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筆記論叢 · 速寫畫·眾生相·史詩——讀《儒林外史》隨感

（一） 翻開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形形色色的人物，好像走馬燈似的，一一展現在我們面前。作者以敏銳的感覺，洞察世態；以細膩的筆觸，概括現實；機鋒所及，不僅文苑儒林，而廣泛地摹擬了人間的眾生相。有如畫一幅生動的墨筆山水，把明清封建社會的一角，用一個墨點渲染開來，使之深刻地反映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面貌。推而廣之，甚至可以說《儒林外史》反映了整個世界和全人類的某些共同之處，其典型性決不限於一地一國。在中國小說史中，它仿佛一顆明星，有自己獨特的光彩；又等於一部內容充實的傳記或一首清醇的史詞，讓讀者通過藝術形象，擴展眼界，了解人生，實際具有教科書一樣的作用。 作品是作家人格的試金石。作家要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才能寫出美好高尚的作品；而這種德操和境界，又往往在作品內得到進一走的提高。我看過子愷先生的《湖畔夜飲》一文，其中有幾句話：「別的事都可以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這真是至理名言，說得透徹極了。作家首先要懂得做人，然後才談得到作文；人與文不能分家，文人無行要不得。《儒林外史》之所以有價值，首先在於它的作者懂得做人——作一個真實的人，把自己的真實情感注入作品。至於刻畫人物，則無論稱美善良，歌頌隱逸，揭露虛偽，形容迂腐，一律白描，不加一語褒貶，這不只創作方法的運用，實際也表現了作者「含蘊內向」的深沉性格和「悲天憫人」的處世態度。 （二） 《儒林外史》以元末不肯出仕的王冕事跡作為楔子，引入正文；以明萬曆年間四位安貧樂道的市井奇人的言行結局，作者的崇尚隱逸，不慕榮名的用意，非常明顯。王冕少時隨寡母度日，家境十分貧苦，給隔壁秦老放牛，還常在柳陰下看書，因見雨後荷花之美，又學作畫。由於畫沒骨花出了名，諸暨的時知縣求他畫冊頁送給危素，為危素所賞，欲約一晤。知縣先差翟買辦下帖來請，隨又親自來拜，王冕都避而不見，但恐以此觸怒危素和知縣，就遠避濟南。後來還鄉，母親病故，王冕謹遵母訓，守墓家居，當吳王（朱元璋）向他請教何以服浙人之心時，他回答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嘆息稱善，大明建國，要請他出來作官，王冕聞此傳說，即逃往會稽山中。在捧詔官員到王冕家之際，「推開了門，見蠨蛸滿室，蓬篙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只得咨嗟嘆息了一回，仍舊捧著詔書回旨去了。」 王冕為歷史人物，這裡所寫，大體合於事實，而恬談雍容，翛然意遠，是作者使他更加理想化了。王冕回答吳王的話，強調「仁」字，顯示了吳敬梓所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和影響。作品還說：「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作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番表白，又可見吳敬梓之推崇王冕，實際是和他自己不赴雍正十三年安徽巡撫博學鴻詞科薦舉的心跡相一致的。 《儒林外史》的末尾，記述在南京的名士風流漸漸銷磨之後，市井間出現的四位奇人，是作者的思想傾向又一次的明確表現，會寫字的季遐年，書法自成一格。雖以賣字為生，卻是高興才寫，「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施鄉紳叫他去寫字，就被他迎著臉大罵一頓。平日不修邊幅，衣敝履穿，別人要買鞋送他，換一幅字，他也生氣拂袖而去。賣火紙筒子的王太，善下圍棋，曾把一位號稱「天下大國手」的馬先生殺得大敗，然後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地去了。開茶館的蓋寬，能詩善畫，少歷繁華，晚居貧賤，只有兩間房子，一間與兒子女兒住，一間賣茶，仍然瓶插新花，案陳古籍，坐在櫃檯內看詩作畫，十月里還穿著夏布衣裳，卻不肯向親戚本家去告貸。做裁縫的荊元，「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作詩」，他的朋友於老者請他到自己的花園中彈琴，「荊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感動得於老者悽然淚下。這四位奇人，各有個性和特長，而耿介安貧，自食其力，不肯趨炎附勢，是一致的。作者對他們的描寫，從「人到無求品自高」這一基本觀念出發，不加讚揚，即見襟懷。由此我聯想到黃山谷的《陳留市隱》一詩，小序說陳留市中有刀鑷工，和小女在一起生活，得錢即飲於市，醉則肩負其女行歌，不言姓名。山谷因陳無已為之賦詩，亦擬作云：「市井懷珠玉，往來終未逢。乘聞嬌小女，邂逅此生同。養性霜刀在，閱人請鏡空。時時能舉酒，彈鑷送飛鴻。」這首詩寫得文意清新，耐人尋味，形象鮮明，似乎呼之欲出，後四句尤其神韻悠遠，含蘊甚豐。《儒林外史》內的四位奇人，也正是「市井懷珠玉」的高士，足與陳留市隱比美的。 （三） 續此推尋，《儒林外史》的寫馬二先生之於蘧公孫，向鼎之於鮑文卿，杜少卿於婁煥文，都是以表現人的品德之美為目的的。馬二先生一生醉心舉業，儘管屢試不中，功名無分，依舊沉迷於此，以選批闈墨當作終身事業，還指引別人步他的後塵，其受封建科舉制度毒害之深，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在逛西湖淨慈寺時，「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挺著個肚子，穿著一雙厚底破靴，橫著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群子裡撞，女人也不看它，它也不看女人」，說明他是一個呆氣十足的迂儒。但他慷慨好義，急人之難，對朋友十分熱心。蘧公孫在無意中把所藏寧王餘黨王惠的枕箱賞給丫頭雙紅，以此招出禍患，被人訛詐，馬二先生知道此事關係重大，就拿出辛苦選書得來的銀子，從公差手內贖回枕箱，為公孫免去一場無妄之災。公差起初是二百、三百的滿天要價，後來馬二先生急了說：「頭翁，我的束脩，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拿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你把我不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這段話把馬二先生為朋友排難解紛的一片赤誠，表現得深刻而生動，如聞其語，如見其人。他遇到匡超人流落異地，靠拆字為生，不能回家侍奉患病的老父，即推食解衣，慨然贈銀十兩，叫匡超人還鄉養親。雖然他指點匡超人的作文讀書之道，仍然是以舉業為主，「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老一套的祿蠹哲學，實際害了匡超人，但他的情意是極其真摯的。甚至在設圈套要騙他的洪憨仙死後，他已明知自己險些上當吃虧，還拿出銀兩為洪憨仙買棺送葬，存心十分忠厚。《儒林外史》在揭示他的迂腐與八股濫調的同時，於此著重刻畫他的內心世界，讚揚他為人的淳樸，也正是吳敬梓的品概和道德觀的具體表現。 如果說馬二先生之對蘧公孫、匡超人的關懷，是出於文章氣誼之感，同道相助；向鼎對鮑文卿的友誼，即出於知己之感，念舊情深。向鼎原任安東知縣，按察司崔某欲加參處，正在崔府的戲子鮑文卿，因少日就念過向鼎做的曲子，知道他是個才子，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才做到個知縣，就向按察司替他求情。按察司見鮑文卿有憐才之念，就免了向鼎的參處，並寫信說明原委，叫鮑文卿持送向鼎。向鼎非常感謝鮑文卿，要送他五百兩銀子，鮑文卿堅決不受，仍回崔按察家。後來向鼎升往安慶知府，路遇鮑文卿，把鮑文卿和他的兒子約往府衙，還給鮑子說了媳婦。鮑文卿潔身自愛，拒絕書辦的行賄，極力維護向鼎的官聲，得到向鼎的信任和尊重。共處年余，向鼎又升福建汀漳道，鮑文卿以老病辭歸南京。向鼎贈金送行，灑淚而別，在鮑文卿死後，還親自上門祭奠，叫著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按常情說，向鼎做到道台，官職不低，鮑文卿只是個唱戲的「賤民」，兩方的身分地位相去很遠，本無結交的可能。但這兩個人卻彼此相知甚深，關心甚切，交情始終不渝。雖然鮑文卿一向自居奴僕之列，向鼎則總是平等相待，一直把鮑文卿當作自己的知音。情節是動人的，其人其事也可能為現實中所真有，但主要是從此表現了吳敬梓對友誼的看法打破了封建等級觀念，閃耀著民主思想的光輝。 杜少卿之於婁煥文，情況又有不同。婁煥文為杜少卿父親的門客，素稱知己，杜父死後，仍留杜府，不過是個管家。杜少卿待以父執之禮，在他病重時，親自視藥進食，十分恭敬；為他準備好衣衾棺槨，送之還鄉；婁死又來弔唁，情意極為隆重。婁煥文也不負死友，為杜少卿掌握財產，一清如水，打發侍病的孫子回家，只叫杜少卿給以三錢銀子的路費；臨去時對杜少卿仔細叮嚀囑咐，告以注意敦品勵行，做個好人，那一段話真能感人下淚。由此可見超越金錢勢力關係的崇高思想感情，無往而不在。吳敬梓於此曲曲傳出，予以無言的褒讚，也正因為這合於他自己做人的道德標準。 杜少卿這個人，《儒林外史》是把他當作鄙視功名富貴、仗義疏財的豪傑來寫的。李巡撫舉薦他出仕，他已當面謝絕，巡撫不允，派鄧知縣上門來請，「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著，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並拿出呈子，求知縣代為懇辭，知縣無奈，只得備文詳復巡撫，作為罷論，杜少卿這才喜歡，如釋重負。天長縣王知縣想要會他，他不肯見，但當王知縣遇事罷官，無處居住之時，他卻請王知縣搬到自己花園裡來。前者的拒見，為不肯趨炎附勢；後來的假館，乃是遇人患難而加援手。其見解行徑，確實不同於尋常。游山醉酒，他「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大杯，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著。」其率真任性，不拘禮法，頗有魏晉名士的風度，在當時不免被世俗之輩視為越軌，所以「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季葦簫為此對杜少卿說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勸他娶一個標緻如君，少卿回答得好：「葦兄，豈不聞冕子云：『今雖老且丑，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兒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為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再遺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兒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一個生活在封建社會，出身豪門貴族的士大夫，能有這樣的思想議論，真是識見高超，不愧俊傑。他不以一般世俗的疑娼疑盜的眼光來著待那位賣詩文的常州女子沈瓊枝，而對她表示同情，也說明他尊重女性，以平等對人。只惜他雖然樂善好施，揮金如土，而不辨賢愚，濫交匪類，象張俊民、臧蓼齋之流都在想他的錢。最後杜少卿家產蕩然，一貧所洗，正如婁煥文所預料的那樣。《儒林外史》把杜少卿的長處、短處，合盤托出，從多方面表現了這個人物的性格，使之成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典型，寫得非常生動。如果說杜少卿是吳敬梓的影子，那麼這裡就包含著吳敬梓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批判。 （四） 《儒林外史》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自然要正確地反映當時的現實，不能迴避任何社會弊端。從書中各部分的情節內可以看出，吳敬梓描寫的反面人物很多，有喜歡吹牛的差役、趨炎附勢的鄉紳、貪髒枉法的官吏、包攬詞訟的惡棍、冒名頂替的名士、由好而壞的書生以及各種各樣的騙子，變態紛呈，千奇百怪，匯成一股雜色的人流，此起彼伏地從讀者面前流過。汶上縣薛家集的夏總甲，在集上的人請他來商議鬧龍燈的事時，先自己訴苦情，說如今倒不如務農的快活，「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裡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總甲，不過是個鄉鎮的職役，這位夏公自己卻覺得了不起，好像什麼大人物，誰都要拉攏他，鄉下人也把他當作一個「官」看待，這鬧龍燈湊錢的小事，也得等他來出頭髮話，才能議定，於是他就藉機會吹噓一番。下面這段對話，是把這位總甲的咀臉，描繪得活靈現的： 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個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咀來，還吃不退。就象今日請我的黃老爺，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抬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黃老爺，我聽見說他從年裡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卻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爺請的，李老爺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爺大廳里。」 夏總甲一上來就說過新年請他的人多，現在申祥甫表示要約他吃飯，自然得裝腔作勢地推託，於是拉黃老爺來抬高自己。不料申祥甫不識趣，指出黃老爺早已出差，家內並無主人，揭穿了他的假話。他只好改口說乃是快班李老爺借地延賓。今天誰看了這一問一答，也會明白夏總甲是遁辭知其所窮，可是他卻毫不在意，依然振振有辭，反怪申祥甫不知原委。范進母死丁憂，在湯知縣酒筵上，先不肯用銀鑲的杯筋，知縣叫換了磁杯牙筋，他仍舊不肯舉動；如此居喪盡禮，似乎應該是不動葷酒的了，他卻「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咀里」。杜慎卿明明想納妾，叫媒婆沈大腳去為他物色佳人，卻對季葦蕭說：「這也為嗣續大計，」並進一步表白他不好女色：「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可見當時虛偽矯飾，上下成風，夏總甲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受到宣染，信口開合，習與性成，是不能單單責備他的。《儒林外史》往往通過小人小事，以指擿時弊，此其一例。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這一俗語，在《儒林外史》中變成了許多具體的形象。范進原來窮得冬天還穿著麻布直裰，經常挨丈人胡屠戶的罵，當考上秀才，又瞞著丈人偷偷去參加鄉試之後回家，「家裡已是餓了兩三天」，無奈何抱著一隻生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誰知富貴逼人而來，彈指之間，局面就因他中舉而改變。胡屠戶由罵女婿「尖咀猴腮」，變為誇獎女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裡頭那張府、周府那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張鄉紳別號靜齋的和范進本來素不相識，聞知范進中舉，立即來拜，論世誼，攀交情，贈賀儀五十兩，並把一個三進三間的空房送給范進居住，范進想不要都不行。此後，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的，許多人都來巴結奉承。雖然中舉與作官，尚隔一層，可是人們竟如此敏感地預料范進之入仕如操左券，足征封建科舉與功名利祿怎樣緊密連接在一起。統治階級以科舉作為牢籠，引人入彀，對士人們心靈腐蝕的嚴重，於此亦見一斑。《兒女英雄傳》內的安學海，考也考了三十年，直到年過五十，鬚髮蒼然，才幸而中了個進士，了卻一生心愿。他和馬二先生全是把揣摩制藝，當作終身事業的。《儒林外史》圍繞范進中舉的前後的種種描寫，是深刻地揭示了事態的本質的。 「衙門口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是常見於戲詞兒的經驗談，《儒林外史》也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證。常州沈大年，因女兒瓊枝被揚州鹽商宋為富騙娶為妾，到江都縣告狀。知縣起初說得好：「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作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似乎要主持公道，罰辦鹽商，可是當宋家打通關節之後，批出呈文，口吻即變：「沈大年既系將女瓊枝許配宋為富為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系做妾可知。架詞混瀆，不准。」沈大年不服，補呈再訴，知縣大怒，說他是個刁健訟棍，一張批，兩個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是非曲直，頃刻顛倒，無作是「孔方兄」在作祟。有了這樣官府，蠹役、訟棍自然可以弄法作弊，上下其手，為所欲為。在藩司衙門作書辦的潘三（潘自業）包攬詞訟，迫害平民；偽造婚書，私和人命；用假印和朱簽，留下遞解回縣的婢女；買囑槍手，到學台衙門代考秀才等等，都是勾結差役，詐騙錢財，膽大妄為，行若無事。潘三到外面吃酒，「飯店裡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揀上好極肥的切來，誨參雜膾，加料用作料」，吃完了也不算帳，「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店裡如此怕他，可見其平日之倚仗官勢，欺壓商人。而在其上的官府，有的昏聵糊塗，甘當傀儡；有的裝聾作啞，只當不聞；在必不得已時，出頭「懲辦」一下，也不過是遮掩一下大家的耳目，並非真正要伸張國法，主持公道。潘三之被捕，可能是出於分髒不均或在人情上有欠周到，得罪了上邊，所以拿他開刀了。封建時代的官場黑暗以及地方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這裡是一個很生動的側面描寫。 《儒林外史》既以刻畫士流為中心，其所描摹的類型，自然是相當廣泛的。當時的名士，大概各有一套本領。會吟幾句詩的，參加詩社，寫寫斗方，稱為斗方名士；能選制藝的，選選文章，刻印出來，稱為選家。無論那一種名士，全離不開名利二字。蘧公孫看見馬二先生評選墨卷，就想和他共同署名，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拒絕了。蘧公孫問故，馬二先生說得好：「這事不過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如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蘧公孫的想法，反映了一般文士的急於求名；馬二先生的回答，表示了雖然忠厚老實如他自己，在名利方面也不能讓人，由此可見因名利思想膨脹而忘掉廉恥，不顧道德的人的出現，也就不足為異。詩人牛布衣，客死蕪湖甘露庵，經老和尚買棺收殮；留下兩卷詩，希望能夠流傳。青年牛浦到庵里讀書，偷看詩卷，見題目都是與當時官員唱和的，覺得榮耀，而且詩上只寫牛布衣，不曾有個名字，於是冒名頂替，自稱牛浦字布衣，到處招搖撞騙。牛布衣夫人尋丈夫，認為遭牛浦謀害，同他打了一場官司，結果竟被遞解回籍，牛浦倒堂而皇之地以假作真，出入士林了。 匡超人原來勤讀孝父，是個貧苦而淳樸的青年，受過潘三的資助和馬二先生的恩惠；可是進學之後，仗著老師李給諫的力量，剛剛考取了個教習，就遺棄前妻，在京另娶。潘三下獄，他反眼若不相識，找出種種藉口，不肯去看，還有可說。馬二先生改文贈金，對他情意甚厚。當別人問到他馬二先生所選闈墨如何時，他竟說：「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極力貶斥良朋，抬高自己；到家裡對兄嫂所說，也是一套誇耀富貴的騙人話頭。《儒林外史》以匡超人的前後言行相對照，清楚地顯示了這個人物思想品質變化的過程，說明在封建社會中，名利之念對人們的腐蝕毒害達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 「俠客虛設人頭會」一回，寫張鐵臂以革囊裝豬頭稱為仇人之首，騙去婁府兩位公子五百兩銀子。這位俠客踩得「房上瓦一片聲的響」，武技顯然不高。其事亦不足奇，唐馮翊子的《桂苑叢談》已有類似的情節。吳敬梓不過演飾舊文，以資形容。但這位俠客後來又以醫生的身分出現在杜少卿府中，給婁煥文診病，其為騙子，就較之唐人筆記所寫更具典型性。毛二鬍子借了陳正公一千兩銀子去接一家當鋪的買賣，因為一無借據，二無中保，只是兩人私自接受，就想賴債不還；萬中書只是個秀才，卻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以中書頭銜，出入應酬，以抬高自己的身價；所行俱為騙術，而方式不同。要不是鳳四老爺出來打抱不平，替陳正公討債；管閒事，為假中書納捐成為真中書；則毛二鬍子騙財得逞，而假中書身陷囹圄了。雖成敗有幸有不幸，其騙一也。杜少卿的管家王鬍子，摸透杜少卿的脾氣，千方百計迎合他的心意來擠他的錢，作弊中飽，在杜少卿財盡勢窮之時，拐了二十兩銀子一走了事，也是一個騙子，諸如此類的瑣碎片段，經過《儒林外史》前前後後的不斷綴輯，就形成了一面鏡子，映出了當時封建社會的本來面目。 （五） 吳敬梓創造的多種人物，都從不同的場合中顯示性格的各個方面，使其形象逐漸地清晰起來。馬二先生忠厚淳樸，而又呆氣十足，其呆氣也正是其可愛之處。杜少卿慷慨好客，又和他的任情揮霍交織在一起，表現一個才士兼闊公子的特點。讀者對他們的印象是一步步趨於完整的。《儒林外史》於所寫的人物事件，有時似乎要極力形容，實際並沒有「一發無餘」。近人易宗夔在《新世說·文學》內云： 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極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 這段話，不管是易宗夔自己所說，還是他抄輯別人的言論，對兩書的獨特風格，加以比較，確有見地。不過《儒林外史》的「窮形極相」，畢竟和李伯元《官場現形記》與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晚請譴責小說的誇張過分，不免溢惡違真的大不相同，其白描手法，就讓作品的文情有一定的含蓄和保留，其不盡之意，可容讀者去揣摩體會。至於評價全書，則見仁見智，亦不妨各異其辭。清代文藝評論家劉熙載有一段話說得好：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藝概》卷一《文概》） 我以為吳敬梓寫《儒林外史》，即使對他批判甚至抨擊的對象，也並非深惡痛絕，而希望挽回頹風，治病救人，正是「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悲天憫人，立身甚高，作品的成就是和他的做人準則分不開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