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12 看待自我之兩途 （1940）

Two Ways with the Self 人們認為，舍己（self-renunciation）很接近基督教倫理之核心。而且確實如此。當亞里士多德讚美某種自愛，我們或許感到，儘管他小心區分合法的與不合法的 Philautia （自愛）， 在此我們還是碰見了某種本質上是次基督教（sub-Christian）的東西。然而我們卻難於決斷，該對聖法蘭西斯·德·塞爾斯的「論優待自己」 那章作何感想。這裡禁止我們沉溺於憎恨，即便是恨自己；還建議我們，即便自責，也應「平和勸諫」， 更需同情（compassion）而非激情（passion）。本著同一精神，諾里奇的茱莉安則要我們「細心周到心平氣和」（loving and peaceble），不只對我們的「慕道友」（even-Christians），而且對「我們自己」。 至於新約，則要我「愛人如己」， 要是自我只是恨的對象，這就成了一則可怕誡命。可是，我們的主也說，真正的門徒，必須「恨自己的性命」。 我們萬不可這樣解釋這一表面矛盾，說在某節點以下，自愛正確，越過此節點，自愛就錯了。這不是個度的問題。有兩種自恨（self-hatred），其早期階段雖然相似，但一個起頭就錯，另一個則自始至終都對。雪萊 說自厭（self-contempt）是殘酷之根源，後來還有一位詩人說他瞧不起那種「惡人如己」的人，他們指的都是一種極為真實且極為非基督（un-Christian）的自恨。這種自恨會使一個人成為魔王，而平常的自私則（至少有那麼一會）只使他淪為禽獸。我們這個時代里硬心腸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忙於分辨自己人品（make-up）里的「意識形態印記」或弗洛伊德式動機， 必然不會知道基督教之謙卑。他或許會以所謂「低看」一切靈魂而告終，包括他自己的靈魂。這就表露了其理論之玩世不恭（cynicism）或殘酷，或者兼而有之。即便是基督徒，要是他接受了某些類型的完全墮落教義（doctrine of total depravity），也難免此虞。這樣去想的邏輯結論，或是受苦崇拜（worship of suffering）——為他人受苦或為自己受苦——我們在大衛·林賽（David Lindsay）先生的《大角星之旅》 中看到的那種受苦崇拜，要是我沒讀歪的話；或是極度空虛，莎士比亞在《理察三世》結尾所描寫的那種極度空虛。理察掙扎著轉向自愛。可是，既然他已經「看透」一切情感，他也就看透了這一情感。於是自愛就成了套套邏輯（tautology）：「愛理察的是理察，就是說，我才是我。」 這樣說來，看待自我有二途。一方面，自我是上帝之造物，乃愛憐與歡笑之機緣（an occasion of love and rejoicing）；即便可恨之時，也須憐惜，也須救治。另一方面，它是相對於一切他人的一個自我（self），我們稱之為「吾」和「我」（I and me ），並以此為據要求非理性的優先權。對這一要求，不僅要加以恨惡，而且要加以消滅；恰如喬治·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所說，「絕不容它片刻免於永死。」 對於我就是我的喧嚷， 基督徒必須發動無盡的戰爭：他愛且肯定自我本身，對自我之罪則否。他必須加以拒斥的自愛，對他而言，正是個樣本，教他應如何對待一切自我（feel to all selves）。他還可以指望，當他真正領會了（這在此生實難做到）愛人如己，他或許能夠愛己如人：也即以仁愛（charity）愛己，而非以偏愛（partiality）愛己。相反，另一種自恨，就恨自我本身。它一起始，認為喚作「我」的那個特定自我，具有特別價值；後來，在自豪中受傷，發覺這一心愛對象竟如此令人失望；它尋求報復，首先報復那個自我，後來則是一切自我（all selves）。根深蒂固的唯我主義（deeply egoistic），如今成了反轉的唯我主義（inverted egoism） 。它的論證，快言快語：「我饒不了自己」——潛台詞是「更不必說我不必饒恕他人」——就像塔西佗筆下的那個營帥：「由於他自己受過苦，因此他對別人也就更加殘酷。」 錯誤的苦行主義折磨自我：正確的則殺死自私。我們必須每日在死：但比起一無所愛，自愛就是好事；比起無所憐憫，自憐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