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筆記論叢 · 歷代筆記摭談
古人的隨筆雜錄以及一些零星瑣屑的記載，從前都稱之為筆記或筆記小說。「小說」有時是與「大道」、「大言」對稱的，和後來小說的概念不同。自魏晉時就有了各種筆記，至清代而大盛，近人寫筆記的也很多。現代學者把一些零星雜著彙輯成書，雖不一定標筆記之名，實際仍然是繼承了古代筆記的傳統。
歷代筆記，多不勝舉，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約略說來，其中以記短小故事為主的，可以稱為筆記小說，從魏晉的《列異傳》、《博物志》、《搜神記》到清代的《閱微草堂筆記》、《夜譚隨錄》、《淞濱瑣話》等，都屬於這一種。其他也記敘也議論的一種和以考證為主的一種，只應稱為筆記，不宜再加小說之名。
把筆記視為消閒遣興的作品，意存鄙薄，由來已久。直到近代，從各種筆記內找研究材料的，才漸漸增多，其中的文獻、史實部分，尤其引起人們的重視。現在已有不少出版社作這方面的整理校點工作，選刊歷代筆記以適應讀者的需要，使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能夠發揮作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
我從少年時就喜歡看筆記，獲益不少。覺得即使不專攻文史，也可以看看各種筆記，藉以開擴眼界，增長知識。許多「雜學」都能由此得到。茲作摭談，是想介紹一些這方面的書，說說點滴心得。摭，拾取的意思。或拾取其中的片言隻語，以為談資；或抄錄其中的一章一節，以供欣賞；或以書目提要的形式，概括地評述一本書，也象前人寫筆記那樣，信手拈來，不拘一格。倘能由此引起大家閱讀的興趣，就不算浪費筆墨了。
略談筆記與哲學
（一）
筆記二字，本指執筆作記，就是寫記事文章的意思。南北朝人以散文與辭賦等對稱時，也叫筆記。如《藝文類聚》四九引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這裡與辭賦並舉的筆記，即指一般的散文。用為書名，大約始於北宋宋祁的《筆記》。現在我們所說的筆記，含義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包括短篇的故事集，如《搜神記》、《世說新語》之類；這也叫「筆記小說」。狹義的指除去「筆記小說」之外的一切隨筆雜記，其中又可分為二種：一種是以記歷史瑣聞為主的，一種是以考據辨證為主的；這都只能稱為「筆記」，無關小說。本文所談筆記，限於筆記小說和考據、辨證一類，記歷史瑣聞類的筆記，不在論述之列。
哲學，指關於人們世界觀的學說。從狹義方面說，無論在哪個時代，能夠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總是少數；但實際每一時代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都在特定的環境中，以自己形成體系的觀點來觀察一切，處理一切。因此從廣義方面說，又每個人都是哲學家；即使不學無文，不能著書立說，也並不影響其哲學觀點的存在，而且其觀點還可能常常和古今許多哲學家的看法不謀而合。本文所談哲學，卑之無甚高論，就是這一點不免為大家齒冷的淺薄見解。
我國古代的陰陽五行之說，大概可算最早的帶有唯物成分的哲學思想。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鬥勝，哲學思想，得以發展。自漢武崇尚儒術，儒家思想即定於一尊。其後佛教哲學於東漢傳布，老莊思想於魏晉盛行，漸成儒、道、釋三家鼎立的局勢；唯心、唯物，兩相對峙，也由來已久。但儒、道、釋三家的觀點，亦有分有合，不盡互相排斥。一般的看法，認為經、子兩部的著作，包含哲學成分較多；實際經、史、子、集、小說、戲曲以及一切筆記雜著之類，凡屬執筆為文，發言成章，無一不涉及哲學思想，正如水之行於地中，無往而不在。即以十三經而論，其中《春秋》三傳，皆關史事；《論語》、《孟子》，各為一家之言；《尚書》所載，亦每為歷史文獻；從前把它們當作經典來誦讀，並不影響其屬於子、史兩部。至於歷代筆記涉及哲學思想或有關注釋辨證的部分，則不僅數量非常之多，而且包含的方面非常之廣，披沙揀金，時有可取。只是古人於此，往往以為小道，不予重視；今人於此，也有的未加注意，不甚了解。如唐劉知幾在《史通》的《采撰》篇中說：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
又陸龜蒙在《蟹志》（見《甫里先生文集》卷十九）一文中說：
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劉知幾所謂雜書，即上文提到的筆記小說；陸龜蒙所謂小說，指不合大道的淺薄言論，包括各種筆記雜著；他們對這些著作，是極力貶低的。劉知幾從修史的角度著眼，排斥小說；陸龜蒙從尊儒的立場出發，蔑視雜著；都是正統觀念在作祟。恰如其分地給予評價，適當地利用其中的材料，是我們今天對歷代筆記的應有的態度。因此試圖就其在哲學思想研究方面的參考作用，作一點粗略的探討。不過個人所讀筆記，實在有限，對於哲學，更是外行；偶發咫論，疏舛定所難免。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的《勉學》篇中說：「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錄之志愧，並以說明筆記之類值得一讀，價值不容抹煞。
（二）
考據辨證類的筆記，在漢代已略具規模。如班固的《白虎通義》、蔡邕的《獨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歸之於子部雜家類，實際就是考辨筆記的先河。應劭的《風俗通義》和《漢官儀》，與前兩書性質亦近。魏晉南北朝時代，考據辨證類筆記，仍處於萌芽狀態，為數寥寥，除去晉崔豹的《古今注》外，幾乎無可稱道。而且《古今注》是為解釋古代名物、制度而撰，於研究哲學思想，無可參考。倒是魏晉南北朝的志怪、清言兩體筆記小說，於這一歷史階段文人的思想意識，有所反映，足以取資。這裡僅就這些小說所表現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摭談一二。
大致說來，儒家思想，源於孔孟，以「仁」為中心，講仁心、仁術、仁政，有教無類，施仁及於禽獸；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系列綱領，是入世的。道家思想，源出老莊，以「清靜無為」為中心，講歸真反樸，純任自然，其鄙視榮名，崇尚隱逸的一系列綱領，是出世的。故《顏氏家訓》的《勉學》篇云：「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已也。」其後侈談神仙，演為道教，皆依託老子為宗主。至言老子先天地而生，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祖；軒轅、帝嚳、大禹、尹喜，皆從其授神仙之術、長生之訣和道德之旨。尊奉其教，以積德增善，可以白日升天。《魏書·釋老志》於此類傳說，記載甚詳。自漢張陵以後，煉金丹，行符籙，降妖捉怪等一切道教怪誕之談，實際俱與老莊思想已無關涉。明胡應麟即曾指出：「神仙本道家，似不應別出。然老、關、莊、列，皆譚理之書。自張道陵、寇謙之、杜光庭輩，盛演其教，欲與釋藏抗衡，故以柱下為道君，又創立元始天尊，而姓之曰樂，名之曰靜信。亡論太始以前，即秦漢間姓名，絕少此類。蓋魏晉六朝，假託宛然。」（《經籍會通》，《少寶山房筆叢》卷二）
老、莊談理之書，講的是哲學思想；道君、元始，附會迷信，宣傳的是宗教；本為二事，不容混淆，這是很清楚的。但古代道士也常常借老子的學說，以示其教之秉承有自。如《舊唐書·陸德明傳》提到唐高祖在親臨太學行釋奠禮時，曾聽國子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可見在唐初，儒、釋、道分庭抗禮，已很明顯，而道士講《老子》，也似乎是分所當然。這種局面，實際是在魏晉之間就形成了的。在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內，有不少故事，糅合三教之說，把老莊出世之思與道教的神仙之說，融而為一。儒家文士又多喜歡學老莊，言出世，不排斥神仙怪異之談；而佛家的因果報應、三世輪迴之說，亦較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因此錯綜複雜的思想意識，在這些筆記小說中均有所表現。
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輯錄漢末到東晉名士軼聞的筆記小說，按內容分類記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故事主要是魏晉人的。梁劉孝標（峻）為《世說新語》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種古書，對《世說新語》所述，或提出異說，或補充引申，材料非常豐富，與原書相映成趣，幾乎可以算是另一部《世說新語》。後人研究《世說新語》，對劉孝標的注，都很重視。
從《世說新語》的《文學》篇中，可以看出魏晉文人大都喜歡談老莊的學說。如何晏、王弼皆曾為《老子》作注，何見王注精奇，非常佩服，就說：「若斯人者，可與論天人之際矣。」於是把自己的注改為《道德二論》。所謂「天人之際」，指天道與人事的相互關係。把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聯繫起來，以分析道理，認識現實，儒家與老莊並無歧異。何晏認為王弼的注，通達天人，足以闡發《老子》的學說，自愧不如，因而放棄了自己的注釋。王弼弱冠去見裴徽，討論老莊的虛無思想，亦頗有妙解。裴徽問他：「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王弼回答說：「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他認為聖人體會到虛無的存在，但這是消極的，不足為訓，所以言論總從存在的現實（有）出發，教人由積極方面對待現實；老莊不免為現實所囿，力求超脫，所以總是強調虛無，以補其所不足。王弼這個說法，相當深刻，反映了他對儒家學說與老莊思想的同異觀，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另一條小故事，記王衍問阮修：「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將無同」這三個字含義為何，從前異說甚多，主要有三種：「宋趙令疇《俟鯖錄》卷七引蘇軾說，謂古人以「將」為「初」；「將無同」即「初無同」，言不相同。宋葉夢得《玉澗雜書》雲「將無同」是直言「無同」，「將」乃晉人發語之辭。蓋謂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本自無異而不同。明楊慎則以「將無」為疑詞，謂「將無同」即「畢竟同」。按「將無」為晉宋人習用語，乃「莫不是、莫非是」的意思。《世說新語》的《雅量》篇敘謝安與人泛舟遇風浪，謝安徐徐地說：「如此，將無歸？」將無歸，莫不是要回去，以疑問商量的口氣，表欲歸之意，正顯示了「將無」的語意。「將無同」，即「莫非是相同。」趙令疇、葉夢得單講「將」字，解釋遂異；楊慎之說近似，但解為「畢竟同」，語氣較差。葉夢得雖不懂「將無」的用法，可是所云「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本自無異而不同」這兩句話，卻頗含哲理，耐人尋味。王衍之欣賞阮修「將無同」的答語，立即聘請他為掾（時人稱之為「三語掾」），說不定就是體會出周、孔、老、莊同異的辨證關係。
《世說新語·文學》又敘有人問樂廣一些道理，解說難通，樂即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觸幾說：「至不？」客曰：「至。」樂復舉起麈尾道：「若至者哪得去？」於是客乃悟服。以麈尾觸幾，尾到几上，這是「至」；舉尾離幾，「至」即不存，等於前未曾至。此一問答，是把老莊哲理和佛教的禪機融而為一的。樂廣重在舉例啟發，其客妙在觸機能悟。劉孝 於此作注云：
夫藏舟潛往，交臂恆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這一段話，說得非常透切，使讀者能更清楚地理解樂廣這一問答的含義。「藏舟潛往，交臂恆謝」兩句，語意皆出《莊子》。《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謂天地之間，變化無窮，如舟被潛移，山已非舊；喻世事日新，不能守常而不舍其故；但愚昧之人，不足語此。《莊子·田子方》記孔子回答顏回的話，大意亦云萬物存亡、生死等等總在變化之中，不能執留，「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我和你雖然終身交臂相守，也要倏忽失之，時極短暫。劉孝標據此指出事物是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著的，以鳥影車輪為喻，不見鳥影移空，車輪掩地，「去」和「至」都在瞬息變化，所以「去」既不存，「至」亦無有。這和老子所講「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形」；「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道理一致，是一種辨證的看法。《文學》篇的另一個片斷記衛玠少時問樂廣，夢何以形成，樂廣回答說是由於「想」，衛玠不以為然，就又問：「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廣復加解釋，謂夢必有「因」，比方說沒有人夢見乘車進入鼠穴，或者在搗齏時吃了鐵杵，都是由於無想無因的緣故。樂廣這個見解，非常透闢，可以說是唯物的觀點。因為夢境出於虛幻，亦和清醒時的見聞聯想等等有關。入鼠穴，吃鐵杵，為現實生活中必無之事，即睡時思維混亂，亦不可能涉想及此。樂廣的論例，是頗有說服力的。
在魏晉的筆記小說中，記神仙方術和隱士逸人的故事，散見諸書，象魏晉人依託漢劉向撰的《列仙傳》，晉皇甫謐撰的《高士傳》，可算這類的代表作。以老莊的出世思想為基礎，讚揚鄙棄利祿、棲隱山林的高士；結合道教的丹鼎符籙之說，虛構長生不老、白晝升天的神仙；事異理同，實際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逃避現實的想法的反映。比較說來，佛教思想，對這一階段筆記小說的影響尤大。如晉干寶的《搜神記》卷十五記晉羊祜五歲的時候，還記得前世的事情，叫乳母到鄰人李氏的東垣桑樹中去取他遺留的金環；這正是宣揚佛教的三世輪迴之說的。卷二十記隋侯出林，見大蛇受傷中斷，使人給它上藥治傷，後來此蛇就「銜明珠以報之」；東興有人，捕殺一個小猿，以致猿母悲哀斷腸而死，後來未至半年，即滿門遭疫而亡；這又不僅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之談，而且認為一切動物都有靈感神通，懂得感恩報怨，所表現的是「眾生平等」、「仁心及物」的儒釋合糅的思想。又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的一條故事云：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上文記述的蛇猿之事，不過意在勸懲，此條所敘，則頗富於人情味，很象近代童話之動物人格化的寫法。濡羽救火，收效雖微，而懷念舊誼，不忍見朋友遭難而不救，故竭盡其綿薄之力來灑水。情真意摯，十分感人，所以天神為之滅火。佛教的「萬物有情」和儒家的「仁者愛人」在這裡已經具體地結合起來。另外南朝宋劉義慶的《幽明錄》記巴丘縣巫師舒禮，於晉永昌元年病死，被捉送到泰山。泰山府君說他佞神殺生有罪，使牛頭加以處罰，然後放他回生。從此舒禮就不敢再作巫師。按泰山府君，為道教之神，亦戒殺生，與佛教無忤。魏晉文人記敘此類故事，可見其既好神仙方術，亦不排斥釋氏之說，尤其是釋道兩家之言與儒術接近的，更樂於接受而熔之於一爐。
不過魏晉南北朝的筆記內雖多佛教的故事，一般文人卻並不完全信奉佛教，有時只是把它當作一種方術來看待，或者僅僅藉以為談資。如《世說新語·文學》敘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阿堵，亦魏晉南北朝人的習用語，以之指代，猶言這個、這裡。此句的阿堵，即指佛經。殷浩看了佛經，認為義理亦見於此，說明佛經所講內容，能為他所接受，並不斥為異端。又《世說新語·言語》說庾亮曾入佛寺，看見臥佛，就說：「此子疲於津梁。」這句話為時人所賞，「以為名言」。津梁，即橋樑，泛指道路，疲於津梁，即倦於行旅。佛家所尊奉的如來佛，在庾亮眼裡，與常人無殊，故徑稱「此子」，毫無敬意；既然偃臥，行倦可知，謂成佛亦難免俗。語妙雙關，實有至理。這兩條小故事，都足以說明魏晉一般文人於宗教並無神秘感，頂多是視為一種方術。《文學》篇又述支遁、許詢諸人共在會稽王（即晉簡文帝司馬昱）齋內，由支、許二人講解佛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支遁講通一條道理，大家感到滿意；許詢提出一個難題，作了闡釋，眾人也為之歡欣鼓舞。只是他們所讚嘆的僅為支、許二人的辭采議論，對佛經中的精義何在，並不了解，說不定根本即無意求解。至於庾敳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亦見《文學》篇）則亦非輕視《莊子》，而謂莊生之說正與已意暗合，並無新異。蓋魏晉名士放達，本近老莊，其於佛法，也是以老莊的不滯於物的態度來看待的。
總之，儒家哲學與老莊思想，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即和佛道之說交會溝通，時有分合，或一源而分派，或殊途而同歸，變化無常，關係微妙。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進則伊、周，退為巢、許；正是與老莊、佛道的出世超塵之想互為消長的。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哲學思想，不應忽視上述筆記小說中的這些零星的材料。
（三）
在魏晉的清談消沉以後，代之而起的是唐五代人記掌故、敘時事的風氣，隨筆、雜述，由是漸繁；考據辨證類的筆記，較前亦稍盛。不過，筆記的特點，本來就在於「雜」。如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原屬小說；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專敘故實；也都包含考辨的內容。其餘兼小說、史事、議論、考辨等等於一編的，更是不可勝數，難以類分；但涉及哲學者殊少。至於以考辨為主的筆記，如唐蘇鶚的《蘇氏演義》、李匡乂的《資暇集》、五代丘光庭的《兼明書》等，則議論經書諸子的部分，章句之間，尚偶有新義，足供採擇。
《蘇氏演義》原書十卷，已佚。今本分上下二卷，乃清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者，於經傳、名物、語詞等，考訂解釋，求其義理，故稱演義；對一般說法的謬誤，也作了一些訂正。其中論述，有為他書所未載者。如卷上述卜筮的一條，結合金木水火土五行，談灼龜之兆文種種，極為詳細，可藉以考見古人用龜甲占卜的梗概。《易》講卦象，此言龜兆，正好與《易》的註疏參照，進行研究。
《資暇集》亦稱《資暇錄》，三卷，也以解釋語詞、名物為主，其上卷糾正俗說之謬，勝解較多。如「問馬」一條，對《論語·鄉黨》的「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的斷句提出意見：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為「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雲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為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按傳說的韓愈之語，讀「不」為「否」，其說可通；陸德明《經典釋文》雲至「不」字句絕，意亦相近。但「乎不」連文，似不成詞。李匡乂謂問語至「乎」而止，「否」乃答詞，獨自為句，言孔子退朝之後，聞馬棚被焚，先詢是否傷人，知人既無傷，而後問馬，解釋更為通達。仁者愛人，施仁推及於禽獸，為孔孟學說的根本，藉此數語，以作闡發，是恰當的。
《兼明書》五卷，篇幅無多，而論述、考辨，範圍較廣，於《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等書的內容，皆曾論及。每條都先列舊說，後稱「明曰」二字，指出其下是自己的見解。如卷二論《周易》的「雲從龍」一條云：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為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惑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
龍出於古人的虛構，實際不存，無須置論，姑以之與虎作為並提的動物，它們並沒有興雲起風的可能，丘光庭駁斥舊說，認為風雲乃由天地氣候的變化而形成；「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為龍虎受氣候變化的反應，是一種唯物的觀點。這就和其他動物有敏銳的感覺，能預知地震的道理一樣。《兼明書》雖偶有臆斷，亦多精解，非人云亦云之書可比。
北宋人的筆記，也以敘雜事兼考辨者為多，如宋祁的《筆記》（後人亦題為《宋景文公筆記》）三卷，上卷解釋一般的常識，稱為《釋俗》；中卷敘典故，議雜事，稱為《考古》；下卷為語錄、隨感之類，稱為《雜說》；正能代表一般的叢談雜記的體例。到了南宋，考據之學漸盛，有些筆記的內容，亦漸趨單純，如洪邁的《容齋隨筆》與其續作，即以考辨為主，於經史典故以及諸子百家之言無不議論，而罕敘雜事。如其卷一的「解釋經旨」一條，論《孟子》對《詩經》的解說，卷二的「信近於義」一條，講《論語·學而》的「信近於義，信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一節的含義，具有可采。但因題立論，於古代經、子諸書中的哲學思想發揮較多的，還得首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這裡即舉《筆記》和《困學紀聞》的一些論及哲學的內容，以概其餘。
《筆記》卷中談佛法的一條說：「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為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掊妄，以無修無證為極。」宋祁的結論是：「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者，無古今華戎，若符棨然。」按《莊子·至樂》篇敘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說：「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莊子以為生、死、形、氣，皆屬虛妄；和宋祁所稱佛法的「真立妄隨，去真掊妄」，含意如出一轍；宋祁指出佛與老莊等論道之語，大致無違，確為通人之論，於此可證。
《困學紀聞》二十卷，是王應麟的讀書筆記，大約成於他入元以後。卷一至卷八講《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孟子》等經書；卷九、十兩卷講天道、歷數、地理、諸子；卷十一至卷十六考訂史事；卷十七至十九評詩文；卷二十敘雜事。由於王應麟擅長史學，所以大家認為其書中考史的部分最為足采，實際其論經子諸書的精闢見解，也不在少數。這裡先摘引其卷一論《易》的數條於下：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無咎，《震》以恐致福。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處於危難者，使之平安；處於安穩者，使之傾倒；這是《易》的原則和真理。因此在憂患之中，只有朝夕努力自強，時懷戒懼，才能求得平安；這就是《乾卦》所說以警惕之故而無禍患；《震卦》所說因恐懼小心而得福的意思。在外面可以言行不一，欺世盜名，在家內即難於掩飾，所以《家人》的卦象所說君子的言行必須正當合理而有常規，無可指責。君子當道，正氣旺盛，小人自然改行；所以虞舜、商湯舉出皋陶、伊尹這樣的仁者來執政，不仁之人自然遠逝。《泰》所說小人道消，是指化小人為君子，並非加以消滅。王應麟結合生活體驗和歷史事實來解釋《易》的卦理，生動易懂，深入淺出，絲毫沒有神秘感，這是真正懂得哲理的人才講得出的。
《困學紀聞》卷八論《孟子》的部分，精解亦多，如謂「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即為確論。楊朱主張不為物累，與老聃的無為之說一致；墨子主張兼愛，與佛家之捨身濟眾的精神相合；故王應麟概括言之。又另外的兩條云：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養心莫善於寡慾。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儒家的「仁政」學說，其歸結於在人心的得失、國家的興亡。王應麟就此立論，以為秦之二世而亡，得天下猶如未得，根本即在於不仁。其言警切，足以發人深省。「養心莫善於寡慾」，見《孟子·盡心》篇。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欲望一多，貪心必熾，廉恥禍害，俱所不顧，其後患自然是不堪設想。《孟子》這「養心莫善於寡慾」的七字真言，不僅為養生之根本，亦為持身的要義，和道家的所謂「存思守一」保其元神的迷信說法，雖存在很大的差異，但亦有相通之處。
以仁術治國，以修身齊家；居安思危，以持盈保泰；清心寡欲，以培養廉謹；孔孟學說的精華，在《困學紀聞》這幾段中，以數語盡之矣。
此外，宋人筆記如王觀國的《學林》（亦稱《學林新編》）之考證六經史傳等等，羅列諸家解說；程大昌《演繁露》、趙升《朝野類要》之談典故，釋名物；俱有可采。吳曾的《能改齋漫錄》、王楙的《野客叢書》、高似孫的《緯略》、趙彥衛的《雲麓漫鈔》、馬永卿的《懶真子》、姚寬的《西溪叢語》等書，亦多涉考辨，論議，但零星瑣碎，內容甚雜，談及哲學者，片言隻語，往往不成段落。但精解妙喻亦隨處而有，可遇難求，非一時所能措舉；讀書有間，信筆記之，就都是有用的材料。
（四）
由於元代考辨之學不昌，故這類筆記為數寥寥，惟李治的《敬齋古今黈》尚可自張一軍。惜原書四十卷早已失傳，今本八卷，為清儒自《永樂大典》內輯出，所舉偏於史事，論及經子者較少。黃的《日損齋筆記》、郭翼的《雪履齋筆記》等，雖有辨經雜論，而篇幅無多。明人於考辨之學，亦不甚精，筆記大都綜合各類，兼載叢考、雜辨以及瑣聞遺事，如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謝肇浙的《五雜俎》等，皆是如此。其中以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為考辨精詳，議論廣博，足稱明代這類筆記的代表作。
清代是各種筆記集大成的時代，無論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考據辨證類，全都數量很多，內容豐富。清人講求經學，尊崇漢儒，解說經傳，考證古籍之風，初期即盛；文字訓詁之學的研究，也相應地發展；所以考據辨證類的筆記，可取者多於前代；結合文字訓詁，來考辨經、子諸書的內容章句，也和前人筆記之偏於議論者不同。其中尤以顧炎武的《日知錄》與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為後出轉精，最能顯示這類筆記的成就。通過《少室山房筆叢》和這兩部書的論辨，可以約略了解明清兩代學者對經子著作的思想內容和文字訓詁的探討。詳釋其書，須各為專論，非數語所能竟。這裡鈔《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於天下》一節於下，以作為本篇的結束語：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顧炎武所講是文章的社會功用，持論甚精，而意思明確，無須更作解釋。我想藉此說明寫這篇拙文的目的，一是對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的研究，貴在能悟能通，辨析異同，吸取其積極的部分，使之「有益於天下」，不宜只尚空談，全忘實用；單純地為學術而學術，似不足取。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品德情操，以認識現實，適合現實，改變現實，使社會前進，為研究哲學應起的作用。二是我國古代的筆記雜著，譬之荒地榛莽，而寶藏甚多，可以開墾發掘，以供研究哲學之參考，不應再視作小道，以為無足觀覽。但限於個人的學識，所述粗疏，舛誤必多，聊為引玉之磚，不避濫竽之誚，大題小作，高明哂之。
《封氏聞見記》的史料價值
在唐人筆記中，封演所撰的《封氏聞見記》是內容比較充實的一部。封演於玄宗天寶中為太學生，後舉進士，代宗大曆間為縣令，德宗時官至御史中丞。本書卷首題銜「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可見其書即成於德宗之時。今本十卷，已有殘缺。
《封氏聞見記》以考辨為主，亦記掌故、古蹟，附以雜論；兼述唐代士大夫的軼聞遺事，各標小題。如「剛正」、「淳信」、「端愨」、「貞介」等，略似《世說新語》之標目，而專寫好人好事。由於這部書記敘確實，保存了一些可貴的資料，後人對它評價很高。清初詩人王漁洋（士禛）就最愛《封氏聞見記》和《唐摭言》，盧見曾也稱讚這部書「考據該洽，論辨詳明，乃說部之佳者。」①我這裡只舉其中的兩條，說明其有參考價值。
第一條是談韻書的。多年來因修訂《辭源》和個人撰寫研究古代字書的論述，時時注意有關字書的著錄和史料。查新、舊《唐書》經籍志、藝文志，載隋諸葛穎《桂苑珠叢》和天聖太后（即武后）《字海》各一百卷，篇幅之巨，已為古來字書所未有，其包羅豐富，內容詳備，可以想見。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顏真卿《韻海鏡源》，竟達三百六十卷，卷帙之數，更是驚人。可惜的是這三部大型字書，俱已失傳，即其佚文的一鱗半爪，亦難見到。幸而《封氏聞見記》卷二的《聲韻》一條內，保留了有關《韻海鏡源》的一段記敘：
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蕃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征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仿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為刑部尚書，詣銀台門進上之。奉敕宣付秘閣，賜絹五百匹。
封演和顏真卿同時而稍晚，故能熟知真卿兩次編撰的始末和進書的年代，並親見《韻海鏡源》，詳記其內容、體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韻海鏡源》是一部分韻收詞的字書，先列單字的篆文，下附隸書和別體，引諸家字書來作解釋；然後摘取兩字以上的詞語，按末字編韻。於經書子史以及釋道之書，均加採擇，包羅甚廣，可供選詞摘句，徵引典故，以為作詩賦之用。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清人編《佩文韻府》，是根據宋陰時夫《韻府群玉》和明凌稚隆《五車韻瑞》的「事繫於字，字統於韻」的體例，將兩書又大加增補而成；明人編《永樂大典》，於單字下並列篆隸各體，似出新裁。實際這就是《韻海鏡源》早已有之的。雖然《韻海鏡源》書久失傳，即宋陰時夫，亦未必見到而加以模仿。但其體例，皆出於顏真卿首創，則毫無疑義。《封氏聞見記》所述，真實具體，可貴之至。另外象卷二的《文字》一條，記晉呂忱《字林》、北魏陽承慶《字統》、南朝梁顧野王《玉篇》的卷數、字數等等，亦屬第一手材料，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字林》、《字統》俱佚，其字數惟見此書記載；《玉篇》今昔之本不同，可據此以相參照。
第二條是談「繩技」的。古代散樂，隋以前謂之百戲。現在我們的雜技藝術內有走鋼絲一項，為由古百戲中的「走索」（即「繩技」）發展而來。《封氏聞見記》卷二的《繩技》一條，於當時表演此技的情景，有較詳細的記敘：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妓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系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弦。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
由女子奏技，或一人或數人，在繩上作種種驚險的表演，與今天走鋼絲的頗為相近。封演所述，似亦出目睹。按《晉書·樂志》下雲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時，有百戲表演：「以兩大繩系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這和《封氏聞見記》的記述是一致的，可見繩技的表演，由來已久。此伎，南朝梁稱高絙伎。唐杜佑謂「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見《通典》卷一四六《樂》六）此外宋人筆記，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一條提到「筋骨上索雜手伎」；吳自牧《夢粱錄》的《百戲伎藝》一條提到：「上索、打交輥、脫索、索上擔水、索上走裝神鬼」；也都指的繩技。清代的散樂百戲中亦有「高絙」一項。（見《清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但這些書所述，全不如封演的記敘詳細。清代修《四庫全書》的館臣說：「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語必徵實。」②「語必徵實」，確為《封氏聞見記》的一個特點，這部書真值得一讀。
注釋：
① 見《封氏聞見記》的盧見曾序。
②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四《封氏聞見記》。
宋代筆記概述
筆記，是一種隨筆記錄的文體，包括史料筆記、考據筆記和筆記小說。自魏晉南北朝時已有此體，其淵源還可以以遠溯至東漢。唐代筆記已多，到宋又有發展。用「筆記」兩個字作書名的，即始於北宋宋祁的《筆記》三卷。
宋代史學，較前昌盛，有名學者，多精史筆，所以宋代的筆記以記掌故、軼聞的史料筆記一類為最發達。其主要特點在於多就「親見」、「親歷」和「親聞」來記敘本朝的軼事與掌故，內容較為切實，不乏第一手的材料，所以這一部分筆記，首先值得重視。
宋初士大夫，有一些五代舊臣，熟知唐五代的故事，故所撰筆記，於此為詳。如鄭文寶的《南唐近事》和《江南餘載》、張洎的《賈氏談錄》、錢易的《南部新書》，是這類筆記中較著名的作品。仁宗以後，筆記作者日眾，始偏重於輯錄當代軼事，朝廷故實。北宋人的筆記，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雜錄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時故事，就以有關國家大政的敘述為多，一般皆詳其始末，頗似史體。卷一記宋太祖用趙普之謀，削奪石守信，王審琦等人兵權；太祖死後，太宗入宮嗣位經過；都是涉及宋代朝廷的軼聞。歐陽修的《歸田錄》二卷，和《涑小紀聞》內容近似，而間雜著一些詼諧、戲謔的記載，據說是因書成時，神宋索閱，歐陽修有所刪除，故將此類補入，以增篇幅的。其中故事，或與《涑水紀聞》所述，略有異同；但得之親身經歷之可徵信的材料，還是不少。如卷一敘仁宗時屢次改年號的原因，卷二敘大宴時樞密使侍立殿上等有關宋代的典制，均足補史缺。
李廌的《師友談記》和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也是北宋史料筆記內較好的作品。李廌與蘇軾、范祖禹、黃庭堅、秦觀、張耒等人交遊，記其談論而成是書，故以《師友談記》為名。其中材料，大都確實可據。如謂蘇軾中制舉後，英宗欲使知制誥，宰相韓琦以為驟加擢用，適足累之，乃改授直史館；即為李廌聽蘇軾自述的。《澠水燕談錄》所記，都是哲宗紹聖以前的雜事，按類分十七門，內容範圍比較廣泛，所述北宋的軼聞，頗多可采。如卷二記宋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稱為封樁庫，即足與《宋史·食貨志》卷一下所記相參校。其他北宋人筆記，如王君玉的《國老談苑》，記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雜事；范鎮的《東齋記事》，多敘蜀事；張耒的《明道雜誌》多述黃州事及論詩文之語；范公偁的《過庭錄》多記北宋士大夫軼聞及其先人事；王暐的《道山清話》，多載蘇軾、黃庭堅、秦觀諸人言論；彭乘的《墨客揮犀》，輯錄宋代的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各有可取之處。
南渡的士大夫，喜追述北宋舊聞，如朱弁的《曲淆舊聞》、邵伯溫的《聞見前錄》，均成書於南宋初年，記北宋事，尚稱信實。但南宋人筆記，仍以敘南渡以來朝政得失和士大夫言行的為最可取，於一事之始末細節，往往述說甚詳，為史傳所不載。如王明清的《揮麈錄》，記北宋末、南宋初的許多史事，當時就受到注意並被人引用。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記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軼事，多關史料，述韓侂胄事尤詳。岳珂（岳飛之孫）的《程史》，述宋金和戰、交涉諸條，均屬實錄。有關文學的記敘、評論，也散見於各家筆記。如趙令疇的《候鯖錄》、何的《青渚紀聞》載蘇東坡的軼聞甚多。《春渚紀聞》卷六載東坡作詩畫事，往往為他書所未有。《侯鯖錄》卷五辨唐傳奇《鶯鶯傳》，引證豐富，為後人論此者所取資；卷一謂白居易《琵琶行》的「曲罷能教善才服」一句的「善才」為元和中善彈琵琶的曹保保之子，亦足供考證。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論李清照《永遇樂》、《聲聲慢》諸詞，讚賞備至，可見南宋人對這位女詞家的評價。其它如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記宋高宗之奢侈、昏庸、秦檜之擅權跋扈以及朝參拜舞之制，都有參考價值，其論詩之語，亦多精闢。周密的《齊東野語》，亦著重記南宋的朝廷大事，而談書畫，敘瑣聞的，也有助於研究藝文。如卷二十述天台營妓嚴蕊被朱熹系獄折磨一節，即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的「甘受刑俠女著芳名」一回故事所本。周密的另一筆記《癸辛雜識》，內容較為瑣屑，但其中一些軼事、遺文，亦有可取。
其他宋人筆記，有偏重於詩論、文評的，如《侯鯖錄》、羅大經的《鶴林玉露》。有專門編輯舊文的，如王讜的《唐語林》、孔平仲的《續世說》。有的談典制、故實見長的，如宋敏求的《春明退朝錄》、龐元英的《文昌雜錄》、葉夢得的《石林燕語》等。龐元英在宋神宗元豐元年初行新官制、新朝儀時，進入尚書省作主客郎中，所以他在《文昌雜錄》中談及的元豐間朝章、典故，大都詳確可靠。至於題為蘇軾撰的《東坡志林》和《仇池筆記》，則出於後人編輯，大約為采其雜帖與零星札記而成。
隨著商業的發達，都市的繁榮，宋代出現了專門記敘當時都市生活與風俗習慣的筆記，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灌圃耐得翁的《都城記勝》、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勝錄》、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等，就是這類著作。除《東京夢華錄》追述北宋汴梁的情況外，其他四書，皆寫南宋的臨安。材料有的采自地方志和其他雜書，有的出於作者自己的見聞。
宋人筆記，往往記事與考辨間雜，如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即二者並著，本為「叢談」性質，而考辨多精，故可列入考據一類。沈括學識淵博，熟悉當代的掌故，對文學、藝術、科技、歷史等等，無不通曉，所以《夢溪筆談》的內容，在宋人筆記中最為廣泛。到了南宋，隨著考據辯證之學的興趣，這類筆記才重點突出，漸趨專門，各顯所長。如洪邁的《容齋隨筆》，雖兼論經史典故、諸子百家、詩文詞語，而以關於史學者為最可采。王應麟的《困學記聞》，也以考訂史事的部分為精華。王觀國的《學林》，專門考辯六經史傳以及其他書中的文字形音義，兼釋名物；程大昌的《演繁露》，於考辯名物為多；趙升的《朝野類要》，以解釋典制為主；都為人所稱道。其他如黃朝英的《靖康緗素雜記》、孔平仲的《珩璜新論》、吳曾的《能改齋漫錄》、王楙的《野客叢書》、高似孫的《緯略》、趙彥衛的《雲麓漫鈔》、馬永卿的《懶真子》、姚寬的《西溪叢語》等書，考證亦時見勝解。
宋代筆記小說，志怪未脫前人窠臼，如洪邁的《夷堅志》，一味貪多，甚至抄錄舊文以湊數，未免蕪雜。傳奇只是鋪陳古事，雖有樂史的《保珠傳》和《楊太真外傳》、秦醇的《趙飛燕傳》等幾篇較優秀的作品，就小說的發展談，究竟成就不高。不過以唐宋人筆記比較來看，唐人筆記有時與傳奇難分界限，文字或仍為六朝駢儷之遺，稍見雕琢矜持之跡。宋人筆記，則公餘瑣記、林下閒談，大都信筆直書，於樸實自然之中顯露文采，蔚成一代風格。所寫內容，也較唐人筆記涉及的範圍更廣。其中論詩文、談書畫等等，常具新意，為筆記體增加了文學成分；尤其是關於一些傳說、故事的記載，能供研究小說作參考者，亦所在多有。如吳淑的《江淮異人錄》的「洪都書生」一條，可見唐傳奇聶隱娘、崑崙奴一類故事的發展演變。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三的「楊抽馬」一條，即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的「楊抽馬甘請杖」一回故事所本；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一條，與宋平話《鄭意娘傳》內容相同，顯出一源；材料都很可貴。宋人筆記的文學價值是不遜於其史料價值的。
由《帝京歲時紀勝》等談廠甸
琉璃廠在北京和平門外，街分東西，與南北之新華街十字交叉。本名海王村，亦曰海王莊，以其地有琉璃窯，故稱琉璃廠。廠甸，原指窯前的一片空地而言，後遂直呼琉璃廠為廠甸。公元一九一七年於廠甸舊址創建海王村公園。自明代起，書肆即薈萃於琉璃廠，至清季而益盛，除書肆外，古玩、字畫、碑帖、文具以及珠寶玉器商店，鱗次櫛比，形成一條文化街。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琉璃廠街頭巷尾，到處設攤，食物、玩具，無所不有；書籍、古玩、字畫等，亦皆陳列上街；遊客駢闐，異常熱鬧。北京人於此際來游，稱為「逛廠甸」，自清乾隆間即有此俗。在清人筆記中，如乾隆時成書的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和光緒時成書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都提到琉璃廠，而所敘內容有異，可藉以考知清初至清末這裡街巷面貌的變化。潘榮陛說：
琉璃廠在正陽門外之西。廠制東三門，西一門，街長里許，中有石橋。橋西北為公廨。東北樓門上為瞻雲閣，即窯廠之正門也。廠內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樹林茂密，濃陰萬態，煙水一泓。度梁而西，有土阜高數十仞，可以登臨眺遠。門外隙地，博戲聚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
這是康熙、乾隆間琉璃廠的情形。這裡有高閣、石橋、茂林、煙水、景致幽勝，乃以窯廠為中心的遊覽區。春節時搭棚掛燈，點綴新年，猶如古時過上元觀燈的習俗。到了清末，則琉璃廠景物全非，平日只是一條文物街，過春節，則成為一個熱鬧的廟會所在。因此富察敦崇寫道：
廠甸在正陽門外二里許，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廠也。街長二里許，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為正宗，乃文人鑑賞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兒童玩好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珠寶晶瑩，鼎彝羅列；豪富之輩，日事搜求，冀得異寶。……
富察敦崇敘述的光緒間春節廠甸種種，已和近代所見，大致相同。可惜他說得過於簡單，使人無法知道具體的情景。我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這九年中，過春節時，幾乎天天逛廠甸。雖然興趣愛好，隨著年齡而變化；由買食品、玩具，到買舊書、舊畫；逛的範圍，由大而小；可是廠甸的全貌，至今記憶猶新，因此想給富察敦崇作一回逛廠西的「續書」。
除夕連續不斷的鞭炮聲，在新年元旦的清晨逐漸稀疏下來，八點過後，由虎坊橋緩步向西，剛往北轉，入新華街，就進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聽到了風車梆梆作響。風車是過年時北京兒童喜歡買的一種玩具，用秫秸杆紮成架子，四邊安上小圓輪，輪上各置小鼓，迎風搖動，小槌即敲鼓出聲。隨著人流前進，不僅東西兩面一個挨一個的貨攤，陳列著的五光十色的物品，使人目不暇給；四下里各種叫賣的聲音，也令人應接不遑。「山里紅，就剩兩掛了，誰買？」「買一捆香草，回去薰屋子吧！」山里紅，為北京人對紅果的俗稱，近郊農民挑選個大而色潤的紅果，用小繩穿成一大串，掛在脖子上或套在雙臂上來賣，每串稱為一掛；所以北京有「賣山里紅的說睡語——就剩一掛了」的歇後語。香草是用蒿、艾之類曬乾綑紮成束來賣。這些都只站著吆喝，招攬顧客，而無貨攤。加上這邊選空竹，抖得嗡嗡盈耳；那邊挑「步步登」①，吹得撲撲作聲；紅男綠女，此往彼來，衣彩鮮明，肩摩踵接；兒童笑語，一片喧騰；交織成節日濃厚的歡樂氣氛。至於舉著風車和大糖葫蘆的②，則大都是遊玩已畢，要回家的了。
由新華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東西即琉璃廠街，海王村公園，坐落在東街西口路北。一到園門口，就有人拿著用布條製成的撣子，為你撣撣衣上的土，嘴裡再說兩句吉祥話，你得掏出一兩枚銅元給他。園內大部分是古玩書畫等文物店，分列兩邊，各自出攤售貨，園中央搭著一座高台，上設桌椅，出售茶水。可以上去品茗歇腿，俯看遊人。園東小巷內路東有一座呂祖祠，舊時香火很盛，很多人來此求籤③。出園再東，路北為火神廟（民國初年，曾稱「文化商場」），乃珠寶玉器之集中地，貨攤密集，晶瑩奪目，而真偽相雜，索價甚昂。如能識貨，於此亦可得珍品。
琉璃廠東街路南，還有一家小鋪叫作信遠齋，以售冰糖棋子和糖葫蘆出名。冰糖棋子以冰糖製成，形如圍棋子而色似琥珀；用黃色紙盒盛之，平列一層層，晶瑩可愛。冰糖葫蘆以小竹籤穿單個紅果用冰糖蘸成，不象一般糖葫蘆的穿成一串；與冰糖棋子一樣酥脆適口，異於尋常。夏季賣酸梅湯，裝大瓷壇以冰環之，其涼震齒；所制蜜餞乾果亦佳。春節游廠的人，大都來這裡買些冰糖棋子和糖葫蘆帶回去。
至於書攤，則從南新華街的大沙土園往北，大街小巷，到處皆是。刻本、鉛印、影鈔的各種古舊書以及過期的報刊雜誌，無所不有，可以慢慢挑選，仔細翻閱，價錢也能商量。即使你看了半天，一本都沒買，那位看攤的「掌柜」，也不會有何怨言，有時顧客把書弄亂，他也只是默默地照舊整理好，放回原處，不說什麼。我有一部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失去上冊，無意中從廠甸書攤上找到缺下卷的殘書。以很低的價錢買來，補足我那部書，甚為高興。我還購得一套清初刻本的蘇東坡詩集，上面有清咸豐年間署名信翁的跋語和詩句墨跡；也是逛廠甸的收穫。
以前每到春節，琉璃廠等處的書畫商，就在和平門外原師範大學附近搭成幾座大席棚，懸掛屏聯條幅，陳列卷冊扇頁等，彷彿現在開展覽會的樣子。但其中凡屬大名家的，都系偽跡；小名家的，也偽者大半。四郊居民過年掛畫，往往從這裡配一副對聯，一張中堂，只取其裝裱整齊，根本不問名頭和好壞；倒頗能為這些書畫商銷點滯貨。內行們稱這裡的東西為「大棚貨」，可見其不佳。不過在我看來，逛畫棚，亦為游廠甸之一樂，娛目賞心，何問真偽？如果真有眼力，則披沙揀金，也偶然會得到一些妙品。「悅心未厭無名畫，積行惟收有用書」，我不記得這是誰的詩了，它頗能道出我的心情。
從清初到現在，滄桑迭易，城市日新，舊俗亦隨時代的推移而消失，今天海王村公園為中國書店的總店所在，仍舊是出售書籍、文物的場所；火神廟改為宣武區文化館；呂祖祠大部拆去，只余大殿一層作某工廠的廠房。現在琉璃廠各商店的改建工程已經完成，輪奐一新，古香古色。作為一條新的文化街，將對發揚文化起應有的作用。惟信遠齋遠移至朝陽區，未能於此保留一席之地，實為憾事。這裡追憶舊遊，涉及北京的街巷變遷，風習移易，或亦可為他日考徵文獻之一助歟？
注釋：
① 步步登，是一種用薄玻璃製成的玩具，細長的管子，下面作小鼓形，含管吹之，即發出撲撲登登的聲音，命名取「步步登高」之意。也寫作「不不登」。
② 大糖葫蘆：大糖葫蘆，以紅果穿成一串，貫以荊條，長者達四五尺，有的用冰糖蘸，上灑芝麻；有的用麥芽糖蘸，不加芝麻；為廠甸有特徵的食品。
③ 求籤：舊時迷信，求神問卜。各廟均設簽筒，筒內置竹籤，上刻號數，搖筒出簽，按號找出簽文，上面有印好的詩句和解說，都是迎合求籤者的各種心理而編撰的，用以假託神意，騙取香資。
清俞蛟《夢廠雜著》
在清人筆記中，俞蛟所撰的《夢廠雜著》，很值得一讀。書凡十卷，分《春明叢說》、《鄉曲枝辭》、《遊蹤選勝》、《臨清寇略》、《讀畫閒評》、《齊東妄言》、《潮嘉風月》七章，亦曾各自單行。我看到的《夢廠雜著》是解放前大達圖書供應社的排印本。原有清嘉慶、道光間的巾箱本，現在已難見到。
俞蛟原籍山陰，號夢廠居士，工文善畫，是一個學識通達的人。書有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的自序云：「余幼而失學，不克自振，弱冠即以飢驅，奔走四方。其間之豫，之楚，之西粵；至於燕、趙、齊、魯之鄉，則往來尤數焉。遊覽之餘，訪其民風土俗，災祥興廢，以及牛鬼蛇神，飛仙盜俠，或經目睹，或系傳聞，輒登簡帙，以資歌詠，以助劇談。」可見他大概是作幕客，遊宦四方，經歷甚廣，書內所記，多出見聞。其《春明叢說》、《鄉曲枝辭》、《齊東妄言》三章，皆寫神仙、鬼怪、俠客、異人等等，也有一些反映現實的小故事。《春明叢說》內容以涉及北京風土者為多。《遊蹤選勝》寫各地名勝古蹟，於桂林的七星岩、祁陽的浯溪山、揚州的平山堂、岳陽的岳陽樓、南昌的滕王閣、北京的萬柳堂、杭州的靈隱寺、山陰的岩里和柯山的石佛寺等，都有具體描述，文筆甚佳。《臨清寇略》記乾隆間清水教王倫在臨清領導起義，首末殊詳，為作者客居臨清時見聞，雖於起義群眾多誣衊之辭，而史料足征，不容忽視。《讀畫閒評》記乾隆、嘉慶時畫家閔貞、童鈺、潘恭壽、王三錫、戴鎬、湯謙、朱文震、羅克昭、李豐、朱蒿、許鏞、尤蔭、方薰、奚岡、羅聘、董洵、李世倬、王宸、陳壽山等三十一人生平；其中或屬名家，俞蛟給予中肯的評價；或名本不顯，賴俞蛟的簡介，得存其姓字。如陳壽山畫已不傳，昔時僅有北京廣渠門內夕照寺壁畫五松，俞蛟述其簡歷和當初畫松的情景，就起了表彰幽隱的作用。《潮嘉風月》記廣東潮州一帶的船妓等事，開頭的小序，為四六句的駢體，如「青樓珠箔，能勾盪子之魂；赤鈑雲繒，難實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俑於何年；金縷歌殘，艷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會以難期」云云，文極工雅，末尾還點出繁華難久，裘敝堪傷，用示箴規之意。這部分材料於研究當時廣東的社會面貌，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夢廠雜著》的各章，都有可取的內容。如《鄉曲枝辭》雖有俞蛟與其鄉人宴集時搜奇談異之記敘，亦不乏事足鑑戒者。其「王寶一」一條敘樊江村農民王寶一，遇到荒年，歲末無以為活，就攜帶十歲的幼兒，以小舟載著家中的米瓮求售，有富室擬以三百錢易之，囑送至其家，將要畀瓮入門，而富室之鄰人適至，謂此時米珠薪桂，烏用此不急之物，且瓮上裂紋已現，其敝可待。富翁聞之，遂毀約閉門。王寶一無可奈如，與小兒畀瓮入舟，兒失手墮地，瓮遂破裂。王一時氣憤，拾瓮片擊兒而斃。回家後，其妻見兒死瓮破，即縱身投河。迨王泅水負妻而出，已不可救，王之老親，亦因此自縊。王寶一以變起倉卒，無可為計，就舉廚刀斷頸以殉。貧人悲劇，實極悽慘。因此作者慨嘆說：「不移晷而一家四口，俱喪非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而禍機只伏於鄰人之片語。故余每向人曰：凡見售金綺珠玉，售者若與己為交好，不妨從旁代衡其值。蓋金綺珠玉，非素豐家不能有。其出售也，必居奇弋利，否則亦適有所需，不成無害也。售至器用，則窘迫可知，縱價浮於物，必慫恿之使成，為德當非淺鮮。」俞蛟這段話概括得很有道理，後幾句更是藹然仁者之言。此事推尋禍首，正是那位多嘴的鄰人。如果其人還有良心，悉此悲劇，恐怕也將愧悔終身，夜不安枕吧？
這裡於《夢廠雜著》的內容，不擬備舉，只就其《春明叢書》內述及北京寺院白雲觀、五哥廟的部分，談談這兩處廟會的情況。
北京人特別喜歡逛廟會，白雲觀和財神廟（即俞蛟所說的「五哥廟」），都是大家每年必去的地方。白雲觀在北京西便門外，唐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於此建天長觀，金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更名太極宮，元太祖（成吉思汗）置全真邱處機（自號長春子）居此，改稱長春宮，處機死即葬此，因而祀之。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復改稱白雲觀，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重修。觀內七真殿、玉皇閣，俱有康熙（玄燁）、乾隆（弘曆）書額，其斗姥閣額，為乾隆所題「大智寶光邱真人殿」八字，閣中舊存以樹癭刳制之木缽，中鐫乾隆的「御製詩」。
《春明叢書》的《白雲觀遇仙記》一條。略謂康熙間有士人陳谷於上元日於觀內遇仙，以未能勘破情關，惑於幻象，沒有得道。傳說附會，由來已久；事屬迷信，無須分辨，其開頭數語，則與我少日所見，無何差異。俞蛟云：
出西便門八里，有白雲觀。元時邱真人修道於此，後因其基為廟。上元之日，為真人生辰。其前數日，住持道士即灑掃殿庭，滌除院字，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遊人往來，自朝至暮，無停軌。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麈，或門或廊廡間，注目凝視，不言不笑，終日跌坐蒲團，作仙狀；而人亦蟻集叢視，儼若真仙降臨，惟恐失之交臂。
北京人照例於正月十九日逛白雲觀，燒香祈禱，謂之「燕九節」，自清初即然，《嘉慶一統志》已有此記載。據俞蛟所述，知上元亦為進香之期，但後來只以「燕九」為盛。舊日郊區農民，多於此際以小毛驢集於和平門、宣武門之間，延攬香客乘騎，裙屐聯翩，蹄聲得得，一路笑語喧譁，直至觀前。賣香楮、食品、百貨的小販，早已雲集於此，吆喝叫賣，熱鬧異常。觀門白石門框，上鐫猴形，傳說摸之去病，所以香客到門，多先摸石猴，摩娑日久，猴已烏光閃閃。進大門先進石橋，橋下無水，有老道士趺坐其下，閉目合睛，不言不動，頭前懸銅錢一，大如鍋蓋。進香的人，立於橋頭以制錢或銅圓，遙擲大錢中間的方孔，雲中者得福，謂之「打金錢眼」。實際投錢很難入孔，紛落橋下，環滿道士四周。據我看來，這與其說是求福，不如說是取樂，而道士獲此，乃為外財，一日所入，數目亦頗可觀。
過橋以後，虔誠的信士去燒香上供，磕頭祈禱，大殿上下，惟見香菸繚繞，萬頭攢動，此起彼伏，忙個不停。一般遊客，無非是逛廟會，人看人，人擠人，此來彼往，熙熙攘攘，不知究竟要幹什麼。
我那時除去打金錢眼之外，總喜歡到殿側的老人堂，看看那些鶴髮童顏的老人，或者到後面看看長生豬，至於有無真仙，我這俗眼是看不出的，根本不在話下。以此數語，補《夢廠雜著》之缺，作白雲觀的今昔談。
財神廟在北京廣安門（亦稱彰義門）外六里橋附近，全稱是「五顯財神廟」，俞蛟認為所祀即南方的五通神，這裡節錄其《春明叢說》的《五哥廟記》中開頭的一段如下：
彰儀門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廟，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閈閎，廓其廊宇，以紙作金銀錠，大小數百枚，堆累几上。求富者齋戒沐浴，備牲醴而往，計其所求之數，而懷紙錠以歸，謂之「借」。數月後，復潔牲醴，更製紙錠倍前所借之數，納之廟中，謂之「還」。或還或借，趾錯於途，由來久矣。
舊時北京人去財神廟求財借寶，照例是在正月初二日，一借一還，和俞蛟所述相同，可見自乾隆嘉慶間京中已有此俗，一直延續到解放前。惟後世「借」在頭年，「還」在次年，與俞說為微異耳。《夢廠雜著》此條記敘，不見他書，為考證京中風俗掌故，提供了依據。《五哥廟記》的結尾，指出財神並不能主人間的富貴，羨其享無功之祀，而又憫世人求富之愚，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破除迷信的意義的。
由《退庵隨筆》論學書法
書法這門傳統藝術沈寂多年，現又漸漸有人提倡，辦展覽、設講座的，連續不斷。於是初學如何入手；先寫大字，還是先寫小字，先學楷書，還是先學行草篆隸；先學哪一家，先臨哪些帖；每天寫多少字等等這一連串的問題，經常有人提起。答案大概總是人各異詞，不會有一致的意見。看看清人梁章鉅的《退庵隨筆》，在這方面可能得到一些啟發。《退庵隨筆》是一種敘議並重的叢談雜著，也講學問，也談作人處世的道理，共二十二卷，分十五類。其中第二十二卷專談學字，集錄了許多名家的議論。梁章鉅主張先寫大字，對於臨帖，也有很具體的意見：
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此語出自衛夫人，至今學書者皆知遵守，但不知彼時所學何帖耳。今人學書，且須從唐人入手，如歐陽之《醴泉銘》、《皇甫碑》、《溫虞公碑》，顏之《多寶塔碑》，柳之《玄秘塔碑》，皆可為初學門徑，逐日臨摹。若歐陽之《化度寺碑》，今無善本，翻刻者皆失真。顏之《家廟碑》、《宋廣平碑》，字體過大，不便初學。此外如摹永興之《廟堂碑》，結體渾穆，未易攀躋，且西安、城武二本，亦皆非原石。褚河南之《雁塔聖教序》、《房梁公碑》，虛和圓健，非可以形跡求。此數種皆極好之楷則。然必須將《醴泉銘》等種，立定腳跟，再進而學此數種，方有把握。
學書先寫大楷，從唐人入手，確為正論。歐字結構謹嚴，骨肉停勻，筆致健勁，鋒棱轉折，處處分明，比起顏真卿、柳公權的字更宜於初學。因為學顏柳，往往容易學出毛病，難到好處。至於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雍容圓潤，筆墨無痕；褚遂良的《聖教序》，運腕空靈，風神婉秀；俱非初學所能領略，以學歐字打基礎為最好。照我的淺見，先寫一寸左右的大楷，有了一定的工夫，再寫二分左右的小楷，每天功課，不可間斷。寫得要慢要少，一筆不苟。慢，工夫才紮實；少，就不致意倦腕疲，潦草從事。每天寫二十個左右大字，三十個左右小字即可。萬勿貪多。如果時間不夠，一天寫大字，一天寫小字。交互練習，效果亦佳。
《退庵隨筆》還引蘇東坡云：「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事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行草由楷書化出，學字應該合於這個循序漸進的原則。東坡的比喻是很恰當的。現在有些人越過練楷的初步，一上來就寫行草，甚至少年兒童也揮動大筆，摹仿顛張醉素的龍蛇飛舞之勢，未免好高騖遠，本末顛倒。至於從篆隸入手，古人雖有此一說，實不宜於初學。《退庵隨筆》又引明吳匏庵（寬）的話云：「書家例能文辭，不能則望而知其筆墨之俗，特一書工而已。且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亦未見其能書也。」古人作書畫，本為讀書的餘事。歷代書畫名家，大都博學多通，詩文並美。詩書畫相結合，一直是我國文藝的優良傳統。今天從事書畫篆刻以及一切藝術創作，也一樣需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否則即無法融會貫通，妙造深微，免於俗惡；不在讀書求學上用功夫，只能成「匠」，難以名「家」。吳寬的話，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其言中肯，萬勿視為苛論。
由《退庵隨筆》說寫作
（一）
如何寫作，古今人多論及；傳經說法，不妨各異其辭。清梁章鉅在《退庵隨筆》卷十九《學文》一節中有一段話說：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公作《晝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粘之臥內，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粘稿於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梁章鉅的主要意思，是指出作文要加修改、潤色，力求措詞精當，不能草率，勿厭推敲。象「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增兩「而」字使語有層次、轉折，確具「頰上添毫」之妙；比原來的「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兩句，耐人尋味得多。「環滁皆山也」五字概括了原來的數十字的內容，亦見錘鍊之工。因此我也想到一些關於「寫作」的話，點滴體會，不求全面。
「寫」的本義是傾注、傾吐，作字作畫和作文，都稱為寫，乃引申的用法。
說和寫原為一事，發聲作語，落筆成文，皆藉以表情達意，其用相同。《文心雕龍·總術》云：「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說話要簡潔，行文要流暢，語文一致，本非苛求。尤其是作教師，首先應該語言精煉，辭旨清簡。但有人善於辭令，而拙於文筆；有人撰文尚可，而出語復沓；二者不能統一。這又和才具的長短，思路的遲敏以及平日的語言訓練，都有關係。執筆為文，可以從容構思，斟酌修改；而發言則應對咄嗟，銜接頃刻，欲其精煉流暢，非才思敏捷，反應迅速莫辦。至於能說不能寫，又和學養不足，不善歸納，缺乏寫作練習等等有關，原因非一。唐韓愈在《答張籍書》中說：「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他也認為語文一致，說和寫不當有別，足見說得精煉，寫得簡潔，本應統一起來。
（二）
對作文的一般要求是這二十四個字：內容豐富，深入淺出；詳略適宜，論述具體；簡潔流暢，文無枝葉。在這基礎上，另有一些其他的講究。至於詩詞小品之類，又當別論。
撰文首貴構思立意，思致深微，論述必精。在構思成熟、確定中心之後，把準備好的材料，安排一下順序，就動筆直書，文不加點，等全篇寫成之後，再作修改：調整章節，增刪內容，除去重複，潤色文字。要求以意統篇，就章鍊句，照應首尾，貫串全文。一邊寫，一邊改，容易阻塞思路，影響行文，不足為訓。
《文心雕龍·宗經》提到「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十個字，就是內容豐富，深入淺出的意思。《顏氏家訓·勉學》云：「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問一句話就回答幾百句，而支離蕪雜，不得要領，如何能作別人的老師？博士似應工文，可是立一個買驢契約，竟而廢話連篇，寫了三張紙，還沒見驢字，豈不可笑！白居易撰《有唐善人墓碑》，讚美李建「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諧理撮要，詞無枝葉」；可見作文能夠乾淨明快，重點突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稱道。「枝葉」即指羅嗦、無用、不該寫入的部分。
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見識卓越，文筆勁健：「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開頭先舉一般人的說法，作駁論的根據，以「世皆稱」三字領出下文，然後用慨嘆的語氣，陡然翻轉，說出自己的論斷：「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隨著申述理由：「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未尾又推究孟嘗君不能得到真正人才的原因：「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的八十九個字，議論風發，波瀾迭起，結構嚴謹，層次井然，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真是擲地可作金石聲，簡潔精煉至此，實為罕見。作議論文，可以此篇為楷模。
寫作本無定法，也很難談得具體。所以蘇軾在《文說》中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他以泉源為喻，說明文思雖如泉涌，也要加以制約，使之適應主題的需要，當詳則詳，當略即略，隨機處置，各得其宜。這對我們是頗有啟發的。如《史記·刺客列傳》寫荊軻刺秦王一節，前敘易水送行，悲歌慷慨，荊軻就車而去，以「遂至秦」一語過渡下文，於沿途經歷，隻字未書，而詳記秦王寵臣蒙嘉受燕賄後向秦王的進言。在秦舞陽入宮「色變振恐」之後，又敘荊軻遮掩其事的笑謝之語：「北蕃蠻夷之野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懾。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下面即具體描繪獻圖行刺的情景。當寫的寫，不必寫的就一筆帶過；繁簡得當，生動如畫。正是蘇軾所說的「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
但繁簡得當，也並不太容易作到。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文尚簡約，所記史實，往往「事增於前，文減於舊」，為論者所短。如後唐的李存信、李存孝，在《新五代史》中各自有傳。《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所敘事實雖易辨明，說得卻不夠清楚，「二人交惡」的二人，所指為誰，應明白交代。歐陽修大約是因為《李存信傳》曾經提到「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其中已言「交惡」，而且二人之間並無他事，所以在《李存孝傳》內疊用「交惡」二字，只舉二人，讀者即可知其為誰。實際這樣簡略，是不合適的。按體例說，二人既各有傳，行文亦不當如此。元代的李治，於《敬齋古今黈》卷四內，指出這點，確有道理。又沈括謂穆修、張景見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見《夢溪筆談》卷十四《藝文》一）此說盛傳眾口，評價不一。我以為二人所記，只有詳略之分，而無工拙之判，不應把後者當作簡要的範例。
（三）
文章各有體裁，表現不妨多樣，有時措詞平淡，似乎文意無奇，而含蓄很深，耐人尋味。例如《史記·魏公子列傳》後面簡短的論贊，就是我所最喜歡讀的：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這一段的開頭幾句，乍一看采，似乎離題稍遠，考察出夷門是大梁的城東門，有什麼用處呢？稍稍一想，就知道司馬遷於夷門的低回嚮往，正是他對信陵君自迎夷門侯生一事的非常蘊藉的讚頌。字面淡淡的，而感情卻很熾烈；和下面的反覆申言，層層映襯，顯得文情跌宕，搖曳生姿，真有一唱三嘆之妙。學習寫作，應該著眼於這些地方，仔細體會。但要寫得恰到好處，卻得真正火候到了才行。
詠物詩號稱難作，因為不切題，不能成為詠物詩；太切題，又往往失於板滯，言盡意窮，毫無餘味。例如詠牡丹，句句都實拍拍地描寫牡丹，藻繪雖工，亦乏韻致。蘇東坡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一詩中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可見作這類詩，要不粘不脫，若即若離，始為入妙。前幾年曾見報載太平天國將領馮雲山的《詠瀑布》一絕云：
穿山透地不辭勞，到底方知出處高。
溪澗安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這首詩句句都說的是瀑布，絕對移不到別處去；可是句句說的又不只是瀑布，語意雙關，藉以抒情，表現一個革命者的偉大抱負，普通詩人，是不會有這樣的氣魄和吐屬的。妙在結合得非常自然，絲毫不著跡象，不顯牽強。即僅以詩論，亦可稱詠物的傑作。
借題發揮，以表達言外之意；或從小見大，以近喻遠；皆須構思情深，措詞警切，始能不落俗套，臻於上乘。如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五《題跋》一節載元馮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楊妃病齒，未聞有何故實，畫家設意構圖，不過取其新異，就此題跋，甚難著筆。作者由一齒以及一身推至天下之痛；從華清宮至馬嵬坡，說到漁陽鼙鼓之來；以二十二個字，概括了唐玄宗寵楊貴妃和安祿山造反這一段史事，褒貶之意，不言自明，短小精悍，寓意深刻，令人拍案叫絕。又載元陳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不大同，觀者當審諸。」語意和上篇相似，以少勝多，亦自不凡。
（四）
概括說來，寫作也和閱讀一樣，首重一個「通」字，總是先有清楚的思路，才能預構藍圖，因材施巧。在今天，我覺得還有三方面，應該注意：
第一是循名責實，端正文風：要作文章，就得了解各種文體內容和形式的特點；要作詩填詞，就得懂得詩詞格律，能夠分別四聲。具備了必要的常識，真正下功夫學習揣摩，才能寫什麼，象什麼，合乎要求。現在有人隨便湊上七言八句，就題作「七律一首」，不僅文意俱拙，毫無詩味；中間兩聯，並無對偶；而且全篇平仄，沒有一句協調；這是未能掌握格律和音韻的基本知識所致。另如寫一般的記敘文，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必須交代清楚；寫普通的議論文，論點、論證、邏輯、推理，也不容含胡；這本屬於常識範圍。可是現在也有人於此並不講究，通訊、報道，缺乏時間，地點；說理，論事，邏輯混亂；似乎大筆一揮，無所不可。再加上文學修養較差，卻偏要耍俏頭，玩花樣，亂用自己不懂的詞語，生造令人難解的新詞，濫加修飾；以致一篇短短的小文，亦復疵謬數出，不能簡淨，這是令人難以原諒的。因此，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寫作，循名責實，以端正文風，十分必要！
第二是搜輯資料，儲材備用：寫作要有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這就在於平日注意搜輯。閱讀所得，立刻用卡片寫下來。可以隨時抽出、放入，分合整理，比作筆記更方便。若只靠轉引別人用過的材料來寫作，是很難搞出象樣的東西來的。
第三是實事求是，不能以想當然代替研究。學問之道無窮，個人所得有限。遇到不懂的東西，不能裝懂，要查要問。如果一時弄不清楚，不妨暫且擱起來，以待高明。根據想當然，就輕率地作出解說，十有九誤。如舊《辭源》的「舉將」一條：「舊時所舉之將。《三國志》：吳郡太守朱治，孫權舉將也。」照這個解釋來看書證，朱治是孫權所舉出的大將，實際大謬不然。朱治為權父孫堅的老部下，堅卒，輔佐堅長子孫策，後領吳郡太守。當時孫權只有十五歲，經朱治薦舉為孝廉。策死之後，治遂與張昭等共尊奉權為主。「舉將」與「舉主」同義，都指薦舉人。舊《辭源》的解說，即以想當然而致誤。
（五）
我的寫作雜談，到此為止。因為有人問起什麼叫風格，風格如何形成，附帶再說幾句，就算作結尾。照我的粗淺體會，風格是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特點的集中表現，亦即思想方法與表現方法結合展示的形象，乃在長期讀寫的薰陶鍛煉中形成。如李白詩的俊爽豪邁，杜甫詩的沉著渾厚，和個人的思想、性格、生活、經歷以及對古詩的繼承發展等，有密切的關係。風格之立，如水到渠成，純出自然，而主要由於素養。推之於一切藝事，莫不皆然。學習名家，應該是學其治學創作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學其形跡和外貌。例如齊白石畫寫意花卉，劉寶全唱京韻大鼓，各為一代宗匠，摹者甚眾。但只求之於跡象和音調，所得終屬皮毛。不經歷兩位大師艱苦曲折的學習道路，沒有那種觸類旁通、融會眾長的才能，要想把他們以多年心血澆灌而出的成果，一下子拿到手，是不可能的。青年初學寫作，就急於形成自己的風格，更不現實。
《浪跡叢談》及其續書
（一）
歷代筆記，浩如煙海，品種和數量全都很多，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是小說故事類：包括魏晉志怪小說，軼事小說，唐宋傳奇和明清人的擬作，由晉干寶的《搜神記》，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到清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王晫的《今世說》等，皆屬於這一類。
第二是雜記叢談類：包括由魏晉迄明清的記軼聞遺事、述掌故、輯文獻、談藝術等各種內容的筆記，由晉人託名漢人的《西京雜記》到清高士奇的《金鰲退食筆記》、王士禛的《池北偶談》等，皆屬於這一類。
第三是考據辨證類：包括由魏晉迄明清的考證典章制度，解說文字訓話等等的讀書隨筆、札記，由晉崔豹的《古今注》到清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趙翼的《陔余叢考》等，皆屬於這一類。
但有許多筆記，內容無所不包，很難說它屬於哪類，因為筆記一體，記敘隨宜，原無限制，「雜」本是它的一個特點。這樣分類，也不過是粗舉大凡而已。
唐代士大夫，已很喜歡敘時事，記掌故；有不少關於史料的雜著。至宋而此風益盛，公餘瑣話，林下閒淡，大都筆之於書；典制、軼聞，無不具載；論藝文，考經史以至涉及神仙鬼怪的傳說，也往往參見錯出，匯於一編。明清以來，筆記作者日眾，所述範圍日廣，清朝更是各種筆記集大成的時代。其中雜記叢談一類，內容尤為豐富。清代前期，由於思想統治嚴酷，大興文字獄，筆記作者，多諱言時事，不敢譏評朝政，諷刺現實。中葉以後，政治腐敗，文網稍寬，海禁大開，外侮時至，於是筆記內述時事的漸增，談洋務，記歐風，亦成風氣。梁章鉅的《浪跡叢談》、《浪跡續談》和《浪跡三談》，即產生於鴉片戰爭以後，能顯示這一歷史階段筆記的一部分新的內容。
（二）
梁章鉅（公元一七七五年至一八四九年）字閎中，一字茞林，晚年自號退庵，福建長樂人，久居福州。乾隆甲寅舉人，嘉慶壬戌進士，歷任湖北荊州知府、江蘇按察使等職。在江蘇時，曾四次代理巡撫，前後九年余。鴉片戰爭開始後，梁章鉅正在廣西巡撫任內，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元一八四一年）春天，率兵駐梧州防堵英軍侵略。當年夏天，調任江蘇巡撫，馳往上海。隨後英軍攻陷定海，兩江總督裕謙自殺。梁章鉅又兼理兩江總督，不久即稱病辭官。由於戰爭的關係，福州城內人心不隱，居民紛紛外避。梁章鉅就未回福州，先後到浦城、杭州暫寓。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其三子恭辰署理溫州知府，梁章鉅同往溫州。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元一八四九年），病逝府署，年七十五。
梁章鉅工詩，精鑑賞，富收藏，喜歡研究金石文字，學識比較淵博，五十餘年著述不輟。他在蘇州作官時，嘗輯《吳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滄浪七友圖》畫卷，刻於滄浪亭壁。《浪跡叢談》、《浪跡繼談》和《浪跡三談》，都是他辭官告歸後所作，隨筆記敘，涉及的範圍很廣。自雲於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過嶺，將薄游吳會間。雖有家而不能歸，近於浪跡，故以此為書名。又說「記時事，述舊聞，間以韻語張之」，所以書中多錄唱和之詩和論詩之語（俱見《浪跡叢談》卷一的「浪跡」一條）。
《浪跡叢談》十卷，附人日疊韻詩一卷，共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浪跡三談》六卷。此書雖不分類，而每卷內容大致是以類相從。如《叢談》卷三之記一時人物交遊，卷四之敘清代掌故，卷七之專錄巧對、雜謎，卷八之專記醫藥，卷九之專記金石文字、碑版書畫，卷十之專輯詩話；《續談》卷三之記游跡，卷四之述酒杯，酒肴；《三談》卷一之專輯弈棋的故事，卷二之專述紀元等等；都是有關的一類內容。
這部筆記中，首先值得重視的是其敘時事、述見聞、記游跡的部分。如《叢談》卷二的「顏柳橋」一條，記道光三十二年，英國侵略軍闖入圌山關，將要進犯揚州，余東場鹽大使顏崇禮出面勸阻，幾經周折，以洋銀五十萬元賄賂英軍頭目，才使揚州免遭蹂躪。作者頌揚了顏崇禮的膽略識力，但更重要的是暴露了英軍的兇橫貪婪。卷五「英夷」一條，提到道光二十年以後，英人漸肆；「鴉片」一條，提到鴉片的毒害，並引錄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的奏摺，對由禁菸而產生的流弊，表示憂慮。「天主教」一條，提到西人傳教，行為狂妄，每違中國禮法，地方官且與之勾結，遇事包庇，雍正初曾加禁止，「至今剛逾百年，而其焰復熾，甚為可恨！」同卷還有「水雷」、「炮考」兩條，皆談破敵之具。這些都說明鴉片戰爭的爆發，不僅增強了億萬人民抗敵禦侮的決心，也在一般士大夫中間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使之認識到保衛領土主權和富國強兵的重要性。《浪跡叢談》此類條目，表現了近百年來筆記的敘述時事的特點。
於南中的園林名勝、城市古蹟等等，梁章鉅就其遊蹤所及，多所記敘（分於見《叢談》卷一、卷二和《續讀》的前三卷中）。如於杭州之金衙莊、小有天園、潛園、長豐山館、理安寺、雷峰塔，蘇州之獅子林、瞿園、息園、繡谷、靈嚴山館、揚州的棣園、建隆寺、小玲瓏山館、桃花庵三賢祠以及雁盪山的大龍湫、溫州的許多名勝古蹟、衙署廟宇等，或寫當前景物，或述日日行蹤，或談建置沿革和興衰歸屬的變化，多系實地來游，就見聞所得而作的筆記。獅子林傳說為元倪雲林築，梁章鉅據石竹堂雲系元朱德潤、趙善長、倪雲林、徐幼文共商疊成，倪雲林畫圖；足備一說。梁章鉅這次到靈嚴山館，系舊地重來，他著重寫出今昔之殊，還補記了《楹聯叢話》所未收的一些聯語。其記在杭州秋濤宮觀潮一節，描摹甚為生動，是一篇很好的小品文。此外，於揚州的二十四橋，在宋沈括考證的基礎上作了補充，亦出見聞所得。還提到揚州城內多置水侖，在人煙稠密之區，買屋置水缸百餘，並設水龍一、二具，以防火災（見《叢談》卷二），以及蘇州孫春陽商店小菜之精（見《續談》卷一）等等。雖系裡巷瑣聞，也可供考參。另如《三談》卷一《觀弈軒雜錄》所輯有關弈棋的故事和著作等，內容亦甚豐富，研究我國弈棋史，可於此取材。
梁章鉅對清代的典制掌故，比較熟悉。《叢談》卷四所敘翰林院緣起、大學士緣起、諡法、世職等等，內容都比較切實。卷五的「請鑄大錢」、「請行鈔法」兩條，是研究清代經濟史的有用資料。
上述的這些內容，應該算是《浪跡叢談》和《續談》、《三談》中的精華。其它的雜記、小考，雖間有可采，但多轉述舊文，較乏新意，一般說來，《三談》質量不如《叢談》和《續談》，如卷四之「說鈴」、「冥報」二則，卷六之「新齊諧摘錄」，抄輯談因果報應和神鬼異怪的故事以湊數，即為《叢談》、《續談》所未有，不僅內容荒誕，與全書體例亦不協調。至於引證古書，則往往撮敘大意，與原文時有出入，亦不免記憶之疏或傳抄之誤；這又是明清一般筆記作者的通病，不只梁章鉅如此。在《叢談》、《續談》和《三談》內，引證之誤，也以《三談》為較多。
（三）
梁章鉅生平著述很多，共七十七種。除去《浪跡叢談》、《浪跡續談》和《浪跡三談》之外，還有《退庵隨筆》二十四卷、《歸田瑣記》十卷，也是清代筆記中較好的兩部；《稱謂錄》三十二卷，引證廣博，為後來考古人稱呼所常用的工具書；《楹聯叢話》十二卷，《楹聯續話》四卷，《楹聯賸話》二卷，集錄了不少楹聯佳作，亦為人所稱道。現據林則徐為梁章鉅所寫的墓志銘，列其著作的全部書目如下：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經麈》八卷、《稱謂錄》十卷、《古格言》十二卷，《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文選考證》四十六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樞垣記略》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退庵隨筆》二十四卷、《讀漁洋詩隨筆》二卷、《讀隨園詩話隨筆》二卷，《玉台新詠讀本》十卷、《制義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楹聯叢話》十二卷、《楹聯續話》四卷、《楹聯騰話》二卷、《巧對錄》四卷、《農家占驗》四卷、《東南嶠外詩話》三十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雁宕詩話》二卷、《閩中閨秀詩話》二卷、《武彝遊記》二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卷、《梁氏家譜》四卷、《吉安室書錄》十六卷、《東南嶠外書畫》二十卷、《退庵題跋》二十卷、《退庵續跋》二卷、《歸田瑣記》十卷、《浪跡叢談》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浪跡三談》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館詩鈔》十二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退庵詩續存》八卷、《師友集》八卷、《寒檠雜詠》一卷、《藤花吟館試帖》二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閩川文選》五十卷、《三管靈英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宣南贈言》二卷、《滄浪題詠》二卷、《東南堂蔭圖詠》三卷、《葑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銅鼓聯吟集》二卷、《吳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戲彩亭唱和集》一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師友文鈔》二十四卷、《八家師友鈔》十二卷。
《夜雨秋燈錄》記鄭板橋事
清代著名的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燮），揚州興化縣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是循吏，是詩人，是卓越的書畫家，還是一個存心忠厚的好人。他中進士後，在山東范縣（今屬河南）、濰縣作過十二年知縣，小小的七品官，卻能關心民間疾苦，盡力興利除弊，勤於治事，從不積壓案卷。在貧民與富商涉訟時，他總是為貧民撐腰。在濰縣鬧災荒時，他不待申報，即開倉救濟百姓。叫縣中的大戶平糶存糧，並以工代賑，組織饑民修鑿城池。最後終以請賑觸怒上官而罷職，寄居揚州賣畫，一直到老。
板橋重道義，篤於親故，憐才愛物，推己及人。他分出微薄的官俸，交給弟弟，散與故鄉的親族戚友。他對當年苦心撫養他的乳母費氏，念念不忘，在《乳母詩》中說：「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他說自己「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未嘗不嘖嘖稱道。橐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詩人袁子才（枚）和板橋同時而不相識，一次謠傳袁死，板橋大哭。後來袁在揚州見到他，並贈以詩，有「底事誤傳坡老死，費君老淚竟虛彈」之句，可見其多情愛才，胸懷坦蕩。他自己要買墳地，不願掘去原有的孤墳，囑咐弟弟「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他不許自己的兒子凌虐家人子女，食物也要均分散給，叫「大家歡嬉跳躍」；他還說：「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眾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這些雖都是小事，但足見仁者之心，令人感動。
板橋的詩，清新自然，言之有物，流露著真摯的情感。文章詞曲，亦皆委婉動人，其「家書」十六通和「道情」十首，昔日到處傳誦。板橋的字，融化篆隸筆意以入楷，獨創一格，自稱「六分半書」。所畫蘭竹，瀟灑秀逸，風致絕倫，俱為藝林珍賞。綜合其言行和作品來看，我們可以說板橋是個有真才、真情和真趣的人。他的特點主要在於真率，性之好惡，任意而行。他曾說過：「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可見為俗鄙的富人作書畫，他是不甘心的。這在當時和後代自然都不免有人目之為「怪」。
清光緒間宣鼎所撰的《夜雨秋燈錄》卷一有《雅賺》一篇，頗能表現板橋的真情真趣。大意是說鄭板橋書畫精妙，卓然大家，作秀才時，初到邗江（江蘇縣名，今屬揚州地區，這裡即指揚州），賣書畫，無識者，落拓可憐。中進士後重到此間，則聲名大震，索墨妙者紛來，板橋因請沈凡民刻「二十年前舊板橋」印以志憤。邗江商人，均以得板橋書畫為榮，惟商人某甲，板橋憎其富而俗鄙，雖出重值，亦拒所請。一日板橋偕小童至郊外閒遊，見小村落間有茅屋數椽，花柳參差，四無鄰居，白板上書一聯云：「逃出劉伶褌外住，喜向蘇髯腹內居。」匾額曰：「怪叟行窩。」進入室門，復有「富兒絕跡」匾額，這都很對板橋的心思。再看庭中籠鳥盆魚與芭蕉花卉互相掩映；室內陳列筆硯琴劍，布置幽雅，潔無纖塵；更使板橋高興。主人是一位儀容瀟灑、慷慨健談的老翁，自稱怪叟，和板橋暢敘一番，頗為融洽，並為之鼓琴一曲，於花下設筵，款以狗肉，醉後復為之舞劍一通，處處投合板橋的所好，顯示隱士的高逸。至此，板橋已把怪叟視為可親的朋友，恨相見之晚。此後，板橋頻來，怪叟漸談詩詞而不及書畫，板橋技癢難忍，自請揮毫，頃刻畢十餘幀，一一題款。儘管怪叟之字和俗商相同，板橋曾經一問，仍未疑心，直到再次重臨，見茅舍全無，餚核滿地，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既厭俗鄙，即以高雅相應。這個故事，曲折地寫出了商人某甲，設騙之巧和板橋的真情、真趣，不管是傳說附會或完全出於虛構，都可以當作板橋的一篇別傳來讀。「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板橋雖然上當，卻絲毫無損於他的性格的光輝。
現在我們需要的正是象板橋這樣有真才、真情和真趣「三真」的作家和作品。
江庸《趨庭隨筆》
江翊雲先主（庸）（公元1878—1960年），福建長汀人，為我國近代司法界老前輩，曾於袁世凱作大總統時任司法部長，其後掛牌當律師，以其聲望，為人所素仰，延之出庭辯護者甚眾。又嘗掌北京朝陽學院，及門桃李為法官者亦多。學識淹博，性喜吟詠，與京中諸名士時相唱和。其父叔海先生（瀚），本文壇耆宿，喬梓並為聞人，常共預文酒之會，分韻賦詩，一時傳為嘉話。又喜游山，屢與傅沅叔（增湘）、周養庵（肇祥）、邢蟄人（端）等，於春秋佳日，尋碑訪古，選勝登臨，足跡及於四方，到處皆有題詠，與傅、周諸公之遊記、歌詩，並載於《游山雜誌》，刊行多卷。
抗日勝利後，我在天津任職，與先生的長女公子令和同事，其後三年乃得見先生於上海，當時先生正擔任中國銀行的法律顧問，即寓中國銀行宿舍，小樓一角，遠隔市喧。我在一天上午往訪，值先生為人寫條幅，墨淋漓，揮毫方竟，寫的是他自己的近作，因而和我縱論詩詞書法，意興甚豪。他還記得前兩年我托女公子求他書扇，他以為女公子之友必定也是女士，而且看我的扇面很小，頗似坤扇，就把上款題作某某女士，旋知其誤，始加塗改。這天談及此事，相與大笑。
先生身材不及中人，而精神飽滿，氣度端凝，吐囑蘊藉，有魏晉文士之風。這天談得很高興，我告辭時承以其所撰《趨庭隨筆》一冊為贈，並答應再以近詩為我書一條幅。一九四九年春，先生和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共六人，以私人資格北上，共中國共產黨商議和談問題，自然不能以私事往晤，嗣亦不悉令和蹤跡，故與先生一別即無緣再見，條幅也終未得到。他為我寫的那個扇面，小楷溫潤，一筆不荀，錄其贈梅畹華（蘭芳）再疊「花、茶」韻的七律三首，詩翰並美，可稱雙絕，惜於十年動亂中失去，今惟《趨庭隨筆》猶存，重讀一過，頗興懷舊之思。
《趨庭隨筆》有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自序，略謂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蓋無一、二年離父母之側，斯卷涉及經史者，多習聞庭訓，退而自記，凡於舊學有疑或弗知者，皆得於定省之時乞教於父。可知其書名即取《論語·季氏》的「鯉趨而過庭」之故實，與宋范公偁把自己的筆記取名為《過庭錄》，用意相同。
筆記這種體裁，無論記敘、議論、考據、辨證以及抒情志感等，信筆所至，無所不宜，內容與形式最為自由。所以從前的士大夫解職歸田或晚年倦於著作，多喜追述舊聞，以消暇日。宋人的不少雜記，往往非公餘瑣錄，即林下閒談。明清兩朝談掌故、記時事之風較前益盛，至近代而不衰。《趨庭隨筆》亦為作者退閒後雜記，雖涉及經史，間雜考辯，實際其中最有價值的還是談掌故、記時事的部分。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撰文敘事，有時由於忽略當代典制，而違真失實。如林琴南（紓）為梁星海（鼎芬）作《補樹圖記》雲德宗之崩，梁入都欲叩謁梓宮，為袁世凱所阻，梁乃於旅館中寢苫枕塊，舉哀九日，為哭天子之禮。《趨庭隨筆》指出了此文記載之失實，謂梁官止按察使，本不能叩謁梓宮，況是時孝欽（慈禧）既死，袁方自危，何暇問此？且內外官哭臨，初非袁所能禁抑，至以寢苫枕塊，舉哀九日，為哭天子之禮，似亦無據。又雲是年大喪，多不循制，三品官以下，例應在景運門外行禮，乃京朝官咸集乾清門，梁獨蒲伏景運門外，號哭有聲，惜琴南未之見耳。《趨庭隨筆》這段話，根據典制、事實，駁正了林紓之說的疏舛，是確鑿可信的。
又馬通伯為吳摯甫（汝綸）門人，作《桐城耆舊傳》，雲摯甫任冀州知州時，嘗謁李鴻章，適張廉卿（裕釗）辭蓮池書院院長，李憂其繼任者，摯甫曰：「無若某矣。」李欣然許之。明日，吳即以院長名義拜李。《趨庭隨筆》的作者，引其父叔海先生的說法，謂舊制藩司初擢巡撫，其見督、撫，仍由甬道東角門入，坐官廳，然後督撫開暖閣門延之。吳摯甫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猶是督撫屬吏，次日以院長名義拜李，殆非事實。此條據典制，以駁傳聞之謬，理由亦甚充足。
《趨庭隨筆》所述清末民初達官、名士的軼聞，亦多可采。如敘光緒季年，日本名詞盛行於世，張孝達（之洞）自鄂入湘，兼管學部，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雲「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當時學部擬頒一檢定小學教員章程，張以「檢定」二字為嫌，思更之，迄不可得，遂擱置不行。張之洞於新名詞深惡痛絕，甚且「以詞廢事」，亦甚可笑，官場如戲，於此可見。
戊戌政變失敗後，袁世凱權勢日盛，成為朝野矚目的人物。辛亥革命後他又竊據了大總統的職位。《趨庭隨筆》敘及其自民國二年以來，已隱有帝制自為之意。民國四年，作者在司法部長任內，自東北視察司法歸來謁袁，於時政頗有譏評，袁甚不懌。作者上章請辭，袁擬立免其職，秘書長張一麐勸其慰留，袁雖勉從，而正色謂當時侍側的王式通：「汝告江庸，以後但做官，少說話。」他是飾非拒諫、只願屬員唯唯諾諾，聽其擺布的。此段所記，出於自身的見聞，頗能顯示袁氏的驕橫之態。《趨庭隨筆》又記蔣作賓公使，歸自德國，與胡維德、王念劬共飲於北京忠信堂。飯罷，蔣胡均欲付資，爭不能決，請王評判。王毫不猶疑，即應曰：「蔣公使無資格付錢！」作賓曰：「理由安在？」王答：「誰叫你叫蔣作賓呢！」維德大為稱快而散。又記籍忠寅（河北任邱人，工詩）性最迂緩，其時鐘照例撥快二小時，雲如此則僕人相促，不致爽約；其乘火車十恆誤九。作者嘗送客至東車站，見火車已動，忠寅始至，乃戲謂之曰：「君非乘車，乃為火車送行耳。」以上兩條所敘，雖瑣屑無關史料，亦頗有趣。如果分門別類，可如《世說新語》之入「言語」、「排調」二門。
頤和園為北京名勝，春秋佳日，游者雲集，其後湖之濱有眺遠齋，前隔高牆，實難望遠，命名之義，似不可解。《趨庭隨筆》敘及此齋云：
甲戌三月，僦居頤和園眺遠齋。齋在後湖頭，門臨小阜，雜樹蒙蔥，遠矚湖流，回合幽邃。夏時藕花尤盛。然齋名眺遠，實不能遠眺。以地居山背，齋又無樓，雖階陛少高，前湖樓閣，悉為巒樹蔽虧，命名之義，殆不可解。考之園籍，齋即孝欽昔日看會之處。故又呼為看會殿。四月，妙峰山香會，從牆外經過，乃近牆構築以備看會之用。然就地觀察，牆高丈余，牆外香會，齋中實難目睹，何以當日專為看會不築一高樓，而建此低平之齋？尤難索解。嗣聞園役談及園牆舊日頗低，民國三年，項城擬徙遜帝於此，乃增高五尺。始恍然此齋實便於看會；即眺遠之義，亦非不符。眺遠，非眺園中風物，乃從牆外遠眺耳。
作者通過對此齋的實地考察與園役的說明，弄清了園牆高低的今昔不同，既使讀者明白眺遠之義，也知道了有關的史事。這些材料，如不即時查問，筆之於書，後人是無法找到的。《趨庭隨筆》還提及眺遠齋門外舊有箋紙橫額，民國初年為風颳去，擬補書而不曉何字，遍查園中記載，迄不可得。幸園中老宮監王姓者，還記得額上所書為「瓊敷玉藻」四字，並雲當初慈禧太后每看香會，必有頒賞，領賞者皆稱某年某月某日在「瓊敷玉藻」傳差一次。這一項有關頤和園的掌故，亦幸其時老宮監猶存，本書作者得以載入筆記，否則人亡事過，亦難再訪詢矣。
《趨庭隨筆》一卷，字數四萬左右。初版於1934年，由北京朝陽學院出版部發行，北京和記印書館印刷。印數不多，亦未再版。上文摘述數節，是想讓讀者知道有這一部書，其中部分資料，對研究近代史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書內論及古籍的部分，引文疏舛較多。我打算把它校勘一番，加上標點，並附簡注，謀求重印，以公同好，紀念和我只有一面之緣的老前輩江翊雲先生。
一九八二年三月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