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概論 · 一〇　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

辛酉冬日，《東方雜誌》記者屬余書中國近日學術情形一篇，將揭諸新年號。此問題固余所亟欲陳述者，歲暮鮮暇，因循未果，新年無事，始得應其請，題曰：《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舊學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實則我中國固有之學術也。今人輒謂中國無學術，或謂中國雖有學術，絕無進步，或謂中國學術雖有進步，至今日則幾衰息者，皆大謬不然之說也。中國義理之學，與書畫諸技術，及群眾普通舊學之程度，在今日誠為衰頹，然昔人所謂考證之學，則於最近二十年中，為從古未有之進步。特專門之事，少數個人之業，世人鮮有知之者，而閱雜誌之少壯諸君，則知之者尤鮮。然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眾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此奇異之現象，殆遍於世界，不獨中國為然。余因此機會，將介紹此進步情形於閱者諸君之前。姑就耳目所及之出版物言之，而出版之書，亦只就其最重者言之，其未發表者，則不可得而記焉。為記述之便，分二科述之： （甲）古器物古書籍之發見< 此二十年中，古器物古書籍出世之最盛時代也。自來學術之興，無不本於古器古書之發見：有孔壁經傳之出，而後有兩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之出，而後有宋以來古文字古器物之學。惟汲冢竹簡發見後，未幾即遭永嘉之亂，於學術上乃無甚結果耳。百年以來，古物之出，倍蓰於宋時，而近二十年尤為古物出世之黃金時代。數其最大者，則如殷虛之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諸城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古籍、內閣大庫之宋元刊本並明以後史料。此數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各地所出之三代彝器、漢唐石刻及種種古器物，亦較前此二十年為多。故此二十年中所出之古書古物，謂之絕後則未敢言，謂之空前，則人人所首肯也。今更分別說之：（一）殷商文字，昔人惟於古彝器中見之，然其數頗少。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為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其地數十畝，洹水三周環之，《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者也。估客攜甲骨至京師，為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庚子秋，文敏殉國難，其所藏悉歸丹徒劉鐵雲氏鶚。而洹水之虛，土人於農隙掘地，歲皆有得，亦歸劉氏。光宣間所出，則大半歸於上虞羅叔言氏振玉。文敏所藏凡千餘片，劉氏所藏三千餘片，羅氏所藏二三萬片，其餘散在諸家者亦當以萬計，而駐彰德之某國牧師，所藏亦且近萬片。其拓墨影印成書者，有劉氏之《鐵雲藏龜》十冊（光緒壬寅癸卯間印），羅氏之《殷虛書契前編》八卷（甲寅印）、《後編》二卷（丙辰印），《殷虛書契菁華》一卷（甲寅印），《鐵雲藏龜之餘》一卷（同上）。後英人哈同氏復得劉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丁卯印，大都在《鐵雲藏龜》之外）。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獵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見甚眾。又其文字之數，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於文字學者尤大。惟事類多同，故文字亦有重複。劉氏所印，未及編類，但取文字精者印之。羅氏則分別部居，去其重複，故其選印者，實所藏二三萬片中之精粹也。此殷虛文字，其始發見，雖在二十年以前，然其大半則出於前此十年中。此近時最古且最大之發見也。（二）漢晉木簡。此實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之所發掘也。博士於光緒壬寅癸卯間，曾游我國新疆天山南路，於和闐之南發掘古寺廢址，得唐以前遺物甚夥。復於尼雅河之下流獲魏晉間人所書木簡，約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闐之故跡》中曾揭其影本，法國沙畹教授為之箋釋。又於丁未戊申間，復游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於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復於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後漢人所書木簡十餘枚，於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牘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後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後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僅於吐魯番側近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故木簡之發見，殆可謂斯氏一人之功。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簡，沙畹教授復為之考釋，印行成書。羅君復與海寧王靜安氏國維重加考訂，於甲寅之春，印以行世，為《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石室之開，蓋在光緒己亥庚子之際，然至光緒季年，尚未大顯。至戊申歲，斯坦因博士與法國伯希和先後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鶻諸古國文字無算，始為我國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尚近萬卷，後取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前後復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數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五。其四部書為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尚書孔子傳》及陸氏《尚書釋文》、糜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以上並伯氏所得），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經》（京師圖書館藏一卷，法國一卷，英國亦有殘卷，書於佛經之背）、《景教經》（德化李氏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岡氏藏《壹神論》一卷，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景教三威蒙度贊》一卷），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玄謠集》藏倫敦博物館，通俗詩及小說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種。）而已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己酉冬月，羅叔言氏即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為《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越一年，複印行其影本為《石室秘寶》十五種。又十一年癸巳，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又五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又四年辛酉，伯氏復以陸法言《切韻》三種影本寄羅君，未及精印。王靜安君先臨寫一本，石印以行世。故巴黎所藏要書，略皆印行。又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教經》一卷，羅君亦於辛亥印入《國學叢刊》。其餘敦煌佛典及內閣大庫書，具在學部圖書館目錄。近時所出金石器物，羅君復擬一一為之結集，其書雖僅成一半，然不可謂非空前絕後之一大事業。此二十年中古書古器物之發見及其刊行之大略也。 （乙）新研究之進步 最近研究之事業，亦與古書古器之發見並行，故當承上章所言之三大發見述之：在二十年前，古器物學與古文字學，經濰縣陳簠齋氏介祺、吳縣吳愙齋氏大澂已漸具眉目。及殷虛文字出，瑞安孫仲容氏詒讓即就《鐵雲藏龜》，考其文字，成《契文舉例》二卷（書成於光緒甲辰，越十三年丁巳，羅君得其手稿印行），雖創穫無多，而殷虛文字之研究，實自此始。嗣是羅君之《殷商貞卜文字考》（宣統庚戌）、《殷虛書契考釋》（甲寅）、《殷虛書契待問編》（丙辰）、王君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戊午）先後成書。其於殷人文字，蓋已十得五六。又羅君《考釋》一書，兼及書契中所見之人地名及制度典禮。王君復纂其業，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及《殷周制度論》各一卷（丁巳），就經傳之舊文與新出之史料，為深邃綿密之研究，其於經史二學，裨益尤多。茲舉其重要者：商自成湯以前，絕無事實，《史記·殷本紀》惟據《世本》書其世次而已。王君於卜辭中發見王亥、王恆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誕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與《史記》紀表頗殊，真古今所不能夢想者也。又《書序》、《史記》均謂盤庚遷殷，即是宅亳。羅君引古本《竹書》，謂殷為北蒙即今彰德。王君於《三代地理小說》中證成其說，遂無疑義。又王君之《殷周制度論》，從殷之祀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對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為有系統之說明。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近世經史二學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虛文字研究之結果也。至西域漢晉木簡之研究，則審釋文字，多出羅君，而考證史事，則多出王君。其所發見，如漢時西域兩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燧之次第、魏晉間蔥嶺以東之國數及西域長史之治所，均足補史之闕文。而敦煌所出古書之研究，則全出羅君一人之手。其新得之成績，如高昌麴氏之年號世系、沙州張氏及曹氏之事實，皆前此所未知。此敦煌古簡古書研究之結果也。至西域各處所出之古番文，伯希和君於此中發見古代窣利、貨邏及東波斯三種世所未知之文字。而羅君之子君楚（福萇）亦從俄人所得西夏字書《掌中珠》殘本及種種西夏遺文，發明西夏文字之構造及意義。此今日研究之進步，皆與古書古器之發見相關者也。至經史小學，在前三百年中已大進步者，王君復由新材料出發以圖解決數千年未決之問題。其最重要者，如《周書》、《洛誥》、《顧命》之新說，鬼方、狁之地理，明堂、廟寢之制度，與聲音文字上種種之解釋，於乾嘉以來紙上之舊學及近時土中之新學問，確得其根本之結合與調和——此惟於最近十年中始得見之。凡此皆與新出之古書古器相關者也。其與此無關而由固有之學派發生者，經部如瑞安孫仲容氏之《周禮正義》（序於光緒二十五年，然印行在後），史部如膠州柯鳳孫氏劭忞之《新元史》，其書皆浩大繁博，著手皆在數十年前，而皆出於此二十年中。《孫書》薈萃諸家之說，全用六朝唐人義疏體裁，採擇既博，論斷亦允。而其所自發明，轉不若其所著《籀廎述林》之富。長沙王葵園氏先謙之《漢書補註》、婁縣張聞遠氏錫恭之《喪服學》，風尚略同。惟宜都楊星吾氏守敬之《水經註疏》，要為開創之學，其精密亦出諸家之上。柯氏《新元史》意在增訂舊史，惜未探考異致，其所以增訂之意及其所根據之書籍，晦而不明。顧皆竭一生之精力而成，前此二十年中未嘗有此大著述也！ 由上所論觀之，則最近二十年中，我國舊學之進步，求之前古，蓋未有如此之亟者。而孫、柯、王、楊諸君，其書出於此二十年中，然其研究實亘於前此數十年。至近舊學之進步，則以羅、王二君為中心。羅君以學者之身，百方搜求新出之材料，而為近百年文化之結集，其研究之功，乃為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與奇異之綜合力，發見舊材料與新材料間之關係，而為中國文化第二步之貢獻，遂使群眾舊學退步之近二十年中，為從古未有之進步。余故草此篇以諗閱者，使知言中國學術無進步者之謬，並以為二君祝。而羅君之子君楚——即發明西夏文字之讀法者，去歲以劬學死，更不能不為中國學術前途致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