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第二章　問題的內在矛盾性：重大的二律背反

Ⅰ．作為個別的歷史問題的問題 1．通過直接觀察現在（此刻）包圍著我們的事實，我們提出國民經濟學的第一個主要問題。爐子今天 的樣子，這個月 工人的收入，今天 麵包和肉的買入，把我們引向了日常經濟生活的總體聯繫問題。——但是，一旦我們將我們的思維向後倒退幾年或者幾十年，我們就會發覺，那時我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和我們周圍世界的日常經濟生活是另一個樣子的，並且運行得也不一樣。同時我們又從旅行中得知，在國家的其他部分和其他國家中，日常經濟生活在過去和現在又是各式各樣不相同的。亨利·福特吩咐在美國的汽車生產中心底特律附近建立了一座美國村莊，樣子就像19世紀中期的村莊。從整個國家中搬來了這個時期的房屋和車間。在那裡建起了教堂、學校、市政廳、鄉村鍛工場、風磨、麵包房，往來靠一輛套馬的郵政馬車。比起今日的底特律附近來，當時的日常經濟生活在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政治、精神和技術環境中進行得是多麼不同啊！——由於完全不同種的風俗和觀念，今日西藏的日常經濟生活不同於波蘭的，合眾國東部的不同於巴西中部的。 較詳細的科學研究證實了經驗的這第一個印象。例如，19世紀初普魯士的徹底的政治社會改革——農民解放，取消了土地對農民的束縛，產生了遷徙自由，消除了強迫服勞役、交納貢賦和強制性僕役服務的義務，從而給了農民自由的財產。這一改革既完全改變了普魯士地主們的、也完全改變了普魯士農民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像在12世紀南德的一個村莊裡那樣運行的經濟過程，只有在以封建領主的土地統治為中心的農村政治社會結構的環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日常經濟生活過去和現在都總是依賴於國家的自由情況、它的居民的種族及其教育情況、傳統、人們的各種信念、各種制度、國家、地區或城市的政治結構，總而言之，依賴於歷史的環境。 還有：當下的日常經濟生活本身 就是歷史。通常的歷史寫作是「紀念碑式的」歷史學，它以特殊的方式分配重點。它從發生的事情中挑選出對它顯得偉大和意義重大的東西：很明顯的政治事件，國家、教會和文化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活動，重要的公共機構，國家和文化的產生和衰敗。歷史學家通常只察看歷史的存在和形成中某些明亮地照射出來的方面。他很少注意千百萬人灰色的日常經濟生活。但是就是這個日常的經濟生活也屬於歷史實際。而且就像它過去那樣，或者就像它現在在德國或在英國或在其他什麼地方的上萬和上百萬農家院、手工業廠家、工廠、家戶中日復一日地似乎無聊地進行著的那樣。人幹的一切 ，礦工M今日的勞動與零售商R的勞動一樣，都是歷史。就連這幾行字的讀者今天的日常生活也屬於今年的歷史，並由此而屬於歷史。人們並不知道，以後歷史的寫作是否會注意它。但這不是決定性的。對大部分共同地親身經歷著歷史的人來說，歷史的這一無名的、日常的方面是最根本的。他們的生活是這種歷史的一個片段。在某些時期和時刻，甚至是在紀念碑式的歷史學的意義上也會特別顯露出，這種歷史是何等 重要。例如，羅馬世界帝國的沒落與它存在的最後幾個世紀中發生的經濟衰落密切相聯。在這裡，上百萬人日常經濟生活的逐漸變動以簡直是巨大的衝擊力起了作用。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意味著很大部分人類的日常經濟生活的急劇變化。不先了解這一經濟危機，任何人都不能理解20世紀30和40年代外交政策和對內政策史。但是即使撇開這樣的歷史情況不談，日常的經濟生活也總是 某一個方面的歷史。就是在規模巨大的政治事件放出強光的時代，如英國的克倫威爾時代或歐洲的拿破崙時代，也是如此。而且即使是在這樣的時代中，日常經濟生活對同時生活著的人們來說也是重要的。 (5) 2．但是，如果各自的日常經濟生活都是當時總的歷史存在的一個片段，那就必須把它的聯繫問題也當作這樣的問題，即當作歷史的 問題來理解。必須在當時的歷史情況的範圍內來理解經濟活動：在斯巴達國家的範圍內理解斯巴達人，從17世紀出發理解17世紀的英國人以及由今天的時代出發理解今天的經濟活動。 剛才我們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第一塊地上種菸草，在第二塊地上種小麥，而在第三塊地上則種甜菜。如果1941年在德國提出這個問題，那麼，由於農業的秩序已經完全改變了，這個問題當時就是一個與1925年或1913年時不一樣的問題，或者也是一個與在今日的俄國中不同的問題，又是一個與在今日的英國中或在合眾國中不同的問題。而在那裡，在合眾國，在1939年公布了新的農業立法之後，這個問題也是一個與1937年時不同的問題；1937年還沒有實行新式的對各個農場主種植面積的分配。收入形成問題也並不處於什麼別的狀況。我們這樣問過：這個工長的收入怎麼會總計400馬克？而他為什麼又能由此行使一定的購買力？在有其特殊的工資和貨幣政策的1939年的德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完全不同於1929年或1870年時的德國，或者完全不同於對一位英國的、一位美國的或一位法國的工長的相應的問題。工資是否由國家確定，是否存在著工會，是否存在著僱主聯合會，工會或者僱主聯合會行使哪個權力，總是對回答這個問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人類歷史的長時期中，勞動者的收入形成是由奴隸或農奴關係決定的。那就又存在著別種的事實情況。生產的時間結構也取決於當下的歷史環境。1939年儲蓄的1000馬克所發生的作用就與1890年或1840年儲蓄的完全不同，那時貨幣和銀行業的秩序很不同於當前的秩序。如果我們觀察較長的時期或其他文化圈——那通過為自己買一個奴隸而儲蓄的羅馬人，那埋藏黃金的19世紀的埃及農民，或者那為自己購置金首飾以進行儲蓄的印度人——就會顯露出更大的對立。最後，就是對應用的技術的選擇和對位置的選擇也受歷史制約。在今日的大部分國家中，國家—中央當局使軍事政策觀點發揮作用。這些觀點在選擇工業位置上是決定性的。40年前，在那些由自己出發作出位置選擇決策的各個企業家們的計劃中，這些考慮不起或幾乎不起什麼作用。就連位置選擇的形式也隨著歷史的整體而改變了。 人們可能會隨心所欲地歪曲或翻轉這第一個主要問題——具體的事實情況卻總是逼得人把它作為歷史問題提出來。與此相適應地，必須也像歷史學家們過去探討別的歷史問題那樣，通過觀察各次的總的歷史狀況來探討它。因此，不是脫離歷史的環境，而是作為整個歷史的存在和形成的部分過程。 Ⅱ．作為一般的理論問題的問題 1．經濟實際迫使科學把第一個主要問題總是作為歷史問題提出來，但是同時也強迫它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每個人在經濟上的存在都依賴於很多很多、常常是多得無法估計的其他人的行動，反之每個人也通過其行動影響著特別大的數量的人在經濟上的生存。對此我們已經詳盡地談過了。認識經濟實際就是認識這個經濟上的整體和它的總聯繫。今天，一個 德國人在經濟上的存在僅僅是所有 德國人的經濟活動和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的總聯繫中的一部分。 但是，對今天的實際的直接觀察不可能從其聯繫中認識這個總體 。不論人們從哪個方面碰上那第一個主要問題，簡單地觀察歷史上具體的事實情況總是沒有用的。 剛才我們問過，為什麼一位工長每月掙400馬克，為什麼他能夠用這筆錢購買一定量的物品，並且看到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1939年的德國必定不同於在1925年的德國，而且又多種多樣地不同於在其他的社會和經濟秩序下；因此，必須在各自的總的歷史環境中把這個問題作為歷史的問題來理解。但是，一旦試圖僅僅 通過觀察具體的、歷史的經濟（例如1939年或1925年的德國經濟）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會失敗。甚至於如果不研究貨幣工資如何形成，那我們就不能根據觀察來說明，為什麼1939年或1925年買到的成打的商品的價格有一個一定的水平，從而，為什麼一定的物品之流流向那位工長。我們雖然可以通過觀察確認，他必須為麵包、肉和所有其他商品支付一定的價格，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麼。而如果我們比如說只是想追溯唯一的一個具體的煤炭價格的形成並根據直接的觀察回答問題，那時我們就會陷入迷宮。顯示出來的是，這個價格與原材料的價格、工資和運費以及多得無法估計的其他的價格有關聯。由此產生了成打的新問題，而我們則立即處於這樣的一個經濟關係網當中，以至於失去了任何概括的了解。——或者 ：一筆10000德國馬克的抵押去年給我帶來了500德國馬克的利息，而我則可以用這500德國馬克購買一定量的物品，這又如何解釋？那年復一年不斷流向作為利息受領者的我的物品之類由何處而來？它的大小由什麼決定？如果我們依靠直接觀察，那麼它就會把我們引向我的債務人——一位農夫，並可能從那裡引向他的顧客們和供貨者們。在那裡我們迷失在事實的迷亂之中並且不得不放棄回答。——或者 ：採用這種新的紡紗機如何影響工人們的狀況？人們雖然可以通過觀察確認，在工廠A、B、C等等中採用它導致了解僱一定數量的紡織工人並使棉紗生產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一旦我們提出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被解僱的工人們又得到了雇用，它是否與採用新紡紗機有關，或者是不是由於另外的一種能力（例如一次好收成）的作用，那麼直接的觀察就又會失靈。就連這種新機器對所有消費者的物品供應、對機器工業以及對棉花生產者們的影響本身也無法這樣 得到認識。在任何實際的經濟中都同時有那麼許多能力在起作用，以至於不能簡單地認出一個 能力的作用。它的蹤跡遺失很快。最後，或者 從另一個方面看：在日常經驗中我們看到的是具體事實的並列。例如1931年在德國：失業上升，銀行放假，很多的價格下降，進口急劇減少，出口較輕微地減少，各種利率上升，通知解除外國人的數目眾多的信貸以及許多其他的事情。這些事實如何彼此相關聯？它們是偶然地一起出現的嗎？似乎不是。可是，那它們的聯繫又是怎樣的呢？簡單地觀察事實，例如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的事實，並不能回答這個決定性的問題；而只有通過解答這個問題，才會看清當時的經濟過程。 結論是：不能以與認識其他歷史上的事實情況相同的方式認識 實際的經濟過程，就像例如1939年或1870年它在英國或德國或任何別的時候以及任何別的地方已經或者正在運行的那樣。歷史學家了解式的觀察可以理解政治家的活動、戰爭、外交談判和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他一起經歷了這些事件本身，或者聽到了目擊者們所發表的意見，或者讀了原始資料並能夠由此獲得那些過程和關聯的形象。然而用這種方式卻不能認識經濟實際，即使涉及的是國民經濟學家自己一起經歷的實際。這樣，通常的歷史學方法面對著國民經濟學的這個主要問題就必定會失靈。正如國民經濟學的、並且特別是所謂的歷史學派的歷史所清楚地表明了的，這種方法事實上也已經 失靈了。 2．面對這種實際情況只有一條 出路：我們必須嘗試把複雜的事實真相分解成不同的組成部分，也就是分析。這樣我們或許能給我們建立起思想上的模型，並且嘗試在這樣一些模型的範圍內，通過變動一種 能力來發現那些我們所尋找但是直接的觀察沒有顯示給我們的關聯。我們可以藉助於一個交換經濟的思想上的模型來研究比方說在採用一種新機器時所出現的全部變動，並且是在其他一切不變的假設之下。或者我們可以在一個這樣的模型中追蹤搜索，利息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以及需求的變動如何發生作用。這樣或許就能發覺「資料」，它們普遍地 決定著生產控制、分配、生產的時間結構、技術的應用和經濟過程在空間上的分布。我們不知道能否真的實行這一切。以後我們必須對此作出判斷。 這裡只能確認一個東西：因為歷史的觀察沒有直接抓住經濟實際及其聯繫，為了認識它們就必須充分動員思維的力量，這隻有通過一般地 提出問題才能做到。通過人們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第一個主要問題，它就被引向理論的分析，而這樣或許就會成功地得出對必然的條件關聯的普遍適用的陳述，也就是理論原理，它們為認識具體的關聯做了準備。因此，理論分析不過就是充分地使用思維。但是，就是前科學的人也知道，思維使人能夠發現事物的關聯。這種人為了這個目的而不斷地、但是沒有系統地使用思維。正如洛采所表明的，人通過科學的—理論的思維而獲得了「把已知的共存變為屬於同一整體」的能力。他由此而具有達到普遍適用的判斷的能力，這些判斷是真的並勝過日常的空話。因此，必須嘗試把第一個主要問題作為一般的理論問題提出來。 而且這從一開始 就是必要的。理論問題的提出不是處於科學的終點，而我們必須探求的理論原理也不會表達「經驗的精髓」。現在就應該堅決地警告：提防這種廣泛傳播的誤解。真正理論的提問和思維的真實源泉是完全不同的：我們處於必須就其關聯來認清實際的壓力之下。但是，如果我們不是一般地提出問題並這樣將其導向理論的研究，我們就沒有指望達到目的。不是教條主義，也不是喜愛玄思，而僅僅是取得科學的經驗的追求，才導向一般地—理論地提出問題。如果在這個領域中還確實可以有「科學的經驗」，而不僅僅是完全另一種樣子的不充分的「日常經驗」，那就只有在證明一般地—理論地探討問題是可行的時候才會是這樣。但是我們因此就立刻碰上了重大的二律背反。 (6) Ⅲ．重大的二律背反 向經濟實際突進是必須 對國民經濟學提出的主要要求。但是現在，儘管有一切根據和必要性，究竟能否 滿足這個要求還是成了問題。國民經濟學家有理由把日常經濟上的事情視為當時歷史的—個別的狀況的一部分；如果他不想脫離實際，他就必須這樣做。但是，他也有理由把日常經濟上的事情看作一個一般的理論問題——如果他不想放走處於其關聯中的實際，他也必須這樣做。但是，他如何才能把二者結合起來？如果他只 做一個或只 做另一個，那他就會脫離實際。 例如，如果他通過發問，為什麼今天英國的土地和勞動者以一定方式分配於各種用途之中，從而純粹歷史地提出了生產控制問題，並且試圖根據直接的觀察解答這個問題，那麼他就會找到極多的個別事實，但是卻沒有發現關聯。他沒能從思想上深入實際。他看到的是個別事物的混亂——個別的廠家、個別的土地、個別的決定。因此他沒看到真正的實際，真正的實際是相互交融的。或者他一般地—理論地提出生產控制問題，但是這樣他就把問題從歷史環境中割裂出來。這時他想到的不再是今日的英國或德國或某些耕地，而是思想上的模型。他可能發現了抽象的關聯，但是實際又以另外的方式脫離了他。因為他不再看得到歷史的—具體的形式和個別的事實的多樣性。在這裡，國民經濟學的科學面對著它的重大的「二律背反」；不克服它，就認識不了經濟過程。 最近幾十年的重要的和迅速的政治變革已經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經濟生活的歷史的個別的性質。各個國家改變其制度、市場秩序、勞動秩序、幣制等等的速度已經特別地加快了。日常經濟生活的變化也因此接踵而來。但是，在這樣一個迅速變化著的世界上，似乎一切一般的問題提法和一切理論工作都變得沒有意義了。鑒於經濟上的事情的無法估計的變化，今日的一位理論家認為：「經濟理論末日已經到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就意味著：放棄對經濟過程的科學認識。因為不理論地—一般地提出問題，就會像不歷史地—個別地提出問題並進行探討一樣，很少有對這個問題的科學的經驗。 根據一種非常簡潔的說法，物理—化學的自然具有一種「不變的總風格 」。化學反應的相同式樣或者物體的相同式樣的運動或者植物的相同式樣的生長，使從理論上提出有關普遍適用的物理的和化學的以及生物的規律的問題成為可能。在經濟的世界中並不存在像自然界所具有的那 種「不變的總風格」。經濟的世界缺乏自然過程的那種顯而易見的同樣性。它顯示出巨大的多種多樣性和歷史的多形式性。在1300年或1800年或1946年前後的德國、200年前的義大利、1500年前後的南美或者還有5000年前的埃及，雖然物理和化學的反應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但是每次都不以同樣的形式搞經濟。那兒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一個 自然秩序，但是卻有著不斷變化的、不可估計地多種多樣的經濟秩序。經濟似乎 具有一個「變動的總風格」。它似乎缺少任何同樣性。但是，應該怎樣在這種情況下以理論的形式提出確實為認清實際所必要的這個主要問題？ (7) 在國民經濟學中極為經常地響起這種呼聲：向著事實，為了事務，反對詞句的統治！對。但是要求還不夠，主要的事是實行它。否則要求就仍然是一個詞。但是，如果要實現它，人們就會立即碰上重大的二律背反，不克服它就必定把握不了經濟實際。因此，對事務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必須朝向這個問題的解決。並不更稀罕地響起這一呼聲：歷史學家和理論家必須在國民經濟學中合作。據說沒有什麼比二者之間的爭吵更有害的了。又是正確的。在這種要求中可能表達了存在著重大的二律背反的感覺，也可能包含著克服它的願望。但是就連這個也遠遠不夠。相反地，有必要清楚地、在其整個範圍內認清任務的重大，而更必要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它。理論的和歷史的研究之間表面的妥協或者對它們的合作的純方法論的反思是沒有用處的。這個二律背反包含了對立，必須從其全部尖銳性上懂得這種對立：問題的歷史性質要求觀察 、直覺 、綜合 、理解 、設想自己處於個別的生活之中 ；而一般的—理論的性質則要求理性的思維 、分析 、用思想上的模型來工作 。這裡是生活——那裡是理性。如何才會使生動的觀察和理論的思維二者實際上共同起作用？怎樣才能在其全部歷史的—個別的多樣性和它不斷的變化當中把握問題並且仍然通過上升而把它引向理論研究的一般性？ *　　*　　* 所有這一切說明了國民經濟學的第一個、而不是唯一的主要問題的特性。這個問題日復一日地阻礙著人們，但是卻不能用日常的經驗來解決。然而，如果科學試圖掙脫混亂的日常經驗，那麼一種獨特的命運就會突然落到它的頭上。每一個人都有權要求科學解決這個問題。儘管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如此迫切，科學卻在理解問題時就已經陷入了最大的困難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二律背反最近幾十年已經比過去還要強烈地起了作用。總的歷史發展不僅帶來了制度的更快變化，並且因此而使問題的歷史的—變化的性質更強烈地顯現出來，而且它也導致了社會經濟的結構變得越來越複雜，以至於理論分析的不可缺少性越來越強地引起了注意。 國民經濟學家就像一位漫遊者，他動身去旅行，並指望在旅行中大大地開闊他的眼界；但是，在頭幾步之後他就陷進了一個似乎是不可制服的灌木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