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概論 · 七　劉叔雅《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

從前我們中國人，看見西洋人駕了輪船，開起大炮打來，我們共鼓貨狄刳木為的舟，倕作的弓，浮游作的矢，是萬萬敵他不過。又看見銅壺不如鐘錶，火柴勝似鑽燧，於是不能不承認西洋人有「術」。然而這「術」字裡面，還含得有「邪術」、「魔術」的意味。後來漸漸曉得輪船、鐘錶的機括，也不過是銅鐵打造，彈藥、火柴的原料，也不過是硫黃硝磷等製成，就不能不承認西洋人有「藝術」，不能不承認他的「藝術」比我們高強了。但是卻還不曉得西洋人也有「學」，更不曉得他們的「學」比我們的精深！ 後來漸漸也有人曉得輪船、火炮、鐘錶、火柴，都不是一個巧工能憑空創出來的，都是數學、物理、化學的產物。於是也就漸漸有人肯去研究那「聲光化電之學」，雖是為了種種原因，沒有人真能深造，卻也略略嘗著了近世自然科學的滋味。這時候的人士，都以為西洋人的學只有「聲光化電之學」，至於那「修齊治平之道」、「身心性命之學」，究非西洋人所能有的。若是有人向他們說：「西洋人除了這些自然科學，還有那極精深的文化科學。」恐怕未必有人肯信哩！所以「中國為體，西洋為用」這句話，在幾十年前，差不多是個不可動搖的原則。當時的所謂「學士大夫」，一面要讀那些什麼《洋務匯編》、《西學大全》之類，一面還要讀《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用後者去做「體」，用前者去做「用」。若是二者都能熟讀，就是一位體用兼全的鴻儒了！近二十年來，一般人也漸漸曉得有哲學，有法學，有政治學，有倫理學，甚至於也有考據，也有詞章，此外還有那新生的進步很快、功用極大的社會學，並且也曉得我們中國古時已有的那些學問，在今日這樣時勢，要專靠他去「修齊治平」，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也很有一班人去研究西洋的文化科學，也很有人能研究到精深的地步，思想界也受了極大的影響，引起了極大的變化。社會上、政治上，也竟然有些變動了。要論自來文明的傳播，精神的方面，本比物質的方面遲緩些，難些。現在文化科學既已輸送進來，消化營養，雖然都還是未知之數，總算在張開口吃了。這本是很可樂觀的現象。 然而近來卻有一個現象，就是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學術溝通」的工夫。開動口，提起筆，總是說西洋學問什麼原理原則是中國古時已經有的，哪位聖賢、哪位學者早經說過的；西洋的哪一科學問，中國古時已經很發達了；西洋學者的哪一句話，就是中國古書上的哪一句話，說到歸結，總是中國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沒有希罕。要說這種溝通之心理的起源，實在是對於本國固有的舊學迷信過深，想利用自己淺嘗來的西洋科學上的一些知識，來反證中國學問的精微奇妙。由這強烈過度的感情，就生出那「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這還是那很有誠意的溝通，至於那無誠意的溝通，老實說一句，就是有心要羅列許多書名、人名、學名來自炫其「學貫中西」罷了。那無誠意的，且不去說他。就是這種有誠意的溝通，其結果於治中學的、治西學的都有惡影響，於他本身的學業，不消說也有不利了！ 我在上一段輕輕的說了一句「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語意恐怕不大明了。這句是本篇的主旨，不能不說得詳細些。說明白了，自然也就推出個結論了。 世界上的「文明系」，細說起來為數不少，然而主要的卻只有三國，就是歐洲的希臘系、亞洲的中國系、印度系。希臘是西洋的源泉，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希臘思想為基礎的。從一面看來，現代哲學上許多大問題，都是希臘人提出的，並且當日研究過一番，下過解決的，現代又重新加以現代式的研究，下個現代式的解決罷了。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希臘的學術，卻自是希臘的學術，近代的學術，卻自是近代的學術，各有獨立的精神、特殊的色彩。印度民族還住在中央亞細亞的時候，已經頗有文化了。後來漸漸南下，一支到了波斯，一支到了印度。波斯這一支的文明，直接與了基督教許多影響，間接使歐洲中古和近世初期的文化生了許多的變化。印度這一支，因為地土的關係，文化思想發達的極高極快，成了婆羅門教和佛教，使中國、日本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變更。中國系的文明，中國人大致曉得，無待我細說的了。不過有幾句話，我卻要鄭重聲明，就是中國這民族，縱然是如何優秀，究竟也是一般的人類，其文明的發達，也要和其他民族循同一的程序，守同一的法則，備同樣的條件。換言之，就是也要循序漸進，也有盤旋曲折，也要文化到了某點，社會狀態到了某樣，才得有某種學說發生。譬如幾個學生，內中這一個，無論他是怎樣的「天縱之聖」，他的學問，也要循序漸進。縱是比別人進步得快些，也決不能未學算術，就能懂微分積分，未學過無機化學，就能曉得生物化學、天體化學。這是個普遍的定理，中國的古人也不得而獨外的。綜觀各系文明的發達，時間上雖難免有些參差，那路徑卻都是一致的。地理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條件齊備了，那自從原人時代積累來的文化，必然要大起發酵作用，發起一種光輝燦爛的文明。那希臘的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中國晚周的文明，就是在這種條件法則之下產生出來的。後來不久，因為民族精神上的惰性，加之條件的欠缺，就一定要衰歇了。久後新得了有利的條件，民族精神復原，就一定又要重興，比從先更有光彩。要是沒有再備具條件的機會，也就會一蹶不振，像那埃及、巴比倫就是證例！ 要以公平的眼光觀察這三大文明系，可以發見這三系古代文明有許多處是一致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太古的民族，都是很新鮮、很活潑的，其頭腦里前人的傳說印得不多，縱然有些，也沒得多大的威權，思想很能自由，而生活狀態相差得又不遠，所以各民族之看自然、看人生，眼光都大略相同。縱然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某民族對於某種現象特別注意、下特殊的解釋，然而這也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兩個古文明有些一致的地方，這也是件當然的事，毫無什麼奇怪。別人家同我一致，我同別人家一致，也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地方。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我尤喜歡的，就是他這番的第一篇里幾句話。他道：「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但是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並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學說，便可以自誇自喜。做歷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證印、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著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產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東家所有，西家所無，只因為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夸炫於西家，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識見！我看他有這樣的學問見識，就勸他再用幾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學者都還想不到做不出的比較哲學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個大大的比較研究。我以為除了這種比較研究之外，再沒有什麼中西學術的溝通了。 把中國固有思想學派和其他的文明系做一個比較，說一句公平的話：縱不敢自誇是比人高些，卻也不能說一定就比人低些。歷史上的價值，是很重的，然而其價值卻也只限於歷史上的。因為中國的思想學派，自從嵌入鐵鑄的模子以來，雖然不能說是絕無變遷、絕未進化，畢竟未曾有過根本的改革、產生過新文明來。中國近代的學派思想和古代的學派思想雖然不一樣，然而畢竟是經過幾番變遷的舊思想、舊學術，決不能算脫過胎、換過骨的新思想、新學術。我固然不敢妄自菲薄，說他毫無價值，卻也不敢過分恭維，說他在歷史上的價值以外，還有和近世學術同等的價值。 現在那許多「溝通家」，要是把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術只和西洋古代的思想學術溝通，研求當中的一致點，互相發明參證，這本是一件極好的事，我們哪敢反對，只有歡迎。無奈他們大多數都是誤算了中國學術的真價值，始終把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學術思想是個對峙的、匹敵的，硬要把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一起拉攏，既忘卻本國學術的價值，把別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所以費了老大的氣力，其結果還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徒勞，或竟是許多令人發笑的戲劇。須曉得西洋近代的學術，不但和中國古代的學術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學術也不是一樣。要細論西洋近代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就成了「科學之哲學」一個專科，非專門名家著一部大書，說不清楚的。單是粗粗的說來：先要把所經驗的對象，各從其類，聚在一個「類概念」之下，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類。再把各類所有的特徵分析開來，作以其類概念為主部命題的賓部說出來，這第二步的工夫，就叫做記述。做到第二步工夫，才算略具科學的雛形。這種記述的科學的價值還沒多大，要再進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能加合理的說明，才算得真正說明的科學。還更要能「利用厚生」，其價值才算高貴。不論自然科學、精神科學都是如此的。近世「學」這個名詞的定義，雖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總要是「有統系、有組織的智識」才能當得起的。從這種嚴密的意味說來，中國學術，在今日科學界，位置和價值也就可以略略見得了。 中國古來許多學者，那種敏銳的思路，透徹的觀察力，綿密的組織力，本來不在西洋學者之下。近世科學上的許多大問題，真難為他早經見到，早經提出。然而見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決。零零碎碎的知識，比不得有統系組織的學問。例如希臘的辯者才濃說：「極小的距離，都是無限的，那終點是達不到的。那絕塵超影的Achilles和一個烏龜，無論距離怎樣近，Achilles都追不上他。因為要追上他，先要走過這距離的一半，再要走一半之一半，以至無窮，還是追不上。」中國的辯者惠施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彪解得最當，說：「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這一中一西的兩位大辯者的話，都是一個理。然而惠施的話，永遠顛撲不破，才濃卻犯了一個大錯，不該把Achilles純一不可分的運動，當做個可以分割的直線，被柏格森駁倒了。照這樣看來，惠施似乎比才濃高明些。其實也不然。惠施說：「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和才濃犯的是一個毛病。無論哪國的辯者論師，都是邏輯或是因明的先驅，都有相當的功績、相當的價值。要是以為中國出了辯者，就是莫大的光榮，硬說他比別國的辯者高些，甚至於說他比亞里斯多德、比陳那、比密爾多還高些，那就是大錯了。近世邏輯說到最高處，有認識論的邏輯。中國古代墨子的《經下》已經講到了「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的話。荀子的《正名》篇，提到了「緣天官」的話頭。這自然是墨子、荀子高處，然而卻不能說西洋邏輯、印度因明都是拾我們先秦諸子的唾餘，或是說荀子、墨子的學問，和西洋近世學者的學問，有同等的價值。這便大謬不然了！因為他們二位不過是提及這句話，見到這一層，並未能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確的解決。 又例如《莊子》一書，說生物進化的地方，頗有幾處。《寓言》篇道：「萬物皆種也，以不同情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這「種」字據我看來，恐怕不是種類的種，好像是種子的種。《至樂》篇說「種有幾」，可見不是說種類。天均好像是現在生物學上所謂「自然界之均平」。）《至樂》篇說得更詳細些，說：「種有幾：得水則為。得水土之際，則為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舃。陵舃得郁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灶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頤生乎九猷。瞀生芮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筍子。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這一段明明說最高等生物中的人類，是從下等的原生物進化出來的。和蛙之衣、陵舃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實在指不出他的學名來。但就文意推測，可以說是「原生植物」中的原藻、原菌。烏足既有根，當然是「後生植物」了。由烏足進化成蟲、成鳥，更進化成「哺乳類」的馬、「狹鼻門」的人。莊子當日要不是經了許多細心的觀察，絕說不出這一段話來。我們當然要承認莊子是曾經見到了生物進化的現象。二千多年前的人，就能見到這一層，說出這番話，本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現在「溝通派」的學者，看見莊子這些話，就同拾著了寶貝一般，要把他抬來和西洋達爾文、赫凱爾對壘，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莊子的二三百年之前，希臘的哲學家亞拿克、西曼德爾也就說「自化」，說「無動而不變」，說「無時而不移」，說「第一個生物是生在水裡」，說「人是由魚類進化出來的」。其詳細的學說，我雖不通希臘文，沒有能讀他的著作，曉得不清楚，單就希臘哲學史上看來，有些處似乎比莊子上說得還更微妙些。西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這樣的大學者，豈不光彩麼？何以不但希臘人未聞把他抬出來和英國達爾文、德國赫凱爾對抗，別國的學者對於希臘哲學很下工夫研究，極其看得重，也沒有人說亞氏就算進化論的發明家呢？因為要說進化論，不僅是見到生物進化的現象就能了事，一定要推求出原理來，建立成系統來，提得出證實的證據，下得了不移的結論，才能算的。近世的進化論者，都是仗著理化科學的助手（像那物理學產物顯微鏡，化學產物染色法等類），應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較研究法之類），根據解剖學、組織學、形態學、生理學、心理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確切不移的自然科學，從最下等的摩內拉，到最高等的人類，從身體以至精神，從個體發生以至系統發生，尋出來一個一貫的系統，然後才敢倡進化論。他這進化論，也才有價值。若是僅僅看得出生物進化的現象，在古時固很可貴，在今日算得什麼呢？所以我們只能把莊子在哲學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亞拿克、西曼德爾一般高，因他們兩位的話，曉得生物進化這個現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罷了。要是想把莊子的話來和近世進化論溝通，這豈不是一場喜劇麼？ 僅僅說一句話，縱然說得十分對勁，也只能說這句話不錯，不能說有學術上的價值。我去年夏天游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樹下歇涼，聽見兩個驢夫在談輪迴，說什麼樣的人死後就投胎做驢。旁邊有個賣甜瓜的人，說道：「哪有這些話，世間萬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游的朋友說道：「好一位生物哲學家！不料我在這裡遇見一位主張『自然發生說』（Autogonoy Hypothesis）的！」我這句話，不過是一時的戲言。賣甜瓜人所說的「自然」，也未必就是Autogonoy的意義。他這一句話，如何能和赫凱爾的學說比！不料「溝通家」卻正色莊語的道這種的戲言。只要看見中國古書上有人說過科學上那個現象，提出過科學上那個問題，就想把這部古書來和近世的那科學問溝通，全不曉得看見現象、提出問題是一件事，解決問題、建立系統又是一件事。現象，是聰明人都看得見的。問題，是有點思想的人就能提出的。所難的就是下正確的解決、組織成系統。近世科學也是經了極長的發達階級，受了別科學問的補助，才得成立的。中國古人生在這發達階級之前，又沒有別科學問的助力，如何能得近世科學所得的結果呢？他的話，更如何能和近世科學溝通呢？至於「社會的科學」，更是要等社會組織到了某點，才會發生某種學說。例如中古的經濟組織之下，亞丹斯密的學說不會發生。機器還未通行，怎能會有馬克斯的學說呢？然而今日的「溝通家」，卻會把封建時代經濟組織之下發生的孔氏學說和現在這樣時世的經濟學溝通，說他的學說很適於二十世紀的經濟組織。 此外還有那當然相合的。例如《管子·水地》篇說：「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源也。諸生之宗室也。』」希臘的塔里斯所說的和他大致不差。這是由於上古的思想家，都覺得萬匯紛紜的世界，總有個共通的本原，看那「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當然都先把水看做「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了。又例如中國古人講五行，西洋古人也講四行。這是因為思想家把這統一的宇宙，要分析為幾種相異的構成原質，當然就都會想到那些形質最特異的土、水、火、風、木、金等類了。這種的相合處，只能互相參證，無所用其溝通的。至於那偶然的巧合，像《莊子·養生主》篇有庖丁解牛的話，卜拉圖的Phaedrus上也有這樣的話，那就更算不了什麼，絕沒有希罕處，不過是一樣的比喻罷了。 要是中國古人有一兩條說頭，經了西洋近世科學的確實證明，果然是很可喜的，然而其價值也畢竟有限度的，也不該就自誇自豪，甚至於把他來電光放大。像墨子的經里說：「圜一中同長也。」這是說圜心只有一個，圓周上無論哪一點，和圓心的距離都是相等的。墨子這一條，和近世幾何學無絲毫差異。又說：「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這明明是近世邏輯里五大根本原理里的「拒中原理」（或譯不容間位原理，或譯排中律）。其他光學、邏輯、幾何學的定理，很是不少的。我們讀了，只能據以推定當時科學的程度已經很高，對他表相當的崇敬，要是因此就說中國古代的科學高過西洋的今日，這就和那些妄人看見有書上說墨子造過飛鳶，說他會造飛艇飛機，都是一般的說夢話。 照這樣說，中西的學術，就絕對的不可溝通嗎？這也不然。要有那好學深思之士，具有綜觀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虛體面的客氣，曉得了近世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明白了學術之歷史的發達路徑，把中西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文明的化合，這倒是學界一種絕大的勝業。要照這樣的溝通，中國的玄學、心理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可以和西洋學術溝通的處所很多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