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舉要 · 卷十三　諸子

孔子之學派　荀子一　荀子二　子思非曾子弟子　荀子書中之孟子　辭賦家為古詩之流縱橫家之別科　管子入道家　老子　老子非神仙長生家　楊朱與老莊　墨子　楊朱與墨子　儒墨之辯　名墨之倍僪不同　陰陽家一　陰陽家二　陰陽家三　陰陽家四　陰陽家五　陰陽家六　陰陽家七　商君與韓非　名家一　名家二　名家三　名家四　名家五　名家六　縱橫家一　縱橫家二　文章流別不同於諸子流別 道與儒不相兼，道者明道，儒家隆禮。道之大原出於天，禮之所起施於人。天人之分，即儒、道之辨。近儒張爾田尤有味乎其言之，以為：「道家宗旨，明天者也。故其言道也，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法自然。』《老子》。儒者宗旨，明人者也。故其言道也，則曰：『道者，非天人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荀子》。孔子儒而兼道，故明天人相與之際。道家純任天道，孔子則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務盡人道，孔子則本天道以律人。」語見所著《史微內篇》。修人道以希天者，《春秋》教也。本天道以律人者，《易》學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而《易》、《春秋》不與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其後子思、孟軻衍其道統，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庸》。「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是「道法自然」之意也。荀卿傳其儒學，則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荀子·勸學篇》。是《詩》、《書》執《禮》之教也。漢代經生，近承荀學。宋儒理學，上衍道統。 荀子道性惡，故重師法，重師法，則不得不勸學。而學之所以有成功者，有二道焉，曰「專」，曰「積」。唯「專」乃能「積」漸，唯「積」斯以征「專」。「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此「專」之說也。「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此「積」之說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者乎？」此荀子之所為「勸」，而學之所以有成功也。若論為學之次第，則甚致謹於「義」與「數」之辨。以為：「其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此「義」與「數」之別也。而「禮」則學「數」之終，道德之極。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此其大略云爾。 《歐陽文忠集》有《鄭荀改名序》，中謂：「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未為知荀子也。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萬章下》。《史記·孟子列傳》曰：「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陳氏此《記》，歷舉孟子引《詩》者三十，論《詩》者四，引《書》者十八，論《書》者一，至於諸侯之禮，則曰「吾未之聞。」卷三《孟子篇》。則是獨用《詩》、《書》之言者孟子，而非荀卿子也。至荀卿子著《儒效篇》，則以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為俗儒，隆禮義殺《詩》、《書》為雅儒。其《勸學篇》則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飱黍也，不可以得之。」以視孟子之齗齗於「頌《詩》讀《書》」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則隆禮貴義者，荀卿之學；而頌《詩》讀《書》者，孟子之學也。 閱阮元《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而發所疑焉。竊按《漢書·藝文志》部錄諸子，必謹師承，如儒家《曾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之系曰孔子弟子，《李克》七篇之系曰子夏弟子，《孟子》十一篇之系曰子思弟子，皆其例也。獨世稱子思為曾子弟子，而《子思》二十三篇，系之曰孔子孫，而不稱曾子弟子，且以次《曾子》十八篇之前。細籀二子所著書，子思稱《詩》、《書》而道盡性，肇啟孟子，傳道統；曾子善言禮而隆威儀，毗於荀卿，為儒宗。其功夫一虛一實，其文章一華一朴，故不同也。近儒章炳麟為《徵信論》曰：「宋人遠跡子思之學，上隸曾參。尋《制言》、《天圓》諸篇，與子思所論述殊矣。《檀弓》記曾子呼伋。古者言質，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微生畝亦呼孔子曰丘，非師弟子之徵也。《檀弓》復記子思所述，鄭君曰：『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為《子思子章句》，亦曰『師曾迪孟』，孟軻之受業，則太史公著其事矣。師曾者，何征而道是耶？」見《太炎文錄》。知言哉。 荀子之學，多與孟子違，然按荀子書，明稱孟子者僅三篇，其中有非孟子之所學者，有引孟子之逸文者。如《非十二子篇》非思、孟之造五行，《性惡篇》駁孟子之道性善，此非孟子之所學者也。又《性惡篇》引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楊倞註：「孟子言失本性，故惡也。」《大略篇》：「孟子三見宣王，不言，門人曰：『曷為三遇宣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註：「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皆為孟子《七篇》所不載，此引《孟子》之逸文者也。《韓詩外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而刪其非子思子之語，王應麟《困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為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此欲為荀子回護耳。然按《揚子法言·君子篇》：「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於子思、孟軻，佹哉。』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唯聖人為不異。』」則雄所見《非十二子篇》蓋有非子思、孟子之語矣。 《詩》為儒者六藝之一，而賦者古詩之流。《漢志·詩賦略》區分五種，而專門名家以自樹幟者，曰屈原、陸賈、孫卿。陸賈、孫卿即隸儒家，而陳氏亦謂屈原、宋玉雖詩賦家，而推究其學，則出儒家。然則詩賦家者，儒家之支與流裔。子以四教，而文冠首。聖門四科，而文學其一。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顏淵稱「博我以文」，而《韓非·顯學》譏切「儒以文亂法」，然則文者儒之所顓以別異於諸子，而詩賦一略，揆之六藝，則三百篇之雲仍；以衡十家，亦儒者之別材。揚子云鄙薄賦以「壯夫不為」，《法言·吾子篇》。而謝儀曹詩則又謂：「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雖辭指之軒輊有異，而歧文章以別出於儒，則一指而同歸。不如杜子美詩「風流儒雅是吾師」之詠宋玉為得其通。而劉勰《文心雕龍》有《詮賦篇》，亦謂「賦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亦衡文章流別者之所不可不知也。然而窮其淵源，尚未悉其流變。吾則見為辭賦家者流，蓋原出詩人風雅之遺，而旁溢為戰國縱橫之說。縱橫家者流，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鋪張而揚厲，變其本而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家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賦者，古詩之流，而為縱橫之繼別。比興諷諭，本於《詩》教。鋪張揚厲，又出縱橫。故曰：「賦者，鋪也。」鋪張揚厲，體物寫志也。體物寫志，故曰古詩之流。鋪張揚厲，乃見縱橫之意。余讀太史公為《屈原列傳》，敘原之作《離騷》，必先之曰：「嫻於辭令。」又卒之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樂、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其後司馬長卿之《子虛》、《上林》，與宋玉之《登徒》、《高唐》，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一脈相傳。妙在疏古之氣，寓於麗則，腴而奧，圓而勁，有縱橫之意，無排比之跡。宋玉以女色為主，長卿以游畋為主，所以諷也。而見用意處，不在鋪張揚厲，正在閒閒二冷語，此文章之體要，而辭賦之寫志。然使一直說出，有何意味？後人無鋪張之才，純以議論見意，於是乖體物之本矣。 《管子》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以入道家，其義蓋本太史公。觀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謂「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而傳管子之相齊，則曰：「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豈非所謂「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者乎？其可征於管子書者曰：「無為之道，因也。心術者，無為而制竅。」《心術》上。亦與太史公之言相符，故《漢書·藝文志》以入道家也。自《隋唐·經籍志》始以入法家。陳氏之說誤也。 道法自然，老子之指，而究其用，卒陷於大不自然。侯官嚴復又陵好以英哲家斯賓塞爾《群學》論衡《老子》，以為：「質之趨文，純之入雜，由乾坤而純，至於未既濟，亦自然之勢也。老氏返淳還朴之義，猶驅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質而強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質，老氏之術非也。何則？雖前後二者之為術不同，而其違自然，拂道紀，則一而已。故今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而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見熊氏刻《嚴複評老子》。正與陳氏引趙邠卿、崔寔《政論》之意相發。 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然則長生修仙以蘄不死者，固非老子之所許矣。而方士之言神仙長生者多托老子，何也？《列子·楊朱篇》載：「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樂苦，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然，速亡愈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朱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此則道家之貴身任生，而一仍乎道法自然之指者也，豈長生修仙以蘄不死之謂哉？ 楊朱為老學之一支，其說具見《列子·楊朱篇》，而中亦有別。「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貴身任生之指，豈非老子所謂「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者耶？至云：「從心而動，從性而游。」「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行。」則輕身肆志之意爾。而要歸本於老之道法自然。世言戰國衰滅，楊與墨俱絕。然以觀漢世所稱道家楊王孫之倫，皆厚自奉養。魏、晉清談興，王、何之徒，益務為藐天下，遺萬物，適己自恣，偷一身之便，則一用楊朱之術之過，而老、莊不幸蒙其名。 余觀儒謹執禮，道任自然。章太炎言：「執禮者質而有科條，行亦匡飭。禮過故矜，平之以玄。玄過故盪，持之以禮。禮與玄若循環，更起用事。」先秦而降，數千年間，漢初尚黃、老，漢武禮儒者，魏、晉談老、莊，唐宋宗孔、孟，迭為王厭，唯孔與老，寧有墨學迥翔之餘地者？而墨學中興，不過晚近數十年間爾。自歐化之東漸，學者慚於見絀，反求諸己，而得一墨子焉。觀其兼愛、非攻，本於天志，類基督之教義。而《經》、《經說》、《大取》、《小取》諸篇，可以征西來之天算重光諸學，又於邏輯之指有當。由是談歐化者忻得植其基於國學焉。此晚近墨學之所為翹然特出，而代王於久厭之後者也。然皮傅歐化，何必墨氏。楊朱為我，夫豈不可。西人自由，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猶之楊氏為我，以侵物為賤乎？吾國古哲名理，何所不孕包，獨鯫生不學，乃自輕其家丘耳。 孟子以楊朱為我為充塞仁，而斥之曰無君；墨子兼愛為充塞義，而斥之曰無父。其畢生心事，在距楊、墨。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即其無君之罪案。君之為言群也，不必作君主解。然楊朱旨在存我，而以侵物為賤，以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為至人，語見《列子·楊朱篇》，則是為我，而非無君也，未嘗充塞仁也。墨子兼愛，以兼相愛、交相利為言。利我之道，即存愛他。故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語詳《墨子·兼愛篇》，則是兼愛，而非無父也，未嘗充塞義也。楊朱為我，而尊重個人之自由，有似法蘭西之民主政治。墨子兼愛，而流為極端之干涉，頗類蘇俄之勞農政治。 《墨子》有《尚同篇》，莊生有《齊物論》，標題攸同，而歸趣不一。莊生任不齊，以為大齊。墨子一眾異，以統於同。一放任，一專制。 《孟子·墨者夷之章》，本人情以立言。然觀《墨子·節葬篇》，亦自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荀子·禮論篇》則曰：「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其大指歸於稱情而立文。大抵儒者順人情，故久喪以為盡哀，厚葬以為飾終。墨者上功用，故久喪以為廢事，厚葬以為傷財。此儒、墨之辨也。又不僅是。吾見墨氏尚同，儒者明分。尚同，斯貴兼以斥別。明分，故等衰之有差。《墨子·兼愛下》曰：「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別士之言若此。兼士不然，曰：『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吾身，必為其友之親若為吾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斯墨氏之上同也。儒者則不然。《孟子·盡心下》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朱子《集注》引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則是明愛之有差等而貴明分也。《荀子·富國篇》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慾。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群而無分則爭。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故無分者，天下之大患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則是明禮之不可無等差而貴明分也，此儒、墨之辨也。 自晉魯勝序《墨辨注》謂「墨子著書作《辨經》，以正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畢沅云：「《經上下》、《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墨子》畢氏刻本孫星衍附記此語。至近代梁啓超、胡適盛衍其說。獨章士釗明其不然，大指以為：「施、龍祖述墨學，說創魯勝，前未有聞。《漢書·藝文志》名、墨流別，判然不同。施、龍之名，隸名而不隸墨。《荀子·解蔽篇》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墨、惠並舉，而所蔽之性，適得其反。謂為師承所在，詎非讕言。今觀惠、墨兩家，同論一事，其義莫不相反。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則不動，說在端。』凡注《墨》者率謂此即惠義，而不悟兩義相對，一立一破，絕未可同年而語也。且以辭序征之，以惠為立而墨為破。何以言之？惠子之文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為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謂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決無萬世取半之理。蓋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明日吾於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世。何也？尺者，端之積也。端乃無序，而不可分。於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余兩端而已，取其一而遺其餘，余端凝然不動。不能，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則不動，說在端。』此其所言果一義乎？抑二義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從來治墨學者未或道及。」因作《名墨訾應考》，著如上例若干條，以征名、墨兩家倍僪，決非相為祖述，如魯勝所云。然名、墨兩家之倍僪不同，陳氏說已發其，以為：「墨子言『白馬，馬也』，而公孫龍則雲『白馬非馬』。其說云：『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曰白馬非馬。』墨子言：『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而公孫龍則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視不得其所堅，拊不得其所白，見與不見離。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木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棰，是棰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皆較墨子之說更轉而求深。」而要其兩義相對，一立一破，豈不足以征名、墨兩家之倍僪不同。所與章氏異者，特章氏言惠為立而墨為破，而征以陳氏之說，則又似墨為立而龍為破爾。要以陳氏之說近是。何者？蓋墨氏作《辯經》以正名本，而名家玄異同以泯名相，此其秪也。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始終》五十六篇，其書皆亡。獨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著其學，謂：「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宏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加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隱括其指，在明終始。始終者，終而復始，運之無垠也。要以推明時間無垠、空間無垠。時間無垠者，「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空間無垠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曰天地之際者，地道之終，天運之始也。然時間無垠，空間無垠，而人生有垠。何以竟此有垠之人生？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而已矣。此騶衍之意也。騶衍之學，推大至於無垠，而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其即《大易》「知崇禮卑」，子思「極高明而道中庸」之意也夫。 騶衍之事，近本《詩》五際，而遠出羲和。何以明其然？《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而羲和曆象授時之學，詳著《尚書·堯典》。陰陽家《宋司星子韋》疑承其流。一衍而為《洪範》五行，再衍而為《齊詩》五際。《漢書·翼奉傳》載奉治《齊詩》，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53]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54]之政也。」云云。因歷引《小雅·十月之交》、《大雅·文王》之詩，以明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無窮也。太史公稱「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自來注家於《大雅》無解，疑即如翼奉封事所引《大雅·文王》之詩也。《文王》之二章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四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所謂「整之於身」也。而卒章終之以「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所謂「施及黎庶」也。文王，則「有國」之「尚德」者也，然則陰陽五行之學，本於《詩》、《書》也。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征天人之與，故《詩》、《書》為所專長。趙岐《孟子題辭》。荀子著篇《天論》，以明天人之分，則《詩》、《書》在所必殺矣。《荀子·儒效篇》曰：「隆禮義而殺《詩》、《書》。」 荀子之學，終於讀禮，而深擯陰陽五行不言。然孔子言禮，未嘗不推本陰陽五行。其著於《禮運》者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本，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55]，人情以為田。」此騶衍之陰陽，所謂「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也。其征五行之動迭相竭，而稱「五行四時十二，還相為本」云云，即騶子終始義也。 言陰陽五行，而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古之人有行之者，言其可征。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五行對》、《五行之義》、《陽尊陰卑》、《王道通三》、《天辨在人》、《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天道無二》、《基義》、《四時之副》、《人副天數》諸篇。班固《白虎通德論》有《五行》、《三綱》、《六紀》、《情性》諸篇。大抵以性情法陰陽，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法五行，配陰陽，立之名曰仁義，配五行立之名曰仁義禮智信。漢儒所謂「性與天道」者類如此。 騶衍之五德轉移，一衍而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再衍而為劉向之《洪範五行傳》，三衍而為邵雍之《皇極經世》。傳荀卿之經學，而潤色以騶衍之陰陽五行者，漢儒也。闡孟子之性學，而潤色以騶衍之陰陽五行者，宋學也。源遠流長如此，豈非顯學也哉！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鄙儒小拘」之拘，法《漢書·藝文志》敘陰陽家者流，稱「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拘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舍人事而任鬼」，即太史公所謂「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也。「鄙儒小拘」，蓋即斥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鄒衍之「五德轉移」而言。 騶衍談天，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云云。桓寬《鹽鐵論·論鄒篇》、王充《論衡·談天篇》並譏其迂怪虛妄。至晚近世，吾邑薛福成庸庵乃著《大九州解》，按諸地圖，核實測算，語見《庸庵文集外編》，以為騶衍之說，非盡無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學，騶子從而推闡之耶？《尚書·堯典》載羲和之官仲叔四子，曆象日月星辰，分宅四裔。南交則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之上原也。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而《漢志》以為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或者大九州之說所從衍乎？ 儒、墨謂天下之治，起於相愛，而韓商則以天下之治，起於相畏。韓非屢稱管、商之法，《五蠹篇》。然管子不廢禮義廉恥，《牧民篇》。商君務去孝弟仁，《靳令篇》。而韓非實汲商君之流，薄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特其推主道而言因循，言無為，則又同《管子·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之指，而原道德之意。大抵韓非無教化而去仁愛，同於商君之任刑，而言因循以原道德，又似管子之心術，其大較然爾。 儒家正名以齊禮，法家稽名以准法，而名家則玄名以歷物。故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鬢，卵有毛，是說之說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荀子·不苟篇》。飾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遍為萬物說，說而不休，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然不然，可不可，與儒者之必正名、法家之言刑名參同者大異。顧宋王堯臣奉敕撰《崇文總目》稱：「名家者流，所以辨核名實，流別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逾越。」此可以論儒、法之正名，而非所論於名家者流。墨子言「辨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小取》。則是所謂「作《辨經》以正名本」，而亦與名家者流異趨。古之言名家者，既以混於儒、法，班固《漢書·藝文志》、章學誠《校讎通義》。是也。今之言名家者，又不知以別墨，梁啓超、胡適是也。 《漢書·藝文志》著錄名七家，就其可考者，鄧析、尹文為一派，不忘正名以施治，而推本於大道無稱，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指也。惠施、公孫龍為一派，專於玄名以歷物，則老子「同出異名，玄之又玄」之意也。大抵名家為道家之支與流裔，猶之陰陽為儒家之支與流裔云爾。 儒家《論語》有《必有正名章》，《荀子》有《正名篇》，墨家《墨子》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雜家《呂氏春秋》亦有《正名篇》，而不得為名家。名家玄名實之紐以破名，諸家謹名實之核以正名，故不同也。尹文原道以言名，征名之本體。鄧析正名以製法，顯名之大用。而惠施、公孫龍則玄名以體道，見名之還原。 惠施、公孫龍之玄名，由於厤物之意，此所同也。惟惠施就人之所見為異者而籀其同，公孫龍就人之所見為同者而析其異。大一小一，畢同畢異，惠施同於不可同者也。白馬非馬，堅白石離，公孫龍離所不可離者也。然則惠施之歷物以同，而公孫龍之歷物於離。歷物同，而所以歷則異。 《莊子·天下篇》敘慎到、田駢，以為「常反人，不見觀」，此亦名家之支與流裔。《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田駢，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老子「正言若反」，而慎到、田駢「常反人，不見觀」，即學老子。所謂「常反人，不見觀」者，以不見觀見，以無名明名，以不可道道常道。常道之常，即「常反人，不見觀」之常，皆以絕對不變之真常為言。《韓非子·解老篇》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常道不可道，可名非常名，此之謂「正言若反」，亦此之謂「常反人，不見觀」。佛法相宗非相，諸子名家無名。世儒紛紛以西洋形式邏輯為言，死著句下，那能明其理趣。 晉魯勝《墨辯注序》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只限於儒者之正名，墨學之辯經，而非所論於名家之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56]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鄒子所稱「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亦限於儒者之正名，墨學之辯經。「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則惠施、公孫龍之所以為辯，而與儒、墨不同者也。 縱橫家者流，亦名家之支與流裔，而同出於「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以此而闡之為學，則為惠施、公孫龍；以此而施之於用，則為蘇秦、張儀。惠施、公孫龍，莊生稱之為辯者。《天下篇》。而范睢、蔡澤，亦世所謂一切辯士。《史記·范蔡傳》贊。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謹嚴，則為申、韓之刑名；流入於詭誕，則為蘇、張之縱橫。《漢書·藝文志》著錄縱橫十二家百七篇，其書皆不見。世傳《鬼谷》十二篇，曰《捭闔》、《反應》、《內揵》、《抵巇》、《飛箝》、《忤合》、《揣篇》、《摩篇》、《權篇》、《謀篇》、《決篇》、《符言》，而以《本經陰符》殿於後，或說即《蘇秦書》。《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阮孝緒《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程子曰：「儀、秦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今觀《鬼谷》之書，奇變詭偉，要與《戰國策》相表里始終，而其學則出於太公《陰符》，近人湘潭王闓運壬秋《湘綺樓日記》有一條謂：「符者，行人所以為信也。符有陰陽，蓋記所言於符陰，言山川物產形要之說，故其書以羅數國富、指陳形勢為主。唐人偽造《陰符經》，乃以為兵書，非也。」光緒六年八月十八日記。頗出臆說，而與《漢志》所稱縱橫家出行人之說有合。設誦《鬼谷》以籀其學，讀《國策》以驗諸用，而引蘇、張之事，征鬼谷之書，依仿《韓非·喻老》、《韓詩外傳》驗之行事，深切著明之例，則於縱橫家言思過半矣。 《韓非》有《難言篇》、《說難篇》，《呂氏春秋》有《順說篇》，皆本《鬼谷書》揣摩抵巇飛箝之法。當用《大戴記·夏小正》、《管子·弟子職》裁篇別出之例，附於縱橫家之末。 諸子有流別，以宗旨分也。文章有家數，以體氣分也。而欲以諸子之流別，論定文家之宗旨，其論則發於會稽章學誠實齋。其大指以為：「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盪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譏喻、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文史通義·詩教上》。而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教，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漢書·藝文志》詩賦一略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為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為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攸別，亦如諸子之各別為家。《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即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敘錄之下。《校讎通義·宗劉第二》。子有雜家，雜於眾，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文史通義·外篇·立言有本》。厥後仁和譚獻復堂好持其論，而未有闡發。獨儀征劉師培申叔《論文雜記》益推而衍之，以為：「古人學術，各有專門，故發為文章，亦復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試即唐宋之文言之。韓愈李翱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如韓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書》等篇，而韓文之中，無一篇不言儒術者。歐歐陽修曾鞏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諸儒文集多闡發心性、討論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子厚柳宗元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如永州、柳州諸遊記，咸能類萬物之情，窮形盡相，而形容宛肖，無異寫真。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核刻深。如《桐葉封弟辨》、《晉趙盾許世子義》、《晉命趙衰守原論》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此。名家之文也。明允蘇洵之文，最喜論兵，如《上韓樞密書》等篇皆是，而論古人之用兵者尤多。謀深慮遠，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蘇軾之文，理多未確，惟工於博辯，層出不窮。運捭闔之詞，而往復[57]卷舒，翻空易奇。縱橫家之文也。陳同甫亮之文，亦以兵家兼縱橫家者也。王介甫安石之文，侈言法制，因時制宜，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為陰陽家，王伯厚應麟之徒為雜家，而葉水心適之徒，則以法家而兼兵家。近代以還，文儒輩出。望溪方苞姬傳姚鼐，文祖韓、歐，闡明義理，趨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江永輔之金榜，綜核禮制，章疑別微。近儒治《三禮》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瑤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亦多論禮之作。考《漢志》[58]言名家出於禮官，則言禮學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段玉裁伯申王引之，考訂六書，正名辨物，近儒喜治考據，分惠、戴兩大派，皆從《爾雅》、《說文》入手，而諸家文集亦以說經考字之作為多。古人以字為名，名家綜合名實，必以正名析詞為首，故考據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魏禧昆繩王源，洞明兵法，推論古今之成敗，疊陳九土之險夷，落筆千言，縱橫奔肆，與老蘇同。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惲敬之文，奇峭崚悍，取法半山，亦喜論法制。安吳包世臣之文，洞陳時弊，兵農刑政，酌古准今，不諱功利之談，爰立後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侯方域之文，詞源橫溢。明末陳臥子等之文皆然。簡齋袁枚之作，逞博矜奇，若決江河，一瀉千里。俞長城諸家之文亦然。此縱橫家之支派也。若夫詞章之家，亦侈陳事物[59]，嫻於文詞，亦當溯源於縱橫家，所以仲瞿王曇稚威胡天游，雖多偶文，亦屬縱橫家也。雍齋沈濤於庭宋翔鳳之文，雜糅讖緯，靡麗瑰奇。凡治常州學派者，其文必雜以讖緯之詞，故工於駢文，且以聲色相矜。此陰陽家之支派也。若夫王錫闡、梅文鼎之集，亦多論天文歷譜之文，然皆實用之學，與陰陽家不同。古人治歷，所以授時也。王、梅之文，殆亦農家之支派歟？大紳汪縉台山羅有高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彭尺木紹升亦然。凡治佛學者，皆能發揮名理，而言語妙天下。此道家之支派也。維崧陳維崧甌北趙翼之文，體雜俳優，涉筆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類然。此小說家之支派也。旨歸既別，夫豈強同，即古[60]人所謂文章流別也。惟詩亦然。子建曹植之詩，溫柔敦厚，近於儒家。淵明陶潛之詩，澹雅沖泊，近於道家。陶潛雖喜老莊，然其詩則多出於《楚辭》。若嵇康之詩，頗得道家之意。郭璞之詩，亦有道家之意。太沖左思之詩，雄健英奇，近於縱橫家。鮑明遠鮑照之詩亦然。若楊素之詩，則近於法家。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諷詠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格既判，詩心亦殊。少陵杜甫之詩，惓懷君父，許身稷、契。杜句云：「許身一[61]何愚，竊比稷與契。」是為儒家之詩。杜句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詩文出於儒家之證。若夫朱紫陽之詩，亦儒家之詩也。太白李白之詩，超然飛騰，不愧仙才。是為縱橫家之詩。後世惟辛棄疾、陳亮之詞慷慨激昂，近於縱橫。襄陽孟浩然之詩，逸韻大成。出於陶淵明。子瞻之詩，清言霏屑。蘇詩妙善玄言，得之老佛。是為道家之詩。儲光羲王維之詩，備陳穡事，寄懷曠佚，是為農家之詩。山谷黃庭堅之詩，出語深峻，開派西江。是為法家之詩。由是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漢之文無一不言及天象者，三國之文若鍾繇、陳群、諸葛亮之作，咸多審正名法之言，與西漢殊。六朝之士，崇尚老莊，任性自然，其文多道家言。隋唐以來，詩賦取士，托物取譬，其文多小說家言。宋代之儒，正己正物，講學相矜，其文多儒家言。明之亡也，士大夫感慨國變，多言經世，抵掌而談，其文多縱橫家言。及於近代，溺於箋注訓詁，正名辨物，其文多名家言。雖集部之書，不克與諸子並列，然因集部之目錄以推論其派別源流，知集部出於子部，則後儒有作，必有反集為子者。」發凡起例，推勘盡致，可謂章學誠之忠臣，斯文之鈐轄。惟自我論之，誠竊以為章氏、劉氏之明文章流別，有不同於《漢志》劉《略》之《詩賦略》者。夫《漢志》劉《略》著錄詩賦之明流別，固已，而明詩文流別之必以諸子為例，此則章氏之義，而非《漢志》劉《略》之例本爾。大抵《漢志》劉《略》辨章群言，不名一途。諸子九流，以宗旨分。詩賦三家，以體氣分。其著錄宋玉、賈誼、司馬相如之隸屈原，朱建、嚴助、朱買臣、司馬遷、揚雄之隸陸賈，廣川惠王越賦以下二十二家之隸孫卿，不過如鍾嶸《詩品》之品裁詩人，著其源出於某人，以為體氣文格之近似，而非如諸子九流之論宗旨也。試以唐宋人集為例，設文以韓愈為一家，李翱、皇甫湜、張籍（唐）、歐陽修、蘇洵、軾、轍、曾鞏、王安石（宋）、元好問（金）、姚燧（元），文之出韓愈者附焉。以張說為一家，蕭穎士、李華、裴度、殷文昌、權德輿、元稹[62]、劉禹錫（唐）、宋庠、祁、胡宿、蘇頌（宋）、張溥（明）、吳偉業、王士禎（清），文之似張說者附焉。以歐陽修為一家，虞集、柳貫（元）、宋濂、楊士奇、歸有光（明）、汪琬、方苞、姚鼐（清），文之出歐陽者隸焉。以李夢陽為一家，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陳子龍（明）、胡天游（清），文之似何、李者附焉。以杜甫為一家，韓愈、孟郊（唐）、黃庭堅、陳師道（宋）、元好問（金），詩之出杜甫者隸焉。以白居易為一家，溫庭筠、李商隱（唐）、楊億、劉筠（宋）、楊維楨（元），詩之宗香山者隸焉。其他詞曲，胥本《漢志》劉《略》詩賦分家為例，不必如章氏之以子治集，劉氏之反集為子，而於聲色格律之中，自得文章流別之意，使讀之者舉綱張目，窮原竟委，而得以疏通倫類，考鏡家數，並知文章流別之不同於諸子流別。硜硜之愚，所為與章、劉有間者也。遂以附於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