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舉要 · 卷十　春秋上

春秋三傳之不同　例　兼采三傳　劉敞春秋傳　焦循與章炳麟　朱一新論公羊改制　凌曙以公羊言禮而開湘學蜀學　康有為與廖平　左繡春秋外傳　廖平五經異義 論《春秋三傳》之淵源者，莫析於馬、班。《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33]其辭文，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貶損之文辭[34]，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因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35]皆形於傳，是以隱，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大抵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主於記事。公羊、穀梁受傳指而索隱，嫥為詁經。公羊、穀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羊、穀梁未嘗言之。而左氏敘事見本末，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有《春秋》所無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故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而推本公、穀，以為真《春秋》之意也。陳氏之學，所貴在通，尤崇鄭玄，嘗謂：「鄭氏有宗主，復有不同，不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許慎之《異義》。」論《春秋》蓋以《左傳》為主，以為「欲知其義，必先知其事」也。顧論《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歷指其例之不可通，謂「當以一傳為主，而不可盡以為是」，可謂有宗主，復有不同者矣，蓋鄭氏之家法也。 古無例字，屬辭比事皆比例。《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亂。」記者引此為夫子自道。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為《春秋》教。《春秋》文簡意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36]亂。」故說《春秋》者多言例。何休《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胡母生條例散見《解詁》，未有專書。何休《文諡例》見徐彥《疏》引。《公羊傳》條例雖佚，而著見《七錄》。則是說《公羊》例者不一家矣。范寧解《穀梁》亦有例，楊士勛《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而有稱範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為《略例》，故稱《別例》，則是說《穀梁》者有例矣。《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其子鄭眾、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潁容已有釋例。皆不傳。獨杜預撰有《春秋釋例》十五卷，其大指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於凡。《左傳》稱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唯《公羊》、《穀梁》家以時月日為褒貶，而《左氏》無時月日例。至清武進劉逢祿申受撰《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三十篇，其《釋時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為「《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時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精悟」，推闡甚析。《穀梁》時月日例，更密於《公羊》，海州許桂林同叔撰《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以發明之。而章炳麟《太炎文錄》卷二有《再與劉光漢》、《丙午與劉光漢》兩書，極稱杜預《釋例》，以為「《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侍中劉歆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賈、服雖善說經，然於五十凡例外，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亦猶釋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為揭櫫，不複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獨陳氏主《左傳》之記事而不取五十凡例並歷斥《公》、《穀》之時月日例，以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有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為常例，而以其異者為違常例，奚可哉？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不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為妄說，斯得之矣。」信通人之論也。要之，《左氏傳》之有裨於《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無事齗齗言例。事實而外，曆法、輿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專門。杜氏《釋例》不專言例，而旁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即前事之師也。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義不過數十條，余皆無關宏旨。嘉興李貽德次白輯述《春秋左傳賈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長興臧壽恭眉卿著書六卷，名為《春秋左氏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賈、服注與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為主。遜清儒者，多申賈、服而抑杜，此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杜氏於日月、輿地、氏族、官制之類，分門專治。吾邑顧棟高復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別白，心裁獨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實在本杜氏。杜氏訓詁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陽湖洪亮吉稚存為《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其他無論，而言地理，必欲司馬彪、京相璠等之殘文墜簡，以相詰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陳氏之言《春秋》，宗《左》為主，而兼采《公》、《穀》，以有不同，蓋祧康成而禰陸淳者也。何休《解詁》，墨守《公羊》；杜預《集解》，獨宗《左氏》，雖義有拘窒，必曲為解說，蓋專門之學如是。惟范寧《穀梁集解》，宗主《穀梁》而兼采三家，開唐啖、趙、陸之先聲，異漢儒專門之學派。蓋經學至此一變，而其變非自范氏始。鄭玄從第五元先習《公羊》，其解禮多主《公羊》說，而針膏起廢，兼主《左傳》、《穀梁》。嘗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已開兼采三傳之嚆矢。晉劉兆作《春秋調人》三萬言，又為《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似已合三傳為一書。而其書不傳，未曉三傳何主？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其書十卷，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家，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蓋陳氏《春秋》之學所自出。陳氏言：「《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為是。鄭君之《針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即此意也。然當以一傳為主。鄭君注《左氏》未成，以與服子慎，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為主也。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蓋其意亦以《左傳》為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此可以征陳氏師法之所在矣。 宋劉敞撰《春秋傳》十五卷，用陸氏《纂例》之體，刪改三傳而為一傳。善化皮錫瑞鹿門《春秋通論》極推之，以為宋儒治《春秋》最優者。而陳氏則譏諷其刪改多不當。特以劉氏之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陳氏主《左傳》，而善化治《公羊》，所主不同故耳。 儒者論古，亦各視其身世而不同。甘泉焦循理堂為《春秋左傳補疏》五卷，其序稱「杜預為司馬懿女婿、司馬昭妹婿，作《左氏春秋集解》，於《左氏》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皆假其說而暢衍之，以解司馬氏篡弒之惡，與孟子所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指大異。」陳氏引其說，亦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開卷記穎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此之謂乎？」而清季世，章炳麟專攻《左氏》而言革命。乃謂：「賈逵言《左氏》義深於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若夫稱國弒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杜頂於此，最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藉此以助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見《太炎文錄》卷二《再與劉光漢書》。斯又張革命以申杜預矣。 章炳麟以《左氏》張革命，康有為以《公羊》說改制。應運而生，皆迫於時勢之不得不然，此頌《詩》讀《書》之所以有待於知人論世也。獨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深斥不改制之說，原其所以，謂：「《公羊》家之說，以為周道既[37]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為漢赤制。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魯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忠，殷尚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具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為新王也。麟為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為萬世法，王道浹，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為異，《春秋》則托以為瑞。故曰所聞世，著治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為此學者流弊滋多。近儒惟句容陳立卓人為《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不過為穿鑿。卓人學出江都凌曙曉樓，曉樓已頗穿鑿，而尚未甚。至武進劉逢祿申受、長洲宋翔鳳於庭、德清戴望子高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為一。於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仁和龔自珍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群經，蔓延支離，不可究詰。二千年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為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子《繁露》之言，最為滂沛；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倖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此。夫《春秋》重義不重製，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為然。孔子殷人，雜舉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為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之『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何註：『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亦將援為孔子改制之證。且托王於魯，猶言可也；帝制自為，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袞褒鉞貶者，正天[38]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雲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即示人以尊王之旨。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近儒因《記·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植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闥，豈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乃托《王制》以穿鑿《公》、《穀》，傎倒五經。不知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採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王制》果為《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39]為之鑿空乎？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為助，孟子明雲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至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強為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為偽古文《尚書》，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士三等，豈班《志》亦偽乎？殷制既以公、侯、伯為三等，則公、侯不能同為百里。書闕有間，但當闕疑，烏可鑿空？近儒置疑於《孟子》者，徒以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群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為素王之制？《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即《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說。按《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大法，大致與《周禮》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雲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為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三代謂之盪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斥為不雅者也。夫子修《春秋》，以垂教萬世，托始於文，托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理？《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即為聖人製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眾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為然，於《二傳》何與，與《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巨綱細目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為粗跡而略置之。夫日以製作為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人耳目，惟王莽之愚則然耳。至以《春秋》為漢赤制，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遏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篡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為劉氏』也。《後漢書·賈逵傳》：「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章懷太子註：「《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其辭辨以核。 江都凌曙曉樓初治鄭玄《禮》，嗣聞武進劉逢祿申受論何氏《春秋》而好之，轉而治《公羊》，撰《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句容陳立卓人最稱高第弟子，承其緒衍，成《公羊義疏》七十六卷、《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其學由《白虎通》以通《王制》，遂旁開以《公羊》言禮一派。近世湘潭王闓運壬秋、善化皮錫瑞鹿門之學，皆由此衍。言禮明，然後治《春秋》，別開湘學，又旁軼而為蜀學，集其成於井研廖平季平，繼別為宗，而淵源所自，不得不推凌氏為別子之祖也。 南海康有為之言《公羊》，得之廖平。惟廖平以《公羊》言禮制，由《白虎通》以通《王制》，為湘學王闓運之嗣法。而康氏以《公羊》稱大同，由《禮運》以明《春秋》，則宋儒胡安國之餘論。呂祖謙與朱子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為公意思。蠟賓之嘆，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其間尤有同而不同者焉。 《左氏》浮誇，文章之士所喜誦說。鄉人龔伯偉先生敬釗問《左傳》文章評點孰為佳？應之曰：《左繡》為佳。而於文章之奇偶相生，《左氏》之錯偶於奇，一編之中，尤三致意。每聞老輩詆《左繡》論文，不脫評點八股文習氣。不過承桐城文學方張之焰，崇八家以排儷體。《左繡》獨被惡名，猶之方望溪之不喜班孟堅書爾。班孟堅之於《左氏》，一脈相傳，其文章之妙，在能運偶以奇，尤在凝奇於偶。運偶以奇，故舉重若輕；凝奇於偶，斯積健為雄。而自命古文家者，乃必以偶為諱。阮文達《研經堂三集·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曰：「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系《易》，自命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而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班孟堅《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八比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斯其論文章之奇偶相生，真乃上接《左繡》為一脈。世論不敢難文達，而獨致譏《左繡》，多見其不知類也。其書出錢唐馮李驊天閒、定海陸浩大瀛之手，前有高安朱端公軾序，稱：「統括全書，指其精神脈絡，以盡行文之態，亦論文之至。」豈曰借譽之論。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曰：「《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昔劉勰《文心雕龍》有《史傳篇》，亦云：「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而經有今文、古文之別，傳有內傳、外傳之別，不僅《春秋》有之。內傳者，一經之本訓；外傳者，經外之別義。世傳《十三經》，其中有經有傳，而今古文確可識別者：《書孔安國傳》十三卷，《詩毛公古訓傳》三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古文也。《儀禮子夏喪服傳》一篇，《春秋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今文也。此內傳也。若論外傳，則今文獨多。《易京房易傳》三卷，《書伏生大傳》四卷。亦有三卷本。《詩韓嬰外傳》十卷。劉向《列女傳》每事引《詩》作贊，略同韓嬰，疑亦《詩外傳》之一種也。《禮大戴記》十三卷，《小戴記》四十九卷，《春秋董子繁露》十七卷，而劉向受《穀梁春秋》，則采春秋至漢初軼事，以為《新序》、《說苑》，都五十篇。《新序》今存十卷，《說苑》存二十卷。而春秋時事尤多，大抵采百家傳記可為法戒者，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左氏內外傳》相出入，疑為《穀梁外傳》。《繁露》則《公羊外傳》也。皆今文也。古文，獨《左氏春秋》有外傳耳。如此之類，事摭別出，義多旁支，取與內傳相經緯，而非一經之本訓，故曰外傳。然則先師傳經，內傳古文多，外傳今文多，此其較也。然今古文之稱，在今日直為不詞。漢人所以稱今古文者，以文字有漢篆與蒼籀之異，而在今日，則一體今隸，孰為古文，特事義而有不同者，當正名曰今學古學。 欲明今學、古學事義之不同，漢儒許慎撰有《五經異義》，鄭玄為駁。《隋書》、《唐書·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所輯，有秀水王複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森本、閩縣陳壽祺本。而陳本上中下三卷，稱有條理，並為疏證，極精核也。井研廖平季平本《五經異義》，以考兩漢學說，成《今古學考》上下二卷，而昔人說經異同之故，紛紜而不決者，至是平分江河，了如指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