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筆記論叢 · 古小說的新探索——《唐前志怪小說史》序
（一）
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為中國小說史開疆奠基，一舉而定全局，厥功甚偉！繼此而進行更深入細緻的探討，則有待於後賢。我以為編撰中國小說史，最好是群策群力，不必要求完成於一時一人之手，無妨先作分段的論述，專題劃界，各就所長來攻其一端，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按時代、體裁，作窄而深的研究。一俟條件許可，即開局修書，大家共聚一堂，各出所作，來商量編纂，貫串成編，亦為盛事！
凡事之有淵源者，皆應探源析流，以見演變之跡，中國古小說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追溯先秦兩漢的神話傳說、魏晉南北朝的搜神志怪，就不能了解唐傳奇產生的基礎和宋平話中煙粉靈怪故事的由來；不分析受魏晉士大夫的清談之風的影響而出現的《世說新語》式志人小說的社會因素，就無法知道唐人的《隋唐嘉話》、《大唐新語》之類筆記體裁的沿襲和內容的演變，尤其是漢魏六朝的志怪小說，直接繼承神話傳說的傳統而發展，形成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更應作為中國小說史前列的篇章。可惜的是近人研究古典小說，往往忽略這一段。展開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一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間各報刊所載這方面的論文，不過寥寥幾篇，而且其中還有的是為了配合當時的高中語文教材而寫作，以供中學老師作教學參考的。據說某些大學教師，講文學史到漢魏六朝一段，於志怪小說往往一字不提，原因不外是：（1）輕視，認為這類粗陳梗概的「叢殘小語」，根本不算小說；（2）沒有什麼研究，恐講述不得要領，所以乾脆避而不談。實際輕視的根源，還是沒有研究。因為志怪小說內容非常複雜，牽涉到多方面的問題，把各種故事理出個頭緒，就很不容易，更不要談研究了。李劍國同志撰《唐前志怪小說史》，說明他重視古小說發展的現實，知道研究這一部分作品的重要性，致力攻堅，作新的探索，其不怕難的精神首先值得欽佩。
（二）
《唐前志怪小說史》，對於志怪小說的敘述，分三個時期，又概括為三個類型。三個時期是：（1）先秦：為志怪的醞釀和初步形成時期，有些「准志怪」小說，表現為史書、地理博物書、卜筮書的形式，尚屬幼稚階段；（2）兩漢：為志怪趨於成熟的發展時期，多數作品仍帶有雜史、雜傳和地理博物的體式特徵，題材多為神仙家言；（3）魏晉南北朝：為志怪的完全成熟和鼎盛時期，分魏晉與南北朝兩段，此時志怪紛出，作者甚眾，題材廣泛，無所不包，且有由短幅演為長篇的趨勢。
三個類型是：（1）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由漢人的《括地圖》、《神異經》等到晉張華的《博物志》等，屬於這一類；（2）雜史傳體志怪小說：由漢人的《漢武故事》、《列仙傳》到晉葛洪的《神仙傳》、苻秦王嘉的《拾遺記》等，屬於這一類；（3）雜記體志怪小說：由漢人的《異聞記》到晉干寶的《搜神記》、陶譖的《搜神後記》等，屬於這一類。
這樣分期歸類，以兩條線縱橫交錯，提綱挈領，條理分明，既顯示了志怪小說形成的過程，合於史實；又使紛紜複雜的作品，各成系統，便於歸納分析。這是作為一部「史」書所應有的綱領。我平日講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總叫人著重讀《搜神記》、《博物志》和《拾遺記》，就由於它們是三個不同類型志怪的代表作，可從此以概其餘，分類與《唐前志怪小說史》是一致的。
神話傳說，本出想像，古代史傳，不乏怪異之談，先秦諸子，也常以幻設之言，發揮哲理。志怪小說承多方之緒餘而形成，實為神話傳說寓言的繼承和演變、史傳的支流，又始終與宗教迷信有著密切的關係。自商代即重視的巫術，秦漢以來的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以及漢代的讖緯之說等等，常常錯出於志怪故事之中。漢末興起的道教和由印度傳來的佛教，對魏晉南北朝志怪影響尤大。佛道說法，有分有合，且常與儒家思想融為一體；加上不同時代的作品，又各有其反映時代要求的故事內容，情況至為複雜。所以研究志怪史，必須綜括眾因，作全面的探討，才能說得源流清晰，演化詳明。《唐前志怪小說史》的作者，沒有孤立上述的各個環節，而力求其貫通，把它們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是可取的。以「志怪敘略」為開宗明義的闡述，亦為體例上所必不可少。
讀書治學，貴在能通能化，有獨到的見解。不動腦筋地拾人牙慧，沿袋舊說，固為笨伯；對前賢研究的成果，視而不見，概加屏棄，亦屬妄人。博覽兼收，細加辨析，或駁或申，提出自己的看法，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為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作祟，由來已久，昔人談及志怪者甚少，片言隻語，往往不成系統。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於此時有勝解，但所論也不免自相矛盾。如既謂「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又雲《神異經》為六朝贗作，前後兩岐；說王嘉的《拾遺記》為給《拾遺記》作「錄」的梁蕭綺所撰而托之王嘉，亦僅出臆測，並無所據。通行的說法，認為舊題漢人撰的小說，幾乎都是偽作，六朝人依託之說，似乎已成定論。《唐前志怪小說史》，於《神異經》參酌清段玉裁、胡玉縉等及近人余嘉鍚的考證，據《左傳》文公十八年孔穎達疏指出東漢服虔注《左傳》，已引用《神異經》的「禱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七八尺，能斗不退」的解釋，肯定書出漢人之手。又以《神異經》有不孝鳥的記載，而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也釋「梟」為「不孝鳥」，足征「不鳥孝」傳說，東漢流行，故補引《說文解字》此條，以為《神異經》確是漢代作品的旁證。可見作者對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抉擇，能審慎、謹嚴地作出論斷。
漢魏六朝志怪小說，由於時代久遠和其他原因，散佚已多，現存之本，如《博物志》、《搜神記》等，又多出後人輯錄，內容參錯，一事數出，屢見不鮮；辨偽存真，也是研究這一段小說的重要課題。《唐前志怪小說史》作者，廣采諸子史傳，以及筆記雜書，薈萃眾說，為志怪史的論述，打下了較堅實的基礎。在考證作品的真偽、故事的來龍去脈、書籍的版本異同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資料豐富，應該算本書的一個主要特點。
戰國志怪，前人甚少道及，兩漢作品，又因為大部分被視為六朝依託，置論亦稀。《唐前志怪小說史》補充了這方面的缺欠，作者根據胡應麟的提法，以《瑣語》（以出自汲冢，亦稱《汲冢瑣語》）為「古今紀異之祖」，以《山海經》為「古今語怪之祖」，來考索戰國的志怪書。
《瑣語》早亡，僅存佚文二十餘則，作者按內容分之為記卜筮之靈驗、記夢驗、記妖祥神鬼、記其他預言吉凶四類，指出此書多載「卜夢妖怪」的宗教故事，體例頗類《國語》，如所引一條云：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五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已，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宋景公雖屬歷史人物，但此事卻為述異，而非紀實，作者謂其書為雜史體志怪，乃漢魏六朝志怪之先河，其說可信。此外，還舉出《禹本紀》、《歸藏》、《伊尹說》、《師曠》、《黃帝說》諸書，稱之為戰國准志怪。這些書，或近史傳，或載傳說，或談卜筮，體例不一，但皆炫示怪異，足以表明後出志怪書之多方面的淵源。
在論及漢代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時，《唐前志怪小說史》以不見著錄久已失傳的《括地圖》與《神異經》並列，據《晉書·裴秀傳》所引裴秀《禹貢地圖序》，考證《括地圖》為漢人作，並因張華《博物志》多采《括地圖》說，班固《東都賦》有「范氏施御」語，用《括地圖》的范氏御龍事，而推斷書出西漢之末，乃摹仿《山海經》的作品，且屢采《山海經》的材料。作者以現存的佚文分析，指出《括地圖》的某些條目，雖和《山海經》有聯繫，卻較《山海經》同類傳說內容豐富得多。如「禹平天下，會於會稽之野，誅防風氏」、「奇肱民善為機巧、設百禽，為飛車，從風遠揚」、「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諸條，均比《山海經》的貫胸國、奇肱國、大人國等所述詳細。別的故事，或亦本《山海經》，而能出以新意，有波譎雲委之妙，其中羿的傳說，前此不見他書，原文如下：
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鳴，還欲取之，群蟬俱鳴，遂捐棄。羿為山間取養，羿年十二能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徑至羿門，隨矢去。
小說故事，是有時代性的，不同時代的人，往往出於各自的時代社會要求和欣賞心理，而賦與舊傳說以新內容。這條故事中的羿，由射日的天神演化為射箭尋家的英俊少年，變徵服自然的神話傳說為富於人情味的故事，顯然源出民間，保留著口頭創作樸拙的生活氣息。《括地圖》之類的書，為以往談志怪者所忽略，《唐前志怪小說史》徵引及此，確有見地。發掘隱微，道前人之所未道，應該算它的另一個特點。
（三）
研究志怪，一直缺乏專書，《唐前志怪小說史》是這方面帶有「墾荒」性質的第一部著作，現在南開大學出版社將為印行，劍國囑作弁言，我很高興，即書數紙。志怪由於多出想像，自較志人作品的小說成分更濃，而且古人把志怪視同寫實，原有其思維基礎與現實依據，因此，從志怪的歷史發展中，尋求其演變進化的規律，增強對故事內容和人物典型的概括，就應成為進一步考慮的核心。於文字訓詁的探討，亦須相輔而行，不能偏廢。如《異苑》卷八的「太元中吳興沈霸」一條：「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見恥殺，可以骨見還。」又一條：「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復。」上一條內的「共事」，謂共同侍奉父母，指結為夫婦；下一條的「拂拭」，指女性裝飾、打扮；各有特殊用法，都不能只照字面解釋。不明詞義，還容易造成斷句的錯誤。如《古小說鉤沈》的標點，即多有誤，試看下面一條：「青州有劉幡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餓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須臾還臥，如此三焉，幡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愈。」（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一四八頁末行至一四九頁一行）按末二句標點應作「幡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愈。」求其類，尋找同樣的草；理創，治療創傷。此句原標點者，就因為不知道「理」是治療的意思而致誤。
業精於勤，學無止境。劍國英年敏銳，讀書甚多，今後就此深研，必將日有進詣，會不斷提高著述的質量，充實《唐前志怪小說史》的內容，為編撰一部由先秦至明清的完整的志怪史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寫於北京
試論《世說新語》
（一）
魏晉以來的士大夫，行動趨於放蕩，言語崇尚玄虛，「清談」與「作達」①漸漸形成了一種風氣。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就有不少人掇拾名流的言行，編寫成書。這就是那些專記士大夫軼聞雋語的筆記小說，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則是其中的代表作。
劉義慶（公元403—444年）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弟弟長沙景王劉道憐的次子，後給道憐的弟弟臨川王劉道規作嗣子，遂襲封了臨川王。《宋書》卷51《劉道規傳》附有劉義慶的事略，說他「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藝。文辭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他手下的文人很多，有不少知名之士。《世說新語》這部書大概出於眾手，不一定是劉義慶一個人寫成的。他的作品還有《幽明錄》和《宣驗記》等志怪小說，久已散失。魯迅的《古小說鉤沉》里輯有這兩部書的佚文。
梁劉孝標給《世說新語》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種古籍，其中有不少書後來失傳了。他的注不僅豐富了這部書的內容，在保存古書的佚文方面也很有功績。
這部書的名稱和卷數今昔不同，《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世說》八卷，劉孝標註本分為十卷；都只叫「世說」，「新語」二字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加上去的。唐人還把這書叫作《世說新書》。對於這一點，魯迅曾推斷說：「殆以《漢志》儒家類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說》，因增字以別之也。」
現在我們看到三卷本，每卷各分上下，是從宋人董弅的刻本開始的，內容和注都經過剪裁了。我寫這篇文章時所用的《世說新語》，是清光緒十七年長沙王益吾（先謙）重刻的思賢講舍本。這個本子有王氏所作的「校勘小識」和葉德輝所編「《世說新語》注引用書目」及從唐宋人類書中輯錄出來的「《世說新語》佚文」，可供參考。
由於這部書大部分是採集漢魏以來的舊聞軼事編撰而成，並非出於創作，所以內容和其它這類小說（如晉裴啟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有相同的地方。葉德輝在他所輯「《世說新語》佚文」的序言中曾經提到唐宋人類書中所引《世說新語》與《幽明錄》的故事，往往參錯互見於二書，如《幽明錄》中的「折臂三公」和「雷震柏木」二事，也見於《世說新語》的《術解》篇，因此，他懷疑劉義慶編寫《世說新語》時，其中也羼雜有神怪的內容，後來才把這東西分出來編成《幽明錄》。
（二）
《世說新語》按內容分類系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凡三十六篇，記的是漢末到東晉時期名流的言行。其中大部分是魏晉的故事，東漢的也不少，只有「規箴門」的東方朔、京房，「賢嬡門」的陳嬰母、王嬙、班婕妤等五條是東漢以前的事情。下面試對全書內容的幾個主要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
魏晉士大夫特別注意於人物的品評，這是繼承漢末的風氣而發展起來的。如漢末的郭太（林宗）、許劭（子將）兩個人都以善於品評人物出名。曹操曾強迫許劭給他下個評語，許劭說他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結果，曹操深為滿意，「大悅而去」。②這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在《世說新語》中有不少篇幅是記載對人物的品評的，《識鑒》、《賞譽》、《品藻》、《容止》諸篇，都有這類內容。
本來東漢士人作官是可以走徵辟一途的。有高名的人，皇帝有時直接召請，給以爵位，乃至有由布衣不次超擢而至卿相的。因此，士人都很重視聲譽，願意和名流交往，或請他們品評，借增身價，以為仕進的資本。如《德行》篇記李膺很負時譽，「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這不只表現大家推崇李膺，也正說明了攀附名流可以抬高自己。《品藻》篇記晉溫嶠是被當時名士品評為「過江第二流之高者」的，當大家談論快把第一流人物說完而沒提到他時，他竟不覺「失色」。可見當時士人是多麼重視品評。另一條說諸葛瑾、諸葛亮、諸葛誕兄弟，「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龍虎狗的比喻是對他們兄弟三人才具大小的評語。
魏晉人注意品藻，和崇尚清談、講究儀表的風氣有關，並不全是為了仕進。從《容止》篇的一些故事中可以看出魏晉貴男子一方面傅粉薰香，以女性化為美，希望博得女人歡心，恣情縱慾；一方面注意儀表的儁爽，以表示出人頭地，不同凡俗，希望獲得別人的好評。王羲之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真神仙中人。」這種讚美純粹是從當時對女性的審美角度出發的。「妙有姿容」的潘岳在山門的時候，被女人包圍，更為士大夫們所艷羨。至於說王羲之「飄如游雲，矯若驚龍」，則是嘆賞他的風度瀟灑的。《識鑒》篇有一條談到褚裒在很多人當中認出了誰是孟嘉：「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亮）大笑曰：『然。』」從這裡可以想像孟嘉一定是裝束特別，在舉止上大概也有許多矜持做作之處，所以和他素不相識的褚裒才能認出他來。我們由上述的一些材料內，可以看出這些士大夫們在錦衣玉食地享受之餘，只有靠這些「閒情逸緻」來排遣無聊的時光；而這正是他們生活的空虛、腐朽的一種反映。《容止》篇還有一則記曹操接見匈奴使者，自嫌「形陋」，讓美風儀的崔琰裝作自己，而自己「捉刀立床頭」。這也是有名的故事。一世梟雄對於這點亦未能免俗，足見當時這種重儀表的風氣之盛。
《世說新語》中反映出來的魏晉士大夫的頌讚隱逸，崇尚清談，思想消極，行為放蕩，是有現實的原因的。東漢末年，士流常常公開地批評政事，指責朝廷，但在黨錮之禍後，談論或參與政治活動的名士都受到了殘酷的鎮壓。於是大家遂由談政治轉向談玄虛的哲理。漢末到東晉這二百多年間是歷史上的大混亂時代。漢王朝隨黃巾起義而崩潰，接著是三國割據的形成和魏晉篡奪的繼續，加上饑荒瘟疫，異族入侵，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痛苦實在是到了極點。當時不僅人民命如雞犬，即士大夫階層也感到生命沒有保障，於政局對個人前途都非常悲觀。而魏晉的統治者對參與政治或有才能的文人又特別猜忌，文人常常慘遭殺害，有名的如孔融、禰衡、楊修、嵇康、潘岳、陸機、陸雲等都是被殺而死的。士人們在怵目驚心的現實下，不能不考慮避禍保身之計。他們精神苦悶，無所寄託，消極的情緒極易產生，老莊學說中的虛無思想就成為他們崇尚玄學的依據。道教佛教也因為可以作為逃避現實的烏托邦和解脫生死問題的鎖鑰而盛行起來。於是士大夫們不是隱居避世，寄情山水，就是耽溺酒色，談道參禪。
棲隱山林，不出來作官，不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逃避的表現，也是對統治階級消極反抗的一種手段，含有「明哲保身」的意思。如《棲逸》篇記嵇康到汲郡山中遊玩，遇見了道士孫登。臨分別時，孫登和他說：「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而嵇康是個怎樣的人呢？據王戎說：「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③可見他是非常深沉、謹慎的。但這樣的人仍然不能免禍，終於被殺；則當時統治階級對文人迫害的殘酷自不待言，魏晉人的崇尚隱逸也更見深意了。另一條記范宣一直不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結果他還是「於車後趨下」，逃走了。在那社會混亂、政治黑暗的情況下，不願和官吏同流合污，甚至連官府都不肯涉足，這是可取的。
至於魏晉人的飲酒則不只為了享樂，麻醉自己，也有避禍的意思。阮籍是最愛喝酒的，他曾因為「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而要求作步兵校尉，以便去喝酒；在遭母喪時還照常「坐進酒肉」。④但他的沉酣櫱麴並不是沒有用意的。《晉書·阮籍傳》：「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靠著一醉來解紛弭禍，是多麼無可奈何的事！我們從這裡可以體會到阮籍的憤懣和當時的羅網之密。
在生活方面，魏晉士大夫是以狂放、頹廢為尚的，大部分人的言行都帶著很濃厚的浪漫氣息，而劉伶、阮籍這兩個人更是典型。《任誕》篇說：「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這種狂態真是「咄咄逼人」的。阮籍鄰居的賣酒婦人很美，他常去飲酒，醉了「便眠其婦側」；他又不顧「嫂叔不通問」的限制，在他嫂子回娘家時，和她話別。這種撕掉假面具，天真任性的舉動，的確有可愛之處。這是蔑視禮法，要求思想解放，希望擺脫儒家名教束縛的一種表現。
阮籍自己雖然行為不檢，但當他的兒子阮渾長大，也要「作達」時，他卻加以阻攔說：「仲容（阮咸）已預之，卿不得復爾。」這就表明了阮籍的放蕩原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帶著憤世嫉俗的意思。他怕阮渾不了解這一點，借著「作達」的幌子墮落下去，所以不讓他效法自己。不過，我們也應該了解，魏晉士大夫們的提倡「放達」，實際上也有掩飾自己腐化沒落生活的目的在內。
從另一方面看，《世說新語》中有很多故事流露出魏晉士大夫的時光飄忽、生死無常、嘆老嗟衰的感覺。《文學》篇記王孝伯在服了長生藥之後，出去散步，當走到他的弟弟王睹門前的時候，就問王睹：「古詩中何句為最？」王睹聽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一時不知所對。王孝伯就自己念出「古詩十九首」中的「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兩句，說：「此句為佳。」《任誕》篇記張翰在回答別人勸他注意「身後名」之時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⑤《言語》篇記桓溫見到從前種的柳樹都已長大，就「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這些人從各個不同方面表現了那時文人受時代和社會影響而形成的灰色人生觀。無論是怕死而服藥求長生，又因為感到無法擺脫老和死的威脅而苦悶，或是及時行樂，不問生死，以及觸物傷懷，易滋悲緒，都是在一個社會基礎上產生的虛無、頹廢思想。
魏晉以來，清談成了士大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老莊玄學、《易經》哲理以及佛教禪機，是他們談論的主要材料。《文學》篇記何晏、王弼都曾為《老子》作注；桓溫招集名士，共講《易經》；支遁講《莊子·逍遙篇》能標新立異；殷浩在「被廢徙東陽」時「大讀佛經」；殷仲堪「精覈玄論」，甚至說「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可見談論這些東西的風氣之盛。東晉名臣如王導、謝安、庾亮等都崇尚清談；一般文士也不少此中健將，甚至有的人是因為善於清談受到賞識才得官的。清談竟成了仕宦的捷徑，可見其風靡一時。但士大夫階層也並不全贊成清談。《言語》篇記王羲之對謝安說：「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這幾句話指出了清談之害，主張每個人都應該勤勉地為國效勞，是有遠見切合實際的。《政事》篇記王蒙、劉惔和支遁去訪何充，何充正看文書，不理他們。王蒙叫何充「擺撥常務，應對玄言」；何充回答說：「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意思是說我若不辦正事，你們這些閒人怎樣生存呢？這正是對清談的有力的否定，尖銳的指責。不過當時有這樣見解的人究竟是少數的，正如魯迅所說：「有違言者，唯一二梟雄而已。」⑥
由於魏晉士大夫的人生觀大都是灰色的，又崇尚玄虛的清談，所以有的人對政局感到一籌莫展，有的人對自己的職務不負責任，以簡傲為高。《言語》篇記東晉的許多名士在新亭飲宴，因為「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大家見景傷情，相對痛哭；王導變色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他是主張努力報國，以實際行動收復失地，而不贊成這樣消極的。《簡傲》篇記王徽之作桓沖的騎兵參軍，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什麼官，管的什麼事。當桓沖問他的時候，他卻居然靠幾句所謂「雋妙」的空話應付過去。這兩件事具體地反映出當時士大夫悲觀消極的生活態度；後一件還暴露了官場的腐化。《方正》篇記韓康伯因為看到謝家有好多人都作了高官，就嘆息說：「此復何異王莽時？」這正表現出他對於當時政治黑暗、貴族專權深為不滿，說明名士並不能忘情於社會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崇尚清談的人不一定都是行為放蕩的，而作達的狂士也不一定都喜歡清談。《德行》篇記樂廣是清談的健將，他對王平子、胡毋彥國等人的脫衣裸體的放蕩行為就很不贊成。他說：「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而阮籍則純以任性、天真的實際行動來表示自己的放達，不僅不以清談著名，而且非常慎言，「未嘗臧否人物」。但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實際上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由於逃避政治迫害而產生的行為。
魏晉人因為注重清談，所以說話特別講究詞令。在談論問答之際，說得或尖銳、或含蓄、或比喻精微，或針鋒相對，不僅說的人自覺得意，聽的人也願加欣賞。《世說新語》中就有不少表現聽謂「魏晉風度」的名言雋語。如《文學》篇：「人有問殷中軍（浩）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污。』」這個比喻是反映出魏晉一些人鄙視仕宦金錢的看法的。但講究說話，並不單純是由於當時的好尚，也是統治者的壓制言論和士大夫之間關係的複雜所造成。《言語》篇記「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騎（謝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這兩句話用給山濤戴高帽的辦法，替晉武帝解嘲，說得十分巧妙，兩不得罪。這正反映出了當時士大夫畏懼政治迫害，恐怕以口舌賈禍而採取的圓滑態度。另一條寫劉楨因為「失敬」被判罪，魏文帝問他為什麼不謹守法制，他回答說：「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疏。」「網目不疏」這四個字表面上似還含蓄，實際卻是非常尖銳、直率地指責了魏文帝故意加罪於他，不夠寬厚。此外，如記徐稚小時候，在月下玩耍，有人問他：「『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這個有趣的答案表現了徐稚的聰慧、敏捷、善於應對。至《排調》篇寫：「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問所以，云：『漸至佳境。』」則又是富有風趣、寄託的妙語。
在《世說新語》這部書里，魏晉貴族的豪奢淫佚和統治者的兇殘醜惡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描繪出來了。《汰侈》篇記晉石崇讓裝飾華美的婢女在廁所侍列，入廁的人出來都要換上新衣；他還用蠟燭當柴燒飯。而王武子也是飲食服御樣樣講究，甚至用人乳餵豬，連在他家吃過蒸豬肉的晉武帝都對他的豪侈感到不滿。可見這些人窮奢極欲，浪費民脂民膏，實在是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另一條寫石崇每次宴客都叫美人勸酒，如果客人「飲酒不盡」，就把美人殺掉。可是有一次，參加宴會的大將軍王敦偏偏不喝酒。石崇連殺了三個美人，王敦還是不肯舉杯。當在座的丞相王導責備他時，他回答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今天我們讀這段文字時，都會覺得所沃冰雪，為之悚然。而石崇居然能那樣作，王敦也居然能那樣無動於衷地看著殺人，這就突出地表明了統治階級的殘忍、嗜殺、滅絕人性。還有《賢媛》篇記曹丕在曹操死後，把曹操寵幸的宮女都取來自侍。當曹丕病危時，他的母親卞太后來看他，見到這些宮人，問明原委，於是就不再到曹丕跟前去，並且嘆息說：「狗彘不食汝余，死固應爾。」這一條可和司馬遷的《史記》中的「呂后本紀」所寫呂后殘害戚夫人的事情合看。呂后把戚夫人斬斷手足，去眼輝耳，扔在廁所內，並且名之曰：「人彘」，叫自己的兒子孝惠帝去看。孝惠帝看了之後，悲憤成疾，派人去告訴呂后說：「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這兩個故事一個由母親口中說出「狗彘不食汝余」，一個從兒子嘴裡提到「此非人所為」，都有力地暴露了統治階級荒淫、凶暴的醜惡面目。
（三）
除去以上所談內容外，《世說新語》也從生活細節上表現了那時名流的好的一面，如庾亮不賣「妨主」的的盧馬，是怕移禍他人；殷仲堪任荊州刺史時，飲食儉樸，不糟蹋一粒米；王恭作了好幾任官，但是「身無長物」，連坐的簟子也只有一條；陶侃則把木屑竹頭都收集起來，儲以備用。在那貴族生活奢侈成風，人人自私的時候，這些優點是值得表揚的。還有的故事寫出一些可敬愛的人物。這裡試就荀巨伯、管寧、郗超、周處四個人的故事分析一下這類內容，並簡單地談談《世說新語》的藝術性。
荀巨伯的故事說，荀巨伯因為朋友有病，遠來探望。但當他到了朋友家裡的時候，恰值胡賊攻城，朋友勸他離去，他說：「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堅決地要與朋友共患難。賊人來了，問他為什麼不走，他就毅然回答：「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他不惜犧牲自己以保全朋友，感動得胡賊「班軍而還」，使一郡皆安。這個故事只有一百十六個字，卻結構完整，故事具有開頭、發展、高潮、結尾各部分，還有生動的對話，語言是精煉的。開頭一句「遠看友人疾」，就已經寫出了荀巨伯對朋友的關懷。下面又從情節的發展中，通過他和朋友和胡賊的兩處對話，逐步把他的重義輕生、篤於友誼的崇高品質表現出來，使人感到非常真摯。特別是從賊人口中說出當時他是在「一郡盡空」的恐怖情況之下留在那裡，就更顯得難能可貴。荀巨伯的高尚行為不只保全了朋友和自己，也保全了一郡。結尾所寫胡賊對話和撤兵的舉動，是對這個人物的有力的讚揚。
管寧的故事說，管寧和朋友華歆在園裡鋤菜，看到地上有一片黃金。管寧根本沒把它放在眼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歆卻禁不起黃金的誘惑，故意克制自己，「捉而擲去之」。這已經說明兩人對金錢的不同態度。另一次，他們在讀書，有乘軒冕的貴人從門前經過，管寧「讀如故」，華歆卻「廢書出看」。這又進一步地表現了兩人性格和見識的優劣。管寧通過這兩件事的觀察，看出華歆不配作自己的朋友，於是得出「子非吾友也」的結論，和他「割席分坐」。管寧蔑視金錢和權貴的高尚品質，從他的嚴於擇友的謹慎態度中明確地表現出來。這一節短文把能突出兩人的性格品質不同的兩件小事組織在一起，用對比的方式，生動地加以刻畫。僅僅用了六十一個字，卻有事實的敘述，動作的描寫，還記了人物的語言；相當地緊湊精彩。
郗超的故事說，苻堅意欲滅晉，已經占了不少地方，威脅著江南的安全，朝廷決定派謝玄去討伐。但大家對謝玄能否勝任卻還有懷疑，意見不一。在這緊急關頭，用人不當是會造成嚴重後果的。郗超本來和謝玄不睦，但這時他不僅不計私怨，反而獨排眾議，從以前和謝玄共事時的觀察中，斷定謝玄必能「立勛」，讓晉朝統治者沒有因「人間頗有異同之論」而動搖對謝玄的信任，使他得成大功，挽救了國家的危難。這個故事，在苻堅「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的危急情況下，通過郗超本人的語言把他的「不以愛憎匿善」的愛國精神刻畫出來；又從謝玄戰勝後大家對郗超的讚譽，說明他有知人之明，有力地表現了這個人物。
周處的故事說，周處是個兇悍、粗暴、為患鄉里的人，和水底長蛟、山中猛虎，一齊被稱為「三橫」。大家甚至認為他比蛟虎還凶。後來有人勸他去殺虎斬蛟，目的是想把「三橫」去掉兩個。周處本來就有些俠氣，而且勇猛好勝，聽了這話以後，立即刺死猛虎，並且入水斬蛟。當他連著三天三夜和蛟在水裡惡鬥的時候，大家認為他已經死了而互相慶賀。周處斬蛟以後，知道了這種情況，才認識到自己為大家所憎恨，有意改過，又怕年歲大了，無所成功，於是就去找陸機、陸雲兄弟請求指點。陸雲告訴他，只要立志，還有前途；他就積極改過，終於成了一個好人。作者以極短的篇幅寫出了這個故事的複雜的情節和矛盾，深刻地描繪了人物的性格。一開頭就提出周處和蛟虎並稱「三橫」，而周處為害「尤劇」，可見他和人民矛盾的尖銳。但當鄉人勸他去除「二橫」時，他毫不猶疑地去殺虎斬蛟，又表明他是豪爽、直率，願為大家除害的；他的橫行鄉里，是性情粗暴，不識自己錯誤的緣故，並非有心為惡。殺虎斬蛟本是對鄉里有益的事，大家卻在他和蛟搏鬥的時候，認為他已死而「相慶」；這就從側面更有力地刻畫出周處為患鄉里的程度的嚴重。他和蛟惡鬥了三日三夜，終於斬蛟而出，而且聞過之後立即下決心悔改，這又非常突出地表現了這個人物猛悍無比的英雄氣概和勇於改過的優良品質。
魏晉人的清談原是以「言約旨遠」為貴的，這個特點也表現在《世說新語》的文字上。由以上這幾個故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部書的藝術價值在於語言簡煉，而表達力很強，敘事實，記詞令，描寫人物，說明道理，都能抓住突出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以精煉確切的文字，給人生動鮮明的印象。
（四）
《世說新語》在內容上是記敘軼聞雋語的筆記小說的先驅，在形式上則是短小精悍的小品文的佳作。它對後世的文學作品是有影響的：第一是使後來摹仿它的筆記小說發展起來。如唐有王方慶的《續世說新書》；宋有王讜的《唐語林》，孔平仲的《續世說》；下至明、清，更多作者。近人易宗夔亦有《新世說》一書，步趨劉義慶之作。其次是其中的許多故事為後來小說、戲劇所取材，或引用到詩文詞曲中，作為典故。如曹操捉刀，謝道韞詠絮，鄭玄婢女吟詩，王徽之雪夜訪戴以及韓壽偷香，荀粲掉亡等等，都很有名。禰衡擊鼓，周處除三害的故事，今天還出現在舞台上。楊修解「黃絹幼婦」之詞，曹操叫軍士「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詩等情節則被羅貫中寫進《三國演義》中去。至於這部書里的一些辭語如：登龍門；漱石枕流；漸至佳境；一往有深情；會心處不必在遠；不可一日無此君；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芝蘭玉樹，生於階庭；未能免俗，聊復爾耳；飄如游雲，矯若驚龍；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從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等等；已成為後來文章中常見的成語，沿用久熟，遂忘出處。不過大家說的時候在文字上或小有變動而已。
魯迅評論《世說新語》和劉孝標的注說：「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孝標作注，又徵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久。」⑦這是說這部書的寫作是有相當的成就的。劉孝標的注確實也對《世說新語》的內容有補正的作用。如《識鑒》篇記「曹操少時見喬玄」一條，說到喬玄認為曹操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這是許劭的話。劉孝標在集注中指出了劉義慶的錯誤。《德行》篇中「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一條下，孝標引《魏略》說：「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歆）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這補充得很好，和劉義慶所寫的故事意思一致，能使讀者更深刻地體會管寧和華歆思想品質的不同。
但是，這部書所記人物言行，不少是帶有傳說性質的故事，而且經過作者誇張、渲染了的；並不全合史實，不能當人物傳記來看。從客觀效果上說，它所描繪的漢末到東晉士大夫階層的思想與生活的面貌，還相當有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暴露出豪門貴族的荒淫、殘暴、頹廢、豪奢。因此，可以作為研究魏晉思想史的部分資料。
更進一步來談，我們應該知道，《世說新語》雖有一定的價值，它卻完全是以封建士大夫的觀點、立場寫成的作品。作者對書中那些人物的放蕩、頹廢、奢侈、淫靡甚至是殘忍、凶暴的言行，往往是以同情或欣賞的態度寫出的；對某些似乎是他所不贊成的事情，也不能有什麼認識或批評。我們從劉義慶所標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褒貶的意思。不過，他所欣賞、讚譽的東西，常常正是我們所要批判、揚棄的東西而已。如前面談過的王子猷作桓沖的騎兵參軍，而不知所司何事，劉義慶賞其「簡傲」而不計其廢弛公務；對石崇濫殺行酒美人的殘暴行為，也只認為是「汰侈」，他和石崇一樣不把處於奴婢地位的女子當作人來看待。這都能證明我上述的論點。下面再舉出幾點，談談作者思想的一些主要傾向：
劉義慶對封建倫理道德是極力讚美的。如《德行》篇記王祥十分孝順後母，後母經常叫他守著院中的李子樹。有一次「風雨忽至」，王祥怕損壞了後母所愛的東西，就「抱樹而泣」。後母還曾在夜裡到王祥床前，想把他砍死，因為王祥不在床上，沒有砍著。後來王祥知道這事，就跪在後母面前請死，於是後母感悟，從此「愛之如己子」了。這個故事無非是說明無論父母怎樣不好，作子弟的都應當絕對順從，極端孝順；就是父母叫自己去死，也不准許反抗。而在封建社會中，孝母與忠君原是一回事情，使人一味馴順，不敢反抗，是有利於統治者的，因此「忠孝」就被認為是封建道德的最高標準。劉義慶記敘王祥的故事正顯示了他的觀點帶有鮮明的階級烙印。此外象記王戎、和嶠居喪哀毀逾恆等等，也從讚揚封建倫理道德的角度出發。《規箴》篇寫陳元方在居父喪時，由於母親給他蓋了錦被，招致物議，甚至「賓客絕百所日」；則又是由反面來表示遵守「禮教」的重要的。《世說新語》中這類封建糟粕，占著一定的比重。
和上述內容有密切關係的是他迷信術數，宣揚宿命論。這雖不是書中的主要內容，卻是作者思想傾向的一個主要方面的反映。如《術解》篇有兩個故事，一個記有人相羊祜父親的墓，認為風水很好，「後應出受命君」。於是羊祜故意「掘斷墓後」，破了風水。可是相者一看，認為還能出「折臂三公」。不久，羊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這個故事不僅是強調宿命論，說明羊祜之位至三公是祖墳風水所致，還顯示了羊祜對皇帝的「忠誠」。另一個故事記郭璞替王導卜卦，指出王導將有「震厄」，叫王導截取柏樹放在床上來代替自己；後來柏樹果然被雷震碎，王導的災難因此解除。這除去說明「命中注定一切」的意思之外，也宣揚了術數的靈異。另外，《德行》篇記陳太丘（寔）帶著三個兒子去訪荀朗陵（淑），荀讓自己的八個兒子應門行酒，招待陳氏父子。這時，「太史奏真人東行」。這又是以荒誕不經的說法，誇張陳荀的才德，可見作者的迷信的。
由於劉義慶本身就是貴族，對士大夫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世說新語》中所寫人物的言行，往往就不免於有意無意地予以美化。如《簡傲》篇記王子猷喜歡看竹，見到吳中一個士大夫家裡的竹子極好，於是自己「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坐在客廳上等著招待他，他根本不理；看完竹子就要出門。因為主人忍受不了這種難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他反倒以此激賞主人有風趣，「留坐盡歡而去」。這種乖張、怪僻，不近人情的行為，劉義慶也以飽含喜愛的筆調寫出，就可見他對士大夫們的態度如何了。
另外，對士大夫門閥的高貴，劉義慶也在著重地誇耀。本來從魏晉以來，士庶是不通婚姻，界限極嚴的。而一般士大夫也特別願意攀附比自己門閥更高的貴族，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賢嬡》篇記周浚有一次行獵遇雨，到汝南李氏家去暫避，看中了李家的女兒絡秀，想娶她為妾。絡秀的父兄不願意這樣作，她自己卻說：「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於是他的父兄才答應了周浚。後來絡秀還和自己生的兒子周伯仁兄弟說：「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結果，周氏兄弟是不得已而同意了。
絡秀為了和豪門貴族聯姻，以提高自己家裡的社會地位，不惜犧牲自己去給人作妾，而且還用「死」來威脅自己的兒子，叫他們和自己母家結親；這就見出崇尚門閥對婚姻自由的阻礙是多麼嚴重。劉義慶津津有味地記敘了這個故事，把絡秀歸於「賢媛」之列，當作正面人物來讚揚她的「卓見」，正說明了他站在封建貴族的立場，誇耀「高門」的可貴。
由於這樣，劉義慶的輕視人民，也就表現得很明顯。《方正》篇記劉真長和王仲祖一同出門，天晚了還沒吃飯，有劉真長相識的「小人」送了很好的菜飯，真長謝絕不要，並和仲祖說：「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孝標註指出了這話正是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的意思。劉真長所謂「小人」，則是指普通的老百姓。他寧肯挨餓，也不願和「小人」打交道，可見他是多麼好擺臭架子，輕視人民；也反映出貴族和人民的矛盾的存在。劉義慶認為劉真長的態度「方正」，說明他和劉真長的看法相同：「小人」只能作奴婢，被統治；不接受「小人」的好意，是惟恐降低自己身份的「高貴」。
從上述的內容來看，我們也可以說，《世說新語》之所以能夠長久流傳，固然是由於它本身有存在的價值；但從前它的得到較高的評價或過分的揄揚，未嘗不是和它投合封建士大夫的口味有不小的關係。因此，我們在閱讀這部書時，加強分析、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注釋：
① 「作達」見《世說新語·任誕》，是學作放達行為的意思。
② 《後漢書》卷九十八許劭傳。
③ 《世說新語·德行》。
④ 《世說新語·任誕》。
⑤ 《文學》篇劉孝標註引《名士傳》。
⑥⑦ 《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