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戰爭之道 · 1363年鄱陽之戰：明朝開基的內陸水戰

愛德華·L. 德雷爾（Edward L. Dreyer） 元末有三方勢力爭奪長江流域，即以武昌為首府的陳友諒政權，以應天（今南京）為首府的朱元璋政權，以蘇州為首府的張士誠政權。1363年鄱陽湖水戰是這場爭奪的頂峰。戰役的結果是，大漢皇帝陳友諒兵敗身死，朱元璋吞併了他的地盤，取得了打敗張士誠的實力。張士誠數年來與朱元璋爭奪長江三角洲，相持不下。1363年之前，元朝的江山鹿死誰手還是未知之數，1363年之後，朱元璋地盤的擴張勢如破竹，1368年終於驅逐了蒙古人，於應天稱帝。 鄱陽湖水戰不但對明朝的建立意義重大，而且作為一場內陸水戰，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典範意義。這一時期的軍事目標是築城城市，這些城市對控制周邊的農業地區至關重要。這些城市之間的交通靠的是長江及其支流。於是這一段軍事史就是船運軍隊攻城的歷史。1363年，陳友諒水軍包圍南昌，朱元璋率水軍前往解圍，鄱陽湖水戰由此展開。此戰是中國歷史上內陸水戰中史料最完備的一場，但是西方學界卻不甚留意。1 爭奪中的戰略要素 1356年朱元璋就將自己的首府設在應天，張士誠幾乎在同時拿下蘇州。雙方都在江南擴張勢力。1360年，張士誠政權除了蘇州，還控制著松江、湖州、嘉興、杭州、紹興，以及江北一片人口不太稠密的地區。浙江沿海的慶元（今寧波）、台州、溫州掌握在方國珍手裡，其水師尤其精銳。朱元璋則占據今天浙江、安徽、蘇南的其他部分。張士誠治下的人口約一千萬，比朱元璋治下（約八百萬）略多，基本上勢均力敵。想要奪取對方的地盤，必須先奪取其他地盤擴充軍隊。 1359年，陳友諒已經奪得了席捲湖南、湖北、江西的農民軍的領導權。次年稱帝，國號為漢。陳友諒勢力鼎盛的階段，治下有一千四百萬人口，比朱元璋和張士誠多出一半。2然而，他的政權最極端地體現了當時所有中國政權的普遍弱點：地方的軍事力量掌握在地方長官，尤其是城池守將的手中。他們和自己主公的關係以私人忠誠維繫，在陳友諒順風順水時便服從他，但如果陳友諒倒了霉，就會考慮另尋出路。 這個時代中國中部的戰爭是圍繞城池展開的，每座城池都是一個廣大區域的經濟和行政中心。14世紀50年代的戰亂結束後，中國中部的城市一般都有地方武裝重兵把守，而且必然屬於三家之一。當時簡易火炮已經廣泛應用，但城池攻防戰中，守軍仍然占有極大的戰術優勢。事實上，並不存在城防完備的城池沒有經過圍困而被攻下的，除非有內奸。所以攻占一座不願投降的城池，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圍困。被圍城池附近鄉村的糧食往往都已經運進城中，所以圍城軍隊的補給不能完全從被圍城市周邊搜集。因此，圍城軍隊往往要從更遠的地方運送補給到前線。 在中國南方，補給運輸主要靠船。到1360年，長江流域的三個政權都有強大的水運能力。朱元璋政權的水運能力最弱。時人組建水軍的初衷，無外乎向被圍城市運兵運糧。於是人們很快發現切斷敵人交通線的價值，隨即產生對戰船的需求。所以這些戰船並不是與「陸軍」（army）並立的「海軍」（navy），而是陸軍中的一支特種部隊。14世紀50年代，大量漁民落草為寇，嫻於水戰，水兵往往從他們中間招募。1360年，一股巢湖的水賊加入了朱元璋的隊伍，他們正是1363年鄱陽湖水戰中朱氏水軍的基礎。他們只提供了骨幹人員，卻沒有提供明確的水戰方略。對比明顯的是，大家非常明白船隊對於補給和輔助攻城的作用。在輔助攻城方面，這個時代有一項重大創新：從船尾直接進攻臨水城垣，奪取城市。1360年陳友諒就用這種戰術攻占了太平。1361年，朱軍在船尾架設「天橋」，攻占九江，報了一箭之仇。 散見各處的史料提到了種類繁多的武器，包括火炮、以火藥為燃燒物的武器、弓、弩、攻城用的投石機和攻城塔樓。火器使用雖廣，卻尚未發展成熟，還不能成為戰場的主導武器。當時的通行做法似乎是，在一個非常低的組織水平上，根據戰術需要將所有武器混合使用（如同一兩個世紀之後的歐洲）。所以史家所注意到的規模較大的軍隊都大同小異。對於交戰雙方的戰鬥命令，史料也語焉不詳。當時的軍隊延續著擊鼓進兵、鳴金收兵的傳統，旗幟也用作指揮信號。鄱陽湖水戰中，朱軍艦隊分為幾支，指揮官的座船用旗幟標明。3 腹背受敵的朱氏政權（1360—1362） 朱氏政權在長江上游和下游都有敵人，經常面臨兩線作戰，這種局面是對朱元璋帥才的嚴峻考驗。朱氏政權內部的偶發叛亂和政變陰謀同樣危險。這樣危險的局面不使出渾身解數根本難以克服。 1359年，陳友諒在上游的武昌達到權力巔峰，但還未能將自己轄下的廣大地區熔鑄為一個團結無間的整體。辦成此事之前，他就捲入了自己的部下、安慶軍閥趙普勝與朱氏政權的戰爭。陳友諒殺了趙普勝，收編了他的部眾，1360年夏，他率十倍於朱軍的戰船順江而下，奇襲太平，隨後稱帝，還與蘇州的張士誠結盟。朱元璋難以撼動陳氏對長江的控制。於是引誘陳友諒在應天以北登陸，跳入朱軍的埋伏圈。漢軍兵敗如山倒，被殺被俘者三萬，占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巢湖的水手（以前是趙普勝的部下）也全體投降了朱元璋。朱軍還俘獲了許多戰船，陳友諒逃到九江，慢慢收攏殘部。 朱元璋則乘勝進軍安慶，又派一支人馬從浙江進兵，由陸路襲取廣信。兩路得手後，朱元璋認為陳友諒不足為患，轉而全力對付張士誠。1361年夏，陳友諒重奪安慶，朱元璋得報後再度派兵前往江西。朱軍艦隊打下九江城後才發現，漢軍已經連夜逃往上游。於是朱軍一路掃蕩，江西各邑守軍往往望風逃竄。最後連江西首府南昌的守將也投降了。朱元璋升了降將的官職，收編了他的部眾，換了更可靠的部隊駐防南昌。 1362年初，朱元璋返回應天。與此同時，他的大將徐達正率水軍將陳友諒圍困在武昌。當時正值浙江苗兵叛亂，四座大邑被苗兵奪去兩座，朱氏政權對浙江的控制危如累卵，朱元璋不得不從應天調大軍入浙平叛。朱元璋突然返回，得以敉平叛亂。 原先在南昌投降的陳友諒舊部已經歸入徐達麾下，見到江浙軍隊的調動後，他們倒戈回師襲取南昌。無奈之下，朱元璋只好令徐達放棄武昌，奪回南昌。徐達成功拿下了南昌，卻讓陳友諒獲得喘息之機，得以重振力量。 1362年夏，朱軍兩員大將在應天發動兵變，幾乎得手。外有叛亂，內有反側，朱氏政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1363年初，張士誠出人意料地向朱元璋發動進攻。4 1363年2月，張士誠的大將呂珍突襲安豐，殺其守將，俘虜了朱元璋名義上尊奉的皇帝韓林兒。同月，饒州守軍叛朱歸陳。朱元璋認為張士誠的威脅更大，調集主力迎擊。朱軍奪回了安豐，救下了韓林兒，但沒有消滅那裡的張士誠軍。廬州在巢湖之濱，其守將已經勾結了張士誠。攻下安豐後，朱元璋下令攻打廬州，4月底，朱軍開始攻城，主力被絆在安豐城下三個多月。漢政權對江西的威脅不斷加大。5 圖5-1 1363年的鄱陽湖地區（注: 湖中島嶼尚多，圖中不再一一標明） 南昌之圍（1363年6—7月） 6月初，漢軍號稱六十萬6乘舟而下，穿長江，入鄱陽，直薄南昌城下。朱軍主力正在攻打下游敵人的門戶，而自己的戰略要地南昌卻遭到上游敵人的猛攻。南昌處於鄱陽湖南岸，贛江入鄱陽湖的咽喉，可以控制大半個江西。無論是陸路還是水路，武昌離南昌都比應天到南昌近。朱軍一直不能穩固地控制南昌。陳友諒為他新建的水軍找了一樁本少利厚的生意。 1360年之後，陳友諒沒有再親自指揮過作戰。1361年陳氏派部將回頭迎擊的作戰，損兵失地更為慘重。1362年對抗朱氏的失利再次印證了這一點。陳氏「忿疆土日蹙」，決心與朱元璋決一死戰。 圖5-2 1363年的南昌 1362年初徐達從武昌撤圍後，陳友諒得以集中全力造戰船，練水軍。一年之內，他就練成了一支新水軍，規模更勝往昔，運送家屬百官、士卒馬匹、糧草器械都不成問題。然後他徵發治下所有壯丁，乘船駛向下游。7 史書中對陳友諒最大的戰船的描寫是一致的：「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戰鬥的記載很清楚地表明，櫓手都在最下一層甲板之下，很難聽到甲板上的命令；而且勝負不靠撞角，而是靠船上互相射箭或者其他投射物。弓手站在很高的位置，這是火炮普及之前水戰的特點。高層甲板比低層甲板短一些，所以船尾有三層甲板，而船頭只有一層。走馬棚在每一層甲板最前方露天的一端，後面有遮蔽部分則供人使用。所有這些都是以槳為動力的大船的標準設計。當然，內河船隻不可能純靠風帆行駛。 關於戰船的大小和數量的史料不多，但是可以考證。8陳友諒在撤南昌之圍後，派出巨艦「百餘艘」試圖突破鄱陽湖，隨後投降的人數達五萬之多。史料明確記載，速度快的小船逃掉了，而巨艦都被俘獲。我們可以估算，一艘船大概可以裝五百多人。如果其中有三百多人是槳手，每支槳由五人合力划動，則可以證實每側船舷有「數十」支槳的說法。對已知信息的分析只能到此為止了。但這些證據都說明，陳友諒的「巨艦」確實很大，有著很高的箭塔，小船想要攻擊它非常困難，但是它航速慢、吃水深、操控難。朱元璋意識到大船的諸多弱點，便一直拖延水軍的行動，直到長江水位下降才開戰。 史書還說陳友諒的所有兵馬都在大船上，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史書還提到了各式小船，在一場關鍵的水戰中，一個小目標要五百艘小船去執行，但是每艘船肯定很小。在鄱陽湖大戰中，數百艘巨艦被焚，可能絕大部分的漢軍主力都在大船上，他們是正規軍。老弱、家眷等都坐在普通小船上，這些船數量眾多，都是從上游徵用來的普通江船。 對巨艦笨重、塗有朱漆的描寫記錄，大概是想貶低陳友諒，揭露他對奇異而無用的事物的迷戀。然而，陳友諒是歷經多年激烈的水戰才當上皇帝的，說他沒有意識到這種巨艦在真正的水戰中會出問題是不大可能的。更可能的是，陳友諒想重複自己在1360年的成功：直接從船尾登上城垣的水門，奪取城池。朱元璋已經針對這一戰術採取了預防措施，大舉改建了南昌、安慶、太平的城垣，例如將水門移後，與河道拉開距離。應天城牆原本就離長江很遠，這種戰術難以奏效。 1363年，陳友諒的計劃是突襲鄱陽湖及沿湖諸城，速戰速決，避免長期圍攻。那時朱元璋控制薄弱的港口腹地則會再次倒向陳友諒，大漢的巨艦就能直搗應天。此時漢軍的力量已經足以壓倒朱軍。漢軍的巨艦就是為執行此戰略而設計的。結果巨艦久頓南昌城下，在鄱陽湖的激戰中表現不佳。 南昌守將是朱元璋的侄兒朱文正。1362年叛亂平定後，朱文正就奉命坐鎮南昌。1363年6月5日，漢軍水師突襲南昌，未能得手。朱文正早已嚴陣以待。他自將精兵兩千，居中策應，並分派手下大將負責防禦各方。參政鄧愈守南城撫州門；元帥趙德勝負責西城面對贛水的宮步、士步、橋步三門；9指揮薛顯守北城的章江、新城二門（對新城門的猛攻導致了1362年南昌的陷落）；元帥牛海龍守東城琉璃、澹臺二門。10城內還有其他指揮和元帥，南昌的高級將領如此之多，可以推測朱軍兵力約有三萬。當時只有城牆能幫助他們抵擋漢軍，甚至當陳友諒分兵攻略其他州縣時也是如此。11 6月9日，南昌圍城第五天，陳友諒親率大軍攻撫州門。他的士兵裝備有籃筐形狀的竹盾，以抵擋矢石。火銃或其他攻城器械肯定出現了。因為第一輪進攻就使城崩三十丈。鄧愈立即反擊，用火器將敵軍擊退。於是朱軍便需要在城牆塌陷的處修築土木工事，陳友諒反覆發動進攻，阻止朱軍修築工事。鄧愈修築工事時，其他各方朱軍主動出擊，分散漢軍的兵力，最後預備隊也增援撫州門。朱軍且戰且修，終於在第二天清晨築好了工事。12 陳友諒坐鎮南昌城外，派遣一支漢軍溯贛水向南。6月12日，朱軍將領內訌，漢軍攻克吉安。136月16日，長江上的另一支漢軍攻克湖口下游的無為（湖口是長江進入鄱陽湖的入口）。14三天後，6月19日（南昌圍城第十五天），陳友諒再次攻城，這一次他選擇了新城門。負責守新城門的薛顯開門迎擊，漢軍猝不及防，折損了兩員大將。15接下來的三十五天裡，漢軍再未攻城，也沒有其他調動。陳友諒想坐困南昌，迫其糧盡而降，同時修繕器械，補充武器。7月24日，圍城第五十天，漢軍發動總攻。這一次陳友諒的目標是突破水關的柵欄。朱文正派士兵手持長槍，藏在柵欄之後，敵人靠近即從柵內攢刺。漢軍士兵的反應是出手奪槍。朱文正命令士兵將槍頭燒紅，敵人奪槍，手就會被灼傷。於是陳友諒對水門的進攻也告失敗。史書評價「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御隨方應之」16。 陳友諒計窮，又派兵攻打趙德勝防守的宮步、士步二門。趙德勝率軍死守整日，傍晚時分他登上宮步門城樓指揮時，被敵軍弩手認出，中箭身亡。17 雖然陳友諒未能迅速攻取南昌，但是他在圍城的同時，還有餘力分兵四出，恢復漢政權對周邊地區的統治，表現出強韌的作風。南昌的防守已經接近極限，如無外援解圍，終難久撐。我們先把朱軍解圍的事按下不表，來看看是什麼把朱軍的兵力吸引到了其他地方。 浙江的叛亂（6—8月） 6月8日，南昌圍城的第四天，諸全守將、樞密院判官謝再興叛變，殺知州欒鳳，欒妻用身體掩護欒鳳，也被殺死。謝再興扣押了參軍李夢庚、元帥陳元剛，親赴紹興投降張士誠，獻出諸全。只有總管胡汝明拋妻棄子，單騎逃脫。事情的起因是朱元璋想免去謝再興諸全守將之職。之前謝再興的兩個親信向張士誠手下的杭州守將出賣情報，被人發現。這兩個人被逮捕處決後，朱元璋開始懷疑謝再興，因為這兩人在謝氏親軍中極見信用。朱元璋召謝氏去應天，另派人統領諸全守軍。謝再興拒不從命，繼而反水。18 1362年震動浙江的叛亂中，諸全雖然保持忠誠，但被張士誠的軍隊圍攻。朱軍在浙江的最高將領左丞李文忠只能派胡德智率一小隊兵力救援。他虛張聲勢，揚言朱軍主力正在逼近，張士誠軍便在混亂中撤退了。這次李文忠再次派出剛升任參政的胡德智。胡氏奉命在諸全城外幾里處宿營，監視動向，以防張士誠從這個方向進攻。19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1358年隨軍攻打嚴州，隨後五年一直在浙江。他將才卓著，又與朱元璋有甥舅之親，所以被委以經略全浙的重任。李文忠的夫人是謝再興的長女，而徐達夫人是謝家的次女。朱元璋正是用姻親關係保證謝再興的忠誠。沒想到一旦地盤受到威脅，謝氏就立馬反水了。 謝再興叛變後，朱氏政權在浙江的勢力再度岌岌可危。但直到江西的危機解除時，也就是謝氏叛變四個月後，朱元璋才能夠大舉進攻浙江叛軍。10月23日，李文忠野戰擊敗謝再興，但未能攻克諸全。他的副手胡深建議在諸全附近築城防備。2011月5日，張士誠派兵猛攻該城，朱元璋同意李文忠撤退。21 1363年浙江的戰事再次說明朱元璋和張士誠處於膠著狀態，這種狀態就是從浙江開始的。諸全的陷落並不意味著朱氏政權在浙江的崩潰，朱軍此前的勝利也沒有動搖張士誠對北部沿海的控制。 1363年下半年，張士誠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了朱元璋巨大的傷害，但總體上是引而不發的，他打的是漁翁得利的算盤。不過事與願違，1364年朱元璋因為擊敗了陳友諒，勢力陡增數倍。對於張士誠來講，謝再興之叛的意義在於牽制了浙江的朱軍馳援江西。1360年，一支規模較大的朱軍從浙江出兵江西，占領廣信。1363年，朱氏政權在江西只有廣信一城可以使用。諸全之變，加劇了1362年以來的動盪局面，使得更多的浙江朱軍要留在本省。 朱軍溯江而上（8月15—25日） 南昌被圍兩月，內外阻絕，音信不通（只有一個例外），糧食、兵員也無從補充。雖然據說漢軍也損失了「六七萬」人22，但數量占劣勢的守軍也接近油枯燈盡。於是朱文正用計安排了一次停戰，利用停戰的間歇，派人突破漢軍的封鎖送信出去。這件事一定發生在7月24日陳友諒最後一次總攻後不久。關於朱文正如何誘使陳友諒取消進攻，只有一條史料：「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應天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23 史書認為，張子明赴應天求救是此役的關鍵。張子明乘東湖小漁舟，連夜出南昌水關，從沒有漢軍警戒的小河汊進入鄱陽湖，晝伏夜行，花了半個月到達應天。24陳友諒占領無為之後，其勢力已經向長江下游大大擴張了，但史料並未提及安徽沿江諸城的情形。顯然，陳友諒的水軍雖已出現，但並未攻占這些城市。 史書將張子明冒險出城事繫於8月4日，這一天一定是張子明來到應天的日子，因為兩天後，朱元璋就命徐達等從張士誠政權的重鎮廬州撤圍。所以張子明去往應天的所謂「半月」，其實只有十一天，即陳友諒最後一次總攻的7月24日到8月4日。如果是這樣，上文中提到的7月24日之後不久的停戰狀態，直到張子明到達應天時還未結束。 朱元璋問張子明南昌的情況，張子明說：「兵雖勝，而戰鬥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朱元璋命張子明返回南昌，告訴朱文正再堅守一月。 張子明返回南昌，經過湖口時被陳友諒的手下擒獲。陳友諒讓他勸降朱文正（也就是讓他告訴朱文正，援軍不會到了），並且許他以「富貴」。張子明佯裝答應，到了城下卻大呼：「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他被當場處死，但是對陳友諒的不利效果也產生了——南昌會繼續抵抗。25 朱元璋讓徐達從廬州撤圍的命令是8月6日下達的。26《明史紀事本末》引用朱元璋的話：「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27看整體的地理形勢，這一點是很清楚。為什麼朱元璋沒有早點得出這個結論呢？張子明到達應天后十一天，集合在應天的軍隊才準備完畢。當時應天的一個大火藥庫剛剛遭受損失28，朱元璋仍可以如此迅速地組織一支大軍赴援。這就說明，在張子明到應天求援之前，朱氏政權的中樞機關已經對江西的大勢有著明白的認識。朱元璋或許是故意拖延，因為他希望廬州攻克在即。 8月15日，從廬州撤圍的軍隊到達應天，在應天登船。他們走的路線並不清楚，但距離大概是一百六十千米。傳令兵騎馬從應天到廬州，再加上圍城軍隊步行從廬州回應天，九天足矣。 朱軍祭旗、出發也是在8月15日。朱元璋對眾將說：「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南昌，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耳。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29 救援南昌的朱軍總兵力約二十萬，各種史料差不多都是這個數字。但有一條史料則提到「舟師千艘，甲士十萬」，30大概更接近真實。即便把漢軍的傷亡和逃跑的人數剔除，其兵力也是朱軍兩倍之多。朱軍水師也和漢軍一樣，有一個以大型戰艦組成的核心，專事水戰（其中很多都是1360年從陳友諒軍中俘獲的），其他各式小船用作輔助，執行運輸、偵查、傳遞情報等任務，也屬必不可少。史書沒有探究守衛和補給的常規工作。但是從時間上仍然很清楚地看出，從應天赴援的朱軍是完全走水路的（從廣信赴援的朱軍大約同時走陸路出發）。關於朱軍戰船的大小，史書記載的1360年的模糊數字是唯一的參考：平均每艘船上一百人。即使將帥的座艦會更大一些，但與陳友諒專門為此次大戰建造的戰船相比，還是遜色得多。 隨朱元璋出征的將領有：右丞徐達、參知政事常遇春，這二人是朱元璋麾下最重要的將領；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這二人是從前巢湖水軍頭目，現在則統領朱氏政權的大部分水軍。他們對鄱陽湖水戰影響最大。對於下級武官，參加這場戰役將成為他們人生中的里程碑，足以與朱軍首次渡江相比。 航行途中有兩個插曲。「有大魚二，鱗鬣異常，出沒波浪中，夾上舟，泝流直過小孤，眾以為龍雲。」未來的皇帝在大戰之前尤其需要吉兆。8月24日，大風吹翻了馮國勝的船，船體破壞嚴重，朱元璋命馮氏回應天修船。次日，水軍抵達湖口。整個行程逆流航行約四百千米，用時九天，並無漢軍水師前來截擊。31 陳友諒南昌撤圍（8月28日） 鄱陽湖與長江的交匯處就在湖口縣城邊上，湖口迤南還有一條約五十六千米長的狹長水道，過了松門山，湖面才豁然開朗。進了鄱陽湖，就能從水路到達江西的大多數城邑。因為江西的城邑大多沿贛江、撫河、信江、修河四大水系分布，而這四條河流都匯入鄱陽湖。所以湖口到松門山這段狹長水道是從水路撤出江西的必經之路。漢軍占領了湖口，防備卻很鬆懈。8月25日，朱軍兵不血刃進占湖口。 朱元璋派指揮戴德率領一支人馬，守住鄱陽湖與長江的真正的交匯處涇江口，又派一支人馬守住南湖嘴，此地是水道的狹窄之處，緊臨南康。32另外傳令廣信方面的朱軍向西行軍近二百五十千米抵達位於撫河上游、南昌東南的武陽渡，防止漢軍由陸路從撫州方向趕來。33陳友諒掌握著吉安和臨江，也就控制著整條贛江。都昌和饒州也屯有陳友諒的大軍。如果朱軍在鄱陽湖大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並沒有立即發生），守在撫河上的這支強大朱軍便能將漢軍截斷，使其無法從陸路集結。如果形勢有利，這支人馬也可以救援南昌。然而非常重要的是，漢軍舟師從南昌撤圍之前，廣信兵不能向西過於深入，不然就會被漢軍的優勢兵力擊破。 史書沒有闡明，陳友諒沒能守住湖口，是因為缺乏情報，還僅僅是因為過度沉迷於攻打南昌。張子明事件後，他必然知道朱軍的援軍將不日到來。謹慎起見，陳友諒應該立即最後一次強攻南昌，然後就把大軍調往湖口和涇江口。扼住這個咽喉要道，朱軍能不能進鄱陽湖就盡在陳友諒的掌握之中。即使考慮到三個月攻城的損失，漢軍兵力也足夠一面繼續封鎖南昌，一面扼守湖口。如果其兵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那麼對他來說最急迫的事是，從速擊破朱氏水軍，防止其與廣信兵或者南昌守軍會合。在湖口決戰，至少陳友諒還可以在戰局不利時抽身逃回武昌。 時間已經過了許久，陳友諒一定不會還以為朱文正會遵守以前的投降協議。但7月24日之後，漢軍再也沒有攻城。接下來一個月，陳友諒只是死死圍城，想用糧絕迫使城中守軍投降。陳友諒很可能低估了朱元璋集結大軍救援南昌的速度，認為朱元璋至少還有半個月才能趕到。8月25日，陳友諒已經錯失先機，處境極其危險。 8月28日，朱軍水師通過松門山水道，進入鄱陽湖。同日，陳友諒結束了八十五天的南昌之圍，令大軍登舟，經贛江進入鄱陽湖。34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擊破朱軍水師。開闊水域比峽口和贛江三角洲都有利於漢軍水師，所以陳友諒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朱元璋的挑戰。有人可能認為朱元璋的艦隊較弱，而陳友諒則會拚死衝出鄱陽湖，而且作戰條件非常有利。其實朱元璋也有很多選擇。他嘴裡說著要解南昌之圍，但如果不能直接擊破漢軍達成目的，朱軍水師還可以退往松門山水道或更遠的地方，將漢軍水師困在湖中。後來朱元璋也正是這麼做的。 贛江在南昌以南，向北流經一片廣闊的三角洲之後匯入鄱陽湖。史書沒有明確記載陳友諒取哪條水路進入鄱陽湖。從雙方第一次交戰的地點可以推測，漢軍水師的路線是經三角洲，到達贛江以東的撫河下游，從撫河河口進入鄱陽湖。陳友諒原先的意圖或許是先同饒州守軍會合，再迎戰朱軍。 如果陳友諒的意圖真是如此，那他真要失望了。次日（29日），兩軍遇於康郎山。康郎山是鄱陽湖南部最大的島。前一天朱元璋已告知眾將：陳友諒聽聞我軍前來，已撤圍迎戰。康郎山之戰當天，陳友諒派巨艦列隊迎戰，朱元璋對眾將說：「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35 這個判斷可以和亞克興（Actium）海戰的傳統解釋相比較。亞克興海戰中，埃及艦隊想要突破羅馬艦隊對海灣的封鎖。希臘化地區三百年來在造艦領域互爭雄長，埃及巨大但不靈活的戰艦就是集大成之作。埃及海戰的戰術也相應落後，這些巨艦隻能用作步兵的作戰平台。相比之下，羅馬海軍是在一百多年來清剿海盜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戰艦一代比一代小，其基本策略就是將艦船本身當武器，用撞角破壞敵船的船槳。 在一定條件和範圍內，可以用亞克興海戰為模型來分析鄱陽湖水戰。第一，沒有史料提到撞角，戰船肯定也不是為此設計的。中國式的船隻都是用方形木材建造的（square transom），沒有能支撐撞角的重型龍骨。朱軍戰船優越的機動性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可以占據上風位，用投石機發射燃燒彈或者施放火船都是有利的。第二，漢軍的戰艦之所以造得那麼大，是把它作為攻城時的高度機動的輜重隊，而不是用來水戰的。在那個時代的戰爭中，水師一般而言只是攻城的輔助力量。船與船之間的廝殺是比較少見的。同樣，朱軍也只能用手頭現有的艦船對抗漢軍水師，沒有時間，也沒有意識專門針對漢軍船隻的弱點設計和建造戰船。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在淺水水域作戰的戰船，必須要保證吃水淺，即使犧牲其他性能也在所不惜。在設計專門輔助攻城的船隻時，陳友諒賭了一把，賭的是速戰速決，在長江汛期之內就可以拿下南昌。南昌久攻不下打亂了他的計劃，他只能在夏末水位降低時打這場水戰。這對朱元璋當然是一個意外之喜。第三，當指揮巨大笨重的船隻時，最佳策略是將船隻連在一起；而分散則會被各個擊破。在鄱陽湖大戰開始時，陳友諒遇到了嚴重的麻煩，但這是因為他早前犯的錯誤，在實際戰鬥中，他的表現還是值得稱道的。 8月29日，雙方遭遇的時間一定很晚，因為真正的戰鬥要到第二天才爆發。漢軍戰船排列緊湊，朱元璋將水師分作十一隊，下令將士靠近敵艦時「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火器」的定義並不明確，因為朱軍從未在下風向發射過「火器」，所以「火器」除了指火銃（當時火銃剛剛用於實戰），也可能包括發射燃燒彈的投石機。36夜間，雙方水軍落錨對峙。37 鄱陽湖水戰（8月30日—9月2日） 8月30日清晨，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率水軍總攻，大戰正式打響。三將指揮的兵力超過朱軍的半數。徐達的座艦一馬當先，首先與漢軍水師接戰。此役朱軍殺敵一千五百人、俘獲巨艦一艘。漢軍水軍主力迫近，經驗豐富的朱軍水軍將領俞通海搶占上風向的位置，以投石機發射燃燒彈（「發火炮」），焚毀敵船「二十餘」艘。38 這一波進攻並沒有動搖漢軍的陣腳。相反，打頭陣的三支朱軍艦隊開始崩潰。徐達的座艦著火，漢軍戰船乘機圍攻徐達座艦，朱元璋親率預備隊救援徐達，徐達撲滅船上的大火，「力戰，敵乃退」。我們懷疑朱元璋是否加入了驅逐漢軍的戰鬥，使徐達暫時脫離了戰鬥。其他史料記載，朱元璋旗艦外觀特殊，而旗艦一般是通過不同的旗幟區分的。 漢軍的反擊是由大將張定邊指揮的。他是非陳友諒親屬的最重要的大將之一。朱元璋的旗艦39擱淺在沙灘中，被漢船圍住。漢船和朱元璋的船保持一定距離，以免也擱淺。張定邊的旗艦繼續向前衝殺。混戰開始了。後來康郎山忠烈祠中供奉的許多人都是在此役戰死的。朱軍元帥陳兆先與程國勝向敵人勇猛衝殺，都戰死了。元帥宋貴和指揮韓成也戰死於此。韓成捨身報主，換上朱元璋的冠服，面對敵人，主動投水而死。可能此舉震驚了敵人，漢軍暫停了進攻。但是這再一次暗示了，他們不接近朱元璋的座艦是為了避免自己擱淺。 此時，常遇春率部反擊，貼近張定邊座艦廝殺。常遇春親自彎弓搭箭，射傷了張定邊；與此同時（中午和午後），朱元璋和徐達都不再戰鬥。俞通海來援朱元璋，再次挽救了局面。俞通海乘舟速度極快，掀起了巨大的波浪，朱元璋的旗艦擺脫了沙洲。張定邊想逃走，於是朱軍水師（或者剩下的有戰鬥力的部分）集中兵力對付他，俞通海和廖永忠選了最快的船追擊，但明顯並不堅決。40張定邊的座艦中了「百餘矢」，所部傷亡慘重。朱軍的麻煩並沒有結束。常遇春的座艦又擱淺了，幸而被隨波而下的棄船撞上，在救援趕來之前就擺脫了擱淺。此時已經日暮，雙方都無心再戰。41 第一天的戰事，最可驚異的就是朱軍船隻頻頻擱淺。五位主要指揮官，有兩位的座艦擱淺。我們不得不推測，其他戰艦其實也一樣容易擱淺，大多數朱軍船隻都面臨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史料說明漢軍船隻面臨同樣的問題，即使是最靠近朱軍擱淺船隻的也沒有。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1）朱軍的大船都由朱元璋、徐達、常遇春親自指揮。這三人主要的作戰經驗是陸戰，他們指揮的船隻，為的就是和敵船戰鬥，戰術是鉤住敵船，士兵跳上敵船搏鬥。俞通海和廖永忠兩員大將，曾是巢湖水賊，有「水師」的經歷。1355年朱元璋率軍南渡長江，靠的就是他們的船隻。此後他們的部屬成為朱軍水師的骨幹。他們的船隻輕巧、航速快，戰術以使用遠程武器為主。42同樣的水域，朱元璋和常遇春的船接連擱淺，而俞通海的船進退迅捷；再對比他們的戰術，一切就很明白了。 （2）朱元璋對白天戰鬥的計劃是，先用重艦在前面牽制敵軍（需要注意，雖然是重艦，但也比陳友諒的巨艦小了不少），以輕快小船繞至敵軍側翼和後方實施火攻。朱元璋希望如此打亂敵軍陣腳，迫使敵軍陣線向中間收縮，從而消滅一大部分敵軍。他推測，漢軍巨艦笨拙，側後遭到奇襲，難以及時反應。他寄希望於自己最得力的兩員水師大將能夠奇襲得手。所有史料記載，這天早晨，朱元璋同時命徐達和廖永忠「進兵薄戰」，模糊了這一圖景。在接下來的戰鬥中並沒有廖永忠的記載，直到午後追擊張定邊時，廖永忠才出現。無論他上午做了什麼，他的任務和重型艦隊的任務一定是不同的。可能他和俞通海各當一面，如果是這樣，俞通海的艦隊順風發動火攻時，他則在漢軍艦隊的下風向，難以進攻。 （3）朱元璋的部署沒有奏效，並不是因為將領們沒有執行到位（這是次日的問題），僅僅是因為朱軍的戰船太弱。俞通海並沒有打亂漢軍的陣腳。漢軍以壓倒性的力量反擊，將朱軍趕進淺水水域。朱軍艦船在淺水區運動不便，但同時也保護它們免受漢軍巨艦的進攻。如果有人能考證出朱元璋是特意選擇了背靠淺水區作戰，那麼將會大大提高人們對朱元璋軍事才能的評價。但是無論如何效果是一樣的：他成功地拖到晚上，漢軍船隻自行撤退了，在夜間有組織地作戰幾乎不可能。任何混亂對實力較弱的艦隊都是有好處的。 白天的戰鬥挫傷了朱軍的士氣。朱軍上下都不願次日冒險再戰，想打退堂鼓。朱元璋在自己座艦上召集眾將，講明次日的作戰計劃，令眾將起誓死戰到底，並派徐達回防應天。《明史·徐達傳》則記載，首日戰鬥之後，朱元璋「知敵可破，而慮士誠內犯，即夜遣達還守應天」。43 然而，首日的戰績絲毫不能得出如此樂觀的評價。8月15日之後，任何對張士誠進犯應天的憂慮都是符合邏輯的，但僅僅這一條原因還不能解釋朱元璋為什麼在8月30日晚上派徐達回防，其時還沒有戰勝漢軍。這裡還有一種解釋：朱軍不少戰艦受損，徐達本人的座艦同樣遭到損壞。朱軍士氣低落，次日戰事的勝敗難以逆料。在這種情形下，受損戰艦會成為戰鬥時的妨礙，需要撤退時又十分危險。於是，讓受傷戰艦儘快撤出戰場是順理成章的事。朱元璋將這個任務交給了自己最信任、最得力的部將徐達。徐達很快擔起了應天的防務。 8月31日清晨，朱軍前進的角聲響起。戰鬥再次打響。這次朱元璋親自布陣，指揮進攻。陳友諒將自己的巨艦集中起來布陣（小船不在此列）。44朱軍將士還對前日的戰鬥心有餘悸，踟躕不進。漢軍戰船巨大，「望之如山」，連朱元璋自己的旗艦都不敢近前。朱軍水軍右翼退卻，朱元璋下令立斬隊長十餘人。 即使用了如此激烈的手段，朱軍的進攻還是無法步調一致，取得顯著成效。《太祖實錄》記載：「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其實朱軍在這天一早就損失慘重，足以使朱軍水師次日失去戰力。參加上午戰鬥的將領有五個入祀康郎山忠烈祠。樞密院判官張志雄（1360年安排了巢湖水賊殘部向朱元璋投降的事宜）的座艦折斷了桅杆，敵方發現後，集中船隻圍攻。張志雄無路可走，自刎而死。同知樞密院事丁普郎「身被十餘創」，死後仍不倒地，直立船上，手握兵器，保持著戰鬥的姿態。敵軍「畏之若神」。還有三名朱軍元帥也和他一同戰死。 這一天的戰鬥，朱軍是失利的。元帥郭興向朱元璋進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 在激烈的戰鬥之中，郭興如何建言不得而知。因為以郭興的官職，應該會有自己的座船。但《太祖實錄》中給出的事件的順序肯定是錯的：準備火船至少要花幾個小時，所以朱元璋如果等到下午風向轉為順風時才下令準備火船，日落之前是不可能做完的。郭興一定是在上午的戰鬥結束後馬上向朱元璋進言的，因為他提到了參戰的朱軍將領令人失望的行動。 朱元璋採納了郭興的建議，命令常遇春等人調集漁舟，裝以葦草，葦草里放置火藥，每艘船上紮起草人，草人都穿著甲冑，拿著刀槍。這些手段都是為了迷惑敵人，因為載滿士兵的戰船是不可能作為火船的。朱元璋選派若干「敢死之士」駕駛火船，希望能在最後一刻逃離。下午，東北風起，朱軍位置變為上風位（同時證明了朱軍陣線面對的敵軍是靠南或者東南方的），朱元璋命令用「走舸」（槳划船）將七艘火船推向朱軍戰線最前方，乘風縱火，直迫敵艦。45風急火烈，而漢軍巨艦結為水寨，本就進退不靈，加上風向突變，所以難以避開朱軍火船。 大屠殺開始了。漢軍艦船被焚毀「數百艘」，「燔焰漲天，湖水盡赤」，史書堅稱朱軍這一擊就消滅了漢軍大半兵力，以七千傷亡的代價殲滅六萬漢軍。46這個說法有一個證據支持，就是陳友諒的弟弟陳友仁、陳友貴以及平章陳普略在此役中被焚死。史書對於陳普略沒有評價，而稱陳友仁「梟勇善戰」，友仁之死，陳友諒為之喪氣。朱軍借著火攻造成的混亂，繼續進攻，並且跳上一些沒有焚毀的漢軍戰船，又斬首兩千餘級。這兩千人不包括被燒死的漢軍士兵，因為燒死的是沒辦法計算「首級」的。47 即使考慮到史書誇張的癖好，朱軍在8月31日下午大獲全勝也是顯而易見的。漢軍船隻焚毀「數百艘」的數字也可能是真的。因為接下來的戰鬥中，雙方的實力更加均衡了。然而接下來的戰鬥也說明了兩點：（1）朱軍艦隊自身損失慘重，次日全天都在修理船隻；（2）朱軍最終向湖口退卻，可知漢軍即使在8月31日損失慘重，實力依然強於朱軍。 次日，即9月1日，沒有戰鬥的記載。漢軍艦隊需要修理和重組。更讓人奇怪的是，朱軍沒有乘勝追擊，一舉消滅漢軍。按理說，敵軍還亂作一團，破綻百出，應該趁夜再發動一次火船突襲（朱軍預備的火船的總數目不清楚，31日下午的戰鬥只用了七艘，很可能還有剩餘）；縱然夜間不出擊，次日也應該出擊一次。然而，《太祖實錄》對次日的記載只是朱元璋勉勵部將。史書記載，漢軍知曉朱元璋座艦的桅杆是白色的，事實上，朱元璋的座艦在前一天的戰鬥中就被辨認出了。但是朱軍發現陳友諒設計想將朱元璋座艦與艦隊主力隔開，這一計策要奏效，就必須識別出朱元璋的座艦。為了防止被敵軍認出，朱元璋命令將所有朱軍戰船的桅杆連夜刷成白色。《太祖實錄》記載，第二天「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 史書的這段敘述也引發了很多問題。早在8月30日，漢軍已經試圖將朱元璋的座艦與朱軍主力截斷，而且付出了許多行動。光是這一天已經有太多證據向朱元璋證明他的座艦太顯眼了。所以，第二天收到的一條情報不太可能是他隱藏自己座艦的唯一原因。桅杆連夜塗白，第二天一早敵人為之驚駭。因為戰事在9月2日才重開，所以之前提到的「連夜」必然是9月1日夜間，這才和上文連貫，即9月1日整天朱軍都在修船。傍晚，主要的修理工作結束了，朱元璋決定再加一項任務，將所有桅杆塗白，希望能造成敵軍的驚慌。史料中沒有提到朱軍在這個時候遣返損壞嚴重的船隻。48 9月2日早晨，康郎山附近戰事重開。據說此時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朱元璋的座艦並沒有沉，這個段子是後來添加的，為的是表現劉基的巨大影響力。但是這件事告訴我們，敵人靠旗幟就認出了朱元璋的座艦。這反過來說明了桅杆塗白只是船隻整修工作的一部分，並不是為了使所有的船看起來一樣。 這一天陳友諒並沒有將巨艦密集布陣，這樣一來火攻便更難奏效了。然而，由於巨艦數量大減，朱軍水師便可以將其分割包圍，各個擊破。漢軍巨艦行駛遲緩，遂難倖免。上午的戰鬥中，常常是甲板上的漢軍士兵已經被殺盡了，下面的槳手和舵手還不知道，依舊划槳操船。這些人最後連同船一起葬身火海。 朱軍勝利的原因和兩天前是一樣的：漢軍艦隊沒能貫徹協同一致的戰術原則，沒能使各船密切配合，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體量優勢。陳友諒意識到，大型船隻組成的艦隊，自然要集中布陣。然而，船隻太集中又會帶來災難。很明顯，漢軍水師沒有受過多少協同進退的訓練，但是現在漢軍統帥又害怕集中，結果是船隻被各個擊破。從部署的失誤可以知道，漢軍的將領並不擅長單純的水戰。這反過來又證明了前面的論點：1360年以後，最好的水師將領已經脫離了陳友諒的陣營。漢軍水師主要的作用只是運輸和攻城，這二者是有聯繫的。因為無論是組建漢軍水師還是設計建造巨艦，都是1361年之後的事。當時整個巢湖水賊勢力都投向了朱元璋。 上午的戰鬥中，俞通海、廖永忠、參政趙庸、汪興祖（明水軍的統領之一、僉樞密院事張德勝的養子。張德勝於1360年戰死，同樣出身巢湖的養子汪興祖繼承了他的職務）率六艘戰艦深入敵陣，漢軍巨艦在六艘船之前連成一線，朱軍望不見六船，以為已經被擊沉了，結果過了一陣，六艘船從敵船身旁繞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俞通海等回陣，朱元璋向他們賀捷。這場勇猛的廝殺是整場戰役的轉折點。49 大戰落幕與陳友諒之死（9月2日—10月3日） 9月2日，大約中午前後，雙方決定暫時休戰。漢軍做出這個決定是可以理解的。先是受挫於南昌城下，打破了速戰速決、直搗下游的計劃。現在又在四天之中連打三仗。此時看來，朱軍明顯占了上風。朱軍對漢軍相對的實力，比剛開戰時大大增強了。漢軍的戰略目標一個一個落空，將帥意志動搖，陳友諒也不例外。這是比物質的損失更為致命的。連續四天，雙方不是交戰就是修船備戰，而這一連串戰鬥對漢軍來說，都是出乎意外的遭遇戰。漢軍實力折損嚴重，需要休整，爭取時間制定力所能及的新目標。 漢軍高層信心動搖的一個明顯信號是，張定邊想挾持陳友諒退保鄱陽湖北部的鞋山島，50在那裡重整旗鼓。這件事只見於《太祖實錄》，也沒有給出更多細節。然而結果是，張定邊並沒有因此獲罪。9月2日上午，漢軍聯舟發動了這幾天以來的首次集中攻勢，但既沒有衝破朱軍的包圍，也沒有逼退他們的陣線。陳友諒只得聽從張定邊的主張，收兵後撤數里自保。雖然後面的決策還是由陳友諒做出，但是他似乎未能恢復往日的權威，一切都要仰賴張定邊。指揮層的變故並不能給漢軍帶來好處。現在，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衝出鄱陽湖，返回武昌。但是漢軍對朱軍的優勢很微弱，不足以保持攻勢。這個決定最後由合法性不如陳友諒的張定邊做出，說明敗局已現，出於對曾經與自己平起平坐的新貴的嫉妒，那些有了投降之心的漢軍將領更堅定了自己的主意。如果這個推測是正確的，那麼張定邊最終逃回武昌所率的漢軍殘部多是從前的私兵。 同日午後，朱軍戰艦停泊在漢軍五里外的柴棚，並發起挑戰，51漢軍不應。深水區對漢軍艦船有利，朱軍不想在深水區進攻。後面的事情需要解釋。有人向朱元璋建議暫且後撤，讓士卒休息。朱元璋立刻否決了此議，並說：「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進言：「湖中水淺，移師長江較為得計。」朱軍在長江上也有優勢：因為漢軍巨艦用槳櫓操作不便，在任何水流中都更加危險。討論中，劉基還提到了星象問題（「期金木相犯日決勝」）。朱元璋最終同意移師長江。 史書中給出的理由並不充分。史書一直誇大朱軍的勝利，而其實朱軍的損失也很慘重。52但非常清楚的是，朱軍在8月31日戰後與漢軍的相對實力明顯增強，並且在9月2日掌握了戰術主動權。雖然漢軍實力依然勝過朱軍，但是當天的戰鬥本身還不能迫使朱軍後撤。有證據顯示（見《明史·常遇春傳》），大概半個月之後，朱軍士氣低落，很大程度上是這次戰略撤退造成的。但是在緊急關頭，朱元璋總能使自己的部下竭盡全力拚死一搏。此時漢軍士氣比朱軍還低。俞通海的言論很奇怪，淺水對漢軍更不利，所以鄱陽湖是有利於朱軍的。但是俞通海就在現場，而且是一個駕船的好手。他認為朱軍在長江上與漢軍勢均力敵甚至略勝一籌，這個觀點可以被接受——前提是能誘使漢軍按照他的計策行事。 這就涉及一個關鍵問題。要解南昌之圍，必須殲滅或者繞過漢軍艦隊。所有史料都集中於朱軍艦隊在上游的進展和在鄱陽湖上的戰鬥。在南昌得到受到援助和補給之前，兩場消耗戰已經發生，問題在於是南昌先陷落，還是漢軍先潰敗。另一方面，如果朱軍解除了南昌的危險，將其牢牢掌握，扼住贛水流域的門戶，那麼朱元璋可能會退守長江和鄱陽湖之間的水道。那樣的話，漢軍水軍必須沿路攻打戒備森嚴的朱軍據點，而且前進的每一步都是在極端不利的戰術條件下。即使在9月2日，漢軍依然十分強大，而且很可能數量超過朱軍。事實上，漢軍實力的確不俗，其中一部分能夠突破重重險阻回到武昌。然而，朱軍在9月2日上午並未敗陣，如果朱軍撤退不是因為失敗，那麼真相只有一個：朱元璋知道（至少是相信）南昌已經脫險。 因為朱軍水師還沒有到達南昌，這暗示我們，廣信的人馬很可能已經在9月1日之前抵達南昌，因為將情報傳遞給朱元璋至少也要用一天時間。史書在8月25日的條目中明確記載，廣信的軍隊已經從陸路派出。史書是這麼記載的：「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湖口是鄱陽湖入長江的地方，涇江口更在湖口下游，而南湖嘴在鄱陽湖到湖口的狹長水道之間。這一部署大概是在朱軍到達湖口時同時做出的。武陽渡在南昌東南的撫河上，如果當年的行軍路線是沿著今天的鐵路線，那麼朱軍從廣信出發需要行進二百四十千米。 中國的軍事作家認為，步兵加大車的軍隊一天可以行進三十里。53如果給廣信軍的命令是在朱軍到達湖口之後發出的，廣信軍到達武陽渡要到九月末了。然而，史書的措辭，讓我們能夠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朱元璋決定出兵鄱陽湖時，就給廣信軍下達了命令。那是8月6日，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撤廬州之圍也是一個證據。如果廣信軍準備時間是一周（水軍準備也只用了九天），那麼他們從廣信出發的日子應該是8月15日，如果是這樣，那麼在康郎山之戰打響時，他們應該已經到達南昌附近。廣信軍到底有多少人馬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比南昌的守軍要少，因為浙江行省的大部分朱軍都被牽制在本省。然而，陳友諒沒有留一兵一卒封鎖南昌，如果留了，史書會有戰鬥的記錄，也就不用費力氣推測陸路援軍存在與否了。即使從陸路出兵的初衷只是防止漢軍主力的會合，廣信軍的指揮官一旦發現圍困南昌的漢軍並沒有自己預想的那麼強大，自然會前往支援。 還有一條證據說明上文對南昌解圍的推測是正確的。在順江而下攻打湖口之前，陳友諒派出五百隻船去搶掠南昌的糧食。54朱文正派出一支人馬奇襲，將漢軍的搶糧船一把火燒光了。陳友諒沒有搶到一粒米。如果不是相信南昌有糧，他是不會派船出去的。這些糧食應該不是來自南昌本地的糧倉。久圍之下，南昌城中肯定不會留下什麼糧食；漢軍駐紮了三個月，南昌四郊也不會有糧。最後只剩下一種可能，糧食是廣信軍接濟的。 可以確定，統領廣信軍的就是6月收復諸全未果的胡德智。史書沒有記載他在這一年晚些時候參加了諸全戰役，說明他那時還在江西。這路軍隊沒有參與戰鬥，史書只是含糊提及。但是這支軍隊從陸路支援南昌，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朱元璋因為他們才得以暫停與陳友諒進行危險的、不對稱的水戰。9月2日夜，朱軍放棄陣地，秘密撤退。漢軍次日清晨才發現這一情況並採取行動。湖中淺灘極多，夜間撤退容易擱淺，於是朱元璋命令每艘船的船尾掛一盞燈籠，整個艦隊排成一字長蛇陣，每艘船都跟著前面的船行駛。之後每天的時間軸並不清晰，所有的事都繫於兩天之中。從康郎山到第一個錨地左蠡山至少需要兩天。左蠡山在都昌縣西北的水道之中，朱軍到達那裡不會早於9月4日。陳友諒發現朱軍北撤後，也向北追蹤，最後泊舟於左蠡山附近的瀦磯。朱元璋並沒有派兵扼守松門水道。55 雙方拋錨相持了三天，延續著9月2日以來的僵局。刀兵的搏殺暫停了，文字的交鋒隨之展開。此時陳友諒的大軍開始呈現瓦解之勢。漢軍內部最嚴重的叛離事件是左右金吾將軍的反水。這件事也真切地說明了漢軍眾將的困境： 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參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日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眾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56 漢軍依然強大，朱軍仍要退避三舍。但漢軍眾將帥，包括陳友諒本人，對於突破封鎖、打回武昌，都不那麼有信心了。 朱元璋還沒有抵達更下游的預定地點。他想要在左蠡山附近再打一仗，前提是漢軍要在朱元璋預定的水域發動進攻，為此朱元璋設下一個圈套。他在陳友諒到達瀦磯後致信，信中多有侮慢之辭。信的第一部分是對雙方戰爭的冷靜評價，表示刀兵相見絕非所願；結尾部分則筆鋒一轉，非常有趣地提到陳友諒的船隻：「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這封信沒能挑動陳友諒出戰，但他為了泄憤，將俘虜的朱軍盡數處死。朱元璋卻釋放了漢軍的俘虜，凡傷者都予醫治，並下令祭奠戰死的漢軍將領。除了左右金吾將軍，肯定還有不少漢軍來降，只是史書中沒有專門記載。57 朱元璋一直期待的左蠡山防守反擊戰落空了。漢軍越來越絕望，等他們主動進攻大概是不可能了。於是他決定移師湖口，這個決定的做出不早於9月8日，很可能是之後幾日。漢軍還停泊在瀦磯，陳友諒猶豫了十五天。9月23日當天或者稍後幾天，他已經沒有時間了：「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餘艘掠糧於南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58漢軍掠糧失敗的事說明了在胡德智的廣信軍和南昌守軍會師後，已經完全控制了南昌周邊地區，朱文正是最高指揮官。 如今的漢軍，要麼放手一搏，要麼坐以待斃。下一條記錄出現在10月3日，記載了他們的決定：「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10月3日是決定被執行的日期。漢軍從瀦磯向下游進發，在南湖嘴打一仗之後才能到達湖口和涇江口，所以進軍南湖嘴的決策要比10月3日早幾天。陳友諒派往南昌掠糧的船隊，抵達、戰敗、消息傳回，至少需要四天。如果派出的時間確如上文推測的是9月23日，那麼漢軍進軍南湖嘴的日期大概是9月28日。 朱軍已於9月10日從左蠡山移師湖口，並於縣城周邊立柵。南湖嘴和涇江口也有朱軍駐紮，這兩支人馬在後來的戰鬥中起了重要作用。涇江口的駐軍原先的任務是，萬一朱軍慘敗，他們就是阻擋陳友諒的最後一道屏障。如果朱軍戰勝，單憑南湖嘴一支人馬就可以截住漢軍，防止其逃回武昌。鄱陽湖之戰中，漢軍雖然損失慘重，但並未潰散，而且實力很可能在朱軍之上。朱元璋必須用這支兵力去補充二者的不足。常遇春和廖永忠率一路艦隊「橫截湖面，邀其歸路」，而朱元璋率軍移師湖口略微上游的長江江面。 除了主力艦隊，朱元璋還派兵攻占上游約一百一十千米的池州和興國。這支軍隊得手後，帶回「十餘艘」海船，可能在決戰中派上了用場。59 朱元璋此時下定決心，在鄱陽湖匯入長江處堵截漢軍，阻止其回到武昌。漢軍要想突破封鎖，首先要突破南湖嘴的岸防，然後在湖口外與朱軍決戰。朱軍的部署確保了兩支艦隊在戰役進行中都將到達涇江口。漢軍水軍向上游入長江會遭到朱軍的堵截，並因為戰鬥的環境而陷於混亂。朱軍艦隊會向上游追擊行駛較慢的漢軍艦隊，如果雙方陷入膠著，一起漂向下游，那麼漢軍艦隊會遠離武昌。這個戰略是俞通海首次建議撤出鄱陽湖時提出的：「湖有淺，舟難迴旋，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60 很多史書里說，此時朱軍士氣高漲。而《明史·常遇春傳》里的一段文字卻否定了這種說法。《常遇春傳》描寫了8月30日到9月2日的戰事之後，接著寫道：「諸將以漢軍尚強，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比出湖口，諸將欲放舟東下，太祖乃命扼上流，遇春乃溯江而上，諸將從之。」61失敗主義者的名字沒有記載，不管他們身份如何，這條史料說明，未被擊敗的朱軍士氣之低落與被封鎖的漢軍相當。朱元璋做出背水一戰、有進無退的部署，為的就是給手下官兵最後一戰的勇氣。如果朱軍士氣較高，可能9月2日之後朱元璋就會堅決阻止陳友諒進入松門山水道。可能上文記載的事件發生在9月8日之後幾天，所以當漢軍發動總攻時，朱軍已經休整了三周了，而這三周正是漢軍後勤補給不斷惡化的三周。 漢軍舟師從瀦磯出發，攻打南湖嘴，沒有費什麼力氣就突破了。漢軍繼續前進，10月3日早晨到達湖口。當漢軍舟師進入長江、準備溯流而上時，湖口江面警戒的朱軍水師截住了他們，朱軍水師主力也很快趕到。朱軍對自己一個月前的勝利記憶猶新，準備了火船火筏，點燃之後乘著西風順流而下，62沖入接近的漢軍艦隊。漢軍艦隊馬上分散開來，掉頭向下游撤退。之後雙方陷入混戰。最後，朱軍艦隊截住試圖逃向上游的漢軍戰艦，這些戰艦相持不下，向下游飄去。傍晚時分，漢軍艦隊漂到了涇江口，涇江口的朱軍也投入戰鬥，在漢軍水師擠作一團時，陳友諒中流矢而死。63 陳友諒戰死的結局，最初有一個算命先生告訴過他。這位大仙準確地預言了1362年的反叛，由此得了神算的名聲。其後，漢軍降卒也確認，陳友諒在換船時，被流矢射中了眼睛，箭鏃入腦，立時斃命。朱軍聽聞友諒的死訊，大呼喜躍，越發奮勇。陳友諒的太子也在此役中被俘。 日落之前，朱軍水師泊在岸邊，大多數漢軍戰船也這麼做。你可以想像漢軍將領之間產生了多麼激烈的爭論。陳友諒死了，他的太子被俘，兩個弟弟也戰死。一個月之間，有威望統領全軍的人一個不剩。張定邊想要代陳友諒的次子陳理攝政，而眾將並不接受。張氏和其他兩位將領連夜逃走，他們乘著小舟，走更淺更曲折的水道，躲過朱軍的追擊，最終他們逃回武昌，維持住了漢政權。張定邊安葬了陳友諒，立陳理為帝。 10月4日，即張定邊逃走的次日上午，餘下的漢軍投降了。其中，值得特別提及的高級降將有五人，指揮以下投降者五萬餘人。朱軍完整地接收了漢軍戰船及其中的物資，令人駭怪的是，在一場生死一線的突圍中，船上竟然還載有馬匹。64 對於朱元璋來說，最大的收穫還不是俘獲的船隻和人馬，最重要的是，朱元璋牢牢控制住了江西，當時江西的人口是湖南湖北人口之和的兩倍。一旦江西的人力物力動員起來，那麼朱元璋的下一步棋——滅吳，就更有把握了。 1364—1365年，朱元璋都在忙於安定江西、征討湖廣。1366年，朱元璋大舉進攻張士誠。此時朱軍氣候已成，難以抵擋。1367年，朱軍攻破蘇州。其後，朱氏政權開始同時向各個方向擴張。1368年朱元璋稱帝時，明軍一邊在華北平原驅逐蒙古軍隊，一邊憑藉水師在華南沿海攻城略地。1363年之後，朱元璋再無兵力短缺之虞。從這個角度看，鄱陽之戰的意義就更深遠了：沒有1363年的以少勝多的苦戰，朱元璋就無法奪取全中國，此後的中國歷史將完全改寫。 回顧這場戰役，朱軍的勝利得益於對船隻的有效運用。陳友諒僅僅把船隻當作攻城的器械，張士誠的水軍除了偶爾運兵，經常按兵不動，朱元璋的水軍則用途廣泛，且長於水戰。實戰中，朱氏水軍用火銃、火船等武器縱火，用鐵鉤等拉住敵船，登船近戰。當所有這些都無法擊敗敵軍的優勢艦隊，朱軍對鄱陽湖口的控制被證明是決定性的因素。 附錄 朱氏政權的軍事組織和等級 朱元璋占據應天，是韓林兒名義上的丞相。韓林兒偽稱自己是大宋皇帝。朱氏政權直到1367年還是隸屬於「大宋」的地方政權。朱元璋在應天建立的中央政府最高派出機關「行中書省」，自任丞相。行樞密院和行中書省平行，是名義上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朱元璋自任行樞密使。朱軍最重要的將領都掛行中書省銜，這就意味著行中書省同時也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行樞密院則淪為閒曹，只有在授予最高級以下的軍官等級的時候，樞密院在制度上的重要性才體現出來。1361年，廢樞密院，設大都督府，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為都督。朱文正作為朱元璋之下的「總司令」，也是名義上的。因為1362—1364年之間他實際上只負責南昌的防務。帶樞密院銜的將領在1361年之後仍然保留樞密院銜。 除了朱文正和馮國勝（馮氏的職務比較特別，是「帳前親軍指揮使」），朱明軍將領大概有七個層級，它們依次是：左丞、右丞、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僉樞密院事、同僉樞密院事、樞密院判官。最上層的三個其實是行省的文職頭銜，這三個級別的將領獨立統率浙江和江西的軍隊，或者在主力部隊中受朱元璋直接指揮。後四個級別的將領或駐守重要城池，或是分統諸軍。其他政權中將領的層級也大抵如此。 朱軍起源於地方性的非正規的軍隊，在14世紀50年代混亂的十年中誕生。朱軍一旦奪取一座城池，往往就會將其守軍改編為一翼，其指揮官成為元帥。小一點的守軍，約一千人，則命名為府，長官稱總管。除了這些獨立城市的守軍，在應天還駐有十萬大軍，由朱元璋直接指揮，分作八翼。其中兩翼是應天的守軍，一翼是水軍（秦淮翼），餘下的前、後、左、中、右五翼則是主力野戰軍。1364年，翼的編制正式廢除，翼被重新劃分為衛，長官稱為指揮。總管府變為千戶所，長官稱為千戶。一個衛編制為五千人。這次改編具有雙重意義：第一，1363年鄱陽湖大戰之後，大量漢軍編入了朱軍，這就使得改編變得必要；第二，朱元璋個人權力大增，他第一次可以隨意黜陟官員。1363年時，朱軍的組織遠沒有這么正規化。主動投效的軍官，還會保持原來的等級，統領原來的軍隊。所以朱軍同時存在著各種不同組織形式的殘餘。元帥和指揮、總管和千戶是最常見的校官。 雖然武人的地位在朱氏政權初創時期非常重要，但朱元璋也致力於在所征服的地區建立正規的文官政府。每一個朱氏政權的地方政府長官，一般都有在應天任職的經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軍事長官權力的作用。見拙著《朱元璋的崛起，1360—1365》（頁98—120，469—479）。對這一時期朱氏政權的軍事制度最好的研究當屬青山治郎《朱吳國翼元帥府考》（《駿台史學》第13期，1963年3月，頁91—116）。 1本文是根據本人的博士論文「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Harvard University，1970）第六章修改而成。所有日期都換算成了公曆。 2關於1360年三方控制的人口數，見「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pp. 88—98，459—469。 3「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pp. 139—157. 4「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 pp. 158—280. 5據和田清的研究，朱元璋麾下將士普遍崇敬韓林兒，朱元璋也無法忽視這種心理，見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學報》第13卷第2號，1923年7月，頁288—290。雖然巢湖的水手勸說朱元璋攻打廬州，但朱元璋並沒有長期圍困廬州的清晰動機。 6戰事之初，漢軍水師的實際人數最多三十萬上下，是史料中說的「六十萬」的一半。「六十萬」只是一個刻板印象，《平漢錄》（沈節甫：《紀錄匯編》卷二八，台北，民智書局，1965，頁9b）提到苻堅從長安出發時率軍「六十餘萬」。關於漢軍水師的人數，有三種說法：（1）攻南昌損失六七萬；（2）水戰第二天損失六萬，此處將第一天戰死的一千五百人和第二天才收集到首級的兩千人一併算入；（3）戰役最後投降五萬人。只有第三條有可能是準確的，前兩條有可能誇大了。 《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19b—20a）引用俞本《紀事錄》，湖廣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都徵召入伍了。1393年湖廣地區有四百七十萬人口，1363年的人口肯定更少，而成年男子的數量大概不會超過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照這樣算，陳友諒還是有可能徵到三十萬人的，但一定達不到六十萬。羅傑斯（M. Rogers）研究認為，383年苻堅南侵很大程度上是想像出來的（M. Rogers，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 64—69）。與苻堅南侵相比，1363年陳友諒傾巢東侵的史料要準確得多。陳友諒的水軍比朱元璋的強大，也是很清楚的。 7胡廣等撰：《大明太祖實錄》卷一二，頁3a；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2ab。壬戌即6月5日。 8《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19b）引用《紀事錄》，陳友諒所造舟船，大者乘三千人，次者兩千五百人，最小者兩千人。這個話是靠不住的。如果這個數字是常規裝載人數，那麼這些船比19世紀初歐洲的海軍主力艦要更大，歐洲的主力艦船當時最多只能裝載一千人，而且會極其擁擠。中國人那時可以製造比西方大得多的木船，但這種船無法僅靠划槳驅動。其他的史料記載的漢軍艦船的最大裝載人數比《紀事錄》的說法小很多，但比朱元璋的任何船都要大。它們逐字引用了《太祖實錄》卷一二中對漢軍艦船的記載。 9麾下兵力有數千人。參見《明史》卷一三三，頁12b；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二，北京圖書館縮微膠捲，頁11b。他在1363年統領的人馬很可能並不比1360年多。 10關於南昌的城門，見同治十一年《南昌府志》卷九，頁1b—2a；光緒六年《江西通志》卷六五，頁3b。 11《武備輯要》卷一二，頁71a；《救命書》（上），12b。 12《太祖實錄》卷一二，頁3b—4a；《國榷》，頁301；《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2b。丙寅即6月9日。 13《太祖實錄》卷一二，頁4a；《國榷》，頁301；己巳即6月12日。 14《太祖實錄》卷一二，頁4b；《國榷》，頁302；癸酉即6月16日。 15《太祖實錄》卷一二，頁4b；《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2b。丙子即6月19日。 16《太祖實錄》卷十二，頁5a；《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2b—13a。辛亥即7月24日。 17《太祖實錄》卷一二，頁5a；《國榷》，頁302。 18《太祖實錄》卷一二，頁3ab；《國榷》，頁301。乙丑即6月8日。 19《太祖實錄》卷一二，頁3ab；《國榷》，頁301。欒鳳和胡德智的傳記附在《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傳》之後。胡德智後來的失寵見《太祖實錄》卷五一，頁7a。 20《太祖實錄》卷一三，頁4b；《國榷》，頁307。壬午即10月23日。 21《太祖實錄》卷一三，頁4b。乙未即11月5日。 22《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184；葉子奇：《草木子》卷三，頁16a。《草木子》的表述非常模糊，「合戰鄱陽，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這指的是圍攻南昌的時間（八十五天） ，沒有把後面水戰的時間算進去。當時葉子奇並不在場，所以不能知道他的確切意思。本文所用的版本是1786年刻本，四卷，自序署的年份是1378年。 23《太祖實錄》卷一二，頁5b；《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3a—14a；壬戌即8月4日。 24《太祖實錄》卷一二，頁5b；《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3a。 25《太祖實錄》卷一二，頁5b；《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3a—14a。 26《太祖實錄》卷一二，頁5b；《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甲子即8月6日。 27劉辰：《國初事跡》（《金聲玉振集》本，頁15b）：「為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豈兵家之法？」 28《太祖實錄》卷一二，頁5a；《國榷》，頁302。丁未即7月20日。 29《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a；《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癸酉即8月15日。 30《天潢玉牒》，《紀錄匯編》卷一二，頁5a。提到朱軍的船隻數量，所有史料都用「千艘」一詞。這些船中很多都是1360年俘獲的漢軍船隻，當時這些船就有「千艘」之多。1360年集中在應天的朱軍，加上原來的守軍約有十萬人。除了那時歸附的巢湖水賊的殘部，胡廷瑞部的歸附也使得朱軍主力大大擴充。但是因為需要一支可靠的大軍鎮守南昌，這些新獲得的兵力大部分被抵消了。所以1363年時赴援南昌的朱軍大概不會超過十萬。 31《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a；《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壬午即8月24日，癸未即8月25日。 32涇江口在湖口下游不遠的長江北岸，南湖嘴在湖口到星子縣（南康府治）的水道的最狹窄的地段。《明史·戴德傳》和《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五，頁12b）都沒有提到這個部署，也沒有提扼守南湖嘴的將領是誰。 33《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a；《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 34《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ab；《國榷》，頁302—303；《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丙戌即8月28日。 35《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a；《國榷》，頁303；《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b。丁亥即8月29日。 36《太祖實錄》對更傳統的武器著墨更多，但是明軍已裝備了相當數量的火器。《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19a）引《紀事錄》，列舉了火炮、火銃、火箭、火蒺藜（可能相當於小型燃燒彈）、大小火槍、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炮、神機箭。還有一種兩船相靠時向敵船扔炸藥包的發明——「沒奈何」，據《紀事錄》記載，敵船面對這種攻擊無處可逃，但是對於施放炸藥包的船來說，同樣危險。 37《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a；《國榷》，頁302；《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ab。 38史書記載他「乘風縱火」，可見並沒有使用火炮。見L. C. Goodrich and Feng Chia 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 36：114—123（1946）。 39《國榷》頁303提到朱元璋旗艦名叫「白海」。 40此時俞通海受到了強大的壓力，見《明史》卷一三三，頁4ab；卷一二九，頁10b—11a。 41《太祖實錄》卷一二，頁6b—7a；《國榷》，頁303；《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4b。戊子即8月30日。 42《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19a）引用《紀事錄》證明廖永忠和俞通海分統朱軍水師的兩翼。 43《明史》卷一二五，頁2b；《太祖實錄》卷一二，頁7a；《國榷》，頁303；《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5a。 44《明史紀事本末》直接說「連鎖為陣」，而《太祖實錄》只說「聯舟」。漢軍艦船互相靠得太近，操控不便，《三國演義》第四十七到四十九回，曹操採納了鐵索連船的建議，結果被敵方的火船焚燒殆盡，《明史紀事本末》中加的「連鎖」二字可能就是來自這個傳統。《大明英烈傳》里描寫得更細緻：劉伯溫登上祭壇祈求風向轉變以利於朱軍火攻，同《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借東風如出一轍。參見Chan Hok-lam，「Liu Chi（1311—1375）in the Ying Lieh Chuan：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1—2；25—42（1967）。跟本研究相關的地方在於，兩部小說都說明中國將領清楚地認識到，只有風向對的時候才能實施火攻。風向的轉變很可能只是偶然，而朱元璋已經預備好了火船，只等機會出現就發動火攻。漢軍船隻挨得太近，對風向的突轉猝不及防。 45《明史》俞通海和廖永忠的傳記記載，火攻是這二人執行的。見《明史》卷一三三，頁4b；卷一二九，頁11a。 46《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20a）引《紀事錄》。如果算上回防應天的徐達部的損失，整個朱軍的損失更大。俞本將前兩天的水戰都系在8月30日，記載紅船（陳友諒一方）損失了二十艘，白船（朱元璋一方）損失了七艘，這七艘指的明顯是火船。正如在1360年，俞本雖然參加了戰鬥，但是沒有參與計劃制定，所以不知道那七艘船是用作火船的。《紀事錄》時間順序偶爾錯亂，而細節栩栩如生，是事後回憶常見的情況。 《平漢錄》（《紀錄匯編》卷二八，頁8b）記載8月30日漢軍損失兩三萬人，而31日只損失兩千人。兩三萬人只能是第二天的損失數字，我沒有對這些數字進行單獨計算，因為已經包含在俞本給出的六萬人中。。 47《太祖實錄》卷一二，頁7ab；《國榷》，頁303—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5a—16a。己丑即8月31日。 48《太祖實錄》卷一二，頁7b；《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6a。 庚寅即9月1日。《紀事錄》（引自《國初群雄事略》）稱漢軍艦隊為紅船，朱軍艦隊為白船。有史料提到陳友諒的戰船會塗成紅色。有一種說法認為朱元璋的船隻的桅杆在戰前就已經塗成白色，只是有些船在9月1日完成了重新塗刷，《紀事錄》的記載支持了這一說法。 49《太祖實錄》卷一二，頁7b；《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6ab。辛卯即9月2日。 50鞋山即大孤山，在湖口以南的水道中。《國榷》和《明史紀事本末》都記錄這是陳友諒本人的主張，而被朱軍挫敗。不管主謀是誰，這是放棄鄱陽湖的計劃。 51《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認為柴棚在「都昌縣東南」。 52四天的戰鬥下來，明軍的損失大概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回防應天的軍隊的損失。王崇武注意到朱軍的勝利有限，而漢軍實力依舊強大。見王崇武：《明本紀校注》，香港，龍門書局，1967，頁85—86。 53這個數字出自《孫子兵法》。 54大多數史料都說是都昌，而《明史紀事本末》中南昌才是正確的，因為朱文正沒有力量去阻止都昌的劫掠。南昌在那時叫洪都，但是在所有這些史料還沒有編纂的時候就已經改名南昌了。 55《太祖實錄》卷一二，頁7b；《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6b—17a。 56《太祖實錄》卷十二，頁8ab；《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7a。這段故事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們剛投降時，會當著掌管書記的幕僚的面，將此事稟告朱元璋。 57《太祖實錄》卷一二，頁8b—9a；《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7ab。 58《太祖實錄》卷一二，頁9b；《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8a。 59《太祖實錄》卷一二，頁9ab；《國榷》，頁304；《明史紀事本末》卷三，頁18a。 60《明史》卷一三三，頁4b。 61《明史》卷一二五，頁13a。 62《國初群雄事略》卷四，頁20b，引《紀事錄》。 63《太祖實錄》卷一三，頁1ab；《國榷》，頁305—306；《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八，頁18ab。壬戌，即10月3日。傅友德在鄱陽湖水戰中遇漢軍前鋒，身被數創，其後又與諸將邀擊漢軍於涇江口，陳友諒敗死，傅氏因此聲名鵲起。見《明史》卷一二九，頁6a。徐達返回應天時，可能在涇江口留下了一些傷勢較輕的士兵。 64《太祖實錄》卷一三，頁1ab；《國榷》，頁305—306；《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八，頁18b—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