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筆記論叢 · 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一） 隨著晚清政治的腐敗和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產生了大量的「譴責小說」。許多文人有意識地以小說為武器來抨擊時政，提倡維新與革命。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和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曾孟朴的《孽海花》同稱為「譴責小說」的代表作的。這部小說於1903年開始在梁啓超主辦的《新小說》月刊上連載，後來出單行本。它產生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0）以後，辛亥革命（1911）之前，正是清帝國瀕於崩潰的時期。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主角九死一生奔父喪開始，至他經商失敗而告終。通過這個人物二十年的見聞，廣泛地揭露了清末社會的黑暗，特別著重於表現官場的醜惡，並從側面描繪出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第二回中說，九死一生二十年來所遇到的不過是「蛇鼠蟲蟻」、「豺狼虎豹」、「魑魅魍魎」等三種東西，幸而沒被那些東西所害，因此自號「九死一生」。而全書除去第一人稱的「我」和吳繼之、蔡侶笙等有限幾個正面人物之外，幾乎都是反面人物。這就反映出了作者對他所處的社會的憎恨與批判的態度。雖然吳沃堯不是革命者，他並沒有想到推翻那個社會，對那個社會的黑暗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也還不能有深刻的本質的認識，但是他在書中所表現的憤慨情緒、反抗精神，是和當時愛國的人民大眾的思想情感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作用。 這部書的反封建內容，是從官僚地主的家庭醜劇和官場黑幕兩方面來錯綜地表現的。它剝落了許多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的假面具。如九死一生的伯父這個小官僚，滿口仁義道德，卻乾沒了死去胞弟的金銀，把一張廢官照給自己的侄子，一再欺騙孤兒寡婦（二回，六十四回）；高談理學，見人就講作孝子賢孫的大道理的符彌軒，經常虐待祖父，幾乎用凳子把祖父打死（七十四回）；他們的言和行判若兩人。作貨捐局稽查委員的莫可文，不僅冒了已故的弟弟的名字去作官，還引誘弟婦作了他的夫人，後來竟公然就把這位夫人「公諸同好，作為謀差門路」（九十八至九十九回）；齷齪無恥已達極點。另一個叫黎景翼的，則為了圖謀家中的一點財物，用毒計逼死胞弟，把弟婦賣到妓院（三十二回）；一個買辦的兒子竟指使強盜到自己父親那裡搶劫放火（二十九回）；旗人苟才，為了巴結上司，發財升官，竟強逼寡媳去給總督作妾（八十八回），而後來他的兒子卻和他的姨太太通姦，謀殺了他（一〇五回）。這些人利慾薰心，已墮落到禽獸不如的地步。這些「怪現狀」，真令人毛骨悚然，有力地說明了封建社會末期宗法制度、倫常觀念的總崩潰。這也正是封建統治階級面臨滅亡前夕的淫佚生活的具體反映。 清末吏治的腐敗，官僚的昏庸，貪污狼藉，賄賂公行，比以前許多朝代更加厲害。作者用不少篇幅，以憤激之筆淋漓盡致地揭露官場的黑暗，是有意義的。閩浙制軍把價值九萬兩銀子用珠寶作成的牡丹花送給宮裡有權勢的太監，不久就調任兩廣總督（七十五回）；苟才獻媳之後，緊跟著就得到兩個闊差事（九十回）；這都是典型的例子。一個制台衙門的幕僚明目張胆地把州縣官買缺的價錢寫在摺子上，拿摺子請人「點戲」，並說按照上面開的數目送錢就能得到那個官（五回）；一個總督的戈什哈直截了當地對總督訴苦，說向江都縣令吳繼之索賄不遂，請予作主，那位總督就說吳繼之糊塗，不能作官，而撒他的職（六十回）。這可見買官鬻爵已成公開的秘密，而貪污受賄，正是上行下效，不以為怪的。 吳沃堯並沒把官場的黑暗當作個別的現象。他筆下的太監、軍機、督、撫、司、道以至縣令、胥吏，不拘上下大小，無一不貪，這是符合事實的描寫。在第二回中他已暗示官即是賊，後面又用吳繼之的話說明歷來的督撫沒有一個認真剔除弊病的。因為除去弊病就無法「調劑私人」（十四回）。而查辦案件的欽差大臣也只是貌為嚴厲，虛張聲勢，一樣地貪髒枉法，得到錢就偃旗息鼓而去，什麼也不查辦了（八十七回）。他告訴我們，官場的事情是「靠著奧援和運氣」，「朝內無人莫作官」（三十八回）；作官的秘訣是「不怕難為情」（一百回）。當時扶搖直上的往往是那些良心盡喪、廉恥全無的卑污小人，比較正直廉潔的在官場中就不會得意。所以有靠山善鑽營的江寧藩司惠福，被參後倒升了巡撫（九十二回）；而無錢行賄的榜下知縣陳仲眉，長期得不著差事，窮得自縊而死（十四回）。這個鮮明的對比，生動深刻地揭示了官場的內幕。作者不僅憤慨地說：「這個官竟不是人作的」（五十回），表現他對那些官吏的憎恨和蔑視，而且把諷刺的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拿官當貨物，這個貨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賣」（五十回），說明封建制度和賣官鬻爵的風氣乃是貪污腐化的根源。儘管吳沃堯並不是真正反對封建社會的根本制度，但這話卻使讀者能夠得到本質的認識。這不能不說是顯出作者膽識的地方。 官能用錢買，什麼人都可以作官，一般人作官又只是為了搜刮民財，作威作福，真正關心國計民生的寥寥無幾，所以晚清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昏庸到了驚人的程度。江蘇巡撫惠福看到徒陽河岸堆積著許多從河裡挖出的泥土，就下令把泥土用輪船運到南京去墊馬路，弄得勞民傷財，怨聲載道，方才罷休（九十三回）。這樣的糊塗蟲作了督撫，那一省的吏治還用問麼？另一位總督竭力提倡蠶桑，動用了不少公款，都被下屬中飽。當他要「踏勘桑田」時，縣紳們弄了些假桑園就把他給矇騙過去，可見他是多麼愚昧（七十八回）。即使他真要有所作為，也一定是什麼都搞不成，更不要說只是為裝點門面了。 當時的官辦企業也一樣是黑幕重重，腐敗不堪。製造局的一個畫圖學生趙小雲學成了很好的本領，而總辦不給他派差事，原因是這位總辦曾有一兩次在街上碰見了趙小雲坐馬車，認為他浮華。於是趙小雲還是個「學生」的名義，一個月只能拿四吊錢的膏火；他就常常用公家的工料，作了私貨來賣錢。作者借方佚廬之口慨嘆地說： ……本來為的是要人才，才教學生；教會了，就應該用他；用了他，就應該給他錢；給了他錢，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車坐馬車呢？就如以前派到美國去的學生，回來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頭當洋行買辦當律師翻譯的。我化了錢教出了人，卻叫外國人去用，這才是楚材晉用呢！（二十九、三十回） 以一己之偏見，故意壓抑人才；或擠得留學生也除去投靠外國人以外，沒有別的出路；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可見不徹底推翻封建統治，「富國強兵」，「興辦企業」都不過是一句空話。吳沃堯站在愛國的立場，當然會對這種事流露出憤激之情。另外如寫堂堂的學台竟搞販賣人口的勾當，這也暴露了滿清官吏醜惡面目的一面（八十回）。 作者還以極大的憤慨抨擊清朝大員的卑怯昏庸和妄殺無辜人民的罪惡行為。廣州的督撫偶然接到一封洋文電報，說有人私運軍火，挖成地道，圖謀不軌，就立即調來重兵，宣布戒嚴，如臨大敵，並把自己的內眷遷到外地的鄉紳家去避難。而那些士兵實際等於強盜，不是借檢查行人的機會掠奪財物，就是無故地欺侮百姓；兇橫強暴，無所不為。後來暴動之說並沒證實，卻仍然抓了二十多個人，糊裡糊塗地殺掉，算是了卻一樁公案（五十八至五十九回）。作者寫九死一生和棧房裡一位客人的談話道： 一天正在客廳里閒坐，同棧的那客也走了來道：「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我們可以走了。」我問道：「這話怎講？」他道：「今天殺了二十多人，你還不知道麼？」我驚道：「是甚麼案子？」他道：「就是為的前兩天的謠言了。也不知在那裡抓住了這些人，沒有一點證據，就這麼殺了。有人上了條陳，叫他們僱人把萬壽宮的地挖開，查著那隧道通到哪裡；這案便可以有了頭緒了。你想這不是極容易極應該的麼！他們卻又一定不肯這麼辦。你想，照這樣情形看去，這挖成隧道，謀為不軌的話，豈不是他們以意為之擬議之詞麼！此刻他們還自詡為弭巨患於無形呢！」說罷喟然長嘆！ 這個故事表明了清朝統治者在辛亥革命前夜，為了維護他的搖搖欲墜的政權，雖然仍舊毫不放鬆地殘酷地鎮壓人民，但同時也非常畏懼人民的威力。因此聽到一點風聲就覺得草木皆兵，驚荒失措。吳沃堯這段描寫，歷史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無罪而戮民」，正是他對這些酷吏的嚴正譴責。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多方面刻畫出晚清社會的陰暗：欺騙、陷害、敲詐、姦淫、凌弱暴寡，巧取豪奪，無奇不有。其中有假冒招牌牟利的市儈（二十八回），有用假法術騙人的道士（三十一回），有圖財害命的醫生（一〇四至一〇五回），有出賣把兄的把弟（五十四回），有吞沒幹女兒財物的太史（一〇二回），有殺死妻子布置圈套陷人於死的洋商（五十六回），……到處是勾心鬥角，機詐百出。而騙取珠寶店掌柜夥友錢財的騙子竟就是那個珠寶店的東家（五回）。真乃幻中生幻，令人咋舌。作者不僅對這些人深惡痛絕，並且深刻了解他們的伎倆，所以能入木三分地勾勒出他們的醜態。在寫「魑魅魍魎」的同時，他特別從正面頌揚了自食其力、心地善良的勞動人民惲老亨、惲來父子，指出：「官場士類商家等都是鬼蜮世界，倒是鄉下人當中有這種忠厚君子，實在可嘆。」（五十七至五十八回）作者的鮮明愛憎，正顯示了他的思想的民主成分。至於寫陳稚農死於色癆，一般無聊多事的人卻說他是孝子殉母，替他徵文表揚，以彰風化（八十六回），這又是對士大夫中那些欺人自欺、虛偽、矯飾的風氣的批判。 清朝統治者自道光以來，在英、法、日本等強敵面前屢遭挫敗，銳氣大減。對外態度由自命「天朝」的驕狂一變為奴顏婢膝的卑怯。而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因此也愈加猖狂。生活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吳沃堯，深深感到受帝國主義壓迫侮辱的痛苦，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他憤怒地抨擊了清朝統治者的投降政策、失敗主義。中法戰爭時，一艘中國兵輪的管帶看見海內有一縷濃煙，疑為法國兵艦，於是開放水門，將船沉下，捏報倉卒遇敵，致被擊沉（十四回）；馬江之役，那位會辦軍務的欽差（指張佩綸）聽見一聲炮響，嚇得馬上逃走（十六回）；這種未見敵而先潰的可恥的怯懦行為，正是失敗主義的表現。中日因朝鮮問題開仗，駐在平壤的葉軍門一見日軍到來就害怕得不得了，立即寫信給日本軍官，搖尾乞憐，哀求放他領軍撤退，把平壤送給日本（八十三回）。這種喪心病狂的賣國行為，更令人痛恨。相形之下，那個總兵藍寶堂敢在疆海戒嚴的時候炮轟不肯停駛的外輪，並和該國領事據理爭辯，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四十七回）。作者雖然寫了這個人物的許多無賴行為，卻特別讚揚這一「爭氣」的舉動，可見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場是很鮮明的。 因為統治者懼外成病，所以辦外交的時候，不論事情大小，總是有敗無勝。「見了外國人，比老子還怕些」（五十回中語）。一個外國人勾結當地的中國流氓，要強占廬山牯牛嶺的土地，地方官不敢作主，請示上司，號稱老外交家的大臣竟居然給那裡的總督寫信說：「台灣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給日本，何況區區一座牯牛嶺，值得什麼？將就送了他罷。」（八十四至八十五回）一個鄉民的牛偶然踐踏了外國人的花，這個鄉民就被中國官判了枷號遊街一個月，還要重責三百板；反倒是那個外國人去代為求情，才放了他（六十七回）。不惜把領土主權拱手讓給外國，不惜迫害善良的人民以媚外，這都生動地顯示了統治者對帝國主義的依賴關係，就是靠帝國主義撐腰來維持封建政權。書中所寫賣豬仔一段是對帝國主義者罪惡的有力暴露：外國人把中國人騙去當苦力，惡毒地剝削、折磨，使他們沒有生活的希望。而滿清統治者明知自己的百姓在忍受著無比的苦痛，卻是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一任外人欺凌；於是外國人更加肆無忌憚地蹂躪和奴役中國的百姓。茲摘引小說中所寫何理之的一段談話來說明： 理之道：「賣豬仔其實並不是賣斷了，就是那招工館代外國人招的人。招去作工，不過訂定了幾年合同。合同滿了，就可以回來。外國人本來招去作工，也未必一定要怎樣苛待。後來偶然虐待了一兩次，我們中國官府也不過問。那沒有中國領事的地方，不要說了；就是有中國領事的地方，中國人被人苛虐了，那領事就和不見不聞，與他絕不相干的一般。外國人從此知道中國人不護衛自己的百姓，便一天苛似一天起來了。」 在這裡，作者明白地指出外國人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中國人（指清政府）不護衛自己的百姓」（五十九回）。這些描寫，寄託著人民的憤怒與譴責。這是本書受讀者歡迎的原因之一。 從反對帝國主義出發，作者對那些甘心當洋奴作買辦巡捕之類的中國流氓也非常憎恨。靠霸占別人的洋貨店、作「空架子」生意被外國人請去當買辦的李雅琴，捐官發財之後給母親作陰壽來擺闊，卻借別人家老太太的遺象來冒充自己的母親的「喜神」，鬧出許多笑話（七十九回）。作者以嬉笑怒罵之筆刻毒地嘲諷了這個依仗外力剝削中國人民致富的市井無賴。書中寫一個洋巡捕無原無故地把中國守備拉到捕房去監禁、打板子以泄私憤，又側面表現出外國人在中國是怎樣的氣焰萬丈，騎在人民頭上（十回）。作者在回目中明白地稱之為「惡洋奴」，予以有力的鞭撻。這兩件事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中有代表性的「怪現狀」。 由這部書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帝國主義者不僅以堅甲利兵對中國進行武力的威脅；而且也在多方面地進行經濟和文化的侵略：設教堂，開買賣，霸占土地，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進而干涉起中國官員的行動來。如記一位住在重慶的某觀察，由於錯誤地認為從煤里可以提出煤油，於是打發人到外頭煤行里大量地收買煤斤，以致四處的煤價全部昂貴起來。駐紮重慶的外國領事知道這事之後，就請重慶道去問某觀察收這些煤作什麼，並勸他不要再收，「免得窮民受累」（八十一回）。這說明了外國人對中國的內政是多麼注意！「免得窮民受累」的堂皇正大的幌子，正是帝國主義干涉的藉口。作者看清了帝國主義對中國垂涎三尺圖謀瓜分的情況，並以中國的不務實學無法對付那些強國為恨。他通過王伯述談出了這個意思： ……此刻外國人都是講究實學的，我們中國卻單講究讀書。讀書原是好事，卻被那一班人讀了，便都讀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作了官，他在衙門裡公案上面，還是飲酒賦詩；你想地方哪裡會弄得好，國家哪裡會強。國家不強，哪裡對付那些強國。外國人久有一句話說，中國將來一定不能自立，他們各國要來把中國瓜分了的。你想，被他們瓜分了之後，莫說是飲酒賦詩，只怕連屁，他也不許你放一個呢！（二十二回） 這一段話說明吳沃堯想到中國被瓜分以後的慘狀，迫切地希望「富國強兵」以御外侮；具體表現出他的「救世」愛國的思想。由此也更可以認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反對和憎恨帝國主義、官僚、買辦的傾向性。 作者刻畫的洋場才子，都是些空疏不學的輕薄之徒，表面似乎清高狂放，骨子裡卻是卑污無恥。其中有的花錢請槍手捉刀作詩，用自己的名字去登報；有的把別人的題畫詩攘為己有，卻張冠李戴，用題梅花的詩去題桃花，甚至連杜少陵和玉溪生是誰都不知道，還自命為「大詩人」。這都是作者所鄙薄的，所以他在「竹湯餅會」那一段中淋漓盡致地描寫出這些人的笑柄，否定了當時文士趨利求名不講實際純盜虛聲的風氣（九、三十五、三十八等回）。阿英同志說這部書「包含了一部新儒林外史」，①是對的。此外，吳沃堯還反對科舉。他的筆鋒觸及了試場，揭露出看著非常莊嚴肅穆的文闈實際上充滿了黑幕。試官用鴿子向外傳題目，賣關節；考生因在文章開頭寫了兩句笑話引起試官注意而被取中（四十三回）。可見封建科舉制度形同兒戲，只是麻醉、欺騙人民的工具而已。 全書所寫的雖然只是北京、上海、南京、廣州、香港等大城市的情況，卻反映了清末整個中國社會的面貌。末尾寫的幾個正面人物的淒涼下場，一方面流露了作者的一些悲觀沒落情緒，方面也說明了比較正直的人不能容於那樣的黑暗社會，益見這部作品之為「憤書」。 （二） 由全書來看，吳沃堯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強烈地仇恨殖民主義，反對「甚至於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的崇外思想；他毫不掩飾地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所造成的罪惡，對官僚買辦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和無情的抨擊。對婦女問題和婆媳關係，吳沃堯也有比較開明的看法，都由「九死一生」姊姊的談話中表現出來。他認為女子應該有出入行動的自由，不怕「拋頭露面」；他指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條，「誤盡了天下女子」（二十一回）；他反對「拿女子作題目來作詩填詞，任情取笑」（四十回）；他覺得婆媳不睦，「總是婆婆不是的居多」（二十六回）；這些全是新穎、進步的見解。他還主張禁吸鴉片，反對作八股文，也有著進步意義。但是他對封建制度（尤其是一些根本制度）並沒有全盤否定，他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仍舊未能離開封建道德的標準。如他憎惡腐朽、昏庸、貪污、殘暴的官吏，而不知道這正是封建王朝的必然產物，甚至他還把肅清貪污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的治者身上，象記九死一生和吳繼之、文述農等人在一起吃酒行令，吳繼之出的「光緒皇帝有令，殺盡天下暴官污吏」這個謎語，就反映出這種思想（六十六回）。這是和封建社會中一般士大夫的對皇帝存有幻想，並無差別的。書內所寫九死一生的伯父，是一個非常虛偽、奸詐的人物。他乾沒了九死一生亡父遺留的金銀，和九死一生的母親耍無賴，行為極端卑鄙，作者卻還通過九死一生之口說：「……然而兄弟積了錢給哥哥用了，還是在家裡一般，並不是叫外人用了，這又怕什麼呢！」（二十四回）作者這樣曲予回護，很清楚地是表現「子弟不敢非議家長」的意思，是在宣揚封建道德。吳沃堯雖然對婦女問題有些進步的見解，可是另一方面他還認為女人只要讀了「女誡」、「女孝經」之類的書，能夠明理，「德性」自然就有了基礎；可見他依然很頑固、保守。 由於思想見解的局限，吳沃堯對當時的現實，不可能有完全、正確的認識。他認為社會的黑暗，人的墮落，是道德敗壞的結果，主張推行教化，恢復舊道德（二十一回九死一生的姊姊的議論）；這顯然是一種開倒車的想法。他認為中國不如外國，是因為單講讀書不講實學的原故，必須澄清吏治以富國強兵（二十二回王伯述語）；這又是不從本質上來看問題的。他並沒有進行革命推翻當時那個社會的意思，不過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看不出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前途；只是從愛國救世的個人善良願望出發，面對殘酷的現實，既無力與黑暗勢力抗爭，又恥於妥協；於是產生了消極、頹廢、逃避的想法；使全篇充滿悲觀、厭世的情緒。這不能不說是這部書的嚴重缺點。 從寫作方面來看，這部書的語言曉暢流利，是當時相當成熟的白話。描寫人物，刻畫場面，有的也很細緻生動。如七十四回符彌軒夫婦辱罵祖父那一段就寫得很好。符太太罵的那幾句：「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就應該死的了，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的人還活著的」，正是一個潑辣蠻橫的女人的聲口；「符老爺喝兩杯，罵兩句」以及「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著叭兒狗玩」的小動作，很突出地表明了他們是怎樣地不拿祖父當人。五十一回寫某輪船公司的督辦在吃飯時看見窗外一個美女，就喜極忘形地把正要往嘴裡送的雞蛋塗在鬍子上，以至弄得那些蛋黃「凝結得圓圓兒的，倒象小珊瑚珠兒掛在上面，還有兩處被蛋黃把鬍子粘連起來的」。這又活畫出這位「大人先生」的色情狂的醜態。這類細節描寫都是有助於表現人物的。六十四回寫尤雲岫重見九死一生時，久別不能相認，卻還要假裝熟識：「連忙站起來彎著腰道：『嗄！咦！啊！唔！哦！哦！哦！認得！認得！到哪裡去？請坐！請坐！』」連著用幾個不同的語氣詞把他的茫然失措的神情形象地展示出來，寫得也很成功。有的地方還能適當地運用白描的寫法，以人物本身的言行表現他的思想品質，使讀者根據一連串的事實或對照前後情節，便能了解書中所寫的是怎樣一個人物。如寫九死一生的伯父就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②而對他和劉三小姐的暖昧關係，則學《紅樓夢》的曲筆，通過家人吞吞吐吐的敘述和黨不群畫龍點睛似的旁敲側擊，委婉地透露出來，這就比正面描寫更加深刻有力。此外如寫九死一生的機警多才，任俠仗義；蔡侶笙的正直耿介，篤於友情；都能把他們的性格特徵刻畫出來。但作者對他要極力讚揚的吳繼之反倒寫得很平庸，不能給人深刻的印象。這是因為沒有選擇有代表性的事件放在特定的環境中來描繪的原故。至於寫反面人物則往往誇張失當，溢惡違真。如寫苟才，即多摭拾現象來傾瀉自己的憎恨，並沒寫出更多的本質的東西，也沒很好地展開這個人物的內心活動，使他成為典型。象第六回和第四十一回諷刺擺窮架子檢芝麻吃的旗人和貪小便宜在別人油鍋里炸鵪鶉的破落戶，也不免形容過分，使人覺得不真實。這部書中除去一些重要人物反覆出現於前後各回外，都是一人一事不斷上場，隨時起訖，和《儒林外史》一樣，「雖雲長篇，頗同短制」，③把許多獨立的小故事全通過「我」的線索連貫起來，情節的穿插和過度比較好，結構實優於《官場現形記》。但記述異聞，失於貪多，交代事實，或用倒敘，有的地方顯得拖沓、累贅。如八十六回末尾寫苟才來訪吳繼之，下面就以三回書追述苟才的往事，中間又插上一大段葉伯芬逢迎上司的醜劇，然後再轉過筆鋒來寫苟才，直到九十五回才說明苟才到滬訪吳繼之的原因，接上前面的話頭。把苟才的事分成兩截，而且所寫葉伯芬的伎倆也和苟才的行為大同小異，並沒有什麼代表性，放在這裡，更增加了結構的臃腫。這又是疏於剪裁所造成的缺點。 以上這些缺點的產生，除去作者的立場和思想的限制之外，時代社會的影響、作者的創作方法上的缺欠和寫作態度的不嚴肅，也是主要原因。在清末那個面臨崩潰的封建社會中，社會現實的醜惡，日益加劇；使愛國的作者控制不住自己的憎恨與憎懣，急於抒發出來；於是，激動的情緒，往往多於冷靜的觀察；寫小說遂如報紙之發表新聞，惟求迅速及時，以儘量地傾瀉牢騷，揭露罪惡；加上文章是在刊物上連載，要迎合一般讀者的口味，只重奇聞，不求典範；而且落筆草草，對於題材不能很好地熔鑄錘鍊，割愛剪裁，撰小說也和筆記一樣地羅列事實，僅僅加上一點文字上的貫串和組織，或者簡直就把筆記的素材，直接搬進小說中去；以致連篇累牘，小異大同，揭露描寫的大都是表面上的現象，不能顯示事物的本質。攻擊得儘管激烈，而不能切中要害；諷刺得似乎尖銳，而不免流於淺薄；吳沃堯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正是如此。 由此可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官場現行記》之類的作品，所以被魯迅稱為「譴責小說」，不只是因為它們在文字上「辭氣浮露，無筆藏鋒」，④刻露淺薄，不如《儒林外史》的含蓄深刻；主要地還在於：（1）不能冷靜客觀地「秉持公心，指擿時弊」；⑤（2）不能深刻細緻地觀察，表現事物的本質，沒有掌握「概括現實，創造典型」的現實主義的寫作原則。 （三） 這部書是吳沃堯的「低回身世之作」，⑥其中影射著當時許多名人，也包含了他自己的經歷；有不少故事是以真人真事為模特兒的。如三十二回黎景翼逼死胞弟事，即據作者的《我佛山人筆記》中的「果報」一節寫成；六十八回九死一生之「戲提大王尾」亦見《我佛山人筆記》內「金龍四大王」條，是作者自己的事。大王的神靈附在一個兵士身上，大罵李鴻章的情節，取自清薛福成《庸盦筆記》卷四「水神顯靈」一條，略加變化。二十六回寫臬台作賊事，亦系清代為大家所熟知的傳說，清人筆記於此多有記載，雖眾說不免紛歧，但主要情節大致相同。其中玉冊道人之《珊海余詼》卷十一所記知府偷富室的珠寶事，與吳沃堯描繪者最為類似。其文如下：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富室，時失珠玉重物，案久不能破。官嚴比，捕役患之，邀精幹數人，分路緝捕。並於大戶殷實家，代為邏察。三更後，忽有持燈而來者。衣短黑衣，外罩一蘭色袍。過一井，將燈懸井內，以袍復之。役於暗處步其後，至高墉下，飛騰而上，未幾，負一小匣出。跡之，至府廨後垣，躍入。捕飛一刀擊之，不中。復擲一磚，中額。捕不敢入，命諸役環守之。天明不出，密稟大令。晨往，將府中書役並當差水火夫等，逐一查點，無傷額者。謁守，守辭以疾。令自言稍知歧黃，請入內視脈，不得己見之。兩手脈無恙，惟以烏紗帕裹額，微有血痕。問之，曰頭風。令大疑，密稟上憲，備述其狀。使兵役圍署搜之，得真贓，招失主認領。撫軍奏聞，上大駭，曰：「知府中有若輩乎！」飭令制軍嚴訊，始知先為積猾，得巨金，援例部選也。訊既為官何復爾爾？曰：「故智復萌，情不自禁，所謂經營長物無饜足也。」遂從重置法。 可見吳沃堯是「亦販舊作，以為新聞」的。⑦又近人江庸的《趨庭隨筆》載有朱之榛的故事云： 平湖朱之榛竹石者，椒堂漕帥為弼之從孫也。官江蘇垂四十年，中歲失明，人皆以朱瞎子呼之。以候補道員十署按察，兩署布政，最後乃受淮陽道，亦未到任。朱雖盲於目，而才幹過於人，記性龍絕。每日治官書，（充牙厘局總辦最久，雖署藩臬，仍兼之。）令人誦之，入耳輒不忘。恆口占批牘，洋洋千言，靡不中事理。其見僚屬，必先排定座次，所問皆適如其人，無一泛語，不似當日達官見屬只言天氣寒曖而已。公餘即浼人讀通鑑及名臣奏議、古今文集。有投以著述者，覿面時輒能舉其某篇某句，往往評騭精當，真異才也。其於江蘇吏治得失，歷年陳案，皆爛熟於胸。而綜核財政，尤其所長，故督撫雖屢易，無不倚重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十八回「官場問案高坐盲人」一節中所寫的洪觀察，就是指的朱之榛。但只對其盲目大肆譏嘲，而埋沒其吏才，這也見出晚清譴責小說的作者，對於官場中人多加笑罵，不免溢惡違真的通病。 注釋： ①　《晚清小說史》第二章，17頁。 ②　魯迅語，見《中國小說史略》二十三篇，234頁。 ③　同注①，231頁。 ④　魯迅語，見《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298頁。 ⑤　魯迅語，見《中國小說史略》二十三篇，230頁。 ⑥　李懷霜語，見《晚清小說史》第二章，17頁。 ⑦　魯迅語，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3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