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一章 導論
國民經濟學已經成功地通過把歷史的觀察和理論思維統一起來而在其總的聯繫當中認清了經濟過程，並由此克服了重大的二律背反而達到了科學的經驗了嗎？只有在廣泛地、批判地總的闡述國民經濟學的歷史的範圍內，才可能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這裡不打算作這種總的闡述。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只能是那些主要之點。
就此而言，應該從古典的國民經濟學 出發。眾所周知，它的偉大的和永久的功績在於發現了經濟上的事情的總關聯，並且以全面的方式發展了經濟理論思維的方法。由此邁出了認識經濟實際的根本的一步。但是它還沒有清楚地看到二律背反，而古典時期的弱點正在於此。
但是，宣稱古典主義者們不理解歷史、他們沒有認識到經濟活動的歷史性質，是完全錯誤的。這樣一種批評只是表明批評者不懂得古典經濟學家們。大部分重農主義者、斯密、休謨、馬爾薩斯、J．S．穆勒和其他許多人都是著名的歷史專家。斯密關於「國民財富」的十分重要的著作簡直是一本歷史書，讀者得到的是一個從英國到中國和南美的人類文化學的和世界歷史的概貌。因此，那個早就眾所周知的公式儘管被不斷地重複著，但並沒有由此而變得正確。這個公式認為，雖然古典主義者們在理論上懂得了許多，但是沒有懂得歷史，他們不知道各種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差別，並且因此而陷入了解答問題的「絕對主義」。
必須看得更深，以理解古典國民經濟學與歷史的關係。在這方面也清楚地表現出，古典時期是啟蒙運動的孩子。17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絕不是不熟悉歷史的。但是它以不同於19世紀的問題提法而著手於歷史。它雖然很清楚地看到了個別的人和個別的民族的各種特點；但是它提問題卻不是最終專心於個別的人和個別的民族，而是試圖在它們當中尋找連貫的、合乎神意的、理性的、自然的秩序和自然規律。例如，孟德斯鳩極有影響地代表了18世紀的精神並且此外還強烈地影響了亞當·斯密。眾所周知，他具有關於從古典時期到近代的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廣博的知識。但是對他來說，考察個別的事實、國家和民族不是目的本身。他想通過研究個別而進到對於國家和人民生活以及各種起作用的歷史力量的一般認識，並由此為建立一個適當的、合乎理性的國家而奠定基礎。他想在各種實證的、實際的秩序當中並通過從精神上滲入它們來找到適當的 國家秩序。這樣，他通過全面認識歷史上的事實情況和力量，力求認識普遍的有效性和有用性。「沉湎於幾個世紀的財富，深情地專心致志於一次性的現象——這種19世紀的精神態度對他來說無異於兒戲或者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弗蘭茨·施納貝爾）。古典國民經濟學家們對歷史的態度也是類似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巨大的理解進入了歷史的境界。但是他們的目的不是就其一次性來描寫一定時期一個民族的經濟——例如在18世紀中期受到如此強烈的注意的中國經濟。相反地，古典主義者們想在這個中國經濟和其他每一個經濟的特點當中找到完全理性的和適當的經濟結構或者普遍適用的經濟規律，並且完全認清進行經濟活動的人的行為。這樣，古典國民經濟學在實證秩序的歷史多樣性中尋找那一個 自然的秩序，並且在競爭秩序中找到了它。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歷史主義必定無法理解這種對歷史的態度，它的目光完全集中於描述個別的 歷史形式。一般說來，它的批評無視了這種態度的偉大和接近現實。它也沒有認識到，古典主義者們很好地了解了具體的經濟世界。
儘管如此，古典國民經濟學不僅僅是由於它的理論體系本身顯露出錯誤而失敗。它主要是由於它的理論解答不符合歷史生活的多樣性而失敗。即使人們充分肯定它想在研究多種多樣的經濟制度中發現一個理性的或自然的秩序的追求，也不能否認，它沒有在它的這一追求中說明歷史上已經存在的經濟。它的分析力量基本上花費在一種 被視為自然的情況上：在所有市場上的完全競爭的秩序。例如對壟斷的分析就完全讓位於這種情況。但是普遍的完全競爭的情況過去和現在都從來沒有單獨實現過。即使是在古典主義者們的時代，在18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和19世紀前半期也沒有實現過。歷史學派圈子中的批評家們反覆說過，古典主義者們僅僅知道了他們的 時代，他們的理論或許適用於他們的時代。這樣一種批評不合乎歷史上的事實情況。就是在古典主義者們的時代，在歐洲高度文明的國家中也有許多封閉的同業公會、壟斷權利和其他的約束以及中央控制經濟的經濟構成物，以至於那時已經不能通過研究完全競爭而完整地把握具體的歷史實際。我們知道，為什麼古典主義者們沒有如此強烈地感受到理論和歷史現實之間的距離——這恰恰是因為他們主要是力圖找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和能夠發揮功能的經濟。但是，只要涉及認識現實，這種差距就是客觀上不能忍受的。
就像經濟科學必須認清20世紀初的德國日常經濟生活，或1914—1918年的戰爭經濟，或者甚至一個大的、中世紀早期的徭役莊園的日常經濟生活那樣，它也同樣必須認識1941年美國的經濟過程與它強大的壟斷和進行著集中領導的管理實體的顯著影響之間的各種關係。但是，一個理論，它只是把在交換經濟的一種特殊的市場形式即普遍的完全競爭中「自然價格」的形成置於中心地位，必定要在所有這樣的歷史上的事實情況和經濟形式面前失靈。由於古典主義者們在理論分析中沒有使制度的多樣性發揮作用，以及由於他們這樣也沒有認識到重大的二律背反的影響，他們就創立了那些不能完全合乎在其歷史變化之中的經濟實際的理論。 (8)
因此，一個新開端 在19世紀就成為必要。它大部分（不總是）發生於這種感覺，即古典國民經濟學不符合歷史實際並且是教條的。但是，嘗試重新開創國民經濟學的各條道路導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這一事實恰恰在那個我們這兒用以看待國民經濟學的發展的觀點之下變得清楚了。對我們來說，這方面的問題在於查明那些在研究本身中使用的處理方式的類型。在這裡，不考慮個別的人物使用了不同的處理方法並因此可以歸入不同的類型。
1．思索——對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許多國民經濟學家來說意味著思索概念的內容 。什麼是經濟？什麼是「經濟原則」？或者更根本地：什麼是社會？正如已經說過的，關於概念的問題擺到了首位，而且這種移動的目的在於由此認清經濟和經濟過程的「本質」。
斯潘在對交換和價格的研究中說：「國民經濟學涉及的不僅僅是查明 事實本身的外部面貌：A和B彼此交換（雖然在查明的方式中總是已經包含著一點解釋，一點理論）；而且也涉及領會 觀察查明的東西，涉及交換的本質。因為正如將會證明的那樣，正是從交換的概念出發才能推導出價格的概念，由此又推導出分配的概念，因此我從研究交換概念開始。」
通過概念分析推進到經濟的本質，在定義中領會這個本質，創立人們稱之為「理論」的概念的體系並由此通過演繹而達到個別的結果——這樣的嘗試在上個世紀的國民經濟學中極為流行。要由此獲得一個印象，只需翻開一本通常的教科書。可以把所有這樣做的國民經濟學家全都稱為「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 」。這種做法不僅出現於將對某些基本概念的分析移到開始處的那種 形式之中，而且在個別問題上也常常從概念分析出發。這樣，在研究例如商業問題時首先提出的問題是：「什麼是商業？」想要由此領會商業的本質，先提出一種商業理論。這時人們才面對事實，而如果一個商號不合乎定義，就不把它算作商業。不過，應該把這樣的一些研究者排除在純粹的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的群體之外：他們雖然從定義開始，但是不是隨後從定義出發進行演繹，而是專心致志於事物的定義和實事問題本身。只有在定義把教條或部分的教條放到概念或者本質的認識上的地方，才能談到本來意義上的概念的國民經濟學的做法。
就是這種做法也提出了重要的精神史問題。總的說來，它意味著中世紀的「概念唯實論」的某些運動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復興，然而是在一種世俗化了的、非神學的並且從而大大改變了的形式之中。人們可能會問，這是如何發生的。但是，這裡唯一含義深刻的原則問題是：概念的國民經濟學的做法完成了什麼？
邏輯學家們（像J．S．穆勒）偶爾宣稱：每個定義都包含著一個公理。因而，定義表達了一個定律，它既不是可證明的，也不需要證明，因為它是自明的。這可能適用於數學的定義，但是不適用於經驗科學正確地得出的定義。因為正如我們在第一篇中已經指出的，它們的定義應該表達實事研究的成果 ，因而應該以實事求是的分析為根據。
但是，如果在一門經驗科學（如國民經濟學）中，定義被推到了起點上，那麼它們事實上就是公理。確切點兒說：假公理。因為它們提出的要求是：它們是明顯的並且不需要證明，而實際上它們卻不是明顯的，同時又是未經證明的。這樣主觀的定義被用作演繹的前提，而結論的正確性則掩蓋了這一點：這整個推論的方法都由於任意設定的前提而沒有什麼用處。例如，人們確定「經濟」這個概念。一個說：這是「以持續地協調需要和滿足的精神來塑造人們的共同生活」。另一個說是「根據對手段的權衡而把手段用於目的」。如此等等——行列長得望不到頭。人們想 由這樣一些定義出發來確定國民經濟學的對象並推導出對事實問題的解答。人們沒有覺察到，根據定義所作的演繹只能獲得事先已經放入定義中的知識。每個人都在其日常經驗中使自己產生了關於「經濟」的想法。他把這個想法表達為一個定義，而他這時得出的一切成果都不是新的、科學的洞察，而是解釋他過去（前科學地）對於對象所具有的概念。
斯潘把「社會」這個概念稱為一切社會科學的中心概念，並且偽公理地、根本不看實際地、沒有根據地宣布，只有一種「個人主義的」或者一種「整體主義的」社會概念才是可能的。然後他作出了他的有利於所謂的整體主義概念的判決，並且隨之建立了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提出了大量的要求，但是實際上卻只不過是闡發事先已經放入任意的社會概念之中的各個原理。概念成了偶像。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國民經濟學家以這個問題來開始對於貨幣 的研究：根據其本質，貨幣是什麼，是否可以把它定義為「商品」或「匯票」。關於它的長期持續地爭論必定不會有什麼成果。在人們已經獲得了有關經濟的總聯繫和貨幣在這個總聯繫中的功能的印象之前，人們會如何確定貨幣的本質呢？而如果人們通過從一個這樣把貨幣作為商品或者作為匯票的定義出發所作的演繹去著手解決貨幣的事實問題，那就儘管有一切表面上科學的嚴格性，都缺乏任何證明。但是，實際上就是以這種方式回答有關貨幣價值的形成或者金本位制的運轉的問題的。
由於「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從事於根據作為定義而出現的偽公理的命題所作的演繹，他們就濫用了理性。這是他們的主要錯誤。（原則上康德已經說了為批判這種做法所必要的一切。但是，對於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來說，《純粹理性批判》是白寫了。）從這個主要錯誤中產生了脫離實際和形成宗派，這二者總是與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出現相聯繫著的。
脫離實際 ：有一個關於中世紀的修道士們的有名的故事：他們有一次在冬天討論牛奶是否會結冰的問題，卻沒有產生把一碗牛奶放到外面的寒冷之處的想法，而是試圖澄清寒冷和牛奶的概念和本質，以便由此得到對問題的回答。自然沒有什麼成果。當今日為數眾多的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爭論比如說國民經濟學與數量有關還是無關，並在這種爭論中從經濟的概念出發時，他們就正是這樣做的。如果他們下決心觀察一下經濟上的事實 ，那麼這個問題就正像關於牛奶結冰的問題一樣，很快就會得到解決。但是，在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那裡，概念的反思擠掉了對具體的事實情況的觀察。——而且同樣無視了認識的另一面——理論工作的意義。對於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來說，「理論」是一幢在科學地查明事實之前 就建立起來了的概念的大廈。他們沒有認清一切經驗科學的工作都首先必須使用日常的概念來工作，它只能通過提出實事問題、通過探究實事（而不是通過提出定義）來克服這種日常經驗。在研究的開始，國民經濟學家還無權給出科學的定義。同時他們也沒有看到，沒有理論分析就不可能這樣探究經濟實際。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理論」與對實事問題的真正理論研究彼此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如果既缺乏對具體的經濟的觀察，又缺乏理論工具，那就缺乏一切而不能認清實際。根本就沒有認識到二律背反。這種做法是非歷史的和 非理論的。可能經常存在著更深入地探究實際和超越查明個別的事實的願望。但是，由於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不是專心致志於事實，而是專心致志於概念，他們發現的就不是現實的構造，而是自己製造的與實際不再有什麼關係的模式。他們不是在事實的表面上的混亂當中尋找和發現秩序和聯繫，而是除了 事實之外 還造成了概念的混亂。這樣，這些國民經濟學家們就捲入了繁瑣無用的關於範疇和概念的爭端之中（請只是想一下關於整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廢話），而本身有著過於大量的問題的具體的經濟生活卻無人看到而消逝了。因為他們在 事物的背後 尋找事物的本質，事物本身 就脫離了他們，而最後剩下的只是空話。
形成宗派 ：其他的一切都依賴於它們的、被推到首位的那些定義的任意性，使概念的國民經濟學家們不可能達到一致的結果。他們的做法必然導致形成許多彼此敵對的陣營。因為這裡處於開始處的不是確定事實情況和事實問題，也不是思想上對事實情況的分析，而是任意設定的定義和對詞句的解釋，對於這樣一些置於首位的定義或關於本質的知識或者「理論」的信仰就產生於好感，而不是產生於理智。對關於「社會」或「國家」或「國民經濟」或「經濟」或「資本主義」的本質的某一見解的信奉不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的，而是取決於個人的。宗派形成了，它以先知為首並有著少數的或為數眾多的門徒。一個宗派把這個詞、另一個宗派把那個詞置於顯著地位，而且每個宗派都給出了它的 特別的解釋。
所以，恰恰是宗派的形成和消逝也標明了最近幾十年國民經濟學的歷史。新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他們通過尖銳地發問，究竟到底什麼是「經濟」或「人民」或者「科學」的本質，而抱著表面上徹底的態度。他們感到自己是創新者，而沒有覺察到，他們作為死板的模仿者而繼續背著一個古老的錯誤。如果他們的命題合乎時代的潮流，那麼他們就會取得一時的成就。但是，就像他們排擠了老的宗派領袖們一樣，新的宗派領袖很快就會又同樣排擠掉他們。No mina sunt odiosa（起名是討厭的）。以信仰鬥爭的怨憤進行著宗派之間的鬥爭。詞句和定義變成了標語口號，科學的氣氛被污染了，非國民經濟學家則有理由對人物和「體系」的令人不快的騷動搖頭。對此已經經常表示了不滿。但是，為了肅清形成宗派的弊端，我們必須知道，它是從哪裡 來的。我們現在認識到，它產生於概念的國民經濟學的基本錯誤。而只有在根除了這種錯誤之後，它才會消失。 (9)
2．「可以從兩種根本不同的著眼點觀察現象世界。構成我們的科學興趣的對象的，或者是對處於其在空間和時間中的位置上並處於其具體的相互關係中的那些具體現象的認識，或者是對在這些具體關係的變化中反覆出現的那些現象形式的認識。研究的前一個方向專心於認識具體，更確切地說是認識個別 ，後一個方向則專心於認識各種現象的一般 ；因此，與這兩個謀求認識的主要方向相適應，迎向我們的是兩大類科學的認識，我們將簡稱其中的前一類為個別的 ，後一類為一般的 。」卡爾·門格爾以這些句子開始了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1883年）的著名研究，這些句子表達了整個這部著作的主要之點。根據他的看法，必須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從而也有兩種科學來適應這兩種認識目的：歷史的 國民經濟學的任務是「認識在其個別的聯繫中的各種具體現象」，理論的 國民經濟學的任務則是「它們的相繼次序的規律」、「交換、價格、地租、供給、需求的一般本質」。
這裡不想討論國民經濟學研究在門格爾以前的實際發展已經在多大程度上準備了國民經濟學（而且不僅僅是國民經濟學）的這種分裂，這種分裂怎樣在國民經濟學中起作用，它與李凱爾特—文德爾班的科學學說又是怎樣的關係。在這裡，重要的只有一點：不管是否受了門格爾的影響，實際上在國民經濟學中都發生了理論的與歷史的研究的分裂。門格爾原則上描述了很多國民經濟學家是如何從事他們的研究的。一種「二元論」已經獲得了廣大圈子中的國民經濟學家們的承認。「各種理論 科學的目的和認識對象是一般 ，是各種現象的一般；各種歷史科學的目的和認識對象是經驗世界的個別的 或者特殊的 面貌和特徵。特別是涉及國民經濟，兩種認識目的都同樣是有根據的。」「區別這兩種科學的，是它們的內容與經驗實際的原則上不同的關係。理論科學隨著它為完善自己而邁出的每一步而越來越遠地離開經驗實際，而歷史的科學則在其進展中力圖越來越接近那到處都已經個別地存在著的實際。」（A．阿蒙）換言之：理論家把歷史的—個別的東西讓給歷史的國民經濟學家，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家則把一般的東西讓給理論家。每個人都力圖用他的方法達到他自己的認識目的。
只有通過充分認識這種二元論已經和正在造成的嚴重危害，才能克服這種二元論。眾所周知，較新的科學理論並不追隨門格爾、李凱爾特和文德爾班；它不贊成據說是有著不同的認識目的的各種科學的分裂。因為只有一個 真實的世界，而認識這一個有著其重大問題的世界是一切科學的目的。分裂是字面上的，它在書本中起作用，但它不是實際的、對世界本身有意義的分裂。——但是，我們不談對「二元論」的這種科學理論的—哲學的批判。我們完全局限於經濟問題。
這裡適用這條原理：只要真的造成了理論的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的分裂 ，問題就不會得到解決 。沒有達到科學的經驗，科學也沒達到它的目的。一個例子：我們經歷了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並在危機中經歷了許多種貨幣單位的崩潰。因此產生了重要的科學問題：怎麼會發生價格的慘重劇降、失業和生產的縮減？根據二元論的做法，歷史的國民經濟學家描述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事實，敘述德國的貨幣在這些年中的命運，查明失業並敘述農業、制鐵工業、煤炭工業等等的境遇。因此，它描述具體的東西。理論的國民經濟學家闡明貨幣理論、工資理論和有關生產控制的理論。因此，它致力於一般的東西。——最後達到了什麼？非常少。並沒有解答那些提出來的問題，即有關這個時期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中價格急劇下跌、失業和生產下降的原因的問題。因此，缺少主要的東西。沒有認清具體的經濟過程，因為不是在其關聯中認識它。門格爾說到，歷史的國民經濟學家應該確定「彼此的各種具體關係」。他不能做到這一點。他究竟應該怎樣用他的歷史的方法去發現價格下降、失業和生產縮減的各種關聯以及所有這些具體現象的各種具體原因？他看到的是事實的並列，這些事實的同屬性仍然不可能用他的研究手段去認清。而一個理論，它力圖研究貨幣、勞動市場和生產的各種現象的一般的東西，但是卻不對準認識真實的 世界，這樣的理論又有什麼用處？L'art Pour L'art（為藝術而藝術）。存在著一種沒有成果的並列，而在這樣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面前，兩種科學——歷史的和理論的國民經濟學都失敗了。
第二個例子：從上個世紀末以來，德國的卡特爾和卡特爾政策在經濟過程的進程中變得重要起來了。科學盡力描述卡特爾，描寫它們的創立、它們的命運、局外人和顧客們的作用。因此，它描述了具體的經濟現象。此外我們還擁有一種壟斷理論，它試圖研究各種一般的關聯。二者（歷史和理論）並列地進行著，只有少數國民經濟學家力圖把二者聯結起來。但是，恰恰是因為缺乏合作，對具體的卡特爾問題的科學探討就多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在二者的結合中才產生了對具體的、起因於卡特爾的影響和卡特爾形成所依賴的各種要素的科學認識，因而總的來說才產生了對這個事實領域的各種真實的聯繫的科學認識。
除了這兩個例子之外，還可以舉出所有那些我們在第一篇中列舉過並由以出發進行推論的情況和問題：如果歷史的觀察和理論的思維不互相結合，就沒有對日常經濟生活的認識。不把二者結合起來，就不能解答看起來是最簡單的具體問題——甚至不能解答為什麼這塊地上種麥子這個問題。
必須特彆強調地說到這一切，因為最近幾十年中歷史的和理論的研究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寬。同時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國民經濟學家，他們說著如此不同的語言，以致他們不再能互相理解，而且兩種人光靠自己都不能認識實際的經濟過程。
主要是許多較新的理論家們 擴大了這種分裂，因為他們在形式上使理論裝置精美的情況下失去了與經濟的和其他的歷史事實的聯繫。現代的經濟理論產生於這種追求：克服當時的國民經濟學的脫離實際。維塞爾說過，就二者都屏棄「抽象推論」的理論而要向事實推進這點來說，歷史學派和現代的理論國民經濟學是極為近似的。當他這樣說時，他是完全正確的。應該重新分析同樣基本的事實狀況並這樣理解事實上的經濟。這裡存在著創立現代理論的決定性的衝動。這種衝動雖然在一些理論家那裡還繼續活生生地保留了下來，並且就是在最近幾十年中也把現代的研究導向了新的成就；但是，在其他許多理論家中它就不再起作用了。他們事實上是以「每一步都越來越遠地離開經驗實際」的方法從事於理論。凱恩斯曾經談到一位現代理論的創立者——馬歇爾：「他想踏入世界的大車間；他想傾聽它的喧鬧，區別不同的聲音；他想講實踐家的語言——卻用一個極為精明的天使的眼睛觀察一切。他這樣努力爭取做到密切聯繫實際的營業生活和工人階級的生活。」但是可惜，當凱恩斯補充說：「他以一種不是他所有的學生都理解的強烈程度感覺到了這一切」時，他說得是正確的。
許多理論家不再感覺到具體問題的刺激和歷史事實的壓力了。經濟理論的逐漸增加的數學化起作用的方向是同樣的，雖然它應該不是這樣起作用。儘管它的探討具有形式上—邏輯上的正確性，它們與實際的經濟很少有或者沒有關係。並不罕見地與它聯繫在一起的是真正的經濟—理論思維的衰敗。而古典主義者們比許多現代的理論家更好地掌握了這種思維。純粹思維脫離具體的對象的傾向，今天可以強烈地覺察到；忽視歷史上的事實情況並把它們讓予歷史學家們時的那種輕率，令人大為吃驚。為什麼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在說明現實的具體問題上沒有做到它應該做到的事情，為什麼收益與理論文獻的膨脹不相稱，理由之一正在於此。有必要重新思索，否則就會發生一種趨向經驗主義的反動，這種經驗主義就像例如在美國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的那樣，簡單地要求描述相當大量的事實。但是，思索所用的思想方法，不應該是這樣一種不能在其關聯中把握實際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而應該是那種認識到並克服了二律背反的國民經濟學的方法。 (10)
3．理論的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的二元論造成了對實際經驗失去把握的危險，這早就被感覺到了，但是卻沒有得到清楚的論證。施穆勒已經批判了門格爾關於兩種認識目標的命題，並認為認識方向的區分雖然毫無疑問地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不能把這種對立理解為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施穆勒和其他許多同情他的國民經濟學家們過去和現在都想要有一個 國民經濟學。在這一限度內我們必須完全同意他們的意見。
但是問題在於，他們想怎樣 做到這一點，他們是否 顯示出了從其關聯中事實上把握實際的經濟的能力。問題又不在於一個人物，而在於一種研究方向，在於一定的一種科學思維，這種思維遠遠超出科學之外而紮下了牢固的根。
施穆勒在他與門格爾的討論中說過：「敘述的科學為一般的理論做了準備工作；因為各種現象是根據一切主要的特徵、變化、原因和後果來描述的，這些準備工作就會更為完備。」因此，有必要「首先並主要是增加、激化、改善觀察，靠著一切種類的較廣泛、較好的敘述性的經驗材料的幫助來改善對各種現象的分類、概念的形成，在其整個範圍內更清楚地認識各種典型的現象序列和它們的聯繫、各種原因。如果在一門科學中有時主要是敘述性地行事，那麼這絕不是對理論的忽視，而是它的必要的基礎」。所有國家的經驗主義的國民經濟學家們過去和現在都總是按照這種主張行事，無論他們是更多地用詞句來描寫過去或現在的事實，還是他們作為統計學家試圖用數字來描述各種事實。關於過去和現在的個別手工業部門、工業部門、個別的工業工廠、農業或者關於某些國家的社會關係的大量著作是受這個想法支撐的：通過對事實的收集和分類、通過描述各個經濟局勢最後達到一個稱作理論的總圖像。經驗主義希望這樣去達到對於具體的經濟的認識。它想要是「現實主義的」。
然而科學史——而且不僅是國民經濟學的歷史——證明，經驗主義認識不了實際。只需想一下1870年到1930年間的德國歷史學派的命運。這個學派產生於想有力地探究經濟實際的合理追求，而它實際上卻造就了這樣幾代國民經濟學家：抱怨他們脫離現實是有根據的，無論如何比起對於古典時期來說有遠遠大得多的根據。這不是偶然的。絕不是沒有完全實施經驗主義的綱領導致了它的失敗，而是經驗主義必定 不能認識實際。為什麼？
第一 ，就像總地認識實際的世界一樣，只有提出問題的人 才能認識經濟實際。只有首先提出了一定的問題，收集資料和觀察事實才能夠有意義。研究例如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歷史的歷史學家，必須詢問地、不斷提出問題地向前推進。材料的堆積意義很小，沒有看清行動著的人們的動機和歷史實際的各種關聯。植物學家詢問地 研究實際的植物：它的結構如何？怎樣供給營養？怎樣繁殖？他由此理解了實際的植物。當他單純地描繪植物時，他提供的是事實的單純並列。國民經濟學家也是這樣。經驗材料不是經驗。比方說如果研究一個山谷的經濟，那麼他接近實際並不是通過他搜集有關土地和人們或有關地質的、技術的、地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事實的材料。他必須問著前進：為什么正是在這兒產生了棉紡廠和棉織廠？為什麼各種工資比較低？為什麼在農業中充滿著小的和最小的廠家？為什麼木材業收益低？這些問題產生於日常經驗。在對答案的探求中，他有理由指望得到一個這個山谷經濟的圖景。而在這件事上，在研究的進程中則不斷產生新的問題。
但是，正如經驗主義流派的無數著作所表明的，經驗主義不走這條路。它想讓實際像它所存在的那樣全面地給自己留下印象，並想觀察、描繪、描述實際；它想堆積有關氣候、土壤、人民、法律和經濟的材料。對它來說，問題並不處於開端上。
第二 ，正如已經證明了的，就是為了能夠回答提出的那些問題，也需要理論的工具。經驗主義也無視了這一點。它指派給理論一種完全不同的職能。科學應該從搜集事實出發，並且在認識了它們的關聯之後 逐漸推進到理論。施穆勒談到一切科學的「跟上時代而變成儘可能演繹」的欲望，並且反對過高地評價各種社會科學中的個別或特殊。因此，他認為經濟的一個一般的圖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這種圖像產生了理論。他在他的《研究》第一百卷的前言中寫的話是很具特徵的：「經濟和管理史的著作占統治地位，沒有一冊屬於理論的國民經濟學。反對我的人會說，這是因為我不重視它；我回答說，這是因為我把它擺得太高。」
因此，認為施穆勒及其追隨者們不是「理論」的反對者，而是它的朋友的人是正確的。只是必須明白，經驗主義的這種「理論」有點完全不同於那種為達到科學的認識所必要的理論。——正如已經證明了的，為了發現經濟的各種關聯，有必要一開始就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經濟過程的各種問題，並開始從理論上探討它們。例如，如果要說明美國內戰期間及其以後美元貶值的過程或者1914年到1923年間德國馬克貶值的過程，認清匯率的惡化、各種商品價格和工資的上升、生產、對外貿易關係和貨幣數量的變動之間的關聯，那麼就有必要為此獲得和使用理論原理。但是，經驗主義卻相信能夠通過描述 各個事實而找到各個事實的各種聯繫 ，並且在逐個描述了為數眾多的貨幣貶值之後最終推進到「理論」。可以這樣解釋這種嘗試的失敗：關於這些年中美國和德國的商品價格、貨幣流通、對外貿易、國家負債、農業和工業的生產過程的一切確證都沒有容許認清各種事實的聯繫。因此，施穆勒關於科學應該在得出理論之前 就根據原因和後果來描述各種現象的要求，是完全行不通的。缺乏為此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它是這樣得到解釋的：經驗主義的國民經濟學搜集了大量事實，但是卻沒有從其關聯當中認清經濟實際。
第三 ，按照施穆勒的話，理論「從日常和歷史事件的成千種不同的過程的經驗而上升為一般和典型」。但是，這種「理論」是一種海市蜃樓。它應該描述具體 ，卻又具有一般的 性質。這種「理論的」圖像應該包括不同時代德國、英國、美國的各種最重要的自然的、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事實，然而又是一般的。人們徒勞地思考著，這樣一個非歷史的並且因此是不正確的實際的圖像應該具有什麼含義。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繪出過、也永遠不能夠 繪出的圖像。創立這樣一種理論的要求同時表明，沒有認清重大的二律背反，並且沒有理解真正的理論思維的含義。在經驗主義的國民經濟學的時代，儘管有對理論的所有友好言詞，也必定會誤解真正的理論研究的目的，敗壞進行理論分析的能力。
從所有這一切中得知，為什麼任何一種經驗主義、甚至統計式的經驗主義，都必定沒有而且也將不會深入到具體的實際之中並從其聯繫之中認清它。每一個經濟上的事實實際上都只是總的經濟聯繫的一個部分過程；而對這種總聯繫的盲目無知，則標誌著它所有的比較老的和今日的代表們的特徵。就這一點而言，它的推進總是意味著倒退到古典國民經濟學的後面。它不能超出對沒經分析的事實的搜集；它的觀察和思考是一點一點的，並且由於無視了一切經濟活動都處於其中的意義關聯而是「不現實的」。但是，因為它不能有把握地回答提出的各種問題，它就一再依賴於日常經驗的解釋的嘗試。由此產生了許多經驗主義的國民經濟學家們面對著利益相關者的看法和意識形態的那種沒有把握和不堅定。 (11)
儘管概述過的這四個國民經濟學的思想流派是如此不同，而它們的科學級別也是如此不同，它們卻都沒有認清或者沒有完全認清重大的二律背反。但是，另外的一種做法卻從重大的二律背反出發；正因為如此，它有理由要求得到特別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