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24 進步是否可能：論福利國家之情願為奴 （1958）

Is Progress Possible?Willing Slaves of the Welfare State 【原編者按】從法國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人們一般假定，人類事務方面的進步不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接著，兩次恐怖的戰爭及氫彈之發明，使得人們質疑這一自信假定。《觀察家報》（ The Observer ）特邀五位知名作家，就下列問題作答：「人類如今是否仍在進步？」「進步是否可能？」本文是系列文章之第二篇，是對斯諾（C.P. Snow）的開篇文章〈社會中的人〉（「Man in Society」, 《觀察家報》1958年7月13日）的一個回應。 進步意味著在某一可欲方向前進。對我們人類這一物種來說，所有人的欲求並不一致。在〈可能世界〉一文中， 霍爾丹教授勾畫了一個未來，其中人類預見到地球不久就變得無法居住。為移居火星，人改造自己的體質，並且拋棄了正義、憐憫及幸福。這裡的欲求，只是圖存。而我更關心的則是人類如何存活，而不是人類存活多久。對我來說，進步意味著個體生命的良善和幸福之加增（increasing goodness and happiness of individual lives）。對於人類，恰如對於每一個人，只求延年在我看來是個可鄙的理想。 因而我甚至比C.P.斯諾 走得更遠，不讓氫彈處於未來圖景的中心。跟他一樣，我也拿不准，要是氫彈殺掉了我們的三分之一（我屬於此三分之一），這對於倖存者是否就是一件壞事；跟他一樣，我並不認為，氫彈會殺掉我們全部。然而，何不假定全部殺掉？身為基督徒，我理所當然認為，人類歷史某一日會終結；至於圓寂的最佳時辰，我向全知者沒有任何建議。我更憂心的是，氫彈已經帶來的東西。 常常碰到這樣的青年，他們常以氫彈威脅為理由，來藥殺當前的每一種快樂，逃避每一種義務。他們可否知道，有無氫彈，人人都會死（好些死法還挺可怕）？為氫彈哭喪著臉悶悶不樂，無益。 去除掉我所認為的一個熏鯡 之後，我轉向真正問題。人們是否正在變得，或趨於變得更良善更幸福？顯然，其答案只能是臆測。絕大多數個人體驗（而且並無別種體驗）永遠不會見諸報端（never get into the news），更不用說見諸史籍了；即便是對親身體驗，人之把握也並不完善。我們被壓縮成諸多概況（generalities）。即便在這些概況之中，我們也難以權衡利弊。查爾斯爵士 枚舉了許多真正的改良；針對這些改良，我們必須拿廣島、愛爾蘭王室警吏團、 蓋世太保、 格伯烏、 洗腦以及俄國奴隸營來權衡核算。或許，我們對孩子變得更和藹，可我們對老人變得不太和藹了。隨便一位家庭醫生都會告訴你，甚至那些富庶之人，也都拒絕照顧雙親。「他們就不能到別家去麼」，戈納瑞說。 我想，跟企圖權衡利弊相比，更為有用的是提醒自己，這些好現象壞現象，都因兩樁事成為可能。這兩樁事將可能決定，終有一日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絕大多數事情。 其一是科學的進步，以及其日益廣泛的應用。就我所關心的目的（ends）而言，這作為一種手段（means），是中性的。我們將變得越來越有能力醫治並製造更多疾病——最終拉下大幕的是細菌戰而非核彈——越來越有能力減輕並施加更多痛苦，越來越有能力更大規模地主宰或浪費地球資源。我們會變得或更仁慈，或更有害。我猜，我們會二者兼有。成此毀彼， 消除了老苦痛卻又製造了新苦痛，使自己這方面安全無虞卻使自己那方面危險四伏。 其二是政府與臣民關係之變化。查爾斯（Charles）爵士提起我們對犯罪的新態度。我要提起的則是，整車整車運載到德國毒氣室的猶太人。說這二者之間有個共通因素，乍聽上去令人咋舌，但我認為有一個。依照人道主義觀點，所有犯罪都是病態；犯罪要的不是懲戒（retributive punishment），而是醫治（cure）。這就將處置罪犯，與正義及罪有應得的概念分為兩截；「正義的醫治」（just cure）一詞失去意義。 依照老觀點，公眾輿論可能會抗拒某一懲罰（它曾抗拒我們的老刑法），是因其量刑過重，超過那人之所「應得」；這是一個倫理問題，每個人都可置喙其間。可是治療，只能藉其成功幾率來評判；一個技術問題，只有專家可置喙其間。這樣一來，罪犯就不再是個人（person），不再是權利與義務之主體（subject），而只成為社會可對之加工的一個客體（object）。希特勒如何對待猶太人，大體如此。他們是客體；殺死他們不是因為其罪無可赦（ill desert），而是因為，根據他的理論，他們是社會病灶。要是社會可以隨意修理（mend）、重鑄（remake）或銷煉（demake）人，那麼它所隨之意，當然既可能是人道，也可能是殺機。其間雖有重要不同，但是，無論哪條路，統治者（ruler）都成了業主（owners）。 注意看，對待「犯罪」的人道態度如何實施。要是犯罪只是患病，為什麼要對犯罪和患病區別對待？除了專家，又有誰能診斷病症？有個心理學派，認為我的宗教信仰是神經症。要是這一神經症給政府帶來不便，我被迫接受強制「治療」，什麼又能阻止？治療可能令我痛苦；醫療往往如此。可是，去問「我做了什麼讓我受這個罪」，一點用都沒有。矯正師（the Straighter）將會回答：「可是，親愛的同胞，沒人 譴責 你。我們不再相信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 我們在給你治病。」 這簡直與現代社群中隱含的政治哲學之某種極端運用，一般無二。它悄無聲息地侵入我們。兩次大戰使得縮減自由成為必需。而且我們逐漸習慣於我們的鎖鏈，儘管很不情願。我們的經濟生活日益增長的複雜性及動盪，迫使政府占領了一度留給選擇或機緣的許多活動領域。我們的理智首先向黑格爾的奴隸哲學繳械投降，接著向馬克思，最後向語言分析哲學家。 其結果是，古典政治理論，連同其斯多葛的、基督教的、法理學的關鍵概念（自然法、個人價值、人權），都已死去。現代國家之存在，不是為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是為了給我們謀好處（do us good）或使我們變好（make us good）——總之，為我們謀求某種東西（do something to us）或讓我們成為某種東西（make us something）。因而，曾經的「統治者」（rulers），有了「領袖」（leaders）這一新稱呼。我們與其說是其臣民，不如說是受監護人（wards）、小學生（pupils）或家畜。沒留下任何東西，讓我們能對他們說，「管好你們自己的事」。我們的全部生活 都是 他們的事。 我之所以寫「他們」，是因為只有小孩才認識不到，實際的政府（actual government）是且通常必定是寡頭政府（oligarchical）。我們的實際主人，必定多於一個，少於全部。只不過，寡頭們開始對我們有了新看法。 我想，我們的真正兩難就在於此。或許無法走回頭路，而且我們確實不會去走回頭路。我們是馴良的禽獸（有的主人仁慈，有的主人殘酷），要是走出牢籠，可能會餓死。這是兩難處境之一端。而在一個愈來愈整齊劃一的社會中，我所珍視的東西中，有多少能夠倖存？這是另一端。 我相信，一個人要是有「天生自由的心靈」（the freeborn mind），那他就會更幸福，多姿多彩的幸福。但我懷疑，要是他沒了新社會正在取締的經濟獨立，是否還會有這顆自由心靈。因為經濟獨立容得下一種不受政府控制的教育；而在成人生活中，正是那些無求於政府的人，才能夠批評政府行為，對其意識形態不屑一顧。讀讀蒙田吧；這是雙腳放在自家書桌下、吃著自家地里出產的羊肉和蘿蔔的一個人，發出的聲音。當國家成為每個人的校長或老闆時，誰還會像他那樣說話？誠然，當人未被馴化之時，這種自由也只屬於少數人。這我知道。因此才心中驚恐，懷疑我們的選項只剩下兩個：有少數自由人的社會和全無自由人的社會。 再者，新寡頭政治既以規劃吾等自任，必定越來越以立足知識自命。 如果我們打算得到政府母親般的呵護，這母親就必須最最了解我們。這就意味著，他們必然越來越仰賴科學家的意見，直至最後，政客只成為科學家的玩偶。整齊劃一的社會（planned society）必然傾向於技術統治（technocracy）。我之所以擔心專家掌權，是因為他們站在其專門對象之外說話。就讓科學家給我們談科學。至於統治（government）所牽涉到的問題，則關乎與人為善（the good for man）、正義以及以什麼為代價值得做什麼；關於這些問題，科學訓練不會使得一個人的意見高明多少。就讓醫生告訴我，除非我們如何如何否則我就得死；至於生命就此而言是否值得一過，他和其他人一樣，無權回答。 其三，我們並不喜歡政府之旗號（pretensions）——要求我們服從的根據——調門過高。我不喜歡巫醫的自命不凡（magical pretensions），也不喜歡波旁王朝的君權神授。這不只是因為我不信讖術（magic）和波舒哀的《政治學》 。我信上帝，但我反感神權政治（theocracy）。因為任何政府所包含的僅僅是人，而且嚴格說來，任何政府都是權宜之計（makeshift）；如果它給自己的號令加上「奉天承運」（Thus the Lord Saith），它就在撒謊，而且撒危險的謊。 基於同一理由，我擔怕假科學之名的政府。僭主就是這樣來的。在每一時代，那些想把我們攥在手心的人，要是他們還有些許聰明，他們就會打出某種旗號，那個時代的望與怕使之最為有力的旗號。他們「漁利」。這一旗號曾是讖術（magic），曾是基督教。如今定會是科學。真正的科學對僭主之「科學」不以為然——他們對希特勒的種族理論或史達林的生物學不以為然。但是，他們會被封口。 我們必須足夠重視查爾斯爵士的提醒，東方千百萬人依然處於半飢餓狀態。與此相比，我的擔心仿佛無足輕重。餓肚子的人想的是食物，而非自由。我們必須足夠重視這一聲稱：只有科學，只有得到全面運用的科學，因而只有史無前例的政府控制，才能讓人類填飽肚子得到醫療。簡言之，只有一個世俗福利國家（a world Welfare State）才能辦到。正是滿心承認這些真理（truth），才使得我認為人類當前極度危險。 我們一方面有燃眉之急（desperate need），諸如飢餓、疾病及戰禍。另一方面，我們又心想著有某種東西可解燃眉之急：全能的全球技術統治（omnicompetent global technocracy）。這難道不是奴役的最佳時機？以前，奴役就是這樣進來的：一邊是燃眉之急（真正的或表面的），一邊是緩解燃眉之急的某種權力（真正的或表面的）。在古代世界，個人賣身為奴，為了餬口。社會也是如此。有個巫醫可救我們擺脫術士（sorcerers）——有個軍閥可救我們擺脫蠻族——有個教會可救我們脫離地獄。他們要什麼就給什麼，要是他們願意，我們自己就捆起手腳蒙上雙眼，交給他們。這種可怕交易或許會重來。我們無法譴責人們做此交易。我們幾乎不能寄希望於他們不做。但是，我們實難忍受，他們應這樣做。 關於進步的問題，已經成了是否能夠找到某種途徑，在屈服於世界範圍的技術統治家長制（the world-wide paternalism of a technocracy）的同時，不失去所有個人隱私和獨立性。采超級福利國家之蜜，是否有可能避免被蜇？ 毫無疑問，有這麼一蟄。瑞典的悲哀（Swedish sadness）只是個預示。過自己的生活、稱自己家為堡壘、樂享自己的勞動果實、遵照良知之指示教育自家孩子、為身後兒孫之安康而省吃儉用——這是白人及文明人的根深蒂固的願望。實現這些願望，對成就我們的德性和幸福而言，幾乎不可或缺。這些願望全部受挫，就會有道德和心理災難。 所有這些都威脅著我們，即便我們的燃眉之急所指向的社會形式，無與倫比地成功。難道這就是宿命？我們有何保證，讓我們的主子們將會或能夠遵守誘使我們出賣自己的承諾？切莫上了「命運在自己手中」這些話的當。真正發生的不過是，一些人的命運在另一些人的手中。他們僅僅是人；沒有一個完美；很多貪婪、殘酷、不誠。我們越被徹底規劃，他們越有權力。我們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理由，保證權力不像此前那般，這次不會產生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