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 第九章　論資本利潤

資本利潤的增減與勞動工資的增減，同樣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但財富狀態對二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 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但同時也會降低利潤。當許多富商的資本投入同一行業，他們之間的相互競爭自然會降低這一行業的利潤；當同一社會各種行業的資本都增加時，相同的競爭必定在它們所有的行業中產生相同的效果。 前面已經提到，即便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時間，要確定勞動的平均工資也是不容易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確定的只不過是最普通的工資。但就資本的利潤而言，我們也很少能夠確定。利潤總是上下波動，即便經營某特定行業的人，也未必總能告訴你他每年的平均利潤是多少。他的平均利潤不但要受他所經營的那些商品的價格變動的影響，而且還要受他的競爭者和顧客的運氣的好壞，商品在海陸運輸上甚至在倉儲中可能遭遇的眾多意外事故的影響。因此，平均利潤不僅年年在變日日在變，甚至時時在變。要確定一個大國內各種不同行業的平均利潤必定更加困難；至於要精確判斷以前或近期的平均利潤，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 雖然我們不可能精確地確定目前或以前的資本平均利潤，但可以從貨幣的利息上形成某種概念。可以制定這樣一個原則：在使用貨幣獲利很多的任何地方，通常要為使用這些貨幣支付很多的報酬；在使用貨幣獲利較少的任何地方，通常要為使用這些貨幣支付較少的報酬。因此，根據任何國家市場的一般利息率，我們可以確信，資本的一般利潤必定隨市場的一般利息率的變化而變化。利息率下降，利潤也下降；利息率上升，利潤也上升。因此，利息的變化可以讓我們形成利潤變化的某種概念。 至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所有超過百分之十的利息被宣布為非法。由此可見，在此之前的利息有百分之十以上。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宗教熱情禁止一切形式的利息。然而，這一禁令，像相同類型的所有其他禁令一樣，據說沒有產生任何效果，高利貸的惡性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於是，亨利八世的法令，因伊麗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條的規定，才又產生了效力。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法定利息率才從百分之十降至百分之八。復辟後不久，利息率減為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再減至百分之五。所有這些法律規定看來都是非常恰當的。它們似乎都遵循了市場利息率具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借款的利息率，並沒有走在前面。自安妮女王時代以來，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似乎高於市場利息率。在最近一場戰爭之前，政府曾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而首都及王國的其他許多地方，有良好信用的人則以百分之三點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點五等利息率借款。 自亨利八世以來，國家的財富與收入一直在不斷增加，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其速度似乎在逐漸加快，而不是放慢。它們不僅在加快，而且越來越快。這期間的勞動工資一直在不斷增加，而大部分工商業的資本利潤卻一直在減少。 在大城市經營一種行業往往比鄉村需要更多的資本。每一種行業使用的龐大資本和眾多富裕的競爭者，往往造成城市資本利潤率低於農村資本利潤率。但是，大城市的勞動工資一般要比鄉村高。在欣欣向榮的大城市，擁有大量生產資本的人往往雇不到他們所需數量的勞動者，於是，他們便競相提高勞動工資，以便僱到儘可能多的人，這樣就抬高了勞動工資，降低了資本利潤。在偏遠地區，由於沒有充足資本去雇用需要的勞動者，求職者往往競相降價，以求找到工作，於是勞動工資下降，而資本利潤增加。 雖然蘇格蘭的法定利息率與英格蘭的相同，但市場利息率卻高得多。蘇格蘭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很少能以少於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就連愛丁堡的私立銀行開出的期票也要支付百分之四的利息，這種期票的一部分或全部可隨時兌現。倫敦的私立銀行對存入的資金不給付利息。在蘇格蘭經營的幾乎所有行業，所需資本都比英格蘭少。所以，蘇格蘭的普通利潤率要高於英格蘭的。上面已經說過，蘇格蘭的勞動工資要低於英格蘭的。蘇格蘭不僅比英格蘭窮得多，其發展速度也明顯緩慢得多。 在本世紀，法國的法定利息率一直未受市場利息率的支配。1720年的法定利息率，從二十分之一降至五十分之一便士，即從百分之五降至百分之二。1724年，法定利息率提高至三十分之一便士，即提高至百分之三點三。1725年時，又升至二十分之一便士，即升至百分之五。1766年，在拉弗迪執政時，又降至二十五分之一便士，即百分之四。後來，神父特雷又將其恢復到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多次劇烈的降低利息，其目的被認為是在為降低公債利息率作準備。這個目的有時確已達到。就目前而言，法國也許沒有英國那麼富有。雖然法國的法定利息率常常低於英國，但其市場利息率卻高於英國。因為，像其他國家那樣，法國有多種安全和容易的逃避法律的方法。據在英、法兩國經商的英國商人說，法國的貿易利潤比英國高。毫無疑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許多英國人不想把資本投在貿易被鄙視的國家，也不願投在貿易受到高度尊重的國家。法國的勞動工資比英國的低。當你從蘇格蘭來到英格蘭，你可能注意到兩地普通百姓在衣著和面容方面的差異充分表明他們生活狀況的差異。當你從法國回到英國，這種對比就更加鮮明了。法國無疑比蘇格蘭富裕，但其發展速度似乎不及蘇格蘭。人們普遍甚至流行的看法是，它正在退步；我的理解是，這種看法即使對法國來說，也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既看到蘇格蘭的現在又見過它二三十年前狀況的人絕不會有這種看法。 另一方面，按領土面積與人口數量的比例，荷蘭比英格蘭富有。荷蘭政府以百分之二的利息率借款，而信用良好的私人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荷蘭的勞動工資據說比英格蘭的高。眾所周知，荷蘭人的貿易利潤比歐洲任何其他民族的人都低。一些人認為，荷蘭的貿易正在衰退。就某些特定的行業而言，情況也許的確如此。但這些症狀似乎足以表明，該國並沒有出現總體意義上的衰退。利潤減少時，商人們往往會抱怨商業衰退了；但利潤減少是商業繁盛的自然結果，或所投資本比以前多的自然結果。在最近一次戰爭期間，荷蘭人乘機獲得了法國的全部轉口貿易，而時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荷蘭人手中。荷蘭人擁有的英法兩國的國債成為荷蘭人一大筆財產。僅就英國而言，據說就達約四千萬鎊（但我認為這個數字太誇張）。荷蘭人還把巨額資金借給其他國家的私人，因為這些國家的利息率比荷蘭的高。這些情況無疑表明荷蘭人的資本過剩，或者說，他們的資本已增加到超出在本國商業中勉強有利可圖的程度。但這些情況並不表明商業已經衰退。正如一個人的私人資本，儘管是在經營某一特定行業獲得的，但可以增加到在這一行業中無法運用的程度，而這一行業仍繼續發展；大國的資本也可能就是這種情況。 在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勞動工資、貨幣利息以及資本利潤都比英格蘭高。不同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從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不等。然而，勞動的高工資和資本的高利潤同時存在是新殖民地特殊情況下所特有的現象，而在其他情況下是很少見的。與多數其他國家相比，按其與領土面積的比例，新殖民地的資本在某個時間內必定會供應不足；按其與資本量的比例，必定在某個時候人口數量不足。他們的土地超過他們現有資本所能耕作的土地。因此，他們只把現有資本用於耕種那些土質最肥沃和位置最適宜的土地，即靠近海濱和通航河流沿岸的土地。購買這類土地的價格往往低於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用於購買和改良這類土地的資本必定產生極大的利潤，進而使他們能夠支付非常高的利息。這種有利可圖的投入使資本得到快速積累，並使種植園主能夠非常迅速地增加自己的傭工人數，以致超過他在一個新殖民地所能找到的人數。於是，他們能給在新殖民地找到的勞動者提供非常豐厚的報酬。可是，隨著殖民地的增加，資本的利潤便逐漸減少。當土質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已被全部占有，耕種土質和位置較差的土地所能獲得的利潤只能更少，而用在土地上的資本也只能提供更低的利息。目前，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也因此大大降低了。隨著財富、改良及人口的增加，利息就降低了。但勞動工資並不隨著資本的利潤而跌落。無論資本利潤如何，勞動的需求會隨資本的增加而增加。利潤下降之後，資本不但繼續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快。勤勞的民族與勤勞的個人都是如此。帶來小額利潤的大量資本通常比帶來巨額利潤的小量資本增加得更為迅速。俗語說，貨幣產生貨幣。當你已經得到了少許，你就不愁得不到更多。巨大的困難是如何去得到這少許的錢。資本的增加與勞動的增加（即對有用勞動需求的增加）兩者之間的關係已作了部分的說明，以後在討論資本積累時，還將作更充分的說明。 新領土的獲得或新行業部門的開展，即使在財富正在迅速增加的國家，有時會提高資本利潤，進而增加貨幣利息。如果該國的資本不足以應付這種新獲得或新發展給個人帶來的全部業務，那麼，只能將其投入在能提供最大利潤的那些行業部門。以前投在其他行業的資本，必定有一部分撤回來，轉投新的更有利的行業。因此，所有舊行業的競爭便沒有以前那麼激烈了，而市場上各種貨物的供給也不像以前那麼充足了。貨物價格勢必或多或少地上升，並給那些經營這些貨物的人帶來更大的利潤，使他們也能以更高的利息率借款。在最近一次戰爭結束後不久，一些信用良好的個人以及某些倫敦的最大公司，通常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而在戰前，他們沒支付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點五以上的利息。我國占領北美和西印度曾增加我國領土與貿易一事，就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用不著設想我國資本已經減少。舊資本經營的新業務的大量增加，必然會減少許多行業的資本數量。由於這些行業競爭少，利潤勢必增加。我將在後面提到為什麼大不列顛的資本存量並沒有減少，即便它為最近一次戰爭付出了巨額費用。 然而，社會資本存量或用於維持工人的資金的減少，不但會使勞動工資降低，而且還會使資本利潤以及貨幣利息增高。通過降低勞動工資，社會剩餘資本的所有者們能夠以比以前更少的花費向市場提供貨物；由於供應市場的資本較以前少，所以，他們就能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貨物。他們在貨物上的花費減少了，於是從中獲得的就更多了。因此，他們在兩端的利潤的增加能夠支付更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及東印度的其他英屬殖民地如此突然如此容易獲得的巨大財富足以讓我們相信：在那些被破壞的國家，非常低的勞動工資會帶來非常高的資本利潤。而且，貨幣利息也相應地非常高。在孟加拉，錢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給農民，並以下一期的收成做還款抵押。由於支付如此高昂利息的利潤必然會吞噬地主的幾乎所有地租，如此苛刻的高利息，也必然會侵占利潤的大部分。羅馬共和國衰亡以前，各省在其總督們毀滅性的暴政下，似乎都有同樣高的利息。西塞羅的書信告訴我們，道德高尚的布魯塔斯曾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在賽普勒斯借款。 當一個國家獲得的財富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的性質和相對於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最大限度時，它就不可能再進一步向前發展，但並不退步。在這種狀態下，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也許會非常低。假如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已完全達到其領土能維持或其資本能雇用的程度，就業競爭必將異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工資將會降至足以維持現有勞動者人數的地步；但是，由於該國的人口已非常飽和，人口數量不可能再增加。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與各種必須經營的業務所需要的資本相比，已達到飽和程度的話，那麼，每個特定部門使用的資本數量，取決於該行業的性質和範圍允許達到的程度。所以，由於各地的競爭十分激烈，普通利潤會降到儘可能低的水平。 不過，也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財富曾經達到這種程度。中國似乎已停滯了很長時間，其財富或許早已達到與其法律和制度一致十分富有的程度。可是，在其他法律與制度下，中國的土壤、氣候和位置可容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很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對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隻駛入它的一兩個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不同法律和制度下可能經營的相同數量的貿易。而且，在一個富人或大資本所有者享有極大安全，而窮人或小資本所有者享受不到任何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藉口執行法律而被掠奪的國家，不同部門投入的資本，絕不可能達到這些業務的性質和範圍容許的限度。在不同部門，對窮人的壓迫勢必確立富人的壟斷地位。富人們壟斷全部貿易業務，就能獲取巨大利潤。所以，據說中國的普通利息率為百分之十二，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定足以負擔如此高的利息。 法律上的缺陷有時會使其利息率提高到大大超過一國的貧富所需要的狀況。當法律不強制人們履行合同時，那就會使所有借款人所處的地位與受管制國家中破產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差不多。收回借款的不確定性使得出借人索要通常要求破產者支付相同的高利貸利息。在蹂躪羅馬帝國西部各省的野蠻民族中，長久以來，合同履行全靠合同當事雙方的信用，君主的法院很少干涉此事。當時的高利息率，恐怕就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吧。 當法律完全禁止利息時，它並不阻止收取利息。許多人必須借錢，但沒有誰在借款時不考慮這筆錢的使用是否恰當，即使用這筆錢能夠得到多大的回報，以及有無規避相關法律的困難與危險。孟德斯鳩先生解釋的所有伊斯蘭國家中出現的高利息率，不是因為他們貧窮，而是部分地方因為法律禁止利息，以及部分地方因為借款難以收回。 最低的普通利潤率必須總是高於足夠補償所投資本遭遇的偶然損失。只有這一剩餘才是純利潤或淨利潤。通常情況下，所謂毛利潤，不但包括這一剩餘，而且還包括為補償偶然損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與純利潤成比例。 最低的普通利潤率必須同樣高於足夠補償雖已十分謹慎但仍可能遭遇的偶然損失。如果無此剩餘，那麼，出藉資金的唯一動機就只能是仁慈或友情了。 在一個已經獲得了足夠財富，而且每個特定業務部門都有可使用的最大數量資本的國家，由於普通淨利潤率很低，所以這種利潤能夠負擔的普通市場利息率也很低，於是，除了最富有的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靠自己的貨幣利息生活。所有小有產者或中等有產者被迫自己監督自己資本的運作。幾乎每一人都成為商人或從事某種職業，這是必然的。荷蘭似乎正在接近這一狀態。在荷蘭，不是商人就不能算時髦人物。需要使得幾乎每一個人都慣常地去經營某種行業。時尚到處都受習俗的支配。就像不穿衣服會被人恥笑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不像他人那樣被雇用也是如此。正如一個文官在軍營或營地顯得不自在，甚至還可能被人瞧不起，一個遊手好閒的人在商人中也是如此。 在大部分商品的價格中，最高的普通利潤率或許會吞噬應當屬於土地的全部地租，剩下的僅夠支付商品生產及投放市場所需的勞動的最低工資，即僅夠維持生存的工資。當勞動者工作時，總得設法養活他們，但別人未必都付錢給地主。東印度公司傭工在孟加拉進行的貿易，其利潤率恐怕與這個比率相差不遠。 通常的市場利息率與普通純利潤率之間應維持的比例必然隨著利潤的漲跌而漲跌。在大不列顛，商人們所謂的雙倍利息被看作有益的，適中的，合理的利潤。我認為，這所謂的有益的，適中的，合理的利潤，只不過就是普通的通常利潤。在一個普通純利潤率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國家，當借錢做生意時，用利潤的一半作為利息，或許是合理的。借款人需承擔資本風險，在某種程度上，他向出借人擔保資本；在大部分行業，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既可作為這種擔保所冒風險的足夠補償，也可作為運作這筆資本的足夠回報。可是，在普通利潤率低得多或高得多的國家，利息與純利潤之間的比例也許不相同。當利潤率很低時，利潤的一半或許不能支付利息；當利潤率很高時，利潤的一半就能支付利息。 在財富迅速增加的國家，許多商品的價格中，低利潤率可以補償高勞動工資，並且使這些國家能夠以他們不興旺的鄰國一樣便宜的價格出售商品，因為這些鄰國的勞動工資較低。 實際上，高利潤比高工資更可能提升勞動價格。例如，假若麻布製造業不同勞動者，如梳麻工、紡工、織工等的工資，提升至每日兩便士，那麼，一匹麻布應提升的價格，只等於生產這匹麻布所雇的工人數，乘以這些個人生產這匹麻布的工作天數，再乘以兩便士。商品價格中屬於工資的那部分貫穿整個製造階段，只按算術級數遞次增加。但雇用這些工人的所有僱主的利潤，如果都抬高百分之五，那麼，商品價格中歸於利潤的那部分，在一切製造階段，就按幾何級數遞次增加。梳麻工的僱主在賣麻時，要求在他所墊付的材料和工人工資的全部價值基礎上，再另加百分之五。紡工的僱主，也要求在他所墊付的麻價和紡工工資的全部價值基礎上，另加百分之五。織工的僱主，也同樣要求在亞麻紗價和織工工資的基礎上另加百分之五。在提升商品價格的過程中，工資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與單利在債務積累中所起的作用相同。利潤增加所起的作用與複利所起的作用一樣。我國商人和主要製造業十分抱怨高工資在提高物價，從而減少國內外商品銷售的不良影響，但他們對高利潤的不良影響卻隻字不提。他們對自己的回報產生的惡果保持沉默。他們只對他人得利而產生的惡果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