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18 首要及次要之事 （1942）

First and Second Things 我在1942年6月6日的《時代與潮流》雜誌上讀到，德國人將哈根，而不是齊格弗里德樹立為他們的民族英雄，我樂得差點笑出聲來。因為我是個浪漫人（romantic person）。青春年少之時的一個黃金夏日，我從留聲機上首次聽聞《女武神的騎行》， 並看到阿瑟·拉克姆給《尼伯龍根的指環》所配插圖。 打那時起，我就縱情於我的尼伯龍根，尤其是此故事的瓦格納版。甚至在今日，這些書卷的那股氣息仍能令我心馳神往，帶著初戀記憶的那絲痛楚。因此，當納粹攫取我的珍寶，把它弄成他們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時，那是一個苦澀時刻。不過現在，一切都好了。他們自己已經證明，沒有能力消化它。他們保留這一故事，只能靠將它顛倒本末，把其中一個小壞蛋弄成英雄。無疑，他們立場裡的邏輯馬上會令他們走得更遠，將宣布阿爾伯里希為北方精神的真正化身。這時，他們就把所竊之物還給了我。 說到北方精神（Nordic spirit），就令我想起，他們企圖利用《指環》，只是他們整體利用「北方」這個更大企圖的一個實例。這一更大企圖同樣可笑。認強力（might）為正義（right）的人，有何資格去說，他們也是奧丁的崇拜者？奧丁的全部要義在於，他秉有正義，而無強力。 北方宗教的全部要義在於，所有神話中唯獨它告訴人們去侍奉諸神，毫不諱言諸神在負隅頑抗，而且註定最終落敗。「我要與奧丁一同赴死」，史蒂文森寓言故事裡的流浪者說。 這就證明，史蒂文森懂得一些北方精神，而德國壓根理解不了。諸神將隕落。奧丁的智慧、托爾的英勇 （托爾有點像約克郡人）及巴爾德耳的美， 終將被愚蠢巨人們及畸形巨怪的權力政治（ realpolitik ）所粉碎。但這一點也動搖不了自由人的忠誠。因而，如我等所望，真正的德國詩篇都關乎英勇抗爭，關乎殊死搏鬥。 說到這兒，我猛然想到，我好像撞上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悖論。全歐洲唯一的一批人，力圖將他們的前基督神話體系復興為活的信仰，卻怎麼顯得自己沒能力理解這一殘餘的神話體系？在任何情況下，倒退都可悲——其可悲，一如某人長大成人，卻退回到其預科學校的氣質（ethos）。不過，你倒能指望他，至少明白禁止搞小動作的規矩，至少清楚新生不應把手揣到口袋裡。為了小善而犧牲大善，最終又連小善都沒得到——這是出奇的愚蠢。為了一塌糊塗的神話體系而出賣其名分（birthright），接著又將神話體系全部弄錯——他們又是如何做到的？因為非常明顯的是，我（寧願用菘藍將自己的臉染得靛青，也不願說真的有個奧丁）從奧丁神話中得到了他所能提供的全部的善和趣（fun），而納粹的奧丁主義者一點都沒得到。 不過在我看來，如我所想，這或許並不像是一個悖論。或者至少說，它是個悖論，卻時時發生，人如今差不多已經習慣了。其他實例開始浮現腦際。直至相當晚近的現代——我想直至浪漫主義時期——尚無人提出，文學與藝術之目的在於自身。它們「屬於生活的裝點」，它們提供「無邪消遣」（innocent diversion）；它們或是「閒情逸緻」（refined our manners），或「感發志意」（incited us to virtue），或頌讚諸神。偉大樂曲曾為彌撒而作；偉大繪畫曾被用來填補尊貴的庇護人的餐廳牆壁，或用來在教堂點燃敬虔。偉大悲劇要麼由宗教詩人編導，來禮拜狄奧尼索斯；要麼由商業詩人編導，以取悅休半日假的倫敦佬。 正是在19世紀，我們意識到藝術的全部尊嚴。我們開始對之「大講特講」（take it seriously），恰如納粹大講特講神話體系。但其結果看來卻是，審美生活之誤置。其中沒給我們留下什麼，除了高雅之作與「流行」之作，前者越來越無人願意去讀、去聽或去看，後者則無論創作者還是樂享者都感到羞慚。恰如納粹，把一個雖真實卻從屬的善（a real, but subordinate good），抬得太高，我們差點失去了那個善本身。 琢磨此事越久，我越是懷疑我窺見一項定律：無意對談，越像對談。把一條寵物狗當作生命中心的那個女人，都頭來，失去的不只是她做人的用處和尊嚴，而且失去了養狗的原本樂趣。把飲酒當作頭等大事的那個男人，不僅會丟掉工作，而且會喪失味覺，喪失享受醉酒之樂的全部能力。在人生的那麼一兩個時刻，感到宇宙的意義就集中在一位女人身上，這是件光榮事——只要其他義務或歡樂還能把你的心思從她身上移開，就是件光榮事。然而，諸事不顧，只是一心想她（這事有時行得通），後果會如何？當然，這一定律早被發現，但它還是經得住一再發現。它可以表述如下：每一次取小善舍大善、取部分之善而舍全體之善，此等犧牲的結果就是，小善或部分之善也一同失喪。 誠然，世界就是這個樣子。要是以掃果真以長子名分，換取了一碗紅豆湯的好處， 那麼他算是幸運的特例。把次要之事放在首位，你無法完成它；你只有藉著把首要之事置於首位，才能完成那次要之事。如此一來，「什麼事才是首要之事」這個問題，就不僅是哲學問題，而是每個人都該關切的事了。 在此語境下，不可能不去追問，我們自己的文明在過去三十年間，把什麼置於首位。答案很是明白。它將自己置於首位。維繫文明（to preserve civilization）成了偉大目標；文明之瓦解，成了最大煩惱。和平、生活高水準、衛生、交通、科學、娛樂——所有這些我們通常所謂的文明，成了我們的目的（ends）。人們會這樣答對：當文明危難之時，我們關心文明就極為自然，極為必需。可是，要是完全搞顛倒了呢？——要是文明之所以陷於危急，恰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把文明當成至善（ summum bonum ）呢？或許走這條路，無法保衛文明。或許，文明恐怕永無寧日，直到我們除了在意它之外，還在意點別的。 這一假設，蠻有事實根據。就拿追求和平（可以說是文明的要素之一）來說吧，我想，很多人如今都會同意，和平欲求所主導的外交政策，正是一條走向戰爭之路。 再說了，在文明成為人類活動一支獨大的目標之前，文明可曾萬分危急？對過去時代的魯莽的理想化，比比皆是，我不願為之煽風點火。祖先跟我們一樣殘暴，荒淫，貪婪，愚蠢。然而，當他們不只關切文明，而且關切其他事——在不同時代關心形形色色的事，關心神的旨意，榮耀，個人榮譽，正統（doctrinal purity），公義——難道因此經常陷於文明消失的嚴重危險之中麼？ 這一提議，至少值得一思。誠然，除非我們把文明置於次要地位，否則文明永無寧日，假如此言不虛，那麼立即就會有個問題，對誰次要？誰是首要之事？我在此只能答覆說，要是我們並不知道，首要之事及唯一真正切實之事就是，動身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