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概論 · 三四 柳翼謀《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
近日學者喜談諸子之學，家喻戶習，寖成風氣。然探研諸子之原書，綜貫史志，洞悉其源流者，實不多覯。大抵誦說章炳麟、梁啓超、胡適諸氏之書，展轉稗販以飾口耳。諸氏之說子家學派，率好抨擊以申其說，雖所詣各有深淺，而偏宕之詞，恆謬盭於事實。後生小子，習而不察，沿訛襲謬，其害匪細，故略論之以救其失。
講求學術，必先虛心讀書，實事求是，不可挾一偏之見，舞文飾說，強古人以就我。此即諸氏所稱客觀之法也。
章炳麟《諸子學略說》：記事之書，惟有客觀之學。黨同妒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種種流弊，故漢學的方法，只是用古訓古音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
然諸氏好稱客觀，而其論學則多偏於主觀，逞其臆見，削足適履，往往創為莫須有之談，故入人罪。如：
章炳麟《諸子學略說》：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征藏故書，悉為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為本師，而懼老子發其覆也，於是說老子曰：「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遍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於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藉令其書早出，則老子必不免於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猶以爭名致戮，而況老子之凌駕其上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周室王官視諸子之學術，如天地之懸絕。諸子之學，不但決不能出於王官，果使能與王官並世，亦定不為所容，而必為所焚燒坑殺耳。此如歐洲教會操中古教育之權，及文藝復興之後，私家學術隆起，而教會以其不利於己，乃出其全力以阻抑之。哲人如卜魯諾乃遭焚殺之慘。其時科學哲學之書，多遭焚毀。笛卡兒至自毀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論》。使教會當時得行其志，則歐洲今世之學術文化，尚有興起之望耶？是故教會之失敗，歐洲學術之大幸也。王官之廢絕，保氏之失守，先秦學術之大幸也。
章之論孔老，則似近世武人政黨爭權暗殺之風。胡之論王官，直同歐洲中世教會黑暗殘酷之狀。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章所據之論證，一為《莊子·天運》篇之文，其下文曰：「『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郭象注曰：「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翻六經以說則疏也。」而章氏出以臆解。《諸子學論略》自注見《莊子·天運》篇。意謂已述六經學皆出於老子。吾書成，子名將奪，無可如何也。不知烏鵲、孺魚、傅沫等語，何以即有奪老子之名且含逢蒙殺羿之事之意。莊以名其任化，章乃目為背師，是直不知老孔為何等人物，故以無稽之談誣之也。一為《論衡·講瑞》篇。夫孔子殺少正卯之事，前人疑之者多矣。
梁玉[1]繩《史記志疑》歷引明陸瑞家、清王澍、尤侗、閻若璩等之說以辨其非實事。陸氏之說尤精，其略曰：
昔季康子問政，孔子曰：「為政，焉用殺！」豈有己為政未滿旬日，而即誅一大夫耶？卯既為聞人，亦非不可教誨者，何至絕其遷善之路，而使之身首異處耶？魯季氏三家，陽貨，奸雄之尤者。司寇正刑明辟，當自尤者始。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思，不其有辭於孔氏哉？不告而誅，不啻專殺大夫矣，聖人為之乎？凡此皆涉於無理，故不可信。朱元晦嘗疑此以為不載於《論語》，不道於《孟子》，雖以左氏《內外傳》之誣且謗，而猶不言，獨荀況言之。愚謂況，忍人也，故以此為倡。當是時，吾見三桓之弱魯矣，未聞卯之奪君也。此其刑政緩急之間，一庸吏能辨之，況吾夫子哉？
何得以此為孔老相猜之證？章氏以此誣孔子，胡氏更為之推波助瀾。
《中國哲學史大綱》：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有人問他：「為甚麼把少正卯殺了？」孔子數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二其談說足以飾邪熒眾。三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中國古代的守舊派，如孔子之流，對於這種邪說，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殺少正卯。
按胡以少正卯、鄧析並舉，而於殺鄧析之子產，獨疑其不確（《中國哲學史大綱》：《左傳》魯定公九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那時子產已死了二十一年，《呂氏春秋》和《列子》都說鄧析是子產殺的，這話恐怕不確。），何以於孔子殺少正卯即認為確？《左傳》詳載孔子會齊墮都之事，未嘗記殺少正卯之事。故《荀子》、《尹文子》稱孔子誅少正卯，與《列子》、《呂覽》之稱子產殺鄧析同一不確。詒謂鄧析尚有其人，故傳載之，少正卯則並無其人。不然，卯之徒黨既多，何以不流傳其學說？藉令孔子有殺少正卯之事，亦不得以此推之於老子。至於焚燒坑殺，則桀、紂、白起、項羽之所為，何以斷定古之王官皆是桀、紂、起、羽？《王制》有「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之語，未嘗有執左道以亂政者焚坑之律也。歐洲教會焚殺哲人，與古王官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王官行事，何以必同於教會？假使如此論史，則世有嫪毐，便可斷定古人無不姦淫。世有盜跖，亦可設古人無非盜跖。恐雖宋儒，亦無此等主觀的見解也。
章氏好詆孔子而篤信漢儒，故論諸子源流猶守《七略》之說。胡氏之好詆孔子與章同，而於諸子出於王官之說獨深非之。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此說關於諸子學說之根據，不可以不辨也。又近人說諸子出於王官者，惟太炎先生為最詳，然其言亦頗破碎不完。如引《藝文志》之說，而以為「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此如惠施所云「以彈說彈」，不成論證也。
其作《哲學史大綱》，即本此主張。從春秋時代開端，而其前則略而不論。按胡氏所據以駁劉歆、班固者凡四書：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第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皆無此說也。甲，《莊子·天下》篇。乙，《荀子·非十二子》篇。丙，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丁，《淮南子·要略》。古之論諸子學說者，莫備於此四書，而此四書皆無出於王官之說。
而其文唯引《淮南·要略》。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淮南·要略》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子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焉。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為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說最近理。即此一說，已足摧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
不知何以不引《莊子·天下》篇。學者但取《天下》篇一讀，則胡氏之說之謬立見。
《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說而說之。
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曰「某某聞其風而說之」，是諸子之學，各有原本，初非僅以憂世之亂，應時而生也。胡氏論哲學史料，再三稱引《莊子·天下》篇：
《中國哲學史大綱》：《莊子·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派別，為他書所無。有許多學派的原著已失，全靠這種副料裡面論及這種散佚的學派，藉此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大旨。如《莊子·天下》篇所論宋鈃、彭蒙、田駢、慎到、惠施[2]、公孫龍、桓團及其他辯者的學說，都是此例。
是此書此篇之可信，非胡氏所斥諸偽書可比，何以獨忘卻「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一語？豈此篇之中，獨論墨家派別及辯者學說為真者，而其餘皆儒家偽撰乎？然即此論墨家派別為他書所無一語，已自承「古之道術有在是者」。而其痛詆王官時，則未計及其言之矛盾也。
胡氏論學之大病，在誣古而武斷，一心以為儒家托古改制，舉古書一概抹殺。故於《書》則斥為沒有信史的價值：
《哲學史大綱》：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的價值。
於《易》則不言其來源：
《哲學史大綱》但稱孔子晚年最喜《周易》，而那時的《周易》，不過是六十四條卦辭和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不言《周易》之來歷。
於《禮》則專指為儒家所作：
《哲學史大綱》：儒家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種種喪葬祭祀的儀節出來。儒家的喪禮，有種種怪現狀，種種極瑣細的儀文。儒家說堯死時三載如喪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說「三年之喪，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慣技，不足憑信。
獨信《詩經》為信史：
《哲學史大綱》：古代的書只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
而於《詩經》之文，又只取變風變雅以形容當時之黑暗腐敗，於《風》、《雅》、《頌》所言不黑暗不腐敗者一概不述。
《哲學史大綱》：那時的政治除了幾國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敗的。
蓋合於胡氏之理想者，言之津津；不合於其理想者，不痛詆之，則諱言之。此其著書立說之方法也。依此方法，故可斷定曰：
古無學術。古無學術，故王官無學術。王官無學術，故諸子之學，決不出於王官。
胡氏謂：「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而儒家之書，十九不可信。」故據儒家之書以駁之，決不足以服胡氏之心。道、墨二家，則胡氏所心折者也。胡氏疑古，而道、墨二家則皆信古。墨子之書動輒稱引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胡氏亦許為溫故知新，彰往察來。
《哲學史大綱》：墨子說：「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這並不是復古守舊，這是溫古而知新，彰往而察來。
是古代有所謂聖王，非儒家所偽造也。先知古代有所謂聖王，然後知王官之學所從出。王官之學所從出，亦出於《天下》篇。
《天下》篇：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百官以此相齒。古之人其備乎？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為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曰「百官以此相齒」，曰「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是古代之官有學術之明證也。立此義為前提，而胡氏之說，在在皆失其根據矣。
諸子之學，發源甚遠，非專出於周代之官。章氏專以周代之官釋之：
《諸子學略說》：《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
胡氏亦據《周官》以相訾謷：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古代之王官，定無學術可言，《周禮》偽書，本不足據。即以《周禮》所言「十有二教」及「鄉三物」觀之，皆不足以言學術。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則成周小吏之聖知，定遠過於孔丘、墨翟。此所謂素王作《春秋》，為漢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異耶？
按《七略》原文，正未專指周官。如羲和、理官、農稷之官之類，皆虞夏之官。但據《周禮》，尚不足以證其發源之遠。而《周官》之偽撰與否，更不足論矣。羲和治歷，故有陰陽之學。理官典刑，故有法律之學。農稷治田，故有農家之學。此皆事義之最明者。胡氏不此之思，但以墨子一家為例，其說已偏而不全。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墨者之學，儀態萬方，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凡此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於王官。舉此一家，可例其他。
而墨家之出於王官，出於清廟之守，適有確證。
《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史角掌郊廟之禮，為周代王室之官。墨子學於史角之後，故曰「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而胡氏猥謂其非清廟之官，何不檢乃爾耶？
胡氏本文但引章氏之說而駁之，其文曰：
太炎又云：「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史佚之書，今無所考。其名但見《藝文志》。其書之在墨家，亦猶《晏子》之在儒家，與《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學於史角為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則孔子所師事者尤眾矣。況史佚、史角既非清廟之官，則《藝文志》「墨家出於清廟」之說，亦不能成立。
〔附註〕 史佚亦作逸，亦稱尹佚，其事亦見於《尚書·洛誥》（逸祝冊，作冊逸誥），見於《周書·克殷》（尹逸曰云雲，史佚遷九鼎三巫），見於《史記·周本紀》（尹佚曰云雲，史佚展九鼎保玉），其名言見於《左傳》（僖十五年，史佚有言曰云雲），見於《國語》（《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云雲）。其官既掌祭祀神祇，其學亦為世所誦述，何得謂無所考。又古代祝史之官，其職甚尊。《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周之史佚、史角，始以天官世守清廟，傳其家學以開墨家。而胡氏猥謂墨者之學，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守清廟者何以見為小官？即為小官，何以不能產生碩學？豈哲學家必為大官耶？
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論其遠源，實唐、虞之司徒。司徒之掌教，自唐、虞至周皆然，不獨周有十二教鄉三物也。惟胡氏以《尚書》為沒有信史的價值，則契為司徒，敷五教及孟子所稱「教以人倫」者，胡氏必皆目為儒家讆言，不可依據。請就墨子之書征之。墨子之書，常稱古之三公：
《墨子·尚賢下》：湯得伊尹而舉之，立為三公。武丁得傅說而舉之，立為三公。
又《尚同上》：擇天下之賢者置立之以為三公。
又《天志下》：諸侯不得須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
古之三公，即司徒、司馬、司空也。三公既多賢者，何能斷定其無學術？然僅曰賢良，或但就行誼立論，不足為其人有學術之證。則更就墨子征之。
《墨子·尚同中》：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選擇天下贊選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
曰「聖知」，曰「辯慧」，皆學術之美稱，非僅行誼之諡號也。古無哲學家之名，所謂「聖知」，即哲學家也。古者（墨子所謂選擇云云，皆承其上古者而言）天子三公，多有聖知辯慧之人，豈惟可以產生儒家，舉凡名法之學，無不開其先河。後世學者，各得其一官之所傳。而司徒掌教，唯儒家紹其統系，此《漢志》所以謂其道最高也。
班《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胡氏若謂古之司徒定無學術，必須證明古之三公絕無聖知辯慧之人，或證明《墨子》諸篇所言古之三公皆儒家所羼入，不然，則古代王官之有學術，非儒家一家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胡氏屬文，強詞奪理，任舉一義，皆有罅漏。如駁斥儒家出於司徒，謂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所能夢見，不知司徒之官何以不能夢見六籍？《詩》、《書》之類經孔子刪訂，豈孔子以前無《詩》、《書》乎？墨家時時稱舉《詩》、《書》，多有與今日所傳之《詩》、《書》相同者，如《兼愛下》引《周詩》，《明鬼上》引《甘誓》之類。
《莊子·天下》篇盛稱六藝，謂其「散於天下，設於中國百家，時或稱道」。此豈儒家私有之物耶？胡氏欲抹殺春秋以前聖知辯慧之天子三公，故以六籍歸納於儒家，以便肆意詆毀。然道、墨二家之書具在，不能惡其害己而盡去之。即令天下不讀儒家之書，亦不能使人無疑於其說也。
胡氏論學，亦知尋求因果。
《中國哲學史大綱》：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如果能仔細研究，定可尋出那種學說有許多前因、許多後果。
而其講諸子之學，則只知春秋時代之時勢為產生先秦諸家學派之原因，不知有其他之原因。若合《莊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劉歆《七略》觀之，則諸子之學出於古代聖哲者為正因，而激發於當日之時勢者為副因。舉副因而棄正因，豈可謂仔細研究乎？《天下》篇無論矣。即《淮南子·要略》，亦非專主救世之弊一端也。其述儒者之學，則曰：「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其述墨子之學，則曰：「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述管子之書，則曰：「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夫夏及文、武、成、康、周公，皆諸子之學之前因也。胡氏削去此等文句，但曰：「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是胡氏於《淮南子》之言，亦未仔細研究也。按胡氏之病原，實由於不肯歸美於古代帝王官吏，一若稱述其事，即等於歌功頌德的官書。
《中國哲學史大綱》：我以為《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書，或是古代歌功頌德的官書。
不知客觀之法，在得其真。偽者不容妄為傅會，真者亦豈可任意削減。吾國唐虞三代，自有一種昌明盛大治教並興之真象，故儒家言之，墨家言之，即好為謬悠之說、荒唐之言之莊周，亦反覆言之。若削去此等事實，則後來事實都無來歷，而春秋戰國時代諸子之學說，轉似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且其對於前此之事跡，又須詭辭曲說，盡翻成案，不但異己者不容盡泯，即其所主張崇奉之書，亦須抑揚斡旋以就其說，是亦不可以已乎？
胡氏謂學術皆出於憂世之亂，應時而生，實陰竊孔子論《易》之說。
《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
然竊其言而不肯明舉其言，故論史而失其先後本末之序。使胡氏從孔子之言，以《易》為哲學史之開宗，次及周公之製作，則諸子之出於王官，自然一貫，無所用其強辯。而憂世之亂，應時而生之說，更可因此而證明。蓋中國曆年悠久，事變孔多，豈獨幽、厲以降天下始亂。諸子起於周末，文、周生於殷季，其為夏氏均也。論哲學而斷自春秋，豈春秋戰國之時勢可以產生哲學思想，而殷商末造之大亂不能產生哲學思想乎？且由殷周而推至唐虞，推至伏羲、神農均無不通。世亂非一次，故憂世者非僅一時代人，而學術思想之孳乳淵源，乃益厘然可見。胡氏崇奉《淮南子·要略》者也，使其仔細研究《淮南子·要略》，則知其法正與吾言相同。
《淮南子·要略》：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捃逐萬物之祖也（此可見《淮南》論道以《易》為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周公斷文王之業，持天下之政（此可見《淮南》論諸子本於文王、周公）。
惜乎其不知而妄作也！
諸子之學之發源，既當從《七略》之說，而諸子之學之失傳，亦不可以不考。今之講諸子之學者，不但不知其源，復不知其流，動以諸子之學之失傳，歸罪於董仲舒請漢武帝罷黜百家。其說蓋倡於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隨等著東洋歷史多言之）。
梁氏撰《新民叢報》時，拾其說而張大之：
梁啓超《論中國古代思潮》《儒學統一章》曰：儒學統一雲者，他學銷沉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
胡氏《哲學史》亦言之：
《中國哲學史大綱》：漢興以後，儒家當道，則漢武帝初年竟罷黜百家，獨尊孔氏。儒家這樣盛行，墨家自然沒有興盛的希望了！
夫吾人今日得見周秦諸子之書，能知春秋戰國時代之學術思想者，繄何人之力？漢武帝之力也。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漢武時，諸子之書，正由銷沉而復行發見之時，何得謂儒學統一即他學銷沉？考漢《董仲舒列傳》，稱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未明言其何年。
《董仲舒列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通鑑》載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齊召南謂當在建元五年。要之仲舒對策，在漢武帝初年，無疑也。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死，司馬談以元封[3]元年死，其時皆在仲舒請黜百家之後，而淮南述《太公陰謀》、儒、墨、管、晏縱橫修短、刑名之書、商鞅之法，太史公《論六家要指》，皆講求諸子之學者也。武帝罷黜百家之後，諸子之源流轉明，是得謂之銷沉乎？司馬遷死於昭帝時。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為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時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其作《孟子荀卿列傳》，述戰國諸子，有孟子、騶子、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荀卿、劇子、公孫龍、李悝、尸子、長盧、吁子等人，且雲「世多有其書」。
《孟子荀卿列傳》：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
諸子書世既多有，更不得謂之銷沉矣。成帝、哀帝均重學術，向、歆父子校理秘文，於是諸子之淵源益明。
《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至東漢時，班固述之為《藝文志》。其時所存之子書，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此皆漢人講求保存之力也。若儒學統一，屏黜百家，則公孫龍、墨翟之學說何以巍然與儒家並存乎？
梁、胡二氏學術不同，要皆抱一反對儒家之見，以為漢崇儒術，即不容他家置喙，不知漢人講求諸子之學，初無軒輊之念，故其於諸家之短長，皆平心靜氣以論之。如：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陰陽之術大祥，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子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法家嚴而少恩。
班《志》論九流之失，於儒家則曰：
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
於道家則曰：
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於陰陽家則曰：
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於法家則曰：
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義，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於名家則曰：
及譥者為之，則苟鉤析治而已。
於墨家則曰：
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借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於縱橫家則曰：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於雜家則曰：
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於農家則曰：
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是漢人初未特尊儒家，以為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也。梁氏徒執董仲舒「請黜百家」一語，遂以意測之，造為專制之議論。
《中國古代思潮》篇：秦漢之交，為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之施之者，歸結於君權，於帝王馭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不知自西漢至東漢，陰陽、名、法諸家，皆與儒家並立，何嘗統於一尊？仲舒請罷黜百家，未見漢武有何明文，禁人習此諸家之學說也。至謂「儒家歸結於君權，於帝王馭民最為適合」，則墨家尚同一義，何以不適合於君權？且漢之好儒，獨元帝耳。宣帝論漢之家法，雜用霸道，何嘗純任儒教？
《漢書·元帝紀》：帝柔仁好儒，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妄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董仲舒請罷黜百家之後，漢之諸帝且不任儒，乃謂秦漢之交即為儒學統一時代，何其武斷一至於此！然今日信梁氏之說者，實繁有徒。稍涉古書之藩，即縱筆而譏儒教如胡氏者，亦中梁氏之毒者也！
諸子之學，至何時中絕，此為治學術史者所不可不問者也。此事亦至易明，惟今日為梁、胡諸氏之讕言所晦，故論者不訟儒家則嗤漢武，而為吾國學術之大憝者，反為人所不知。講學之士，第取《漢》、《隋》二志相較，便知子學淪於何時。
《漢書》九流之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甚鮮，今為約舉於下：
儒家亡二十四家，存七家。（此指漢以前之書，余並同。）
道家亡二十五家，存六家。（《管子》入法家。）
陰陽一家不存。
法家亡四家，存三家。
名家亡五家，存二家。
墨家亡三家，存三家。
縱橫一家不存。
雜家亡五家，存三家。
農家亡一家，余並存。
其書之亡之原因，則《隋志》歷言之。
《隋書·經籍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惠懷之亂，京華盪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元帝克平侯景，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然則諸子之學之銷沉者，董卓、李傕、郭氾、石勒、王彌、劉曜諸人之罪，與漢武帝何涉，與董仲舒何涉！舍奸惡凶頑之盜賊不問，而痛責一無權無勇之儒生，此吾國人之所以不樂為儒而甘於從賊也！諸書之亡，自《隋志》外，尚有張湛《列子序》可證：
張湛《列子序》：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余《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後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兵燹之禍為學術之劫。書既不存，學說自然歇絕。湛所得之《列子》尚系亂後湊集，其不泯於兵燹，亦云幸矣！
胡氏研究墨學，嘗稱魯勝《墨辯注》。魯勝者，西晉初年之人也。
《晉書·魯勝傳》：少有才操。元康初，官建康令，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征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
當西晉初，猶有講求墨學者，安知其時不更有講求他家學術之人？徒以亂離散佚，故至隋而無傳。又《漢志》墨家有《田休子》，梁時猶有其書，至隋而亡。
《隋書·經籍志》墨家註：梁有《田休子》一卷，亡。
《隋志》墨家猶有三書，至《宋史·藝文志》僅存《墨子》一種，余均不著錄，則又唐末之亂亡之也。假令某一時代諸家之書具存，有專制之帝王與兇惡之儒生一舉而盡焚之，則此帝王與儒生誠無所逃其罪。今其學術之微，書籍之亡，綿世歷年，確因兵亂而遞衰遞減，而諸人束書不觀，但執己見，坐儒家以萬惡之名，不知是何心肝也！
焚書坑儒，只有秦始皇。其事見於《史記》。而劉海峰辨之，謂「六經亡於項羽、蕭何，非始皇之過」（見《海峰文集·焚書辨》）。是中國古學之銷沉惟一之原因，只有無賴之徒作亂縱火，余皆無滅絕學術之事。即此一端，亦可見吾國文化勝於歐人。歐洲有焚殺哲人卜魯諾之事，中國無之也。
綜上所論，而吾國古代學術之源流乃可得言。其學之興也漸，其學之衰也亦漸，故可分為五期：
第一期 伏羲以來，為萌芽時代。
第二期 唐虞及三代盛時，為官守時代。
第三期 春秋至戰國，為私家學術盛興時代。
第四期 兩漢，為古學流派昌明時代。
第五期 漢末至唐末，為古學迭因兵亂銷沉時代。
時期既明，更須知吾國學術思想本來一貫，所謂儒、墨、道、法者，皆出於王官，皆出於六藝。特持論有所偏重，非根本不能相容。不當以歐人狹隘褊嫉之胸襟推測古代聖哲，更不當以末俗爭奪權利之思想誣衊古代聖哲。其為文化學術之蠹賊者，實為武夫亂賊，應確定其主名為今人之炯戒。諸氏為有心擁護文化，當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梁、胡二氏皆痛詆劉歆。
《中國古代思潮》篇：《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詒按此正可見六藝純貫諸家）。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濟十家？（詒案劉歆胸中並無儒家專制統一之念）？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詒按縱橫家之書久亡，不能斷定其有無），小說家不過文辭（詒按小說亦亡，不能妄斷），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可言（詒按《漢志》明雲「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是雜家自有其家法）？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者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詒按此正可見吾國古代以農立國，非以兵商醫立國）。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甚分明（詒按此可觀《孟子列傳》載騶衍之言，則知陰陽家與術數之別）。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藝文志》所分九流，乃漢儒陋說，未得諸家派別之實。
二氏所以知有諸家者，以歆之《七略》。因即據其分類以訾毀之，不知二氏所見九流十家之書，視歆孰多？果已盡見其所舉之書而一一衡其分際，因知歆之不當耶？抑僅就今日所存者略事涉獵，遂下此判斷耶？梁氏而分為二派，其說之謬殆莫之逾。
《中國古代思潮》篇：據群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制一《先秦學說大事表》。先秦學派，一北派，二南派。北派正宗：孔子、孟子、荀卿及其他儒徒。南派正宗：老子、莊子、列子、楊朱及其他老徒。
古代地勢之分南北，或以淮為界，或以江為界，未有同在大河之南淮水之北而可分為南北者也。孔、孟、老、莊所生之地，所居之境，皆無南北之分。
《史記·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索隱》：「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按楚苦縣，即今河南鹿邑縣，在亳縣之西。
又《莊子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索隱》：「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括地誌》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雲『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按蒙縣在今河南商丘縣之東北。
苦、蒙之去曲阜、鄒邑約四五百里。蒙在睢水之北，苦在沙水之北，其南去淮之道里幾與去曲阜、鄒邑相等，而距江水之遠無論矣。梁氏既稱自地理上、民族上觀察，不知曲阜、鄒邑至苦縣、蒙縣之間，以何等標準畫分南北。度其屬文之時，第以為老、莊皆楚人，故誤以楚為南方。不知《史記》「楚苦縣」三字是據老子之後之苦縣而言，當老子時，苦縣尚屬陳，不屬楚也。莊子《天運》篇雖有孔子南之沛之文，
《天[4]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然《天道》篇亦有西藏書見老聃之文。
《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
不過據自魯出行所指之方而言，不足據以為天下大勢及學派歧分之證。如以孔子南之沛，即為孔、老學派分南北之證，則孔子西之周見老聃，老聃且有西度函谷之事，何不分孔、老學派為東西耶？按孔、老南北之說，亦出於日本人。日本人讀中國書素無根柢，固不足責。梁氏自居學識高於劉歆者，何得出此不經之言耶？其論南北派別有一表繁稱博舉：
《中國古代思潮》篇：
北派崇實際 南派崇虛想
北派主力行 南派主無為
北派貴人事 南派貴出世
北派明政法 南派明哲理
北派重階級 南派重平等
北派重經驗 南派重創造
北派喜保守 南派主勉強
北派畏天 南派任天
北派言排外 南派言無我
北派貴自強 南派貴謙弱
要皆強為分配，故甚其說。孔子主中庸，故論南北方之強，皆所不取，獨主中道，何得硬派孔子為北派。至謂南派明哲理，則孔子之贊《易》非以明哲理乎？有清之季，海內人物，並無南北之分。自梁氏為此說，而近年南北人乃互分畛域，至南北對峙，迄今而其禍未熄，未始非梁氏報紙論說之影響也。
胡氏菲薄漢儒而服膺清儒。
《中國哲學史大綱》：校勘之學，從古以來，多有人研究。但總不如清朝王念孫、王引之、盧文弨、孫星衍、顧廣圻、俞樾、孫詒讓諸人的完密謹嚴。
夫清儒之有功於古籍，誠不可沒。然其所見古書之多，則去向、歆遠甚。舉親見原書之向、歆所言之學說而詆毀之，轉就僅見原書之十一之人，所為補苴掇拾，斤斤辯論於逸文隻字者而崇奉之，此猶一人身居衣肆，熟睹錦繡之衣，能評論其價值，一人第見殘破錦繡之片，縫紉補綴，而爭論其位置，謂此應為袂，彼應為領，試思此二人之見解，孰為可憑？清儒校勘古書，謂其愈於宋、元、明人則可，若謂為昌明古學，則猶遜於漢儒。
《中國哲學史大綱》：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為古學昌明的時代。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詁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才勉強可以讀得。
胡氏不稱漢儒昌明古學，動斥其陋，甚且謂為昏謬，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古無九流之目，《藝文志》強為之分別，其說多支離無據。如《晏子》豈可在儒家？《管子》豈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韓非子》又安可屬法家？至於《伊尹》、《太公》、《孔甲盤盂》種種偽書，皆一律收錄，其為昏謬，更不待言。（詒案此病與梁氏正同，皆是因劉歆之書方知其誤。若無劉歆，則公等從何知其謬？《漢志》於六國人所託者，皆明注之，非無別白古書真偽之識力也。）
而於王、俞諸公低首下心，頌揚唯恐不至。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其斯之謂乎？
吾為此論，非好與諸氏辯難。只以今之學者不肯潛心讀書，而又喜聞新說，根柢本自淺薄，一聞諸氏之言，便奉為枕中鴻寶，非儒謗古，大言不慚，則國學淪胥，實諸氏之過也。諸氏自有其所長，故亦當世之學者。第下筆不慎，習於詆訶。其書流布人間，幾使人人養成山膏之習，故不得不引繩披根以箴其失。至於所言之淺俚，故不值海內鴻博者一哂也。
註解：
[1] 玉，原作「王」。
[2] 惠施，原作「施惠」，誤。
[3] 封，原作「狩」，誤。
[4] 天，原作「大」，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