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二章　經濟階段與經濟風格

Ⅰ．做法 基本的思想非常簡單並且因此而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人們試圖查明一切歷史形成的「相位」、「狀態」、「階段」，並且想為每個個別的相位或階段提出一種理論，這種理論應該只是恰好說明這個 相位或階段的日常經濟生活並且只對這一個階段或相位具有適用性。例如，卡爾·畢歇爾就是這樣為他的「家庭經濟」、「城市經濟」和「國民經濟」三個階段的每一個都要求一個經濟理論。按照他的看法，中歐和西歐的各民族都經歷了這三個階段。他這樣說道：「提出這樣的經濟階段屬於方法論上的各種不可缺少的輔助工具；的確，它是經濟理論能夠使經濟史的各種研究成果為自己服務的唯一道路。」 單個地說，創立經濟階段的整個總體的動機是很不相同的。在19世紀，它們產生於當時一切科學的指導觀念：發展的觀念。李斯特、克尼斯、羅雪爾、希爾德布蘭德、舍恩貝格、施穆勒、畢歇爾、桑巴特只是那一大群把一切經濟實際都看作一個發展過程的人中的少數幾個名字。克尼斯談到貫穿於歷史方法的政治經濟學的所有部分的一個相對性規律 。據說在發展的進程中一切都在變化：人、各種法律的和經濟的制度、國民經濟學觀點的可用性和經濟政策要求的理由。因此，發展的事實總是表現為基本的事實，而對發展的研究總是表現為國民經濟學的基本任務。它被以合乎時代精神的方式來理解。這意味著：人們相信，必須尋找發展過程的典型的基本形式或規律性。羅雪爾說過：「各民族大體上按照其發展的各種規律可能同樣是與各個個人的各種發展規律同類的。」而當時確信，除了構造階段以外，不能更好地掌握髮展的這個有規則的或有規律的序列。這樣一些發展模式早就引起了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本身卻附著在發展觀念上。1852年克尼斯已經寫道：「正像我們首先就是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的繼承者們那裡還形象地看到的那樣，關於各民族的經濟發展狀態的完全一般的老框框有理由地失掉了信譽；人們一定會很快就認清它們的抽象的基礎、預期理由的錯誤做法、各種一般公式的徒勞無益。」克尼斯警告地這樣繼續說道：「但是，我們急切地想要警告提防對要在這裡解決的任務的重要性估計過低。無疑地，只有通過研究歷史的發展，得出國民經濟的發展規律，我們才能夠達到充分地理解現在的經濟情況、我們運動的方向。」——當畢歇爾說，階段論是以「關於經濟歷史發展的有規律的過程的一種統一的觀點」為基礎時，他說得完全正確。 在20世紀，這個研究方向的工作跨入了一個新的第二階段。這時，與科學中的普遍運動相適應，發展的觀念有點兒退到次要位置了。「注意力不是放在階段的順序、它們的關聯、一個產生於另一個的發展。首先追求的是描述經濟生活本身的各種區別」（斯庇陶夫）。也許可以把研究的新階段稱為構造「經濟風格」的階段。人們試圖確定例如古代的或中世紀時期的或最新時代的那種或那些經濟風格。更多地看到的不是依次相繼，而是同時並存。因此，對於比較舊的經濟階段研究，發生了目標設置上的一定變動。此外，人們不想像階段的構造者們那樣從對於整個歐洲歷史進程的一種總的看法，而是想從研究各個時期和民族，從而可以說是從下面達到各種經濟風格。應該構造出這樣許多經濟風格，以至於歷史實際得到了充分利用。在一些著眼點之下，階段和風格的這些區別可能是令人感興趣的：它們對於在這裡處於中心的那個問題 卻並不是決定性的。經濟階段和經濟風格二者都是經濟的歷史形成的概要 。或者如斯庇陶夫所說：「風格和階段是在不同的目標設置下構成的。但是客觀上，各種創造出來的階段的成果卻在最大的程度上服務於構造風格的目的。達到兩種目標設置的手段本質上是同一個：歷史的經濟生活的概要」。於是構造風格和階段的各種成果也就那樣的極為相似。例如斯庇陶夫所提出的風格順序「家庭經濟」、「城市經濟」、「地區經濟」和「國民經濟」，與一些較老的階段構思就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區別。 無論是「階段」還是「風格」，所有的概要都應該服務於克服重大的二律背反。它們的創造者們或多或少明確地想要這樣做。它們應該構成理論分析的基礎，而且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基礎。因為這些類型的每一個都應該是歷史實際的反映。類型應當描繪出圖畫，這些繪畫使個別退居次要位置，以便由此使具體的、歷史上的經濟的各種根本特徵更為清楚可見。人們把個別的東西讓給了經濟史學。桑巴特的各種「經濟體制」應該「不是在其抽象的思想形式上，而是在其具體的歷史確切性上」把握經濟。例如，「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應該複述具體的經濟生活。畢歇爾雖然意識到了，「城市經濟」和「家庭經濟」的要素還是進入了今天的「國民經濟」的時代；但是他卻這樣說過：一種 方式的經濟活動，即國民經濟的方式占統治地位。據說它在同時代人的眼中是正常的東西，而恰恰是這個正常的東西描述了「國民經濟」的經濟階段。而這時就展示出一個廣闊的、誘人的前景。應該為每個階段、每種風格創立一種理論：一種時代特有的、合乎時代潮流的、有著在時間上有限的有效性的歷史的理論。較老的人們已經要求了它。克尼斯宣稱，每個經濟階段都相應地有理論的一個階段。據說由此就克服了古典時期的「絕對主義」；據說對於有著其制度的它的 時代，古典主義可能說得對，但是它更大程度的要求是沒有根據的。從根本上說來，今天的人們想要的也不是別的東西。無論各種階段或各種風格在細節上都看起來如何，無論是使用「早期家庭經濟」、「手工業」、「資本主義」的順序，還是使用「家庭經濟」、「城市經濟」、「地區經濟」、「國民經濟」的順序，總是產生出為每一個經濟階段或每一個風格構造一個理論的任務。因為每個階段和每個風格都應當是實際的寫照，沙林、斯庇陶夫和其他許多較新的人以它為基礎創立的理論就被稱為「直觀的理論」。人們有時試圖在它們前面放上一個關於「不受時代限制」的經濟的理論，或者一個「形式的」理論，這種理論應該說明那些不經受歷史變化的現象。但是，大部分經濟現象是 可變化的，而人們想通過直觀的理論來熟悉它們。也無論這些想法的流露在細節上可能如何：似乎指出了一條克服二律背反的道路，消除了歷史與理論的對立，保障了對經濟實際的理解。 這種看法遠遠地傳播到階段或者風格的真正構造者們的圈子之外。它也絕不是一種限於「歷史學派」的代表者和一系列的經濟史學家們的意見。認為可以通過劃出概要而把理論的探討引向歷史的多樣性，這是一種看法；儘管有一切細節上的變化，這種看法還是被許多人簡直當作是不言而喻的而接受了下來。這種主意表達了二律背反的這種 解決。就是那些歷史地思索的國民經濟學理論家們，通常也把研究當前的經濟階段或經濟風格看作他們的任務。甚至那種完全沒有被歷史形成的多樣性觸動過的理論家們，可能也會這樣回答他們到底研究什麼這個問題：他們以當今或最近10年或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為基礎。據說，如果時代變化了，那麼恰恰是理論就必須改變。據說每一次的當前狀況恰恰總是特別地重要。他們會補充說，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中，理論必須相應地改變——正像例如在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憲法的法律變革之後，義大利的理論家們竭力爭取適應新的經濟風格而創立一種新的、法西斯主義的、適應政治形勢的經濟理論。這種現代的理論家們與各種階段和風格的設計者們的區別僅僅在於：現代理論家們的興趣更強烈地集中於當代及其經濟風格，而過去的經濟則相對地退居次要位置。但是，到處都以這個想法為基礎：每個時代都需要有它的理論和它的國民經濟學，國民經濟學的任務在於適應經濟的形成。 (12) 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可能用這種方式去解決二律背反並理解經濟實際嗎？描述這條道路是很容易想到的；但是它通向目的嗎？問題不在於階段和風格學說的這個或那個說法是好還是壞，比較好還是比較壞。也就是說，我們不問是桑巴特的還是舍恩貝格的、畢歇爾的或斯庇陶夫的「經濟體制」或「階段」或「風格」是有用的。我們問得要激進得多。到底 是否有可能以這種方式，也就是通過構造概要和創立合乎時代潮流的理論而達到科學的經驗？如果能夠——那就好。那我們就必須參加有關構造這樣的概要的各種個別問題的討論。如果不能——那就有必要完全轉回來，尋找一條新的道路。 Ⅱ．該做法批判——第二個主要問題 應該在批判之前先作一個術語性的評註，但是它不僅僅在術語上是重要的。人們慣於把這些經濟階段或經濟風格稱為「理想類型」。錯了。因為人們想用這樣的類型來從其具體形態上重現真正的實際，對它們就只有一個 恰當的名稱：「現實類型 」。現實類型「城市經濟」或現實類型「資本主義」應當描述一定時代一個國家經濟的真實狀況。正像名字所表明的，理想的類型或理想類型不是真實的實際的映像。以後我們將詳細思考，如何獲得它們，它們是什麼並且服務於什麼。原則上它們與各種現實類型完全不同。我們的研究將表明，在國民經濟學的認識過程中，是否能夠和如何能夠需要現實類型和 理想類型二者作工具。但是應該怎樣才能搞清楚這些，如果持續地把兩種類型混為一談，給邏輯上完全不同類的構成物起同樣的名字？今天人們既把現實類型、也把各種真正的理想類型都稱為理想類型。——必須把綠的叫做綠的，紅的稱為紅的；把綠的和紅的一起稱為綠的是不行的。正是應該這樣區分開那兩種類型。 在我們這本書的進展中才會完全清楚地顯露出理想類型和現實類型的對立。但是，這個提示在這裡已經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不能使用一套很快就證明為腐朽的概念裝置去工作。然而，就其內容來說，後面的批判爭論也仍然適用於那些還不能下決心拋棄那種舊的、壞的術語的人。 (13) *　　*　　* 事物本身決定了應該針對這種做法而詳細地提出的各種問題。這種做法想通過造成經濟階段和經濟風格來描摹 歷史的實際，並且想由此為理論的 分析奠定基礎。因此就產生了兩個問題：這些類型能否描述過去和現在的經濟實際（A和B）？而第二：這些類型提供了一個可以在其上進行理論研究的基礎嗎（C）？ 準確地說，第一個歷史問題又是分裂的。我們剛剛說過，主要是兩個動機促使這樣一些類型的構造者們去進行他們的工作：他們想用這些類型來描述發展的順序，或者他們想在擊退了發展觀念的情況下塑造同時 存在的類型，這些類型過去和現在實現於經濟之中。能夠用階段的一個序列來描述具體的經濟形成嗎（A）？此外，與此無關地，可能每次總是用這樣一個類型來再現一個時代和一個國家中的具體實際嗎（B）？後一個問題對於我們明顯地較為重要。 A．發展階段 對一個經濟階段序列能否描述歷史的形成這個問題已經 作出了裁決。必須對它作否定的答覆。 1．上個世紀的所有這些階段構思者都從歷史圖像的某個一定範圍出發。19世紀起先只把最近的大約3000年視為「歷史」，後來則隨著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各次發現和破譯而把這幅圖像又拓寬了幾千年。雖然人們當時也研究所謂的未開化民族和人的所謂原始狀態，以及它們的經濟和經濟形式；但是，人們在基督出生之前的幾千年尋找真正的歷史的開端。與此相反，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簡直是革命性地擴展了歷史的圖像。在史前史研究、民族學和歷史研究的合作下，視野在時間上 擴展了幾十萬年，在空間上 則擴大到了整個地球。從這個真正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最近幾千年的歐洲歷史好像是短暫的、儘管也是無與倫比的一瞬，它的各種影響還是不可忽視的。正是歐洲這最近的幾千年，對19世紀的歷史學家顯得好像是全體，或者是唯一根本的東西；我們現在卻把它看作是一個巨大的總體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也更清楚得多地顯露出文化的沒落、顯露出退化和重疊；對於它們，構思的各個階段的不可逆序列完全失靈。而且，即使不能精確地查明各個沒有文字記載的文化的經濟秩序結構，那也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它們處於很不同的自然、社會和政治環境中，必定是很不一樣的。於是畢歇爾和其他的國民經濟學家們想把他們的歷史發展序列僅僅應用於希臘—歐洲文化圈。但是，劃界的狹窄對於他和他的同時代人們來說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因為人們相信，由此已經說明了真實的歷史的發展進程。但是，一旦新的、擴展了的歷史圖像取代了舊的，就會感到局限於少數幾千年的我們的經濟文化是一個明顯的缺陷。 (14) 2．然而，所有這樣的經濟階段即使對3000多年的歐洲經濟史來說也是無用的，而它們主要是為這段經濟史構思出來的。連它們要求的那種有限的效力它們也無權得到。這是一個更廣泛的、重要的、有力的批評性的異議。正是它們想說明的那些歷史事實的序列不能被裝進發展的框框中去。 例如，現在我們知道，在基督之前的第三和第二世紀時，古代經濟在經濟制度的形成、遠距離貿易的範圍和效率能力上都達到了頂點。首先是在地中海東邊的各個地區，在亞歷山大的部將們建立的諸王國中，發展起了一個極有效率的、勞動分工的經濟。從那時起，這些逐漸併入羅馬的世界帝國中去的國家在經濟上陷入了一個長期的衰落過程。個別皇帝的堅決的振興嘗試沒能持久地阻止這一衰落過程。「後期羅馬帝國的經濟生活的基本特徵是逐漸的貧困化」（羅斯托夫采夫）。如果我們把比方說希爾德布蘭德的著名發展模式（自然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應用於我們文化的這個長時代的話，那我們就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它不與實際的過程完全矛盾。在基督以前的第三世紀中，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存在過一種銀行業，也就是所謂的「信用經濟」，它在以後幾個世紀的過程中萎縮了。就是基督之前第二和第一世紀的羅馬銀行業也在帝國時代消失了。但是，事情並不停留在從「信用經濟」到「貨幣經濟」的退化上。在我們的紀元的最初幾個世紀中，就連貨幣經濟也在歷史的進一步進程中崩潰了。在基督之後的第三世紀中，鑄幣流通被擠回到經濟的狹小領域中，而所謂的「自然經濟」又成了經濟活動的正常形式。希爾德布蘭德認為，在逐漸的過渡中，總是從較低的形式中發展出較高的形式，而老的東西則逐漸被新的所戰勝。在這500年的過程中顯出的是相反的事實：較原始的形式取代了較高的形式。就是畢歇爾的發展模式也失靈了，並且必須被倒過來，以便不陷入過於根本的與事實的矛盾之中。基督之前第三世紀的希臘化各國已經達到了「國民經濟」階段。在緊接著的幾個世紀中開始了退化的過程。貿易衰落了，勞動分工的活動半徑縮小了，而城市則萎縮了。在基督之後第三世紀的進程中，廣闊到任何可能程度的廣闊領域的大部分地區中的農民退回到了「家庭經濟」中，幾乎每座莊園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以自己的生產滿足它的需要。經濟上的退化，而不是「發展」，是這500年的基本特徵。不是短暫的插曲，不是迅即被克服的退步，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就像從1400年到今天這樣長的時間。一個具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衰落過程，直到我們的時代它還在繼續起作用；僅僅是它就表明了發展說和階段說的錯誤。 (15) 第二個 幾世紀之久的、痛苦的、直到今天還有影響的退化的情況離我們還要近些，它同樣證明了發展階段說的荒謬性：事實駁斥了那種傳播的看法，即地域廣闊的「國民經濟」或「資本主義」，是從為地方需要進行手工勞動的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直線發展出來的。在盛期和晚期中世紀存在著包括了歐洲並且延伸到亞洲和非洲的地域廣闊的勞動分工。經濟生活的組織者和支柱是遠距離貿易商們，他們常常同時作為中間商而讓從屬的工人們為他們工作。例如，在上德意志的城市，如累根斯堡、奧格斯堡，並且首先是在烏爾姆進行的大規模的粗斜紋布生產，需要從敘利亞和賽普勒斯經過威尼斯來的棉花，這些棉花銷到西班牙、法國、北歐和東歐的國家。遠距離貿易商—中間商—城市貴族從經濟上、通常也從政治上領導著中世紀的重要城市，他在經濟上影響的區域不是他的城市的較近的近郊，而是歐洲的廣闊地區。中世紀大城市的高度文化不是在一個地方性的城市經濟的狹小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且就是在成千上萬的許多小城市中，也不存在城市經濟。它們太小；以致不能在它們之中發展起一切必要的行業。有一些隸屬諸侯管轄的城市，它們通過供應農產品而從遠地購進許多必要的手工業產品，並且由此也捲入了「中世紀的世界經濟」，就像人們誇張地說過的那樣。像畢歇爾、施穆勒、貝羅或桑巴特所描繪的那種盛期和晚期中世紀經濟的情景，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大約在15世紀中葉，歐洲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從經濟上統一起來了。歐洲的大部分國家處於經濟上緊密的交換和流通關係之中，而在那可以視為『歐洲經濟』的構造內，存在著交換特別活躍、相互的結合特別緊密的部分地區——地方性的經濟單位和市場區域，它們在生產和需要上互相補充。」「佛蘭德成了歐洲的世界市場；地中海、北海、波羅的海和中歐的體系在那兒結合併交錯排列。作為為了出口而生產紡織品、金屬製品和武器的主要地方，英格蘭、下萊茵、北法國、南德國、薩克森地區以及上義大利和中義大利成了明顯的手工業地區」（克萊門斯·鮑爾）。 這個時代結束於16世紀晚期。歐洲的經濟區域分裂成小塊；過去的大規模的勞動分工縮減了，依賴於這種分工的許多生產部門隨之縮小。首先是現代國家的形成強迫造成了這個痛苦的、長期持續的瓦解過程。現代國家有其新的權力目的，它在世界市場上發現了鬥爭的舞台，這些鬥爭是用禁止進口、禁止性關稅和其他重商主義貿易政策的武器進行的。在歐洲西部，在英國、法國、西班牙，16世紀已經成功地建立了廣闊的專制主義國家，那裡至少還留下了比較大的經濟區域，殖民征服更擴大了這些區域。在德國或者義大利就不是這樣。在德國，舊的帝國分解為數目眾多的區域性國家。由於分裂為一些最小的經濟區域，這個萎縮過程在德國特彆強烈和持久。當時肯定沒有從「城市經濟」上升到「區域經濟」，而是破壞了歐洲的經濟統一。分工的歐洲經濟的主要支柱——城市，尤其感覺到了它的這一崩潰。商業和手工業生產過去的巨大中心，如布魯日、呂貝克、紐倫堡、威尼斯，失去了重要性。富格爾和韋爾瑟時代奧格斯堡的宏偉成就更多地是個尾聲，而不是開端。市民階層的經濟、精神和政治視野變窄了。許多人稱呼的16世紀的「早期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個經濟時代的晚期。這個退化過程又不是一個短暫的插曲，而是一個長期持續的世界歷史事件；不理解它，甚至就不能理解19世紀德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以及當前德國的生活。「但是，有鑒於此，也正是為了描述德國的歷史，就更有必要再達到無成見地評價較早的各個世紀，擺脫那種假的發展歷史。這種發展史認為，因為德國經濟的活動和精神在1700年前後顯得很小，以前的一切就必定更小。正是在這個方向上，著名的階段論起了特別有害的作用」（羅里希）。 (16) 恰恰是所有的發展和進步模式都是不行的，不管它們源出於誰。施穆勒說，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合作體在居住的面積和人數上都逐漸地變得越來越大；當他這樣說時，他就忽視了那些長久的、重要的退化時期。而當桑巴特想確認從中世紀早期的家庭經濟經過手工業式經濟的時代到現代資本主義的一種逐漸的發展時，就是他也錯了。基本的觀念就是不合適的 。這樣的發展教條和階段說所起的作用，就像一架歪曲了地方的景象的眼鏡；我們必須丟掉這架眼鏡，以便看出景色是 怎樣的。 B．經濟秩序——而不是經濟風格 蘭克曾經要求，不應當根據「由它產生出來的東西，而應當在其存在本身中，在其自己本身中」對每個歷史時代作出判斷。我們確實應當這樣。誰在歷史當中只尋找發展的線條，誰就會冒這樣的危險：把較早的時期只看作較晚的時期的先導，把14世紀看作15世紀的先導，18世紀看作19世紀的先導，而不是看作在其存在本身中的個別的時代、個別的人和歷史事件。然而，經濟階段說不僅想描述發展，還想統一起來描繪一個時代的經濟存在：例如把古代經濟描繪為家族經濟，把盛期和晚期的中世紀經濟描繪成城市經濟。這就產生了這樣是否可能的問題。而因為在斯庇陶夫含義上的「經濟風格」學說使發展因素退後了，就只容許對它提出這個問題。能夠用像「自給經濟」或「家庭經濟」或「地區經濟」或「資本主義」這樣的現實類型來在其具體的歷史確切性上描摹某個時代的經濟形式嗎？現在必須回答的這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還要徹底，因為它問的是，到底能否用通常的類型理解和描述歷史生活。 就是在這裡，想在方法的反思中尋找答案也是沒有意義的。必須依據作品來判斷做法，以便解答問題；而且也只有研究歷史上的經濟本身才能作出裁決。 1．歷史的事實 我們從古代和中世紀世界中的一些事例開始。並且作為例子，我們首先選出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世界帝國；從這裡再挑出那兩個當時在經濟上領先的區域——埃及和義大利。在埃及還適用那古老的原則：土地屬於國家，農民們則是國家的佃戶。農民在國家官吏的監視和命令下在強制性的協會中勞動。只有得到了政府允許他們才可以自己出賣食品；否則他們就必須把大部分產品交給國家的倉庫，再由這些倉庫出售這些產品。最早的那些羅馬皇帝曾經試圖在埃及也造成一個獨立的私有地主等級。他們因此延續了托勒密的政策。但是，農村的人民群眾繼續生活在隸屬於國家的各種舊的關係之中。許多土生土長的手工業者、商人、車夫和水手也同樣如此。他們也經常被聯合在由國家的官吏們領導的強制性社團之中。除了受束縛的農民經濟這個部門之外，另一個以亞歷山大為中心的、主要是希臘的部門占據了一定的空間。在那裡工作著較大的私營手工企業、具有廣泛的聯繫的貿易商號和船運企業。但是，這個交換經濟的部門與老的、包括居民大眾的國家壟斷—集中領導的部門相比在數量上很小。 當時義大利的經濟秩序顯示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在義大利的農業中，與過去遺留下來的較小的農民田莊相併列，大莊園和中等規模的企業發展了起來並占了大部分的面積。農夫們以不同程度與市場相聯繫。這種聯繫舊的小農家院仍然最少，例如它們通常在家裡自己生產織品，但是憑著出售的油和葡萄酒從商人和手工業者那兒購入其他消費品和農業器具。中等的和大企業為市場工作得更多。它們因此更緊密地捲入了交換經濟，並且更牢固地以理性地生產能夠銷售的農產品為專業。在城市手工業中中小企業占優勢，它們部分地使用自由的工人，部分地使用不自由的工人。類似行會的組織沒有有規則地限制各個企業的獨立性。 在公元後第一世紀的過程中，獨立的農民幾乎完全從義大利消失了。表示前一個時代特徵的那種由奴隸耕種的中等規模的和大的莊園也退居次要位置。從這時起義大利的土地就不是由它們、而是由莊園上的小佃農們耕種；這些小佃農們是部分從屬於皇帝、部分從屬於私人所有者的一個小階層。有著新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另一種土地耕作形式就這樣給義大利的農業、並由此給義大利的整個經濟打下了它的烙印。形成了世襲隸農經濟。在義大利產生了另一種「經濟秩序」。尋找既描繪奧古斯都時代、又描繪哈德良時代的義大利經濟、也描繪比如埃及經濟的一個 「風格」，這是非歷史的。 又過了200年之後，在第四世紀初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時代，羅馬帝國的經濟秩序具有下列主要特徵：一種半國家的經濟經營取代了私人的經濟經營。雖然存在著私有財產，但是對它的支配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世襲隸農或佃農下降為半自由人。從此他被世襲性地束縛於主人、地點和職業。城市中的許多手工業者和商人也被世襲地束縛於職業上，聯合到強制性的團體中，並且有義務只索取國家規定的價格。因為農民多半自己生產他所需要的手工業品，手工業者和商人們對農民的銷售不多。手工業商品的主要購買者是軍隊並且因而是國家。較大的作坊通常由國家自己經營，並且使用著按照埃及的樣式世襲地束縛於各個作坊的工人。 古代經濟史學的基本困難在於：要想在一定程度上認識當時的經濟秩序結構，原始資料多半只對最後幾個世紀、對一些國家才夠用。甚至對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典雅典、對於談得很多的同時代的斯巴達「宇宙」，以及對於荷馬時代的希臘經濟秩序，我們也只能部分地有一個概念。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實現了各種不同經濟秩序的極其巨大的多樣性，不可能用個別的階段或風格來把握這種歷史的多樣性。 (17) 從盛期中世紀 開始時起，部分地還要更早，就可以不僅從個別方面（例如是否存在著市場流通），而且從它們的構造和它們的結構上認識各種經濟秩序。 在中世紀的1000年里，並不缺少經濟秩序的完全是革命性的改造，而且在不同的地區常常同時實行著不同的秩序。——也許可以大體上區分中世紀經濟的兩個時期：領主們領導著經濟生活的時期和大約從12世紀開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城市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從宗教的和世俗領主的管束下解放出來，居住在大城市中的遠地貿易商們成了經濟的最重要的組織者。首先是十字軍遠征和德意志東部的殖民化與這種深刻的改造有關。不能把例如第一個時期稱為自然經濟的，把第二個稱為貨幣經濟的，或者把第一個稱為家庭經濟的而把第二個稱為城市經濟的。所有這些名稱都不確切。此外，它們也沒有擊中要害，因為不能由它們看出中世紀經濟的秩序結構 。直到11世紀還是常規的徭役莊園意味著一種不同於以後的收租領地的經濟秩序；在收租領地制下，領主們逐漸失去了對經濟活動的領導。向收租領地過渡意味著較舊的秩序的解體、大大縮小領主的自給經濟、經濟經營移到農民的田莊，由此改變了勞動關係並且也使各個農民與交換經濟的聯繫更為密切。但是，在北歐以及在中歐的各個部分還保存著自由的農民；因此這兒又存在著農業的另外一種秩序。儘管如此，我們應該設想，就是在中世紀的第一個500年中也存在著不是微不足道的交換經濟關係；但是，除了個別商品之外，這種交換經濟關係只包括部分歐洲經濟地區。 在第二個時期中，遠地貿易商們越來越被當作整個歐洲經濟秩序的中心。這個時期意味著歐洲融合為一個 巨大的經濟地區，這個地區中的各個部分通過像食品和衣料這樣的重要貨物的供應和銷售彼此聯結在一起。剛才我們已經談過這些。但是，如果太快地、毫無保留地由此推論出這個時期的一種「風格統一」，那又是一個錯誤。在南方、也就是地中海地區和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之間總是存在著秩序結構上的巨大差別。例如，行會在南方比在北方早得多地得到了發展。但是，就是在南方地區內部和北方地區內部，經濟秩序也有著顯著的不同。至少要舉一個例子：呂貝克在15世紀力圖以它的經濟政策來維護過去奪得的地位，禁止了外地的手工業者移入，組成了各種同業公會，總的說來推行了保守的經濟政策。同時紐倫堡遵循著職業自由、移居自由、競爭並總的說來是擴張的一種政策。兩個城市的經濟秩序完全不同。然而呂貝克和紐倫堡兩個城市畢竟都是由商人—城市貴族統治著。但是，正如在弗賴堡那樣，手工業者們在那裡奪取了城市的統治權，經濟政策當然就又是另一種情形。手工業行會的壟斷地位強有力得多，而遠地貿易的衰落則極其有力地切斷了來自別的城市的供應。光是同時代的這三個城市的比較就顯示出並列的三種不同的經濟秩序。這樣就不應該說，這樣一些區別沒有觸及經濟實際的本質。它們高度涉及了經濟實際的本質。各種秩序的差別不斷表現在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和小零售商們的日常經濟生活中，但是也表現於整個一個城市或地區在經濟上的上升或衰敗中。 (18) 2．經濟秩序 對古代和中世紀經濟的這些簡短的評論暫時也許夠了。如果我們把它們添補到近代經濟實際的圖景上，那就可以在回答提出的問題時作出一些論斷，這些論斷對於理解所有 時代的一切 經濟實際都是極重要的。 1．無論涉及的是古代埃及的、奧古斯都時代羅馬的、中世紀盛期法蘭西的、今日德國的或任何別的地方的經濟，每一個農民、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或工人和其他一切人的每一個經濟計劃和每一個經濟行動都總是發生於某個「經濟秩序 」的範圍內，並且只有在當時的這個秩序的範圍內才有意義。經濟過程總是並且到處都在一定的形式之內、從而在歷史上給定的經濟秩序之內運行。那些歷史上給定的、實證的秩序可能是壞的；但是沒有 秩序就根本不能進行經濟活動。 如果我們從高處觀察地球，並且觀看那令人驚異地擁擠的人群、各種工作的不同、各種活動的相互交錯和各種貨物之流，那麼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切發生於哪一種秩序 的範圍內？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正確的。如果我們還不知道那種秩序 ，那麼我們就不能對於下面發生的一切作出什麼有意義的陳述。有些人在觀察一個螞蟻群時可能已經提出了有關秩序的問題，但是在有其秩序的一群螞蟻和人類經濟的秩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區別。這些區別之一是：螞蟻群有一種不變的秩序，但是人類的經濟卻沒有。如果某人於1700年左右鳥瞰德國並且問道，人們在其中活動的經濟秩序是什麼樣的，那麼他就會得到與今天的觀察者不同的一個答案。而如果今天誰先察看並問到中國，然後再察看並問到德國，他也會得到不同的答覆。 是一個 中心控制著在那兒運行著的日常經濟生活，還是為數眾多的個別的人們作出自己的決定？這個秩序是由小的、自給自足的、獨立的、各自隸屬於一個集中的領導的經濟構成物（例如家庭經濟）組成的嗎？那麼這個整體就是多個小的、集中領導的經濟構成物的並存；例如1900年前後中國的某些部分就是這樣。或者是較大的集中管理體廣泛地調節著日常的經濟生活，就像早期中世紀的徭役在莊園那樣？而如果許多個別經濟雖然獨立地提出計劃，但是卻互相依賴，並且在經濟上相互聯繫，就像1900年前後在德國那樣，那就要問，它們之間的交換經濟關係的秩序是什麼樣子的？通行著哪些比賽規則？——鳥瞰的一瞥使人不僅認清了物品之流，而且也表明，人們如何日復一日相互交錯地進行著一定的活動。每日的這種勞動力投入發生於哪一種秩序之中？例如，1940年可以看到，在俄國和在合眾國，人們在農村和在工廠里工作。兩國的勞動關係具有什麼樣的秩序？研究將會指出，這裡和那裡存在著非常不同的秩序；在俄國，就是在勞動關係上，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特徵也占統治地位，而在美國，自由的契約關係則居支配地位。 在所有國家的農業、工業、商業和交通中，過去和現在都總是有一些局部秩序；各種勞動關係到處都以某一種方式具有秩序，而且同樣總是存在著貨幣制度的某種一定的秩序。所有這些局部秩序總是互相交錯著，並且只是全部秩序的環節，這種全部秩序也就是當時的經濟秩序——從而是比如今日法國的經濟秩序或11世紀拜占庭的經濟秩序。 過去，經濟秩序產生和消失於極大的、似乎是無法弄清的多種多樣性之中。如果描寫比方說1700年前後在歐洲各個國家、在印度和中國、在南美洲各國和在非洲各個地區實現的各種經濟秩序，那就會展現出既有趣又富於變化的一系列圖像。在20世紀，各個國家（而且不僅是各個工業國家）經濟秩序變化得很快，而且同樣並存著樣式很不同的秩序；例如，可以比較像1935年那樣的英國、俄國和日本的經濟秩序。一國的經濟秩序存在於當時實現了的各種形式的總和之中，經濟過程每日就運行於這些形式之中。 2．過去和現在的經濟秩序是怎樣形成的？ 大部分經濟秩序生長於歷史形成的過程中，而只有少數是根據全面的秩序計劃建立的。在古代、在中世紀早期和晚期、在近代的最初幾個世紀以及在歐洲以外的各個文化圈中的各種經濟秩序通常是「生長成的」秩序。在它們的形成上，那種為全部秩序而貫徹某些一定的經濟秩序原則的意願通常不是決定性的。它們是在當時的自然環境的範圍之內、在外交和國內政策的以及經濟的事件的過程中，沒有全面的秩序計劃而發展起來的。雖然古代和近代的許多國家、中世紀的許多城市都通過它們的經濟政策來影響其經濟秩序的建立，可是這些經濟秩序仍然是「生長成的」秩序，因為這樣一些干預通常不是出於一個整頓整個經濟或局部領域（如農業、手工業、工業、貨幣制度）的秩序的全局性的計劃。相反地，它們從某些眼前的國內政策的或外交的爭論中得到其推動。它們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而產生。例如，如果中世紀的城市通過價格政策的措施或不給予准許或禁止同業公會而改變了以前的經濟秩序，那麼這常常發生於各個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或者也是為了消除某些弊端，但是並不是按照實施一種事先周密考慮過的秩序（例如為城市的全部手工業）的意圖而發生的。 只有在少數歷史場合，經濟秩序的創立才以某些一般的、理性地想出的「秩序原則 」為基礎。那時就應該實現那些形成整個經濟的或各個部分領域的一個有運行能力的秩序的秩序原則。這裡也包括在18世紀到19世紀之交和19世紀前半期發生的經濟秩序的重新大安排。私有制、契約自由和競爭是想要用以創立一種經濟的秩序的那些秩序原則。從對日常經濟生活的全部聯繫的認識出發，根據競爭是有最高效率的調節原則這一發現，古典國民經濟學闡明了這些秩序原則，而那些重大的改革則打算實行這些原則。人們相信並且希望，通過一種「自然自由的簡單制度」（亞當·斯密）就能夠建立一種秩序良好的競爭經濟。在這裡，由於「經濟憲法 」的創立而產生了經濟秩序。我們必須把「經濟憲法」理解為對於一個共同體的經濟生活的秩序的總決定。當然也有局部憲法，例如關於貨幣制度、關於農業或者關於勞動關係的憲法。 但是，就是在經濟憲法想要實施經濟的或經濟的局部領域的秩序時，在各種經濟憲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秩序實際上 也往往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經濟憲法的各種基本思想。這種情況就表示了比方說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特徵。雖然根據大部分現代的經濟憲法 的原則，應該實行私有制、契約自由和競爭；但是，在經濟憲法的這個法律基礎上出現的各種實際的經濟秩序 卻日益遠離了經濟憲法的那些原則。例如在工業中，契約自由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用於通過卡特爾協定來消除存在著的競爭。因此，在像煤和鐵這樣的重要的經濟領域中，競爭的秩序原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實際的發展除掉了。契約自由一再被用於改變各種市場形式並製造權力構成物。與預期的相反，「自然自由的簡單制度」並沒有實現競爭秩序。或者第二個例子：人們觀察同一時代英國貨幣制度的秩序，1844年的皮爾銀行法是一個經濟憲法的法律文件，想要在貨幣創造的領域中貫徹某些一定的、理論上精確地深思熟慮過的秩序原則：信用貨幣的創造集中於一個壟斷性的中央銀行，以及把信用貨幣的發行基本上限制於收購黃金的情況下。在這個經濟憲法的法律基礎上形成了英國貨幣制度的一種秩序，這種秩序雖然沒有這種經濟憲法的法律基礎就不能產生，但是這種秩序卻顯得與皮爾銀行法的作者們所想的不一樣。因為這些人基本上只想到了銀行券貨幣，而沒想到轉賬貨幣。而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秩序，其特徵是：發行銀行和 私營信貸銀行方面通過信貸途徑以轉賬貨幣的形式來創造貨幣，通過鉗子一樣相互配合的貼現和公開市場政策來調節信用貨幣的數量，並且由此通過英格蘭銀行來控制英國的貨幣市場——以一種在作為基礎的貨幣憲法中沒有預先規定的方式。 因此，總的說來，可以根據它們的產生區分兩類經濟秩序：「生長成的」和「設立的」。儘管前一類在過去完全占統治地位，然而上述的第二類在較近的時代里卻處於更為顯著的地位。因為現代的工業化世界不再容許放任它的秩序生長。然而各種經濟秩序通常卻顯得不與當時的經濟憲法的各種秩序原則相適應。在各種經濟秩序的產生中所出現的區別，也以類似的方式存在於某些其他的生活領域。例如，在形成各種具體的法律秩序時就是這樣。法學史和法律社會學已經詳細地說明，法律準則不是生長成的，就是由規章創立的。或者想一下城市建築。大部分城市是沒有總的計劃而形成的，它們圍繞著一個核心而成長並且在不止一代的歷程中根據為數眾多的建築師的許多個別的計劃而發展。以類似的方式而產生了生長成的經濟秩序。除此之外，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一些城市，它們是根據一個廣泛的城市建設計劃而建立起來的，正像例如歐洲18世紀建立起來的一些城市那樣。但是，就是它們的進一步的實際發展也常常沒有按照城市建設計劃和它的秩序觀念，而是大大地遠離了它，就像「設立的」經濟秩序的實際狀態也常常沒有實現各經濟憲法的秩序觀念一樣。 (19) 3．絕不能把那些當下的經濟秩序與當時適用的各種法律秩序 等同起來。對於它們來說，問題在於各種經濟的 秩序事實，在於在其框架內運行著日常經濟過程的那些形式，而不在於法律準則。 例如，從某地在法律上存在著私有制這一發現中，還不能推論出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的什麼確定無疑的東西。例如從私有制的存在去推斷那兒主要是「交換經濟式地」從事經濟活動，是完全錯誤的。眾所周知，在羅馬人那裡和歐洲中世紀早期都通行私有制。但是，在羅馬和中世紀早期時代，存在著許多小的和大的農業莊園，它們最主要地是「集中領導的」經濟單位，而只維持著很少的「交換經濟的」關係。就是今天也還能在歐洲東南部（而且是在具有私有制的國家裡）見到那樣的家庭經濟，它們與別的個別經濟只有很少的經濟交往。這些集體是小小的集中領導的經濟體。東方的許多國家已經完全接受了中歐和西歐國家的各基本民法，可是它們的經濟秩序卻仍然是並且繼續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想一想像1933年以後在德國農業中實行的那樣的經濟秩序。在那時，通過上級的、中央的公法機構對個別企業經濟計劃的影響，通過按照中央的計劃控制供給，在繼續存在私有財產權的同時強烈地顯露出集中管理的經濟的要素。 相反地，缺少私有制並不毫無疑義地意味著集中控制經濟。儘管在古代東方的若干王國里一切土地都屬於大王，那也並不因此而需要由國王來控制生產。雖然在某些世紀、某些國家是這樣；在別的國家和別的世紀裡，租地農民們卻顯然有維持交換經濟關係的自由，而所有權的缺乏只表現在租稅上。這一事實如此之甚地加重了理解經濟史的困難：確認某些法律制度的存在只允許對經濟的秩序結構作出少許不可靠的推論。 如果科學在兩千年後僅僅熟知我們最重要的法律準則，那麼它就不會知道我們的經濟秩序的真正樣子。從1900年到今天，德國具有同樣的所有權，即民法典的所有權。但是到本世紀中期，德國經歷過了多少種經濟秩序！在兩次大戰期間，集中領導經濟過程的各種形式占據了顯著地位並且排擠了交換經濟的形式。一戰後，在加緊形成卡特爾和康采恩的時期中，經濟秩序又改變了它的結構：在工業的廣闊領域中實現了別的交換經濟的秩序形式。1933年之後，集中管理的經濟的新形式占據了顯著地位。但是生效的卻總是同樣的所有權。（當然，所有權對於經濟秩序的形態並不是無關緊要的；但是靠所有權沒有產生一定的經濟秩序。）法律的規則保持不變；但是它的作用卻隨著經濟秩序而改變了。 從另一個方面來觀察同一個問題：如果上個世紀末的帝國法院沒有肯定卡特爾協定的法律效力，那麼德國的卡特爾就不會像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的那樣發展。但是，卡特爾運動確實展開了，而且在某些工業中形成了某些卡特爾的形式，而在其他工業部門中卡特爾的形成仍然是微不足道的。這樣就形成了工業經濟的一種「混合的」秩序——這應當用完全不同的原因來解釋。或者想一下同一時期工人的各工會和企業主的各僱主聯合會：它們產生的一個 先決條件是正在適用的聯合法。但是，從正在適用的法律秩序中不能認識到，實際上產生了這樣一些權力集團，它們是怎樣和什麼時候產生的，以及它們實行什麼政策。 因此，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不是一致的。確定這一點，並不意味著否認或縮小那些法律秩序的形態對各經濟秩序所一再施加的影響。剛才列舉的那些例子已經對此作了某種程度的介紹。同樣很難否認，經濟秩序的發展也經常反過來影響法律秩序的形態。只要法律秩序在經濟上關係重大，它的形成通常就是為了對某些現存的 經濟事實進行塑造。正像不是國家的家庭法創造了家庭，而是首先形成了家庭，然後立法者們才想賦予它一定的形式那樣，經濟上通常也是如此。立法者們和司法試圖用規則和判決改造已經存在的經濟秩序。更有甚者，法律規則常常是直接由一個經濟秩序之中的經濟過程的實施者們制定的。在最近幾十年的德國，各「一般營業條件」就是這樣由各個工業企業、或由工業、商業、銀行和運輸行業的聯合會制定的。這樣的「經濟自己創造的法律」（格羅斯曼—道艾爾特）排斥了很大的一部分德國的國家民法秩序。 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之間的這些關係在歷史的過程中變動。現在就對此作出一般性的陳述是不可能的。它們首先需要在個別歷史場合範圍內的研究。 4．天真的 、前科學的經驗不能看清楚一個具體的經濟秩序 。它缺乏足夠的思想方法，它的眼界太狹小。不僅是由於前科學的人只習慣於對當前的經濟秩序感興趣。甚至當下現存的經濟秩序他也不能認識或者不能正確地認識。個別的德國工業家或手工業者或農民可能熟悉他自己所處的那一部分德國今日的經濟秩序。手工業者知道他的原料和銷售市場，他熟悉對他的企業的勞動力供應，他熟知某些對他重要的法律規則，而且他也能想起他的手工業同業公會的一些規章。但是他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德國的整個經濟秩序。個別的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生活在他的 環境之中。對這種環境的形式他有一個印象。但是他的這個環境在現代經濟秩序的巨大建築中僅僅是一個很小的房間。 因此，只有科學 才能夠回答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每個國民經濟學家，而且每個經濟史學家也必須 回答，因為不解答這個問題，就不能有意義地認清經濟實際。但是它總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這首先是因為，要把當時存在的經濟秩序搞清楚，就需要為較老的時代很仔細地充分利用各種原始資料，並且極其合乎邏輯地提出問題。例如，誰想研究15世紀南德意志的經濟秩序，那麼關於當時適用的法律規則、關於某些手工業者的經濟狀況、關於某些價格或關於一些廠家的售貨額大小的那些報道，開頭就沒有告訴他許多東西。如果他想知道，轉手商行系統如何在城市和農村中活動，在這裡如何以巨大的拉文斯堡貿易公司的方式存在著一個個別人有著強有力的權力地位的特別的交換經濟的秩序，集中領導的經濟類型的不同的秩序形式又如何與交換經濟的各式各樣的秩序形式相互融合，他就必須很確切地運用原始資料。但是，如果他對那個經濟秩序已經 得到了一個概念，那麼那些有關商品的價格、有關銷售額或有關家庭手工業者的收入的陳述也就開始具有意義，因為這時就整理了那些似乎混亂地並列著的各個報道和事實發現。 但是，這還並沒有說明妨礙對各經濟秩序的認識的決定性的困難。較古時代的原始資料不夠是一個嚴重的、但不是最大的障礙。甚至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今天的經濟秩序，以及我們自己過去經歷過的那些經濟秩序，也不容易看得清。例如，我們問起威廉二世時代德國的經濟秩序。回答通常是：當時「資本主義」在德國占統治地位。但是，這樣還沒有告訴什麼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 的東西。人們會進一步回答說：自由放任占統治地位。就是這樣也沒有說出什麼東西。存在著某一種秩序，儘管是一種國家沒有一直塑造到各個細節的秩序。但是，無論如何是一種秩序，自由放任一詞沒有描述這種秩序。那麼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就是這個回答也不充分。雖然存在著契約自由，但是在契約自由的範圍內卻形成了種類極不相同的秩序形式，從完全競爭一直到兩方面的壟斷。這些秩序形式是什麼樣的？「自由的市場經濟」一詞沒有告訴什麼有關它們的東西。而且此外當時在家務和在農業當中還有許多構成物，它們根本就不屬於市場經濟的類型。由此可見，「自由的市場經濟」是一個粗略地簡化的、因而不恰當的名稱，它對於當時德國經濟秩序的形式要素及其相互給合的方式沒有作出陳述。 與此相反，科學必須精確地說明各個部分秩序，並且指明，各個部分秩序如何互相連接成一個總的秩序。由於分工聯合了全部經濟過程，一個專門領域中的部分秩序絕不能獨自生存。一個例子：眾所周知，1914年以前的德國貨幣制度是通過金本位制來安排的；別的大部分文明國家也具有金本位制，對它適用的是一些特別的比賽規則。如果人們描述金本位制，那麼他們通常滿足於從貨幣技術上說明它如何起作用，從而把貨幣秩序分隔開來單獨觀察。事實上，用盧茨的話說，「一個一定的貨幣體系是從屬於一個一定的經濟秩序的。」當時的貨幣秩序只能存在於一個一定的經濟秩序中，並且只能在這個秩序中起作用。它的先決條件首先是：在德國，日常經濟生活的過程不是由中央機構決定的；因而交換經濟的形式要素占著統治地位；在這個交換經濟中，具有彈性價格的競爭占優勢；通過國家的貿易政策國民經濟體牢固地嵌入了世界經濟。一旦在1924年之後的德國和其他國家中經濟秩序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一旦推行了自主的行情政策，一旦價格體系變得更僵硬而貿易政策比過去更甚地給貨物的交換製造困難，金本位制就不能再作為經濟秩序的環節長期存在，重新採用它的嘗試因此而失敗。光是這個例子就已經表明，必須怎樣在全部秩序的範圍內理解一個局部領域的秩序。這個當然只有 科學才能做到。相應的東西完全適用於勞動市場或商品市場的秩序。 由此而簡略地規定了科學所具有的任務：它必須從其內部結構上認清各具體的經濟秩序 。國民經濟學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就在於此 。因為當下的日常經濟過程各按現存的經濟秩序的形態而不同地運行著，認識各經濟秩序甚至是認識經濟實際的第一步。 (20) 3．經濟風格？ 由前邊所述的也就得出了對我們從其開始的那個問題的回答。用「經濟風格」和類似的類型描摹具體的經濟並由此「從其本質差別上描述生存過的實際」（斯庇陶夫）能夠成功嗎？ 應該對這個問題作否定的答覆。 第一 ，階段和風格的構思者們通觀歐洲經濟或各個民族和多個世紀的歷史，選出一些引起他們注意的各種各樣的東西，並因此而得到了他們的類型。在這樣做時，他們由以出發的不是那個唯一打開通向一個時代的經濟實際的入口的問題：有關經濟的秩序結構的問題。相反地，他們太不明確地探詢經濟實際的「本質」或「標準」。 各個風格是多多少少偶然地、不是根據關於經濟秩序的問題構思出來的，它們在不同程度上、但是通常根本就沒有搞清楚經濟的秩序結構。例如，人們接受了「城市經濟」這個經濟階段或經濟風格。在中世紀事實上並不存在這種城市經濟，對此已經談過。完全撇開這一點不談，即使中世紀的盛期和晚期的經濟是由這樣並列的小的、自我封閉的經濟區域組合成的，「城市經濟」這個經濟風格也是一個無用的構思，因為它對於當時那個時代的經濟秩序幾乎沒有說明什麼東西。也許這些城市經濟是集中領導的經濟體？或者個別的城市經濟是由並存的個別經濟組成的，它們通過經濟交往而互相聯繫？交換經濟的各種關係是什麼樣子的？它們的支柱是什麼？壟斷占統治地位嗎？在多大範圍內、以什麼形式？而所有這些形式要素又怎樣互相結合成一個整體？「城市經濟」這個經濟風格對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作出回答。像「手工業」、「村莊經濟」或「地區經濟」這樣的類型也同樣如此。就是「國民經濟」這一經濟風格對於經濟秩序也沒有說明什麼東西。即使人們補充說，國民經濟可以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那對經濟秩序的這樣一些稱呼也過於不確切。例如，人們比較1936年義大利的和北美的「國民經濟」。多麼的不同啊！這種不同表現在兩個經濟秩序的差別中；但是用像「計劃經濟」或「自由的市場經濟」這樣的稱呼來描述它完全是不充分的。「家庭經濟」還算最好地使經濟的秩序特性引起了注意，因為這個結構暗示著經濟體的一種集中領導，然而卻沒有準確地把握它，沒有搞清楚實現的是集中領導的經濟的哪一種形式。 第二 ，靠構造階段和風格而進行了過度的簡化，想要「一元論地」從其經濟方式方面標明各個時期，而實際上，各形式的多樣性通常在各個時期中占統治地位。人們相信，靠這種簡化會發現各種現象背後的歷史實際的本質。事實上正是使本質的東西消失了，而且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這種概念物「被用作一張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人們想把歷史強壓進這張床中去」。 當試圖以家族經濟來簡單地標明古代的經濟時，那麼，完全撇開歷史學上別的錯誤不談，這裡存在著想把極其多種多樣的古代經濟形式壓進唯一的一個模式中去的錯誤。像家族經濟這樣的一個詞表示的是一種單一形式的模式，而在實際上，正如我們在第84頁及其以下的簡短概述所指出的，存在的是多種多樣並不斷變動的生活。還有另一個例子：各經濟秩序在法國革命期間變更極其迅速。1789年到1793年之間的頭幾年清除了舊秩序，首先是中世紀和重商主義時代的領主制和各種特權，並且實行了另外一種市場經濟的特徵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秩序。從1793年開始，在戰爭緊急狀態的壓力下，隨著雅各賓俱樂部的勝利，經濟政策驟然改變，轉向了國家規定價格、沒收存貨、強迫交售、定量配給並且部分地轉向由官方領導所有鄉村居民共同的收割勞動。隨著1794年雅各賓黨人的倒台，開始了從集中管理的經濟向交換經濟的倒退。從整個歷史上看，各經濟秩序的這種迅速變動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因為沒有它，當時的工資和價格、對外貿易、失業、資本稀缺從而整個法國的日常經濟生活的各種變動就無法理解。這些大事又顯著地影響了革命的政治進程並且有助於例如清除雅各賓黨人的統治。前面提到的那些階段和風格的構造者們沒有注意這樣一種變化而且不能 注意它。對他們來說，法國革命是例如「國民經濟」正在開始的時代，或者他們把它算作「早期資本主義」。歷史的本質性的東西就以這種方式消失在詞句後面。 (21) 第三 ，許多階段和風格的構築誘致了將各種經濟現象過分地與全部歷史環境隔開。剛才列舉的法國革命的例子已經給出一個這方面的印象。不僅必須單獨地觀察當時的經濟秩序，而且也必須把它看成是一個民族（這裡是法蘭西民族）整個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它是這樣一部分。但是，前面列舉的那些階段或風格卻在思想上把經濟實際與其他的生活領域隔開。再舉一個例子：只有與晚期羅馬極權主義的專制政體相聯繫，才能理解戴克里先時代的經濟實際。但是，誰使用從家庭經濟到國民經濟的那些風格，誰就不能搞清楚這種聯繫。 當我們想到我們今日的經濟時，我們就毫不猶豫地把它看作民族的總的生存的一部分，這種生存與民族的自然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相聯繫。我們必須習慣於也是這樣來把握過去。階段和其他的現實類型想描摹並使歷史的理解、熟悉經濟實際從而具體的生活。但是當人們做到這一點時，人們卻分裂了活生生的、歷史的整體。 (22) 4．「資本主義 」 最近100年的歐美經濟根本區別於過去的一切經濟。產生了明確地、也是概念上地表達這個事實的需要。這通過「資本主義 」這一概念而發生，這一概念以不尋常的程度被公眾的見解所接受並得到了廣泛的流傳。為數眾多的學者們曾經致力於規定這個概念的特徵和範圍。因此，對於我們來說，產生了問題：真的能夠用「資本主義」一詞及其通常的用法再現這個新的經濟實際嗎？ 有一個重大的歷史事實，這就是工業化的事實。它大約於一個半世紀以前開始於英格蘭並且今天還在全速進行。它還根本沒有完成它的環繞世界的進程。今天我們處在這一進程中間：19世紀初它已經漫延到歐洲大陸西部和中部的國家（例如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和合眾國的東海岸。從19世紀末起，它在日本也站住了腳。1928年之後，俄羅斯新的統治者們強迫它進入了大規模的工業化。目前速度已經加快了：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其他許多巴爾幹國家和西班牙想使自己工業化或被工業化。英國人在1850年、歐洲和合眾國在我們這個世紀開始時還都自以為是長此下去的世界的工業車間。今天我們看到，整個世界都開始變為工業車間，在這個世界上畢竟只有自然的先決條件才是既定的。這個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工業革命不僅從一國迅速傳播到另一國，而且到處發展著自己，就是在像英國和德國這樣的老工業國中也是如此。而且在它進一步的進程中又一再形成了新的經濟形式。在這個巨大的過程中，人們的全部生活都在經歷著難以估量的震動；科學要想理解這個過程過去和現在如何進行，那它就必須從歷史上全面觀察這個過程。這就是說：從它與各個民族和人類的整個歷史生活的全部聯繫上觀察。它從歐洲的一種特殊的精神—政治—經濟狀況中產生，手工業和農業的各種舊的經濟形式的破壞，各民族的社會改造，各種大眾化現象，對國家的形成、對戰爭的進行以及對各民族的宗教—精神生活的各種影響——一切都要求全面地考察這個巨大的歷史進程。於是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工業化在英國進行的與在日本或俄國不一樣，為什麼它部分地長入了舊的生活形式並慢慢地改造了它們，但是部分地也完全破壞了各種舊的生活形式。第二，科學必須搞清楚，一個國家或地球的一部分的工業化在哪一種經濟秩序 中開始，以及它怎樣自發地改造了經濟秩序。工業化以其作為開端的那些經濟秩序形象極為不同：在英國、德國和其他的歐洲國家中，交換經濟的秩序形式占統治地位。在其他國家，像俄國和土耳其，正是國家使用管理措施集中領導地進行干預並由此出發使工業的變革得以進行——凱末爾·帕夏說過：「文明是一個巨大的浪潮，誰沒有準備好隨著它游泳，誰就會被淹死或沖走。」在這些國家中從下面 也許不會那樣迅速地進行工業化。為此缺乏主動的力量，而傳統的壓力也太大。這樣它就在國家—中央的領導之下投入運行並因此獲得了一種與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性質，對這些民族的全部生活也發生了與那裡完全不同的影響。全面的歷史的觀察與從秩序方面思考必須合作，以便也說明今日人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危機」的那個 歷史現象：也就是各種經濟形式的巨大變形，我們正生活在這種變形之中，絕不能僅僅從經濟上來理解它。 一切阻礙全面的歷史觀察和從經濟秩序方面思考的東西，都在給認識現代經濟的生成和存在製造困難。但是，二者 都通過「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並且特別是通過使用這個概念而發生。 「資本主義」概念應當完成很多東西——甚至比其他的「橫截面」還要多。不僅想用它描述各種現象的「本質」——這一本質處於歷史的個別現象的彼岸，國民經濟學家應該主要為它而努力。人們也想用其他的橫截面（像城市經濟或家庭經濟）來這樣做。更確切地說，人們過去和現在都同時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現代經濟的生成著的本體 。各種個別的現象，例如舊的手工業部門的破壞、卡特爾的形成、世界貿易的擴展、各國的社會結構的變形都被看作是一個真實的有生命的東西——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行動，而它的危機則被視為這個有生命的東西的沒落。馬克思及其學生在傳播這種思考形式上以特殊的程度起了作用。在許多馬克思的學生和其他的作者們那裡，資本主義甚至成了人格化了的本體或個人。報告說：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在別的什麼地方完成了什麼；它將在地球上繼續它的破壞行動；盛期資本主義以一種奇特的上升和衰落的交錯生存過；與它不斷增加的年齡相適應，它變得更平靜、更成熟、更有理智；但是，它畢竟還在毀滅商品的存貨或剝削工人。有時這可能只是語言表達的特點，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止於此：已經流行了的是把資本主義理解為塑造著的主體，或者理解為真實的、活著的生物。此外，人民群眾也喜歡用這樣的範疇思考並且還賦予它們一種特別的重感情性。 在這方面首先應該注意，這樣就在邏輯上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即擬人化 的錯誤。一個一般概念被物化、對象化或人格化了。代替了對實際的真正研究的是逃避到「資本主義」這個人格化的一般概念之中。有人提出問題：為什麼會銷毀小麥、咖啡和其他食品？在加拿大、巴西和其他國家已經這樣做了。他解釋說，正是「資本主義」這樣做的；並且他認為，這樣就回答了問題。這是很舒服的；但是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說明什麼。到底為什麼這個特別的生物「資本主義」在這些地方銷毀存貨，在別的地方就不這樣？——考察者應當研究各種實現了的市場形式；而他將會發現，怎樣和為什麼在某些壟斷性的市場形式中出現了銷毀物品存貨，為什麼在其他的市場形式中沒有。因此他應當探究實際而不信賴一種概念模式。 人們認為，靠這樣描述「資本主義」的行動就成了時髦的，而在實際上卻重新陷入神秘的思維。這裡我們再次碰到的又是極端的概念實在論的老錯誤。此外，使用「資本主義」概念從兩個方面造成了損失： 它給歷史的理解製造了困難或者使它成為不可能。這是一個 後果。因為顯然，雖然從全部歷史出發解釋了「資本主義」這一有生命的東西的產生，但是卻把它進一步的生存、活動和死亡與全部的歷史事件分離開來。在這些考察者眼中，資本主義在它出生以後就有著它自己的存在；沒有看到經濟生活（從而也是工業化）總是並且在每個 時刻都是歷史的全部過程的一部分，經濟生活與這一過程不斷相互作用，它與各民族所有其他的生存表現持續地 有著接觸，它又是如何有這種接觸的。資本主義的形象及其從早期到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變成了從機器里出來的神（deus ex machina），使用它只是表面上解答了經濟學的具體問題。忽略了顯而易見的、本質的、歷史的聯繫——確實容易確認：法國革命、隨之發生的國家的外交政策變革和內政改革，也改變了歐洲的經濟結構；1914—1918年的戰爭、隨後的各個和約和革命以及1939年至1945年的戰爭決定性地支配了即便是最近這個時代的經濟生活。但是，誰把資本主義視為現代經濟的人格化的主體並且把經濟上發生的事情歸結為這個有生命之物的行為，誰就沒看到這樣的整個歷史的聯繫，並且會產生這種看法：「一般說來，政治事件並不決定經濟發展的進程，而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幾乎完全獨立於前幾個世紀的那些巨大的政治革命」（桑巴特）。 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整個討論也同樣受著缺乏全面的歷史觀點之苦。只有從當前的全部歷史運動、國家形成的宏大過程（它開始於近代並在最近幾十年中採取了一種特別的形態並影響著一切生活領域）中，從民族主義和其他各種取得統治地位的觀念的迅速傳播中，才能通過與各種經濟過程相聯繫而理解各種經濟秩序和日常經濟生活的改變。因此必須全面歷史地提出問題：全部歷史的、精神的、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生成怎樣導致如此徹底地改變經濟實際？誰問到「資本主義」的本質並由此出發去尋找答案，誰就已經是非歷史地、不確切地、太狹隘地提問題。如果他除此以外還相信這個本質的一種必然的發展過程，他就是在更為非歷史地思維。 第二，同樣因為資本主義的概念對於經濟的秩序結構 沒有陳述什麼確定的東西，它也不適於刻畫經濟實際的特點。每個人都在這個概念中放進合乎他個人想像的秩序：一切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或競爭經濟，或自由放任，或壟斷性的勢力統治經濟生活，或由一個被無名的力量統治的經濟國家控制經濟。更糟糕的是：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也就是從大約150年前以來，人類比較迅速地連續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轉變和各種具體經濟秩序的特殊的並列。這是一種即使在全部歷史上也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多樣性。徹底地研究它，過去應當是而且今日也是科學的任務。但是「資本主義」一詞吞沒了這種多樣性。例如，如果人們把關於1920年以來歐美經濟秩序的各種深刻變形的問題當作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問題提出來，人們該如何理解這些深刻的變形呢？這涉及了一個概念，它沒有表達現代經濟的秩序結構。通過尋找經濟實際的本質 ，這些觀察者們失去了對實際的直觀 。 (23) *　　*　　* 構造橫截面或階段或風格的做法的一個災難性的弱點恰好就在它似乎 具有其優點的那個 地方。這個陣營中的人們過去和現在都自以為理解了歷史實際。但是，人們不光創作了非歷史的發展序列，而且特別是製造出了一些概念物，這些概念物不可原諒地把經濟上發生的事情與全部的歷史進程隔離開來，妨礙了歷史的理解，並且此外還給認識各種經濟秩序製造了困難。 (24) C．受時代約束的理論？ 另一個問題繼續存在。我們曾經完全撇開了這一點：各種風格和階段沒有反映經濟實際。我們甚至暫時假定，它們不犯有這種使它們失去價值的錯誤。那麼，能不能在它們的基礎上得出「歷史的理論」、「直觀的理論」、「受時代約束的理論」或一般而論的理論？例如，能夠為資本主義得出一種僅僅適用於它 並隨著它的消失而失效的受時代約束的理論嗎？也就是說，是否可能為各個歷史時期提出受時代約束的理論？這個問題常常得到不加考慮的、有幾分天真的、肯定的回答。就是對這個問題也應該給以否定的回答： 1．首先應該指出一個獨特的事實，它沒有受到必要的注意並且早就應該激起深思。100多年以來，傑出的國民經濟學家們就幾乎不斷地迫切要求，應當為各個歷史時期或階段或風格創立受時代約束的理論。但是，直到今天，這樣的理論還一個也沒有成功地構思出來。 人們曾認為，古典經濟學家們為他們的 時代想出了這樣一種理論，而古典的理論特別適於說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英國的經濟過程。因此，據說古典的理論是一種受時代約束的理論，任務就是為別的國家和文化也研製出受時代約束的理論。但是，這樣就沒有恰當地說明古典理論的邏輯特性和適用範圍。這些我們已經談過了。由此不僅誤解了古典經濟學與歷史的關係，而且也錯誤地判斷了古典經濟學家們的時代的實際經濟秩序，這個經濟秩序恰恰絕不是一種純粹的競爭秩序。 就是現代的 理論也不像某些現代的理論家們自己認為的那樣，描述或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日常經濟生活。它既更少又更多。更少 是由於，它根本就不描述具體的經濟實際，從而也不描述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實際。它由一些思想上的工具所組成，它們首先需要運用，以便真的能夠說明具體的聯繫。而更多 則是由於，正確的理論原理是思想上的工具，它們適於用來在實現了一定的條件的情況下說明每個 歷史時期、而絕不僅僅 是資本主義時代中的或當代的具體聯繫。就是現代的理論也不能被解釋為受時代約束的理論。 (25) 整個幾代的研究者想望著各對一個時期具有適用性的那些理論，從而想望著受時代約束的理論。這種想望的迫切性與它的完全沒有實現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2．但是，為什麼 不能滿足對受時代約束的理論的綱領性要求？ 我們講一下說得很多的「城市經濟」這個經濟風格。可能為它創立一個受時代約束的、「直觀的」理論嗎？不能。因為它沒有陳述什麼有關城市經濟的秩序結構的東西，所以不能。毫無疑問，在不同的經濟秩序中一個城市的日常經濟生活運行得也不同。在城市經濟中，所有行會都具有壟斷地位嗎？還是完全禁止行會？還是城市的管理部門控制著行會？還是城市的管理部門直接干預對居民的物品供應？如果有這種情況，怎樣干預，在哪些物品上干預？在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以前，不可能著手於有關城市經濟領域的經濟過程的各種聯繫問題。因此，還沒有為城市經濟想出「理論」，這不是偶然的。它沒有發生，是因為它不可能。 相應的東西適用於「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沒有說明現代經濟的秩序結構，它不適於用作理論分析的基礎。此外，在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各種經濟秩序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多種多樣和不斷變化，以至於不存在創立一個 理論以說明「資本主義」下的日常經濟生活的前提條件。但是，如果出現了具有這種要求的理論，那它就作了過分的簡化並遠離了經濟實際。例如，如果人們問道，在「資本主義」下投資過程如何進行，那麼問題就已經提錯了。投資依據經濟的秩序結構而各不相同，它取決於實現了哪些交換經濟的或者集中管理的經濟的形式或者哪些貨幣體系——一些「資本主義」概念不讓認清的秩序形式。如果研究從像「資本主義」概念所提供的這樣一個如此不清楚和不確切地說明的條件狀況出發，那麼機敏的理論推導就只有少許用處。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是靠不住的；機敏和漫不經心在這裡以奇特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城市經濟」、「資本主義」與其他的橫截面和階段以及風格都沒有顯出單義的、明了的條件狀況。但是，因為每個理論都包含著對在一定的條件狀況下的必然聯繫的陳述，所以，如果沒有給出清楚的條件狀況作基礎，就不可能獲得它。它們不適於作理論研究的分析工具。因此，創立受時代約束的理論的要求是一個不能實現的要求，它在將來也將像在過去那樣得不到實現。 因此，總的說來，這種本應克服重大的二律背反的做法完全不行。它既沒有成功地反映歷史形式的多樣性（A和B），也沒有成功地在構思出的橫截面的基礎上形成理論（C）。因此，它既沒有使歷史學、也沒有使理論成為可能。這樣，總的說來它在認識經濟實際上沒有成功。也不能靠小的修正來挽救這種做法。靠不談「經濟階段」而談「經濟風格」絕不能挽救它。重要的不是所有這些細節上的區別。這種做法在其基本方向上就是錯誤的 。 *　　*　　* 由此我們站到了我們批判的概要的終點。確實並不缺少把握經濟實際的願望。雖然在經濟問題的領域中，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和意識形態專家總是強烈地引人注目的，而且也不存在他們在某個時候將會消失的前景。但是，他們的空話清楚地襯托出想真正把握經濟實際的那些為數眾多的、嚴肅的、堅決的嘗試。 然而顯示出的是，所有這些嘗試都沒有得到成功。不是繞開了重大的二律背反，就是雖然堅決地向著克服它推進，但是卻沒有成功。國民經濟學經常被指責脫離實際。雖然這種指責通常是由利益者們提出來的，他們反對一門令人不快的科學，因而這種指責在這個範圍內不值得注意；但是，當這種指責由科學方面表達出來之時，它就不缺乏根據。國民經濟學缺少一種完備的和可靠的做法，以科學地把握經濟實際。它缺少一種完美的方法以達到科學的經驗。它不能以必要的可靠性突破對日常生活的表面觀察並看到真正的實際是什麼樣的。許多國民經濟學家和非國民經濟學家都憑直覺感到了這種狀況。我希望已經搞清楚了它為什麼如此。 一切努力都必須對準克服這種狀況。但是，因為遺留下來的各種學說觀點都在重大的二律背反面前失靈，我們必須完全重新著手於對象本身。簡單地繼續一種現存的思想方向，例如一種「歷史的」或一種「理論的」方向，不在考慮之列。首先我們完全撇開一切因襲下來的國民經濟學的學說內容。在這一點上態度必須激進。我們首先不以某一種樣子的國民經濟學的學說為前提。相反地 ，我們只觀察日常的實際的經濟並提出問題 。重要的是完全自發地認清經濟實際。這並不意味著輕視過去的各種偉大成就。正好相反。正是因為我們現在從那些權威們轉向各個實事，我們才在研究的進程中與過去的各種真正偉大的科學成就建立了一種正確的關係。 前面所作的批判已經為面向事實狀況做了決定性的準備。因為我們在批判中已經完全把握了各個問題：從那第二個主要問題——有關日常經濟生活總是在其中進行的各種經濟秩序的結構的問題——走向了首先提出的那個主要問題——有關日常經濟生活的各種聯繫的問題。如果為一個共同體並為一個時期解答了這兩個問題，那麼也就認清了當時的經濟實際。證明了日常經濟不能解決兩個主要問題。因此，只有通過科學地解答那兩個緊密聯繫著的主要問題才能認清今日和過去每一次的經濟實際是什麼樣子的。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