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概論 · 四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本國沒有學說，自己沒有心得，那種國、那種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別人走。本國一向有學說，自己本來有心得，教育的路線，自然不同。幾位朋友，你看中國是屬於哪一項？中國現在的學者，又屬於哪一項呢？有人說：「中國本來沒有學說。」那種話，已經駁過。還有說：「中國本來有學說，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我倒願學者用為藥石之言。中國學說，歷代也有盛衰，大勢還是向前進步，不過有一點兒偏勝。只看周朝的時候，禮、樂、射、御、書、數喚作六藝。懂得六藝的多，卻是歷史、政事，民間能夠理會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說得。後來老子、孔子出來，歷史、政事、哲學三件，民間漸漸知道了，六藝倒荒疏。漢朝以後，懂六藝的人雖不少，總不如懂歷史、政事的多。漢朝人的懂六藝，比六國人要精許多，哲理又全然不講。魏、晉、宋、齊、梁、陳這幾代講哲理的，盡比得上六國。六藝裡邊的事，禮、樂、數是一日明白一日，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聲音訓詁，仍舊沒有失去。歷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總算沒有甚麼偏勝。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審，卻不過幾個和尚。尋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數學、禮、樂，唐初都也不壞，從中唐以後就衰了。懂得歷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場。宋朝人分做幾派：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像沈括、陸佃、吳曾、陸游、洪适、洪邁，都是。王應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見得大體，在六藝裡面，不能成就得哪一種。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像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都是。陳、馬，還算著實，其餘不過長許多浮誇的習氣，在歷史既沒有真見，在當時也沒有實用。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學家了，比那兩家總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話，其餘比魏、晉、宋、齊、梁、陳的學者，也將就攀得上。歷史只有司馬光、范祖禹兩家。司馬光也還懂得書學。此外像賈昌朝、丁度、毛居正幾個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劉攽、劉奉世、曾鞏，又是長於校勘，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宋元之間，幾位算學先生出來，倒算是獨開蹊徑。大概宋朝人還算沒有偏勝，只為不懂得禮，所以大體比不上魏、晉幾朝。中國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說「禮者忠信之薄」，卻是最精於禮，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並且說「禮豈是為我輩設」，卻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禮。晉朝末年，禮論有八百卷，到劉宋朝，何承天刪並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見那時候的禮，發達到十分。現在《通典》裡頭有十卷的禮，大半是從那邊採取來，都是精審不磨。可惜比照原書，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時候人，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在行事一邊也都守禮。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裡頭生太子，還瞞著人不敢說。像後代的帝王，那裡避這種嫌疑？可見當時守禮的多，帝王也不敢公然逾越。更有怪的。遠公原是一個老和尚，本來遊方以外，又精於喪服。弟子雷次宋也是一面清談，一面說禮。這不是奇怪得很麼？宋朝的理學先生，都說服膺儒術，規行矩步。到得說禮，不是胡塗，就是謬妄，也從不見有守禮的事。只有一個楊簡，通稱楊慈湖。在溫州做官，遇著欽差到溫州來，去和他行禮，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一件一件，都照著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會變通，也不算甚麼高。照這樣看來，理學先生遠不如清談先生。明朝時候，一切學問都昏天黑地，理學只襲宋儒的唾餘。王守仁出來，略略改變些兒，不過是溝中沒有蛟龍，鯢來做雄長。連宋朝人的瑣碎考據、字學校勘，都沒有了。典章制度，也不會考古。歷史也是推開一卷，中間有幾位高的：音韻算陳第，文字訓詁算黃生，律呂算朱載堉，攻偽古文《尚書》算梅。算學也有一個徐光啟，但從別處譯來，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所以不數。到明末顧炎武，就漸漸成個氣候。近二百年來，勉強喚做清朝，書學、數學、禮學昏黑了長久，忽然大放光明。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像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都著實可以名家。講政事的頗少，就有也不成大體。或者因為生非其時，不犯著講政事給他人用。或者看穿講政事的，總不過是浮誇大話，所以不願去講。至於哲理，宋明的理學已經擱起一邊了，卻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中間只有戴震做幾卷《孟子字義疏證》，自己以為比宋儒高。其實戴家的話，只好用在政事一邊，別的道理，也並沒得看見。宋儒在《孟子》裡頭翻來翻去，戴家也在《孟子》裡頭翻來翻去。宋儒還採得幾句六朝話（大概皇侃《論語疏》裡頭的話，宋儒采他的意頗多），戴家只會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話，戴家所發明的，原比宋儒切實，不過哲理不能專據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訓》，更不必評論了。到底清朝的學說，也算十分發達了。只為沒有講得哲理，所以還算一方偏勝。若論進步，現在的書學、數學比前代都進步。禮學雖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進步。歷史學裡頭，鉤深致遠，參伍比校，也比前代進步。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近代也比前代進步。本國的學說，近來既然進步，就和一向沒有學說的國截然不同了。但問進步到這樣就止麼？也還不止。六書固然明了，轉注、假借的真義，語言的緣起，文字的孳乳法，仍舊模糊，沒有尋出線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麼？禮固然明了，在求是一邊，這項禮為甚麼緣故起來？在致用一邊，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可不要向前去考究麼？歷史固然明了，中國人的種類從哪一處發生？歷代的器具是怎麼樣改變？各處的文化是哪一方盛，哪一方衰？盛衰又為甚麼緣故？本國的政事和別國比較，劣的在哪一塊？優的在哪一塊？又為甚麼有這樣政事？都沒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尋麼？算學本是參酌中外，依乎那邊盛了，這邊只要譯他就夠。但從前有徐光啟采那邊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來。有江永采那邊的，就有錢大昕、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直到羅士琳、徐有壬、李善蘭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不專去依傍他人，後來人可不要自勉麼？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也盡有幾個。若說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無論不能概全國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國不是古來沒有學問，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不過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來。怎麼叫做偏心？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著本國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採，這是第一種偏心。在本國的學說裡頭，治了一項，其餘各項都以為無足重輕，並且還要詆毀，就像講漢學的人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就說是空言，或說是異學，講政事的人，看見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就說是廢物，或說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說的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這是第二種偏心。（這句話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一項學術裡頭這個說的是，那個說的非，自然要辯論駁正，不可模稜了事就算數。至於兩項學術，就不該互相菲薄。）這兩項偏心去了，自然有頭緒尋出來。但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壞，依著他說壞，固然是錯。就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好，依著他說好，仍舊是錯！為甚麼緣故呢？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學問，就有幾分涉獵，都是皮毛，憑他說好說壞，都不能當做定論。現在的教育界第一種錯漸漸打消幾分，第二種錯又是接踵而來。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是優是劣。但日本人於陽明學並沒有甚麼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於洴澼。」（不龜手，說手遇了冷不裂。洴澼，就是打綿。）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又看陽明未生以前，書生立功的也很不少。遠的且不必說，像北朝[1]种師道是橫渠的弟子，用种師道計，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趙蔡是晦庵的再傳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虧趙蔡的力。明朝劉基（就是人人稱劉伯溫的），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明太祖用劉基的策，就打破陳友諒。難道看了橫渠、晦庵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就可以立得功業麼？原來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莊子說得好：「豕零桔梗，是時為帝。」（豕零就是藥品中的豬苓，意思說賤藥也有大用。）如果著實說去，學說是學說，功業是功業。不能為立了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好。也不能為不能立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壞。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致用的方術，有效就是好，無效就是不好。學說則不然，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不必問他有用沒用。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說陽明學好，真是道聽途說了。又像一班人，先聽見宋儒謗佛，最後又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就說佛學不好；近來聽見日本人信佛，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信佛，就說佛學好，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但基督教人，本來有門戶之見，並說不出自己學理論來。漢學人也並不看佛書，這種話本可以擱起一邊。宋儒是看過佛書了，固然有許多人謗佛，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沒有諱飾。本來宋儒的學說，是從禪宗脫化，幾個直認不諱的，就是老實說直話。又有幾個，裡面用了佛說，外面排斥佛說，不過是裝潢門面，難道有識的人就被他瞞過麼？日本人的佛學，原是從中國傳去。有幾種書，中國已經沒有了，日本倒還有原版，固是可寶。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並不能比中國人深。那種華嚴教、天台教的話，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蓮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見解，並沒有關係學說的話。盡他說的好，也不足貴。歐洲人研究梵文，考據佛傳，固然是好，但所見的佛書，只是小乘經論，大乘並沒有幾種。有意講佛學的人，照著他的法子，考求言語歷史，原是不錯（本來中國玄奘、義淨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後就絕了），若說歐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學佛，我也依他學佛，那就是下劣的見解了。胡亂跟人，非但無益，並且有害。這是什麼緣故？意中先看他是個靶子，一定連他的壞處，也取來了。日本出家人皆有妻，是明明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歐洲人多說大乘經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印度本來有這句話），在看不定的人，就說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棄菁華，就糟粕了！佛經本來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周、孔的經典是歷史，不是談理的，所以真經典就是，偽經典就不是。佛經是談理的，不是歷史，只要問理的高下，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典不同。基督教純是宗教，理的是非，並不以自己思量為準，只以上帝耶穌所說的為準。佛經不過夾雜幾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為準，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為準。以前的人學佛，原是心裡悅服，並不為愛重印度國推愛到佛經。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也只該憑自己的心學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歐洲呢？又像一班無聊新黨，本來看自國的人是野蠻人，看自國的學問是野蠻的學問。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還說中國人民，最自由的人民，中國政事，最好的政事。回頭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中國的學問不是野蠻學問了。在學校裡邊，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有這一種轉念，原說他好，並不說他不好。但是受教的人，本來胸中像一塊白絹，惟有聽受施教的話。施教的人，卻該自己有幾分注意，不該聽別人的話。何不想一想：本國的學問，本國人自然該學，就像自己家裡的習慣，自己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毀譽？別國有幾個教士穴官，粗粗淺淺的人，到中國來，要知道這一點兒中國學問，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本來那邊學問很淺，對外人說的又格外淺，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古人說的：「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蠡本來應寫蠃，俗寫作螺，意思說用蠃殼去舀海水，不能曉得海的深淺。）一任他看成野蠻何妨？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德國人又專愛考究東方學問，也把經典史書略略翻去。但是翻書的人，能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那個口述的中國人，又能夠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約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訓詁文義，不能明白。他們所稱為大儒，這邊看他的話，還是許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卻也可取。因為只按字比校，並不多發議論。其餘著作，不過看看當個玩具，並沒有可采處。近來許多目錄家，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就看重日本的漢學家，是大錯了。皇侃《論語疏》、《玉燭寶典》、《群書治要》幾部古書，不過借日本做個書簏子！這個也難怪他們。因為古書的訓詁文義，從中唐到明代，一代糊模一代，到近來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國人尚不明白，怎麼好責備他國人！後來日本人也看近代學者的書，但是成見深了，又是發音極不正當，不曉得中國聲音，怎麼曉得中國的訓詁？既然不是從師講授，仍舊不能冰釋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說文》、王氏《經傳釋詞》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幾個老博士，翻騰幾句文章學說，不是支離，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國學問這樣長久，成效不過如此，何況歐洲人，只費短淺的光陰，怎麼樣能夠了解？有說：「日本人歡喜附會，德國人倒不然，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這句話也有幾分合理。日本人對著歐洲的學說，還不敢任意武斷，對著中國的學說，只是亂說亂造。或者徐福東來，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這個遺傳性，至今還在。歐洲人自然沒有這種荒謬，到底時候太淺，又是沒有師授，總是不解。既是不解，他就說中國學問比天還要高，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為榮。古人說「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原是看品題人是什麼。若是沒有品題的資格，一個門外漢對著我極口稱讚，又增甚麼聲價呢？聽了門外漢的品題，當作自己的名譽，行到教育的一邊，也有許多毛病。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斗方名士的謬語，傳到那邊，那邊附會了幾句，又傳到這邊，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也有這邊高深的話傳到那邊，那邊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傳到這邊，這邊又看作無價至寶，就把向來精正確實的話，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這個結果，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幾位朋友要問這種憑據，兄弟可以隨意舉幾件來：（一）日本人讀漢字，分為漢音、吳音、唐音各種，卻是發音不準。並不是中國的漢音、唐音、吳音本來如此，不過日本人口舌崛強，學成這一種奇怪的音。現在日本人說他所讀的，倒是中國古來的正音。中國人也頗信這句話。我就對那個人說：「中國的古音，也分二十幾韻，哪裡像日本發音這樣簡單？古音或者沒有憑據，日本人所說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時候的音。你看《廣韻》現在，從《廣韻》追到唐朝的《唐韻》、隋朝的《切韻》，並沒有甚麼變動。照《廣韻》的音切切出音來，可像日本人讀漢字的聲音麼？」那個人說：「怎麼知道《廣韻》的聲音不和日本聲音一樣？」我說一項是聲紐（就是通稱字母的），兩項是四聲，從隋唐到現在，並沒有甚麼大改。日本可有四聲麼？可有四十類細目麼？至於分韻，元明以來的聲音，比《廣韻》減少，卻比日本還多。日本讀漢字可能像《廣韻》分二百六韻麼？你看從江蘇沿海到廣東，小販做工的人，都會胡亂說幾句英語，從來聲音沒有讀准。假如幾百年後，英國人說我們英國的舊音失去了，倒是中國沿海的人發得出英國舊音，你想這句話好笑不好笑？（二）日本人常說：「日本讀中國的古文就懂得，讀中國的現行的文就不懂得，原來中國的文氣變了。日本人作的漢文，倒還是中國的古文。」這句話也頗有人相信。我說日本的文章，用助詞非常之多，因為他說話裡頭助詞多，所以文章助詞也多。中國文章最愛多用助詞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強擬。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並不多，日本人可能懂得麼？至於古人辭氣，和近來不很相同。就中國人粗稱能文的，還不能盡解，更何論日本人！自從王氏做《經傳釋詞》，近來馬建忠分為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文法比擬，卻並沒有牽強。大體雖不全備，中國的分起來，總有十幾品，頗還與古人辭氣相合。在中國文法書裡邊，也算錚錚佼佼了。可笑有個日本人兒島獻吉又做一部《漢文典》，援引古書也沒有《文通》的完備，又拿日本詰詘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國文法。倒有許多人說兒島的書比馬氏好得多。因為馬氏不錄宋文，兒島兼錄宋文。不曉中國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備了，宋文本來沒有特別的句調，錄了有甚麼用？宋文也還可讀，照著兒島的排列法，語勢蹇澀，反而變成文理不通，比馬氏的書，真是有霄壤之隔！近來中國反有人譯他的書，唉，真是迷了！日本幾個老漢學家做來的文字，總有幾句不通，何況這位兒島學士。現在不用拿兩部書比較，只要請兒島做一篇一千字長的文章，看他語氣順不順，句調拗不拗，再請兒島點一篇漢書，看他點得斷點不斷，就可以試驗得出來了！（三）有一個英國人說：「中國的言語，有許多從外邊來，就像西瓜、蘆菔、安石榴、蒲桃（俗寫作葡萄）是希臘語，師子是波斯語，從那邊傳入中國。」這句話近來信的雖不多，將來恐怕又要風行。要曉這種話也有幾分近理。卻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檢點過。中國本來用單音語，鳥獸草木的名，卻有許多是複音語。但凡有兩字成一個名的，如果兩字可以分解得開，各自有義，必不是從外國來。如果兩字不能分解，或者是從外國來。蒲桃本不是中國土產，原是從西域取來，枝葉既不是蒲，果實也不像桃，喚做蒲桃，不合中國語的名義，自然是希臘語了。師子、安石榴也是一樣。像西瓜就不然，瓜是蓏的通名，西瓜說是在西方的最好，兩個都有義，或者由中國傳到希臘去，必不由希臘傳到中國來。蘆菔也是中國土產，《說文》已經列在小篆。兩個字雖然不能分解，鳥獸草木的名，本來複音語很多，也像從中國傳入希臘，不像從希臘傳入中國。至於彼此談話，偶然一樣，像父母的名，全地球沒有大異；中國稱兄做昆，轉音為哥，鮮卑也稱兄為阿干；中國人自稱為我，拉丁人也自稱為愛伽；中國吳語稱我輩曰阿旁（《洛陽伽藍記》自稱阿儂，語則阿旁），梵語也稱吾輩曰阿旁；中國稱彼為他，梵語也稱彼為多他；中國嘆詞有嗚呼，梵語也是阿蒿，這種原是最簡的話，隨口而出，天籟相符。或者古來本是同種，後來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說甲國的話，從乙國來，乙國的話，從甲國去，就是全無憑據的話了。（像日本許多名詞，大半從中國去。蒙古黃台吉就是從中國的皇太子變來，滿州的福晉，就是從中國的夫人變來，這種都可以決定。因為這幾國都近中國，中國文化先開，那邊沒有名詞，不得不用中國的話，所以可下斷語。若兩國隔絕得很遠的，或者相去雖近，文字差不多同時開的，就不能下這種斷語。）有人說：「中國象形文字，從埃及傳來。」也有說：「中國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臘二十二個字母。」這種話全然不對。象形字就是畫畫，任憑怎麼樣草昧初開的人，兩個人同對著一種物件，畫出來總是一樣，何必我傳你，你傳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紐，辛、戌是同紐，戌、卯、未古音也是同紐。譬如支幹就是字母，應該各字各紐，現在既有許多同紐的音，怎麼可以當得字母？這種話應該推開。（四）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封禪七十二君，或者不純是中國地方的土著人。巴比倫人或者也有幾個，因為《穆天子傳》裡面談的頗有幾分相近。但說中國人個個是從巴比倫來，到底不然。只看神農，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還有姜戎。晉朝青海有個酋長名叫姜聰，看來姜是羌人的姓，神農大概是青海人。黃帝或者稍遠一點，所以《山海經》說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大夏就是唐代的睹貨邏國，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黃帝即印度人。到底中國人種的來源，遠不過印度、新疆，近不過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倫地方。至於現在的苗人，並不是古來的三苗。現在的黎人，並不是古來的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類的。三苗在南，所以說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書》、《詩經》都還說有個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漢朝馬融說的），所以黃帝從西邊來，蚩尤從東邊走，趕到涿鹿，就是現在直隸宣化府地界，才決一大戰。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現在的黎人、苗人，應該在南方決戰，為甚麼到北方極邊去？難道苗子與韃子雜處？三苗是縉雲氏的子孫（漢朝鄭康成說的），也與苗子全不相干。近來的苗人、黎人，漢朝稱為西南夷。苗字本來寫仿字，黎字本來寫俚字，所以從漢朝到唐初，只有仿、俚的名，從無苗、黎的名。後來人強去附會《尚書》，就成苗、黎。別國人本來不曉得中國的歷史，聽中國人隨便講講，就當認真。中國人自己講錯了，由別國去一翻，倒反信為確據，你說不要笑死了麼？（五）法國又有個人說：「《易經》的卦名，就是字書，每爻所說的話，看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來。」這句話頗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講的話。有幾個朋友也信他。我說他舉出來的字，許多小篆裡頭沒有，豈可說文王作《周易》的時候，已經有這幾個字？況且所舉的字音，也並不甚合。在別國想到這條路上，也算巧思。但是在中國人只好把這種話做個談柄，豈可當他實在？如果說他說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說明朝人也有一句話，比法國人更巧。他說：「『四書』本來是一部書。《論語》後邊說『不知命』，接下《中庸》開口就說：『天命之謂性。』《中庸》後邊說『予懷明德』，接下《大學》開口[2]就說：『在明明德。』《大學》後邊說『不以利為義，以義為利也』，接下《孟子》開口就說：『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這倒是天然湊合，一點沒有牽強。但是信得這句話麼？明末人說了，就說他好笑，法國人說了，就說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麼？上面所舉，不過幾項，其餘也舉不盡，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准。就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拿別國的事跡來比附，創一種新奇的說，也不能取來做准。強去取來做准，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並且捏造事跡（捏造事跡，中國向來沒有的，因為歷史昌明，不容他隨意亂說。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並且拿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比如日本小說裡頭說源義經到蒙古去，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筆墨了。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志演義》裡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真正實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竟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當做真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為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後來人竟當做真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說，自己變成一種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就使沒有這種弊端，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施教育的跟著他的話施，受教育的跟著他的話受，也是不該。上邊已經說了，門外漢極力讚揚，並沒有增甚麼聲價。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尚的時候，說支那學好，風尚退了，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難道中國的教育家也跟著他旅進旅退麼？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遊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許多聲價，卻是錯了見解了。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就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多現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註解： [1]　按：北朝，當作「北宋」或「北宋朝」。 [2]　「口」字原脫，據上下文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