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筆記論叢 · 小說與史實

一般說來，文學作品如小說、戲劇之類，可以根據傳說，演飾擴展；或者虛構情節，創造典型。歷史著述，則應秉筆精嚴，論敘合於實際。但我國古代史籍，往往兼采傳說，並不排斥怪異之談。如《左傳》、《戰國策》、《史記》等等，就常把神話傳說當作史實來記載，而且夾雜著一些鬼怪妖異的故事。如《左傳》記齊襄公指使公子彭生害死魯桓公，又殺彭生以塞責。後來襄公在貝丘田獵，見到一個大豕，從者說這是公子彭生。襄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隨即為叛臣所殺（事見桓公十八年、莊公八年），此實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冤鬼報仇的故事之濫觴。《史記·刺客列傳》記豫讓要剌殺趙襄子，給智伯報仇，伏於橋下，為襄子從者所獲，豫讓請擊襄子之衣，以示報仇之意。襄子使人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然後伏劍自殺。唐司馬貞《索隱》云：「《戰國策》曰：『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擊衣出血，襄子因而死亡，事本荒誕；所以司馬遷略去不書；今本《戰國策·趙策》亦無此內容，當係為後人刪去。此二例俱足以說明古史之不免語涉神怪。又南朝宋劉敬叔所撰志怪小說《異苑》，載晉宋人如陶侃、張華、溫嶠、郭澄之、謝靈運等軼事奇聞不少。如記晉惠帝時武庫失火，燒了庫中所藏的漢高祖斬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張華見到此劍穿屋飛去以及有人拿著三丈長的鳥毛給他看等等，即為《晉書·張華傳》所錄入；所敘溫嶠牛渚燃犀之異，亦見《晉書·溫嶠傳》。《世說新語》內的故事，為《晉書》採用的尤多。可見小說與傳記，內容往往雜糅；奇聞和事實，真偽亦常相間。我國古代文學與史學的界限，有時很難於嚴格劃分。 至於歷代筆記中所述朝臣嘉話、名士風流之類，雖皆確有其人，而事多附會，一經核實，即不免矛盾百出。如五代後周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上「牽紅絲娶婦」一條云：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為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此節記敘，頗饒情趣，為後人所艷稱，「紅絲牽繫」一直被用為婚姻結合的典故，但其事則不符史實。宋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一「淺妄書」一條中已指出其謬。按郭震字元振，於公元656年（唐高宗顯慶元年）生，公元713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卒。在中宗神龍間曾官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睿宗立後，先召為太僕卿，後進同中出門下三品，為宰相之職。玄宗初年，以演武失玄宗意，將斬之，赦死流放新州。張嘉貞於公元666年（高宗乾封元年）生，公元729年（玄宗開元十七年）卒。在玄宗開元間遷中書令，時元振已早逝，焉有為婿之事。且以年歲論，張嘉貞比郭元振還小十歲，是沒資格作元振的老丈人的。 又明唐伯虎（寅），一字子畏，號六如，在弘治、嘉靖間頗負盛名，詩文並美，書畫俱精，文採風流，照映當代。其傭書娶秋香的傳說，喧騰眾口，小說戲劇，踵事增華，今且演為電影，以致老幼皆知，號為嘉話。究其實際，則亦屬子虛。清褚人矱《堅瓠集》四集卷四「唐六如」一條云： 華學士鴻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飲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獲配秋香之誣，袁中郎為之記，小說傳奇，遂成佳話。 褚人矱的意思本要表明唐伯虎獲配秋香之誣，乃由華鴻山（察）與伯虎舟中結交，其小姬窺簾而笑的情節附會而成；而不知他自己的這個說法，也是以訛傳訛，並無其事。因為唐寅比華察大二十七歲，卒於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華察則於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才中進士，官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當然更在其後。此條謂華學士與唐解元訂交，誤記失考，自不待言，今唐伯虎集中有《嬌女賦》，當即褚人矱所說的《嬌女篇》，實亦與華鴻山無涉。 從文學的角度看，元振牽紅絲，伯虎配秋香，雖人事乖舛，於史不合，並不影響其作為典故、嘉話而流傳。從史學的角度看，考證真偽，辨別是非，又不容含混。文學創作，既然涉及真人，其虛構部分，亦應以現實為基礎，綜合概括，豐富充實，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學與史學統一起來，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