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戰爭之道 · 1449年土木之變

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 中國的千年帝制到20世紀初才壽終正寢。1對於帝制時代下的中國執政者來說，軍事與整個中華文明相比只是次要的問題，事實也應該如此。然而在古代中國，軍事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一向都是最大的。政治家們為此思量得殫精竭慮，爭論得舌敝唇焦，由此也影響到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軍事組織如何運作？如何做出決策？何時主動出擊？怎樣安排防禦的重點？對於這些問題，從15世紀中期的一起荒唐的事變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事情發生在1449年夏天。皇帝年紀尚輕，大太監王振實際控制著內廷和外朝。王振率領一支大軍征討蒙古，使軍隊陷入本可避免的絕境，明軍被敵軍一股先頭部隊殺得血流成河。隨皇帝出征的所有高級將領，連帶王振本人，都葬身沙場。皇帝被生擒，做了一年俘虜。這種危機足以滅亡明朝，至少會使明朝丟掉華北。北京朝廷的果斷既拯救了王朝，也拯救了國家。但這起事變在明朝的政治家乃至百姓心中都留下了太深的烙印，「蒙古的威脅是首要的」這一觀念一直保持到明朝滅亡。土木之變的過程及屈辱的結局，在明史上簡直難以置信，如果你了解它的細節，就更會覺得如此了。這起事變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為它揭示了明朝軍事機構運作方式，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接下來幾個世紀的軍事史。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前兩部分簡要介紹事變的背景，結論是1449年的慘敗是明朝政府和蒙古之間問題發展的頂點。第三部分應該題為「如何失去一個皇帝」，通過爬梳傳統史料，釐清時間脈絡。第四和第五部分是對事變推理性的思考，其中一些思考並不能從本文給出的史料獲得支持，但還是值得提出，以供對明清史和軍事史有興趣的讀者了解。2 蒙古的興起 中華帝國晚期由朝廷直轄的軍隊，除了承擔越來越具象徵性的護衛皇帝及皇陵的常規任務，還有兩個明確的任務：預防和鎮壓造反，防止國內混亂；戍守北方邊境，防止外敵入侵。正規軍幾乎不用承擔警察的職能。他們對內維持秩序的功能，到王朝受到政治性威脅的時候才發揮出來。至於外敵，歷來只有北方邊境對中國構成重大威脅，其他三個方向的邊界都是「軟」的，漢族和異族的衝突可以被控制在地方衝突和政治活動層面。即使是邊境問題需要朝廷軍隊來解決（比如1406年對安南的戰事、15世紀40年代西南邊境的戰事，規模極大，而戰略上得不償失）3，也從不或者極少對中央產生威脅。他們既不會改朝換代，也不會侵入中原腹地，只局限在邊遠地區。 從大西北的青藏高原邊緣，到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的茫茫林海，可以劃出一條定居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分界線。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治和軍事組織能力極強，足以對中國構成威脅。中亞草原是歷史上很多民族的故鄉，他們懂得漢人的生活方式，卻不能總是模仿，這在漢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的。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有著物質依賴，經常通過武力掠奪、勒索，或者有計劃地壓榨中國的物資。為了將掠奪常規化，他們在帝制時代（從公元前200年到20世紀初）的中後期越來越擅長統治中國北部邊境與他們相鄰的地區，而且設計了諸多政治軍事措施使掠奪常規化，不然單次軍事入侵之後，掠奪就會結束。這些措施包括以巨額的財物換取和平的條約，以及占領和直接統治。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長城都是一條劍拔弩張的邊界。中原王朝強盛的時候，政府可以確保長城以內地區的安全，並對其實行直接管理。更強盛的時候，中原王朝用以夷制夷的辦法來干涉長城以外的權力安排，這樣既能防止草原部族凝聚成一股勢力對付自己，也可以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張到長城以外。中原王朝雖然偶爾支持百姓在塞外定居，但僅僅止於防禦性地擴張自己的勢力，而並不想直接統治長城以外太遠的地方。北方草原，即使是鄰近長城的北方草原，從未徹底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中原王朝並沒有像羅馬一樣，對其北部邊境實施武力征服、軍事占領、建立殖民地、汲取財賦。羅馬人用武力擴展疆土汲取財賦的做法，更像是草原民族對漢族的做法。 雖然在漢唐時代，中國的勢力遠及中亞，但直到17世紀後，草原地帶才成為中原政權的有機組成部分。清朝三百年的內亞草原政策，完全符合中國的利益，使得現代中國既可以繼承前代王朝的傳統疆域，又能繼承清朝平定的疆域。內蒙、東北地區（除明代的遼東以外）、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周邊綠洲地區）被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文化上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漢化，都是清朝統治帶來的一個意外的好處。當然，還有許多其他民族國家的例子，現代民族國家偶然地在民族國家概念凝固之前繼承了周邊地區。在這裡介紹後來的歷史發展，就是想要引入對於中國北方邊境地圖的一種更開闊的眼光，這樣我們才不會把看現代地圖領土劃分的眼光投射到歷史當中去。 明朝（1368—1644）早期同蒙古的關係處在一種變動不居的環境中。「蒙古」一詞的概念——涵蓋了長城以北所有的相鄰地區——正在形成。中原王朝在長城沿線的勢力在崩潰了數百年之後，此時又重建起來了。蒙古強權土崩瓦解。明朝的勢力成功地伸展到長城以北尚未直接統治的地區。明朝初年，明軍多次進攻蒙古殘部。當時明軍多能征慣戰之將，皇帝有時還會御駕親征。明軍在蒙古的地域打敗蒙古人（其戰術很大程度上模仿蒙古人），對蒙古軍事社會的高層組織施加強有力的干預。明初的君主顯然希望可以給蒙古各部劃定領土，讓部族首領向明朝稱臣納貢，但沒有什麼成效。日後清朝的政策也是如此，但遠比明朝成功。 蒙古社會的組織結構和漢族王朝大相徑庭。蒙古社會是軍事化的，各個小部落組成軍事聯盟，中國人會把它們看作行省，這種類比雖然在描述蒙古的組織結構上有用，但是它們又不是行省，因為它們可以成為國家級別的組織。在諸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那樣卓越的統帥下，這樣一個相當於國家的部落聯盟會擴大成一個眾多國家聯合的廣袤帝國。成吉思汗的勝利是因為他建立了可能是最大的帝國級的超級聯盟，然後利用其軍事資源，征服世界。成吉思汗死於1227年，但是他開啟的勢頭一直繼續到13世紀中葉。順著這股趨勢，13世紀70年代蒙古征服了長城以南，忽必烈建立元朝。 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崩潰之前，帝國層面的蒙古權力結構就先崩潰了。因為早期的大汗開拓的疆土太過遼闊，離心力也就隨之增強。統治中國的蒙元王朝，雖然將成吉思汗和元代之後的蒙古聯繫起來，但只是整個蒙古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在忽必烈和他的子孫的統治下，到13世紀末期，元朝中國已經脫離了蒙古世界。1368年蒙古統治被推翻，漢族統治的明王朝建立。蒙古人被趕進了遼闊的北方草原。在蒙古歷史的低潮期，國家級的聯盟也一度解體，結構鬆散，更像是眾多分散的省份。後來這些省級的聯盟也出現了解體的危機。不少蒙古部落，尤其是居住在長城附近或者留在中國內地的，漸漸同化於漢族了。這數萬人占整個蒙古人口的比例很小，但象徵著蒙古國家的崩潰和無序。 我們不要忘記，蒙古國家無論從政治還是民族構成上講，都是一個歷史的創舉，即使在草原的歷史上，也是前無古人的。草原部族和社群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結合成一個民族共同體，它使得各不相同的分立部落和民族（雖然血緣相近）取得了一致的文化和心理認同。「蒙古」是一個新詞，它的出現比成吉思汗的出生早不了多少。在成吉思汗有計劃地擴張蒙古國家之前，「蒙古」只是一個部落的名字。14世紀晚期以降，隨著元亡明興，蒙古這個名稱才被用作指稱今天所說的蒙古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後裔，在歷史上第一次賦予這片土地文化的統一性和身份的延續性，並且持續至今。這標誌著草原歷史進入了新階段。雖然14世紀末和15世紀初，蒙古國家的政治軍事架構搖搖欲墜，但蒙古人還是保有作為成吉思汗子孫的自我意識，這是推動重新統一的強大潛在因素。 亞洲腹地有許許多多民族學會了系統、持續地利用他們和中原王朝的關係（以及和居住在「內亞海」的「島嶼」和「海岸」的其他定居民族——借用威廉·拉鐵摩爾的地理學的比喻），蒙古族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軍事上的組織能力是最強的，而且建立了歷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國（雖然不是最長壽的）。蒙古人是第一個在中國全境建立統一政權的少數民族，其統治從1279年持續到1368年。在所有統治中原的遊牧民族中，蒙古統治者的漢化程度最低。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了最多的東西，而且在放棄原有價值觀方面付出了最小的代價。蒙古人和漢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影響到他們在15世紀早期變動不居的關係模式。 漢人雖然早就習慣了在北方草原上有個危險的鄰居，但是到了明朝，北方又有了一個新形式的鄰近強權。草原在文化上更加同一了，有著前所未有的統一潛力。它的統治者不久前還處於元朝統治的偉大時代。四分五裂的蒙古和剛剛建立的明朝不得不思考和回應他們關係中的新狀況。明朝對雙方關係的態度是消極的，它並不覬覦草原，只是想確保草原上的部落對自己沒有威脅。馬匹大概是明朝唯一需要向草原買進的東西，但是買馬還是為了防備草原民族的入侵。明朝的態度只有一點積極之處：非常重視心理和意識形態。明朝宣稱自己文化優越，是世界中心，很希望草原能認同這一點，4但不會為此發動戰爭。 從蒙古的角度講，雙方關係更加重要和積極。蒙古依賴明朝供應一些必需物資，而且還會尋求一些他們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必需品包括糧食、生鐵、鐵製品和其他手工製品。這對蒙古經濟，以及對維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至關重要。這種需求比中原對戰馬的需求重要得多。為了以漢人能接受的方式獲得這些關鍵物資（當他們必須這麼做的時候），他們是願意放下身段承認中原中心的，而且多少也會受此影響。例如漢人對天地萬物的看法就影響了蒙古巫術。這種不平衡的共存關係中的單方面依賴，使得他們對於明朝強硬的命令能夠靈活適應。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在處理雙方關係時比漢人更有創造性，更靈活。但如果把眼光再放遠一點，到了清朝，漢人進入蒙古的草原世界，對此蒙古人在文化和人口上都難以抵擋。 宦官制度與1449年的戰役 1449年，北京的龍椅上坐著的皇帝年紀輕輕，昏庸無能。他叫朱祁鎮，死後廟號英宗，年號正統。朱祁鎮於1435年1月31日登基，時年八歲。正統元年是從他登基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即1436年起計算。他生於1427年12月3日，所以土木之變時還沒過二十二歲的生日。他的父親宣宗皇帝是個有活力、有作為的君主。他操持一切，就是沒把兒子教育好，也沒有委派有責任心的師傅來教導。這個責任最後落在了皇太后身上。皇太后是一個聰明、心性高貴的女人。5但是1442年皇太后薨逝後，十五歲的天子就完全落入了大太監王振的掌握。在有明一代的歷史上，王振可謂臭名昭著。一群執掌外朝事務多年的老臣明明知道內廷的情形，卻放任宦官控制內廷，而沒有挺身抗爭，因為即使抗爭了也未必成功。由於這個污點，許多人認為他們要為後來發生的事件負責，這大概是不公平的。王振是明朝歷史上第一個能夠控制皇帝的宦官。通過皇帝，他控制了整個朝廷，一手策劃了1449年的輕率出征，扮演了關鍵角色。後來事態失去控制，他也死於軍中。英宗皇帝和他的密友王振，都不是當英雄的料。 長城另一側的領袖是也先，漠西蒙古瓦剌部的首領。他繼承了父親脫歡的權力和頭銜。明廷一廂情願地封他為「順寧王」，即「順從和安寧之王」，他還有漢族頭銜「淮王」和蒙古頭銜「太師」，6說明他是大汗在軍事上的主要助手。大汗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嫡傳後代，當時已經無足輕重。明朝人對蒙古潛在的亂源本身後知後覺，當他們關切地注意到，蒙古的最高權威從屬於自己不曾預料到的勢力時，處理雙方關係就更困難了。也先是太師，是蒙古大汗名義上的軍事助手，但是明廷發現，他甚至不經常和這個所謂的大汗聯絡。也先的父親還攻殺了韃靼部的首領阿魯台，也先因此可以插手三衛的事務。三衛是明朝人對定居在後來的熱河—滿洲地區的東部蒙古部族的稱呼。事實上，也先想要效法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他把勢力東擴到已經歸附明朝的內蒙古和滿洲地區，證明了如果出現一個能力與魅力兼備的領袖，從前蒙古國家的組織架構就有可能復活。雖然他未能成功，卻喚起了16—17世紀其他蒙古酋長的夢想，鼓舞他們再度嘗試。司律思（Henry Serruys）稱也先為「全蒙古的實際統治者」。7在這裡，我們見到了建立草原權力的經典模式。明廷必須要關注並採取反制措施。中原王朝曾經對蒙古採取以夷制夷的辦法，現在他們感到應該直接出手了。 司律思是明代漢蒙關係史的權威，他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蒙古最需要的是和中國保持穩定的經濟關係；如果這種關係處理得當，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戰爭就不會發生。這個結論說明，如果漢人有足夠的智慧和理性，效法歷史上的先例，就可以減小乃至化解蒙古問題，這樣做之後，並不是不用維持在蒙古的軍事存在，而是可以避免軍事災難。對比之下，官僚手中的北方邊塞管理不善，耗費越來越多，用處越來越小。作戰指揮不得當，軍隊巨大的技術能力幾乎沒能發揮。一場輕率導致的軍事災難，更加強了明朝對軍事行動，而不是其他手段或其他問題的依賴。 14世紀後半葉，中原王朝開始重修長城，長城今天的樣子就是那時奠定的。此舉意在加強邊境防禦，防止蒙古人進入，無論是使者、商人還是侵略者。長城雖然看起來壯觀，但並沒有成功實現這個意圖。中原王朝躲在牆後觀察蒙古人，但有價值的發現極少。對於蒙古的欺騙，他們以誠實的義憤回應；對於朝貢關係，他們的管理瀆職且腐敗，這都使得防禦態勢更複雜了。對於蒙古人來講，朝貢首先是貿易。漢人倨傲的政策和腐敗的管理，使得蒙古人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危急的時候、遇到挫敗的時候，或是軍事信心增強的時候，蒙古人就會輕易進入長城防禦區，毫髮無損地突破長城。15世紀40年代發生了一系列的邊境衝突。漢人認為他們在更鄰近、更和平的蒙古地區「省份」取得的穩定已經被動搖了。也先致信那些配合中原王朝綏靖政策的蒙古酋長：「爾祖父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官。」 其實是在質問：「漢人是我們的宿敵，日後還將成為我們的臣屬，你現在真要臣服他們嗎？」8這是一個有力的號召。 15世紀40年代末，長城沿邊守將由於邊防問題向朝廷上奏了無數次。9當時大批糧餉軍械都被用於謀劃不當、執行腐敗的雲南戰事，長城邊防的力量大大削弱。1449年初，明朝重振長城防禦力量的緊迫感加強了。在京師的年度軍事評價和戰力檢閱就變得異常重要。王振雖是宦官，卻是王朝的實際統治者，以邊鎮作為自己黨羽的酬傭。他的下屬宦官被安插到重要的邊鎮，掌握了實權，能征慣戰的宿將卻只是掛名主將。10皇帝也接近成年了，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可以不顧老臣和外朝的意見任意行事。他對王振百依百順，稱王振為「先生」。為什麼明朝人在邊境軍事危機時誤用了自己的力量？因為他們對這次危機出現的新情況視而不見。但明朝的制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政治權力的濫用？王振能走多遠？他的動機是什麼？他為什麼被縱容到如此地步？這是更難理解的。 中國歷史學家堅定地認為，宦官這個群體，雖然個別人會有一些小才微善（中國的歷史學家並不怎麼想提這一點），但大體上是又貪財又貪權的。王振的確貪財，甚至錙銖之細也不放過。他對待蒙古人和對待漢人並沒有什麼區別。王振的倉庫非常巨大，堆滿了財寶，都是他平日裡利用職務之便巧取豪奪的。從蒙古人那裡撈來的東西對他來說只是九牛一毛，卻足以把蒙古人逼急。顯然他通過宦官代理人網絡，在朝貢貿易中年復一年地欺詐蒙古人。蒙古人進貢四千匹馬，希望一匹馬換取十五匹布，或是相當數量的鐵、手工製品或是糧食。11但是他們經常得不到回報。他們一再要求開放邊境貿易點，使他們能夠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進行常規貿易，但都被明廷拒絕了。王振掌握下的朝貢貿易，是蒙古人獲取某些必需品的唯一渠道，欺騙讓他們陷入物質的短缺和精神的屈辱。如果沒有王振，沒有腐敗，其他的明朝官員也不會對朝貢關係有什麼新的看法。 「王振可以走多遠？」我們已經提出。他的權力極限可以從他和外朝文武大臣之間的關係中看出。他取得了黜陟官吏的大權。很多官員不齒於他，消極地抵抗他，但他卻可以貫徹自己的意志。他決定所有的大政方針，恫嚇官僚中的精英，那些放棄尊嚴諂媚於他的人可以最快地升官發財。他將錦衣衛交給自己的親戚掌管，使整個朝廷陷入恐怖。一段傳說展現了15世紀40年代晚期的朝廷氛圍。有一個叫作王佑的年輕文官，升遷得飛快。他同王振一樣沒有鬍子。王振曾問他為什麼，他的回答反映了朝臣的屈辱：「爸爸沒有鬍子，兒子怎麼敢有呢！」12 王佑是為榮華富貴放棄尊嚴的小人，而王振是皇帝的延伸。中國帝制向著專制主義演進千百年，到明朝已登峰造極。沒有人能批評皇帝，皇帝既然可以選擇自己的代理人，宦官也就雞犬升天，一樣不能批評。王振是一個天才，他在宦官中第一個發現自身的地位蘊含著何等巨大的權力。不幸的是，無論是他還是之後的宦官，都沒能發現明朝的真問題。王振完全沒有軍事才能，不像一些低級宦官鍛煉成了出色的將才。13 1449年年中，邊情已急如星火。王振勸英宗隨自己御駕親征。按王振的預想，他統率五十萬大軍打敗塞外侵擾的蠻夷不成問題。大軍將從北京向西北進發，抵達山西大同，然後從大同進入草原。戰場上所有的宿將都要聽命於他，就如朝中文官已經習慣的那樣。而英宗將一路跟在他身後，祝賀他拯救了大明。 隨後大軍將經過王振的家鄉——大同東南的蔚縣，於是王振便可以讓所有親戚見到皇帝——這個在自己畢恭畢敬地控制之下的角色。王振的家族在蔚縣早已是豪門了，得勝之後王振不會得到更多的財富，但他的威望和榮耀將會達到頂峰。14 土木之變日錄 作為一場軍事行動，王振的舉措完全是輕率不負責任的。以下細節來源於史書：15 1449年7月30日（七月十一日己丑） 此前一段時間，每日從北京以西長城沿線的邊鎮發來報告，敵人偵查、劫掠頻繁，小規模衝突時有發生。這表明也先在策劃一場總攻，而目標可能是萬里長城的要衝大同。本日，也先在大同地區發動進攻，其他蒙軍從遼東到甘肅各路發動進攻。王振私下勸說英宗親征，以伸懲戒。當朝廷集議此事的時候（可能是在次日），兵部尚書鄺埜諫阻親征，認為「六師不可輕舉」。16王振對此充耳不聞。 7月31日（七月十二日庚寅） 無事。 圖6-1 土木之變（1449） 8月1日（七月十三日辛卯） 無事。 8月2日（七月十四日壬辰） 吏部尚書率群臣諫阻親征，大意是皇帝親征是反應過激，況且暑氣未消，水草不繼，準備未足。車駕出京是犯無謂之險，又使朝廷陷於無主之境，「且兵凶戰危，古之聖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險地，臣等至愚，以為不可」。在王振的建議下，英宗答覆：「卿等所言皆忠君愛國之意，但虜賊逆天悖恩，已犯邊境，殺掠軍民，邊將屢請兵救援。朕不得不親率大軍以剿之。」 8月3日（七月十五日癸巳） 英宗命皇弟郕王朱祁鈺留鎮京師，並擇定了一眾扈從出征的文臣武將，定於次日出發。 同日 宣府告急，蒙軍已圍馬營三日，馬營水源斷絕。又大同來報，兩員宿將於大同東北的陽和（今陽高縣，在長城邊上）全軍覆沒。監軍的宦官郭敬是王振的黨羽，強令渙散無紀律的軍隊出戰，導致敗績。郭敬伏在草叢中才幸免於難。 （1）178月4日（七月十六日甲午） 遣官祭告太廟、社稷。親徵令下之後二日就啟程了，扈從的文武官吏倉促就道。科給事中鮑輝攔駕諫阻：「陛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王振當即呵斥鮑輝，而英宗默然。於是大隊人馬繼續前進，出北京城向西北行進。（當晚安營於唐家嶺，不見於任何一張地圖。） （2）8月5日（七月十七日乙未） 第二晚宿營於南口迤南的龍虎台。夜間忽有警報，軍中一度大亂。 （3）8月6日（七月十八日丙申） 成祖忌辰（成祖於1402年即位，1424年駕崩）。18英宗遣官至長陵獻祭。長陵是十三陵之一，龍虎台距長陵只有數十里。是日，英宗召集扈從群臣，曉諭行軍紀律。（《英宗實錄》中此日沒有記載安營地，可見此日英宗及扈從並未上路。） （4）8月7日（七月十九日丁酉） 五十萬明軍通過居庸關，越過了內線長城。當天風雨竟日，群臣請暫駐數日，王振大怒不允。士兵怨聲載道，文武將士都沒有紀律可言。 六十四歲的兵部尚書鄺埜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臣。他剛直敢言，曾領銜上奏諫阻英宗親征。但他毫無實際作戰的經驗，曾經數次墮馬，身受重傷。同僚勸他留在後方就醫，他義正詞嚴地拒絕：「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 （5）8月8日（七月二十日戊戌） 前線傳來一件忠勇的事跡，英宗特命表彰以激勵士氣。夜間宿營榆林站。 （6）8月9日（七月二十一日己亥） 宿營於懷來城西。 （7）8月10日（七月二十二日庚子） 宿營於雷家站（不見於所有地圖）。 （8）8月11日（七月二十三日辛丑） 過雞鳴山，警報頻傳，眾臣都懼怕將要到來的災難。英宗將萬事委之王振，王振愈發專橫跋扈，公侯見王振也要屈膝而前，就像見皇帝本人一樣；有誰言不稱意就罰跪半日。欽天監監正是王振黨羽，私下勸告王振，繼續前行有「象緯示警」，而王振則堅決地說：「即不幸，天也！」王振拒絕了許多類似的諫言，下令繼續前進。19 （9）8月12日（七月二十四日壬寅） 抵達北京和大同的中點—宣府（今宣化區）。雨仍未停，敵情警報引起了慌亂，扈從群臣又交章上奏，請駐蹕宣府，王振大怒，拒絕了他們。懲罰領銜上奏的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在草叢中跪了一整天。大將向王振奏事也要膝行而前。一些高級官員已經開始密議最後的手段—刺殺王振。 翰林院學士曹鼐（一說李賢）與隨行的諸位御史說明為什麼必須這麼做：「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切齒于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振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然後遣將領前詣大同，則天意猶可挽也。」一眾御史誰也不敢如此造次，事情未能實現。20隨著明軍的前進，瓦剌軍慢慢退到了長城以外，伺機伏擊。 （10）8月13日（七月二十五日癸卯） 宿營於萬全峪（即宣府六十里外的「左衛所」，位於交通要道上）；星象不吉。 （11）8月14日（七月二十六日甲辰） 宿營於懷安城西。黎明時「黑雲一道，闊二（二十？）尺余，離地一丈余，南北亘天，徐徐北行。 （12）8月15日（七月二十七日乙巳） 宿營於天城（今天鎮縣）西。 （13）8月16日（七月二十八日丙午） 大軍過陽和口，8月3日明軍剛在這裡慘敗於也先，戰場上有上千具尚未掩埋的屍體。明軍上下見此愈發心寒。 （14）8月17日（七月二十九日丁未） 至聚落驛，距大同六十里。 （15）8月18日（八月初一戊申） 大軍抵達大同；「日暈終夕」，不祥。王振密會安插在當地的宦官爪牙。 （16）8月19日（八月初二己酉） 王振不願放棄從大同北行出塞的計劃，宦官郭敬曾從陽和口之戰中死裡逃生，他告訴王振：「若行，正中虜計。」郭敬很得王振信任，他的話使王振心生懼意。自從出居庸關之後，天氣一反往年常態，非風即雨，到大同之後，驟雨又至。看到這種種跡象，王振也大為不安。他決定宣布大獲全勝，不日凱旋。 （17）8月20日（八月初三庚戌） 啟程，東還京師。只行進了二十里就宿營了。紮下營寨後，一團黑雲捲來，如同壓在頭頂。而營地之外則是一片晴朗。須臾，雷雨大至，竟夜不息。全軍驚亂。 王振起初打算南行，經蔚州回京。蔚州是他的故鄉，這樣他可以在家中款待英宗。這一條路線要經過北京西南的紫荊關，然後折向東北返回北京，比較便捷，也相對安全。然而，按照這條路線走了一天之後，王振感到軍紀日益渙散，如果大軍經過蔚州，便會給自己的大量田宅造成損失。於是他力排眾議，下令改向東北行進，按原路返回。 （18）8月21日（八月初四辛亥） 宿營於滴水崖（地圖失載，據說據陽和四十里）。 （19）8月22日（八月初五壬子） 宿營於洪州方城（具體位置不詳）。 （20）8月23日（八月初六癸丑） 宿營於白登。 （21）8月24日（八月初七甲寅） 宿營於懷安城西。十天前也曾宿營於此。 （22）8月25日（八月初八乙卯） 宿營於萬全峪。 （23）8月26日（八月初九丙辰） 宿營於陽和北沙嶺。 （24）8月27日（八月初十丁巳） 宿宣府，回程已經過半了。這一周的天氣惡劣，行軍也亂成一團。本日在北京舉行了孔子的丁祭。 （25）8月28日（八月十一戊午） 宿營於宣府東南。 （26）8月29日（八月十二日己未） 宿營於雷家站（8月10日曾經宿營於此）。 （27）8月30日（八月十三日庚申） 本日發生兩場戰鬥，拉開了土木之變的序幕。記載頗為混亂。史家雖然力圖還原當日的情形，但由於明軍全軍覆沒，相關記載也隨之毀滅，兵力部署和事件發生的地點已經說不清了。《英宗實錄》記載，當英宗及其扈從準備離開時，宣府傳來消息，蒙古人襲擊了大軍的後衛。一些史書說前進停止了，有些記載說當日大軍並未停止，而是前進到了土木堡。不管是哪種情況，可以肯定的是，王振是一早收到的消息，於是改變了這一天的行軍線路。後衛離大軍有兩天的路程，一離開宣府就遭到襲擊。因為結果尚不確定，所以大軍停止前進或猶豫不決。但是當晚消息傳來，後衛已經全軍覆沒，主力已經暴露在敵人的直接威脅之下。於是明軍又組織了一支新的後衛部隊，撤回宣府。這些情形散見於《明史》的各列傳中。假設這個推斷是正確的，那麼隨後的重大軍事行動應該如下： 吳克忠、吳克勤兄弟二人率部殿後。21他們是蒙古人，其父在永樂年間歸順明朝，成祖賜姓吳，不久封爵。克忠克勤兄弟也以父蔭得了高爵，而且屢建戰功。二人率軍進入狼山峽谷，「敵兵據山上，飛矢石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克忠下馬射，矢竭，猶殺數人，與克勤俱歿於陣」。吳克勤的兒子吳瑾死裡逃生，將消息報告朝廷（之後克忠兄弟二人都被追封了爵位，獲得了美諡）。 後軍覆沒的消息傳來，明軍馬上從主力部隊抽調五萬（也有三萬、四萬的說法）騎兵殿後，由朱勇統率，薛綬為副。22朱勇當時年事已高，他的父親朱能是明朝的開國功臣。《明史》本傳記載：「勇赬面虬須，狀貌甚偉，勇略不足，而敬禮士大夫。」他是典型的明朝「武二代」，受文官的薰染太重，導致了軍事上的無能，不過這在文官中心的政府中並不是問題（然而1444年朱勇因出擊朵顏諸部不利，遭到彈劾）。而薛綬是一個蒙古酋長的兒子，他在14世紀末降明，並在15世紀的前25年立下了卓越功勳。薛綬這個名字是他在1425年襲父爵時仁宗賜予的。他勇猛善戰，有著朱勇缺乏的一切品質。但是在這種生死關頭，只是作為朱勇的副手參戰。當日晚些時候，二人都戰死在鷂兒嶺，離英宗駐蹕的地方約三十里。23朱勇率領新組織的五萬殿後的人馬撤往吳克忠最後的駐軍地點時，直接闖進了埋伏圈。土木之變後，坐鎮北京的于謙認為朱勇玩忽職守，釀成大禍，褫奪了他的榮銜和爵位。薛綬壯烈犧牲。全軍所剩無幾，他自己弦斷矢絕，仍然用弓和敵人搏鬥，最後被敵肢解。既而敵人發現薛綬也是蒙古人（可能是投降的明軍告訴他們的），嘆息說：「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紛紛為他落淚。朝廷諡之為「武毅」。 （28）8月31日（八月十四日辛酉） 午後，英宗抵達離懷來縣城約二十里的土木堡。群臣意識到也先正在快速逼近，一再懇請英宗儘快避入懷來城中過夜。兵部尚書鄺埜先是墜馬受傷，後來又被王振罰跪，當時已然傷病纏身，他上奏英宗，請一面以大軍殿後阻擋也先，一面直趨居庸關。王振則擔心上千輛滿載私財的大車出現差池，堅持要求全軍等到這批輜重跟上隊伍再走。急趨入懷來無異於將這些輜重送給也先。鄺埜力諫速行時，王振呵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令左右將鄺氏扶出。當晚，鄺埜與同僚對泣帳中。 大軍很快在土木堡紮營，連日困擾行軍的大雨也停了。土木堡沒有水源，士兵掘地超過六米也沒有挖出水來，只得放棄。土木堡南邊不遠就有一條河，也先提前派人到河畔把守，阻止明軍前來取水，整個明軍營地水源斷絕。此時消息傳來，也先的大軍已經將明軍主力包圍。明軍人馬饑渴，困苦不堪。一支明軍奮戰終夜死守山口，阻止敵軍進入土木堡。敵人從四面八方湧來，數量遠遠超過預計。 （29）9月1日（八月十五日壬戌） 當日是中秋，本是歡聚團圓的節日，而明朝的大軍已斷水兩日，困苦更甚。 明軍有意向懷來移動，但營地被圍，未能成行。此時蒙古人佯裝退兵請和，英宗命翰林院學士起草敕書准許了和議。王振卻不顧和議，命令大軍向河邊移動。大軍亂鬨鬨地簇擁著皇帝的乘輿向前走了三四里。敵人看到明軍移動，立刻四面包抄，展開總攻。明軍潰不成軍，蒙古人大喊：「解甲投兵者免！」明軍士兵不顧長官，脫去甲冑，跑向蒙古騎兵，被砍成碎片。戰場上矢落如雨，敵騎四集。宿衛將士環護英宗著突圍，卻沒有成功。英宗下馬，坐在地上，流矢射死了他身邊大部分人，他卻毫髮無損，鎮靜以待。 蒙古士兵衝上前去，想要搶奪英宗貴重的甲冑，英宗不從，正當一個士兵正要殺死英宗時，一位蒙古王爺制止了他。英宗向他致意，問：「子也先乎？」然後又問他是不是也先的兄弟，還歷數了也先每個兄弟的王號。這位蒙古王爺非常驚奇，猜測此人定非常人，有可能是皇帝。他畢恭畢敬地將英宗帶走。次日，英宗到達土木堡和宣府之間的雷家站。他派人將自己被俘的事通報北京，索要送給也先的禮金。也先聽說自己俘虜了明朝皇帝，大為震驚。9月3日，也先在宣府不遠處的大帳中會見了英宗。 於是，也先召集王公耆宿商討怎樣處置明朝皇帝。一位長者說：「明我仇也，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24而《國榷》里記載，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打了那位長者一記耳光，說：「大明皇帝，天人也……然戰時不憶人馬，或刃或矢或踐壓，明皇帝獨否。我等受漢德深厚，何可反天？那顏若遣使告明朝來迎，則歸之耳，亦萬世下美名也。」也先採納了伯顏的主張，下令善待英宗。 王振被斬殺於土木堡。有些史料記載死於明軍官之手。明軍戰死約五十萬人。許多活下來的都受了傷，有些逃回了北京，有些成了俘虜。扈從西征的文武大員無一生還，其中有些人是戰死的。這一役，是王振輕率出征的終點，也是明蒙關係的新起點。 蒙古人錯失良機 也先俘虜了英宗，待以優禮。英宗可以留幾個貼身隨從，他們都是在戰場上被抓到的明軍倖存者。沒有這些隨從的幫助，英宗連馬也上不了，像樣的文書也寫不了，腳也暖不熱。也先的弟弟負責看管英宗。作為一名蒙古王子，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手中有一個漢家天子。英宗經常參加宴會和娛樂，但拒絕迎娶蒙古妻子，包括也先的親妹妹。英宗並沒有為這段經歷難過，回到北京後依然仿照在蒙古的方式舉行宴飲，而且花樣翻新。其實結局一開始就註定了，一旦也先決定不殺英宗，那麼送還英宗就是遲早的事。 問題是如何送還、何時送還、為何種目的送還。手中掌握著英宗，隨時可以向明朝勒索財物。英宗被俘後第一次送信給郕王和朝廷確認自己被俘的消息時，皇太后、皇后就在宮中到處搜羅金銀珠寶，想贖回英宗。也先並不反對這種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解決方法，但這一仗他沒有動員全蒙古的軍事資源，原以為能用驢子馱回一些零散的戰利品就不錯了，萬萬沒想到竟然能俘虜皇帝。但事已至此，怎樣利用英宗才能實現也先和整個蒙古的最大利益呢？ 也先出兵大概只是為了試探長城沿線明軍的防禦，不但逼迫明軍後退，還能通過談判得到不少經濟上的好處，好讓其他蒙古酋長佩服。這是他將自己打造成新的全蒙古共主、歷代大汗的繼承人的第一步。 外線長城的諸據點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於14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修建的，有些遠在長城以北二三百里。這些據點各自獨立，難以維持；15世紀早期，大部分據點已經廢棄或後撤了。在將它們移近長城的過程中，明廷希望更加依靠政治手段對蒙古各部分而治之，坐收漁利，並且儘可能地以使用政治手段為主。同時明廷必須更加依靠長城上的一連串堡壘。只有漢族王朝統治中國時，長城才會發揮作用。 10世紀早期，契丹人曾突破長城，從此少數民族開始進入長城以內地區，控制的範圍時大時小，直到1368年漢人王朝建立為止。那時長城已經廢棄多年，不再連續。從15世紀早期起，明廷開始修復長城。它並非牢不可破，蒙古人常常突破沒有防守的關口。 宣府和大同是長城上的兩個重要關口，相距二三百里（宣府更近北京，在京西北）。這兩鎮是捍蔽京師的重鎮，也是出擊塞外的基地。五百年前契丹人首次突破長城便發生在這兩處。1449年夏，也先將大軍分作四路，中間兩路主力分別劍指大同和宣府。第三路攻略東翼的熱河，第四路攻略西翼的甘肅，為的是分散明軍的兵力。如果蒙古進攻得手，可以迫使明軍放棄大同，繼續後撤據點，甚至退到草原邊緣之外。這對於也先塑造自己的共主地位，或論證自己的共主資格已經足夠了。 然而，現實是他俘虜了明朝皇帝，殲滅了五十萬明軍，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整個形勢好得出乎意料。也先還俘虜了一個叫喜寧的宦官。他是漢化的蒙古人，也是王振的心腹。喜寧竭力討好也先，向他透露了很多明朝的政治軍事內情。接下來幾個月，他變成了蒙古人的大軍師。也先被喜寧的建議弄得暈頭轉向。喜寧鼓勵他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他卻沒有多少時間理解這個角色。喜寧建議他利用英宗賺開邊關的大門，告訴也先向大明朝廷發送什麼樣的書信可以勒索更多的贖金，還建議以護送英宗回京為藉口，率大軍越過長城直逼北京城下。如果也先能夠見好就收，取得的成功肯定比任何人預想的都大；但他總是舉棋不定，得隴望蜀，結果新目標沒有達到，舊的成就也一併喪失了。 也先沒能從土木堡的大勝中獲得立竿見影的好處，就暫時返回了草原。他要將鋪得太散的兵力聚攏起來。當時的明朝史書記載，五十萬明軍是被不到兩萬蒙古騎兵殲滅的。25即使考慮誤差，這個記載也說明了也先只是率領自己大軍的一部，而在土木堡作戰的只是這一部分的前鋒。土木之役後，他必須回撤，同主力會合，與其他酋長謀劃下一步的行動。10月末，他聽從喜寧的建議，挾英宗為擋箭牌，進逼北京。 土木之變結束了宦官腐敗無能的統治，一批進取有為的官員走上前台。土木之變後的一個半月，本來是也先可以利用的時間。但是前兵部侍郎、現兵部尚書于謙團結了一批能幹的官員，掌握了朝局，擁戴郕王繼位（年號景泰）。朝廷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意為前任皇帝。這樣一來，也先能利用英宗得到的東西就大大減少了。于謙等人還重整軍隊，修築防禦工事，將通州的存糧全部移入北京城內，堅定了守城勝利的信心。10月27日，也先率軍包圍北京。他讓英宗一同到北京城外等待談判。明廷的答覆是：「社稷為重，君為輕。」26明朝不會為贖回英宗答應什麼條件。 交涉失敗了，也先就開始武力進攻，結果每一次戰鬥都以失敗告終。圍城五日之後，也先於10月31日退兵，沿途燒殺搶掠，卻沒有攻克一處衛所。蒙古軍的挫敗似乎證明了土木堡的勝利只是天上掉餡餅；在真正的戰爭中，也先難以戰勝組織嚴密、指揮得當的明軍。13世紀蒙古人橫絕一世的武力並沒有保持到15世紀。 喜寧之於也先，簡直像王振之於英宗。他仍然不斷地向也先提出宏大的目標。第一個方案是，在中國的蒙古人（北直隸和山東尤其人數眾多）將揭竿而起，響應蒙古兄弟從草原殺入。也先可以從山西突破長城，而另派一路騎兵直趨大運河，切斷北京到長江的運輸線，然後奪取南京，擁英宗在南京復位，與北京分庭抗禮。第二個方案是，武力逼迫明朝從北京遷都南京，恢復北京在忽必烈定都時的「大都」之名。這些想法顯然誤導了也先。也先派他與明朝談判，明方不再講「不斬來使」的規矩，將他處死。27也先失去了喜寧這個「中國通」，沒有人再為他謀劃宏大的戰略。他退回草原，重新與北京談判，還正式恢復了極少中斷的朝貢關係。次年（1450年9月），他將英宗送還北京，沒有附帶任何條件。從他的角度講，這一事件就此結束。他在蒙古的領袖地位遭到質疑，影響力隨之下降，幾年之後被自己人殺死。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宏大的蒙古崛起的努力失敗了。 明朝人未能吸取教訓 總的說來，明廷對土木之變的應對收效不大，甚至有副作用。在於謙的英明領導下，幾乎在土木之變的消息傳到京師的同時，一個嶄新的朝廷就建立起來了，于謙處理危機的高超能力展露無遺。明朝士氣很快重振起來，並且天才地完成了規模巨大的重建和防禦任務。儒家的道德和正氣也得以重振。同時發生的是中國帝制時代最不尋常的事件：士大夫在朝堂上報復宦官。 士大夫對宦官恨之入骨。但一方面儒家士大夫的矜持限制了恨意的表達，另一方面讓他們害怕的是，宦官集團控制著內廷，也控制著強力機關錦衣衛，攻擊宦官集團的首領是什麼後果可想而知。土木之變後數日，一班新人掌握了權力，否定先前朝政的氣氛迅速抬頭（郕王很快就會繼承大統已經是明擺的事）。百官面見郕王，請求將王振滅族抄家。他們跪下並呈上奏章，歷數王振罪惡，聲言寧願身死當場，也不願收回奏請。郕王緊張地承認他們「所言皆是」，承諾「自有處置」，但是群臣見不得拖延，依然跪地不起，要求降下明詔。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是王振黨羽，他意識到這次上奏是針對整個宦官集團的。為了控制局面，他傲慢地宣布百官行為不當，厲聲呵斥他們退下。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刻，百官心中平素的戒慎恐懼突然崩塌。給事中王竑一躍而起，衝上前去揪住馬順的頭髮，喊道：「是非奸人黨？」隨後與馬順扭作一團，將他扳倒在地撕咬。在場百官見狀，爭相起身毆打馬順。他們沒有攜帶武器，於是脫了馬順的朝靴痛打他，將他的眼珠打落，血流滿地，片刻便把他打死了。兩個著名的東廠宦官也被當場毆斃。郕王驚懼，站起身想一走了之。于謙知道，這件事如果任其發展，會導致殘酷的政治鬥爭。他趕到郕王面前，拉住他的衣服告訴他，如果置之不理，後果不堪設想。他請求郕王宣布馬順等罪當死，殺馬順者無罪，並族誅王振。28經此一役，反王振的勢力完全掌握了朝政。 八年後，英宗奪門復位，將于謙等人以謀逆之罪論斬，還立祠祭祀王振。土木之變標誌著明朝前期生機勃勃、銳意進取的政治局面結束了，29但明朝的政府和社會一直保持穩定和強大。除了在土木之變中，明朝的弱點和無能沒有產生那麼直接的影響。 北方邊境的軍事設施有效地重建了。土木之變後的百年間，明朝人慶幸長城足以抵擋蒙古人的進一步入侵。事實上，在這百年間長城並沒有經受嚴格的考驗。16世紀中後期，長城就沒能阻擋蒙古人闖入京畿。1550年，蒙古人再次突破長城，但為時甚短，沒有引發全面的危機。北方邊塞始終是採取守勢的明朝的心病，是明朝防禦關注的焦點，是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晚明長城的軍事機器愈發膨脹、臃腫而靡費。明廷在土木之變中千鈞一髮的危機，熄滅了這種防禦是否必要的爭論。這使得明政府既不能做畢其功於一役的軍事解決，也無法做理性和平的政治解決。 土木之變後幾個世紀中，宣府和大同的歷史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長城中段的數百里的地區都歸此二鎮直接管轄。1449年之後，長城經過重整成為真正的軍事防線。土木之變大大加速了明朝將草原上的衛所撤回長城以內的進程。17世紀中期，顧炎武曾經多次實地考察宣府大同一帶。他認為回撤衛所破壞了洪武、永樂二帝的大戰略。明初設東勝衛（從大同延伸到綏遠）就是為了讓明軍的力量像漢唐時一樣，越過長城延伸到草原，然而，「正統十四年九月，虜宼擁逼，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此我朝不復四郡之實也（秦漢時代，四郡控制著北方邊境的中段，本文引用的正是顧炎武論述四郡的段落）。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㤗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30。 顧炎武還引用明代著名政治家邱濬（1418—1495）的《大學衍義補》31討論這個問題。顧氏痛惜明朝開國短短几十年就將長城以北諸衛所遷回內地，放棄了「吾中國之地」，於是京師和北方諸省暴露在蒙古人的直接威脅之下。「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321487年，邱濬進呈《大學衍義補》時，敦請在長城以北重建強大的邊防，卻未能實現。按1782年《大同府志》的說法，長城以內靠近京師和人口中心的州縣成了「四戰之地」，《府志》還說這種情況「自古已然」。33顧氏記載，晚明時每個村子都是一個防禦據點，每個縣都是防禦網的節點，修築堡寨，招募戍卒，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1449年時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受蒙古的威脅，這種感受在16世紀中期重新抬頭。那時或更早時候，朝廷命令無論大小村屯一律修築圍牆和堡壘，小一點的地方則鼓勵百姓自己修築。34顧氏列出了山西一千多座堡的名字，大多數都屬於17世紀中期時暴露在敵軍威脅之下的邊境州縣。顧炎武還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列舉了大同府轄下的十三個縣的918座堡，而且推測這還不是全部。35他加按語說，這些堡有的是官府修的，有些是百姓自建的。他還列出了一百多個檢查異言異服的路卡，這在邊境地區是必要的。36 簡而言之，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出，長城沿線各省的北部地區，形成了一個軍事化的社會。防務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民眾生活在緊張的氛圍中。如果你拿這些地區和同時代明朝的其他地區相比較，比如和16世紀中期飽受倭患的東南比較，就可以看出長城地區和腹地的情形差別巨大。腹地通常是沒有設防、暢通無阻的。明中後期北方省份的貧窮也與大規模的非生產投入，以及在那種氣氛下催生的限制性狀況有關。 防禦的焦點集中在離京師近在咫尺的地區。從京師到這個地區用驛站傳信只要一兩天。明朝人認為這個地區一直受到毫無信義的強鄰的威脅。用軍事術語講，土木之變讓明朝人深刻地認識到，他們的北方邊疆多麼危險地暴露在進攻之下。 然而，土木之變沒能讓明朝人理解內地與草原關係的規律，也沒有高瞻遠矚的人物來推動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在1449年的事變中，居住在內地的蒙古人遭到懷疑、戒備和前所未有的歧視。從那時起，反蒙的社會氛圍就形成了，並且一直籠罩著明蒙關係。37雙方關係中的非理性敵意由此激化。要達成務實的解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1449年激起的反蒙氛圍，還生髮出一種泛化的排外情感。元朝百年的統治，縱然無能、粗暴且壓榨嚴重，但都沒有激起如此強烈的敵意。我們開始在一些明人15世紀50年代之後的著作中找到極端的排蒙思想，體現在對時事的評價上，也體現在對歷史的評價上。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具有強烈種族主義傾向的儒家思想家是王夫之，主要活動的年代在1650年之後。他的准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主要抨擊對象就是北方草原的異族。這大概是大勢所趨吧。38 明中後期以來，北方的邊防成為許多明朝大臣的主要困擾。雖然有少數人提倡理解蒙古人的生活方式，進而互相妥協，但大多數人對此還是鄙夷的。朝廷偶爾也會有政策反映對蒙古人的理解，但是基本沒有機會執行。懲罰和報復才是常用的方法。現在看來，格局寬廣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先例極多，最有可能緩解緊張、降低風險、節省軍費。長城防務是明朝軍費中最大的一項開支。 明中期起，對於應對東部海疆前所未有的問題，具有遠見的對外交往和貿易更有現實意義。而明朝將在北方邊疆發展出的一套眼界狹窄的防禦措施，不假思索地強行套用在其他邊界。明蒙關係的惡化影響到當時整個中外關係，限制甚至損壞了中國對外關係。對於國防，「餘下的世界」第一次成為蒙古草原之外的第二件大事。 甚至在草原上，專注於蒙古掩蓋了草原以及長城沿線的其他情況，以至於明朝縱容管理不善的邊疆軍務擾亂北方省份，尤其是西北諸省，那裡更為貧窮，也更加遠離北京的控制。爆發在西北的明末起義，就是被邊境的軍事安排激起的，並且一發不可收拾，推翻了明朝。取明而代的清朝，最晚在1620年就已經取代蒙古，成為北方邊境真正的軍事威脅。明朝人陷於對蒙古的關注不能自拔，直到清軍入關前幾年，都沒能正確地估計滿人的威脅。 滿人試圖兼收長城內外的文化，將明朝解決蒙古問題的辦法，同自身的草原擴張政策相結合。他們對衛拉特的戰爭就是不必要的、與中國傳統迥異的擴張主義行為，也使得滿人作為中華和草原共主的成就打了折扣。 後來的歷史顯然不能統統歸結為這一個原因。但如果要找一個事件視作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這個事件非土木之變莫屬。39 1關於參考文獻的說明： 本文原創性的發現極少，只是重新梳理和思考了一段廣為人知的史事，所依據的史料主要是官修正史，忽略了一些最近的學術成果，許多細節的疏失和錯漏也在所難免。但讀者如果能夠從本文提供的角度重新思考土木之變，應該還是能夠有所收穫的。 下列文獻之所以能夠引起注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能夠證實一些非常要緊的史實，二是能夠引發對耳熟能詳的事件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依靠主要是官修史書，這些官修史書都已列於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ala Lumpe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 （1）《英宗睿皇帝實錄》（Franke 1. 1. 5） （2）《明史》（Franke 2. 1. 9） （3）談遷：《國榷》。最有用的一部明朝編年史，跟本研究相關的是第二十七到二十八卷。（Franke 1. 3. 7） （4）夏燮：《明通鑑》。較為晚出的優秀的編年史，跟本研究最相關的是第二十三到二十五卷。（Franke 1. 3. 11） （5）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最好的紀事本末體明史，跟本研究最相關是第二十九卷《王振用事》和第三十二卷《土木之變》。（Franke 2. 2. 11） （6）劉定之：《否泰錄》，1449—1450年當時的記錄。（Franke 2. 5. 1） （7）李賢：《古穰雜錄》。李賢在土木之變時扈從出征，僥倖生還，後來成為名臣。（Franke 4. 5. 3） （8）楊銘：《正統臨戎錄》。作者楊銘是漢化的蒙古人，1449—1450年充當翻譯的角色。這本書作為分析蒙古人的動機和態度的史料應當謹慎使用。見Hok-lam Chan（陳學霖），「Draft Biography of Yang Ming，」 in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Columbia University，Draft Ming Biographies，no.14，1971。（Franke 2. 5. 3） 從北京到大同、再從大同回北京的路線，是很難確定的。本文主要依據的史料是1884年《畿輔通志》。該書第四十六和五十二卷有順天府和宣化府的詳細地圖，第六十五卷《山川》、第一百二十一卷《營汛疆里》關於宣化的部分，尤其相關。關於從天城（今天鎮縣）到大同一段路線，用的史料是1782年《大同府志》。它的地圖用處不大，但所列的地名更為詳細。近來蘇同炳所著《明代驛遞制度》（台北，學生書局，1969）非常有用，尤其是頁161宣府的軍事區劃圖。有了地圖和這本專著的幫助，很多地理問題的細節還是不能確定，需要進一步研究。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1831年版，Franke 8. 1. 10）有北直隸十一卷、山西五卷，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軍事和地理信息，雖然沒有直接討論土木之變，但是分析了當地的狀況，尤其是當地的軍事化，一定是1449年蒙古入侵以及其後持續威脅的後果。 《明代名人傳》（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s Draft Ming Biographies，是為正式的《明史》所寫的傳記稿，從1964年起就由哥倫比亞大學不定期出版）中兩篇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執筆的《王振傳》和《朱祁鈺傳》與本文直接相關。傅吾康關於于謙的研究也是當今分量最重的，他的「Yü Chien，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1398—1457，」 刊登於Monumenta Serica 11: 87—122（1946）。傅教授還有許多其他關於明前期的重要研究。 司律思（Henry Serruys）多年以來致力於漢蒙關係的研究，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他的成果與本研究最相關是里程碑式的著作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都在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叢書中出版，即第一卷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MCB XI，Brussels，1956—1959）、第二卷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MCB XIV，1967）。這幾部書後面列的參考文獻，對於最近的研究很有參考價值。 研究中蒙關係的日本學者中，和田清是最重要的一個。他關於明蒙關係的研究成果都收入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文集中沒有專門研究土木之變的文章，但有對長城防禦體系等問題做了寶貴的研究。本文還引用了荻原淳平的兩種研究。 中國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較少。值得一提的是賴家度、李光璧《明朝對瓦剌的戰爭》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這本小書是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的一個範例，其民族主義感情之強烈，已經扭曲了歷史，壓倒了紮實的學術研究。 在這裡我衷心感謝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會的同事，他們的熱情討論使得本文更加完善，也提高了我本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弗蘭克·基爾曼博士一開始就鼓勵我寫作本文，並在寫作的每一個階段都提供了建設性的意見。司律思博士審閱了文稿並且給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和修改意見。陳學霖博士也讀了本研究較早的文稿，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文中並沒有一一提到。本文最終定稿由我一人負責，如有任何錯誤，概與以上諸位先生無關。 2見以上文獻說明。 315世紀40年代的雲南戰役相對宮廷政治而言規模大，意義重要，也是王振的軍事冒險主義導致的。戰役的目的是鎮壓滇緬邊境的土司。其梗概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〇；又見黃仁宇為思任法作的傳，收入《明代名人傳》（Draft Ming Biographies，no.8 [1967]）。關於總體的戰和問題的討論，見Jung-pang Lo，「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 in Charles O. Hucker，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4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集中了近年對這個問題的最好的研究，也是對相關研究的最好述評。 5她的本傳見《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誠孝皇后張氏」。她在正史和小說中都是重要的角色，如蔡東藩《明史通俗演義》（序言日期是1920年）第三十三、三十四回。 6在與著名蒙古學家、歷史學家岡田英弘教授談話時，他指出，元代之後草原上的蒙古人，一直用「太師」（Tayisi）一詞稱呼大汗的軍事副手，這個詞是元時借鑑的漢族官銜「太師」。太師是三公之首，在元代的官僚體制中是沒有實際權力的榮銜，但在蒙古世界卻有著重要的地位。 7見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2：8。與岡田英弘談話時，他稱也先在「元之後的蒙古史中破壞性的影響最為劇烈」。作為一項政策，也先殺掉了成吉思汗的幾乎所有男性後代，只留下母親來自瓦剌的不殺，並且摧毀或改寫了蒙古世系，等等。岡田教授說他是「一個革命性的人物，標誌的蒙古歷史的轉折點」。又見M. Rossabi，「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 」 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9：31—39（Fall，1970）。 8部分引用，全文及中國史家的評論見《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1750，庚寅日。 9典型的奏報見《國榷》，頁1729頁，壬寅日、己酉日（1447年九月）。壬寅日的奏報是大同守將奏報的六條措施，與本研究非常相關。史家很少關注這些問題的純軍事面相，這一次也不例外。在記錄大同守將提出的防禦措施時，只詳細保留了軍政管理的部分，至於兵器、彈藥、戰術、戰鬥序列則一筆帶過，不過聊勝於無。 10通過一些蛛絲馬跡可以看出，宦官集團可能已經控制了長城沿線的軍務，這值得深入研究。第一，雖然朝貢貿易方面的問題對明朝財政的影響不大，政府對此並不關心，但額外的油水對宦官很有吸引力，對其他有機會中飽私囊的人也一樣。對外貿易（包括朝貢）是皇室私人收入的來源之一，宦官則是皇室掌管貿易的代理人。第二，王振的宦官集團其實包括了北方的文武官員，見萩原淳平：《明代中期における北方防衞と銀について》，《東方學》第16號，1958年6月，頁67—79。王振本身是北方人，家鄉在大同府。第三，長城沿線軍費巨大，可以從中撈取不少好處。非法獲得的銀兩又使宦官能夠鞏固北方文武官員的利益集團。 11這是假設，而不是真實事例。關於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見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vol. 2，ch.3，pp. 29—43；ch. 4，pp. 44—63。第30頁以及後面幾頁討論了實際的數字。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頁670）認為，土木之變的直接原因就是朝貢貿易沒有滿足蒙古人的需求。萩原淳平也持相同看法，而且強調了蒙古對明關係中經濟的迫切性，見萩原淳平：《土木の變前後》，《東洋史研究》第11卷第3號，1951年10月，頁1—20。最近的研究，見Morris Rossabi，「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the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136—168（1970）。David Farquha，「Oirat-Chinese Relations 1408-1446，」 in Studia Altaica，Festschrift für Nikolaus Popp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7）提供了很多朝貢和貨物交換的細節信息。 12許多史料都記載了這段對話。如《國榷》頁1748「庚申」條；《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正統六年夏四月。王佑的回答臭名昭著，但是不同史書的記載略有出入。 13關於明初帝王對宦官的控制，見黃彰健：《論〈皇明祖訓錄〉關於明初宦官制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2輯，中研院，1961年6月，頁77—98。關於明代宦官權力的更加全面的討論，見Robert C. Crawford，「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49：115—148（1961）。《明史》中有傳的宦官，大多是擁有巨大榮譽和讚揚的，最顯著的例子是鄭和（1371—1435）。 14或許王振在1449年7月提出這個建議，比9月提出更為合理。在之前的半個世紀，宦官已經作為軍事將領、皇帝的得力代理人建立了聲譽，15世紀下西洋的宦官鄭和是最好的例子。永樂皇帝曾親征蒙古，取得了有點虛幻的勝利，在國內贏得了榮譽，見Wolfgang Franke，「Chinesische Feldzüge durch die Mongolei in Frühen 15. Jahrhundert，」 Sinologica 3：81—88（1951—1953），以及他的「Yung-lo’s Mongolei- Feldzüge，」 Sinologische Arbeiten 3：1—54（1945）。所以宦官動議和御駕親征並不是不光彩的事，反而完全符合明朝的慣例。 15下文所列均采自《英宗實錄》（卷一八〇至一八一，尤其是頁3485—3510）及其他史料，但是大多數都能在《國榷》頁1770—1780查到。 16鄺埜傳見《明史》卷一六七，有些史料記載諫阻親征的是兵部侍郎于謙。15世紀30年代晚期，鄺埜就開始強調加強長城邊防的必要，但他反對冒進的策略，《明史·鄺埜傳》記載：「王振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英宗下詔親征後，鄺埜和于謙一起領銜率外朝官員諫阻。鄺埜是湖廣宜章人，于謙是浙江杭州人，都是南方人。 17以下序號數字對應的是地圖上標出的行進天數。 18原文為「birthday of the Emperor Cheng-ts』u」，《英宗實錄》原文為「忌辰」。查《成祖實錄》，成祖崩於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十八日辛卯，應該為忌辰，而非生辰。——譯者 19《英宗實錄》和許多其他史料都說本日過宣府，次日過雞鳴山。這種記載和地圖和方誌記載的兩地位置有矛盾。比如《畿輔通志》卷六五《山川》記載，雞鳴山在宣化府（即明代的宣府）東五十里，而雞鳴驛更在雞鳴山東南五里。《畿輔通志》卷一二一的記載也相同。《實錄》中這種錯誤非常罕見，但是我還是判斷這是一個錯誤，並且根據地理情況重新調整了史料。 20這裡就涉及一個關於土木之變的史實性問題。既然所有高官都在1449年9月1日身亡了，那麼類似曹鼐和諸御史關於刺殺王振的談話是怎麼被記錄下來的呢？《英宗實錄》和《明史》中都沒有記載這段談話。《國榷》和《明史紀事本末》是17世紀編纂的質量很高的史書，補充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使得歷史背景更加清晰，但二書也都沒有記載這段談話。這段話出自夏燮的《明通鑑》，是1873年才問世的晚清史書。夏燮是一個非常謹慎的史學家，他寫的東西應該是有根據的，但我確實還沒有找到這段史料的出處。 陳學霖博士提醒我注意《古穰雜錄》（文獻說明有介紹），作者是扈從出征的御史李賢。他稱自己曾提議刺殺王振。陳博士認為，夏燮在編撰《明通鑑》的時候出現失誤，將李賢記成了曹鼐。有兩種觀點認為這個故事和事實有關，要麼談話確實發生過，要麼它本應該發生。如果此事確實發生，有官員從土木之變中倖存，而他們之中又有人是曹鼐等主要人物或其他御史（例如李賢？）的助手，參與了對話。後人需要重新梳理親征的日程，填補起居注留下的空白，現在看來，這項工作做得很充分，只留下很少的問題沒有解決。提供這個信息的人應該還可以提供一些與《實錄》給出的結論不符的信息，他們可能還記錄了許多其他信息，或將這些信息傳遞給了其他人。第二，對話本身固然可能是編造的，但傳遞的信息是真實的，即仇視王振的官員確曾想過刺殺他，動念可能更在親征之前。所以，曹鼐曾經談論過刺王而未實施的記載（以及一名軍官在土木之變的戰場上殺王振報仇的記載），可能有一種抽象真實性，傳遞的是一種總體上的事實。 21《明史》卷一五六；Henry Serruys，「Mongols En0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2：209—260（1957）。 22《明史》卷一五六。 23《畿輔通志》（卷六五，頁4b）記載鷂兒嶺在宣府城東南三十里。 24這句話和其他蒙古人表現出對英宗敬意的話，似乎都出自楊銘《正統臨戎錄》，或者出自中國史官的想像。《正統臨戎錄》作於土木之變數十年後，作者楊銘是一個在明朝做官的漢化蒙古人，是明政府的「蒙古通」。所以這本書的立場不能代表那些畢生與明朝人廝殺的蒙古人。但又沒有其他史料記載也先及其他蒙古酋長對英宗的態度如何，所以楊銘的書值得仔細研究。The Mongol Chronicle，Altan Tobci，trans.，C. R Bawden（Wiesbaden，Harrassowitz，1955），p.172，和其他史料都記載英宗第一次被俘時反覆奇蹟般地死裡逃生。 25這個數字可能來自《否泰錄》（收入《紀錄匯編》）。不少史書引用了這一數字，比如《國榷》頁1777。中國文獻記載的戰爭人數是出名的棘手問題，事實上，任何描述戰爭細節的材料都語焉不詳。將軍出征留別妻子或友人的詩作大多保存至今，但都沒有提到敵我雙方的路線、兵力、裝備。當史書中記載這樣一個人物的時候，目的不是要為讀者提供軍事上的細節，而是為了以土木堡的慘敗來鞭撻王振。 26這段史料出自《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三，谷應泰還在文末闡發了這段話的含義。近人賴家度和李光璧（見文獻說明）的解讀則是違反歷史的、民族主義的解讀。兩帝並存的狀況讓傳統的忠君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細心研究土木之變帶來的壓力和各方不同反應，可以澄清我們對中國晚期帝制的認識。又見《國榷》，頁1801，癸丑日。《英宗實錄》並沒有記載「社稷為重，君為輕」這句話。 27北京的明廷認識到了喜寧對也先的重要。《國榷》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日（頁1821）記載，朝廷反覆傳諭邊關，有蒙古人聲稱送英宗回京的，「勿墮其計」，而且「如喜寧隨至，即誘殺之」。《國榷》又記載（頁1841），景泰元年（1450）春二月壬辰，喜寧被擒，送往北京處死。史書還記載，英宗曾向明朝邊將發出密信，讓他們不要答應蒙古人以送還自己的名義打開城門的要求；英宗還策劃了要求喜寧為蒙古人送信的計策，為明軍創造機會擒殺他。可能這只是對英宗被俘經歷的浪漫演繹，事情只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28見《英宗實錄》（1964年版），頁3520ff；《國榷》，頁1783—1784。這件史無前例的事件的爆炸性說明，朝臣對宦官集團及其在錦衣衛的黨羽的憎恨已經接近頂點。曹鼐在宣德八年（1433年）狀元及第，又是翰林學士，以品行端正聞名，就連他都曾考慮自己否有責任採取極端手段挽回危局。9月9日，百官對王振的冗長參奏演變成對馬順的毆打，還說無人不欲王振死，軍中無人不欲割其心，碎其肝。這些指控異常激憤，說明百官早已考慮對宦官採取暴力行動了。又見《古穰雜錄》，頁15a—b。 29孟森：《明代史》（台北，1957），第133及以後數頁，進一步論證了土木之變為何成為明代歷史的轉折點。 30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45，頁13a；顧氏對東勝的位置的描述，源自嚴從簡在進呈自己的著作《殊域周咨錄》時上的一封奏疏（進士，1559），轉引自《國榷》，系在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的最末一條，頁1826，只簡略地記載著「棄東勝州」。談遷引用嚴氏對放棄東勝的後果的檢討，作為對這一事件的注釋。 31關於邱濬的著作，見Franke 9.2.1 32《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北直隸」八，頁22a—23b。 33《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六，頁1a。 34《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九，頁2a。 35《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九，頁21a—b。 36《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九，頁16b。 37《明史》卷一五六里收錄了一些明初效力於明朝的蒙古人的傳。這些傳說明了兩件事，一是蒙古人在明朝有極大的社會上升空間並有機會取得成功，如果出任軍職，幫助漢人抵禦蒙古人，成功機會尤其巨大。第二件事是即使對成就平平的人，明朝人也很願意獎賞，為的就是避免種族的隔閡，如果將漢蒙關係簡單看作損害漢族人的關係，這種隔閡就會出現。《明史》中提到的某些蒙古人痛苦地意識到了這些難處，記錄了毛忠的一生怎樣反覆繞開互相猜疑的深刻問題；1450年吳瑾（土木之變的英雄吳克勤的兒子、吳克忠的侄子）拒絕出任甘肅的要職，因為自己是蒙古人，在那個位置上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司律思（Henry Serruy）的文章《明朝早期的蒙古貴族》（「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收錄了本文提到的蒙古人和其他人的傳記，為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背景信息。 38在與司律思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明朝人在1449年之前對蒙古人的憎恨更加強烈，雖然總體上反蒙的情緒無疑是因為土木之變激化的。陳學霖提醒我注意劉子健的《岳飛》一文（《中國學人》第二期，頁45，我無法找到該雜誌）。本文指出，將岳飛作為抗擊異族將領的典型來崇拜，是土木之變後幾個月，由明朝官方將其制度化的。 找出土木之變後明中期反蒙情緒的具體表現，分析其內容和影響，將是非常有意義的。錢穆的一些文章已經提到這些問題，如《讀明初開國諸臣文集》（《新亞學報》第六卷第二號，1964年8月，頁243—326）討論了宋濂等跨元明兩朝人的生平，對比了14世紀的寬容與中晚明的不寬容。《實錄》和《國榷》之類的史料，在直接記錄土木之變後果的部分，充滿了反映憎恨和恐懼的記載。並且提出了一些降低在漢地居住的蒙古人威脅的辦法，例如《國榷》第1778頁對土木之變的評論，第1800頁（己酉日）、1809頁（壬申日） 記載著處決不服管束的蒙古人的建議，有些已經執行，以儆效尤；第1810頁乙亥日錄有翰林院侍講劉定之談應變辦法的奏疏（見頁1811—1812），他的一個提議是，在平民和軍人兩個層面將蒙古人打散，將平民分散到南方省份，逐步將其強制同化。談這個問題時，他開宗明義地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表達的是一種古老的情緒，見《左傳·成公四年》（前586年）。注意「族」字，在這裡是「種族」的意思，在先秦的宗法社會，「我族類」的含義更為狹窄。《英宗實錄》也收錄這篇奏疏，但文字頗有不同，見《英宗實錄》（1964年版），頁3657—3658。 39和田清深入研究了16世紀中期對明朝構成威脅的俺答汗的生平之後，指出土木之變如何被人們牢牢記住，當後世史家討論蒙古的威脅時，如何無意識地拿土木之變來打比方，見《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頁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