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 第八章 論勞動工資
勞動的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
在土地私有與資本積累以前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產物屬於勞動者。既沒有地主也沒有僱主同他分享這些勞動產物。
假如這種狀態持續下去，勞動工資將會隨著勞動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力改進而增加。一切都逐漸更加便宜，因為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就可以把它們生產出來。而且，在這種狀態下，等量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自然可以互換，所以，要購買各種商品，只需少量的勞動產品。
但是，儘管所有東西實際上已經變得便宜，但表面上卻有許多東西比以前更昂貴，或交換更大數量的其他貨物。比如，我們假設大多數行業的勞動生產力提高到十倍，或者一天的勞動的產量十倍於最初勞動量，但某一種行業的勞動生產力卻僅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說，一天的勞動產量只兩倍於以前的勞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用大多數行業中一天的勞動產物去交換某一行業中一天的勞動產物，那麼，前者的原始工作量的十倍只能購買到後者原始工作量的兩倍。因此，後者的任一特定數量，例如一磅，似乎比以前貴五倍。但實際上，它要便宜一半。儘管要用其他貨物五倍的數量去購買它，只需一半的勞動量去購買或生產它。所以，獲得這種產物比以前容易一半。
但是，勞動者獨享全部勞動產物的原始狀態，在初次實行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之後，便不能持續下去了。因此，在勞動生產力尚未得到顯著改善之前，這種原始狀態已經結束了，進而就沒有必要去進一步追溯它對勞動報酬或勞動工資的影響了。
一旦土地成為私有財產，地主就會要求勞動者從土地生產出來或採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中分給他一定的份額。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為在土地上的勞動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
一般耕作者大都沒有維持生活到莊稼收割的資料。他們的生活費通常是由雇用他們的農業家從他的資本項下墊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勞動者的生產物，換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資本時得到相當的利潤，否則他就不願雇用勞動者。因此，他的地租便成為其土地上的勞動產物首先要扣除的。
其實，利潤的扣除，不僅在農業生產物方面如此，一切其他勞動的生產物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藝和製造業中，大部分勞動者在作業完成以前都需要僱主給他們墊付原材料、工資與生活費。僱主分享他們的勞動產品，換言之，就是分享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價值，而這一分享的份額便是他的利潤。
種田人有生活資料並把自己的生活資料維持到莊稼收穫的時候的情況很少發生。他的生活費用一般由僱主，也就是雇用他的農場主墊付。假如農場主不能分享種田人的勞動產物並且他的資本不能獲得利潤，他是不會雇用農民並墊付其生活費的。因此，農場主的資本利潤是勞動產物中第二個要扣除的。
幾乎所有其他任何勞動產物，同樣需要扣除利潤。在所有工藝和製造業中，大部分工人都需要一個僱主給他們提供工作原料，並在工作結束前給他們墊付工資與生活費。僱主分享工人的勞動產物或所提供的原料上增加的價值。這個份額就是利潤。
有時候確有這樣的事情：一個獨立的工人有足夠的資本去購買他的工作所需材料，並維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工作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他既是僱主，也是工人，所以，他享受自己勞動的全部產物，或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價值。它包括通常屬於兩個不同人的不同收入，即資本利潤和勞動工資。
但是，這些情況並不經常發生。在歐洲，一個僱主下面工作的工人有二十名，自己獨立工作的工人只有一個。而且，「勞動工資」一詞，都通常理解為，當勞動者是一個人，而雇用他的資本所有者是另一個人時，通過勞動獲得的工資。
勞動的普通工資，到處都取決於勞資雙方簽訂的契約。雙方的利益絕不是相同的。勞動者渴望多得，而僱主希望少給。勞動者都想為提高工資而聯合起來，而僱主們卻想為降低工資而聯合起來。
然而，在所有一般情況下，要預見勞資雙方誰在爭議中占有利地位，誰能迫使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條件，是不難的。因為人數較少，僱主們能夠更容易聯合起來。而且，法律准許或者至少沒有禁止他們聯合起來，但禁止勞動者聯合起來。我們沒有任何議會通過的法律去反對聯合起來去降低工作價格，但有許多法律反對提高工作價格。在所有這類爭議中，僱主們能堅持更長的時間。地主、農場主、製造商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任何一個工人，往往也能靠他們已經獲得的資本生活一到兩年。可是，如果沒有工作，許多工人不能維持一周，很少有人能維持一個月，幾乎沒有人能維持一年。從長遠來看，僱主需要勞動者的程度，或許和勞動者需要僱主的程度一樣，但僱主的需求不如勞動者那樣迫切。
我們很少聽說僱主們的聯合，但經常聽說工人們的聯合。但是，誰要是因此認為僱主們實際上很少聯合，那他未免不懂世故，不了解問題的真相了。僱主們為使勞動工資不超過其實際比率，總是隨時隨地都有一種心照不宣但始終如一團結一致的聯合。破壞這種聯合是一種最不受歡迎的行為，會遭受鄰居和同業者的恥笑。我們的確很少聽到這種聯合，因為它是一種無人聽說過的普通聯合或者自然聯合。僱主們有時候也參與某些特定的聯合將勞動工資降低到這一比率之下。這些聯合通常是悄悄地秘密地進行的，直到實施的時刻，讓工人們毫無抵抗地屈服，就像他們有時候所做的那樣，自己雖感到切膚之痛，但從不被他人說起。然而，這種聯合常常會遭到工人們對抗的防禦性聯合。而且，即便沒有這種聯合的挑釁，工人們有時候也會為提高勞動價格自動聯合起來。他們通常的理由，有時是糧食價格太高，有時是僱主從他們的勞動中獲取的利潤太多。但是，他們的聯合，無論是防禦性的還是攻擊性的，他們總是聲聞遐邇。為了迅速解決問題，他們總是大喊大叫，有時甚至採用可怕的暴力。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像絕望的人那樣放縱荒唐地放縱自己的行為。他們要麼餓死，要麼威脅他們的僱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在這些情況下，僱主也像另一方一樣大喊大叫，不斷請求地方行政官的幫助，要求他們嚴格執行那些已經制定的嚴厲反對傭工、工人和工匠聯合的法律。於是，工人們很少從那些紛亂的聯合引起的暴力中獲益。這些聯合，部分因為地方行政官的干預，部分因為僱主們更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的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其頭目受到懲罰或滅亡而告終。
在與其工人們的爭議中，僱主們往往處於有利地位，但仍然存在一個比率，這個比率似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降低到最低勞動的普通工資之下。
人必須靠自己的勞動生活，而且他的工資至少須足以維持其生活。在多數情況下，他的工資必須略多一些，否則他不可能撫養他的家庭，而且不能傳宗接代。因此，坎梯隆先生似乎認為，最低級普通勞動者必須隨時賺取至少雙倍於自己生活費的錢，以便能撫養兩個孩子。由於妻子必須照料孩子們，其勞動所得只夠維持自己的生活。可是，據計算，半數兒童在未成年前就死了。因此，按照這種計算方法，最貧窮的勞動者必須試圖至少養育四個孩子，以便能有兩個孩子活到成人的年齡。但是，坎梯隆先生認為，四個孩子的必要扶養費被認為幾乎等於一個成年人的生活費。他還認為，一個強壯奴隸的勞動價值等於其生活費的兩倍。而且，一個最低級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價值不可能低於一個強壯奴隸的勞動價值。於是，至少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為養育家庭，一對夫妻的勞動，即使是最低級的普通勞動所得，必須能夠稍稍超過維持他們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費用。但是，這種超額，是按什麼比率，是按上述比率還是其他比率，我不想加以確定。
然而，有些情況會使勞動者處於有利地位，並讓他們能夠得到大大超過上述比率的工資。很顯然，這個比率的工資是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無論哪個國家，當那些靠工資生活的人，如工人、工匠、傭工的需求不斷增加時，當每年提供的就業機會比前一年多時，勞動者就沒有聯合起來去提高工資的機會。勞動力缺乏導致僱主之間的競爭，出更高的價錢雇用勞動者，於是他們就自願打破僱主們不漲工資的自然聯合。
很顯然，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定會隨著預定用來支付勞動工資的資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這種資金有兩種：一是超過維持生活所需的收入；二是超過僱主自己使用所需的資財。
當地主、年金領取者或有錢人的收入超過他足以滿足維持其家庭的生活時，他把剩餘額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來雇用一個或更多的傭工。隨著剩餘額的增加，他自然或會增加傭工的數量。
若一位獨立的勞動者，如織工和鞋匠，擁有的資本超過他足以購買原材料以及維持他自己在貨物出售之前的生活，他自然會用這超出的資本去雇用一個乃至更多的工匠，以便從他們的勞動中獲利。這種超出資本的增加，他的工匠人數自然也會增加。
因此，對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的需求，必定隨著一國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沒有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沒有對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的需求的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所以，對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的需求，自然也隨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國民財富不增加，對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的需求不可能增加。
引起勞動工資上升的不是國民財富的實際大小而是它的不斷增長。因而，最高的勞動工資不在最富的國家出現，而在最繁榮，或致富最快的國家出現。目前，英格蘭的確比北美任何地方富有得多，其勞動工資也比北美任何地方都要高。在紐約，普通勞動者每日掙美幣三先令六便士，折合英幣兩先令；造船的木匠掙美幣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價值英幣六便士的糖酒一品脫，全部折合英幣六先令六便士；建築木匠和磚匠掙美幣八先令，折合英幣四先令六便士；裁縫工人掙美幣五先令，折合英幣兩先令十便士。這些價格全都在倫敦價格之上。據說，其他殖民地的工資也和紐約同樣高。北美各地的食品價格都比英格蘭低得多。北美從來沒有聽說過饑荒。在歉收的時期，即使出口量減少，他們總能滿足自己的供給。因此，如果北美殖民地勞動的貨幣價格高於其宗主國，那麼，其真實價格，即勞動購買和提供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實際支配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更高。
但是，雖然北美並沒有英格蘭那樣富裕，但比英格蘭更繁榮，並以更快的速度獲得財富。任何國家繁榮最具決定性的標誌是其居民人數的增加。在大不列顛及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在五百年內，其居民人數未能增加一倍，但在北美英屬殖民地，居民人數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內，就增加了一倍。目前，導致居民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斷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據說，當地的高齡居民往往能親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個以上的直系子孫。豐厚的勞動報酬使得多子女家庭成為父母富裕與繁榮的源泉，而不是家庭負擔。在每個孩子離開父母之前，其勞動能給他們帶來淨一百英鎊的收入。一個帶著四五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很少有機會在歐洲中層或下層人中間找到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但在北美，常有人求婚，這是一種財富。小孩子的價值是婚姻的最大鼓勵。所以，我們對北美人常常早婚就不足為奇了。儘管早婚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但北美人仍不斷抱怨人手缺乏。勞動者需求以及維持這些勞動者的資金增加似乎仍然比找到可雇用的勞動者更快。
雖然一個國家很富有，但如若長久陷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指望找到極高的工資。用於支付工資的資金，即居民的收入與資本，也許能達到極大的數額，但是，假如資金在數個世紀保持不變或幾乎不變，那麼，每年所雇用的勞動者人數就很容易供應，甚至超過下一年所需的勞動者人數。於是，既不會出現人手不足，僱主也不會為了得到勞動者而競相抬高價格。相反，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人數會自然增加，並超過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由於就業機會常常不夠，所以，勞動者不得不競相降價以期獲得就業。假如，這種國家的勞動工資，已經足夠養活勞動者以及他們各自的家人，那麼，勞動者之間的競爭與僱主們的利益，不久就會使工資降至與普通人工資一致的最低比率。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即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種最好，人民最勤勞以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然而，它似乎一直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五百年前到訪中國的馬可·波羅所描寫的耕種、產業及人口眾多狀況，與當今旅行家們的描述幾乎沒什麼差別。或許早在馬可·波羅時代之前，中國的財富就已經發展到其法律與制度所允許的最大程度。雖然旅行家的描述在許多方面不一致，但對中國勞動的低工資以及勞動者養活一家人的困難，卻眾口一詞。如果耕地一整天的勞動所得能讓農民在晚上購買少量的米的話，他就滿足了。技工的狀況就更糟了。他們不像在歐洲那樣優哉游哉地待在工場等待顧客上門，無所事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而是攜帶各自的工具沿街不停地奔走，就像祈求工作一樣叫賣自己的服務。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窮人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成千上萬的家庭在陸地上沒有住所，故常棲息在河流與河道里的小漁船上。由於缺少糧食，他們往往爭奪歐洲船隻拋棄的最骯髒的垃圾、動物屍體的腐肉，比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已經爛掉並發臭，一樣受到歡迎，就像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麼高興。中國鼓勵結婚，不是因為孩子有利可圖，而是因為有摧毀兒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總有一些孩子被拋棄在街頭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樣淹死在水裡。做這種可怕的事情據說是一種公開的職業，一些人以此謀生。
然而，雖然中國或許處於靜止狀態，但似乎並未倒退。在那裡，居民既沒有遺棄任何一座城鎮，也沒有荒廢任何一處曾經被耕種的土地。因此，每年被雇用的勞動量須保持不變或幾乎不變，而且，用於支付維持勞動工資的資金沒有明顯減少。所以，儘管最下層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很缺乏，但他們必須想盡辦法維持自己的種族，以便保持正常人口數量。
在用於維持勞動工資的資金明顯減少的國家，情況則另當別論。各種職業每年對傭工與勞動者的需求量會比上一年少。由於不能在他們自己的行業中找到工作，許多在上層階級中長大的人只能在最下層的職業中找工作。於是，在最下層的職業中，不僅本階層的人已經過剩，而且還有許多其他階層的人紛紛擁入。在這種情況下，職業競爭變得異常激烈，以致勞動工資降至勞動者生活資料極其貧乏，生活極其痛苦的水平。即使接受這些苛刻條件，還會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他們要麼餓死，要麼被迫靠乞討渡日，要麼去干罪大惡極的勾當去獲取生活資料。於是，窮乏、飢餓與死亡會立即在下層階級中流行開來，並逐步蔓延至整個上層階級，直至該國的人口數量減少到收入和資本足以維持的程度，而其他的收入與資本均已被苛政或災難摧毀了。孟加拉及東印度的其他殖民地的情況大致如此。如果一國土地肥沃，人口數量已經大大減少，獲取生活資料並不十分困難，但每年仍有三四十萬人因飢餓而死亡，那麼，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是因用於維持勞動貧民的資金迅速減少造成的。保護和統治北美的英國憲法結構與壓迫和統治東印度的商業公司結構之間的差異，通過這些國家的不同情況得到很好說明。
因此，豐厚的勞動報酬，既是國民財富增加的必然結果，也是國民財富增加的自然徵兆。另一方面，勞動貧民的生活資料缺乏是社會停滯不前的徵兆，而勞動者處於飢餓狀態是社會快速倒退的徵兆。
當前，大不列顛的勞動工資似乎明顯超過維持勞動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數額。為證明這一點，我們無須做煩瑣或未必有結果的計算，去推定勞動者養活一家人所需的最低工資。許多清晰的徵兆表明，在大不列顛的任何地方，勞動工資並不受與普通人的最低工資一致的比率的支配。
首先，在大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夏季工資與冬季工資之間存在差別，即使是最低級的勞動。夏季工資總是最高的。但是，由於數額巨大的燃料開支，所以一家人的冬季生活費是一年中最高的。生活費最低時，工資反而最高，所以，很顯然，支配工資的，不是所需的生活費，而是工作的數量及其假定的價值。的確，或許有人會說，勞動者應將夏季工資的一部分存起來，用以支付冬季的費用。勞動者全年的工資並未超過一家人全年所需的生活費。然而，奴隸或完全靠他人才能生存的人，也不會享受這樣的待遇。他的日常生活資料與他的日常需要成比例。
其次，大不列顛勞動工資不隨食物價格的波動而波動。食物價格每年都在變，甚至每月都在變。但是，許多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經過半個世紀還保持不變。因此，如果這些地方的勞動貧民，在物價最昂貴的日子，能夠養活一家人，那麼，在食物適度充足時，他們必定生活得很安逸；當食物價格便宜時，他們生活得很富裕。在過去十年中，大不列顛許多地方的高物價並未造成勞動的貨幣價格的合理上漲。的確，有些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提高了，但那更多的是由勞動需求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食物價格的上漲引起的。
再次，就不同年份而言，由於食物價格的變動大於勞動工資的變動，所以，就不同地方而言，勞動工資的變動大於食物價格的變動。在大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麵包和肉類的價格總體來說是相同的或大致相同的。這些商品以及大多數其他零售商品（勞動貧民購買所有物品的方式），在大都市和在偏遠地方，價格是同樣便宜，或者，大都市比偏遠地方更便宜。我將在後面說明其原因。但是，大都市及其附近地區的勞動工資，往往比數英里以外的地方的勞動工資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倫敦及其附近地區的勞動的普通價格，基本上是每天十八便士。而數英里以外的勞動價格即降至十四便士或十五便士。愛丁堡及其附近地區的勞動的普通價格可以說是每天十便士，而數英里以外的地區就低至八便士。八便士是蘇格蘭低地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在那裡，價格的變動比在英格蘭小得多。勞動價格的這種差異，似乎總是不足以使一個人由一個教區搬到另一個教區，但這種差異，必定會導致最龐大的商品運輸，不僅從一個教區到另一個教區，而且從大不列顛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甚至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久就使它們降至大致相同的水平。畢竟，人性善變，反覆無常，但根據我們的經驗，人類顯然是安土重遷的。所以，假如貧民能在大不列顛的勞動價格最便宜的地方養活一家人，那麼，他們在勞動價格最高的地方必定生活優裕。
最後，勞動價格的變化在時間上或地點上與食物價格的變化不一致，而是常常相反的。
穀物是普通人的食物，其價格蘇格蘭比英格蘭高，因此，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購進大量穀物。可是，英格蘭穀物在其出售地蘇格蘭的售價必須高於其購買地英格蘭的賣價，但相同質量的英格蘭穀物的售價不能比在蘇格蘭市場上出售並與其競爭的穀物的價格高。穀物質量的好壞主要取決於穀物在磨坊磨出的麵粉量。在這方面，英格蘭穀物大大優於蘇格蘭穀物，所以，從外表看或與其體積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看，儘管英格蘭穀物比蘇格蘭穀物貴一些，但就其質量或重量而言，通常比蘇格蘭穀物便宜得多。相反，勞動價格在蘇格蘭比在英格蘭低。因此，如果貧民能在聯合王國的這一地區（即蘇格蘭）養活一家人，那麼，他們在聯合王國的另一地區（即英格蘭）必定過著優裕的生活。的確，燕麥片是蘇格蘭普通百姓食物中最大量和最好的食物，其質量總體上比英格蘭同等級的鄰近區域的燕麥片要差得多。然而，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工資差異的原因而是工資差異的結果。但由於奇怪的誤解，我常聽到有人將其說成是原因。一個人富有而其鄰居貧窮，不是因為前者坐四輪大馬車出行，而後者只能步行，而是因為前者富有才能擁有四輪大馬車，後者因為窮只能步行。
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的穀物價格上個世紀比現在高。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其證據對蘇格蘭比對英格蘭更具決定性。在蘇格蘭，它是由政府檔案證明的，並根據市場的實際狀況每年對蘇格蘭各縣的不同穀物進行宣誓定價。如果這種直接證據需要旁證來證實，那麼，我會說，法國或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情況一直如此。對法國而言，我們有最明確的證明。儘管可以肯定，上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的穀物價格稍高於現在，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的勞動價格比現在便宜得多。因此，假如貧民在上世紀能夠養活他的家人，那麼，他現在必定過著更舒適的生活。上世紀，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最普通日工資，夏季為六便士，冬季為五便士。在蘇格蘭高地及西部各島，工資還是一星期三先令或接近三先令。現在，蘇格蘭低地的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為一天八便士。在愛丁堡附近地區以及毗鄰英格蘭的各縣（也許是這種毗鄰的關係），以及在勞動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愛州等附近，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為一天十便士，有時為一先令。由於英格蘭農業、製造業和商業的改進遠比蘇格蘭早，勞動的需求以及勞動的價格必然因此而增加。所以，無論上世紀還是現在，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均高於蘇格蘭。自那時起，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已經大大上漲，但考慮到英格蘭各地工資支付方式的更多，所以，要確定究竟上漲了多少工資更加困難。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餉銀與現在相同，都為八便士。最初規定軍餉數額時，自然會以普通勞動者的普通工資為標準，因為步兵通常來自這個階層。查爾斯二世時代的高等法院院長黑爾斯計算了一個六口人（父親母親，能做些事情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做事的子女二人）的勞動者家的開銷為一星期十先令，或一年二十六英鎊。他認為，如果他們不能靠自己的勞動賺取這一數額，他們就得去乞討或盜竊來湊夠此數。他好像對這個問題進行過非常仔細的研究。1688年，政治算數技能得到戴維南特博士稱讚的格雷戈里·金計算了勞動者與傭工的普通收入，每個家庭（平均為三個半人）一年為十五英鎊。從表面上看，雖然他的計算與黑爾斯的計算存在差異，但實際上兩者非常接近。他們兩人均認為，這類家庭每人一星期的開銷約為二十便士。從那時起，在英國的大部分地方，家庭的貨幣收入與貨幣費用均得到較大增長，但有的地方增長多一些，有的地方增長少一些。而且所增加的，不像最近公布的關於現在勞動工資增長的那些誇張報告所說的那麼多。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地方的勞動價格都不能精確地估算。因為，同一地方同一種類的勞動所支付的勞動工資是不同的。它不僅要考慮勞動者不同的能力，還要看僱主是慷慨還是吝嗇。在工資沒有法律規定的地方，我們能確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資。而且，經驗似乎表明，法律從來都不能對工作進行恰當的規定，雖然總是試圖那樣做。
在當今時代，勞動的真實報酬，即勞動所能給勞動者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或許在比例上的增加已經超過了貨幣價格的增加。不僅穀物的價格較之以前略微便宜，而且為勤奮的貧民提供愜意和衛生食物的許多其他東西的價格也已經便宜很多了。例如，目前英國大部分地方的馬鈴薯價格只有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的一半。以前用鋤頭，現在普遍用犁種植的蕪菁、胡蘿蔔、捲心菜等的價格，可以說與馬鈴薯的情況相同。而且，各種各樣的蔬果價格也更便宜。大不列顛上世紀所消費的大部分蘋果和洋蔥都是從佛蘭德斯進口的。麻布和呢絨初加工的大改進給勞動者提供了更好更便宜的衣服。同時，粗金屬製造的大改進，不僅給相關勞動者提供了更廉價更好的專業工具，而且提供了許多愜意便利的家具。的確，肥皂、食鹽、蠟燭、皮革及發酵酒的價格因課稅而被抬高。然而，勞動貧民必須消費的物品數量卻極其有限，而且這些物品的價格上漲並不抵消其他多數物品價格的下跌。世人普遍抱怨的奢侈之風已波及最下層的人民，勞動貧民現在也對以前滿足他們需求的相同食物、衣服及住所感到不滿足。這些可使我們確信，勞動的貨幣價格及其真實價格增加了。
下層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還是不利呢？一看就知道其答案極為明顯。在任何巨大的政治社會，傭工、勞動者和工人都占大部分。大部分人生活狀況的改善絕不能被視為對整個社會不利。大部分社會成員處於貧窮與悲慘狀態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而且，當給整個社會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能夠分享一部分自己的勞動產品並使自己得到過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時，才能算是公正的。
毫無疑問，貧窮不鼓勵人們結婚，但未必總是阻止人們結婚。它甚至似乎對繁衍後代有利。蘇格蘭高地處於半飢餓狀態的婦女常生育二十多個子女，而嬌生慣養的闊太太們往往不能生育，即使生，一般只生兩三個。不孕症在上層社會的女人中極為普遍，但在下層社會的女性中極為少見。女性的奢侈，雖能刺激享樂的欲望，但往往會削弱，甚至常常會徹底摧毀生育能力。
雖然貧窮不阻止生育，但對養育子女極為不利。不耐寒植物生長出來，在寒冷的土壤和惡劣的氣候環境中不久也會枯死。我常聽說，在蘇格蘭高地，一位母親生育二十個子女，但活下來的只有兩個。幾個經驗豐富的軍官告訴我，在他們團出生的士兵子女遠遠不能補充本團的士兵人數，甚至連吹鼓手都不能提供。然而，在兵營附近經常見到大量在別處很少見到的可愛孩子。看來這些孩子很少能活到十三四歲。有些地方的孩子在四歲前就死去一半；許多地方的孩子在七歲前死去一半；在幾乎所有地方，孩子在十歲前死去一半。然而，在所有地方的普通百姓的孩子中都會見到這麼高的死亡率，這些普通百姓不能像上層社會的人那樣去照料和養育自己的子女。儘管他們婚後所生的孩子比那些上層社會的人所生的孩子要多，但他們的孩子能活到成年的比例卻較低。在育嬰堂及教區慈善會養育的孩子的死亡率仍然要比普通人的孩子的死亡率高。
各種動物的繁殖都自然地與其生活資料成比例，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繁殖會超過這一比例。可是，在文明社會，只有下層社會的人的生活資料的缺乏才能限制人類進一步繁殖。要限制進一步繁殖，除了殺死他們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沒有其他方法。
通過使勞動者能夠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給養從而養育更多的孩子，勞動的豐厚報酬，自然會加寬和擴大上述限度。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擴大上述限度儘可能保持勞動需求所需要的比例。如果勞動需求持續增加，勞動報酬勢必鼓勵勞動者結婚和生育，使他們能夠持續增加人口數量，以滿足不斷增加的勞動需求。如果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低於該目的所需要的，那麼，人手缺乏很快就會提升勞動報酬。如果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超過該目的所需要的，那麼，過量的人口生育很快就會使勞動報酬降至其必要的比率。一種情況下，市場上勞動供應不足，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市場上勞動供應過剩，其結果都會很快迫使勞動價格回到社會需要的合理的水平。正是採用這種方式，勞動者的需求就像對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勢必支配勞動者的生育。生育過緩時，則加快其生產；生育過快時，則抑制其生產。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無論在北美，在歐洲，還是在中國，支配和決定人口繁育的正是這一需求。這種需求成為北美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成為歐洲人口緩慢而逐漸增加的原因，成為中國人口不增不減的原因。
據說，奴隸的損耗使其僱主蒙受損失，而自由僱工損耗則使其自身蒙受損失。然而，後者的損耗實際上與前者的損耗一樣都使僱主蒙受損失。支付給各種工匠和傭工的工資，必須使他們能夠按照社會對其需求的增加、減少或停滯等情況，維持其人口數量。但是，雖然自由僱工的損耗使其僱主遭受損失，但與奴隸的損耗相比，僱主遭受的損失又少得多。用於補充或彌補奴隸損耗的資金通常由疏忽的僱主或粗心大意的監工管理，而彌補自由傭工損耗的資金卻由自由傭工自己管理。在富人家中普遍流行的經濟管理混亂自然造成前者管理的混亂，而窮人的厲行節約與精打細算也會自然地在後者的管理中得以實施。於是，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相同的目的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費用去實施。因此，從不同時代和國家的經驗來看，我相信，自由人完成的工作最後比奴隸完成的工作便宜。即便在普通勞動工資很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情況也是如此。
因此，勞動的豐厚報酬既是財富增加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對勞動的豐厚報酬的抱怨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的悲嘆。
也許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進步狀態下，不是在社會達到絕頂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日益富裕的時候，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的條件似乎是最幸福最舒適的。在社會靜止狀態下，他們的生活條件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他們的生活是痛苦的。對於社會不同階層的人來說，進步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歡樂和熱誠的狀態。靜止狀態是呆滯的狀態，而退步狀態則是淒涼的狀態。
由於勞動的豐厚報酬鼓勵普通百姓生育，因而也增加了他們的勤勉。勞動工資是勤勉的鼓勵。勤勉像人類的其他品質一樣，越受到獎勵就越勤奮。豐富的生活資料增加勞動者體力、改善條件和豐衣足食地終其一生的美好希望，以及促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勞動工資高的地方，我們總是發現工人比低工資地方的工人更積極，更勤奮，更快速高效。例如，英格蘭的勞動者比蘇格蘭勞動者更積極，更勤奮，更快速高效；大城市附近的勞動者比偏遠農村的勞動者更積極，更勤奮，更快速高效。的確，當一些勞動者能在四天中賺取維持其一星期的生活資料時，他們便會在其餘三天無所事事。然而，就大部分勞動者而言，情況並非如此。相反，當工人通過計件工資獲得豐厚報酬時，他們極易操勞過度，沒幾年就把身體搞垮了。在倫敦及其他一些地方，木匠的最佳精力不能持續八年以上。這種事情在許多其他按件計酬的行業里時有發生。製造業通常按件計算工人工資，連農村勞動在工資比普通情況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計算工資。幾乎所有技工都會因操勞過度以及從事某種特殊工作而患上某種特殊疾病。義大利著名醫生拉馬齊尼寫過一本關於這類疾病的專著。我們不把我們的士兵看成我們中間最勤勞的人，但當他們從事某些特殊工作並按件領取豐厚的工資時，他們的軍官常常必須與他們約定，他們每日的報酬按照支付的比率不允許超過一定數額。在訂立這項規定之前，士兵們因相互競爭以及渴望得到更多報酬常常操勞過度，以致損害了自己的健康。一星期中有四天過度操勞往往是造成其餘三天無所事事的真正原因。這無所事事的三天是世人大聲抱怨以及抱怨最多的。連續幾天從事大量的勞動（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之後，大多數人自然會強烈地想放鬆一下。除非受到外力或某種強大需要的抑制，這種欲望幾乎是不可抗拒的。這是天性的要求，在緊張勞動之後，必須用某種嗜好去緩解，有時只是悠閒自得一下，有時卻是閒遊浪蕩和消遣娛樂。如果不這樣做，其後果常常是很危險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不然，遲早會患上某種職業的特殊疾病。如果僱主老是聽從理性及人道的命令，那麼，他們應當鼓勵工人們適度工作，而不是操勞過度。我認為，在每個行業，一個適度工作以便能夠繼續工作的人，不僅能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有人認為，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勞動者普遍更懶惰；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勞動者則更勤奮。他們於是得出結論：生活資料豐富時，勞動者的勤奮程度就降低；生活資料缺乏時，勞動者的勤奮程度就提高。生活資料比平時稍稍豐富一些也許使一部分勞動者變得懶惰，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說它會影響到大部分人，或者說人們吃得好時比吃得不好時總體上要工作得更好，或者說人們在意志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得更好些，或者說人們在生病時比健康時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饑荒年份往往是普通百姓生病與死亡的年份，而生病和死亡勢必減少他們的勞動產物。
在生活資料充足的年份，傭工往往離開他們的主人，靠自己的勤奮去獲得生活資料。但是，通過增加維持傭工的資金，同樣廉價的食品價格鼓勵僱主，尤其是農場主，雇用更多的傭工。在這種情況下，農場主希望通過維持稍多的勞動傭工從穀物中獲取比在市場上出售更多利潤。傭工需求量增加，但由於供應這種需求的人數減少了，所以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便宜時上升。
在生活資料缺乏的年份，生存的困難與不確定使所有這些傭工渴望回到原來的僱主那裡去工作。但是，通過減少用於維持傭工的資金，昂貴的食品價格使僱主們傾向於減少而不是增加現有傭工。在物價昂貴的年份，貧窮的獨立勞動者往往把他們用來給自己提供工作的材料的少量庫存全部消費，於是，他們為了生存被迫成為僱工。由於求職的人數超過了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許多人只好接受比平時更低的條件，以求找到工作。因此，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很低。
所以，各種僱主總能在物價昂貴的年份比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從他們的傭工那裡獲得更多的好處，而且，僱主們發現傭工們在物價昂貴的年份比在物價便宜的年份更謙恭更具依賴性。於是，僱主們自然認為物價昂貴的年份對他們更為有利。而且，地主和農場主這兩個最大的僱主階級還有另外的原因喜歡物價昂貴的年份，那就是，前者的地租與後者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食物的價格。然而，想像人們在為自己工作時比在為他人工作時的工作要少些，那是再荒謬不過的了。貧窮的獨立勞動者通常要比按件計資的幫工勤奮，因為，前者享有自身勤奮的全部產物，而後者須與其僱主分享。當處於分開獨立狀態時，前者不太容易受到壞同伴的引誘。這種同伴在大製造廠中常常敗壞他人的道德；獨立勞動者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的無論干多干少工資和生活費都一樣的傭工，優越性可能更大一些。在物價昂貴的年份，獨立勞動者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會增加，而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其比例會下降。
麥桑斯是一位博學多才的法國作家，在聖埃蒂安選舉時擔任稅收官。他試圖通過比較三種不同的製造業生產的產品的數量與價值，來說明窮人在物價便宜時所做的工作比物價昂貴時所做的工作要多。這三種製造業分別是：埃爾伯夫的粗毛織業以及盧昂各地的麻織業與絲織業。根據他從官署登記簿抄寫的報告，在物價便宜的年份，這三類製造業生產的產品數量及價值一般都比物價昂貴的年份高；在物價最低的年份生產的產品數量與價值往往最大，而在物價最昂貴的年份，生產的產品數量與價值最小。這三類製造業似乎均處於停滯狀態，或者，儘管其產量一年不同一年，但總體來說，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蘇格蘭的麻織品業以及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業都是正在發展的製造業，其產量與價值雖時有變動，但總體上一直在增加。然而，當考察它們已經公布的年度生產報告，我未能發現產量的變化與四季的物價高低有什麼合理的聯繫。的確，在物資十分匱乏的1740年，這兩種製造業的產量極大地下降，但在物資仍然十分匱乏的1756年，蘇格蘭製造業的產量卻比普通年份高。在美國印花稅法廢止之後，約克郡製造業減少了，但直至1766年，其產量才恢復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和1767年，其產量大大超過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從那時起持續增加。
產品銷往遠方的所有大製造業的產品，與其說必然取決於產地四季物價的貴賤，倒不如說必然取決於消費國中影響其需求的各種情況，取決於和平或戰爭，取決於其他競爭製造業的興衰，取決於主要消費者的心情好壞。而且，可能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完成的大部分臨時工作從未記錄在製造業的公開登記簿上。離開僱主的男傭工變成獨立勞動者，而婦女們回到其父母家中，普遍從事紡織，給自己和家人加工衣服。甚至連獨立勞動者也未必都生產公開出售的商品，而是被鄰居雇用，生產家庭用品。所以，他們的勞動產品，經常沒有記錄在公開登記簿上。這些記錄有時極其誇張，而我們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卻往往據此妄斷最大帝國的興衰。
雖然勞動價格的變化並非總是與食物價格的變動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但我們不能因此誤認為食品價格對勞動價格沒有任何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必定受以下兩種情況的支配：一是勞動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勞動需求，按照它是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即按照它所需要的人口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決定著必須向勞動者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的貨幣價格取決於購買這一數量所需要的金額。因此，在食物價格便宜的時候，雖然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候很高，但在食物價格昂貴而勞動需求持續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的貨幣價格會更高。
勞動的貨幣價格，在突然和特別充裕的年份，有時上升，而在突然和特別匱乏的年份，有時下跌，正是因為在突然和特別充裕的年份，勞動需求增加，而在突然和特別匱乏的年份，勞動需求減少。在突然和特別充裕的年份，許多僱主手中的資金足以維持並雇用比上一年更多的勤奮勞動者，而超過平時需求的勞動者未必都能被雇用。於是，為了雇用更多的勞動者，僱主們便相互競爭以求僱到需要的工人，進而有的時候抬高了勞動的真實價格及貨幣價格。
在突然和特別匱乏的年份，情況正好相反。用來雇用勞動者的資金較上一年少，大量的工人失業。於是，他們為獲得職業而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降低了勞動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在生活資料特別匱乏的1740年，許多人只要有飯吃就願工作。在接下來的幾個生活資料充裕的年份，要僱到勞動者和僱工就比較困難了。
通過降低勞動需求，物價昂貴的年份的物資匱乏會降低勞動價格，就像食物的高價會抬高勞動的價格；相反，通過增加勞動需求，物價便宜的年份的物資充裕會抬高勞動的價格，就像食物的便宜會降低勞動的價格一樣。在食品價格正常變化的年份，兩種對立原因似乎互相抵消。這也許就是勞動工資比起食物價格來，到處都更穩定更持久的部分原因。
通過增加價格中工資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勞動工資的增長必然抬高許多商品的價格，並按照價格增高的比例，減少國內外這些商品的消費。然而，造成勞動工資增長，即資本的增加的原因，會提高勞動生產力，使較少的勞動生產出較多的產品。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雇用大量勞動者的資本所有者勢必盡力妥當地劃分和分配他們勞動力，使其生產儘可能多的產品。由於相同的原因，他力圖把他和他的工人們所能想到的最好機械提供給他們。在某一特定工場內勞動者中發生的事實，由於相同原因，也會在整個社會的勞動者中發生。勞動者的人數愈多，他們的分工當然就愈精細。更多的人參與發明完成各自工作的最適用的機械，所以這種機械就容易發明出來。因此，由於這種改進，許多商品能用比以前更少的勞動生產出來，勞動價格的增加被勞動量的減少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