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概論 · 五　胡適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一 研究歐洲學術史的人，知道科學方法不是專講方法論的哲學家所發明的，是實驗室里的科學家所發明的；不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倍根（Bacon）、彌兒（Mill）一般人提倡出來的，是格利賴（Galileo）、牛敦（Newton）、勃里斯來（Priestley）一般人實地試行出來的。即如世人所推為歸納論理的始祖的倍根，他不過曾提倡知識的實用和事實的重要，故略帶著科學的精神。其實他所主張的方法，實行起來，全不能適用，決不能當「科學方法」的尊號。後來科學大發達，科學的方法已經成了一切實驗室的公用品，故彌兒能把那時科學家所用的方法編理出來，稱為歸納法的五種細則。但是彌兒的區分，依科學家的眼光看來，仍舊不是科學用來發明真理解釋自然的方法的全部。彌兒和倍根都把演繹法看得太輕了，以為只有歸納法是科學方法。近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漸漸的懂得假設和證驗，都是科學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漸漸的明白科學方法不單是歸納法，是演繹和歸納相互為用的。忽而歸納，忽而演繹，忽而又歸納，時而由個體事物到全稱的通則，時而由全稱的假設到個體的事實，都是不可少的。我們試看古今來多少科學的大發明，便可明白這個道理。更淺一點，我們走進化學實驗室里去做完一小盒材料的定性分析，也就可以明白科學的方法，不單是歸納一項了。 歐洲科學發達了二三百年，直到於今，方才有比較的圓滿的科學方法論。這都是因為高談方法的哲學家和發明方法的科學家向來不很接近，所以高談方法的人，至多不能得到一點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趨勢，所以創造科學方法和實用科學方法的人，也只顧他自己研究試驗的應用，不能用哲學綜合的眼光，把科學方法的各方面詳細表示出來，使人了解。哲學家沒有科學的經驗，決不能講圓滿的科學方法論。科學家沒有哲學的興趣，也決不能講圓滿的科學方法論。 不但歐洲學術史可以證明我這兩句話，中國的學術史，也可以引來作證。 二 當印度系的哲學盛行之後，中國系的哲學復興之初，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方法論，就是一種邏輯。那個時候，程子到朱子的時候，禪宗盛行，一個「禪」字，幾乎可以代表佛學。佛學中最講究邏輯的幾個宗派，如三論宗和法相宗，都很不容易研究，經不起少許政府的摧殘，就很衰微了。只有那「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的禪宗，仍舊風行一世。但是禪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觀的頓悟，決不是多數人「自悟悟」的方他法。宋儒最初有幾個人，曾採用道士派關起門來虛造宇宙論的方法，如周濂溪、邵康節一班人。但是他們只造出幾種道士氣的宇宙觀，並不曾留下什麼方法論。直到後來宋儒把《禮記》裡面一篇一千七百五十個字的《大學》提出來，方才算是尋得了中國近世哲學的方法論。自此以後，直到明代和清代，這篇一千七百五十個字的小書，仍舊是各家哲學爭論的焦點。程朱、陸王之爭，不用說了。直到二十多年前，康有為的《長興學記》里，還爭論「格物」兩個字究竟怎樣解說呢！ 《大學》的方法論，最重要的是「致知在格物」五個字。程子、朱子一派的解說是：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子補《大學》第五章） 這一種「格物」說，便是程朱一派的方法論。這裡面有幾點很可注意：（1）他們把「格」字作「至」字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窮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2）「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是很偉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小程子也說：「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倘宋代的學者，真能抱著這個目的做去，也許做出一些科學的成績。 但是這種方法何以沒有科學的成績呢？這也有種種原因：（1）科學的工具器械不夠用。（2）沒有科學應用的需要。科學雖不專為實用，但實用是科學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小程子臨死時說：「道著用，便不是。」像這種絕對非功用說，如何能使科學有發達的動機！（3）他們既不講實用，又不能有純粹的愛真理的態度。他們口說「致知」，但他們所希望的，並不是這個物的理和那個物的理，乃是一種最後的絕對真理。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說：「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悟處。」朱子上文說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都可證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今日明日格的這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而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丟了具體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徹大悟，決沒有科學！ 再論這方法本身也有一個大缺點。科學方法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假設，一是實驗。沒有假設，便用不著實驗。宋儒講格物，全不注重假設。如小程子說：「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天下哪有「不役其知」的格物？這是受了《樂記》和《淮南子》所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那種知識論的毒。「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動的觀察，沒有假設的解釋，也不用實驗的證明。這種格物，如何能有科學的發明？ 但是我們平心而論，宋儒的格物說，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點歸納法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這一句話里，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朱子一生，有時頗能做一點實地的觀察。我且舉《朱子語錄》里的兩個例： （1）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 （2）嘗見高山有螺蜯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蜯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這兩條都可見朱子頗能實行格物。他這種觀察，斷案雖不正確，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質學者觀察同類的現狀，加上膽大的假設，作為有系統的研究，便成了歷史的地質學。 三 起初小程子把「格物」的物字解作「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又解作「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像這個「物」的範圍，簡直是科學的範圍。但是當科學器械不完備的時候，這樣的科學野心，不但做不到，簡直是妄想。所以小程子自己先把「物」的範圍縮小了，他說：「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然。皆窮理也。」這是把「物」字縮到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三項。後來朱子便依著小程子所定的範圍。朱子是一個讀書極博的人，他的一生精力，大半都用在「讀書窮理」、「讀書求義」上。他曾費了大工夫，把四子書、四經（《易》、《詩》、《書》、《春秋》）自漢至唐的註疏細細整理一番，刪去那些太繁的和那些太講不通的，又加上許多自己的見解，做成了幾部簡明貫串的集注。這幾部書，八百年來在中國發生了莫大的勢力。他在《大學》、《中庸》兩部書上用力更多，每一部書有《章句》，又有《或問》，《中庸》還有《輯略》。他教人看《大學》的法子：「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看這一條，可以想見朱子的格物方法在經學上的應用。 他這種方法，是很繁瑣的。而在那禪學盛行的時代，這種方法自然很受一些人的攻擊。陸子批評他道：「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支離事業」，就是朱子一派的「傳注」工夫。陸子自己說：「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腳。」又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他所說的「本」，就是自己的心。他說：「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又說：「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 朱子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這是說「理」在物中，不在心內，故必須去尋求研究。陸子說：「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心就是理，理本在心中，故說「理不解自明」。這種學說和程朱一系所說「即物而窮其理」的方法，根本上立於反對的地位。 後來明代王陽明也攻擊朱子的格物方法。王陽明說： 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我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王陽明這樣挖苦朱子的方法，雖然太刻薄一點，其實是很切實的批評。朱子一系的人，何嘗真做過「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的工夫？朱子自己說：「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來之。」從「天下之物」縮小到「聖賢之書」，這一步可算跨得遠了。 王陽明自己主張的方法，大致和陸象山相同。王陽明說：「心外無物。」又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又說：「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他把「格」字當作「正」字解，他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他把「致知」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故要人「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這就是格物。 陸王一派把「物」的範圍限於吾心意念所在的事物，初看去似乎比程朱一派的「物」的範圍縮小得多了，其實並不然。程朱一派高談「即凡天下之物」，其實只有「聖賢之書」是他們的「物」。而程王明明承認「格天下之物」是做不到的事，故把範圍收小，限定「意所在之事謂之物」。但是陸王都主張「心外無物」的，故「意所在之事」一句話的範圍，可大到無窮，比程朱的「聖賢之書」廣大得多了！還有一層，陸王一派，極力提倡個人良知的自由，故陸子說：「六經為我註腳。」王子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像這種獨立自由的精神，便是學問革新的動機。 但是獨立的思想精神，也是不能單獨存在的。陸王一派的學說，解放思想的束縛，是很有功的，但他們偏重主觀的見解，不重物觀的研究，所以不能得社會上一般人的信用。我們在三四百年後觀察程朱陸王的爭論，從歷史的線索上看起來，可得這樣一個結論：「程朱的格物論，注重『即物而窮其理』，是很有歸納的精神的。可惜他們存一種被動的態度，要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貫通的最後一步。那一方面陸王的學說，主張真理即在心中，抬高個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標準來解脫『傳注』的束縛。照這種自動的精神，很可以補救程朱一派的被動的格物法。而程朱的歸納手續，經過陸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國學術史一大轉機。解放後的思想，重新又探取程朱的歸納精神，重經過一番『樸學』的訓練，於是有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出現，這又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 四 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而「樸學」一個名詞，包括甚廣，大要可分四部分： （1）文字學（Philology）　包括字音的變遷，文字的假借通轉等等。 （2）訓詁學　訓詁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物觀的證據，來解釋古書文字的意義。 （3）校勘學（Textual Criticesm）　校勘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校正古書文字的錯誤。 （4）考訂學（Higher Criticesm）　考訂學是考定古書的真偽、古書的著者及一切關於著者的問題的學問。 因為範圍很廣，故不容易尋一個總包各方面的類名。而「樸學」又稱為「漢學」，又稱為「鄭學」。這些名詞都不十分滿人意。比較起來，「漢學」兩個字，雖然不妥，但很可以代表那時代的歷史背景。而「漢學」是對於「宋學」而言的。因為當時的學者不滿意於宋代以來的性理空談，故抬出漢儒來想壓倒宋儒的招牌。因此我們暫時沿用這個字。 「漢學」這個名詞，很可表示這一派學者的公同趨向。這個公同趨向，就是不滿意於宋代以來的學者用主觀的見解來做考古學問的方法。這種消極方面的動機，起於經學上所發生的問題，後來方才漸漸的擴充，變成上文所說的四種科學。現在且先看漢學家所攻擊的幾種方法： （1）隨意改古書的文字。 （2）不懂古音，用後世的音來讀古代的韻文，硬改古音為「叶音」。 （3）增字解經。　例如「致知」為「致良知」。 （4）望文生義。　例如《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本有錯誤，故「而」字講不通。宋儒硬解為：「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卻不知道「而」字是「之」字之誤。（皇侃本如此） 這四項，不過是略舉幾個最大的缺點。現在且舉漢學家糾正這種主觀的方法的幾個例：唐明皇讀《尚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覺得下文都協韻，於是下敕改「頗」為「陂」，使與義字協韻。至顧炎武研究古音，以為唐明皇改錯了。因為古音「義」字本讀為我，故與頗字協韻。他舉《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信如何也」，又《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證明「義」字正讀為我，故與左字何字頗字協韻。 又《易·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說當作「弗過遇之」。至顧炎武引《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證明「離」字古讀如羅，與過字協韻，本來不錯。 「望文生義」的例，如《老子》「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與河上公都把「施」字當作「施為」解。王念孫證明「施」字當讀為迤，作邪字解。他舉的證據甚多：（1）《孟子·離婁》：「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註：「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2）《淮南·齊俗訓》：「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誘註：「施，微曲也。」（3）《淮南·要略》：「接徑直施。」高註：「施，邪也。」以上三證，證明施與迤通，《說文》說：「迤，衺行也。」（4）《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寫作「日斜兮」。（5）韓非子的《解老》篇解《老子》這一章，也說：「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以上兩證，證明「施」字作邪字解。照這種考證法，還不令人心服嗎？ 這幾條隨便舉出的例，可以表示漢學家的方法。他們的方法的根本觀念，可以分開來說： （1）研究古書，並不是不許人有獨立的見解，但是每立一種新見解，必須有物觀的證據。 （2）漢學家的「證據」，完全是「例證」。例證就是舉例為證，看上文所舉的三件事，便可明白「例證」的意思了。 （3）舉例作證，是歸納的方法。倘舉的例不多，便是類推（Analogy）的證法。舉的例多了，便是正當的歸納法（Induction）了。而類推與歸納，不過是程度的區別。其實他們的性質是根本相同的。 （4）漢學家的歸納手續，不是完全被動的，是很能用「假設」的。這是他們和朱子大不相同之處。他們所以能舉例作證，正因為他們觀察了一些個體的例之後，腦中先已有了一種假設的通則，然後用這通則所包涵的例，來證同類的例。他們實際上是用個體的例，來證個體的例，精神上實在是把這些個體的例所代表的通則演繹出來，故他們的方法是歸納和演繹同時並用的科學方法。如上文所舉的第一件事，顧炎武研究了許多例，得了「凡義字古音皆讀為我」的通則。這是歸納。後來他遇著「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一個例，就用這個通則解釋他，說這個義字古音讀為我，故能與頗字協韻。這是通則的應用，是演繹法。既是一條通則，應該總括一切「義」字，故必須舉出這條「義讀為我」的例來，證明這條「假設」的確是一條通則。印度因明學的三支，有了「諭體」（大前提），還要加上一個「諭依」（例），就是這個道理。 五 我現在且舉幾個最精密的長例，來表示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清代漢學的成績，要算文字學的音韻一部分為最大，故我先舉錢大昕考定古今音變遷的一條例。錢氏於古音學有兩大發明：一是「古無輕唇音」，一是「古無舌頭、舌上之分」。前一條，我已引在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里了。現在且舉他的「古無舌頭、舌上之分」一條。舌上的音，如北方人讀知、澈、澄三組的字，都是舌上音，舌頭音為端、透、定三組的字（西文的P、T兩母的字）。錢氏發明現讀舌上音的字，古音都讀舌頭的音。他舉的例如下： （1）《說文》：「沖，讀若動。」《書》：「惟予沖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沖子，猶童子也。字母家不識古音，讀沖為蟲，不知古讀蟲亦如同也。《詩》：「蘊隆蟲蟲。」《釋文》：「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爞，郭：「都冬反。」《韓詩》作炯，音徒冬反。是蟲與同音不異。 （2）古音中如得。《三倉》云：「中，得也。」《史記·封禪書》：「康後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小司馬皆訓為得。 （3）古音陟如得。《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三曰咸陟。」註：「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4）古音趙如。《詩》：「其鎛斯趙。」《釋文》：「徒了反。」《周禮·考工記》注引此作「其鎛斯」，大了反。《荀子》楊倞註：「趙，讀為掉。」 （5）古音直如特。《詩》：「實惟我特。」《釋文》：「《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檀弓》：「行並植於晉國。」註：「植或為特。」《王制》：「天子犆礿。」《釋文》：「犆，音特。」 （6）古音竹如篤。《詩》：「綠竹猗猗。」《釋文》：「《韓詩》作，音徒沃反。」與篤音相近，皆舌音也。篤、竹並從竹得聲。《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書》：「篤不忘。」《釋文》：「本又作竺。」《釋詁》：「竺，厚也。」《釋文》：「本又作篤。」《漢書·西域傳》云：「無雷國比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張騫傳》：「吾賈人轉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因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後漢書·杜篤傳》：「搉天督。」註：「即天竺國。」然則竺、篤、毒、督四字同音。 （7）古讀豬如都。《禮·檀弓》：「洿其宮而豬焉。」註：「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書》：「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榮波既豬」，《周禮注》引作「榮播既都」。 （8）古讀追如堆。《郊》：「特牲母追。」《釋文》：「多雷反。」枚乘《七發》：「逾岸出追。」李善註：「追，古堆字。」 （9）古讀倬如菿。《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菿」。 （10）古讀棖如棠。孔子弟子申棖，《史記》作申棠。因棖有棠音。可悟古讀「長」丁丈切，與黨音相似。正是音和，非類隔。 （11）古讀池如沱。《詩》：「滮池北流。」《說文》引作「滮沱」。《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即滮沱之異文。 （12）古讀廛如壇。《周禮·廛人》註：「故書廛為壇。」杜子春讀壇為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註：「故書廛或為壇，司農讀為廛。」 （13）古讀秩如豑。《書》「平秩東作」，《說文》引作豒，從豐，弟聲。凡從失之字，如跌、迭、瓞、蛈、，皆讀舌音，則秩亦有迭音，可信也。 （14）姪娣本雙聲字。《公羊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 （15）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同聲。 錢氏所舉的例，不止這十五個，我不能全鈔了。看他每舉一例，必先證明那個例，然後從那些證明了的例上，求出那「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的大通則。這裡面有幾層的歸納和幾層的演繹。他從《詩》釋文、《檀弓》注、《王制》釋文各例上尋出「古讀直如特」的一條通則，便是一層歸納。他用同樣的方法，去尋出「古讀竹如篤」、「古讀豬如都」等等通則，便是十幾次的歸納。然後把這許多通則貫串綜合起來，求出「古讀舌上音皆為舌頭音」的大通則，便是一層大歸納。而經過這層大歸納之後，有了這個大通則，再看這個通則，有沒有例外。如字書讀「沖」為「蟲」，他便可應用這條大通則，說「蟲」字古時也讀如「同」。這是演繹。他怕演繹的證法還不能使人心服，故又去尋個體的例，如「蟲」字的「直忠」和「都冬」兩切，證明「蟲」字古讀如「同」，這又是歸納了。 這是漢學家研究音韻學的方法。三百年來的音韻學，所以能成一種有系統有價值的科學，正因為那些研究音韻的人，自顧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這種科學的方法，都能有這種科學的精神。 六 我再舉一個訓詁學的例。清代講訓詁的方法，到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兩人，方才完備。二王以後，俞樾、孫詒讓一班人，都跳不出他們兩人的範圍。王氏父子所著的《經傳釋詞》，可算得清代訓詁學家所著的最有統系的書，故我舉的例也是從這部里來的。古人注書，最講不通的，就是古書里所用的「虛字」。「虛字」在文法上作用很大，古人沒有文法學上的名詞，一切統稱「虛字」（語詞語助詞等等），已經是很大的缺點了，不料有一些學者，竟把這些「虛字」當作「實字」用。如「言」字在《詩經》里常作「而」字或「乃」字解，都是虛字，被毛公、鄭玄等解作代名詞的「我」字，便更講不通了。王氏的《經傳釋詞》全用歸納的方法，舉出無數的例，分類排比起來，看出相同的性質，然後下一個斷案，定他們的文法作用。我要舉的例，是用在句中或句首的「焉」字。 「焉」字用在句尾，是很平常的用法。例如「殆有甚焉」、「必有事焉」，都作「於此」解，那是很容易的。但是「焉」字又常常用在一句的中間，或一句的起首，他的功用等於「於是」、「乃」、「則」一類的狀詞，大概是表時間的關係，有時還帶著一點因果的關係。王氏舉的例如下： （1）《禮記·月令》：「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天子焉（於是）始乘舟。」 （2）《晉語》：「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於是）始為令於國。」 （3）《墨子·魯問》：「公輸子自魯南遊，焉（於是）始為舟戰之器。」 （4）《山海經·大荒西經》：「夏後開焉（於是）始得歌九招。」 （5）《祭法》：「壇有禱，焉（則）祭之，無禱乃止。」 （6）《三年問》：「故先王焉（乃）為之立中制節。」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禮·王言》篇：「七教，修焉（乃）可以守。三至行，焉（乃）可以征。」 （9）《曾子制言》篇：「有知，焉（乃）謂之友；無知，焉為之主。」 （10）《齊語》：「鄉有良人，焉（乃）以為軍令。」 （11）《吳語》：「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乃）可以濟事。」 （12）《老子》：「信不足，焉（於是）有不信。」 （13）《管子·幼官》篇：「勝無非義者，焉（乃）可以為大勝。」 （14）又《揆度》篇：「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乃）不窮。」 （15）《墨子·親士》篇：「焉（乃）可以長生保國。」 （16）又《兼愛》：「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 （17）又《非攻》：「湯焉（乃）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 （18）《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乃）勿鹵莽；治民，焉（乃）勿滅裂。」 （19）《荀子·議兵》篇：「若赴水火，入焉（則）焦沒耳！」 （20）又：「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乃）止矣。」 （21）《離騷》：「馳椒丘，且焉（於是）止息。」 （22）《九章》：「焉（於是）洋洋而為客。」「焉（於是）舒情而抽信兮。」 （23）《九辯》：「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乃）皇皇而更索。」 （24）《招魂》：「巫陽焉（乃）下招曰。」 （25）《遠遊》：「焉（乃）逝以徘徊。」 （26）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則是「焉」與「於是」同義。 （27）《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而《史記·禮書》用此文，焉作則。《老子》：「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又在《淮南·道應訓》引此則作焉。則是「焉」與「則」同義。 照這種方法，先搜集許多同類的例，比較參看，尋出一個大通則來，完全是歸納的方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經驗看起來，這種方法實行的時候，決不能等到把這些同類的例都收集齊了，然後下一個大斷案。而當我們尋得幾條少數同類的例時，我們心裡已起了一種假設的通則。有了這個假設的通則，若再遇著同類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設去解釋他們，看他能否把所有同類的例，都解釋的滿意，這就是演繹的方法了。演繹的結果，若能充分滿意，那個假設的通則，便成了一條已證實的定理。照這樣的辦法，由幾個（有時只須一兩個）同類的例，引起一個假設，再求一些同類的例，去證明那個假設是否真能成立，這是科學家常用的方法。假設的用處，就是能使歸納法實用時，格外經濟，格外省力。凡是科學上能有所發明的人，一定是富於假設的能力的人。宋儒的格物方法所以沒有效果，都因為宋儒既想格物，又想「不役其知」。不役其知，就是不用假設，完全用一種被動的態度。那樣的用法，決不能有科學的發明。因為不能提出假設的人，嚴格說來，竟可說是不能使用歸納方法。為什麼呢？因為歸納的方法，並不是教人觀察「凡天下之物」，並不是教人觀察亂七八糟的個體事物。歸納法的真義，在於教人「舉例」，在於使人於亂七八糟的事物裡面尋出一些「類似的事物」。當他「舉例」時，心裡必已有了一種假設。如錢大昕舉沖、中、陟、直、趙、竺等字時，他先已有了一種「類」的觀念，先有了一種假設。不然，他為什麼不舉別的整千整萬的字呢？又如王氏講「焉」字的例，他若先沒有一點假設，為什麼單排出這些句中和句首的「焉」字呢？漢學家的長處，就在他們有假設通則的能力。因為有假設的能力，又能處處求證據來證實假設的是非，所以漢學家的訓詁學，有科學的價值。道光年間有個方東澍，做了一部《漢學商兌》，極力攻擊漢學家，但他對於高郵王氏的《經義述聞》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說「實足令鄭、朱俯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可見漢學家的方法精密，就是宋學的死黨，也不能不心服了！ 七 吾在上文已舉了音韻學和訓詁學的例，我現在再舉清代校勘學作例。古書被後人鈔寫刻印，很難免去錯鈔錯刻的弊病。譬如我做了一篇一百字的文章，寫好之後，我自己校看一遍，沒有錯字。這個原稿，可叫做「甲」。我的書記重鈔了一篇，送登《北京大學月刊》，因為「甲」是用草字寫的，鈔本誤認了一個字，遂錯鈔了一個字。這篇「乙」稿，拿去排印，商務印書館的排工又排錯了一字，這個印本可叫做「丙」。這三個字本子的「可靠性」有如下的比例： 「甲」本100；「乙」本99；「丙」本97．02。 這一個本子，只經過三手，已比原本減少．0298[1]的可靠性了。何況古代的著作，經過了一兩千年的傳鈔翻印，哪能保得住沒有錯誤呢！校勘學的發生，只是要救正這種「日讀誤書」的危險。但是這種校勘的工夫，初看似乎很容易，其實真不容易。譬如上文說的「丙」本，只得尋著我的「甲」本，細細校對一遍，就可校正了。但是這種容易的校勘，是不常有的。有些古書，並沒有原本可用來校對。所有的古本，無論怎樣古，終究是鈔本。而有時一部書，只有一個傳本，並無第二本。校書的人，既不可隨意亂改古書，又不可穿鑿附會，勉強解說（說詳本篇第四篇），自不能不用精密的方法，正確的證據，方才能使人心服。清代的校勘學所以能使人心服，正為他用的是科學的方法。 校勘學的方法，可分兩層說。第一是根據，第二是評判。根據是校勘時用來作比較參考的底本。根據大約有五種：（1）根據最古的舊本子。例如阮元的《論語註疏校勘記》，引據的本子是《漢石經殘字》、《唐石經》、《宋石經》、皇侃《義疏》、高麗本（據陳鱣《論語》古訓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補的）、閩本（明嘉靖時刻）、非監本（明萬曆時刻）、毛本（明崇禎時刻），共計九種古本。（2）根據古書里引用本書的文句。例如《群書治要》、《太平御覽》等書，引了許多古書，可以用作參考。又如阮元校勘《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一句，先說：「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這是前一種的根據。阮元又說：「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這是第二種的根據。又如《荀子·天論》「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這四項是平等的，不當夾一個「則」字。《韓詩外傳》有這一段，沒有「則」字。《群書治要》引的也沒有「則」字。故王念孫根據這兩書說則字是衍文。（3）根據本書通行的體例。最明顯的例，是《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2]個「也」字，初看似乎無意思，故畢沅校《墨子》便刪了這個字。王念孫後來發見「《墨子》書通以也為他」一條通例，故說這個「也」字也是「他」字，「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這就明白了。他的兒子王引之又用這條通例來校《小取》篇「無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無故也焉」一句，也應改正為「無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後來我校《小取》篇「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兩句，也用這條通例來把第一和第三個「也」字都讀作「他」字。（4）根據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古注自漢以來多極了，不能遍舉。我且舉兩個應用的例：《易》《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字實在講不通。《釋文》曰：「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而「儀」字作效法解，與擬字並列，便講得通了。《繫辭》又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我不懂得此處何故單說「吉」，不說「吉凶」。後來我讀孔穎達《正義》，說「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方才知道唐初的人，還見過有「凶」字的本子，可據此校改。後來我讀《漢書·楚元王傳》：「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又可證我的前說。（5）根據古韻。我引王念孫《讀書雜誌》一段作例： 《淮南子·原道訓》：「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盪，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與萬物始終。」按始終，當作終始（上文雲「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為韻，右、始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 又《俶真訓》：「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外方據道藏本各本作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電公，役考父，妾宓妃，妻織女。」按「宇內」當為「內宇」（內宇猶宇內也。大林中謂之中林，谷中請[3]之中谷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宇與野、圄、雨、父、女為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 《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作「肉黍」。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若「偪」，不與肉為韻也。社、黍為韻（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土聲。《甘誓》「不用命戮於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警社」，與賦、旅、伍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間於兩社」，與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為韻），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 以上五項，是校勘學的根據。但是這幾種根據，都有容易致誤的危險。先說古本。我們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經過了多少次口授手寫的鈔本了，其中難保沒有錯誤。近人最崇拜宋版的書，其實宋版也有好壞，未必都可用作根據。次說古書轉引本書的文句，也有兩大危險：第一，引書的人未必字字依照原文，往往隨意增減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誤，後來傳鈔翻印，難免沒有錯誤。次說本書的通例，也許著書的人偶然變例。次說古注與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許多種不同的，究竟應該從哪一個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後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這句本當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節），故王弼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此據《永樂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作「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這便不成話了。最後說古韻的根據，有時也容易致誤。我且引一條最可注意的例： 《易經·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這兩條的韻，很不容易說明。顧炎武作《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與「載」、「事」為韻。楊賓實說，兩「用」字皆「害」字之誤。盧文弨贊成此說，說：「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故易與『用』字相混。」這一說從表面看去，似乎很圓滿了。後來王念孫駁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為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為『以』。《蒼頡篇》：『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為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為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為汝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為韻，《豐象傳》以災、志、事用為韻……於古音並屬『之』部……若『害』字則從豐聲，豐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在諸經中與害為韻者）……凡發、撥、大、達、敗、晳、逝、外、未、說、牽、邁、衛、烈、目、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遍考群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經義述聞》卷二） 因為這些根據，都容易弄錯，故校勘學不能全靠根據。校勘學的工夫，在於「評判」。校勘兩字，都是法律的名詞，都含有審判的意思。英文Textual Criticism，譯言「本子的評判」。我們顧名思義，可知校勘學決不單靠本子或他種的根據，可知校勘重在細心的判斷。上文王念孫校一個「用」字，便是評判的工夫。段玉裁有《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一篇，說這個道理最明白。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亂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賈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下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歟？「不」者是歟？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也。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圜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為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得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迤」之誤，改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而改經文之「下迤」，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註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 我們看了這種校勘學方法論，不能不佩服清代漢學家的科學精神。在淺學的人，只覺得漢學家斤斤的爭辯一字兩字的校勘，以為「支離破碎」，毫無趣味。其實漢學家的工夫，無論如何瑣碎，卻有一點不瑣碎的元素，就是那一點科學的精神。 凡成一種科學的學問，必有一個系統，決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識。音韻學自從顧炎武、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直到章炳麟、黃侃，研究古音的分部、聲音的通轉，不但分析更細密了，並且系統條理也更清楚明白了。訓詁學用文字假借、聲類通轉、文法條例三項作中心，也自成系統。惟校勘學的頭緒紛繁，很不易尋出一些通則來。但清代的校勘學，卻真有條理系統，故成一種科學。我們看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的後序，說他訂正《淮南子》共九百餘條，推求「致誤之由」，可得六十四條通則。這一篇一萬二千字的空前長序（《讀書雜誌》九之二十二），真可算是校勘學的科學方法論。又如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許多校勘學的通則，也可算是校勘學的方法論。 八 我想上文舉的例，很可以使讀者懂得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了。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是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上文舉的許多例，大概多偏重求證一方面。我現在且引清學的宗師戴震論《尚書·堯典》「光被四表」的光字的歷史作為最後的一條例，作為我這一篇方法論的總結束。 考《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蔡沈解「光」為「顯」，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國《傳》說：「光，充也。」光字作顯解，何等近情近理，為什麼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豈不是舍近而求遠嗎？但是戴震說： 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熲，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為充，《爾雅》具其義……雖孔《傳》出魏晉間人手，以仆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遍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偽孔《傳》的人，但他卻要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話作辯護士。我們且看他的說法： 《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至五致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 《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於四海」。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橫轉寫為桄，脫誤為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 這真是大膽的假設。他見郭本《爾雅》的桄字在孫本作光，又見《說文》有「桄，充也」的話，又見《唐韻》讀桄為古曠反，而《禮記》的橫字既訓為充，又讀古曠反——他看了這些事實，忽然看出他們的關係來，遂大膽下一個假設，說《堯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橫字。但是《尚書》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於是更大膽的提出一個很近於武斷的假設，說「《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這話是乾隆乙亥（一七五五）年《與王內翰鳳喈書》里說的，過了兩年（一七五七），錢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尋著一個證據： （證一）《後漢書·馮異傳》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證二）班固《西都賦》有「橫被六合」。 過了七年多（一七六二），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尋著兩個證據： （證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 （證四）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過了許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尋得一證： （證五）《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註：「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尋得一證： （證六）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這一個字的考據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學者的學問的真精神。假使這個光字的古本作橫已無法證實了，難道戴震就不敢[4]下那個假設了嗎？我可以斷定他仍是要提出這個假設的。如果一個假設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沒有旁證，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假設。但他終究只有一個假設，不能成為真理。後來有了充分的旁證，這個假設便升上去變成一個真理了。 戴震自己論這個字的考據道： 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 「但宜推求，勿為株守」八個字，是清學的真精神。 註解： [1]　．0298，原文如此，今當寫作0．0298。 [2]　二，當作「一」。 [3]　請，當為「謂」之誤。 [4]　敢下原有「不」字，據文意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