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11 民族悔改之危險 （1940）

Dangers of National Repentance 「民族悔改」（national repentance）這一想法，乍一看，與民族自義（national self-righteousness）形成了富於教益的對比。因為英格蘭經常被指責為民族自義，且帶著民族自義參加（或據說參加過）上次大戰，故而基督徒自然而然地轉而對民族悔改寄予厚望。尤其是年青基督徒——大四學生及見習牧師——轉而支持民族悔改者，不在少數。他們甘願相信，對當前這場戰爭，英格蘭負有部分罪責；並甘願承認，英格蘭之罪，他們本人也有一份。至於那份罪是什麼，我倒發覺不易確定。當前亂象可以追溯到英格蘭的許多決定。可是，做出這些決定之時，這些年青人，絕大多數還是孩子，要麼尚未持有選票，要麼並無聰明使用選票的經驗。他們為之悔改的，莫非是子虛烏有之事？ 若真如此，那就大可以說，他們的錯誤頗為無害。人們確有罪過（sins），卻往往不知悔改。因而，對某一想像中的罪過（imaginary sin）偶爾心生悔改，就顯得十分可欲（desirable）。不過，實際發生（我曾眼看著它發生）在年青的民族悔罪者身上的事情，卻比這要複雜。英格蘭並非一個天生行動者（a natural agent） ，而是一個市民社會（a civil society）。當我們說英格蘭行徑時，我們是指，不列顛政府之行徑。年青人蒙召為英格蘭外交政策而悔改，其實是蒙召為其鄰人之舉動而悔改；因為，無論外交大臣還是內閣大臣，當然都是鄰人。認罪就預設了定罪。因而，民族悔改首要且致命的魅力就是，它鼓勵我們，從為自身罪過悔改這件苦澀任務中掉過頭來，轉向為他人行狀哀哭這一愜意任務——當然，首先是痛斥他人之行狀。要是年青人明白，這正是他在做的事，無疑，他會記起仁愛律（the law of charity）。可是很不幸，向他鼓吹民族悔改的那些語詞，掩蓋了其本來面目（true nature）。藉助一種危險的修辭，他稱政府為「我們」，而不是「他們」。又因為，作為悔罪者，我們對自身罪過，不許慈悲為懷，更不許網開一面。因而，以「我們」作稱謂的政府，就鐵定超出仁愛之範圍（the sphere of charity），甚至超出公義之範圍（the sphere of justice）。關於它，你可以隨意指陳。你可以沉湎於誹謗這一大眾惡習，肆無忌憚，卻還始終感到，你正在修習悔悟（contrition）。這樣一群悔罪者會說：「讓我們為我們民族的過犯悔改。」他們實際所說的則是：「無論何時，只要我們與他（內閣里的鄰人，甚至基督徒鄰人）意見相左，我們就說他的每個念頭，都是魔鬼撒旦聳動的惡念。」 這樣就從個人悔改，逃進「誘人的境地」（tempting region）： 能讓熱忱進去，恢復 她的元氣，讓雜欲有活動的特許， 卻也再不聞它們自己的名稱。 這一逃逸，任何一個道德懦夫（moral cowardice）都會歡迎。而對年青知識人而言，它有雙重吸引力。一個人要是年過四十，力圖為英格蘭之過犯悔改並愛英格蘭之敵人，他想這樣，代價很大；因為他養成了某種愛國情操，要壓制此情操，需經過一番掙扎。可是，一個二十來歲受過教育的人，並無此等情操需要壓制。在藝術領域，在文學領域，在政治領域，從記事之時起，他就是個憤憤不平的少數人；至於對英格蘭政治家的一種不信任，對教育程度低的鄉下人之儀態、快樂及熱情的某種鄙夷，幾乎是從母乳中汲取的。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們必須赦免（forgive）仇敵。不過，「我的仇敵」首先是指，我其實易於仇恨並中傷之人。你若去聽年青基督徒知識人談話，你很快就會發現，誰是他們的真正仇敵。仇敵仿佛有兩個——畢林普上校 和「生意人」。我懷疑，後者通常指的就是說話人的老爹。這只是揣測。可以確定的則是，你請他們赦免德國人和俄國人， 請他們睜眼看英國的過犯，你就是在提請他們，放縱他們的主導激情（ruling passion），而不是克制此激情。我並不是說，你提請他們去做的事情，本身並不正確或毫無必要；我們必須赦免一切仇敵，否則必受咒詛。 但是，你的聽眾需要的絕不是此告誡（exhortation）。應該告訴他們去悔改的群體過犯（communal sins），應是他們自己的年齡和階層的過犯：對未受教育者的鄙夷，心甘情願地擱置惡，自以為義地挑動公開的污衊，違反第五誡。 關於這些過犯，我從未聽到他們提起。在我聽到之前，我必須認為，他們對民族仇敵的坦誠，是一種太過便宜的德性。要是一個人赦免不了鄰家的畢林普上校，他又如何能夠赦免沒見過面的獨裁者（Dictators）。 可是，倡導民族悔改，難道不是教會的義務？我想是的。但這一職分（office），恰如別的職分，唯獨那些不大情願履行的人，才能履行得富有成效。我們知道，人可能為了主的緣故，「恨」他的母親。 某基督徒非難母親的畫面，雖是個悲劇，或許卻富有教益；不過其富有教益，只有當我們十分確定，他是個好兒子，而且非難母親時，雖則屬靈熱忱戰勝了強大的自然親情，心靈卻苦苦掙扎。 當我們有理由懷疑，他 樂於 非難母親——他自信已經超越自然情感，而實際上，他卻仍然伏在其下——這個當兒，兒子非難母親的場景就只是令人厭惡。主的那些難解的話（hard sayings），只對那些發覺它們難以做到的人，才有益處。莫里亞克的《耶穌的生平》， 有一章令人震驚。當主說起弟兄為敵、兒女與父母為敵時， 除了猶大之外，其他門徒都嚇壞了。猶大視為理所當然。他喜歡這話，就像鴨子喜歡水：「猶大問：『有啥大驚小怪的？』……他愛基督，愛的只是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對人性墮落的神性一瞥。」 因為面對主的悖論（the Dominical paradoxes），就有兩種心理。上帝保護我們，免受其一侵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