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23 雪中少年犯 （1957）

Delinquents in the Snow 「開拔。」門外的人聲提醒我們（通常還在最不順心的時候），一年一度的聖歌季（season of carols）又來了。我家門前，本地唱詩班的歌聲，一年響起一次；至於其他的四十五次，則是一些男孩或兒童的聲音，他們甚至不去學唱歌，或記住他們正在糟蹋的那首聖歌的歌詞。他們真正持之以恆加以擺弄的樂器，是門鈴和門環；他們追逐的，則是錢財。 我敢保，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就是翻進我家花園、劫掠果子、砍倒果樹還在我家窗外胡喊亂叫的那些流氓阿飛。儘管左鄰右舍都知道，我家有人重病在身。 我擔心對於他們，我的「姑息遷就」，是處置失當。我既不像個基督徒，赦免他們；也不像個怒氣沖沖的主人，放狗去咬他們。人家敲詐，我給錢；給錢，又給得並不得體。我做得兩頭都不靠。 倘若我並不認為，當前遵紀守法的民眾都怒火中燒，那我將此事公之於眾就是蠢舉一樁（這事更適合說給告解神父聽）。針對這怒火，我贏得了無數戰鬥，卻從未贏過一場戰爭。而且天知道，許多人家比我更有原因感到怒火中燒。畢竟，我還沒像朝聖先生（Mr Pilgrim）那樣，被迫自盡。 我為之哀痛的也並不是，女兒遭姦殺，可兇手則將被關進精神病院（用的是納稅人的錢），終有一天出院又去逮其他孩子。相比起來，我最大的傷痛也不足掛齒。不過，鑒於它勾起了所有這些問題，還是說說那件事吧。 不久前，幾位小鄰居撬開我家花園的一間小平房，偷了幾件東西——幾樣不常見的武器和一架光學儀器。這一次，警察找出他們是誰了。由於確信，他們之中有好幾個此前就犯過同樣的罪，我寄予厚望，會給他們某種足以殺雞儆猴的判罰。可是有人敬告我：「要是那個老女人當法官，那就全完了。」我當然不得不列席少年法庭。結果與敬告所言，毫髮不爽。那位老太太（姑且這樣稱呼她吧）是庭長。大量證據表明，犯罪有預謀，意在錢財：有些贓物已經賣掉。老太太判罰了一小筆錢。也就是說，她沒懲罰犯人，而是懲罰他們的父母。可更讓我驚訝不置的是，她給犯人的總結陳詞。她告誡他們，務必，確確實實務必放棄這種「愚蠢的惡作劇」。 當然，我萬不可指控老太太不公正（injustice）。正義（justice）之定義，林林總總。如果正義的意思，如忒拉緒馬霍斯（Trasymachus）所想的那樣，是「強者的利益」， 那她就很正義了。因為她推行的是自己的和罪犯的意志，他們合起來比我不知強大多少。 可是，假如她的意圖是——我並不懷疑，這種正義引領我們所有人走上的那條大道就是用好意鋪成的——防止這些男孩長成慣犯，我就要質疑，她的方法是否周全（well judged）。即便他們聽她的（他們不會聽在意料之中），他們帶走的是一個信念：圖謀錢財的蓄意搶劫會被歸為「惡作劇」一類——歸為一種孩子氣，長大了就沒了。慫恿他們從率意踐踏劫掠果園，毫不遲疑地走向入室行竊、縱火、強姦、謀殺，似乎再難想出比這更好的途徑了。 這件小事，在我看來，正是我們時代的特徵。刑法日漸保護罪犯，不再保護受害者。有人可能擔心，我們正在走向犯人專制或（可能是一丘之貉的）純粹無政府。不過，這並不是我的擔憂，我擔心的恰好相反。 依照這一國度的古典政治理論，我們把自衛權（our right of self-protection）讓渡給國家，其前提條件是國家會保護我們。 粗略說來，你答應不親自手刃謀害你女兒的那個人，是因為你知道，國家會逮捕並絞死他。當然，作為對國家起源的歷史追溯，這一理論與實不符。群體對個體的權力，就其本性而言，是無限的。個體交出權力，是因為他不得不交。國家在最佳狀態（這些狀態已不再有），藉著明確這一權力，給它設限，並給了個體一丁點自由。 可是古典理論為公民之服從職責（obligation to civil obedience）提供了道德根據；解釋了交稅為何正確（以及不可避免），手刃謀害你女兒的兇手為何錯誤。目前，這一令人很不舒服的處境（uncomfortable position）是這樣：國家很少保護我們，因為它不願在國內保護我們免受罪犯侵害，而且明顯日益沒了能力保護我們免受外敵侵害。我們的權利與自由之少，負擔之多，是絕無僅有：作為回報，我們所得保護少得可憐。就在我們的職責增多之時，其道德根據則被撤除。 折磨我的問題是，血肉之軀還會繼續忍耐多久。不久之前，甚至還曾有個他們是否應該忍耐的問題。我希望，沒有人會以為約翰遜博士是個野蠻人（barbarian）。可是他堅持認為，根據蘇格蘭的一條古怪法律，某年青人的殺父仇人總逍遙法外，那麼此青年蠻有理由這樣說：「我在這些野蠻人中，他們拒絕做公正事……因此我處在一種自然的狀態……我會把殺死我父親的罪犯刺死。」 （見鮑斯威爾《赫布 里底群島旅行日記》1773年8月22日之日記） 更顯而易見的是，基於這些原則，當國家不再保護我免受流氓侵害，要是我能夠，我就有理由親手抓住他們，修理他們。當國家不能夠或不願意提供保護，「自然」（nature）就捲土重來，自衛權原物奉還給個體。當然，要是我能夠且確實這樣做了，我會被起訴。對盜賊很是仁慈的老太太及其同黨，將對我毫不心慈手軟；我會被那些既不知道也不在意薩德現象（sadist） 或任何詞彙什麼意思的記者，當作「虐待狂」醜聞在小報上示眾。 然而，我所擔心的不是，或主要不是零星爆發的個人復仇。我更擔心的是，我們的境況既然與美國內戰之後的南部如此相像，以至於會出現某種類似三K黨 的東西，這種東西最終可能會演變成某種右翼革命或中間派革命（a Right or Central revolution）。因為那些受害者，主要是深謀遠慮之人，是不屈不撓之人，是那些想去勞動的人，是那些在無法撫慰的挫折面前仍樹立起值得一保的性命（some sort of life）並期望保全性命的人。說他們絕大多數（並非全部）是「中產階級」，沒說到點子上。他們的品質，並非來自階級：他們之所以屬於這一階級，是因為他們有這些品質。因為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裡，那些勤勉、有遠見或天分，並願意克己自律的人，不大可能在一個世代之後，還仍是無產階級。事實上，那點僅存的道德、智識或經濟活力，殘存在他們身上。他們不是非實體（nonentities）。他們的耐心，在某個點會崩斷。 那個老太太要是讀了這篇文章，會說我在「威脅」（threat）——語言準確常常與她無緣。要是你用「威脅」一詞來指（可這時你就不太懂英語），推測預言某個極不可欲的事件，那麼我就是在威脅。假如你用「威脅」一詞，言下之意是我期望此等結局或情願促成它，那麼你就搞錯了。革命很少治癒它們所針對的那種惡；它們總會生養上百個其他的惡。至於那箇舊惡，革命經常給它弄個新名，使之繼續大行於世。可以肯定，假如有個三K黨興起，很快就會充斥其行列的流氓阿飛，主要是那類激發了三K黨的流氓阿飛。右翼革命或中間派革命，會和其他革命一樣偽善、骯髒、兇惡。我擔心的是，我們恐怕會使革命的可然性更高。 拙文或許被判為不合時宜，不合乎和平與友好之大局。不過，還是與大局有點聯繫。並非一切種類的和平，都與一切種類的友好（goodwill）相容。應許給使人和睦的人（peacemaker）的福祉（blessing） ，也不是所有那些口稱「和平、和平」的人所能得到的。一個真正的「使人和睦的人」， 促進和平，而不是鼓吹和平。和平、和平……我們不會對你嚴厲……那只是個小孩的惡作劇……你有點神經失常……答應我，不要再那樣了……說到頭，我並不認為從中會出來友好或和平。在布滿報春花的小路上，栽種報春花，說到頭，算不得仁舉。 你瞧！他們又開始忙活了。「Ark, the errol hygel sings.」 敲門聲越來越大。好了，他們來了，一年只不過來50回。只過兩周半，就是節禮日（Boxing Day）。 那時，我們或許會有一點寧靜，紀念耶穌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