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舉要 · 卷十四　西漢

陳澧東塾讀書記之論漢儒　陸賈新語　賈誼新書　董子繁[63]露　司馬遷之史記　淮南子　鹽鐵論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揚雄太玄經　揚雄　儒家與儒生　漢儒之理學 唐蔚老詒我番禺陳澧蘭甫《東塾讀書記·西漢》一卷，原十三，坊本未刻，乃新出。歷舉西漢之焯然名家者十二人，曰陸賈、河間獻王、賈誼、董仲舒、太史公、司馬相如、賈山、桓次公、著《鹽鐵論》。淮南子、王吉、劉子政、揚子云，而力稱河間獻王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為楷模。謂《淮南子》云：「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修務訓》。此說雖亦貴是，而不重好古。然《論衡》云：「俗好高古，而稱前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所造，蜜酪辛苦。」《超奇篇》。此即《淮南》所謂「從來者遠而貴之」，拘儒頗有此病，病在好古而不求是也。又謂：「好言陰陽災異，實漢儒之病。」則是漢儒之所貴，在「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而不在「好言陰陽災異」也。此亦陳氏論學之眼，猶之其論漢《易》之言訓詁舉大誼，而不喜理納甲卦氣之說也。語見卷四。 閱陸賈《新語》十二篇，開宗明義《道基第一》以為：「君子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坐，仗義而行，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又稱：「道莫大於無為。」《無為》第四。而頌舜之無為而治。蓋儒而入道，衍子思、孟軻一派，而非荀卿之純儒也。子思《坊記》以《春秋》律《禮》，《緇衣》以《詩》、《書》明治。趙岐《孟子題辭》稱：「孟子長於《詩》、《書》。」而《史記·賈本傳》稱：「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其著書亦多引《詩》、《書》、《春秋》，固與荀卿之「隆禮義而殺《詩》、《書》」《儒效篇》。者不同。此其同於思、孟者一也。又《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是即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性無有不善」之說也。此其同於思、孟者二也。然則陸賈者，其思、孟之支與流裔耶？惟按之《史記》、《漢書》，其書有不可信者。《史記·賈本傳》稱：「陸賈為高帝言：『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是即賈生著論《過秦》之指。而高祖乃謂生：「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征者，即征秦、漢之所以存亡也。此《新語》之所由作，豈其語有泛設哉？今《新語》泛稱道德，而無一言「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之者何」，是謂答非所問。高祖何由稱善。不可信一也。又《漢書·司馬遷傳》稱：「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則是陸賈《新語》與《戰國策》、《楚漢春秋》同為記事之書，如《晏子春秋》、劉向《說苑》之比，其中必有「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之者」，故史遷采以入《史記》，必其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而非托之空言。《楚漢春秋》之采入《史記》者，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見。《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獨取陸賈《新語》者無征。其不可信二也。惟馬總《意林》所載，皆與今本合，李善注《文選》，亦有所采，則偽造此書者，當在唐以前耳。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有《賈誼》五十八篇，《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賈誼《新書》，其中《問孝》、《禮容語上》兩篇，有其目而亡其書，僅存五十六篇。章學誠《校讎通義》謂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然與法家當互見。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曰：「賈生名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征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則是賈生不以儒征，而廷尉言生頗通諸子百家之書也。文帝召以為博士者，召以為諸子百家之博士。《漢書·楚元王傳》載劉歆《移書讓[64]太常博士》曰：「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者是也。然考生所著書，《過秦》則著其仁義不施，以為監戒。又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庶幾於《漢志》敘儒家者流所謂「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藝之中，留意仁義之際」者，故以隸於儒。而歆書亦稱之曰：「在漢朝之儒，賈生而已。」《漢志》之著錄賈誼入儒，《孝文傳》十一篇同，蓋皆取其宗旨，而非論其生平也。《史記》、《漢書·儒林傳》稱：「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則是文帝者，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十一篇》其所著書，注「文帝所稱及詔策」，而以隸儒者，豈不以文帝除收帑及肉刑、求直言、除誹謗祠官、勸農等詔，皆爾雅溫厚，有儒者氣象，庶幾所謂「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藝之中，留意仁義之際」者邪？無疑於賈誼書矣。 賈誼儒而明法，董仲舒儒而通陰陽。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西京雜記》載董仲舒夢[65]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此書記劉歆所撰。而《論衡·案書篇》則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其書推本《春秋》以言天人相與之際，而往往及陰陽五行，漫濫旁衍，若亡紀極，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有與孟子相表里者。何以明其然？《孟子·萬章上》稱堯、舜以征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之義，猶董子《賢良策對》案《春秋》之中以明天人相與之際，一也。《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岐註：「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又《離婁下》：「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岐註：「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夫《滕文公下》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稱之曰天子之事。《離婁下》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此與《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二十三》所稱「《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絀夏，新周，故宋」同指。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猶董子言以《春秋》當新王，故趙注用《公羊》素王之說。素王，謂空設一王之法。此其二也。程子曰：「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孟子之言仁義也混，如《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駢舉，而未析其所以異。而董子之言仁義也析，《仁義法第二十九》：「《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自不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仁義對稱，而勘明其所以異。要其歸，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矣，而《繁露》足匡孟子所未逮，三也。孟子儒而通陰陽，董仲舒亦儒而通陰陽。《繁露》多陰陽五行之談，雖無征於七篇，然荀子非子思、孟軻，謂其「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有《孟子》一篇，則是孟子別有其書，四也。獨《深察名號第三十五》[66]謂：「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猶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諸瞑。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斯則與孟子性善之說有異耳。 司馬遷之學，出於董仲舒《春秋》，而與父談異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謂：「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並致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較，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閫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漢書·敘傳》。處士如蓋公、《曹參傳》。鄧章、《袁盎傳》。王生、《張釋之傳》。黃子、《司馬遷傳》。楊王孫、安丘望之[67]《後漢書·耿弇傳》。等皆宗之。而遷獨不然。觀其下文稱引董仲舒之言，隱隱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見。」語見卷六。《史記·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親當作新，則與《繁露》「絀夏，新周，故宋」之說有合。而《自序》則明引董生，以見「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亦本董子以《春秋》當新王之旨。而自明百三十篇之所為作，則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能有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斯」者，指百三十篇而言，自謂繼《春秋》而攸作也。而托之於先人有言者，蓋儒者善則稱親之義也。若論載筆之法，則以兩語賅之，曰「厥協六經異傳」，曰「整齊百家雜語」。如《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殷本紀》：「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吳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伯夷列傳》：「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此所謂「厥協《六經》異傳」也。又《五帝本紀》：「《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孝武本紀》：「余究觀方士祠官之言。」《管晏列傳》：「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穰苴列傳》：「余讀《司馬兵法》。」《孫吳列傳》：「《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仲尼弟子列傳》：「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為篇。」《孟子荀卿列傳》：「余讀《孟子》書。」「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商鞅列傳》：「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屈原賈生列傳》：「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酈生陸賈列傳》：「余讀陸生《新語》書。」此所謂「整齊百家雜語」也。曰「厥協」，曰「整齊」，而觀其會通，一以六經為衡。《伯夷列傳》所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者也。《漢書·司馬遷傳贊》乃謂：「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此自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耳，於遷何與。但不便斥老，斥老，則形父指短耳。 《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或曰：『淮南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人病以多知為雜。』」而上元梅曾亮伯言《柏梘山房集·淮南子書後》曰：「《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為文不類。」此實似是而非之論。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後漢高誘為之註解而序其書，稱：「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則是立言有宗，其大較歸之於道。善有元，事有會，則亦何病以多知為雜也。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自來無言《淮南子》偽者，然自來亦無言劉安作者。而梅氏乃稱其「剽竊曼衍，與安所為文不類」，不知《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本不言安作，而出眾人手筆，如《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之「出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也。《史記·呂不韋傳》、《漢書·藝文志》。何必以「與安所為文不類」為嫌乎？高誘序亦言：「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正合《漢書·藝文志》序雜家者流稱「出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蓋出於當日眾人之雜議，各抒所見而作，以故列入雜家。而雜家之所以異於儒、道、名、墨諸家者，蓋所由來者不同。諸家本師說傳授，雜家出眾議駁雜也。雜家者言，無不「剽竊曼衍」者，蓋與議者不專一家、尊其所聞故也。尊其所聞，故不嫌「剽竊」，不專一家，故旁涉「曼衍」，勢所必至，何必以此致譏於《淮南》乎？然《淮南》不以集眾為諱，而以裁定之權，自命一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雜而猶成其家者也。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也。桓寬輯而論纂，本末具見《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贊。所論皆食貨之事，而游文六藝，言必稱先王，自《隋書·經籍志》皆依《漢書·藝文志》列儒家。然宋高似孫《子略》曰：「漢世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珠厓議，而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以謂詢謀僉同。」此蓋雜家之支與流裔，而與《漢志》序稱「雜家者流，蓋出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其意有合者也。而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者，則西漢有《鹽鐵論》，東漢有班固《白虎通德論》。倘以《呂氏春秋》、《淮南鴻烈》為例，當入雜家。如以《鹽鐵論》、《白虎通德論》游文六藝，當入儒家。則《淮南鴻烈》，其大較歸之於道，何不入道家乎？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著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按《漢書·楚元王傳》曰：「向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勛周堪、光祿大夫給事中張猛相繼譖死，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疑《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蓋皆《世說》中篇目，即《世說》也。傳又曰：「成帝即位，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都向所序《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合《世說》八篇，《列女傳》八篇，凡六十六篇，視《志》稱所序六十七篇尚少一篇，不知為何？「所序」雲者，明其述而不作，如傳所云「依興古事」，「採取《詩》、《書》所載」及「采傳記行事」是也。《世說》今亡，《新序》、《說苑》亦殘。《隋書·經籍志》載《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合五十卷。卷即是篇，與《漢書》五十篇之數合。今傳《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皆每卷一篇，則《新序》亡二十篇。然據烏程嚴可均景文《鐵橋漫稿·書說苑後》稱：「宋本《說苑》有劉向序，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今本《說苑》計六百六十三章，視向序少一百二十一章。」是《說苑》亦非完書。餘姚盧文弨抱經《群書拾補》中有《新序校補》、《說苑校補》。所錄皆春秋至漢初軼事，而春秋時事尤多，大抵采百家傳記可為法戒者，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相出入。兩書體例相同，大指亦復相類，其所以分為兩書之故，莫之能詳。有一事而兩書異辭者，蓋採摭群書，各據所見，既莫定其孰是，寧傳疑而兩存，蓋其慎也。高似孫《子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漢歸監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已甚。至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庶幾「游文六藝，留意仁義」，不失儒者之旨已。《列女傳》存而亡其圖。《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初學記》卷二十五引。而《漢書》本傳稱「《列女傳》凡八篇」者，據王回序云：「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圖今亡，獨儀征阮福喜齋仿宋刻《列女傳》，有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郝懿行妻王圓照，汪遠孫妻梁瑞，陳衍妻蕭管道，俱有《列女傳》注本。然向所序，依興故事，不同諸子之立意為宗。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惟《列女傳》本采《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矣。至其引風綴雅，托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為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漢志諸子篇》。《列女傳》蓋自《隋書·經籍志》即入雜傳類雲。 劉向述而不作，以依興古事。揚雄獨抒己見，以橅笵經文。《太玄》橅《易》，《法言》橅《論語》，《方言》橅《爾雅》。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劉向以之。鉤深索隱，《易》學也，揚雄以之。然《易》剛柔無常，兼權進退，而揚雄為《太玄》，則偏主於柔退，其指一本老氏。《朱子語錄》曰：「揚子為人思沈，會去思索，其學本似老氏，如清淨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此宗旨之不同也。又《太玄》雖准《易》而作，然托始高辛、太初二歷而為之，故《玄》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為一首九贊，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克，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准一卦，始於《中》，准《中孚》；而終於《養》，准《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卦氣之說，出於孟喜，而其書不傳，其說不詳。《漢書·京房傳》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注引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說亦見於《易緯稽覽圖》、《是類謀》。所云卦氣起《中孚》，以一卦主六日七分，六十卦主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大誼略同。此《玄》所准者也。然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論《太玄》雖揚雄擬《易》而作，然自為一書，其數並非《易》數，《易》數自一而二，二而四，四四而八，以逮於六十四，皆偶數；《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以逮於八十一，皆奇數。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算數如是。積算至三，則可生萬。《大戴禮·易本命篇》：「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孔顨軒補註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為變之極，可引之而至於無窮，故黃鐘以八十一分立數，十二律皆由此生。揚雄精算術，依《太初》以作《太玄》，與老氏之言適合。其用數則《漢書·律曆志》詳言之，《困學紀聞》引葉石林之言，是也。三為生物之數，《太玄》用之。五為天地中數，司馬光《潛虛》用之。邵康節《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偶，故以二起數。程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為推，非有他異。其於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以《太玄》非《易》之本數，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此用數之不同也。按《漢書·雄本傳》稱：「《玄》首四重也，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則是《太玄》推律歷節候而作，其說至明。卷首所列舊圖，具七十二候。顧明龍泉葉子奇撰《太玄本旨》九卷，一掃星曆之說，謂《太玄》附會律歷節候而強其合，不無臆見，因別為詮釋。亦如《易》家之有王弼，廢象數而言義理者也。 司馬光《揚子序》曰：「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所共宗仰。然揚子之書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於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韓退之盛推孟，司馬光獨宗揚，宋儒多在韓退之門下討生活，歐、蘇、曾、王之論文，二程、張、朱之尊孟，其燦然者已。獨司馬光超然絕出，不同尋常。其論學不信孟子，《疑孟》有書；其文章直起直落，質實駿爽，不為描頭畫角，而真氣貫注，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可謂卓然有以自立者。世人淺見寡識，論古文限於唐宋八家。而不知司馬光疏疏落落，其雄駿掩韓、歐而上之。余故特表而出之雲。 閱《史記·儒林列傳》，取《漢書》校一過。竊謂《儒林列傳》，而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及孟子、荀卿不與者，以其身通六藝，而不專一經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稱：「儒家者流，游文六經之中，留意仁義之際。」《論衡·超奇篇》曰：「能說一經者為儒生。」而《儒林》所列，「能說一經者為儒生」也，儒之不名家者也。班固作《漢書》，亦崇儒家而薄儒生，《揚雄傳》稱雄「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以見為章句訓詁之通者少也。何謂通？《藝文志·六藝略》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此之謂「游文六經」，亦此之謂「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而儒生則不然，能說一經，為章句訓詁。《易》之有施、孟、梁丘，《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詩》之有齊、魯、韓、毛，《禮》之有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之有嚴、顏，《史記》、《漢書》著入《儒林傳》者皆是，亦稱辟儒。《藝文志·諸子略》敘儒家稱：「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五經乖析」者，謂其「能說一經」，而不能「游文六經」也。《六藝略》稱：「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而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68]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於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亦指儒生而言。若夫儒家者流，則不專一經，不為章句訓詁，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其著書則錄入諸子，不專經而名家；其人則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而特顯以專傳，若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者是也。大抵儒生不工文章，而儒家者流則無不能文者。亦稱鴻儒，《論衡·超奇篇》曰「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是也。《漢書》之例，儒生入《儒林》，儒家立專傳。而范曄《後漢書》以賈逵、鄭玄兼通五經，立專傳而互見《儒林》，亦用班《書》賈誼、董仲舒、劉向互見《儒林》之列也。 譚漢學者，多誦訓詁而昧理學。不知宋儒有理學，漢儒亦有理學。而治漢儒理學，尤不可不讀《春秋繁露》、《白虎通》兩書。《春秋繁露》有江都凌曙曉樓注，《白虎通》有句容陳立卓人《疏證》，皆以名家。《爾雅》、《說文》只知逐字解詁，而全體大用欠分曉，但言訓詁名物，未明義理。而讀《春秋繁露》及《白虎通》，則以《繁露》為《春秋》之名宗，闡《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之意；《白虎通》為禮家之名宗，發禮官正百物、敘尊卑、控名而責實之指。義理征於訓詁，而人倫道妙之全體大用，即見名物訓詁之中，然後復由訓詁名物以通義理，途徑頓辟。然後進而讀《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以見威儀節文，不過以征理之不可易，而知控名責實，義理之即名倫等物而見。此漢儒之理學也。漢儒以禮為理，承荀卿禮宗之緒；宋學認性即理，發孟子性善之指。漢儒蹈禮履仁，附會陰陽家言；宋學明心見性，多雜禪宗說。漢儒只於威儀事為，著實體認；而宋學則性天道奧，愈勘愈深，此其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