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15 布佛氏論證：20世紀思想之根基 （1941）

「Bulverism」:or, The Foundation of 20 th Century Thought 恰如愛默生在某個地方所說，「我們的存在」（that we exist）這一發現，是災難性的。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去僅僅注意一朵玫瑰，反而被迫去想，我們正以某種心靈某種眼睛看著玫瑰，這才是災難性的。之所以是災難性的，是因為，要是你並不特別細心，玫瑰花色就被歸結於我們的視神經，玫瑰花香則被歸結於我們的鼻子，最終沒了玫瑰花。職業哲學家為此「黑障」（universal black-out）煩惱了兩百多年，只是這個世界不大聽他們的。如今，同一災難出現在我們都能理解的水平之上。 最近，我們在兩種新的意義上「發現我們的存在」。弗洛伊德們發現，我們作為一束束情結而存在。馬克思們發現，我們作為某經濟階層的成員而存在。古時候，人們假定，假如某事物對於一百個人來說明顯為真，那麼它有可能事實上就是真的。如今，弗洛伊德派要告訴你，找那一百個人並分析他們，你就發現，他們都認為伊麗莎白是個偉大女皇，因為他們都有戀母情結。從源頭上，他們的思想就染了心理之色（psychologically tainted）。而馬克思派則告訴你，找那一百個人並盤點他們的經濟利益，你則發現，他們全都認為自由是件好事，是因為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一員，自由放任政策使得他們發家。從源頭上，他們的思想就「染了意識形態之色」（ideologically tainted）。 如今看來，這明顯是個莫大笑話。可是時常未被覺察的是，事情不可一笑了之。人們應當問那些這樣說的人兩個問題。其一是，是所有思想還是有些思想都這樣從源頭上被染呢？其二是，染色是否令被染之思想無效——也即令其不真？ 要是他們說所有思想都這樣被染，那麼，我們當然必須提醒他們說，弗洛伊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和基督教神學或哲學唯心主義一樣，是思想體系。弗洛伊德派和馬克思派跟我們其他人在同一條船上，因而無法置身局外（from outside）批評我們。他們鋸掉了他們坐於其上的樹枝。另一方面，假如他們說染色並未使自己的思想無效，那麼，也不必使我們的思想無效。這時，他們保住了自己的樹枝，也就順帶保住了我們的樹枝。 他們真正能走的唯一一條路就是去說，有些思想被染而別的沒有——這樣說的優勢（要是弗洛伊德們或馬克思們把這當作一種優勢的話）就是，任何清醒的人（sane man）都一直這樣相信。不過，要是果真如此，我們接下來就必須找出，哪個被染哪個未染。說那些跟思者的隱秘願望相一致的就是被染的，根本無濟於事。我情願相信的事情之中，必定 有一些 ，事實上就是真的；不可能設想這樣一個宇宙，在每一時刻每一方面都與每個人的願望相齟齬。姑且假定，我經過盤點，認為自己在銀行有一大筆餘款。假定你想去查出，我的這一信念是否就是「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你通過盤查我的心理狀況，得不出任何結論。你查出結果的唯一機會就是，坐下來，親自走一遍賬。當你核對過我的數據之後，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你才能知道我是否有那筆餘款。要是你發現我算得沒錯，那麼，不再空想我心理狀況，就是不再浪費時間。要是你發現，我核算有誤，這時，從心理上去解釋我的算術怎麼變得如此糟糕，才可能是相關的；隱秘願望論（the doctrine of the concealed wish）才變得相關——但只有在你親自算賬並發現我犯了純算術錯誤之後。一切思考及一切思想體系，也是如此。假如你企圖藉著琢磨思者之願望，查明哪一思想被染，那麼你只是在愚弄自己。你必須首先根據純粹邏輯去查明，哪一思想之論證事實上有漏洞。之後，要是你樂意，繼續盤查並找到這一錯訛的心理原因。 換言之，著手解釋某人 為何 錯了之前，你必須先說明某人錯了。現代方法未經討論就假定他錯了，從此就不再注意這一問題（唯一的真正問題），轉而忙活著去解釋他何以變得如此愚拙。在過去的十五年間，因發現這一惡習如此常見，我不得不為它起個名字。我稱其為布佛氏論證（Bulverism）。終有一日，我會為此論證的虛構的發明者以西結·布佛（Ezekiel Bulver）立傳。他的命運在五歲之時就已確定。他父親仍堅持三角形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他聽見母親對父親說：「呵呵， 正因你是男人 你才這樣說。」「就在那一刻」，布佛向我們保證，「有個偉大真理閃過我的開放心靈：反駁並非論證的必要組成部分。假定你的論敵是錯的，接著解釋他的錯誤，世界就在你腳下。試圖證明他錯了，或（等而下之）力圖發現他是對是錯，我們時代的民族活力（national dynamism）就會令你寸步難行。」 這樣，布佛就成了20世紀的一個締造者。 我發覺，他的這項發現隨處開花結果。我看到，我的宗教信仰遭鄙棄，其根據是「生活舒適的神職人員，有充足理由向19世紀的工人保證，貧窮在彼岸世界將得報償」。是啊，無疑他有。既然先假定基督信仰是個錯誤，那我一下子就能看出，一些人反覆灌輸基督信仰，總是別有用心。看到這一點如此輕易，以至於我當然還可以玩個相反的遊戲，說：「現代人有充足理由努力說服自己，他棄若敝屣的道德規範的背後，並無永恆制裁（eternal sanctions）這回事。」因為布佛氏論證，是項民主的遊戲，人人整天都能玩的遊戲，它並不賦予那些從事推理的一小撮討厭的少數人以特權。只不過，就決定基督信仰到底是真是假而論，布佛氏論證並沒把我們向前推進一步。這問題，仍有待在迥然不同的基礎上加以討論——尚須哲學和歷史論證。不管此事最終如何定奪，一些人的不良動機，無論是信者還是不信者，都還依然故我。 我看到，在每場政治辯論中，布佛氏論證都在發揮作用。資本主義者必定是壞經濟學家，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為何想要資本主義。同樣，共產主義者必定是壞經濟學家，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為何想要共產主義。這樣，兩邊都是布佛氏論證。事實上，當然要麼是資本主義學說錯了，要麼是共產主義學說錯了，要麼是二者都錯了。但你只能藉助推理來發現孰對孰錯，藉助對論敵心理橫加指責，永遠發現不了。 除非摧毀布佛氏論證，否則，在人類事務中，理性不可能扮演有效角色。每一方都早早就抓起它，作為武器對付對方；敵對雙方，對理性本身都不予信任。為何不應對理性失去信任？答案很容易指向當前世界現狀，但是，其真正答案甚至更為迫切。對理性不予信任的動力本身，依賴於推理。為了布佛化（Bulverize），你也必須推理。你在試圖 證明 ，所有 證據 都無效。要是你失敗了，你也就不過失敗而已。可要是你成功了，你可能失敗得更慘——因為那個證明所有證據都無效的證據本身，必定無效。 於是就留下兩個選項：要麼做一個思想矛盾的蠢貨，要麼頑固相信我們的推理能力（power of reasoning），公然對抗布佛氏針對或此或彼的人類理性（human reasoner）所能提出的全部「染色」證據。我全心承認，要是你樂意，這一頑固信念有些超驗（transcendental）或神秘（mystical）。不過這又如何？難道你情願做個瘋子，而不願做個神秘主義者？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堅信理性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不過，離開一神論（theism），可否做到這一點？「我知道」，是否牽涉到上帝之存在？我所知的每一件事，都是從感覺（sensation）而來的推論（當前這一刻除外）。我們關於宇宙萬物的超出直接經驗的知識，都是這些經驗的推論（inferences）。假如我們的推論並未給我們關於實存（reality）的洞見，那麼我們就什麼都不會知道。要是一個理論並不容許我們的思維成為一種真正洞見，要是根據這一理論，我們有知識這一事實變得無法索解，那麼，就不能接受此理論。 可是，我們的思想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被當作真正洞見而接受。所有信念都有其原因，但必須區分：（1）普通原因（ordinary causes）與（2）被稱作「理由」（a reason）的原因。原因（causes）是無心之事（mindless events）。無心之事會導致其他結果，而不會產生信念。理由（reasons）來自公理及推論，只波及信念。 布佛氏論證企圖表明，其他人有原因而無理由，我們則有理由而無原因。一個根據原因就能得到全部解釋的信念，毫無價值。當我們思考那個是其他信念之基石的信念時，這一原則千萬不能放棄。我們的知識依賴於我們對公理及推論之確定無疑。要是公理和推論也成了一些原因之結果，那麼，知識就全無可能。要麼我們一無所知，要麼思想只有理由而無原因。 【原編者按】本文的剩餘部分，是在發表於《蘇格拉底文摘》（ Socratic Digest ）之前，讀給蘇格拉底學會的。沿用了學會秘書筆錄形式。這就解釋了，為何正文是第一人稱，而這裡則不是。 路易斯先生繼續說道，有人可能會分辯說，理性（rea son）是自然選擇發展出來的，事實證明只有這些思想方法有利於生存。但該理論依賴於一個推理：由用途推出真理（an inference from usefulness to truth）。關於此推理，不得不 假定 其有效性（validity）。任何想把思想看作自然事件（natural event）的企圖，都會捲入這一謬誤：排除了有此企圖的人的思想。 必須承認，生理事件會影響心靈。無線電設備會受大氣干擾，但是大氣並不發送電波——要是電波乃大氣發送，我們就不會在意干擾了。除非我們能夠把自然事件追溯到時空連續（space-time continuum），否則我們不能把自然事件一一聯繫起來。但是，思想並無父親，只有思想。它只會被限定（conditioned），而不會被導致（caused）。我有神經這一知識，是推理而得（inferential）。 同一論證也適用於價值。社會因素影響價值，但是，倘若價值是社會因素所導致，那麼我們就無法知道它們是對的。一個人可以把道德作為幻象加以拒斥，但是他這樣做，常常偷偷排除了他自己的倫理動機：比如把道德從迷信下面解放出來的義務以及普及啟蒙的義務。 無論意志還是道德，都不是自然的產物。因而，要麼我是自存的（self-existent）（無人能夠接受的一個信念），要麼我只是一些自存的思想和意志的一塊殖民地。我們所能獲得的這種理性及善，必定派生於我們自身而外的一種自存的理性和善，事實上即一種超自然。 路易斯先生接著說，人們常常這樣反駁說，超自然之存在如此重要，只能藉助抽象論辯才能體察，因而也只有極少數閒人才能體察。不過，在其他時代，白丁由於接受了神秘主義者和哲學家的發現，而有了關於超自然之存在的初始信念（initial belief）。而今，普通人被迫自己肩負這一重擔。於是，要麼人類拒斥權威就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要麼那主宰他命運的力量或一些力量在做一個膽大實驗，所有人都會成為聖人。一個只包含白丁的社會，必定以災難告終。要是我們想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要麼信那些先知（seers），要麼親自去丈量天地。 因而很明顯，自然之外有某種東西存在。人就處於自然與超自然的邊界線上。物質事件（material events）無法產生屬靈活動（spiritual activity），但是，我們對自然的許多作為，卻與屬靈活動脫不了干係。意志與理想除了依賴自身，不依賴任何東西。而自然則依賴意志與理性，或者換句話說，上帝創造自然。 自然與超自然的關係，不是時空之中的關係，故而，要是超自然製造自然，這一關係就變得明了。對此製造（making），我們甚至知道一點，因為我們知道想像的力量。儘管我們不能創造新事物，只能重新安排感官予料（sense data）所提供的物質材料。這樣就不難想見，宇宙萬物是由一種想像創造，這種想像足夠強大，足以把現象加諸其他心靈之上。 路易斯先生總結道，有人曾提出，我們關於創造天地（making）或因果（causing）的觀念，全部派生於我們的意志體驗（experience of will）。經常得出的結論是，沒有創造（making）或因果（causing），只有「投射」（projection）。 但是，「投射」本身是因果的一種形式，而且順理成章地假定意志（Will）是我們所知的唯一原因，因而意志是自然之原因。 接下來是討論，要點如下： 一切推理過程（reasoning）都假定，推理（inference）是有效的。正確的推理是自明的。 「相關」（re evidence）是一個 理性 術語（a rational term）。 宇宙並不自稱為「真」（true）：它就 在此 （it's just there）。 啟示的知識，更像是經驗知識，而非理性知識。 問題：既然您區分原因與理由，那麼真理標準是什麼？ 路易斯先生 ：一個多山國度，可能繪製許多地圖。其中只有一幅為真，也即與其實際地形對應的地圖。由理性繪製的那副地圖，自稱為真。除非我信任自己的理性，否則我無法理解（get at）宇宙。要是我們不信任推理，那麼，關於我們自身的存在，我們將一無所知。物理實存就是從感覺而來的一個 推論 。 問題：一個公理，與基於證據的經驗判斷相比，又如何能更不證自明？ 【原編者按】文章到此終篇，最後一個問題未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