。首先是「法律和社會組織」的資料，也有「勞動」、「需要」或者「技術知識」的資料。現在，理論在各種理想類型的範圍內並且在抽象的形式中指明，各種資料怎樣決定經濟上發生的事情。通過它這樣做，它就成了適宜的工具，以便說明歷史的—政治的事實與經濟上發生的事情的聯繫。同樣的東西也適用於歷史上的經濟政策的各個個別的 行動。就是它們也表現了各個資料的變化：可能正是公元前4世紀的一個希臘城邦引入了小麥壟斷，或者可能是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規定了某些工資，或者可能是德意志帝國把發行鈔票的專有權授予一家銀行，或者它可能實施勞動調停或稅法的一種新秩序。經濟學理論不能證實，為什麼 那個希臘城邦引入了小麥壟斷，為什麼 伊麗莎白女王干預工資的形成等等。這是那些只有從該國家和該時代的全部歷史狀況中才能夠理解的問題。但是，因為理論精確地證實了，經濟上的事實如何取決於資料，它就使得有可能憑藉它的運用而看清所有這些具體的資料變化在經濟上的各種影響。別無他途達到這一點。
不清楚地劃出一條資料的邊界，不把理論的分析停止於這條邊界上，歷史的觀察與理論的思維的交錯連接就不會成功。兩者有害地互相融合——就像亞當·米勒的經濟學說嚇人地顯示出的那樣。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