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舉要 · 卷十一 春秋下
太史公紀傳本於春秋 二十四史之體例增損 史筆有二 史記與漢書 史記與三國志 四史文章 晉書與晉略 梁書 魏書與西魏書 新唐書與五代 史附南唐書 金史 明史與明史稿 二十四史補志十四家補表七家 趙翼廿二史劄記遠勝錢大昕廿二史考異[40]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兩書 資治通鑑與文獻通考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史學家與史家 章學誠文史通義 現代史學之趨勢 竹書紀年
漢劉氏向、歆父子敘錄群書為《七略》，無四部之名，而《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悉以隸《春秋》。唐劉知幾《史通》論史六家，而統以二體，曰：「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蓋《春秋》編年之體，《史記》紀傳之祖也。而會稽章學誠實齋揚榷文史，撰論《通義》，獨深有會於劉氏向、歆之意，而推原紀傳本於《春秋》，蓋紀編年以包舉大端，《春秋》之經也；傳列人以委曲細事，丘明之傳也。一辨章流別，一考鏡源流，誼各有當，不必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也。
太史公綜合古今，發凡起例，創為百三十篇。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紀侯國，十表以譜年爵，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國故朝章，網羅一編，顯隱必該，洪纖靡遺。歷代作史者遂不出其範圍，《漢書》以下二十三史，可考而知也。然而時移事易，體例增損，固亦有之。陽湖趙翼雲崧撰《二十二史劄記》，勘比諸史，較其異同，條為五事，而參以鄙意，頗有可得而論者焉。其一曰本紀。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太史公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楚義帝立自項氏，政非己出，不為立紀。項羽則宰制天下，封諸侯王，莫敢不聽命，自當入本紀。《漢書》改為列傳，則以斷代為史，當王者貴。惟《周本紀》、《秦本紀》，自其先世為侯伯皆入之，頗失裁斷。然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為變例。魏收作《魏書》，遂承用其例焉。《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則仿《尚書》、《世紀》之名，而視太史公為典切矣。《三國志》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為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太史公以政由後出，故《高紀》後即立《後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後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偽主紀年，而歸之於後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即女後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後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為周，故朝政則編入《後紀》，而宮闈瑣屑，仍立後傳，似得體要。《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為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為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其二曰世家。太史公《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太史公用之以記王侯諸國。劉知幾《史通·世家篇》曰：「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按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然孔子以一布衣，棲皇終老，未嘗開國承家，而亦列之世家者，太史公見義於贊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豈不以孔子開來繼往，以六藝世其家，勝於天下君王開國承家，以爵土世其家邪？而宋儒王安石《讀孔子世家》乃譏之曰：「進退無所據」，「自亂其例」。太史公所為致嘆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漢書》則有列傳而無世家，雖爵土弗替之王侯，亦以入列傳。然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一體改列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如世家之次其世系。其體世家，其名列傳，斯則進退無所據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此本紀之變體，而非世家之本然也。其三曰表。太史公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曰：《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與紀傳相為出入。紀傳之所有者，則綜以挈其綱；紀傳之所無者，則該以拾其遺。作史體要，莫大於是。《漢書》因之，作七表，以《太史公書·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王，皆本太史公舊錶，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則補太史公之所無。至《古今人物表》，則殊非宜。蓋以漢為書，而表綜古今，不知限斷，劉知幾譏之，宜也。見《史通·表歷第七》。《後漢書》、《三國志》、《宋》、《齊》、《梁》、《陳》、《魏》、《齊》、《周》、《隋》諸《書》及《南北史》皆無表，《舊唐書》亦無表，《新唐書》有《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以增舊書之所無。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按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譜之於表，其實一也。《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而表之多者，《遼史》為最，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功名卓著者既為列傳，此外無功過者，則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其姓氏，惟列之於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則附書。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之為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以省筆墨。故《遼史》列傳不多，《遼史》列傳四十六卷。而一代之事跡賅焉，此作史良法也。《金史》有《宗室》、《交聘》二表。《交聘表》數宋人三失，而惜不知守險，不能自強，而切中事機，卓然有良史之風。《元史》有《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而《明史》五表，則仍諸史之舊有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創諸史之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太祖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督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其四曰書志。八書乃太史公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曆志》則本於《律書》、《曆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宋儒鄭樵作《通志》，開宗明義，以為「書契以來，惟司馬遷《史記》，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志。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蓋歸獄於班書之斷代，無以觀其會通也。然其中亦自有別。固之斷漢為書者，惟本紀、列傳耳。至表則有《古今人物》，所載自秦而往，不言漢事。而志之《禮樂》、《刑法》、《食貨》、《郊祀》、《五行》、《地理》、《溝洫》諸篇，尤皆上溯邃古，下迄當代，何嘗斷漢為書而不觀其會通耶？蓋人物可以間世而一出，不礙斷代列傳，而典章必有所因而製作，何能置前不論也。至於志《藝文》，則增損劉《略》，刪七為六，通著六藝諸子，皆非漢人著述，更何得謂之斷漢為書？《隋書·經籍志》雖變六略而為四部，然兼錄古今載籍，則與班同，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藏也。唐宋《經籍》、《藝文》諸志因之。獨《明史·藝文》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厘次成志，此則斷代著錄之創例耳，而班《書》不然。然則班《書》斷代，只限紀傳，而非所論於十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為《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不知何所取義？史公傳《龜策》，以三代聖王重卜筮也。然且為《史通》所疑。見《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若東漢而後，圖讖之學，直是妖言，篝火狐鳴，帛書牛腹，自昔覬覦非分者，莫不造為符命以搖惑人心。沈休文乃欲以挽力徵逐鹿之風，何異揚湯而止沸也。《南齊書》亦分《祥瑞》於《五行》之外，蕭子顯特欲侈其先世受命，以掩其篡奪之跡耳，休文至此胡為乎？《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為《天象》，《地理》為《地形》，《祥瑞》為《靈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唐》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並撰者，其《藝文》則改為《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缽》、《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著述以明人為斷，斯為特例，蓋長州尤侗之所草創也。侗有《明藝文志》五卷別行。然考其初載，亦有自來。《北史·宋隱傳》載：「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而《史通·書志篇》則云：「《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習茲楷模，庶免譏嫌。」豈《明史·藝文志》者著錄群籍，限斷當代之例所自昉乎？其五曰列傳。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所以詁經，非以敘人物也。而敘人物以為傳，則自太史公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為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41]一朝所有人物傳之，故不必盡拘太史公舊名也。《漢書》省《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人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秦時人，與漢何涉？《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獨《儒林傳》最為後世所稱，五經分類敘次，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為傳，以征師法淵源之所自。列傳則《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勛、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祋諷、劉瑋[42]、薛皓、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闈[43]、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於此一人傳內，其例蓋仿於《三國志》。《三國志·倉慈傳》後，歷敘吳瓘、任燠、顏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類敘之；《王粲傳》後，歷敘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嵇康等，以其皆文士而類敘之。歷官行事，隨事附見，以省人人立傳之煩，亦見其簡而該也。《三國志》傳目有減無增，《方術》則改為《方伎》，《方伎傳》內，如華陀則敘其治一證，即效一證；管輅則序其占一事，即驗一事，獨於《朱建平傳》總敘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總敘各人之徵驗於後，蓋仿太史公《扁鵲等傳》而變通其意者也。《晉書》改《循吏》為《良吏》，《方伎》為《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而敘次則多帶敘法，其人不必立傳，而其事有附見於某人傳內者，即於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敘某人之事，如此者甚多。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為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與《後漢》、《三國》之類敘，俱為作史良法。但《後漢》、《三國》於類聚者，多在本傳後方綴履歷，此則正在本傳敘事中，而忽以帶敘者履歷入之。此則同而有不同者。其大兵刑，輒以始末備之一傳，余文互見。端緒秩然，不克尚友孟堅，固已抗手蔚宗。《齊書》改《文苑》為《文學》，《良吏》為《良政》，《隱逸》為《高逸》，《孝友》、《忠義》為《孝義》，《恩倖》為《倖臣》，亦名異而實同。其敵國者亦附卷末，而類敘傳孟堅意，帶敘用休文法。《梁書》改《孝義》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南史》則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魏書》改《孝行》為《孝感》，《忠義》為《節義》，《隱逸》為《隱士》，《宦者》為《閹宦》，亦名異而實同。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款。《隋書》改《忠義》為《誠節》，《孝行》又為《孝義》，余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玄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於卷末。《北史》各傳名目，與前史同，增《僭偽》一款。《舊唐書》諸傳名目亦同前史，其安祿山則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款。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為《死節》、《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創也。《宋史》增《道學》一款，以別出於《儒林》，又有《周三臣傳》，余與前史同。《遼史》亦多同前史，惟改《良吏》為《能吏》，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為《世戚》，《文苑》為《文藝》，余與前史同，而以金初滅遼取宋，中間與宋和戰不一，末年又為蒙古所滅，故用兵之事，較他朝獨多，其勝敗之跡，若人人鋪敘，徒滋繁冗。《金史》則詳敘一人以為主，而諸將之同功一體者，旁見側出，以類相從，有綱有紀，最得史法。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余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同前史，惟《閹黨》、《流賊》及《土司》三傳，則前史之所無。蓋貂黨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丑可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靡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制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而其編纂之得當，如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各附以小傳；如同事者別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而已。
史筆有二：有解偶為散以疏其氣者，紀傳則有司馬遷之《史記》，陳壽之《三國志》，蕭子顯之《南齊書》，姚察之《梁書》，姚思廉之《陳書》，李延壽之《南北史》，宋祁等之《唐書》，歐陽修之《五代史》，托克托等之《宋史》、《遼史》、《金史》，宋濂等之《元史》，張廷玉等之《明史》；編年則有司馬光之《通鑑》；記言則有《戰國策》，此一體也。有寓偶於散以植其骨者，紀傳則有班固之《漢書》，范曄之《後漢書》，房喬等之《晉書》，沈約之《宋書》，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芬之《周書》，魏徵等之《隋書》，劉昫等之《舊唐書》；編年則有左氏之《春秋傳》；記言則有《國語》，此又一體也。大抵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散，而其樞機之轉，只看《國語》、《國策》二書便見。昔年李續川與餘論文章，問《國語》、《國策》之異同？余告之曰：「《國語》、《國策》，記言體同，而文章攸殊。《國語》寓偶於散，以植其骨，《左傳》之枝流也；《國策》解偶為散，以振其氣，遷史之前茅也。」續川贊其了當。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而《史記》、《漢書》不可不全部讀，以其四通六辟，運而無所積，一為史學之開山，一為經部之枝流；一為子家之要刪，一為文章之大宗。何以言之？史家二體，編年、紀傳，《史記》則以紀傳革編年之體，《漢書》又以紀傳為斷代之祖。故曰史學之開山。《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列傳》、《漢書·律曆志》及《藝文志》之《六藝略》又《儒林列傳》，則群經之敘錄也。《史記·五帝》、《夏》、《殷》、《周》諸本紀、《三代世表》，與《尚書》相表里，《十二諸侯年表》、《吳太伯》、《齊太公》、《魯周公》、《燕召公》、《管蔡》、《陳杞》、《衛康叔》、《宋微子》、《晉》、《楚》、《越王句踐》、《鄭》十二世家，與《春秋左傳》相表里。《禮書》、《樂書》，與《禮記》相表里。至《漢書·地理志》，推表山川，則《尚書·禹貢》之傳，《五行志》征應五事，又《尚書·洪範》之傳，而《禮樂志》為《戴禮》之支裔，《百官志》又《周官》之繼別，故曰經部之枝流。《史記》列傳管、晏、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司馬穰苴、孫武、吳起、商君、孟軻、騶衍、淳于髡、慎到、荀卿諸子，即敘次其生平，又推論其著書，於書即為敘錄，於人遂為列傳，而《太史公自序》要指六家，《漢書·藝文志》亦略諸子，纂言鉤玄，若網之有綱。故曰子部之要刪。《史記》積健為雄，疏縱而奇，以為唐宋八家行散之禰。《漢書》植骨以偶，密栗而整，以開魏晉六朝駢體之風。文章變化，不出二途。故曰文章之大宗也。讀一書抵千百書。
余於二十四史，《史記》外喜讀陳壽《三國志》，以其工描寫而別出機杼。史公筆意詼詭，尋常人物，亦描寫不尋常，如《遊俠》、《滑稽》、《貨殖列傳》是也。陳壽辭旨雅澹，極不尋常人物，而能描寫其尋常，如袁紹、公孫瓚、諸葛亮等傳是也。而明人歸有光《震川文集》中之《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44]》，只以尋常筆墨，寫尋常細碎，卻自風神疏澹，別饒意趣。姚惜抱每謂：「歸震川之文，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余謂史公能於不要緊之題，說要緊之話；陳壽乃於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各具一付本領。而震川只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後來人窮老盡氣，儘自趕不上也。
三兒鍾英問四史文章，孰為優劣？余告之曰：「馬、遷短長相生，而出以雄肆。班、范奇偶錯綜，而求為雅練。陳壽《三國》，雄肆不如太史公，雅練又遜《前》、《後漢》，而清微淡遠，妙造自然。柳子厚得其清簡，而化以奧峭，其品峻。歐陽永叔似其淡遠，而出以盪逸，其神暇。此中低昂，非汝鈍根人所能會。」
唐太宗以何法盛等前後晉史十有八家，製作雖多，未能盡善，命房喬等重加撰次，分類纂輯，以成《晉書》，借功眾手，指歸不一，詳略失當。加之半出詞臣，言多駢儷，不合史裁，訶譏者眾。劉知幾《史通·雜說》則詆之曰：「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所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取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而清修《四庫全書總目》尤相譏切，以為：「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宏獎風流，以資談柄，是直裨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至道光間，荊溪周濟止庵撰《晉略》一書，舉《晉書》中之繁蕪浮誕，及義所未安，言之不順者，悉汰之，文省而事增，什七折衷，依於司馬光《通鑑》；事以類附，例以義起，為本紀六，表五，列傳三，十六國傳十一，匯傳七，宗室、篤行、清談、任達、良吏、文學、隱逸。序目一，計六十六篇。事即前史，言成一家。其諸論贊中，於攻取防守地勢，必反覆曲折，確有指歸，俾覽者得所依據。自言「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萃，實亦一生志略所寓也。」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
南朝四書，《宋》、《齊》、《梁》、《陳》，其文章當以《梁書》稱首，而為八家古文之前茅。趙翼《廿二史劄記》每極稱之，以為：「行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馬、班。蓋以時爭尚駢儷，即敘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睿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所論精卓不磨。
北朝四書，《魏》、《齊》、《周》、《隋》，獨《魏書》最被謗議，號稱穢史，《北齊書》收本傳具著其跡。獨《四庫全書總目》為之辨正，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不甚遠於是非，其辭甚備。而余讀《北齊書》收本傳曰「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尋所云「修史諸人」，收實總其成。而仁和譚獻《復堂日記》則云：「閱《魏書·恩幸傳》首列王睿，其子椿即收之姑夫，而傳稱：『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乃不以舊恩曲回史筆。直道如此，猶蒙穢稱。」此一事為《總目》所未及，足為古人雪謗。然魏收仕於北齊，修史正在齊宣文時，故凡涉齊神武在魏朝事，必曲為回護。而欲以齊繼魏為正統，故自孝武后，即以東魏孝敬帝繼之，而孝武西遷後諸帝，不復作紀。按齊神武起兵討爾朱氏，廢節閔，會朝臣議，僉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為主已三年，尋與神武不協，乃走關中，依宇文泰。神武別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帝，是為東魏。而孝武為西魏，是則魏統之所系。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為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於《周書·文帝即宇文泰紀》內，在《周書》為贅懸，在《魏書》為闕漏。讓清嘉慶間，南康謝啟昆蘊山乃撰《西魏書》，以續《魏書》，為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凡二十四卷。著其興衰治亂，詳於因革損益。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輯北朝之遺聞，補《魏書》所未逮。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厘代都之門望，較《官氏[45]》而尤詳焉。其為《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收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固而加核焉。特以周、隋兩朝人物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為西魏，其為列傳，以宇文受禪為斷，而下仕周、隋者，即不為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之倫，勳業爛然，亦嚴立限斷，聽其入於《周書》。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表》載其勛略，《百官表》載其所為柱國大將軍之官，以與列傳互為補苴，但錄其事，不載其人，以為方紐效績於荊襄，究非魏之勛舊。而如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也。他如孝武謀去彊臣，非為失德，而《周書》攸紀，橫謂斛斯椿為群小，王思政為諂佞，皆是曲筆，豈為讜言？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斯尤明直道之公而以征良史之筆焉。
《新唐書》本紀、志、表題歐陽修撰，列傳題宋祁撰。論者無不右歐陽而議宋氏，其實皆一孔之士，不足與論古。獨譚獻《復堂日記》謂：「《唐書》文體宏遠，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吲。如『師老』為『師耄』，『不可忍』為『叵可忍』，『不敢動』為『不可搖』，直兒童語。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究其師法，殆退之作傭耳。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弟子餘杭章炳麟太炎遂申其意曰：「退之石刻，轉益瑰怒。而宋世效韓氏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天放樓文言序》。辭尤明析。而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尤力為子京張目，以為：「《新唐書》實遠過《舊唐書》。子京之文，雖未追蹤班、馬，亦足陵跨六代。宋人多譏之，貴遠忽近之見耳。范、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唐書》者。然歐《五代》過求簡嚴，多所刊略。《新唐書》則無此失，雖用字間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茁以為古。劉劉昫撰《舊唐書》。薛薛居正撰《舊五代史》。以下諸史，文詞冗沓，正當以此救之。未有不簡奧而可為古文者。歐《五代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即如錢大昕《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辭以丑敬瑭耳。《晉紀》徐徐無黨注甚明。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為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歷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陳壽《三國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旨存焉。史之蕪，自沈約、魏收始。故《新五代史》為足貴。特其詞旨甚明，而無微顯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為之。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此為得實之論。其後馬令、陸游《南唐書》，皆有意仿歐《五代》，而馬令雅贍，陸游簡潔，又以不同。然陸《書》後出，說者多以為馬所不及。而譚獻《復堂日記》獨以為：「陸游《南唐書》簡而失之略，不如馬令書詳贍雅令，獨持正統之說為陋。徐氏於中原，豈有君臣之義哉？此則不如陸《書》，而有類族辨物之義，亦遠勝陸之合傳不倫。惟其前後序贊，輒冠以嗚呼。歐《五代》創為此體，已有譏議，顧乃揚其波呼？」其論頗極核也。
元修《宋》、《遼》、《金》三史，論者所不貴，然余謂文章放筆為直干，贍而得老，約而能肆，得太史公之意者，二十四史中，當以《金史》為最。不為宋子京之軋茁為古，亦異歐《五代》之搖曳弄姿，其宣、哀以後諸將列傳尤佳，以取材元好問手筆者為多也。自宋而後，由退之而學史公者，得二人焉：曰歐陽修，曰元好問。歐陽南士力薄，故為蕭閒，摹退之之韻，以得史公之逸。元氏北人氣厚，力能健舉，學退之之肆，以得史公之勁。降而讓清姚姬傳摹史公，取徑歐陽，故紓徐為妍，而多弱筆。曾湘鄉學退之，不由遺山，斯矯怒作勢，而有冗詞。亦文章得失之林也。
《金史》簡老，《明史》贍該，於近代史皆稱良筆。而《明史》即以王鴻緒《明史稿》為藍本，乾隆四年，大學士[46]張廷玉等成書表進，中有雲「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稿」者也。鴻緒《明史列傳稿》二百八十卷，別出為書，實出鄞縣萬斯同季野手筆。斯同世嫻明故，萃畢生精力為之，世有博綜之目，而論者謂館臣輕於改竄，不免點鐵之譏，然余讀汪由敦《松泉文集》中有《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曰：「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精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詆誹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張士誠四人為一傳，似耑以卷帙[47]多寡而定，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先生朱軾謂韓林兒、郭子興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為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為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群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與徐壽輝、陳友諒同傳，亦無不可，與張士誠、方國珍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群雄同列，而子興獨為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按今《明史》，郭子興、韓林兒同傳，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同傳，不同王稿，亦不用汪議。蓋以郭、韓為太祖之所事，陳、張四人為太祖之所敵，亦各從其類也。揆之事例，實為允治。汪氏書又曰：「楊憲艱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傅》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裁定。」又曰：「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明鄧元錫撰《明書》四十五卷，清初傅維鱗撰《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名山藏》不知何人所作。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落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為王氏功臣。但稗官野史，脞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錄》編年系月，事跡厘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為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云云。據此，則知當日館臣竄改王稿，原極矜慎，而匡正其失，亦非故為索瘢之論。至嘉慶間，禮親王昭槤為《嘯廷續錄》，中有論《明史稿》一條曰：「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使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鸞梟並棲，殊無分析，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延儒溫體仁二相為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而以顧秉謙輩齷齪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福、唐、桂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正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論頗持平。又推本《春秋》誅心之律，以為：「王尚書鴻緒左袒廉王，康熙之子。以謀奪嫡。讀《明史稿》，於永樂篡逆，及姚廣孝、茹瑺諸傳，每多恕辭，而於惠帝，則指責無完膚。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於書。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允之言，未可厚非也。」則尤辭嚴而義正矣。
昔劉知幾撰《史通》，述史有六家，而歸於二體。然編年之體，只具人事得失，而紀傳攸作，兼詳典章因革。若其舉一朝之將相除拜、封爵襲替，而絲聯繩貫以為之表，羅一代之兵刑禮樂、文物制度，而原始要終以為之志，此則紀傳之所獨，而為編年有未逮也。獨怪後之為紀傳者，馬、班而還，徒萃精於紀傳，如陳壽、李延壽書，皆無表、志。沈約、蕭子顯、魏收書，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無表。《舊唐書》、《五代史》亦如之。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詳略失宜，讀史者病焉。至宋熊方、錢文子乃有補志、補表之作。爰及前清，踵出者眾，網羅放矢，開卷厘然。上海姚文枬嘗仿《史》、《漢·敘傳》之體，敘錄其書，然而未盡。輒為補其闕遺，著目於左。
西漢郡國、兵制，孟堅附入《刑法志》。京師衛士，見於《百官表》。不立兵制，非疏闕也。錄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搜采本書，使散者必萃，雖雲借抒胸臆，於史學亦有功矣。
宋以前十七史，自《史記》、《漢書》外，惟《新唐書》有表，余蓋闕如。錄萬斯同《補歷代史表》五十九卷[48]。媧皇之石，厥功偉哉。
史之無表，自後漢始。錄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蓋補表之篳路藍縷矣。然海昏、不其、壽亭各條，《四庫全書總目》糾之。後有作者，削其瑕疵，摭其未備，以成一書，抑亦熊氏之功臣也。錄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八卷。
藝文有志，昉於班《書》，所以辨章學術。而隋唐宋明，亦有著錄。或稱經籍，名異實同。而《後漢書》以下，多闕不為者。嘉定錢氏，史學世家，考鏡群籍，補其放闕。繼起有作，亦復不鮮。錄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姚振宗《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三國藝文志》四卷，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二卷，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倪璠《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
郝冀公《續後漢書》，有《職官錄》，然雜《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之文，紀載冗沓，未可據為三國典要。況《班書·百官表》實承《史記·將相大臣年表》之例。後世史臣，但為之志，失初意矣。錄洪孫《三國職官表》三卷。
兵之有志，始於《新唐書》。自是樂清錢氏文子遂起而補《漢書》之闕。越數百年，乃復有錢氏者，起而補《晉書》之闕，若有淵源者然。錄錢儀吉《補晉兵制》一卷。
崔鴻作《十六國春秋》，並為《年表》，今久佚矣。錄張庭碩《十六國年表》一卷，以太史公《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例之，雖補入《晉書》可也。
自漢以來，言地理者宗班《志》。司馬彪《續漢書·志》，差可繼武。嗣後群雄糾紛，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難，而志之疏且闕也彌甚。然為其所難，正當於群雄糾紛時見之。有能究心於此而為其所難，豈不可珍也哉！錄洪亮吉《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今《隋書》十志，乃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證，則謂《梁書》無《地理志》不可也。然《晉書》有《地理志》，而洪亮吉《東晉》一種，史學家珍之，況梁固未有專志乎？錄洪孫《補梁疆域志》八卷。
嘗怪司馬彪志《輿服》，沈約、蕭子顯志《符瑞》、《祥瑞》，而《食貨》、《兵刑》之大闕焉。輕重顛倒，莫此為甚。《後漢》、《南齊》，未有為之補輯者，錄郝懿行《宋書刑法志》一卷、《食貨志》一卷。
李延壽《南北史》無表、志。錄汪士鐸《南北史補志》十四卷。然沈約、蕭子顯、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為之志矣，雖闕有間，則志固可以緩補，而表則不可不補者也。錄周嘉猷《南北史表》六卷。
魏收作《魏書》，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立《部族表》。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闕焉，是安可以不補？錄錢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
凡補志十四家，成書八十八卷，補表七家，成書九十卷，斯誠稽古之淵藪，而為史家之別錄也。
讀史當知史例史意。劉知幾《史通》明史例，章學誠《文史通義》籀史意，而趙翼《廿二史劄記》每一史融貫全書，而類族辨物，出以互勘，極《春秋》屬辭比事之能事，史例史意，互發交明，遠勝錢大昕《廿二[49]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之瑣碎考證。錢氏《考異》、王氏《商榷》，咸主考證，而有不同。譚獻《復堂日記》謂：「錢氏《考異》，體例尤嚴。論著述，則錢托體高；論啟發，則王為功多。」誠哉是言。
讀史尤貴貫串。編年之史，莫如司馬光《資治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紀事則有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貫串群史之書。掌故則《三通》並稱。然鄭樵《通志》，惟《二十略》為精義獨辟，余皆雜鈔史文，故應不如《通典》之義蘊宏深。杜佑《通典》通經義以貫史實，與章學誠《文史通義》推史義以窮經學，疏通致遠，則《書》教也，皆振古奇作。而論典制詳贍，莫如馬端臨《文獻通考》，宜與司馬《通鑑》同讀。《通鑑》編年系月，以通貫歷代之事實；《通考》博學詳說，以通貫歷代之典章。《通鑑》為二十四史紀傳之總會，《通考》為二十四史書志之總會，相為經緯，可改稱為二通也。
讀史尤當知地理。而太倉陸桴亭世儀每教人「欲知地理，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如秦、蜀為首，中原為脊，東南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為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荊、襄為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以證吾平日書傳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個成局」。然而托之空言，未及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吾鄉顧祖禹景范為《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中《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而開方繪圖以冠於編，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徵引浩博，考證詳明，于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得其要領。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征之於方輿。《職方》、《廣輿》諸書，襲訛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其後清高宗敕撰《通鑑輯覽》，而地理之志，多采其說焉。此真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然有開必先，未嘗無所本。宋儒王應麟為《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其書以《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為糾紛，而險要厄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為有國者成敗之鑑，因各為條例，首歷代州域，次歷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歷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旁徵博引，有本有末，雖不及《讀史方輿紀要》之博該，而規模粗具，敘列朝分據戰攻，陳古監今，倘為顧氏之大輅椎輪焉。
有史學家，有史家。史家記事述言，次第其文，左丘明、太史公是也。史學家發凡起例，籀明其義，劉知幾、章學誠是也。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駢稱絕學。然而有不同者。劉知幾別出經生，而自成史家。章學誠綜該經學，而貫以史例。劉知幾著書言史法，章學誠發凡籀史意。劉知幾議館局撰修之制，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其大較然也。
章學誠嘗以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一家之學，上探《尚書》、《春秋》，下該遷《史》班《書》，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竊嘗隱括其意，以明史法，必備三書，具三物，歷二程，參二法，而後可以成家。就類例言，當備三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紀傳》，仿律令典禮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要其原本於六經。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祖謙《文鑒》、蘇氏天爵《文類》，乃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就組織言，當具三物，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牘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則無以為史。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必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言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一家之學所以可貴也。就程序言，當歷二程。由比類而著述。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其事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就述作言，當參二法。一曰文集而參紀傳之法，二曰紀傳而參本末之法。史之紀傳，事不復出，蘄於互見。如《史記》、《漢書》，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曰事具《高紀》。如此者多。匪惟紀傳為然。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無重複。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志，見於志，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者。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歐陽公作《尹師魯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事無重複，文相牝牡，此之所略，彼之所詳。此文集而參紀傳之法者也。特是紀傳苦於篇分，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司馬光《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窮變通久，以復於《尚書》之因事裁篇，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諸史有作，人有同功一體，傳以類聚群分。以人為經，以事為緯，《金史》、《明史》，厥例尤夥。蓋承袁氏《本末》之體，而會其意者也。此紀傳而參本末之法者也。遜清作者，代不乏人。文集而參紀傳之法者，餘姚邵廷宷念魯《思復堂文集》是也。紀傳而參本末之法者，邵陽魏源默深《元史稿》是也。邵氏之集，章學誠之所及見者也。《思復堂文》，多為明人傳記，以存一代掌故，與四明全氏祖望《鮚埼亭集》同指，而全氏著書嘗排詆之。然論文章，則不如思復堂遠甚。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蔓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於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復見疊出，不知古人文集，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為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魏氏之史，章學誠之所未及見也。其書大體以《開國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歷治水功臣》等名，為列傳標題，然後以一人為主，而與之有關者，胥以類敘入，每篇之首，先提綱挈領，為之敘述，以清眉目，原始要終，主從分明。是則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神明其意，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章學誠別出心裁，而語欠融貫，為條其凡如此。
一生問：「現代史學之趨勢若何？」余告之曰：現代治國史者不外兩派：大抵言史例史意者一派，紹明章學誠之緒論，如張爾田、何炳松，是也。一派考證上古，以疑經者疑史，揚康有為之唾餘，顧頡剛為此中健者。張爾田著《史微》，顧頡剛著《古史考》，皆為後生所喜誦說。然而語多鑿空，意圖騁臆。獨嚴復每勸人讀宋元明史，以為「吾儕今日思想風俗政治，直接間接，可於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顧獨無為之者。不過宋元明事證確鑿，時代相接，不如上古荒渺之便於鑿空、史例史意之可騁臆談耳。
丁生學賢來，談上古史，涉《竹書紀年》。余告之曰：君子治學，總須不囿於風氣，而卒為風氣所囿者，俗學也。即以上古史而論，《竹書紀年》豈可為典要，而世論偏疑太史公而信《紀年》，又或執以難《尚書》，此真大惑不解。第一，世所傳《竹書紀年》，不必即出西晉人所見。第二，作者原書，必出西晉忿世疾俗士，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寄其慨。《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略，則雲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申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云云。世傳《紀年》起自黃帝，而不止記夏以來，至雲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則又今本之所無。蓋今本《紀年》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商、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則是夏年不多於殷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50]，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帝啟元年癸亥，帝即位於夏邑。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51]之。」則是益不干啟位，亦無啟殺之之事也。既與《晉書》所稱大異，而黃伯思《東觀餘論》歷引杜預以為駁難，謂：「預雲《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雲《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雲《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二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即此可征世所傳《紀年》，匪西晉人所云《汲冢書》明也。」作者必出當日畸士，如嵇康之輩，目睹曹魏、司馬氏借禪讓以行篡弒，意有所鬱結不得攄，託古諷今，故為謬異其說。陳壽《魏志·文帝丕傳》敘受漢禪，「乃為壇於繁陽」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王粲傳》附嵇康，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濤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菲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自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會顯世教所不容。」而《紀年》云：「益干啟位，啟殺之。」又云：「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王潛出自桐，殺伊尹。」與孟軻稱說不同。此真所謂「非湯、武而薄周、孔，會顯世教之不容」者也。特干忌諱，故托出汲冢，以避世罔耳。在作者別識心裁，特以發慨。而必據為典要，以疑《尚書》，則甚矣人之好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