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新注 · 《鬼谷子》的權謀學原理
鬼谷子權謀學之原理，建於其哲學的思想及方法論之基礎之上。溯其淵源，始於呂尚《周書》，詳於老聃學說，具於孔門《易》學，變於孫子兵略，而組織完成於鬼谷先生，纂述附衍於蘇秦。其學說精深微妙，極形勢張弛之理，盡權制變化之奇，古今殆無其比。高似孫以為「一代之雄」，信不誣也。
今本《鬼谷子》書於權謀學為專門之敘說者，有「抵巇」、「忤合」、「揣」、「摩」、「謀」、「決」、「符言」暨《本經》「分威」、「散勢」、「轉圓」、「損兌」、「持樞」等凡十二篇，類皆以權謀之純理的研究為主。此外各篇雖無在不有權謀學上之理論雜錯其中，惟大致均以說辭學之敘論為主體，故不具列。至此十二篇之中，間有及說辭學者，亦以其體用的不可分之關係，而附帶及之雲耳。
權謀學之組織
鬼谷先生於權謀學上之組織，當為之樹立各個之法則，分列篇目，或附篇中，各為說明，與其說辭學之組織無殊。惟《揣》、《摩》二篇為蘇秦作品，雖究其內容多為推衍師學而作，然其學說自具有特殊之地位。不過蘇子闡述師學，引伸發明，獨著此二篇以附於師說之後，足知其學之大體本於鬼谷，要無疑義。觀《揣》篇首節之論量權（見前章第三節「量權的法則」中所引），其要義均先見於《捭闔》、《飛箝》、《忤合》諸篇中，雖以《揣篇》為較詳盡，而實為重複迭見之作可征，此文斷為蘇子自己作品，故不害其為重複，否則鬼谷先生之學說以其論理之精密，不宜有此重複之作也。故茲篇亦以列於權謀學系統之下，為組成其學說全體之一部，蓋以明其師徒傳述之跡也。惟揣摩之學純以情慾上之變態為其推考之對象，故其法則不外由心理上測定隱微、檢索情慾之方法，亦可謂為政治心理學之一部。此與鬼谷權謀學上之心理的基礎關係極為密切，若捨棄其說，則無以窺政略學之藩奧。
《鬼谷子》權謀學上之組織系統，茲詳細分晰其內容如下表。
上表所列一般的原理上生理、心理、論理的基礎均為說、權二學組織共同之基點，具見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此為其哲學上之理論及方法之本旨，無待煩說。此外，依次類分，除上述政治心理上之基礎，即揣摩的學說為蘇子之學說，自具有特殊之地位外，由權謀學之根本觀念——即抵巇的原理——出分，約可別為形式的方面與實質的方面兩部。形式方面蓋就權謀上之形式，由純理的分析其內容也；實質方面蓋就事變上之適應的法則而論，其實質之內容也。前者為純理的，後者為事實的；前者為主體的，後者為對方的，此其別也。至其內容，詳第三節、第四節，茲不具述。
權謀學之根本觀念——抵巇的原理
權謀學上之根本觀念，鬼谷先生名之曰抵巇，其言曰：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按本篇多錯簡，此句錯簡在後，誤也。茲考正。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為道術。」《抵巇》篇
按「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句，義不可通，疑有訛誤，待考
《鬼谷子》言「抵巇隙為道術」，此明示人以其權謀學上之第一原理為「抵巇」也。抵巇的界說，鬼谷子言之甚詳盡，其言曰：
「巇者，罅也。按阮元跋讀巇如呼，此古聲訓字之義也。罅者也。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
按此節原文中雜有錯簡，此節當連接上文，文理始鬯，茲考正。
此其樹義嚴整，展轉訓釋，豁然貫通，鬼谷權謀之學胥由此原理髮生。何以言之抵巇者？當政治上之「時」與「事」、與「人」數項機會的湊合之際，而運用其謀略以取得政權之謂也。其中並含有積極的進行之意義，故由政治的普通環境言，則有適當的因應方略之義；故由危險的環境言，則有謀得相當的出路之義。易詞以言之，抵巇的原理乃活動的、猛進的、積極的、自由的、適應的之政略上之原理也，故曰「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之謂也。由此言之，權謀學上之目的實以「抵巇」為其研究的對象，可抵之中又自有其進動之方向，如何而抵以塞之，如何而抵以卻之，如何而抵以息之，如何而抵以匿之，如何而抵以得之，凡此皆須運用其適當的方法，由是而權謀學之方略論緣以發生。故《抵巇》篇又曰：
「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得〕原文誤作「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塞〕原文誤作「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按此二句原文上有錯簡，誤也。此二句應連接上文，茲考正。
按「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原文作「塞」，誤，當改作「得」；又「不可治，則抵而得之」，「得」字亦誤，當作「塞」。本書原文二字錯出，今正。
此其所論抵巇的動向之變化，其理各殊，則其所以為謀者自亦各有不同，此權謀學上各頂法則之所由立也。劉向《說苑》言「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此之謂也。茲請分論抵巇的原理上之各項要素。
第一目 巇
「巇者，罅也。罅者，也。者，成大隙也。」此其展轉互訓，意義漸明。《飛箝》篇所謂「或伺候見而箝之，其事用抵巇」，所謂「」者，即「巇始有朕」之「朕」，故曰「伺候見」也。按《漢書·杜業傳》「業因勢而抵垝」，服虔曰「垝音義，蘇秦書有此法」，「垝」即「巇」也。又顏師古注曰：「垝，毀也……一說讀與『戲』同，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巇》篇。」又陸佃注《鶡冠子》曰「中險司巇也」，是「巇」猶「險」也。又陶弘景注曰「巇，釁隙也」，陸佃亦曰「巇，間隙也」。《鶡冠子·天則》篇原文曰：「見間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是「巇」者，間隙也，「」猶「間」也，由是言之，「巇」的意義本來為空間性，及其在政治上則兼有時間性，並賦有政治上的時會之意義。所謂政治上之時會者，以政象變化離合之際而覬得其間隙，以為政治活動之準據之謂也。故《抵巇》篇復曰：「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者，聖人也。」此言政治上之「巇隙」，猶言政治上之時會也。至「巇隙」之察，則以「捭闔」為用。捭闔的原理之演化，見前章第二節始於名實之理，察於同異之辨，制於事機之先，變於闔辟之外，決於危微之時。其理隱微，變化不測，運用之道，存乎其人，故曰「能用此道者，聖人也」。由此可見說辭學與權謀學相互關係之密切，其合組完成為政略學上之二大柱石，非無故也。此其要素一也。
第二目 抵
「巇始有朕」，見巇之朕而後可以「抵」。「抵」者，擊實也。顏師古曰「抵，擊也」，陶注曰「抵，擊實也」，陶義為長。按楊子《法言》曰：「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是「抵」者，說而中其險要之謂也。又許氏《說文》「抵，擠也，擠排也，摧擠也」，《段注》曰「排而相比也」，又曰「《釋詁》、《毛傳》皆曰摧至也，即抵之義也」，是「抵」者，排而擠之之謂也。由是言之，「抵」的意義有立勢以相排，及擊而中其險要之二義，此其在政治上所謂「立勢制事」《飛箝》篇之道也。司其巇，知其朕，及政治上之時會既至，則為張立形勢，隨事而制馭之，此即抵之術也。斯其要素二也。
第三目 反驗
反驗者，「反覆」的法則及符驗的法則之應用的方法也。抵巇之理，必先求知，而求知之法，以論理上之「反覆」的法則，及「符驗」的法則為其必經之階段，故其言曰：「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抵巇》篇此其言「反」、「驗」，蓋兼論理上之二項法則以言，其詳見本篇第四章。然「反驗」並用，其法最為精密。楊子《法言》曰：「君子之言幽，必驗乎明；遠，必驗乎近；大，必驗乎小；微，必驗乎著。」即此義也。
此其要素三也。
第四目 因化
因化者，深察政治上變化之跡象，豫決其未然之理，循其變化之將然而推進之之謂也。此為權謀學上最精要之部份，蓋權謀之用，取挹無窮，其變要在「因化」，必「豫審其變化」，《捭闔》篇因而裁之，則進退、得失、去就、倍反，其權制在我，所謂「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忤合》篇即此理也。故《抵巇》篇曰「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又曰「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即謂是也。至《忤合》篇言「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亦釋此義也。此其要素四也。
第五目 時
時者，時機也，抵巇的原理之先決的條件也。時機與事實之關係，常互為因果，時機可以生事勢，事勢亦可以轉換時機，其間轉變之機蓋在人為，顧亦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此則謂之世運。此譬之戰爭之起，有緣於誤會而發，斯原為人力所可避免，而卒不可避，則此種政治上之變象，只可名之曰世運。世運者，政治上之時間，非人力所能為謀者也。故《抵巇》篇曰「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此之謂也。大抵鬼谷之學以因時變化為原則，司馬遷《自序》所引逸文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按今本無此文，《索隱》曰「此出鬼谷子」，蓋逸文也。此其學固以隨時勢之變遷而講求適應環境之方略為其基點，此與《國語》所引范蠡之言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荀子·天論》曰「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假之」，《韓非子》所言「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說苑》所言「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其義完全相符。至於「深隱待時」之說，蓋非得已，此鬼谷先生之所以終隱林下也。按《荀子·宥坐》篇引孔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又《孟子》亦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待時之說，殆儒家之學說也。又《論語》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據此，則「深隱待時」之說均出於孔門，然孔子即非能躬踐其說者，故周遊列國，冀以求合。若是則深隱
之行固非政治家應有之態度也，其不幸而出此，固非得已也。此其要素五也。
備斯五要，而後抵巇的原理始克成立，此權謀學上之根本觀念也。
權謀學之方式
權謀學之形式的方法，其法則有三：一曰三儀，二曰決疑，三曰轉圓。凡此三項法則，皆從主觀上決定其方式者也。此種抽象的研究，純粹離開權謀上之實際的方略，而討究其法則之方式，亦可謂之權謀學之純理的方法論。然此種方式之成立，有其先決之條件三：
（一）求因。因者，事實的原因也。因果律之支配為政治上任何不能反對之事實。凡事之因果不明，則其變化未由推測；變化既不可測，自無法以求其適當之因應方略，則計謀自失其準據而未由決定矣。故凡決策定計，其第一之先決問題為求因；求得其因，則其所據以行推理之前提不妄，而其智略之所施始能時措其宜。《謀》篇有言曰「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此之謂也。斯其先決之條件一也。
（二）求情。情者，實也，此其義與「聲聞過情」之情的意義相同。「人之欲也」。許氏《說文》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慾之謂情。」《禮記》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荀子·正名》以「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又曰：「欲者，情之應也，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故由人類之需要言，其政治上之欲望固不能外乎人情，必得求人之實情；以知其同異，而後能知彼知己，而後權謀之設施其對象乃始無誤無悖，此求情之法之所以必要也。本節上文所引《鬼谷子》之言暨《謀》篇言「察同異之分」，《捭闔》篇言「微捭其所言，以求其利」，此皆求情之學說也。按《荀子·非相》篇言「以人度人，以情度情」，《呂氏春秋·審分》篇言「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亦此義也。斯其先決條件二也。
（三）意會。意會者，權謀學上之主觀的方法也，其在人格論上則名曰「實意」。《本經》曰「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此之謂也。其在思考之程序上，則名之曰「意慮」，又曰「意慮交會」。均見《本經》意者，個別的觀念也；慮者，各個觀念的聯合之推考作用也；「意慮交會」者，概念之聯合作用也。概念之聯合，為心理上構成意識的現象之主要的因素，為論理上構成論理方式之根本的要素，為權謀上決定方略之樞要的基礎，故其法不憚於繁複，不苟於武斷。故《本經》曰：「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意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此所謂「聽候」者，即意會上之重要方法也。蒯徹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其言即謂是也。斯其先決之條件三也。
審斯三義，實為權謀學上之基本的方法，無論任何方式，無不具斯三法，以為其組織上之主要的條件。不論形式的方法、實際的方略，無不皆然。此權謀學之方法論之要義也。
三義既明，請進論其形式的方法之法則。
第一目 三儀的法則
三儀的法則者，權謀學上決策發機之要術也。「儀者，度也」，墨子談辯學所謂「言必立儀」，「儀亦法也」，權謀學之方法厥名曰「三儀」。《謀》篇之言曰：
「凡謀有道……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按秦校本作「壅」，宋《道藏》本作「擁」。始於古之所從。」
「三儀」者，形式上之主要方法也。謀策之發，必先決定其形式，《鬼谷子》之定式別之為三，「曰上、曰中、曰下」。上者，上計也，考度上智之思慮，研究其所取之步驟，決定其適應之方略，是之謂上；中者，中計也，中人之材能智識之所及，其程限有一定，其矩鑊有所同，其趣舍有必至，從而決其策之所向，是之謂中；下者，下計也，下愚之人材術短淺，識慮有限，聞見未廣，思察未周，失於審度，誤於取捨，悖則倍其義，暴則忘其理，利則勇於進而忘其患，害則急於避而喪其守，凡此其人動靜可知，謀策易決，是之謂下。三策所立，人情俱至，周而察之，事會可知。此鬼谷子立謀之術，而「三儀」的法則之要義也。茲據《史記·黥布列傳》所記，列其方式如次：
「淮南王布反，上召諸將問計……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並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並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上記《史記》之文，三儀的法式之實例也。
然三儀之法，其正則也。至其變則，則為權謀學理想上之根本方式，《鬼谷子》名之曰「奇」。「奇」者，異也，正之反也。以今語釋之，變異之方式斯謂之「奇」。其言「奇不知其所壅」，猶言「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謀》篇「流而不止」，故「不知其所壅」。壅者，塞也，陶注釋蔽，其義尚晦。按《道藏》本作「擁」，疑「擁」、「壅」古以聲近通假。《說文》「擁，也；，也；，夾也。」古作「裹夾」，今謂「懷挾」，宋本作「擁」，義亦未圓。鬼谷之言奇正，與《孫子》十三篇所言意義相同，《孫子》所謂「運兵奇謀，為不可測」，「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胥此義也。然鬼谷子奇正之法出於三儀，所謂「參以立焉，以生奇」是也。三儀為正，正變則為奇，循是流變，苟其不止，義固不窮。茲以圖表示其方式如下：
由上表觀之，鬼谷所謂「奇流而不止」，及孫子所謂「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其義自明。然在實例上何者為奇，何者為正，此可以《史記·孫臏龐涓列傳》文舉其例如次：
正：「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
上文所記者，正也，其在三儀的方式如次：
三策已立，奇於是生，故接觀其下文曰：
「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孫臏斯言，是主采其上策，而以晚救為利者也。由是而奇以立，其方式當如下：
奇：「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
此其所謂奇，蓋緣於正而生，由上策之決行而更加以變化，即所謂「參以立焉，以生奇」者是也。由是而奇之用乃至於無窮，而與兵略相參。陰許韓使而遣之，一也；救韓而直走魏都，二也；入魏地而日減其灶以示怯，三也；度馬陵可伏兵乃斫樹以致敵，四也。以其非本書之範圍，故不具引，可參閱《史記》原文。此三儀的法則上之變則也。
第二目 決疑的法則
決疑的法則，亦權謀學上主觀的法則也。事苟懷疑而不能決，則權謀將無所施，而事理之變亦且莫測，「疑事無功」，「蓄疑敗謀」，此理之常也。蒯徹有言曰：
「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史記·淮陰候列傳》
由是言之，疑生於心，必害於其事，是故疑必待決而後謀成事集。顧疑何以決？此則有其必備之客觀的條件，曰「利」，曰「害」。利害者，事實上所發生之關係之結果也。此種結果之在人我之間，乃始有其主觀的認識，於是始命利者以為「福」，害者以為「患」。因其主觀的認識而後遂有感情的「好惡」發生，由是以知人情之好惡，蓋根據其客觀的事實上利害之認識，苟其認識不明，「意會」不及，則疑義始生。《荀子·解蔽》篇言「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荀子之說是也。故決疑之法，首在闡明事實上利害之立場，而後事理始明，疑乃可決。故《決》篇有言曰：
「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利〕原文作「奇」，誤，據下文當為「利」字之誤，茲正。之所託，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疏遠。故其有使失利，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此決疑的法則上之客觀的條件也。
然決疑的法則之成立，《鬼谷子》嘗於主觀上別之為五個標準方法：（一）曰陽，（二）曰陰，（三）曰信，（四）曰蔽，（五）曰平。據此五法，以解決政治上一切疑難問題，其言曰：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按本文用韻，此「匿」字當系「慝」字之誤，德、賊、慝韻。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勵」字義不可通，「」、「」形近，疑為「動」字之誤。按許氏《說文》引《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與厲同」，疑因「勵」、「勱」通假而誤，蓋以樞機為用，則當言動，不當言勵也。待考。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決》篇
凡茲五法，「決情定疑」之標準法則也。茲分論之如次：
（一）陽德。陽德者，事襮於外，「言動於一」，即所謂「陽動於一言也」。理直詞壯，義之所至，福利生焉者，則可以陽德決之也。
（二）陰賊。陰賊者，其謀陰，其辭枝，《易·繫辭》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者是也。理隱於衷，「言動於二」，即所謂「陰動於二言」也，二者，地之數也，陰卦之象也，支離之義也，不信之言也。則可以陰賊決之也。《莊子》言「析交離親謂之賊」，語見《漁父》篇，或疑《漁父》為偽作，要是莊子弟子所為，蓋掇古訓以成篇者。此其析義甚古，非戰國時人斷不能為此語。《莊子》之義是也。
（三）信誠。信誠者，「言為可復」，「誠中形外」，以相要結者，則可以信誠決之也。
（四）蔽慝。原文作「匿」，誤，今考正。蔽慝者，惡匿於心，言尚奸偽，則可以蔽慝決之也。《莊子》言「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亦見《漁父》篇，此亦戰國古訓遺文也，故備引之。莊說是也。
（五）平素。平素者，道之常也，理之順也。「盈科而不舍晝夜」者，若是則可以平素決之也。按《淮南子》言「平者，道之素也」，《詮言訓》賈誼《新書》言「平素而無設施也」，其說近是。
上述五法之應用，以「平素」為之樞機，而前四法為其活用之標準，故曰「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此之謂也。按此文原有訛奪，平素樞機句中當有「為之」二字，於義始通。陶注拘於成文，故於此節所釋義多牽強，其言「君道無為，故以平素為主；臣道有為，故以樞機為用。一也，二也，平素也，樞機也，四者其所施為必精微而契妙」，此其言竟不知其義何在。
凡斯五法，均主觀上之必要的條件也，於是決疑的法則之形式的方法乃可得言。《決》篇又言曰：
「於是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此決疑的法則上之方式之定義也。據此，決疑的方式當為四段法。茲舉《趙策》蘇子始合從說趙王之辭為例，如次：
「度」——「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驗」——「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參」——「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
「決」——「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
此四段法之組織最為精密，殆為純粹的經驗主義思想之結晶。其應用方法中無時不運用其全部政略學之論理的方法，故其學說之影響於時代思潮至深且巨。其后庄周所謂：
「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天下》篇
荀卿所謂：
「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大略》篇
凡此莊、荀二家，均皆紹襲其說，可征其說之在當時為一最有力之思潮無疑。
至於決疑的法則，其在客觀的事實上有為常人所難決者，其事例凡四。《決》篇中列舉其例曰：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按「王公大人」一語，四字連稱，《墨子·尚賢》篇中凡數見，此為戰國時代之通語，即此可證鬼谷書之為戰國時代作品無疑。
上舉四例，詞義顯豁，不待剖釋。然「以疑決疑，決必不當」，《荀子·解蔽》篇事實上固有萬難而進退維谷、靡審所決者，《鬼谷子》乃為之說曰：
「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決》篇
蓍龜者，卜筮之法也。箕子《洪範》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卜筮之法，蓋以神道設教以決眾情，而使齊一其步驟者也。「智莫大於棄疑」，《荀子·議兵》篇疑必有所決，托之蓍龜，蓋殷人之遺教也。然孔子固殷人之後也，據王充《論衡》引孔子曰：
「蓍，耆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耆舊蓍龜，未可取神也，取其名耳。」
《論衡》又曰：
「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蓍蹈龜，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
仲任達識，陳義甚高，可謂卓解其言是也。要之，蓍龜者，決疑的法則上之形式的方法也。考殷人遺制，主卜者當以蓍舊，其識廣，其學博，其智高，其以神道設教，稱命於天者，蓋以決情定疑、平糾紛、息眾議，其道固別有在也。
第三目 轉圓的法則
「轉圓者，無窮之計也。」《本經》經文圓者，渾圓也，《說文》：「圓，圜全也。」體物之形以為義也。依論理之順序，此項法則當附於三儀的法則之下；然其所以有獨立的價值者，其性質、其方式固自有特殊之點，而其運用則為政略學上全體之關係，故在形式的方法言，此項法則為貫通的方法。換言之，即將主觀的條理、客觀的事實、將然的事變、未來的計劃打成一片，以其條理而組織成一整個系統之計劃是也。故《本經》又曰：
「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按此數句錯簡在後，其文均依古韻，茲考正。而神道混沌為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本經》經說
此其義即所謂「一以貫之」的計劃，以一承萬，以類統變，譬圓之轉，其義無窮也，是為轉圓的法則。
轉圓的法則上之客觀的條件，鬼谷子別之為六，其言曰：
「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
按此數句錯簡，見前文所引，此亦依古韻。此文當與上文「事類不同」相接，茲改正。
據此文，則轉圓的客觀條件一曰「圓」，二曰「方」，三曰「陰」，四曰「陽」，五曰「吉」，六曰「凶」。此種分類皆依客觀的事實之性質，而判其著於事勢之外形者曰「圓」、曰「方」，其蘊於事實之內容者曰「陰」、曰「陽」，其見於事變的結果者曰「吉」、曰「凶」。凡是分類，均建築於其哲學上二元論之上，實則為反正的二分法之變相，故其性質上雖有六個之不同，而在實際上只有二個相反的定型，即「圓」與「方」是也。蓋由圓方之變而為陰陽，由陰陽而變為吉凶，皆其類也。故曰其分為六，其實有二，此之謂也。
由是言之，圓、方二者實為轉圓的法則上之定型，陰陽、吉凶特其變型。變型可以類引分，定型則為法則上之原理，此客觀的條件上所宜明辨者也。
轉圓的法則上之方式，一完全的五段法也。《本經》曰：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本經》經說
此其言可析為五段：曰「圓」，曰「方」，曰「轉化」，曰「接物」，曰「要結」。此種五段法，其本質純粹以權謀學為之骨幹，而以說辭學為其適用之工具。前章說辭學之原理所以未之及者，以其為權謀學上轉圓的法則之方式，故寧略之於彼而著之於此。要之，此為說、權二學結合而成為政略學之根本組織，故上文所言貫通政略學全體之關係即謂是也。茲請分論五段法上之意義如次：
（一）圓。「圓者，所以合語。」合語者，言其權變之謀，猶渾圓之圜隨對方之形勢而動，語無悖違，是為合語。是之謂圓，其第一段也。
（二）方。「方者，所以錯事。」錯事者，事實既形，理有所自，察其所由，以知其所安，隨事而制其宜，是為錯事。是之謂方，其第二段也。
（三）轉化。「轉化者，所以觀計謀。」觀計謀者，所謂「先知」也，「因事物之會，觀〔時勢〕之宜，以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忤合》篇，篇文「時勢」二字，原文作「天時」。是之謂轉化，其第三段也。
（四）接物。「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接物者，接觸於事實也；進退者，事勢之變也。政治上之形勢，常以其環境之變遷而政略之策動、行藏、取捨以之而異，故必接之於物，考之於事而後明。是之謂接物，其第四段也。
（五）要結。「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會者，會通也，「交會」也，關係之連結之中點也。總前四段之法，皆有以知其會通，乃為之歸納其關係，以接其說。是之謂要結，其第五段也。
審斯五段，政略學上之總經也。其法之用，以權謀之轉而不窮，以說辭之辯而愈偉。茲以《燕策》蘇子將為從北說燕文侯之辭為例，列舉其式如左：
圓：「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之國也。」
方：「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
轉化：「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接物：「且乎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國策》原文作「發興號令」，文誤，茲依《史記》改正。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
要結：「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
綜觀上述轉圓的五段方法之應用，其義要在持變，故由吉而趨凶，由凶而轉吉，皆以「先知」為之樞機。盡其變以致其用，研其理以致其功，以圓方為其形，以五段為其用，運用之妙常寓於無形，此則轉圓的法則之極軌也。
權謀學之方法
權謀學上之實質的內容，為其方法論之全部亘於政略上全體之組織，無乎而不在。蓋立勢制事、揵合分威，咸依自然齊一律及因果律、反對律之定理，而進展固自有其一定之程序。由其程序之變易，遂有種種史實可據以立為方法，此其理論上之基礎自益顯明，毋俟繁釋。大抵一種事實之發生，其前則有直接、間接之原因，其始則有時間、空間之位置，其存續則有環境、趨向之變異，其將來則有分合、變化之結果。以此遞相推衍，因可為果，果復為因，以至於無窮。而事理之極，自可執其一端以知其本末，譬猶幾何學上之一點，此其一點自含有科學之意義，由點而線，而面，而立體，而軌跡，而三角，無不可求，是故與其他若干之雨點、塵點、漬點以及種種之點顯著異象。故由政略上談權謀學之方法，除上節所述形式的方法之外，其實質的方法，實為昔賢所謂由凡入聖、由愚趨哲之必要的塗徑，格物致知、即物窮理，其道鮮不由是，不過此在人生哲學上僅為其一部，而在精神的科學上則瀰漫於政治社會學之全體。此種超理論之實質的方法，蓋純本於史實，殆為純粹的歷史之產物，其組織、其條理、其方式，若依科學上之法則，自可分類條析，以立政略的哲學之基礎。茲請分別具論之如次。
第一目 捭闔的法則
上文第五章述說辭學根本之觀念，以捭闔的原理為其出發點，其界說及內容均以說辭學為範圍。然說辭之應用，原為人類表示其政治思想之某一種方式，其所以運用此項方式，而使之必能於其預定之範圍內達到其本來希望之目的，則在政治思想上之本身亦自有其實質的方法。易詞以明之，政治思想上之進展方向及程途，為決定其政治運命之鎖鑰，除去政治思想上所采之主義、政策而外，其本質均為政略。此政略雲者，即以指示其政治上進展方向及程途者也。由是區別故在政治思想之實質上，其政略之方法仍自有準確之程序可循，此則完全離開說辭學之範圍，而為權謀學上實質的方法論矣。二者制名雖同，範圍全異，特以原書於說、權二學之敘述常不可分，故同以「捭闔」為其統名。要其界說內容均不相蒙，本節所論即完全超越於說辭學之外，而為純粹的政略思想之本體論也。
權謀學上之捭闔的法則，其範圍較隘。翕闢之變，騰於口說，著于思慮。思慮之程，厥有定準，時曰捭闔。捭闔之義，析之至明，茲更別其實質上之方法為兩個階段如下：
（一）實利法。實利法者，捭闔的政略之第一階段也。《鬼谷子》之言曰：
「審定有無，以〔求〕據下文增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
虛實者，對方形勢真相之所寄也。虛者以形，實者蓄勢，張弛變化，隨事轉移，故必審定其有無，而後虛者不隱，而實者不掩。斯其方法純以言語方式之變化為用，在實施之際並運用捭闔的、反覆的兩法則，以求其真際，故對方之形勢自然湧現，所謂「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即此義也。由是實情既得，趨向可知，利之所在，詰之則弗言其欲害之所歸，闔之斯盡其隱，故又曰「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也。實利之法雖有先後，而義相聯絡，析之若兩事，而其法則一。此政略上捭闔的法則之第一階段也。
出納法。出納法者，取予行藏之道也。《鬼谷子》曰：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納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凡政治的現象之變化，隨時隨地而其決策不同，故善謀慮者，必預睹政象之因果，而總持其開闔之關鍵。其抉擇之標準固不能外乎第一階段所行之實利的方法，然其臨機設變之方則在於第二階段，故同一「捭」也，而有「出」、「納」之異；同一「闔」也，而有「取」、「去」之殊，此非捭闔的體不同，而其用則變也。
所謂「捭而出之」者，開其謀而使之出也，如諸葛亮之教劉琦是也。劉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於子口，而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遂求代其任，遂出為江夏太守。（事見《通鑑》）「捭而納之」者，啟其謀而使之入也，如蘇子之納張儀於秦是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仆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得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能渠能乎！」（語見《史記·張儀列傳》）納者，入也，古多假納為內，內亦入也。陶注釋為「納而藏之」，非也。「闔而取之」者，閉其謀以取之，如任章之教魏桓子驕智伯以取其地是也。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語見《魏策》）「闔而去之」者，鍵其謀而去之也，如張儀之說秦武王以去秦入梁是也。秦武王立，張儀懼誅，謂武王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速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語見《齊策》）凡是
出納去取，應變無方，因事制宜，視乎其人而已。然《鬼谷子》一歸納之於捭闔的法則之內，是則學有專至，取義自殊，要其為權謀學上之第一原則，固無容疑也。
第二目 內揵的法則
內揵的本義，前章說辭學上論之綦詳，然依權謀學上之見地，其界說自與說辭學有別。權謀學上之內揵的法則者，謂上下親疏之際、遠近用舍之間，固有其素結本始之道，論述其方法，是曰內揵的法則。按《莊子·庚桑楚》篇曰：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許氏《說文》：「獲，佩刀系也。」《廣韻》云：「佩刀飾。」《莊子音義》引《三倉》云：「佩刀靶韋也。」李云：「縛也。」
莊子持論雖深譏縱橫家學說，然其說以外韄與內揵對舉，內韄與外揵平列，詞極古奧。其言「外韄者將內揵，內韄者將外揵」，是直純粹縱橫家言，可證戰國時代內揵的學說尚有遺佚，為鬼谷所未及詳者，蓋藉莊子而傳。由此更可以證論內揵的意義蓋為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純乎手腕的，而非辭說的。此則純乎權謀學上之見地，而與說辭學上不同之點也。
內揵的法則者，變換環境、改造地位之方法也。論其方式，則有內揵、外揵二種。然舉其要，斯曰內揵，其實不外兩方面觀點之不同，其方法則一也。然以二者方式之殊，其間轉變因應之法遂可得言，故由內、外二揵法之外，而復有時變法存焉，此內揵的法則上之第三個方式也。茲分別敘論之如次。
（一）內揵法。內揵法者，依狹義解釋，即內合法也。合者，結合也，鬼谷前文所謂「素結」者是也。故《內揵》篇曰：
「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
此即結合之義也。然何持以為結乎？古今際遇，事類繁夥，鬼谷析舉其類為四，曰道德，曰黨友，曰財貨，曰采色。此四者，昔人所持以為結合之繩索也，取之以其道，則內合之能事已畢矣。《鬼谷子》書為純粹言理之書，本乎科學分析之精神，以述素結之種類，雖未雜以倫理學上之見解，然在末章則斥言「小人比人，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其意固已顯明。至財貨采色之結合，雖為倫理上所非難，要為古今歷史上不可避免之事責，亦無可諱言者也。
然結合之義，若就整個觀察，則有互相為用、糅合而不可分之意義，故曰「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可征內合之法以「結」為其唯一之條件。「結」的手腕雖有種種之不同，而其精神可擷《呂氏春秋》之言以表示其全體之意義，呂氏《不廣》篇曰：
「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此即言結合之道若舟車之更相載也。舟與車之用同，而其適用之範圍、地點則異，「能」托於「不能」，故能始終結合而無隙也。
然何以雲「內」乎？身所立之環境、地位，有遠近、親疏之別，由遠而近，由疏而親，是曰「內」。內揵者，求其揵合於內，以近以親者也。顧所以求內之方，依《禮志》之說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
語見《國語》所引，其說極古，此為古代內揵法之濫觴，是即求內之具體的方法也。故《內揵》篇曰：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
據此出入親疏之道，其樞紐唯繫於「用其意」一語，「用其意」者，即《禮志》之「先」、「用」之說，其意一也。
（二）外揵法。外揵法者，內揵法之反面，用諸內為內揵，用諸外為外揵。其原則同而方向異，形式同而取徑亦異，此中關鍵，端視其環境、身分、地位之殊，而取徑之方向自不能不於利害安危之間，慎擇其比較安全而有利之一策以自處，故由內而外、由親而疏、去此就彼、捨己從人，其法皆由外揵。故《內揵》篇曰：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用外」者，謂用外揵法也。又曰：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
「揵而反之」者，反揵也；反揵者，內揵之反，是即外揵也。前文引《莊子》言：「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夫內既不能繆結，則隙末必生，慮於其始，慎守其終，故必將外揵以圖自存。其勢可因以為重者，則因之；其勢不復並存者，則去之。此中何因何去，其判斷純在於主觀，而所因所去則純以外揵為其運用之手腕。其端至微，而其所系至巨，舉其顯例，若張儀之去秦，見前文注即其明效大驗也。
（三）時變法。時變法者，內、外二揵法之活動的運用，以期適應於環境之變化，而取相當的手腕之方法也。質言之，即內、外二揵中互相轉變之中間方法，而以切合於時間與環境為其必要的條件者也。其在《內揵》篇曰：
「方來應時，以合其謀。〔詳思來揵，往應時當也。〕按此二語疑是戰國時人注釋之詞，不當雜入本文。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時宜，從便所為，以求其變。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揵。言往者，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而牧人民。見其謀事，知其志意。」
此文所言之「時」，為時間上之意義者，如「四時」是也。其兼有時間環境之意義者，如「應時」、「時宜」等是也。應時之義，晚周時代盛為學者所稱道，如《孟子》所謂：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又《國語》載范蠡之言曰：
「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
又《呂氏春秋·不廣》篇曰：
「智者之舉事必因時。」
類此之說不勝枚舉，要皆以「應時」為其主要的觀點。至於時之所急切而需要者，厥義曰「時宜」。《國語》所稱：
「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
此謂時宜，即適應環境之義，因環境之所適宜而選擇其適當方略之謂也。然適當之方略不只一端，原視對方之主觀而轉移。對方之主觀苟以情感或理智之偏向，而有特殊之我見，則其所取擇之目標自以不同，故雖曰「時宜」，而有合、有不合者，此為事實上當然之結果，無可如何者也。故欲排除事實上之障礙，而推行內外二揵之法，則不得不有「時變」法以劑其變矣。故曰「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時宜，從便所為，以求其變。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揵」，此之謂也。
求變之法，附有二項條件，一曰時宜，二曰從便。夫前策雖切時宜，而未能內合，則必有其不可施行之理由在，故必更從其便者以求其變。《韓非子》曰：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韓非「備變」之說語簡字異，而意則同，備變亦求變也。以此參證，足明「時變」法之義蘊矣。按《鶡冠子·天則》篇曰「變而後可以見時」，《鶡冠子》雖偽書，然此語的是戰國時人遺說，此並可參證。
第三目 飛箝的法則
飛箝的意義，前章論之綦詳，此其法則之本質，為權謀學上最重要的方法。除去其說辭學形式的方面之理解，所以制事立勢、操縱取予，其機皆繫於此。故在權謀學上抵巇的原理上言，如在「巇始有朕」之際，則其基本上之工作，即須為之揣立形勢，以制置其事。此種必要之手腕，是曰飛箝。飛箝的法則，固不只在說辭學上發揮最大之效用，而實為政略上實質的內容中之極重要之一部，故研究中國政略學者，不能不於質料上討論其方法，始能窺其全貌。依鬼谷子之理想，權謀學上飛箝的法則中，除適用一般的原理而外，即「類知」、「反覆」、「符應」、「量權」等諸論理的法則。並完全將說辭學上本法則之諸法即「隱括」法、「先征」法、「累毀」法、「鉤箝」法。活動運用，以為其質料之一部，取之無盡，用之無窮，皆極其變，詳見前章然後乃分兩個階段，以組成其法則。茲分論之如次。
（一）立勢法。《飛箝》篇曰：
「立勢制事，必先察同異之黨，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又曰：
「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立勢者，飛箝的法則上最複雜的方法也。其應用純以各種比較的觀察為基礎，察同異、別是非、定有無、知內外，皆「類知」的觀察也；決安危、定親疏，皆「量權」的觀察也。按韓非子之言曰：
「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備內》篇
韓非斯言，亦同以複式的推考作用為政略上之基點，其學說之對象雖不同，而其方法則一也。此種複式的推考作用，其論斷之結果是曰「立勢」。立勢者，創立形勢、闡明其政治上之立場及環境上變遷之趨勢之謂也。孫子有言曰：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始計》篇
因利制權者，即立勢之方也，此飛箝的法則上之第一階段也。
（二）飛綴法。《飛箝》篇又曰：
「用之於人，則量知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飛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之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
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
「飛綴」法者，權謀學上最靈活的手腕之運用之方法也。其應用則純以人為對象，而先行其複式的推考作用，蓋與「立勢」法同，故「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以為其推考的方法。必其推考正確不誤，則其方針、決定亦必適合對方之需要，而後為之樞機，庶可以飛綴於人而勿失。此其時義一經斷釋，意自顯豁，了無餘藴，然其法之實用，則尚有未易明晰者。所謂「飛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者，其言茲可深味。按莊子之言曰：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人間世》
莊子此言，蓋深得政略上之三昧者，「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則「飛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之義也。何以謂之和耶？即莊子所謂「嬰兒」、「無町畦」、「無崖」、「無疵」之互相從和也。
莊子又言曰：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人間世》
莊子所謂「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者，即深知對方之真意，而以適宜的方法應付之之義也。以此詮釋鬼谷先生「以意宜之」之說，堪稱達解，此外更無餘義矣。此飛箝的法則上之第二階段也。
上述之二個階段既具，而後飛箝的法則以立，惟實施之際，固仍以說辭為用，事實上未能須臾離耳。
第四目 忤合的法則
政略上之實質，以權謀學為其主體，而權謀學上之法則，除其與說辭學共同者外，如「內揵」的法則、「飛箝」的法則等是。尚有三個主要的法則，「忤合」其一也。由權謀學上之根本觀念言，即抵巇的原理之出發點，其第一步即已踏入「忤合」的法則之範圍，蓋「抵巇隙為道術」，《抵巇》篇而道術之始，勢不能不以求合於其政略上所懸之目的為歸，否則無以展布其政治上之理論，而使之見諸實行。故以對方之結合為其必要之手段，而結合對方之手段自有巧妙之塗徑，換言之，即不能舍「忤合」而有其他更適當的步驟，此忤合的法則所以為權謀學上主要的法則也。《忤合》篇曰：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又曰：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又曰：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
凡此所言「忤合」之義，已甚顯明，然其法則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曰「反忤」，二曰「制事」。茲請分言之。
（一）反忤法。反忤法者，即前文所謂「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也。按《淮南子》曰：
「忤而後合，謂之知權。」《汜論訓》
《淮南子》歷引此言，非只一見，且復進而征之曰：
「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
又曰：
「智者先忤而後合。」《主術訓》
由斯可見「先忤後合」殆為道術之始，無可致疑。顧何以致忤？此必有其正義存焉。《呂氏春秋》曰：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權勛》篇
唯其利之不可兩，故利於彼而害於此；唯其忠之不可兼，故合於是而忤於彼。忤合之勢既成，則主謀之計在所當決。《荀子》嘗言曰：
「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正名》篇
計取其多，謀從所可，則忤合之法具，而權謀成。故集諸家之勝義，以之比較，則「反忤」法之真解灼然矣。
（二）制事法。《忤合》篇曰：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
制事者，以形勢為其必要的條件。而形勢之推遷、利害之癥結、禍福之向背，固在人為，而人為之臧否，其樞機厥為「轉化」。必有形勢之轉化，而後「因以制於事」，則其事始立，此制事之方也。故《謀》篇曰：
「變生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
制者，「制權」也。見《孫子·始計》篇由進退而生其權，操之於己，施之於人，求之於事。其方法萬變而不窮，其應用無施而不可，鬼谷先生於此種方法嘗為極明細之舉例，茲約舉數端如次。
第一例。曰：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不〕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
是〔謂〕因事而裁之。」《謀》篇
按「不可欺以〔不〕誠」句「不」字，及「是〔謂〕因事而裁之」句「謂」字，宋本原文均脫漏，而文義不可通，《荀子·大略》篇曰「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荀子之義是也。謹為增正。
又按《鶡冠子·道端》篇曰：「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辨，慮事定計使智。」或疑《鶡冠子》為偽書，不足信，然此言蓋本《鬼谷子》斷斷無疑。
使仁、使智、使勇，此三才的制事之方也，然其反例則為使愚、使不肖、使貪，此則三短的制事之方也。裁亦制也，故曰「因事而裁之」也。
第二例。曰：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謀》篇
因事為制者，依其事類之不同，而所以制之之道亦有異。以上六例，皆消極的應制之方也。按《左氏傳》引：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此亦因勢之所重而撫成之也，此「因」說之淵源也。又按《慎子》曰：
「天道因為天……因也者，因人之情也……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
此因字之定義也。又《韓非子》曰：
「因其所為，各以自成。」
「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以上均見《揚權》篇
又《呂氏春秋》曰：
「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俱長，……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順說》篇
韓非、呂氏所言，與鬼谷先生之說若合符節。事變有殊，隨機應付，計莫善於「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前述六例，特舉其顯要者而言耳。
第三例。曰：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證]按宋本原文作「正」，誤也，茲考正。之，符而應之，[壅]按宋本原文作「擁」，亦誤，茲並改正。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詢計謀。」《謀》篇
右舉六例，純就積極方面設計，測驗對方之態度，而隨時變換其對策，此蓋攻勢的政略之心傳也。《孫子》曰：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始計》篇
斯固不止兵略之運用有然，而政略之運用亦無不然也。
第五目 分威的法則
分威的法則者，亦權謀學之主要的法則也。政略上之作用，由主觀上言，宜使其所持之方略充分發揮其威力，則其政略上之進行之過程，自減少其若干之困難；而由客觀上言，則亦必使對方感受精神之壓迫，而分散其中心之注意，則「我專敵分」，《孫子·虛實》篇自可制勝於無形。故《本經》曰：
「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意〕固志，按宋本原文「意」字在「志」下，誤也，茲依秦校改正。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神覆者，謂其精神之瀰漫充布也。《呂氏春秋》曰：「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本生》篇即其義也。其所講威覆盛者，言充分發揮其精神上之威力也。按《韓非子》曰：
「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八經》
又曰：
「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外儲》
由此言之，威分則神散，則志衰，志衰則力弱，力弱則勢敗。政略者，精神上之建設事業也，神散、志衰、力弱、勢敗，將何恃以為功？故分威的法則之成立，非無故也。
分威的法則有其必具之二階段，如次：
（一）威覆法。《本經》曰：
「威覆盛則內堅實，內堅實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威覆法者，由主觀的方面言者也。《中庸》有言曰：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此立威之術也，蓋精神的威力欲求其瀰漫充布，以壓迫對方，而使之屈服，則個性之修養自為首要之圖，而意志之堅強，與智力之充實，尤為其必具之條件。非然者，固無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也。
（二）動變法。《本經》曰：
「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按本文與上文所引相銜接
動變法者，由客觀的事實言者也。客觀的事實常以環境之變異，及對方之意旨為轉移，故欲覘其動變，不得不細審對方之表示，所謂「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然此不過消極的方法，苟欲積極的施展其動變之手腕，則其義固有在。
《本經》又曰：
「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按「神存兵亡」句，「兵亡」義不可通，疑「兵」字有誤，待考。
視間者，動變法之真髓也，而其條件有二：曰養志，養志法，詳見第四章第二節。曰伏意，即所謂「靜意固志」也。按《管子》有言曰：
「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
《禁藏》篇
《管子》為戰國時入纂輯之書，其時代先後雖無可考，要其所謂「視其所愛，以分其威」者，固視間之術，無可疑也。
要而言之，上述之兩階段，其法實互相銜結，以組成分威的法則，而其樞紐乃以「神存」為其主要的條件。必其人精神健全，心不分騖，轉精伏意，而後巇隙始見，乃可得而抵也；否則雖欲以間視間，其道固末由也。
第六目 散勢的法則
散勢的法則者，亦權謀學上主要之法則也。雖政治上之事勢分合聚散，常以利害為轉移：利在於此，而害於彼，則大勢已分而為二；利半、害半，則疑決未定，勢必散而為三。反之，害於此，而利於彼，則向之形勢相反者，必以其利害之共同而互相要結，以共取同一之態度，縱以攻守之方略不同，而其最終最大之目的實無異，致迨及形勢轉變之機倪一露，則向之疑決未定者，必蹶然以起，以投其解決事勢之最後的一票。誠如是，則政治的趨勢所以較然易睹。然政治者，人類理想上之結合的行為也，換言之，即精神的事業也。而人類精神之方向，恆以其努力之結果而時時可以轉移其政略上之目的，故事變之來，恆有出於常規以外，而非一般人所及料者。蓋亦有因少數人集中努力之結果，而時勢遂為之推移故也。由是言之，則人類精神之努力之集中，蓋為政治上之必要的方略。實施此種方略之方法，鬼谷先生謂之「散勢」，其言曰：
「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本經》
所謂「神之使」者，精神集中運用之謂也。所謂「推間而行之」者，間亦隙也。《荀子》楊倞注尋其隙末，推而行之，以散其勢也。此散勢的法則之本義也。案《荀子》曰「得間則散」，《強國》篇亦謂得間而後勢散也。又《國語》載優施以枯菀說里克，使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忍，旦而見平鄭告之。
「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
平鄭之言，散勢之術也，其法則之活用，多方進行，與鬼谷先生之言殆有極深切之關係。《鬼谷子》之言曰：
「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衰][威失]，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為[之]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間]則不[行]。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按宋
本原文多訛誤，凡[ ]者，均系考正文；□者，均系衍文，應刪正。
以此文與《國語》相印證，《國語》稱「多為之故，以變其志」者，即「為之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之義也；「志少疏乃可間」者，即「心虛志溢」之意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即「無間則不行」之說也。由此觀之，行間之法蓋為散勢的法則上之基本方法。孫子曰：
「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用間》篇
孫子五間之術，蓋為兵略運用必要之手段。其分類之明晰，剖釋之精闢，直與鬼谷先生用間之法互相呼應。
孫子又曰：
「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用間》篇
此與《本經》之言「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散勢》篇其精神完全一致，可徵兵略之運用純粹為政略上之一部分，與權謀學之出發點根本相同，而散勢的法則亦為兵權謀共同思想之一，故其精神均集中於同一方面。孫子嘗言曰：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兵勢》篇
斯其義深切著明，唯其「求之於勢」，故可以其危動而搖撼之，以其固而散分之，此則行間之術，而散勢的法則之所由立也。
第七目 各項法則之相互的關係
總而言之，上述六項法則，在權謀學之方法論中，雖若分部別居，不相關涉，而在實際上之運用，則變化出奇，息息相關，無論時間之久暫、空間之隔阻、人事之變異，而其直接、間接之關係，殆無須臾之間可以絲毫分離者。故權謀學之方法論中所最應注意之一點，即各項法則之組合應用之複雜的關係是也。此種複雜組合關係，貫通於權謀學上之全體，其性質為一般的、普通的。無論權謀學上之方式如何變換，而其適用均以各項法則之相互的組合為必要，此則為治權謀學者所首當研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