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概論 · 三三　胡適之《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此說關於諸子學說之根據，不可以不辨也。此說始見《漢書·藝文志》，蓋本於劉歆《七略》。其說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本十官，原文有「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之語，故但言九流。 此所說諸家所自出，皆屬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而後之學者，乃奉為師法，以為九流果皆出於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夫言諸家之學說，間有近於王官之所守，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此猶可說也。即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無所得師，亦猶可說也。至謂王官為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以法家為出於理官，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跡矣。今試論此說之謬，分四端言之： 第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皆無此說也。 （甲）《莊子·天下》篇 （乙）《荀子·非十二子》篇 （丙）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丁）《淮南子·要略》 古之論諸子學說者，莫備於此四書，而此四書皆無出於王官之說。《淮南·要略》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焉。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為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說最近理。即此一說，已足摧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 第二，九流無出於王官之理也。《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經設教，而論者遂謂儒家為出於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夢見。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謂教也，此其說已不能成立。其最謬者，莫如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夫以「墨」名家，其為創說，更何待言。墨者之學，儀態萬方，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無一語不謬。墨家貴儉，與茅屋采椽何關？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不更儉耶？又何不謂墨家為出於洪荒之世乎？養三老五更，尤不足以盡兼愛。墨家兼愛，本之其所謂「天志」，其意欲兼而愛人，兼而利人，與陋儒之養老異矣！選士大射，豈屬清廟之守？其說已為離本。至謂「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則更荒謬矣。墨家愛無差等，何得宗祀嚴父？其上同之說，謂一同天下之義，與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無關係也。墨家非命之說，要在使人知禍福由於自召，豐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若「順四時而行」，適成有命之說，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於王官。舉此一家，可例其他。如雲縱橫之術出於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縱橫自是縱橫，一是官守，一是政術，二者豈相淵源耶？《周禮》嘗有掌皮之官矣，豈可謂今日製革之術為出於此耶？ 第三，《藝文志》所分九流，乃漢儒陋說，未得諸家派別之實也。古無九流之目，《藝文志》強為之分別，其說多支離無據。如《晏子》豈可在儒家？《管子》豈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韓非》又安可屬法家？至於《伊尹》、《太公》、《孔甲盤盂[1]》種種偽書，皆一律收錄，其昏謬更不待言。其最謬者，莫如論名家。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其為學之方術，此方術即是其邏輯也。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孔子有正名之說，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辯》之書，即今《墨子》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篇，皆其「名學」也。古無有無「名學」之家，故名家不成為一家之言。此說吾於所著《先秦名學史》中詳論之，非數言所能盡也。惠施、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經，晉人如張湛、魯勝之徒，頗知此理。至於惠施主兼愛萬物，公孫龍主偃兵尤易見。皆其證也。其後學術散失，漢儒固陋，但知掇合諸家之倫理政治學說而不明諸家為學之方術，於是凡「苛察繳繞」司馬談語。之言，概謂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學術之方法淪亡矣。劉歆、班固承其謬說，列名家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後世所稱法家如韓非、管子，管仲本無書，今所傳《管子》乃偽書耳。皆自屬道家。任法、任術、任勢以為治，皆「道」也。其他如《呂覽》之類，皆雜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漢人所立「九流」之名之無征，則其九流出於王官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說亦不能成立。近人說諸子出於王官者，惟太炎先生為最詳，其說見《諸子學略說》，此篇今不列於《章氏叢書》。然其言亦頗破碎不完。如引《藝文志》之說而以為「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此如惠施所云「以彈說彈」，見《說苑》。不成論證也。其稱老聃為柱下史，為征藏史，以為道家固出於史官，然則孔丘嘗為乘田矣，嘗為委吏矣，豈可遂謂孔氏之學固出於此耶？又云：「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史佚之書，今無所考，其名但見《藝文志》。其書之在墨家，亦猶晏子之在儒家與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學於史角，為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則孔子所師事者尤眾矣。況史佚、史角既非清廟之官，則《藝文志》墨家出於清廟之說亦不能成立。又云：「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於王官。」然則太炎先生亦知其為無徵驗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學者，皆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宦寺也。適按此說似未必然。鄭注云：宦，仕也。《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學也，謂學仕官之事。其說似近是。所謂御者，謂為其仆御也。適按原作學，本可通。正藝謂學習六藝是也。即作御，亦是六藝之一。古者車戰之世，射御並重，孔子亦有「吾執御矣」之言，未必是僕役之賤職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官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耳。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諸子學略說》。又曰：「不仕則無所受書。」《訂孔上》。適按此言古代書冊司於官府，故教育之權，柄於王官，非仕無所受書，非吏無所得師，此或實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問題。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為即令此說而信，亦不足證諸子出於王官。蓋古代之王官，定無學術可言。《周禮》偽書，本不足據。無論如何，《周禮》決非周公時之制度。即以《周禮》所言「十有二教」及「鄉三物」觀之，皆不足以言學術。徒以古代為學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於官府。此如歐洲中世，教會柄世政，才秀之士多為祭司神甫，而書籍亦多聚於寺院，以故其時求學者皆以祭司為師。故謂教會為握歐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然豈可遂謂近世之學術皆出於教會耶？吾意我國古代或亦如此。當周室盛時，教育之權或盡操於王官。然其所謂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禮樂射御之末，其所謂「師儒」，亦如近世「訓導」、「教授」之類耳。其視諸子之學術，正如天地之懸絕。諸子之學，不但決不能出於王官，果使能與王官並世，亦定不為所容，而為所焚燒坑殺耳。此如歐洲教會嘗操中古教育之權，及文藝復興之後，私家學術隆起，而教會以其不利於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魯諾（Bruno）乃遭焚殺之慘。其時哲學、科學之書，多遭禁毀。笛卡兒至自毀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論》。使教會當時竟得行其志，則歐洲今世之學術文化，尚有興起之望耶？是故教會之失敗，歐洲學術之大幸也。王官之廢絕，保氏之失守，先秦學術之大幸也。而世之學者，乃更拘守劉歆之謬說，謂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亦大昧於學術隆替之跡已！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之論諸子學，其精闢遠過其《諸子學略說》矣，然終不廢九流出於王官之說。其說又散見他書，如《孝經用夏法說》、《訂孔上》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原學》。此亦無徵驗之言。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大足貽誤後學。夫義之未宣，便何要之能守？學術之興，由簡而繁，由易而賾。其簡其易，皆屬草創不完之際，非謂其要義已盡具於是也。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家既群起，乃交相為影響。雖明相攻擊，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薰化。是故孔子攻「報怨以德」之言，而其言無謂之治，則老聃之影響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義者，正也。必從上之正下，無從下之正上。」則同於「政者正也」之說矣。又言必稱堯、舜古聖王，則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說，而其言政無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愛，而盛稱禹、稷之行與不忍人之政，則亦莊生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論正名，實大受墨者之影響。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其間交互影響之跡，宛然可尋，而皆與王官無涉也。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別墨」，別墨之名始見莊子《天下》篇。其造詣遠過孔、墨之舊矣。有時一家之言，蔽於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間接之影響，乃更成新學之新基。如莊周之言天地萬物進化之理，本為絕世妙論，惜其「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語。遂淪為任天安命達觀之說。此說流毒中國最深，莊子書中如《大宗師》諸篇，皆極有弊。然荀卿、韓非受其進化論而救之以人治勝天之說，遂變出世主義而為救世主義，變乘化待盡之說而為戡天之論，變「法先王」之儒家而為「法後王」之儒家、法家。學術之發生興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於先秦諸子興廢沿革之跡，乃可以尋知諸家學說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後可與論其得失之理也。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則成周小吏之聖知，定遠過於孔丘、墨翟。此與謂素王作《春秋》為漢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異耶？ 註解： [1]　盂，原作「孟」，據《漢書》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