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戰爭之道 · 胡宗憲平徐海，1556年

賀凱（Charles O. Hucker） 1556年春夏時節，一個名叫徐海的中國匪首，率領著一夥倭寇在浙江東北一帶燒殺搶掠。這夥人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官軍多年來都不是他們的對手。但是這一年，有抱負、有智略的胡宗憲擔任總督。1556年，這群倭寇攻城略地，打得官軍聞風喪膽，搶奪了大量財物和人口。胡宗憲用智取而不強攻，一邊挑撥匪徒的頭目自相殘殺，一邊用金帛和封賞引誘他們，最終將他們消滅。在中國歷史上，甚至在明史上，這場戰役的影響都算不得多麼深遠，但在當時聲名遠播，留下了很多相關記載。1我們可以從這場戰役了解到，帝制時期的中國人在面臨非常的軍事問題時，會採取怎樣的非常手段。 軍事問題的性質 應對軍事威脅的傳統模式 千百年來，中國人逐漸適應了三種主要的軍事威脅：（1）臣民心懷不滿，發動叛亂。這種叛亂一旦成了氣候，會有改朝換代的危險；（2）具有高度機動性的北方遊牧民族的小股劫掠，或偶爾大舉內犯；（3）漢人的居住範圍和政治社會組織在華南和西南穩步擴展，引起原住民的反抗。龐大的官僚機器釋放著一股令人敬畏的道德至上的氣息，朝廷對這種氣氛壓制內外挑戰的功效很有信心。中國人風雅自賞的表象背後，是長城沿線和內地的水陸要衝駐紮的重兵。面對危險，朝廷的政策在兩種行為之間搖擺。一是軍事手段：瓦解有威脅的軍事聯盟、占領自然緩衝區、炫耀武力震懾敵人；二是政治手段：招撫、威脅、利誘、迷惑、聲東擊西，以使得自己的安全免受威脅。 無論是邊疆還是內地，衝突爆發時，官府一般都會考慮兩種可能：一是直截了當的軍事解決（「剿」或「滅」）；二是用間接的政治經濟手段解決（「招安」或「招撫」），而輔之以不動聲色的武力威脅。實踐中，只有當國家的關鍵利益受到威脅，又不存在招撫的可能，且招撫的後果令人無法接受時，官員才會考慮使用最後的手段——剿。在解決內部叛亂時，中原王朝更青睞「撫」，而不是「剿」，只有少數窮兵黷武的君主例外。在家庭中和鄰裡間，中國人傾向於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讓事情「過得去」，力圖通過調和妥協讓大家都有面子。對「撫」的偏好無疑是這種傾向的反映。 前所未見的以日本為基地威脅中國的倭寇 日本是不與中國接壤卻威脅中國安全的國家。從12世紀早期開始，日本海賊就開始劫掠朝鮮半島。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兩度征討九州失利，隨後日本人將劫掠的範圍擴展至中國沿海。明前期諸帝用艱苦的外交和軍事努力降低了日人劫掠的影響，將中日交流納入朝貢體系。在中國人看來，外國人的行為在納入朝貢體系之後才算是可以接受的。然而1548年後，由於日本朝貢使團狀況頻出，中日正式的朝貢貿易中止了。2朝貢中止之前，日本人在中國沿海的劫掠就已經重新抬頭，而且規模持續擴大，頂峰出現在16世紀50年代（巧合的是，此時的西歐沿海也同樣飽受北非海盜的困擾）。 以下因素使得解決倭寇問題十分棘手： 中國海岸線漫長，要在全線保持武備充足，事實上難以辦到。3明朝皇帝想建一座「沿海長城」，從朝鮮到安南，用城垣、碉堡、柵欄、瞭望塔、烽火台連成一道防線。此外，長江三角洲以南的河口、港灣、海島多不勝數，須編練水師巡弋。明朝水師的艦船比倭寇的船隻先進，在面對面的海戰中勝算很大。明政府明白，在海上截住倭寇，比等他們登陸之後再追擊要好。然而，即使是一支強大的岸防艦隊，也沒有信心能夠保證安全。追擊滿載贓物的海盜船誠然簡單，但是預判這些船的來路並將其擊退，則不那麼容易了。無論如何嚴防死守，中國的沿海地區都極易滲入。 如果想搗毀倭寇巢穴，就必須占領琉球列島、台灣島，甚至日本的一部分。明初，大名鼎鼎的太監鄭和率艦隊橫越印度洋，那時明朝有可能建立一個海洋帝國。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2—1424）都曾以出兵征討來威嚇日本，4不過他們並沒有魯莽到當真去征討。明朝後來的皇帝都更關注北方的邊患，放任中國的海上力量衰落下去。16世紀50年代，沒有人認真考慮以攻為守的戰略。5當海盜襲擾東南時，朝廷的注意力卻灌注在北疆。當時蒙古在俺答汗的統治下再度崛起，成為中國百年來僅見的嚴重的軍事威脅。61550年，俺答汗率軍殺入北京近郊。之後直到1570年，北方邊境一直警報頻傳，北方的邊防牽制了明朝大量兵力。所以16世紀50年代的中國在其他地區沒有主動出擊。 倭寇劫掠沿海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對外關係問題。最初實施劫掠的是日本人，但倭寇並不是日本的政府派出的。16世紀時（當時日本還沒有有效的中央政府），日本浪人只占沿海倭寇的一小部分，而且這些人往往是由中國匪徒率領，還受到其他中國匪徒支持。海島的居民、大陸的流浪者都在鋌而走險，尋找發財的機會；葡萄牙人，以及隨葡萄牙人而來的馬來人也會參與其中。16世紀50年代明朝官府所稱的倭寇，其實是一個國際聯合體，包括被捲入劫掠的走私者及其大陸上的同謀，甚至包括一些頗有名望的人。這些倭寇很清楚大陸的情形，和各城鎮都有密切的聯繫，明顯得到了當地人的協助和引導，和官軍的待遇並無二致。簡而言之，入侵的「蠻夷」和團結禦侮的地方百姓並不存在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就像鎮壓現代的游擊隊一樣，想用軍事手段畢其功於一役是很難辦到的。 受倭寇蹂躪的地區財富豐饒，交通便利，使得問題更加棘手。倭寇重點劫掠的地區，傳統上稱為江南或者東南，包括今天上海到江蘇蘇州，以及浙江杭州到寧波一帶，在中國的地區和國際關係上都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唐宋以來，杭州和寧波就是對外貿易的中心。16世紀早期，寧波還是葡萄牙人在華活動的中心。19世紀的鴉片戰爭中，英國人特別重視江南。寧波附近的舟山島是當時英軍的主要海軍基地，以此為據點，英軍攻占了寧波、乍浦（浙江北部鄰近江蘇的良港），以及拱衛寧波的定海。寧波和上海都屬於向近代西方開放的第一批條約口岸，而上海則迅速成為近代中國最繁忙的口岸和人口最多的城市。 江南是明代倭寇劫掠的天然目標。春秋時節的盛行風使得從日本航行到浙江十分方便。江南又是一片河網縱橫的平原，很容易乘船深入，沿岸又有無數條件良好的錨地。早在明代，江南就已經人口繁庶，農產業發達，手工業興盛，產生了許多豪門巨室和書香門第，至今也是如此。江南還是明朝的糧倉，稅糧通過運河從杭州北運京師和邊疆。對於16世紀的倭寇來講，到東南非常容易，又有大量財富可供掠奪。 1555年的東南防務 16世紀40年代，東南地區已經飽受匪徒蹂躪，防禦也穩步增強。71547年，朝廷首次向浙江派出了巡撫，掌管浙江全省及福建沿海諸府州軍務。1554年，杭州被大掠之後，朝廷又設立新的職位——浙直總督（轄區包括南直隸［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統領整個東南沿海的抗倭事業。1550年初，許多內陸城鎮由於受到掠奪和威脅，歷史上首次修築了城牆。8雖然當時北方邊疆也需要內地增援，9但為了補充江南兵力，朝廷還是從遙遠的省份調兵前來。1555年，戰局不斷惡化，朝廷派工部侍郎趙文華（1529年進士）10到東南監軍。不久，總督張經（1517年進士）下獄論死，11南直隸巡撫周玧（1532年進士）成為新的總督。12上任甫月余，周玧就同浙江巡撫李天寵（1538年進士）一道被革職，李天寵和張經被處斬。13南京戶部尚書楊宜（1523年進士）14，成為當年的第三位總督。胡宗憲當時只是都察院巡按浙江的監察御史，超擢為浙江巡撫。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楊宜被革職，於是胡宗憲升任總督，浙江巡撫之缺由浙江提學副使阮鶚（1509—1567）繼任。15但是在前線待了不到一年的趙文華，信心滿滿地認定局勢已經得到控制，於是返回京師。 無論怎麼看，1555年都是東南倭亂史上災難最為深重的一年。16浙江的十一府州中，只有三個最偏遠的內陸府州——中部的金華府、西部毗鄰江西的衢州府、西南毗鄰福建的處州府，在這一年中似乎沒有受到侵擾。六個沿海府州，從北到南依次是嘉興、杭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都慘遭劫掠，處於內陸的兩個州——杭州西南的嚴州和杭州西北的湖州，也未能倖免。處於內陸的嘉興府崇德縣，縣城被攻破，損失慘重。南至福建，北至上海、蘇州地區，甚至長江三角洲的北岸也受到襲擾。一夥匪徒向西深入，穿過安徽，到達南京郊外，南京是明朝的陪都，無論是戰略意義還是象徵意味都非常重要。 官軍面對1555年的劫掠活動並非毫無作為，但是總體上效果並不好，除了極少一些例外。官軍最得意的行動要屬王江涇大捷。王江涇位於浙江的最北部，一夥倭寇五月從沿海巢穴柘林（位於南直隸的金山衛以北）出發，在王江涇被總督張經設伏殲滅。張經不久就因為督戰不力論斬。據記載，此役斬殺倭寇一千九百多人，歸功於新到來的永順、保靖土兵投入戰鬥，也歸功於抗倭宿將盧鏜、俞大猷（1503—1579）的指揮。17 圖7-1 明嘉靖時期浙江的府城 1555年對蘇杭要地的劫掠主要由徐海指揮，不久前在王江涇遭到重創的就是他的主力。徐海原是杭州古剎虎跑寺的僧人，法號「明山」，時人常常用法號稱呼他。落草時間不詳。落草後，因算卦靈驗受到倭寇的尊敬，被奉為「天差平海大將軍」。16世紀50年代初，他是倭寇諸頭領中名頭最響亮的。另外一個倭寇頭領王直，號稱「倭寇王」，盤踞在九州的五島列島。徐海的地盤在九州島最南端的薩摩藩，他的手下主要來自薩摩和附近的出水、肥前。他在1555年的赫赫戰功使他一躍成為最重要的倭寇首領。18 胡宗憲的難題與策略 1556年初，胡宗憲接過了抗倭的重擔。他是江南徽州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19做過兩任知縣，而後奉調入京，升任監察御史。曾出任北直隸巡按御史，巡按北方邊境的宣大地區，之後調任浙江巡按御史，不久就參與到了抗倭的鬥爭中，並被超擢為總督。 史書上對胡宗憲的評價，大體是有智略、有雄心。他在浙江的任職是由於嚴嵩的提攜，這很容易被解釋為政治投機。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世，他都因此飽受爭議。嘉靖朝政局複雜，宦途險惡。世宗皇帝（1522—1566年在位）即位之初，就因為「大禮議」與滿朝文武對抗，後來反覆地表現出酷虐不仁、喜怒無常的性格。16世紀50年代他沉迷於煉丹修道，將朝政交給大學士嚴嵩（1480—1565）20打理。嚴嵩把持朝政二十年（1542—1562），其子嚴世蕃（1513—1565）是他的幫手。嚴世蕃貪腐的惡名早已遠揚，那時就被視作阿諛奉承、貪得無厭、私心自用的權奸。無論這個評價是否公允，在當時，如果一個人沒有嚴氏父子的支持，不幫著他們中飽私囊，那他在朝中什麼事也辦不成。 1555年在浙江督師的趙文華就是嚴嵩的門生。趙氏為人傲慢貪婪，是抗倭的一大阻礙。總督張經和巡撫李天寵因為對他不夠恭順便遭到革職，但胡宗憲卻很得趙文華寵信（事實上很可能是胡宗憲主動巴結），還通過趙氏得到了嚴嵩的信任，於是一舉飛黃騰達。然而，胡宗憲的權位是岌岌可危的。就衝著他和嚴嵩、趙文華的關係，隨時隨地可能遭到彈劾。無論軍情如何，彈劾的機會都俯拾即是，因為胡宗憲必須壓榨自己的下屬和百姓，才能給自己的恩公源源不斷地「上供」。所以，1556年初徐海率部捲土重來時，胡宗憲面臨的問題是多面的。首先，他處於動輒得咎的境地，落馬的前任總督就是前車之鑑。為了防止朝中的彈劾給自己招禍，他必須維持嚴嵩對自己的信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避免軍事災難；為避免軍事災難，鑒於上一年一連串的慘敗，他必須非常善用謀略。無論朝廷和百姓多麼渴求一戰「剿」滅倭寇，事實都反覆證明，即使各省軍隊匯集江南，這一點也是難以辦到的。而「撫」，對於朝廷或者倭寇雙方，都不一定能夠接受。北方邊疆的俺答汗受撫就是因為邊境貿易正常化，但16世紀50年代的明廷是堅決反對貿易正常化的。所有東南地區寇亂的根源，都是朝廷不肯給外人以常規貿易的機會。如果朝廷政策有變，並且赦免犯禁者，那麼倭寇的大頭領王直隨時可以受撫。而1555年徐海搶掠得盆滿缽滿，他顯然對現狀特別滿意。即使朝廷開出了招撫條件，他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好處。1554年年中就有人建議用開放貿易之外的辦法招撫,21並且朝廷也嘗試批准了，但是招撫的風險仍然極大。 招撫的主要風險有三：（1）撫寇而沒有足夠的軍力可恃，東南地區將可能出現大潰敗；（2）招撫容易給胡宗憲落下「縱寇」的口實，這個罪名已經斷送好多人的前程；（3）士氣已極端低落，招撫可能會使士氣瓦解。他們似乎相信，不管上一場戰鬥如何慘敗，下一仗一定大勝。浙江巡撫阮鶚和浙江總兵俞大猷是胡宗憲的直接下級，都極力反對招撫。22 除了這些看得見的風險，1555年，時任浙江巡撫的胡宗憲向趙文華進言，倭寇不是單憑軍事手段就能消滅的。他派出一個使團前往五島列島與王直談判，藉口是偵查倭寇在日本的巢穴，並爭取日本官方與中國合作剿倭。這場談判的結果又是另外一個重要而有趣的事件了，它的高潮是1557年末王直在寧波自首。23和本文直接相關的是， 1556年和徐海的整個較量中，胡宗憲一直在與王直談判，勸服他幫助自己對付徐海。他一面向王直隱瞞朝廷的真實意圖，一面向朝廷隱瞞他對王直的許諾。結果證明，胡宗憲是騙人的好手。 1556年徐海來到江南之前，胡宗憲派出與王直談判的一名使者已經從五島列島返回，還帶著幾個倭寇首領，包括寧波人毛海峰，他又名王滶，是王直的義子和心腹。另外一名使者留在日本，事實上是留在王直處作為人質。而表面的理由是，日本列國林立，沒有統一的政權，胡宗憲要求「日本王」鎮壓倭寇的信函需要逐個遞送，速度自然會變慢。胡宗憲殷勤地款待王滶，努力讓王直相信自己的真誠。而朝廷下令王滶親自參與剿倭，以證明王直的忠心。 1556年初王滶在浙江與胡宗憲接觸時，他透露，徐海帶著他的薩摩手下要再次劫掠江南，對於王直無法干預此事表現出明顯的歉意。二三月間，徐海果然在乍浦一帶登陸，剿滅他成為胡宗憲的當務之急，直到八月，胡氏的精力都灌注在這件事上，雖然也不能完全擱置與王直談判以及對付自己轄境內的其他倭寇的任務。 再談談浙西的可用之兵。整個戰役展開的地區在傳統上稱為「浙西」，即杭州和杭州灣以北的地區。當時胡宗憲在這一地區可以依靠三類人。一是地方官吏：杭州、湖州、嘉興三地的知府及其屬吏（嘉興尤其重要，是主要戰場所在）；嘉興府七屬縣的知縣；省級衙門，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浙江都指揮使司；都察院派駐浙江的監察御史；浙江巡撫。府縣官員有守土之責，所以掌握著一部分武裝；監察御史和巡撫對本省軍務有監督之責。 圖7-2 浙西地區 圖7-3 浙西地區的主要衛所 二是浙江都指揮使司掌握著浙江的常備軍。24浙西有三個衛（官兵都是世襲），杭州前衛和杭州後衛，治所在杭州城中；海寧衛，治所在浙江東北沿海的海鹽縣城。理論上講，每個衛都有五千六百名世襲的士兵和二十九名世襲軍官。但是到了16世紀中期，衛所缺員的情況已經盡人皆知，而且各衛士兵是分散部署的。大約同時的史料表明，海鹽駐軍員額是一千二百四十人，海鹽總部下轄人數不固定的衛所，駐守在南部澉浦和北部乍浦的有護牆的堡壘中。杭州衛轄下的一個衛所，駐紮在杭州和乍浦之間的海寧縣城中。其他的衛所軍隊，常規的是七十人一隊，分駐沿海的六個巡檢司，給養由杭州和嘉興兩府供應。25其他衛所的士兵一定有派出任務，分作小隊，駐紮海邊星羅棋布的堡壘或哨所。杭州郊區有一個小堡，還有五個堡壘在澉浦周圍，兩個在海鹽附近，十三個在乍浦與浙江東北省境之間。 哨所分布得更加均勻：杭州和海寧之間有六個，海鹽和乍浦之間有五個，乍浦和東北省境之間有九個。26守衛內陸城鎮的城垣和衙署，也需要衛所派人。假設浙西三衛基本滿額，有一萬至一萬兩千兵力，大部分兵力以及臨時組織的團練，也是在固定據點守衛，不能輕易撤防。所以，可以調動的機動兵力肯定只占總兵力的一小部分。而且非常明顯是，世襲的衛所軍隊早已不堪使用，即使是守衛據點，也恕難勝任。要想追擊殲滅倭寇，需要組建特殊武裝。27 第三類可依靠的人可以稱為機動力量，28包括地方官、軍官和非正規武裝。巡撫和監察御史可以視為這個機動力量的組成部分，而浙江省的常規行政管理層則不屬於。更特別的是，一名按察副使被任命為嘉湖兵備道，統轄浙西軍務。浙西機動力量的軍官——有正式的武官職務但是另有差遣——包括浙江總兵官（浙江的最高前線指揮官），以及副總兵官；駐紮海鹽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參將；駐杭州的浙江游擊將軍。這些軍官統率的機動部隊，無疑是從各衛所和部隊抽調的，但是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這裡還包括了特別招募的當地僱傭兵（募卒），以及外省派來支援浙江的軍隊。明代的慣常做法，就是將華中或者西南部的少數民族軍隊派出支援外省，但在16世紀50年代的抗倭戰爭中，這些軍隊也並不那麼可靠。 據當時的史料記載，1556年初胡宗憲就任總督時，他的前任總督從四川、湖廣（包括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兩省）、山東、河南借來的軍隊都已解散且返回原籍了，原因是趙文華向朝廷保證，沿海的倭寇已經得到控制。胡宗憲手下的主力只有三千募卒，不堪作戰。他唯一的專門預備隊是一千名來自今天湖北容美的土兵，以及游擊將軍宗禮（1510—1566）從華北地區招募的八百人。29以上估計可能不包括總兵官俞大猷和副總兵官盧鏜所部，俞盧二人都是在沿海地區久歷戰陣的宿將。以上的估計還不包括胡宗憲管轄範圍內可以調派的常備軍和非常備軍，比如現在江蘇省境內的部隊和杭州灣以南的浙江省軍隊。在浙西一地，能夠立即投入進攻徐海的戰鬥的機動部隊接近一萬人。 1556年胡宗憲和徐海的較量 關於16世紀50年代的抗倭戰事，史料非常豐富，有當事人自己的記載，也有其他時人的記載。朝廷非常重視倭患，當時官方的編年中收錄了很多相關文獻。東南是人文淵藪，當時東南的士大夫對倭患有親身的經歷與觀察，留下的關於倭患的文字甚至更多，例如著名的文學家歸有光（1506—1571）、唐順之（1506—1560）等都有關於倭患的文章。30不幸的是，對於理解範圍如此廣泛的眾多事件，這些史料的價值是不確定的；它們對某一事件的時間和結果的記載，常常語焉不詳，甚至相互牴牾。後世的中日史學家披覽搜輯甚勤，力圖書寫可信的倭亂大事記，做出可信的分析。但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解決，甚至簡單的時間問題都沒有釐清。 據我所知，目前尚無人深入研究1556年討徐海的戰事。原因大概是史料常常自相矛盾，令人無所適從。為了在下文的概述中確定這場戰役中一些主要事件具體時間，我主要依靠兩種當時的史料。第一種是《記剿除徐海本末》，專門記述平徐海之役，作者茅坤（1512—1601）是胡宗憲的幕友；31第二種是《倭變事略》，記載的是1553—1556年浙西抗倭之役，序言作於1558年。32此書範圍更廣，細節或更翔實，作者是來自海鹽的采九德。我相信，將這兩種史料與朝廷編纂的《實錄》33之類的史料結合起來，就可以大體了解徐海在1556年的活動，以及胡宗憲的應對。胡宗憲的戰略一向是後發制人 ，戰爭第一個階段以徐海的活動為主。 第一階段 徐海來寇 概述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在王直的統一指揮下，幾支倭寇在東南沿海分數處登陸。據記載，第一支倭寇數千人，登陸江北，掠揚州、鎮江二府，威脅大運河的心臟地帶；第二支人數相仿，在上海登陸，沿吳淞河內犯；第三支人數也是數千，登陸杭州灣以南，襲擾寧波地區。這三支人馬規模較小，官軍不久就發現他們是牽制部隊，目的是誘開浙西的官軍。徐海親率人馬萬餘，想先下杭州，再北掠湖州、蘇州，最終威脅留都南京。徐海的人馬首先進犯乍浦，輕而易舉地消滅了當地水師，登陸後焚毀自己的海船，以示有進無退的決心。其後乘小船從金山衛附近北犯，到倭寇的巢穴柘林，陳東、葉麻率領的倭寇在柘林與徐海會合。陳、葉的巢穴在薩摩，當時已經蹂躪了上海地區。三四月間，兩股倭寇合流，南下圍攻乍浦，大概一周後撤圍而去。同時，其他兩支策應的倭寇分別從柘林、上海進逼嘉善。 圖7-4 明軍應對乍浦敵軍的部署 正當倭寇在乍浦及其以北地區登陸時，胡宗憲剛接任總督，身在杭州的總督衙門。他提醒所有的部下警惕倭寇，並派兵到澉浦至海鹽一線支援。嘉興和湖州的守備劉燾（1538年進士）離開駐地海鹽，增援乍浦。浙撫阮鶚將崇德附近的可調之兵統統帶走，馳援乍浦。胡宗憲則親率一支人馬到嘉興居中策應，既可以警戒北面沿吳淞河方向來犯之敵，又可以向東支援乍浦。34 最首要、最直接的威脅來自北面，倭寇經過嘉善直指嘉興。胡宗憲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智取勝於強攻，便用小舟載滿毒酒，讓兩名軍士扮作為官軍送酒的差役，故意讓倭寇前鋒發現。倭寇截獲這船酒後，停止前進，開懷暢飲。此時，數千名保靖土兵（來自今天的湖南省）剛剛開到，歸胡宗憲指揮。他們求戰心切，胡宗憲警告他們倭寇詭計多端，土司卻沒放在心上，結果中了埋伏。胡宗憲收攏殘部，也設了一個埋伏，給敵軍以重創。敵軍匆匆撤往蘇州。35 三四月時，劉燾已經身陷乍浦之圍，很可能率領軍民做了英勇的抵抗。不久，徐海偵知胡宗憲、阮鶚正率部馳援乍浦，很快解圍而去。 第二階段 深入內地 概述 四月初徐海從乍浦撤圍後，即率部內犯。他們擊敗了海寧和海鹽官軍，在硤石、袁花燒殺搶掠，如入無人之境。四月中旬，徐海經杭州繼續深入內陸。四月十八、十九日，掠皂林、烏鎮。烏鎮地處嘉興、湖州、蘇州三府交界的要衝，1555年，徐海曾以烏鎮為巢穴劫掠蘇州、嘉興。倭寇與官軍在皂林、崇德之間激戰三次，受到重創，徐海受傷。二十三日，徐海所部已經到了土崩瓦解的邊緣；倭寇的諜人偵知，官軍也已經筋疲力盡，糧餉告罄，附近也沒有援軍。於是徐海又率軍血戰一場，殺得官軍屍橫遍野。 胡宗憲從探子口中得知徐海部向烏鎮移動，於是調兵準備在烏鎮包圍徐海。他下令：（1）蘇州方面的官軍南下到烏鎮以北；（2）湖州方面的軍隊乘船進至烏鎮以西；（3）在嘉興的河朔兵到烏鎮附近構築防禦工事。他親率募卒和容美土兵，小心翼翼地向烏鎮移動。巡撫阮鶚同時從崇德北上，中途正遇游擊將軍宗禮率領河朔兵從嘉興西移，於是率河朔軍一道行動。 圖7-5 向烏鎮集結的各路人馬 宗禮率領的九百河朔兵在皂林附近遭遇優勢兵力的倭寇，連戰數日，幾乎全軍覆沒。史臣稱讚宗禮「兵興以來，用寡敵眾，血戰第一功」。36茅坤記載，第一場遭遇戰後阮鶚就逃離了皂林，而采九德記載，阮鶚是在宗禮部覆沒之後才趕到的。當時胡宗憲正向烏鎮進發，最遠不會超過崇德。 從徐海乍浦解圍到宗禮皂林覆軍的這段時間，東南地區其他各路倭寇非常活躍。一路倭寇沿長江北岸燒殺，掠無為、瓜洲。瓜洲是大運河「過江」的地方。倭寇在上海周邊也不斷興風作浪，最終被浙江總兵官俞大猷和蘇松海防僉事董邦政合力擊敗。杭州、寧波間，倭寇肆意劫掠，七日之內兩次洗劫諸暨縣城。最南一路倭寇攻略溫州府。 第三階段 桐鄉之圍 概述 徐海打敗宗禮之後，所部損失嚴重，本人也受了傷。隨後他率兵將阮鶚包圍在桐鄉。因為知道桐鄉有誘人的糧草物資，徐海包圍桐鄉將近一月，動用了樓櫓、撞竿、將軍筒等各式武器攻城。桐鄉城牆為1553年新築，又有知縣金燕（1553年進士）以過人氣魄膽識拚死守城，倭寇很快對損失巨大的攻城失去了興趣，改為圍困，同時在周邊劫掠。阮鶚利用倭寇的疏忽大意，乘夜逃出城去。倭寇首領之間也相互猜疑。徐海和他的有力盟友陳東勢同水火，最終在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之間，雙方各自撤圍，分道揚鑣。 身在崇德的胡宗憲得知宗禮全軍覆沒，阮鶚被困桐鄉的消息後，面臨著艱難的抉擇。 據茅坤記載，胡宗憲是這樣考慮的： 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37 為謹慎起見，胡宗憲退回杭州，但是擺出要解桐鄉之圍的陣勢（見下圖），命各路人馬向桐鄉附近集結：一路從嘉興南下，一路從湖州到烏鎮，一路從海鹽到王店，一路從崇德到石門。38他還命宗禮的河朔殘部在崇德附近集結。他知道，皂林敗後，所有部隊都士氣低落，於是請奏朝廷速派保靖、永順土兵支援。圍城中的阮鶚派人偷偷送信求援，39言辭激烈，頗有責難之辭，胡宗憲不為所動。他決定一邊靜待援軍，一邊對徐海使用已然對王直奏效的「撫」的辦法。茅坤記下了胡氏的想法： 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被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以狙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40 於是總督大人開始通過中間人和徐海談判。 徐海負傷後，又陷入曠日持久的圍城，此時胡宗憲的使者又帶來消息，王直的義子王滶歸降已久，在寧波當人質，保證王直本人正為準備接受招撫（桐鄉之圍結束之前，王滶還協助官軍打敗了一支從諸暨撤退的倭寇）。胡宗憲的使者勸告徐海，避免玉石俱焚的唯一辦法就是和總督大人合作，徐海則說，他不是一個人，他沒辦法說服自己的盟友陳東。但是胡宗憲的使者告訴他，胡宗憲已經和陳東達成了協議，這使得徐海非常憤怒，對陳東信任全無。此時，陳東得知官府的使者絡繹不絕地拜訪徐海，也對徐海疑心大起。徐海最終答應，如果胡宗憲給他足夠的財物讓他安撫日本部下，並且上奏朝廷赦免自己，那麼他就接受招撫。胡宗憲很痛快地同意了這兩個條件。使者帶著大量的金銀布帛送到桐鄉城外徐海的大營。徐海的代表反覆表達他們的感激，為表誠意，徐海交還了兩百多名俘虜。41撤離桐鄉時，他故意告訴守城的軍民小心陳東。看到盟友背叛了自己，陳東怒不可遏，又鉚足氣力攻城一天，隨後也撤退了。 圖7-6 支援桐鄉的各路兵馬的部署 得知皂林之敗和桐鄉之圍後，朝廷隨即傳檄全國，派兵支援東南。五月八日，趙文華再次赴東南督師。十七日，應胡宗憲之請，撥六千保慶、永順土兵歸胡氏調遣。42 第四階段 退守海濱 概述 五月，倭寇棄圍桐鄉，滿載而歸，已經無心再挑起大戰。據采九德記載，他們掠來的財貨裝了上千條船，行至嘉興府城外時，整個船隊迤邐二十里。43這肯定只是徐海的部隊，因為陳東和葉麻已經撤往柘林以北的金山，在金山海濱安了營寨。而徐海則經硤石地區撤退，44他的人馬分別在王店、袁花、海鹽紮營。之後他命令各部在乍浦附近重新集結，陳東、葉麻也率部來會（見下圖）。倭寇退向海濱的途中發生了若干小戰。有一隊很可能是陳東、葉麻所部的倭寇，在途經嘉興時與官軍交戰，損失二三十艘船隻。徐海在海鹽擊敗了一支海寧衛的官軍。45六月初，各路倭寇會於乍浦，首領之間的猜忌愈發強烈，進而互相陷害，到七月底，只有徐海還沒有落網。 倭寇從桐鄉撤往海濱時，胡宗憲的一些部下力請縱兵截擊。胡宗憲認為，官軍仍寡不敵眾，即使局部的勝利也可能導致全局的潰敗，所以堅持繼續推行撫綏之策，讓倭寇首領鷸蚌相爭，主動請降，官府坐收漁利。徐海口頭上已經答應受撫，然而行動上並沒有兌現。胡宗憲一直派使者不斷地造訪徐海，許了很多承諾，勸他效法王滶，再做一些實際的事以表忠心。 圖7-7 倭寇從桐鄉退往乍浦 諸暨劫掠之後，六月以來王滶一直幫助官軍圍剿舟山島、里朴灣的倭寇。官府讓他幫助圍剿徐海時，王滶拒絕了。他說，這件事只有他乾爹王直有權決定。46胡宗憲將王滶的立功事跡上奏朝廷，請求重賞。兵部尚書主張給胡宗憲以便宜行事之權：「兵法用間用餌，或招或撫，要在隨宜濟變，不從中制。」47朝廷准許了這一奏請。於是胡宗憲決定給王滶重賞，並將他送回日本，讓他勸說王直親自來受撫。 胡宗憲向徐海及其同黨拋出的誘餌是船隻。徐海在年初登陸乍浦時就焚毀了船隻。陳東、葉麻上岸更久，也缺乏海船。倭寇們無不搶掠得盆滿缽滿，都很擔心坐困海角，難以攜財全身而退。胡宗憲想到了這一層，於是向他們拋出了這個誘人的條件：願降者開誠接納，授以武職；願回日本者供給海船。 正如采九德所說，倭寇絕對不蠢，但是他們別無選擇，最起碼受撫的姿態是要做的。六月二日，徐海遣使報知胡宗憲，接受他的條件。48 胡宗憲此時已經料定徐海意志已經動搖，開始向他施壓。胡氏派使者告訴徐海，松江一帶活動的倭寇已經搶得盆滿缽滿，現在又要掉頭內犯。言下之意是，如果徐海能表現出誠意，解決松江一帶的倭寇，那麼他不但可以將松江倭寇的資財據為己有，還可以獲得一些海船。徐海同意了，他的想法無非是此舉既能儘快獲得海船，又能多撈一把。徐海率部西進，截擊松江倭寇時，胡宗憲一定想到，如果徐海反水而與松江倭寇合流，南入浙西，局面將不可收拾，所以他心頭懸著大石，接連數日惴惴不安。而徐海一直遵守著約定。他在緊鄰浙江的朱涇大敗松江倭寇，而令他沮喪的是，大部分敵軍乘船載著財物連夜逃走。總兵官俞大猷正準備伏擊松江倭寇，胡宗憲將新情況緊急告知了他。於是，俞大猷趁兩伙倭寇激戰正酣時，縱火燒掉了徐海的內河小舟。松江倭寇殘部撤至海濱，想浮海逃走，被俞氏率領水軍全殲。49徐海逃回了乍浦的巢穴，感到胡宗憲兵力極厚，自己仿佛已經跳進了如來佛掌中，於是特意向胡宗憲贈送精美的禮物表示恭順，還派出弟弟「洪」到胡宗憲處作為人質。50 在此前後，副總兵官盧鏜在台州府戰勝了剛攻破仙居的倭寇。51一方面，趙文華率領朝廷組織的大軍向江南進發，另一方面，浙西一帶南北兩面的倭寇都遭大敗，所以胡宗憲越來越能集中力量對付徐海。他的策略是，慫恿徐海背叛自己的主要盟友陳東、葉麻，把他們交出來。 當時葉麻在袁花擄得一個容貌艷麗的婦人祝氏，納為側室，徐海因此與他產生了嫌隙。有些倭寇計劃得到海船後返回日本，有些要留在中國，葉麻在一眾頭領中掠獲最多，卻不肯在分別之際平分戰利品，這也使得徐海頗為惱怒。於是徐海在胡宗憲的敦促下，於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三日兩次到嘉興府，討論官府調集海船的進展。兩次會談徐海都帶上了葉麻，嘉興知府款待殷勤，解釋了海船遲遲難以交付的原因。采九德記載，此時葉麻已經迫不及待地要離開中國，很容易就上鉤了。第二次嘉興會談時，葉麻喝得酩酊大醉，官府不費吹灰之力就捉住了他。52他的百餘名隨從對此十分氣憤，但沒有證據證明徐海就是內賊。徐海很快找到理由將他們也綁起來交給了官府。 此時，胡宗憲要求徐海背叛陳東，陳東是比葉麻更狠的角色。桐鄉之圍以來，徐海和陳東之間就起了猜疑。葉麻被擒，更加深了陳東對徐海的不信任，所以讓他上鉤並不容易。而且陳東長期擔任薩摩藩主的軍師，而薩摩藩主又是徐海的庇護人，藩主的弟弟也是倭寇的一員。雖然徐海為了拖住胡宗憲佯裝恭順，但絕不樂見與日本人的關係被破壞，所以他不想公然與陳東翻臉。胡宗憲也體察到了他的難處。徐海有兩個最寵愛的侍女，胡宗憲送給她們「簪珥璣翠」之類的首飾玩物，讓她們勸徐海儘快動手。胡宗憲還讓獄中的葉麻寫信給陳東，揭發徐海的叛賣，勸陳東除掉徐海。葉麻當然樂意為之。胡宗憲故意讓這封信落入了徐海的手中，這樣一箭雙鵰。其一，激怒徐海，使他下定決心除掉陳東；其二，讓徐海相信胡宗憲是真心站在他的一方保護他，覺得自己欠了胡部堂好大一個人情。 這個當口，七月六日，趙文華到達嘉興。他帶來的軍隊很快入駐嘉興至海濱的各個據點。巡撫阮鶚逃出桐鄉圍城之後，一直在杭州灣以南地區防倭，此時也率軍來到嘉興。朝廷大員聯翩而至，徐海被震住了。然而，胡宗憲、趙文華並沒有把握以武力直接解決徐海。撫倭的辦法拖用久了，胡宗憲一定會遭到彈劾。所以胡氏派人送信給徐海，信件的署名是趙文華： 汝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齏粉矣。53 徐海無奈，致送薩摩王弟黃金千餘兩，借用陳東做自己的書記。於是陳東來到徐海大營，被徐海捉住，交給官府。徐海明白，眼下已經難以安然返回日本了，縱使回去，同陳東交好倭寇首領也必欲除掉自己而後快。 此時，胡宗憲的心理攻勢越來越猛，他寫給徐海一封私信： 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54 據茅坤觀察，徐海並不情願走這一步，但別無辦法。55他與駐海鹽的兵備副使劉燾商定，官軍將船隻泊在乍浦港，劉燾在乍浦城中埋伏一支人馬。徐海通告各路倭寇，官府的海船已經備好，將他們引到乍浦海邊，暗中則約束自己的部眾按兵不動。當倭寇爭相搶奪船隻時，徐海揮動旗幟向城中官軍發出信號，官軍從城中殺出，將海邊亂作一團的倭寇悉數殲滅，登船的倭寇則很快被水師圍住。乍浦的倭寇巢穴被端，徐海率部移駐梁莊附近，為自己爭取一個最好的出路。56此時已經是七月末了。 第五階段 投降身死 概述 徐海見自己的誠意經受住了考驗，於是要求正式招安。八月初一，徐海率百餘人入平湖城，面見諸位朝廷大員。大員們對待他頗為溫和有禮，允許他暫住平湖附近的沈家莊。在沈家莊，徐海終於意識到自己上當了。他想從附近地區的漢人中糾集一批新的人馬，但是已經被官兵團團圍住。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官軍同時從梁莊和乍浦發動進攻，徐海投河而死。 官軍在乍浦殲滅大批倭寇之後，徐海移駐梁莊，要求在平湖正式投降，約定的時間是八月初二。督師趙文華、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浙江道監察御史趙孔昭（1544年進士）齊集平湖受降。令大員們不快的是，徐海提前一日到來，令部眾列陣平湖城外，要求帶甲士一百人入城投降。大員們害怕節外生枝，答應了他的要求，在街道兩邊盛陳甲兵，以資威懾。他們在平湖縣衙接見了徐海。茅坤將這一幕生動地記錄了下來： 海與諸酋長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為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57 采九德的記載幾乎同茅坤一樣，只是多了一個細節：巡按趙孔昭怒火難遏，向徐海喝道：「汝害我無數百姓，當伏何罪！」58 此時，趙文華帶來的大軍、總兵官俞大猷和副總兵官盧鏜率領的浙江當地軍隊，都集中在浙西。但是平湖的四位大人仍然對徐海充滿疑懼，「計（徐海）部下尚余千餘人，猛鷙難即破」59。另外，六千保靖、永順兵尚未趕到。大員們請徐海在平湖附近選擇便利的地方暫住，等他們將事情上奏朝廷。徐海為寇時，曾經過平湖城外的沈家莊，60印象深刻，於是官府在沈家莊為徐海賃了一所住處。八月八日，徐海入住沈家莊。他曾經說，一旦朝廷裁准了自己招撫的事，他願買下沈家莊及附近田地三千畝。61胡宗憲又勸說他讓陳東餘黨緊挨著他的部眾駐紮，安慰他說：「官兵防東黨，爾勿恐。」62 據采九德記載，此時徐海禍未及身。八月十一、十二日，他還招來四周鄉民飲宴，誘使二三百壯丁加入自己的隊伍。十五日，徐海拒絕了平湖守備官賞月的邀請，多少顯得有點大膽。十七日，他斬了胡宗憲的來使。63胡宗憲這邊每天派人催促保靖、永順兵，當徐海給他兩百兩黃金買酒時，胡宗憲派人在酒中下了毒。64 保靖、永順兵趕到是二十日。徐海的駐地附近發生了零星衝突。官軍還不具備決一死戰的士氣，所以胡宗憲讓陳東寫信給自己的餘黨，警告他們，徐海同官府聯合，準備兩面夾擊殲滅他們。這封信挑起了徐海和陳東兩部人馬二十五日的衝突，徐海負傷。二十五、二十六日，官軍四面合圍，沈家莊倭寇盡數殲滅。俞大猷派兵消滅了梁莊的徐海餘部。徐海的屍體在一條小溪中被撈起，頭顱已經不在了。據云此役消滅了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名倭寇。65 接下來就是肅清殘寇。當初徐海讓一個叫辛五郎的日本人離開沈家莊返回日本，結果辛五郎被副總兵官盧鏜抓獲。次年冬，俞大猷平定了南路倭寇的巢穴舟山。 九月十九日，趙文華、胡宗憲平湖大捷的奏報傳到了北京，朝廷封賞有差。二十七日，嘉靖帝以東南平倭事祭告郊廟社稷。66囚犯葉麻、陳東、辛五郎等人連同徐海的首級被送往京師，嘉靖親自過目。67十二月，處決葉麻等人。 結局 1556年平定徐海，並不是明代倭亂的結束，但是東南最壞的局面從此過去。1557年，胡宗憲用同樣的計謀消滅了王直。此後倭寇的組織就不似從前嚴整了，他們經常越過南直隸和浙江，劫掠福建和廣東。胡宗憲一直手握東南大權，深得嘉靖倚畀，1557年趙文華倒台、1562年嚴嵩倒台，都沒有影響他的地位。不過他一直被批評貪墨擅權。1562年末，他解職回京受審。嘉靖替他說話，誇他是忠誠能幹的官員，讓他光榮地致仕了。但對他的攻擊沒有停歇。雖然皇帝一直同情他，他還是在1565年下獄瘐死了。68 《明史》這樣評價胡宗憲：「宗憲以奢黷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貽患更未可知矣。」69後來的史學家也認為沒有必要抓著他短處不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者認為胡宗憲不能小視：「其人雖不醇，其才固一世之雄也。」70 結論 胡宗憲平徐海的一段史事，牽扯的學術問題無邊無際，例如東南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外關係尤其是中日關係、日本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日本16世紀的經濟文化發展、官員在中國傳統政府任供職的情形、嘉靖朝的政治氣候，以及傳統中國的軍事史與軍事制度。 本文自然無力解決這麼多問題，但是簡單談一下胡宗憲總督權力的性質及其在總督任上的作為，以收結本篇，大概是合適的。羅榮邦教授近期發表的《關於戰與和的謀劃與決策》（Policy-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Respecting War and Peace）一文，很有價值。羅教授指出，明廷的決策，並不是出於「某個人的心血來潮」。711556年的戰例正好從地方和下層軍事決策方面，為羅教授的研究補充了證據。 最為明顯一件事是，胡宗憲這個總督和現代的軍閥並不是一回事，他直接聽命於朝廷，也要受趙文華這樣的代理人節制。另外，雖然事情的這一面沒有在之前的敘述中明確提到，他同朝廷的關係非常容易受到干擾，通過越過常規指揮系統的辦法——例如，通過朝中的私人關係，這種關係很容易被胡的部下和浙江有勢力的人物利用。他還要受朋友和熟人建議的困擾，這種情況隨時都可能化作尖銳的批評，傳入朝中那些想聽到這些話的耳朵中。 同樣明顯的是，嘉靖很少對胡宗憲處理倭亂提出特別具體的指示。朝廷想要結束倭亂，卻不考慮招撫的可能，但是賦予了胡宗憲便宜行事之權。 1556年的戰事說明，對於胡宗憲來說，讓徐海堅信兩點非常重要：一、始終認為胡氏握有重兵；二、某些時候覺得胡氏是自己的朋友。當兵力不足、無法力取時，胡宗憲會毫不猶豫地改用財物收買、交換情報、許願封官、送船、挑撥離間等手段，而避免硬碰硬地正面決戰。而條件允許時，胡宗憲也會給敵人下毒，勾結徐海身邊的人對付他，半逼半誘地讓徐海做一些不願做也不利於自己的事，並盛陳甲兵以震懾敵人。當武力對比對胡宗憲有利時，胡宗憲就立刻換上一副咄咄逼人的面孔，最後用武力徹底消滅了徐海的勢力。 除了最後消滅徐海的行動，胡宗憲的其餘各種做法都沒有奏請朝廷或稟報趙文華許可，就連胡氏的部下對他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擁護。胡宗憲決策依靠的是隨機應變，他會詢問下屬的意見，但是最後決定由自己做出，並為此背負全責。軍事解決最終成為可能，這當然是他所樂見的。然而，從史料中不難看出，胡宗憲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如果招撫一途可行，他同樣樂於繼續推行自己招撫的策略。 總督胡宗憲的下屬也頗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很明顯，乍浦和桐鄉的官員在城池被圍時，全靠自己想辦法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巡撫阮鶚不待胡宗憲下令，就徑自率軍離開崇德，馳援乍浦，72游擊將軍宗禮在皂林進攻徐海也沒有奉胡宗憲的命令，甚至在各路兵馬會剿徐海的最後一戰中，浙江總兵官俞大猷也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據記載，統率保靖兵的酋長不顧總督的警告，在嘉善迎擊倭寇大敗，酋長十分後悔。73這件事雖不出人意料，但同樣說明問題。只要朝廷或者趙文華沒有明確地下達相反的指令，胡宗憲就會便宜行事；他的下屬也一樣，有時當著他的面就自作主張。 有人會說，一線指揮官的獨立性，除了說明他們可以免受上級的不當指揮，也說明他們缺乏紀律。須得記得，無論是朝廷還是地方，都對倭寇非常了解；要想成功地對付倭寇，各個指揮層級都需要一定的自主權。這在其他情形下就未必適用了。不管本文能夠在這一點上說明什麼問題，給出如下結論「一線明軍的特點就是准獨立的指揮單位的集合體」還是太早。 最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胡宗憲在達成目的的過程中，並不受道德的束縛，無論是來自外部還是發自內心。他的任務就是除掉徐海，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信義、個人和朝廷的聲譽，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內。他心中所存的目標只有生存和勝利，顯然嘉靖抱有同樣的想法。他認為胡宗憲忠誠、有才幹，這個想法從未真正動搖過。以上幾點對於評價傳統中國的軍事風格是不無幫助的。 1閱讀本文的專業人士都清楚，本文並沒有窮盡1556年戰役的所有史料，使用的明代總述倭寇問題的史料就更少了。吳玉年編有一份明代討論倭寇問題的文章目錄《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入包遵彭主編《明史論叢》卷六，頁231—252（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東京，至文堂，1961年）是最新的相關日本史料的文獻目錄。王婆楞：《歷代征倭文獻考》（上海，正中書局，1940年），是對歷來倭寇活動以及抗擊倭寇的文獻編年。現代中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有價值的研究有：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軍考》（《燕京學報》1933年第4號）；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學報》1934年第6號）；吳重翰：《明代倭寇犯華史略》（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台北，台灣大學，1966年）；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冊，頁375—418，1965年）。彭安多（A. Tschepe）的著作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 seit den A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Jentschoufu，Katholischen Misson Sud Schantung）是一部極其詳盡的史事編年，遺憾的是沒有注出史料出處。相關的現代西文研究有：Y.S. Kuno，Japanese Expansion on the Asiatic Continent，2 vol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nia，1937—1940）；Wang Yi-tung，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368—1549，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Bodo Wiethoff，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Mitteilungen de gesellschaft fu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vol. 45（Hamburg，1963）；Benjamin H. Hazard，「Japanese Marauding in Medieval Korea：the Wako Impact on Late Koryo，」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Hazar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Wako，1223—1263」，in Monumenta Nipponica，22：260—277（1967）；James Millinger， 「 Chi Chi-kuang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68。 2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 80. 3關於明代海防的附有大量地圖的史料有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和《籌海圖編》。《籌海圖編》雖然署名胡宗憲，但無疑主要出於鄭若曾之手。參看Wolfgang Franke，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223—224，以及王庸《明代海防圖籍錄》，收入包遵彭《明史論叢》卷六，頁231—252。 4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p.10，16—17，48，50. 5關於明代中國海上力量的衰落原因的分析，可參考Lo Jung-pang：「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149—168（1958—1959）。 6見司律思（Henry Serruys）、房兆楹（Fang Chao-ying）在《明代名人傳》（Draft Ming Biographies [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no. 1[1964]）中所寫的俺答汗的傳記。 7《明史》卷九一，頁10a ff（百衲本，上海）中概述了明代海岸防禦。關於浙江海岸防禦的具體情況，見《籌海圖編》卷五，頁8a—17。范淶等著《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全八卷，1602年）第二卷記載尤詳細；又見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 p.227;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pp. 212—213。 8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學報》1934年第6號，頁139—142。 9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軍考》，《燕京學報》1933年第4號；《明代倭寇考略》，頁151 ff。 10見《明史》卷三〇八趙文華本傳，頁17b—21a。 11見《明史》卷二〇五張經本傳，頁4a—6a。 12見《明史》卷二〇五周玧本傳，頁4a—6a。 13見《明史》卷二〇五李天寵本傳，頁6a—b。 14見《明史》卷二〇五楊宜本傳，頁7a—b。 15見《明史》卷二〇五阮鶚本傳，頁13b—14a。 16倭寇在16世紀中期在東南沿海活動大事編年，見《籌海圖編》卷八。又見《明代倭寇考略》，頁78—81；《明代倭寇犯華史略》，頁63ff。 17見《明史》卷二一二盧鏜和俞大猷本傳，頁1a—9b，以及Draft of Ming Biographies（no.6 [1966]）中Bodo Wiethoff 為盧鏜寫的傳。關於王江涇之捷，見夏燮：《明通鑑》（第三冊，卷六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336—2337；王婆楞：《歷代征倭文獻考》，上海，正中書局，1940年，頁58；《籌海圖編》卷九，頁2a—3b。 18關於徐海的生平，見《明代倭寇考略》，頁103—104；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萬有文庫版），長沙，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五五，頁54—55。關於王直，見《明代倭寇考略》，頁102—103；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頁395—405；《倭寇と勘合貿易》，頁200 ff；Bodo Wiethoff， Die chinesiche Seeverbotspo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pp. 188 ff；傅維鱗：《明書》，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卷一六二，頁3213—3217；《王直傳》，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1947年），與《籌海圖編》卷九，頁24a—29b「擒獲王直」條幾乎完全相同。 19見《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本傳，頁8a—14b。 20見《明史》卷三〇八嚴嵩本傳，頁10a—17b，以及K. W. So在Draft of Ming Biographies，no. 9 [1968] 中為嚴嵩作的傳。 21《明通鑑》（第三冊，卷六〇），頁2327。 22參見《明史》卷二〇五阮鶚本傳和卷二一二俞大猷本傳；還可參見桐鄉之圍時阮鶚寫給胡宗憲的信，收入采九德：《倭變事略》（中國歷史資料研究叢書版，卷一五，頁69—117）。俞大猷是一位理想的傳主，調任浙江前，曾多次招撫西南的少數民族；1555年曾經勸張經不可對倭寇貿然用兵，然而，1557年他卻強烈反對用開放貿易的辦法招撫王直。 23《王直傳》和《明書》卷一六二，頁3213—3217尤其詳細，還可參考《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本傳，頁13b—14a；Ryusaku Tsunoda，trans.，Japan in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Later Han Through Ming Dynasties，ed. Carrington Goodwich（South Pasadena，P. D. and Ione Pekins，1951）， pp.128—137。 24關於明代軍事機構的性質，見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pp. 56—63；Romeyn Taylor’s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System， 」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 ed.，C. O. Huck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 23—40；and Millinger，pp. 14—19。 25關於16世紀50年代浙江的軍事組織，見Millinger，pp. 26—40；《籌海圖編》卷五，頁8a—17b，以及范淶《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二。 26《籌海圖編》卷五，頁11a—17b。 27參見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軍考》，《燕京學報》1933年第4號。 28《籌海圖編》卷五，頁11a—17b。 29茅坤：《記剿除徐海本末》（《茅鹿門先生文集》，明萬曆刻本，卷三〇，頁20a—30b）。關於宗禮，見《明史》卷二〇五，頁9b。 30見《明史》卷二八七歸有光本傳，頁20b—21b；卷二〇五唐順之本傳，頁20b—22b。另見吳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入包遵彭《明史論叢》卷六，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頁231—252。 31見《明史》卷二八七茅坤本傳，頁12b—13a。他的文章以《徐海本末》廣為人知，這一文本主要取自《記剿除徐海本末》。其他早期的文本還包括《籌海圖編》卷九，頁12a—19a；《浙江通志》（胡宗憲主修，前言作於1561年）卷六〇，頁21b—25a。這文章已經收入《借月山房匯鈔》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關於文獻上的討論，見《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頁242，以及Wolfgang Franke’s 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223。 32采九德，也作宋九德或朱九德，他的《倭變事略》據說是根據官方文書寫成的。本文所引用的版本是《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版，頁69—117，《鹽邑志林》《勝朝遺事》和《叢書集成初編》，見《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頁235—236；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p. 223。 33本文所引的《世宗實錄》是1940年影印本。其他史料還有：《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本傳，頁8a—14a；夏燮《明通鑑》；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王直傳》。 34茅坤記載，胡宗憲親自率兵屯於運河邊靠近嘉興的塘棲，見《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0b。 35《倭變事略》，頁98—99。 36《世宗實錄》卷四三四，頁7a。 37《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2a。 38《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4a，原文是「自嘉興入壁斗門」。「斗門」是一常見地名，浙江有多處，難以確定原文所說的哪一處。 39《倭變事略》，頁101—102；《明代倭寇犯華史略》，頁69。 40《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2b。 41《世宗實錄》卷四三五，頁5b。 42《世宗實錄》卷四三五，頁3a—b；《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頁53。 43《倭變事略》，頁102。 44茅坤記載徐海和陳東是分別從桐鄉撤退的，但沒有記載撤退的路線。采九德說法一樣，但是表述含混。 45《倭變事略》，頁102；《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頁54。 46傅維鱗：《明書》卷一六二，頁3216；《王直傳》，無頁碼。 47《世宗實錄》卷四三七，頁1a—b；《明通鑑》卷六一，第三冊，頁2358—2359。 48《倭變事略》，頁102。 49《世宗實錄》卷四三六，頁2b。 50《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5a—b。采九德認為，倭寇分為三股，分別由徐海、洪東岡等人、陳東、葉麻等人率領（《倭變事略》，頁102—103）。采九德還強調，徐海勸到胡宗憲處做人質的「洪」是洪東岡（《倭變事略》，頁105），而不是茅坤所認為的「洪」是徐海的弟弟徐洪。采九德的說法沒有別的史料支持，其他史料里也沒有出現過「洪東岡」這號人物。 51《世宗實錄》卷四三六，頁3a。 52《倭變事略》，頁104—105；《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5b。 53《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6b。 54《記剿除徐海本末》卷三〇，頁27a。采九德記載，用船隻誘殲倭寇是徐海本人的主意（《倭變事略》，頁107）。 55《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7a。 56《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7a；《倭變事略》，頁107；《世宗實錄》卷四三七，頁3b—4a。 57《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7b—28a；又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頁54。 58《倭變事略》，頁107—108。 59《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8a 60難以確定沈家莊（或稱「沈莊」）的位置，史料只說沈家莊在平湖縣城附近。 61《倭變事略》，頁108。 62《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頁54。 63《倭變事略》，頁108—109。 64《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9a。 65《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9b；《倭變事略》，頁109—112；《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 66《世宗實錄》卷四三九，頁5b—7a。 67《明史》卷二〇五，頁10b。 68見《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本傳，頁8a—14a。 69《明史》卷二〇五，頁23a。 70轉引自《明代倭寇犯華史略》，頁88。 71C. O. 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72. 72《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〇，頁20b。 73《倭變事略》，頁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