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3 「百合花一旦腐朽」 （1955）

「Lilies that Fester」 《二十世紀》的「劍橋大學號」（1955）上，約翰·艾倫先生追問，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費那麼大的周折向我們證明，他們壓根就不是知識人，因而肯定不是文化人」。我自信知道答案。有兩樣類似的事，或許有助於讓這答案進入讀者腦海。 我們都認識一些人，若有人在社交場合用「refinement」（文雅）一詞來讚許他們，他們會驚恐。有時候，為了表現不喜歡這一用法，他們就故意將該詞拼作refanement。其言外之意就是，該詞很可能在裝風雅的俗人口中，最為常用。我想，無論贊同與否，我們都能理解這一驚恐。驚恐的他感到，我們稱之為「文雅」的那種心靈品質及行為品質，在孜孜以求又津津樂道文雅的那些人中間，最不可能出現。而具有這一品質的那些人，可不是因為他們遵從了什麼「文雅」觀（any idea of refinement），就從不趾高氣揚，隨地吐痰，你爭我搶，自鳴得意，直呼人名，自吹自擂或頂撞他人。這些做派，不可能出現在他們身上。即便出現，構成文雅的那些訓練和感受力，也會將其作為可厭之事加以摒棄，用不著參考任何堂皇舉止（ideal of conduct）；就像我們會丟棄一顆臭蛋，用不著參考它對腸胃的可能影響一樣。「文雅」，事實上是我們從外部（from without）給特定舉止所命之名。從內部看（from within），它並不表現為文雅；說實在的，它壓根就沒顯現出來，壓根沒成為一個意識對象。文雅在哪裡喊得最響，哪裡就最稀缺。 引入另一樣類似的事，我萬般的不情願。不過它太過顯眼，無法避而不談。「宗教」（ religion ）一詞，在新約聖經或奧秘派著述（the writings of mystics）中，極為罕見。原因很簡單。我們以集合名詞「宗教」統稱的那些態度和實踐，其自身幾乎根本不關心宗教。虔信（to be religious），就是將自己的心志集中於上帝，集中於作為上帝子民的鄰人。因而根據定義，一個虔信的人（a religious man）或正在變得虔信的人，並不思索宗教，他沒這時間。宗教，是我們（或他後來在某個時候）從外部為其行為所加的稱謂。 當然啦，鄙夷「文雅」及「宗教」二詞的那些人，或許是出於不良動機；他們或許期望著給我們留下，自己有良好教養或聖潔的印象。這號人索性將圍繞「文雅」或「宗教」的談論，視為鄙俗（vulgarity）或世俗（worldliness）之症候，避之唯恐不及，以逃脫患有此病之嫌疑。不過還有一些人，他們真誠且（我相信）正確地認為，這號言談不只是此病之症候，而且是此病之病因。這號言談對所談之物有害，很有可能在其存活之地將其糟踐，在其尚未降生之時將其扼殺。 而「文化」（culture）一詞，好像也屬於這類危險而又尷尬的詞彙。不管該詞還有何意，它一定涵蓋了對文學及其他藝術的深切而真實的樂享（deep and genuine enjoy ment）。（我用「樂享」一詞，可沒打算去問藝術經驗中快感之角色這類煩人問題。我指的是享受，而不是開心；就像我們談起一個人「樂享」健康或田產一樣。）這麼說來，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還有什麼事情能拿得準的話，我就敢保，當一個人在此意義上樂享《唐璜》 或《奧瑞斯提亞》， 那麼就一點都不在意「文化」。文化？風馬牛不相及！恰如胖人或聰明人，意味著比大多數人更胖或更聰明；「文化人」（cultured）必定意味著，比大多數人更有文化。所以，此詞立即將心靈帶向比較、歸類及社會生活。可這一切，跟石像進城時吹響的號角， 跟克呂泰墨涅斯特拉哭喊「現在你修正了自己的意見」 ，有何相干？E.M.福斯特先生的小說《霍華德莊園》，對一個正在聽交響樂的女孩，做了精彩刻畫。 她並不思索「文化」，也不思索「音樂」，甚至不思索「這部樂曲」。她透過這部樂曲，看整個世界。 「文化」，跟「宗教」一詞一樣，是從外部為一些活動所賦之名；而這些活動本身，對「文化」壓根不感興趣，一旦感了興趣就遭禍害。 我的意思並不是，永遠不要從外部（from the outside）來談論事物。可是，當事物極其珍貴且極其脆弱，我們談論時就必須倍加小心，或許還是談得越少越好。念念不忘所謂「文化」, （尤其是）將其視為某種令人羨慕的東西，某種功德無量的東西，甚或會帶來聲望的東西，依我看，正好危及「樂享」——我們可正是因為這些「樂享」才珍視文化的呀！假如以文化事業為由，鼓勵別人或自己去聽去看去讀偉大藝術，我們喚來的恰好就是，樂享藝術之前必須加以懸擱的那些東西。我們在喚醒自我提升的欲望，卓爾不群的欲望，反駁（某群人）並同意（另一群人）的欲望；還有成打鬧鬧攘攘的激情（busy passions），且不管這些激情本身是好是壞，就其與藝術之關係而論，簡直就是一種令人聾盲、令藝術癱瘓的分神。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反駁說，他們用「文化」一詞，並不是指這些「樂享」本身，而是指相互作用相互輝映的一些經驗所養成的那種心性（the whole habit of mind），一經養成便永久葆有。一些人還指望著，將善感而又豐富的社交生活（the sensitive and enriching social life）納入文化之中；因為他們想，在養成這一心性的那些人當中，就會湧現這種社交生活。然而這類重新詮釋，給我留下的仍是同樣的難題。我蠻可以想像，一生就這樣樂享，會將一個人帶向這一心性；不過有個條件，即他走向藝術，不帶此等目的。讀詩以求心靈提升的那些人，靠著讀詩將永遠無法提升心靈。因為真正的樂享，必須自發，情不自已，不會瞄準遙遠目標。繆斯女神，不會屈從買賣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那種值得嚮往的心性，即便它終究會來，也必定是作為副產品而來，不求而得。將它作為目標的想法，倒讓人想起歌德說給艾克曼的那種令人瞠目的自信（shattering confidence）：「我年輕時的所有情事中，我瞄上的對象，都令自己高尚。」對此，我揣測，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會答覆說，即便我們相信一場戀愛能夠使一個年輕人高尚，我們也敢保，抱此目的來談戀愛，會以失望而告終。因為當然啦，那壓根就不是戀愛。 個人層面，就說這麼多。不過，為「文化人」群體所作的這一聲稱，卻提出了一個難纏問題。到底有什麼證據表明，「文化」就在有文化的那些人中間，營造了一種善感而又豐富的社交生活？倘若我們用「善感」一詞，是指「對現實的或想像的冒犯的敏感」，倒能找到一個由頭。很久以前，賀拉斯就注意到「吟遊詩人難以取悅」。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的生平與著作，以及我們這個世紀地位最高的文學期刊上面的書信，都表明了批評家和學者也同樣敏感。不過，這個意義上的「善感」，跟「豐富」合不攏。相互爭競相互憎恨的唯我主義（competitive and resentful egoisms），只能使社交生活陷於貧瘠。豐富了社交生活的那種善感，必定是防止一個人傷害別人的那種，而不是令他動不動就感到自己受了傷的那種。我的親身經歷從未表明，那種善感與「文化」之間有什麼因果關聯。倒是在沒文化的那些人中間，我往往會找到它。至於在文化人中間，時而找得到，時而找不到。 我們就誠實點吧。既然以文化人之一員自許，我就不想讓家醜外揚。即便不能這樣自許，至少也住在他們中間，我也就不應詆毀我的這些朋友。不過，現在既然是在自己人中間，關起門說話，咱們就還是直話直說的好。對於我們這個階層，真正的叛徒不是在階層內部說其缺點的人，而是為我們的團體自大煽風點火的人。 我欣然承認，我們中間有為數不少的男人和女人，其謙遜、禮節、公正、爭論中的耐心以及想要弄清對方觀點的意願，都無可挑剔。認識他們，很榮幸。可我們也必須承認，跟任何別的群體一樣，恃強凌弱的、偏執的、怯懦的、暗箭傷人的、愛出風頭的、無精打采的、沒出息的以及煩起人來沒完沒了的，在我們中間也是在在多有。將任何辯論都會變為爭吵的那種傻粗， 在我們中間，一點也不比粗通文墨者中間少見；受不得一點委屈，像野貓一般抓狂的那種無休無止的自卑情結（「嚴厲打擊」卻不「頑強承受」）， 在我們中間，差不多跟在小女生中間一樣常見。 你若對此存疑，那就請做個試驗。在吹噓「文化」有調節、淨化、解放及文明功效的那些人中間，任意挑出一個人來，問他別的詩人、別的學者或別的批評家怎麼樣，不是整體地問，而是一個一個指名道姓地問。十有八九，他為總體所聲稱的那些東西，在單個人身上都會予以否認。當然，他也會提出在極少有的情況下，就像他自己那樣，「文化」具有所吹噓的那些結果。有時候我們懷疑，他能想到的只是一個人。從他的評論中，能得出的最為自然的結論是，對我們這個階層能說的最為保險的贊語，就是約翰遜博士說愛爾蘭人的那句話：「他們是一個『正正派派』的民族——他們之間從來不講對方好話。」 於是（在最好的情況下），能讓人們相互之間和藹可親、信守承諾、善解人意並融融泄泄的那些品質，「文化」是否促生其中一個，都極端可疑。當奧維德說文化「令我們溫文爾雅」 ，他是在恭維一位蠻邦國王。然而，即便「文化」做到了這一切，我們也不能為此而擁抱文化。因為這就是有意識地或自覺地將一些事物當作外在目的的手段來用，而這些事物，卻正因這一有意識的或自覺的運用，失去其達成這些目的的能力。「文化」的許多現代鼓吹者，在我看來，就符合「厚顏無恥」（impudent）一詞之本義；他們寡廉鮮恥，在人應當害羞之時不會害羞。那些至為珍貴至為脆弱的事物，他們待之以拍賣商的那種粗暴；對於我們最苦心孤詣最稍縱即逝的體驗，他們談起來，就像是在為我們兜售胡佛吸塵器。其實所有這一切，都在《二十世紀》上艾倫先生的用語「文化信仰」（the faith in culture）中，得到了總結。一個「文化信仰」，跟一個「宗教信仰」（a faith in religion）一樣的糟糕；兩個表述都隱含著，轉身離開文化和宗教所指稱的那些事物。「文化」，作為指稱某些極為珍貴的活動的集合名詞，是個可用之詞；然而將「文化」實體化，令其自本自根（set up on one's own），將其弄成一個信仰、一項事業、一個標識、一個「平台」，就不可忍受了。因為這些活動，對那信仰或事業，沒有一個會付出一毛錢的關心。這就好像重返早期閃族宗教，其中命名（names）本身就被當作權柄（powers）。 再進一步說吧。艾倫先生髮牢騷說，雖尚可忍受一些「文化」販子（ culture- mongers）的腔調卻不再滿足於聽而不聞（creeping out of earshot），那我們就跟低俗又低俗者廝混或假裝廝混，就假裝我們共享著他們的快樂。正是在這裡（ 仍見頁 127），好多暗示掠過我的腦際。我不知道什麼是AFN, 我也不喜歡地下室，現代威士忌既不合乎我的購買力，不合我的口味，也不合乎我的腸胃。不過我想，我知道他心中所想的那種事情，而且我想，我還能解釋說明。一如既往，我會從類比著手。假定你在一群非常年輕毫無遮攔的自命不凡者中間，度過一個夜晚。他們假裝對一壇上佳的波爾圖葡萄酒，具有細緻入微的品鑑力（a discriminating enjoyment），儘管認識他們的人都心知肚明，他們即便以前喝過波爾圖葡萄酒，那酒也是來自一家雜貨商。然後假定，回家路上，你踅入一家寒磣的小茶館，在那裡聽到圍著毛圍巾的一位老婦對另一位老婦說，還咂吧著嘴：「這茶真香，親，就是香。你對我真好。」此時此刻，你難道不會感到，這與山間清風好有一比？因為在這裡，終究有些實實在在的東西。這裡有一顆心靈，還真的在意它表示在意的那東西。這裡會有快樂，有著不頹不廢的體驗，天機自發，從源頭而來。一條活狗，也勝於一頭死獅。同理，在剛剛結束的某類雪利酒會上，其中「文化」曾有如泉涌，卻沒有一個字或一個眼神表露出，對任何藝術任何人或任何自然對象的一種真正樂享；而在公交車上，一位正在閱讀《奇幻與科幻》 的中學生，卻讓我心頭一熱。他入了迷，全然不顧身邊世界。因為在這裡，我也會感到，自己遇見了某種真實的、活生生的、造不了假的東西；這才是真正的文學體驗，天機自發，欲罷不能，一無所求。對那個男孩，我會心存期待。對任何書籍都十分在意的那些人，終有一日，可能會在意好書。欣賞官能（the organs of appreciation），存在於他們身上。他們不軟弱無力（impotent）。即便這個男孩永遠不會像喜歡科幻小說那樣喜歡任何事物，但是： 這些才是孩子的 所愛，從中他至少可獲得一種 寶貴的收穫——能夠忘記自我。 我仍會寧要活狗，不要死獅；或許甚至寧要野狗，也不要溫順的獅子狗或北京狗。 我本不該費這麼多口舌，來回答艾倫先生的問題（我倆也是閒操心），要不是我認為此討論會引出某種更有成果的問題的話。現在，我就試著引申一下。福斯特先生 有些著急了，因為他對神權政體心存憂懼。假如他現在料想著會看到，現代英國會建立一個神權政體，那麼我相信，他的料想真箇是荒誕不經。但我還是想澄清一下，即便我認為此事極不可能，我對此事的感覺也會跟他一模一樣。我完全贊同「權力導致腐敗」這一箴言（他借自一名基督徒）， 但我還要走得更遠。權力越是高調，就越擾民，越無人性，越多壓迫。神權政體是所有可能的政府建制裡面，最差的一種。一切政治權力，充其量，只是「必要之惡」（ a necessary evil ）；不過，當其合法依據（sanctions）最低調最平常之時，當它宣稱自己只不過有用只不過方便、嚴格限定自身於有限事務（limited objectives）之時，它才為惡最少。以超驗（transcendental）或精神（spiritual）自命的任何事物，甚至還有以強烈道德情懷自命的任何事物，都充滿危險，都會理直氣壯地干涉我們的私人生活。就讓鞋匠干好自己修鞋的活好了。因此依我看，文藝復興時期的君權神授說敗壞了君主政體；盧梭的「人民公意」，敗壞了民主政體；種族神話敗壞了民族國家。而神權政體，我承認甚至堅持認為，則是最為敗壞的。不過話說回來，我並不認為，我們會有此威脅。而我所想到的真正威脅我們的那種東西，其不堪之處只不過略遜一籌，而且其不堪差不多是同一路數。我會稱之為文人政體（Charientocracy）：統治階層不是聖賢，而是聰明人士，優雅人士，朗布依埃府， 智囊（the Wits），文明人（the Polite）, 「靈魂」們， 「使徒」們， 善感人士，「文化」人士，人格完整者，或者最近所加的什麼名頭。我這就解釋一下，它到底如何可能。 古老的社會階層，已分崩離析。這有兩個後果。一方面，如亞里士多德所見，由於絕大多數人並不喜歡跟其他所有人只是平等，因而我們就發現，各色人等都為自己建立各色群體，其中他們可以感到比大眾高出一頭，成為小小的未經受命的自封貴族。「文化人」（the Cultured），也漸漸構成這麼一個團體。注意，他們往往將社會術語「俗」（vulgar），用在跟他們意見不一的那些人身上。再請注意，艾倫先生談到的就是該群體的叛徒或逃兵。他們並不否認自己是「知識人」（intellectual），只否認自己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他們並不遮掩一種品質，只是反對被納入一個階層。另一方面，無可避免，會出現一個真實的新統治階層，也就是曾被稱作「管理階層」（the Managerial Class）的東西。「文化人」這一未經受命的自封貴族，跟掌握實權的管理階層，這兩個團體一合流，就會給我們帶來文人政體。 兩個團體，已經在合流了。因為教育，愈發成為進入管理階層的渠道。從某種意義上講，教育當然是極為合適的進入渠道；我們也不想讓我們的統治者，就是一群傻瓜。不過，教育漸漸具有了新的含義。跟以往的教育相比（或許耶穌會士的教育除外），現今的教育對學生，打算去做而且也能做到的事情是多之又多。 首先，現今之學生，在教師手下，防衛能力要小得多。越來越多的學生，來自生意人的公寓或工人的平房，那裡很少有書或根本就沒有書。他幾乎從未獨處。小小年紀，教育機器就捕獲了他，安排他的整個生活，以至於跟無人監管的孤獨或閒暇徹底絕緣。那種無人推薦無人檢查甚至還遭人禁止的閱讀，那種閒散，還有幸運一代藉以發現文學發現自然乃至發現自己的那些「悠長的遐想」， 凡此種種，都成了過往風物。要是特拉赫恩 或華茲華斯生在今日，他就在12歲之前，得到「治療」。簡言之，對於不以教課為滿足、還要打造人物（create a character）的那些教師而言，現代學生是理想的病人，是無助的橡皮泥。即便偶然間（因為天性還是天性），他獲得了一份抵抗力，他們還是知道該怎麼對付他。這一點，我稍後再談。 其次，教學的性質已經改變。在某種意義上，是變好了：它對教師的要求多了很多，作為補償，也使得他的工作更加有趣。它已經變得更無微不至更無孔不入（more intimate and penetrating），更深入人心（more inward）。不滿足於確保學生已經讀過並記住文本，它雄心勃勃，要教他欣賞（appreciation）。跟乍聽上去如此合理的一個目標去爭辯，仿佛有些唐突。然而，其中有個危險。如今，人人嘲笑老式試卷，嘲笑它只考關於文本的外圍問題（context questions）。人們問：「這號東西，對學童有啥好處？」可是，要求試卷給學生帶來好處，無異於要求體溫計溫暖房間。會給學生帶來好處的，是試卷所假定的文本閱讀；出試卷，就是要看看，他是否讀過。正因為試卷並不強求學童去欣賞，或故作欣賞狀，所以考試也就給他自由，讓他私下裡自發從事自己力所能及的欣賞，權當一種永遠不會賺來學分的課外活動。那是他自己跟維吉爾或莎士比亞之間的私事。十有八九，可能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可是，一旦欣賞真的出現（而且保准有時會出現），這欣賞就真實不虛（genuine）；切合學童的年紀和性格；不是拔苗助長，而是其本來土壤和天氣下的健康成長。然而，當我們用「實用批評」 練習，取代原來的乾巴巴的試卷，這時就有了一種新情況。學童不會得到高分（這意味著他終究進不了管理階層），除非他所產生的那種興發感動，所用的那種分析方法，正好投教師之所好。這就意味著，最好情況下，他會被訓練得少年老成，能預計那些興發感動或那種分析方法不合時宜；最差情況下，這則意味著，他會被訓練得精於模仿正統的興發感動（這並不難）。因為所有學童，差不多都是模仿高手。靠著模仿，你還沒教完一學期，班裡個個學生都精通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那種勞什子」。 而在那些古老的粗疏歲月（the crude old days），他們知道對於事實問題的正確答案，是「所授之業」（what「went down」），而且是唯一的「所授之業」；因而也就只有兩條路做出答案：好好學習或考試作弊。 學生們不得不做出的那些興發感動（responses），即便只是個別老師的興發感動，情況也不至於太過糟糕。然而我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在某個地方（我尚未查明），必定有這一種「文化」販子中央局（ culture- mongers'central bureau），時時監視著異端分子。至少有人給學校老師們遞送小活頁，每頁上印著五六首詩，不僅告訴老師必須培養學生喜歡哪些詩，而且告訴了喜歡的確切根據。（真真是無事生非！我們都知道，馬卡斯特或波伊爾會如何處置這些活頁。 ） 因而，說在這個新生體制之下唯有教育才會讓你進入統治階層，其意思可不只是，得不到特定知識或達不到一定的智力水平，你會被拒之門外。這倒足夠合理。然而，它可能即將意味著，或許已經意味著，某種更大的事情。它意味著，你無法進入統治階層，假如你沒有成為一種特別的人，或者說假如你沒有使得老師們相信你就是一種特別的人，能對正確的作者做出正確的興發感動。事實上，只能借著成為「文化人」（該詞的現代義），你才能進入統治階層。必須將這一境況，跟以往經常出現的境況分別開來。幾乎所有的統治階層，或遲或早，以或重或輕的力度，從事「文化」，支持藝術。不過，此事之發生，是他們的地位的結果，是其職位所享的奢靡或特權之一。我們如今所面臨的境況，幾乎恰好相反。進入統治階層，將會是「文化」之酬報。於是，我們抵達文官政體門前。 這事不只是可能發生，而且已被納入規劃，已經公布。J.W.桑德斯先生的名文〈詩歌在管理時代〉（《 批評論叢》第四卷第3期，1954年7月 ） ，已經做了全部部署。在那篇文章里，他面對的事實是，現代詩人差不多只有彼此閱讀了。他在尋找補救措施。他自然沒有提出，詩人們應當對此有所作為。因為被我們時代一切「文化」視為基本常識的是，無論何時藝術家跟受眾之間失去接觸，錯必定都在受眾一方（我從未遇見哪部偉大藝術作品，證明了這一重要學說）。桑德斯先生想到的補救措施就是，應該為我們的詩人，招募一群受眾；我相信，這是尼祿 最終享有的特權。他還告訴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藉助教育，我們得到自己的「同夥」（co-ordinators）；考試成功，就是步入統治階層的路徑。因而，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就不只是作詩，而且還要開設「詩歌的批評解讀方面的課程」，這才是我們的教育體系的主心骨。換句話說，實用批評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無疑主要用於現代詩歌，卻要成為必修科目，過不了就將你排除在管理階層之外。於是乎，我們的詩人們就得到了他們的應徵讀者（conscript readers）。每一個男孩和女孩，一出生，就面臨一場抉擇：「要麼去讀我們這些『文化人』所推許的詩人，說我們就這些詩人所說的那種話，要麼就做個普羅大眾。」而這也就表明（重拾前面的那個話頭），那些具有自家趣味並不完全是橡皮泥的少數學生，文人政體會如何對付。他們得不著高分。你早早將他們踢下教育階梯後，他們就消失在普羅大眾之中。 除了為當下詩人提供一群應徵受眾之外，另一個利好就是，你可以確保，文人王朝幾乎會永遠統治下去。因為，你踢下階梯的那些異見分子（deviationists），其中當然包括了一切麻煩型的人。這些人，要是在更早的年代，則往往會開創新學派發起新運動。要是他們的那個時代，也有一個響噹噹的文人政體，能夠對付少年喬叟，少年但恩，少年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那麼，我們過去所知的那種文學史，就會走向終結。文人，當了那麼長時間的野生動物，將會變成馴養動物。 既然已經解釋了，我為何認為文人政體有其可能，那就必須下個結論，解釋我為什麼認為它並不可欲。 就一個統治階層而言，「文化」是一個糟糕的資質證明（qualification），因為它不能證明人有統治資質。我們確實需要統治者具有的那些資質——仁慈，清廉，變通（practical intelligence），勤政（hard work）等等——在文化人身上，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一樣稀缺。 作為一種糟糕的資質證明，「文化」跟天意（sanctity）如出一轍。二者都難於判定，卻易於偽裝。當然啦，並非每位文官都是文化偽君子（a cultural hypocrite），也並非每位神政者都是答爾丟夫。不過兩套體系，都鼓勵偽善，使得對他們宣稱珍視的那些品質的無功利追求，更加困難。 它們所鼓勵的惡，可不只是偽善。在「文化」中，恰如在「敬虔」（piety）中，有一些情形，即便罪責不大，為害也是不小。在敬虔中，我們有「鄉愿」（Goody-goody）；聽話的後生，既不叛離又未高出自家的日常敬虔和體面。他的中規中矩，博得了雙親、鄰里及自個良心之稱許。他不知道自己失喪了什麼，他圓滿自足。而「文化」中，我們有順應的後生。對於他們，詩歌一直就是某種「有待」加以「評價」的東西。這方面的成功訓練，給他快樂，也讓他進入統治階層。他不知道，自己錯失了什麼，也不知道，詩歌還有什麼別的用場。他也圓滿自足。 這兩類人，都很是可憐；不過有時候，也會變得極其齷齪。二者或許都會表現出屬靈驕傲，不過各有各的表現形式。因為前者之成功，憑的是默從和壓抑，後者則憑的是爭競中的持續勝利。前者之驕傲，心照不宣，春風滿面，儀態端莊，我們或可借用艾倫先生的「自以為是」（smug）一詞加以形容（尤其是讓此詞帶一點古義）。至於另一個的形容詞，我想，會是「妄自尊大」（swaggering）。在我的經驗中，它往往表露無遺，言語刻薄，急於傷人，貪婪地要人服從，憎惡並猜忌不同意見。鄉愿，行事縮手縮腳，說話唯唯諾諾，跟貓一樣乖（有時也抓狂）；「文化人」頭銜下的相應成員，則像發怒的火雞一樣咯咯亂叫。跟地地道道的偽君子相比，二者或許更難救治。一個偽君子，（可以想見）也許會悔改；或者說，也許會被揭穿，從而對人無害。可是，對於沒有行騙企圖的那些人，有誰能讓他們悔改，又有誰能夠揭穿？誰不知道，他們不是真實物事（the real thing），因為他們並不知道還曾有真實物事（a real thing）。 我對神權政體和文人政體的反對意見，在此差不多合二為一。「百合花一旦腐朽就比野草還可恨。」 統治者的調門越高，其統治就越有可能擾民，越有可能無事生非；他們以之為名實施統治的那些物事，就越被辱沒。至尊之物，在我們天性中的立足之地最不穩定。將天意或文化弄成終南捷徑，你是在幫著將它們趕出世界。讓我們的老爺們饒過這兩者，給我們留點地盤，讓天機自發的、上不了市的、全然私密的能夠繼續存活。 依我看，當艾倫先生說起「退出文化信仰」，他是失算了。我不想撤退，我想進攻；或者假如你喜歡這個詞的話，想造反。寫作此文，意在喚起他人造反。就我目之所及，基督徒與那些所謂的「人文主義者」（這很不幸，因為該詞長期以來都承負著一個有用的、全然不同的意涵） 之間的不同，在此無關緊要。我希望，這不是在混淆概念。我也相信，我所關心的這些事，許多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也會關心。拙文，即為他們而作。我要對他們說：「文化信仰」會將那一切都置於死地，除非我們先將它置於死地。此事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