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16 「可怕的東東」 （1944）

「Horrid Red Things」 許多神學家及一些科學家如今都準備宣告，19世紀的「科學與宗教之爭」業已結束，已成往事。可是，即便此言不虛，這也是真正神學家和真正科學家才知道的真相——也就是說，只有極少數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才知道。對於街男巷女，這一衝突依然十分真實。而且在他心目中，衝突襲取的是飽學之士實難夢見的形式。 普通百姓想到的，並非特定教條（dogmas）與特定的科學發現。困擾他的是，流布甚廣的兩種氛圍（atmosphere）之不同：一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基督教，一是他因生活於科學時代而揀擇的宇宙圖景。他從使徒信經（the Creed） 中拼湊出來：上帝有個「兒子」（仿佛上帝是位神靈，像奧丁或朱庇特 那樣娶妻生子）；這個兒子從「天」而「降」（像傘兵那樣），先是到了地面，後來處於地面以下的冥土；再後來，祂升天，坐上寶座，在父神的右邊。整個事仿佛隱含著：有方位的、物質的「天」——平流層上的一座宮殿——還有地平說， 以及其他古老的錯誤觀念。 普通百姓深知，我們會否認他歸結給我們的那些個信念（the beliefs），對我們的信條（creed）作另外一種詮釋。不過，他一點都不會買賬。「無疑，」他想，「一旦這幾大信條在那兒，你就能夠隨心所欲地給它們賦予寓意（allegorised），將它們靈化（spiritualized away）。可是，明擺著的難道不是，要是第一代基督徒對宇宙的真實樣貌有點了解，根本就不會有這些信條麼？一個歷史學家，其著作基於對某文獻的誤讀，他後來（當其錯誤曝光）或許會費盡心機去表明，他對某戰鬥的解說，仍能與文獻所載相容。可關鍵是，要是他當初沒誤讀文獻，這些費盡心機的解釋一個也不會存在。因而，這些解釋的確是浪費勞力；他要是有些丈夫氣，就承認錯誤，從頭再來。」 我想，基督徒要想說服這個「普通」現代人，必須做兩樣事情。首先，必須給他說得很清楚，經過解釋和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s）之後，信經中依然有某些東西毫不含糊地是超自然的（supernatural）、神跡的（miraculous）、難以置信的（shocking）。我們可以不信地平說，不信天庭。可是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堅信，像任何蠻夷（savage）或神智論者 那樣，堅信有一個屬靈世界（spirit-world），堅信它能夠而且的確侵入這一自然的宇宙或現象的宇宙（natural or phenomenal universe）。因為普通百姓懷疑，一旦我們開始解釋（explaining），我們就打算解釋掉（explain away）。 他們懷疑，我們為無知聽眾準備了神話，要是我們被受過教育的聽眾逼到牆角，我們就把神話化約為無傷大雅的道德共識（innocuous moral platitudes），人做夢也不會否認的共識。確實有一些神學家，印證了這一疑慮。我們必須跟這些神學家分道揚鑣。要是除了那些離開基督教信條（Christian formulae）依然能夠很好表述的東西，就一無所留，那麼所能做的誠實之事就是，承認基督信仰並不真實（untrue），舍卻基督信仰從頭再來。 其次，我們必須努力教給他，思想（thinking）與想像（imaging）之間的一些不同。假定所有的或絕大部分早期基督徒，跟我們相信太陽系那樣相信天庭，這當然是一個歷史錯誤。擬人說（anthropomorphism） 遭教會譴責，就在這個問題擺在她面前的那個當兒。 可是，一些早期基督徒或許曾提出擬人說；極有可能的是，成千上萬的基督徒，要是離開了擬人形象，就不會想到他們的信仰。我們為什麼必須區分信念內核（the core of belief）與輔助形象（the attendant imagining），原因就在於此。 想到倫敦，我眼前的畫面一直是尤斯頓站 。但我並不信，倫敦就是尤斯頓站。這只是個簡單例子，因為在這裡，思考者 知道 這意象（imagery）是假的。那我們就舉個更複雜的例子。有一次，我聽一位太太告訴她女兒說，要是你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片，你就會死。「可為什麼呀？」孩子問道，「要是把它們碾碎，你也找不到什麼可怕的紅色東東呀。」顯然，這孩子想到毒藥，她不僅會有「可怕的紅色東東」這個輔助形象，而且也真的相信，毒藥就是紅的。這是個錯誤。可是，這個錯誤在多大程度上會使她對毒藥的思考無效？她得知，過量的阿司匹林會致命；她的信念是對的。她具備一些有限知識，知道媽媽房間裡哪些東西有毒。假如我呆在那座房子裡，把一杯仿佛是水的東西舉到嘴邊，這時孩子說：「別喝。媽咪說它有毒。」要是此時，我不聽勸告，依據是「這孩子把毒藥看作『可怕的紅色東東』，這觀念早已過時且神秘兮兮」，那我就是個蠢貨。 因而不僅一般而論（in general），思想與想像之間有個分際，而且思想和思者（錯誤地）信以為真的形象之間也有個分際。當這孩子後來得知，毒藥並不總是紅色的，她不會感到，她關於毒藥的信念發生本質改變。她依然會知道，就像她一直知道的那樣，所謂毒藥就是你服下就會要你命的東西。這正是毒藥之本質。關於顏色的錯誤信念消散了，但對此毫無影響。 同理，一位早早就信基督的山野小民或許會想，說基督坐在父的右手，其實就蘊涵著，在天庭以內擺著兩把尊貴座椅，二者有一定的空間關係。可是，假如此人後來接受哲學教育，發現上帝並無身體、部位（parts）或激情（passions），因而既無右邊也無宮廷，那時他不會感到，他的信仰發生本質改變。即便在天真幼稚的那些日子，對他而言至關重要的東西，從來就不是關於天庭陳設的種種假想細節。至關重要的是確信，曾被釘死十字架的主，如今是至高的施者（the supreme Agent），整個宇宙依賴其上的不可思議的力量都來自祂。他會體認到，在這一點上，他沒上當。 批評家或許會問我們，為什麼這意象（imagery）——我們承認不正確——還要用？然而，他沒有注意到，我們企圖拿來取代這意象的任何語言，都會牽涉到向同樣反駁敞開大門的意象。說上帝「進入」自然秩序，牽涉到的空間意象，與說祂「降臨」毫無二致；只不過是用橫向移動（或不定向）代替了垂直運動。說祂「重入」（re-absorbed）本體界比說祂「升」天好一些，要是某種東西溶化在熱流之中的畫面或被吸入喉嚨的畫面，就比鳥飛升或氣球升起的畫面更少誤導的話。除了關於感覺對象的語言，所有語言都徹頭徹尾是隱喻（metaphorical）。 稱上帝為一種「力」（[Force]也即像風或發電機一樣的東西），與稱祂為父或王，一樣都是隱喻。就此而論，我們能夠使得我們的語言更囉嗦，更乏味，但不能使它更平實（more literal）。這不是神學家獨有的難題。科學家、詩人、心理分析師以及形上學家，是同一條船上的螞蚱：「人之理性，欠感官太多。」 那麼，我們在何處劃界，區分解釋與「解釋掉」（explaining away）呢？ 我不認為這很難。理解上帝未成肉身之時的一切舉動（the un-incarnate activities of God）——祂在感官無由進入的層面所作的工——必須隨身帶著我們知道嚴格說來並不真實的意象（imagery）。至於以同樣方法對待已成肉身的上帝（the Incarnated God）所行神跡，那就說不過去了。它們被當作給人留以感官印象的塵世事件，記錄在案。它們是我們可以忠實描寫（describe literally）的那種事情。基督變水為酒那時，要是我們在場，就會看到、聞見或嘗到。祂行神跡的故事，與祂「坐在父神右邊」不是同一層次的事。它要麼是事實（fact），要麼是傳說（legend），要麼是謊言（lie）。信與不信，你必須做個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