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戰爭之道 · 先秦戰爭的模式與諸階段

小弗蘭克·A. 基爾曼（Frank A. Kierman，Jr.） 雖然先秦的史料真偽互現，但是要從中梳理出戰爭的幾個階段是可以辦到的。戰爭的各階段和戰鬥的諸模式，主要見於《左傳》和《史記》兩部經典。而《左傳》中軍事史的材料更為豐富。它是對東周（前770—前403）時期政治史的一份獨立記載，成書時間大約在前4世紀晚期到前2世紀早期。《左傳》是以為《春秋》作注的形式流傳至今的。《春秋》是一部簡要的大事編年，記載了始於前722年、止於前481年的歷史。《史記》是由司馬遷和他的父親司馬談所修，修纂的時間跨越公元前100年前後的數十年。《史記》囊括了從黃帝到司馬遷所處時代的全部歷史。但它記載最為翔實是春秋之後的史事，其中戰國、秦朝、楚漢爭霸和漢初百年尤其詳盡。兩部史書將那些兵戈擾攘的年代和數百年的變遷展現在我們眼前。 如果你了解一點春秋時代的社會背景，你就能猜到當時的戰爭是非常儀式化的。事實也的確如此。後世的中國人大概是鄙夷武人和戰事的，我們也受這種觀念的影響，所以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對於東周時代的中國人而言，戰爭是君德的終極試金石。一次戰爭就好比一次大型的占卜，天意會肯定或否定一個諸侯的統治。如果換用更理性的說法，這是一種將戰爭和終極的風險與勝負聯繫在一起的意識。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左傳·成公十二年》） 這段名言，尤其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句，凸顯了戰爭與莊嚴儀式的關係。戰爭的勝負反映了民心，也影響著民心。任何一場戰事的勝負都會造成一個新局面，有的邦國可能因為激發了美德而更強大，有的則沮喪地意識到自己致命的缺陷。戰爭是禮制的一部分，而禮制維繫著現實社會與祖先精神和宇宙秩序之間的聯繫。所以不奇怪，史書上對那個風雲激盪時代的戰爭敘述，除了實際的軍事行動，很大篇幅都在講冗長的戰前準備和戰後的解釋思考：治國理政；為軍事行動尋找道德正當性；收集和評判敵方情報（包括敵方君主和國家的道德水平與士氣）；占卜；公開挑戰；占據預定戰場的有利地形；在戰前挑戰逞威，展示武力和決心；戰後從道德和實戰角度進行記錄，不管是否符合實際。 《左傳》中有大量關於戰爭的記載，但是大多過於簡略，意義晦暗不明，沒有明白告訴我們，仗究竟是怎麼打的。《左傳》中記載的數百場戰事中，有46場材料充足，能供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在這46個戰例中，有11例異乎尋常地篇幅長、細節多、刻畫精，或者技術上很有趣；其中4個尤其出眾，因為《左傳》里會反覆提及，有的是直接重複，有的是間接涉及。這幾個戰例應該是被視作歷史意義重大，應該被引為殷鑑的。這些戰役是：晉楚城濮之戰（前632年），其中陳蔡兩國作為楚國的與國參戰；晉楚邲之戰（前595年）；齊晉鞌之戰（前588年）；晉楚鄢陵之戰（前575年），其中鄭國作為楚國的與國參戰。最為有趣的大概要屬城濮之戰了，因為《左傳》中呈現了此戰的大量細節，足以讓我們畫出戰鬥的示意圖，對戰事的進展過程有一個相當清楚的把握。 中國古代史書的記述中到底有多少創造性想像，或者用一個當今文學研究者愛用的詞，到底有幾分「小說化」？這個量是沒法精確計算的，但是一定極為可觀。此外，軍事事件的特殊性很強，軍事史從來都是光怪陸離的。一場戰役就如一段演奏完畢的音樂一樣獨特和容易消散，並且更加複雜。甚至到如今，戰況最激烈的時候，戰地演說都難以當場記錄下來，而且由於種種原因，自古以來中國士兵的話多是在壓力下說的違心話。但是還有一些事件在《左傳》中的記載看上去很短，寫實性卻引人注意，應該是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當時的情況。在邲之戰中，一輛晉國戰車撤退時陷入土坑，楚人竟然教晉兵丟棄一些東西以減輕車重，幫助晉人戰車逃出土坑。晉人非常窘迫，對敵方的建議也很疑惑，沖幫他的楚人咆哮：「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我們逃跑的經驗果然沒有貴國豐富啊！」雖然無禮，但挺可信的。 不管我們對《左傳》細節的可靠性多麼懷疑，但是比較清楚的是，春秋時代的戰爭嚴格按規程進行，等級森嚴，舉止文雅。有些戰爭的記載至少作為背景是可信的，從中可以爬梳出不少關於裝備、陣形、戰術和謀略的細節。此外，《左傳》內在的矛盾給了我們信心：大多數材料還是有史學價值的。例如，貶低暴力卻有熱血的戰爭描寫；又例如霸主追求道德優越性來減少自己的困難，卻永遠面臨困難。況且，《左傳》對軍事如此重視和尊敬，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其可靠，因為這種重視與後世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在帝制時代，你有可能說，這種對戰爭的重視只存在於受命於天的概念中，在天之下，開國君主以武力奪得大位被確定為正當的，僅僅是因為他打贏了。 我們可以把先秦的戰爭敘述劃分為幾個階段。我的想法是：某些元素在同一敘述中會重複出現，某些元素在特定的史料里經常被遺漏，當然有一些元素會同時出現： 一、戰前 1. 精神準備 ① 解釋預兆或夢境 ② 占卜 ③ 根據以往的作為，估計道德優劣（balance） 2. 搜集情報，評估局勢 ① 偵查，觀察，用諜 ② 考慮地形、兵力、武器、士氣和雙方主帥的性格，以及第1項中列出的各種因素 ③ 摸清預期的盟友、中立方與敵方的立場 3. 安營紮寨，展開部隊（包括為特定的戰略提供特殊裝備，並且提前警告己方的弱點） 4. 決定是否開戰 ① 是否有利？ ② 是否可能？ ③ 敵軍會怒而進攻還是懼而撤退？ 5. 最後的準備 ① 飽餐 ② 激勵士氣的演說，祝禱，與神靈、祖先溝通，等等 ③ 表現個人的英雄主義，挑戰，等等 ④ 列陣，制定作戰計劃 二、戰中 1. 決定是率先進攻還是靜待反擊 ① 取攻勢的好處 ② 取守勢的好處 2. 作戰 ① 信號和其他控制措施 ② 應對敵軍的進攻；臨機應變 ③ 實施己方的作戰計劃 ④ 利用上文提到的種種元素實施心理戰 三、戰後 1. 利用戰役造成的新軍事形勢 ① 勝者乘勝追擊，敗者或自殺，或投降，或逃逸 ② 俘敵 a 殺俘釁鼓（將俘虜的血塗在鼓上） b 扣押人質索取贖金，「割左耳」 c 用俘虜做奴隸 ③ 恣意享用戰利品 2. 凱旋或敗歸 3. 利用新的政治形勢 ① 割地，在新獲的城邑駐軍、築城，或拆毀舊城 ② 結納新的盟友或失去舊的盟友 4. 將物質和精神狀況記載下來 戰前準備 占卜 占卜有蓍草、龜甲、星象、解夢或解釋預兆等種種形式，在《左傳》中非常普遍。1如果任性地拒絕接受占卜結果，便會招致禍端。連卜兩次也是可恥的，占卜的人接受了更有利的那個結果尤其可恥。辦大事之前，用占卜尋求信心是沒問題的，但是尋求第二次是不行的，即便占卜的規則非常模糊、而且君主在冒險行動前非常緊張也不行。《書經》記載舜帝的話：「卜不習吉」。2 公元前525年，吳伐楚，楚國令尹陽匄占卜戰事，不吉。楚國司馬子魚說：「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我軍居於河流的上游，怎會不吉？按照楚國的傳統，龜甲占卜應該由司馬掌管，我請求再卜一次！）第二次占卜的結果是：「魴3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子魚及其家兵戰死，楚軍繼續戰鬥，大概能大敗敵軍吧！） 這次結果是吉利的。 於是吳楚交兵於長岸（今安徽當塗），戰鬥很激烈，子魚和他的部下在第一輪戰鬥中就陣亡了，但楚師大敗吳師，而且截獲了吳王的乘舟「餘皇」。吳軍統帥公子光對將士們說，失卻吳王的座舟是一樁重罪，全軍都難逃一死。於是眾人決心去追回「餘皇」。他們選了三個有長須的人，可能是扮作楚人（吳人只留一點點鬍子），潛伏在「餘皇」周邊。其他吳軍偷偷靠近時，大呼「餘皇」，三人也呼「餘皇」相應。楚人殺掉了這三個內鬼，自己卻方寸大亂，被吳人擊潰。吳人取「餘皇」而回。於是，卜辭以一個極其微妙的形式應驗了：楚軍的確按照卜辭贏得了這場戰鬥，卻輸掉了整場戰爭。此事成了對重複占卜的警示。 《左傳·哀公二十三年》還有一處譴責重複占卜的記載，當時齊晉交兵： 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還有說得更明白的。《左傳·哀公十年》記載，晉國趙鞅率兵伐齊，有大夫請趙鞅再卜一次，趙鞅說自己已經卜過了，「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一件事不卜兩次，卜第二次也不會再得吉兆，直接出發吧！） 如果某國能有一名臨危不亂的使節，那麼將占卜與外交刺探結合起來，或許能收到和心理戰同樣的效果。臨危不亂的品質在先秦極受推崇。楚吳之間的戰爭曠日持久，吳王派弟弟蹶由犒勞楚師，藉此以窺楚師虛實，卻被楚人俘虜（《左傳·昭公五年》）。楚王打算殺掉蹶由，用他的血釁鼓。他問蹶由，來犒師前是否占卜了？蹶由答道，已經用「守龜」占卜了，結果是大吉。「守龜」是國家珍藏的佑國重寶。4吳王曾問：「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我現在趕快派人去犒勞楚師，讓他去觀察楚王的怒氣是急還是緩，因而做出防備。我們能夠探知情況嗎？）占卜的結果是：「克可知也。」（可以探知。）於是蹶由指出，楚王震怒到要殺使臣，吳國知道消息會早做防備，這對吳國是好事。他打了個機智的比方，一下就熄滅了楚王的怒火：「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禍福之事誰能料定？城濮之戰前楚國占卜得吉，結果失敗；而吉兆應在了邲之戰楚國取勝；我這次卜吉得凶，吉兆恐怕就要在吳勝楚敗上應驗了。）果然，楚人發現吳國早有戒備，武裝遊行一番後無功而返，蹶由成了人質，被帶回楚國。於是，蹶由一方面機智地利用莊嚴的占卜的嚴肅性，一方面提醒楚國，吳國會像楚國報復晉國那樣報復楚國，使得楚國的戰役流產了。而對貴族俘虜險些被殺了釁鼓的描寫，可能是為了展現蹶由的臨危不懼的大勇，順便把楚國描繪成半開化的蠻子。 也不是每次打仗都要占卜。有人勸楚國的斗廉暫緩出師，集結更多兵力，並卜問凶吉。斗廉回答直截了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左傳·桓公十一年》）今天看起來，有些占卜的方法未免太兒戲了。例如，楚師伐鄭，威脅晉國，晉君很憂慮。師匡說：「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沒事的，我高聲唱了北方的曲子，又唱了南方的曲子，南曲音弱，多是預示死亡的調子。）當時的樂師多為盲人，人們認為他們有著協調天人的特殊能力。善觀天象的董叔接著說：「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天道大多在西北方，楚人出征不合天時，一定失敗。此條和上一條均見《左傳·襄公十八年》。） 尋找可能的盟友 春秋時代的聯盟，分分合合，風雲難測，需要保持極高的警惕。《孫子兵法》很重視尋找盟友，「上兵伐謀，其次伐交」5，把拆散敵人的聯盟當作戰爭的次優手段。春秋時代的軍情政局波譎雲詭，國與國之間關於結盟的討價還價從未停止，哪怕第二天就翻臉。《左傳·文公十二年》記載了一個例子，秦國為了對抗晉國，遣使求援於魯國，此舉是為了壓制或者夾擊晉國，因為晉在秦之北，魯在晉之東南。幾年前的崤之戰中（《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西乞術曾被晉師生擒，秦國派他去可能是出於增加說服力的考慮。 我們可以推測，《孫子兵法》倡導這種「伐交」與結盟，因為魯國是大國，與晉國結盟時不必像許多小邦和大國緊緊綁在一起，而能保持一定的獨立。小國在「以小事大」的關係中沒什麼選擇，與其說是大國的盟邦，不如說是附庸。 當結盟非常關鍵或非常敏感的時候，參與者就會鄭重其事。城濮之戰的記載中，楚國和宋國的城下之盟，就是一個為軍事目的而莊重結盟的例子。《左傳·成公元年》則記載了一個反面案例，告訴我們只顧軍事目的而背信棄義將如何遭受懲罰：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不消說，盟約經常是強扭西瓜，弄得大家對盟約本身也看得輕了，這裡就有個例子。宋國大夫把晉楚兩個冤家拉到一起會盟，《左傳·成公十二年》記載了誓文：「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三年不到，撮合晉楚的宋國大夫華元流亡國外，次年晉楚便在鄢陵大打出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 挑戰 用敢死之士顯示武力，或掠陣敵前，或突入敵陣，都可用作激怒、震懾敵軍，或是挑動敵軍進攻的手段。挑戰的分寸是可以自覺把握得很精準的。邲之戰前楚人的挑戰便是一例：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6，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7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左傳·宣公十二年》） 這種既勇猛又心細的人是很少見的。一般的挑戰只是用勇猛與蠻力讓敵人害怕，而不是用精確的技巧和鎮定的心態讓敵人佩服。鞌之戰中的例子更加典型：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系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左傳·成公二年》） 這挑戰8究竟是出於上命還是自發，還不得而知。如果我們以這兩個例子為基礎分析，其效果是出乎意料的：雖然高固有英雄行為，但是齊國還是在鞌之戰中戰敗；而三位楚國武士的聯合表演則是一場大捷的前奏。非常明顯，就在許伯、樂伯和攝叔的英雄行為之後，晉國勇士趙旃和魏錡心浮氣躁，請求去楚軍陣前挑戰都沒有獲准。但是他們都被派去楚營，一個人傳了話，一個人提議會盟。趙旃抓住機會自作主張採取行動。送去挑戰信之後，他被楚國的潘黨所追，追至熒澤，趙旃發現六頭麋鹿，便射殺了一頭送給潘黨，說：「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9（因為您專心於軍事，掌管狩獵的官員恐怕不能供給足夠的鮮肉吧！請把這些野味拿給兄弟們分了吧！）於是，潘黨命部下捨去不追。作為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此舉不但可稱成功，而且可謂風雅，但也是晉國失敗的序曲。趙、魏二人的作為和楚國三勇士的行為相似，射麋鹿獻給追擊者尤其如此。可以想見，史家刪改史書時，只要想多來一點生動的細節，就可以信手添入一些這種小插曲。這些細節並沒有增強《左傳》的真實性。 上述兩件事有驚人的相似。主人公都以顯示道德高尚的好客姿態，從容自信地應對敵人的武力。這是一種儒家的大勇，在當時很受推崇。 在錯誤的語境下，挑戰只是魯莽之行、德衰之象，而不是軍事上的機智：「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兩個月後，秦國軍隊在崤谷敗於晉和姜戎。不用講，秦人敢在天子宮闕前放肆，無非是因為當時的周王室只是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 物質準備 戰前，肯定要有一些常規的準備工作。《左傳·文公七年》對晉國在令狐之戰前的準備描繪得簡練而到位：「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10（把武器磨鋒利，把馬餵飽，把糧草囤足，夜間出動軍隊。）更簡單的，從個人視角出發的如下：「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11 統帥的果決、效率、審慎，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搜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於是晉國肅清了邊境，摘得了勝利的果實。 單純做軍事準備而違反禮節，也是徒勞的。這一點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中有生動的論證。當時宋國的大夫又要斡旋晉楚會盟。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所有這些都很好地體現了儒家道德。子木所說的「利」和孟子見梁惠王所說的「利」是一樣的。這場對話後，晉國的謀士繼續對在這個環境中楚國任何要出手的舉動進行限制。楚國需要同時對付宋晉兩方。一旦有事，可以迅速避入近在咫尺的宋都城門。然後他再談了違反了道德的實際後果：「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這種不切實際的道德主義，當時卻認為對大國是適當和有利的，對小國來說卻是無力承擔的奢侈品。他們反覆地被建議守住城牆、城門，不能放下武器，不能撤下衛兵，這種態度極大地減少了關於戰鬥的物質準備的記錄。我們知道大國都會有所準備，但並不清楚他們究竟做了哪些事，更不知道是怎麼做的。我們能知道的頂多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形。比如，軍隊經常會清理宿營地，剷平灶台，燒掉紮營的地方——但我們全然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可能這是為了把擇定的行動區域清理出來，讓戰車和步兵的作戰沒有不必要的阻礙和危險。剷平舊營盤也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儀式性的意義，比如渡河之後燒掉船隻，這個行為象徵著與過去一刀兩斷，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鬥，並且全力應對此舉帶來的新形勢。 情報與安全 知己知彼、迷惑敵人在軍事準備中至關重要。12《左傳》中記載了大量的秘密行動和用詐。楚人利用隨國將領的虛榮心，故意展現出凌亂的軍容，成功地誘使隨國國君下令進攻，一位明智的謀臣也沒能勸阻他（《左傳·桓公六年》）。 直接觀察是收集情報的常用手段。在晉楚鄢陵之戰中（《左傳·成公十六年》），楚王登上用來瞭望的巢車，討論觀察到的情況： 楚子登巢車，13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后。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灶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楚人在琢磨晉人的意圖，反之亦然。14楚軍已經逼近晉軍列陣，之後就按兵不動了，晉人覺得奇怪。晉大夫欒叔認為，楚軍輕佻，如果晉軍堅守營壘三日不出，楚軍必退。而另一個大夫則列舉楚國六個弱點，請求速戰。最關鍵的建議來自楚國叛逃過來的苗賁皇，其他人都說：「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告訴晉君楚師的精銳所在：「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晉厲公認為苗賁皇的建議可行，於是占筮，果然預言勝利，所以厲公採納了苗的建議。 從敵方叛變而來的人的建議經常被採納。受信任的變節者，比如析公，就坐在晉君的戰車後面，被奉為「謀主」（《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上至少有兩處（都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都特別記載戰車上坐有四個人。這第四個人大概就是謀士，而且往往是歸降來的。15 情報工作的另一方面是阻止敵人獲知關鍵信息。這一點在春秋時代也有體現。比如，魯哀公六年時，楚昭王卒於軍中，「（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公開決裂 晉國派呂相與秦絕交的宣言，是《左傳》中的一篇經典文字，用語考究，辭采雅致，是戰國時代許多類似文章的先河，但其確實實際發生過的可能性很小。理雅各就指出，《左傳》有許多失實的表述。16 比這些擲地有聲的宣言更令人驚奇的是，很多情況下，在宿命論、命令或預兆的驅使下，戰士們即使相信此戰必敗、自己會死於非命，他們還是會回到戰場上。例如，邲之戰前，晉國大夫抱怨：「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左傳·宣公十二年》）這顯然與指揮官應該有的高昂鬥志格格不入。 還是有些宣言比呂相的真實性高的，比如城濮之戰的宣言就很可信。這些話頗像兩個很有文化的橄欖球四分衛在關鍵的比賽之前當著記者的面講給對方的話。這種體育競技的氛圍可能並非完全不得體。因為當時的戰爭和狩獵非常相似，狩獵本身就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而且和打仗一樣也是一種占卜，仔細揣摩打到的獵物，就能知道它們預示著什麼。 兵戎相見：戰爭行為 《左傳》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畫面，比如在邲之戰中：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左傳·宣公十二年》） 又如鞌之戰：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17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並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左傳·成公二年》） 上述這些人都是貴族。對現在讀者來說，「貴族」一詞意味著什麼都會一點、卻都不專精的人。然而，以武藝、精神、堅毅和忠貞衡量，春秋時代的貴族是專業的武士。表面上的繁文縟節無法掩蓋一個基本事實：他們在最嚴酷的考驗下投身於自己君主的事業，其精神是荷馬式的，有著傳奇一樣的果決（flatness）與包容（universality）。 實際的戰鬥要遵循一套準則，其大概內容可以從《左傳》的敘述中推演出來，其中有些確實會讓今天的讀者摸不著頭腦。比如，魯昭公二十一年，宋國的內戰中發生了驚人的一幕，旋渦的中心是華氏一族。而按慣例，許多大國都出面調停，宋公子城的戰車和呂封人華豹的戰車相遇了，公子城調頭要走，「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華豹喊：『城啊！』公子城大怒，又折返回來，剛搭箭上弦，華豹已經拉滿了弓。公子城說：『平公的在天之靈，還在保佑我呢！』18華豹果然沒有射中，公子城又要搭箭，華豹又已經拉滿了弓。公子城喊道：『不給我射的機會，真無恥！』於是華豹從弓上抽去自己的箭，公子城將他一箭斃命。」）公子城又擊斃了華豹執殳的車右，重傷了他的射手干犫。干犫請求公子城射死自己，而公子城想留他性命為國君效力。干犫說：「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同車共伍的人都死了，自己卻活著，在軍法上是大罪。如果我為了逃罪而跟隨了您，國君又怎麼能重用我呢？您快點下手吧！」）於是公子城射死了他。 這裡的軍事行為準則是，戰友死了，自己也不能獨生，這和中國文化里其他團結模式非常相關。應該與對手交替射箭的觀念，讓人聯想到一種基於道德秩序的「騎士精神」，但明顯與軍事上的實用主義相矛盾。按現代人的思維，如果華豹射箭速度是公子城的兩倍，那麼只能說明華豹武藝高過公子城，與品行無關；然而事實上，此事不但關乎個人生死，而且關乎國家勝敗。我們因此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的認識。這類事情還有很多。比如，桓公八年，隨楚交戰，季梁觀察楚軍，認為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左翼，所以擊破其空虛的右翼，就可以讓楚師土崩瓦解。然而，隨國的少師卻說：「不當王，非敵也。」（不面對他們的君主，怎麼算是戰鬥呢？）結果隨師一敗塗地——「敗績」。19 不該乘敵之危的思想根深蒂固，它本身就可以被當作一種手段。於是，秦晉鏖戰一番之後，秦軍使者知會晉軍，待拂曉再戰，晉國的胥甲和趙穿到秦營門前喊道：「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秦軍連夜撤退，沒有再戰。20 戰鬥展示的個人品質中，先秦的中國人最為推崇臨危不懼，認為這比單純壓力下表現出的勇氣要寶貴得多。《左傳》對很多事件的記載近乎漫畫：「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顏息射中敵人的眉心，回到陣中，說：『我並沒有什麼大勇，只是瞄準了別人的眼罷了。』」見《左傳·定公八年》。） 武人還必須果毅。「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事在於發揚果毅的精神，將果毅之念內存於心、外見於行才叫作禮；『果』就是殺敵，『毅』就是能夠殺敵」，如果不依此而行，就會死得很不光彩。」《左傳·宣公二年》）。該事件清楚地顯示，幫助或放過處在困境中的敵人，是違反軍事行為的準則的。私人的恩怨不能影響履責的忠誠（《左傳·宣公二年》）。不顧艱險、不計利鈍、百折不回的忠誠，恰恰是整個國家道德風尚的體現。有這種臣民的國家將是不可戰勝的，所以攻打這種國家是愚蠢的（《左傳·成公三年》）。恐懼和自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心理不能影響履行職責（《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先秦中國的軍隊是一群烏合之眾，所謂戰鬥只是一通亂打。然而，這種想法未必符合實際： 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21（《左傳·莊公十年》） 且不說貫穿整場戰鬥的軍事天才，以及曹劌戰後對自己的推測的生動而巧妙的解釋，這場戰鬥本身就充分表現出，魯軍的一舉一動都是嚴格遵守指揮的。魯軍不但可以按照命令進攻，也能按命令停止進攻，即使勝利在望；進攻中能保持良好的隊形，第二個信號發出時，能夠重新發動進攻。對於任何時代的任何一支軍隊來說，這都是極傑出的表現。 戰後 戰鬥剛結束時的狀況跟當時世界其他地方沒有什麼兩樣。屠殺很少被任意實行。在推崇克制和仁愛的風氣下，即使戰爭中也是如此，史書很可能略去了對不必要殺戮的記載，所以很難說是戰後的殺戮真的很少，還是史書里刪去了殺戮的史事。戰後的殺戮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些儀式性的殺戮。「釁鼓」是一個司空見慣的詞。釁鼓要用人血，可能取自戰死的人，更可能取自戰後殺掉的俘虜。戰後用真人做祭品也是有記載的（《左傳·昭公十年》），這種例子大多來自魯國（《春秋》就是魯國的史書，而魯國又是孔子的故鄉，在一定程度上被視作道德楷模），但《左傳》是旗幟鮮明地反對此舉的。割去左耳象徵著將戰俘降服或者變為階下囚，也可能是用來計算殺敵數量的手段。戰勝後通常要享用戰利品，通常是大吃「三日」。「三日」可能只是形容繳獲之多的套話，大部分戰利品要就地吃掉。22 楚王在邲之戰之後的言行的記錄，大概是最使人驚訝和引人思考的道德塑造的表現。他拒絕用晉軍的屍首築立京觀，並引用《詩經》證明自己的觀點；他不能確定自己的對錯，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臣事周天子）、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王認為自己七德一條也不占。對於一個軍事家來說，追求這七種道德是矛盾的，就像用戰爭來終結戰爭。楚王的這番表述尤為奇怪，因為楚國向來沒有謹守禮儀的名聲，一直被視為半野蠻的國家。 而且，在《左傳》邲之戰的上下文中，楚國把各種高尚的德操展示了一遍，我們不由得再次懷疑，楚國到底是因為擁有這些品質才贏得了應有的勝利，還是贏得了勝利之後有人才裁剪史書，使得軍事的勝利看上去像是道德的勝利？對於晉國，這種問題不是那麼嚴重，因為《左傳》對晉國的評價總體較高。然而，《左傳》對戰勝者楚國德行的褒獎如此突兀，提醒了我們要對《左傳》道德上的偏見保持警惕。先秦史學家不能設想——或者不能承認自己設想，一位沒有道德君主率領一個只有武力而沒有道德的國家，可以獲得大勝。而君主和將領們對此則不會大驚小怪。但是至少在史書里，每一個獲勝者都要在戰前、戰中、戰後展示正確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已經提到，在邲之戰的預備階段，晉國的大夫就已經對晉國的道德做出了負面評價。 在個人層面，受褒獎之後，不用非要擺出謙遜的姿態。「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戰鬥結束後，趙簡子說：「我伏在弓箭袋上吐了血，而鼓音不衰，今天我的功勞最大。」衛太子說：「我在車上救了您，又擊退了敵人，我是最棒的車右。」郵良說：「今天兩根皮韁繩都快斷了，還是能停住車，我是最厲害的馭手！」車向前走著，皮韁繩掛上了樹枝，全斷了。見《左傳·哀公二年》）除了自誇，這段文字呈現了有趣而精確的對應楚國行為的副本。這種一一對應又讓我們精神緊張，我們到底是在處理事實還是一些被重新拼接排列的文學作品？ 對比兩場重要的戰役，可以更深刻地認識這些禮儀和道德行為的模式。這兩場戰役相隔四百多年，一場是城濮之戰（前632年），此役晉文公擊敗楚國；第二場是井陘之戰（前205年），此役韓信率軍打敗趙國軍隊。兩場戰役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在傳世文獻中被濃墨重彩地書寫，分別見於《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和《史記·淮陰侯列傳》。 城濮之戰 這場戰役要放在兩大集團長期對抗的大背景下考察。一個集團以晉國為首，其成員國是更為中原化的國家；另一個集團以楚國為首，其成員多是非中原的各南方國家。城濮之戰是雙方的第一場大會戰。 結盟 結交和維持盟國是戰爭外交準備的重頭戲。晉楚爭霸有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兩個大國和夾在其間的各個中原小國之間分合無常。地緣遠近無疑是首要因素。申國和息國參加了城濮之戰，兩國是楚國的老牌衛星國，其軍隊非常好地融入了楚軍；陳國和蔡國毗連楚國，也是其堅定盟友。估計楚方三分之一的兵力都是這些盟軍提供的。晉文公敏銳地察覺到，這正是楚軍的命門所在。徐國也因為地緣相近，成為楚的盟國。衛國和曹國則明顯是臨時加入楚國一方的；魯國也與楚結盟，魯國公族率領軍隊保護衛國。宋國和齊國則受晉國的保護。通常來說，最先進攻的目標，就是離自己最近的敵方盟國：在城濮之戰中，楚國及其盟國攻宋，晉則攻曹、衛。像衛國這樣，遠離自己的「大哥」，卻與「大哥」的對手相距很近，便非常容易遭到攻擊。任何一個時間點的力量平衡，無非靠以下兩種辦法維持：一是不斷的背叛和結盟，二是國家勢力的消長。判斷消長，就看一方敢深入與主要對手之間的緩衝區多遠。 主帥 爭霸中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雙方君主的道德人格。中國的史家向來看重天命與功過，他們修史總是遵循道德主義，對戰史的記述也是為了證明戰勝者實至名歸。就城濮之戰而言，我們應當注意到《左傳》對重耳的流亡生涯的完整記述。重耳流亡國外十九年，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晉文公。23《左傳》似乎想要告訴讀者，一個真正盡職的謀臣可以為一個不那麼完美的主公做許多事。重耳有一個特別厲害之處，就是能讓許多人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成全他。在這些人的指引下，重耳才開始產生對自己天命的幻想。重耳變成晉文公之後就搖身一變，成為一位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虛懷納諫的君主。晉文公的形象非常模糊，這其實是一個普遍現象：我們對中國歷史名人的個人情況往往知之甚少。城濮之戰中，幾乎唯一有關他個人經歷的記載是，他曾經一時興起答應楚王——可能是他沒忘，也可能是別人提醒之後記起來了——如果他的軍隊和楚軍對陣，他會「退避三舍」。 《左傳》也描寫了楚軍統帥子玉的個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擊垮晉文公抱著偏執甚至狂熱的態度，這種一維的、毫無來由的惡意，就像《奧德賽》中的埃古（Iago）一樣。唯一讚許子玉的大概只有晉文公本人，他說這些話是在子玉去世之後。蒍賈評價子玉「剛而無禮」，並且預見楚軍在他的指揮下必敗。子文急於把位置讓給子玉，似乎是因為懼怕他。《左傳》在城濮之戰後插入了一段文字，可疑卻透露真情。這件事發生在戰前，子玉有「瓊弁玉纓」，河神託夢給他，如果他能將瓊弁獻給河神，河神將賜給他「孟諸之麋」。24子玉用非常理性的話解釋了自己為什麼拒絕巴結河神：「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這是地道的儒家思想，不像一個偏執、狂熱的半野蠻的楚國人說的話，而隨後，晉文公說這才是子玉的真實面目。他批評子玉的繼任者「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明確地表示子玉的接班人在這些重要方面是不如子玉的。 怎樣讓人民做好戰爭的準備？《左傳》中，這個問題通過晉文公和子犯的對話表現出來，談話還涉及征伐、正禮、狩獵。文公選擇了一名主帥，然而此人據說只擅長學問25——由此我們可以知曉，先秦人認為自己應該怎樣思考戰爭，或者應該表現出怎樣思考戰爭。雖然《左傳》中對子犯的描述極其程式化，但我們依然可以相信《左傳》的記載，晉國練兵的方式就是狩獵和征討小邦，順便還能解決一些政治問題。 有些人頭腦簡單、脾氣急躁，如何利用這一點讓他們在戰鬥中發揮作用？對此《左傳》有現實主義的解答。晉文公的車右魏犫，因為覺得得到的褒獎不夠，怒而違命，在戰鬥中負傷。文公探詢他傷勢如何，見他身體並無大礙，就把他從車右的位置上撤換下來，同時斬首了與他一起違命的人，以立威。 占據有利位置 敵對的兩軍進入戰場之前，需要先搶奪道德制高點。當年晉文公還是重耳時流亡到楚國，子玉就勸楚王殺掉他；城濮之戰時，子玉依然是晉文公的死敵。楚王認為晉國沒有道德瑕疵，晉國士氣正旺，政治清明，沒有可乘之機。子玉又拋出了個人的理由：「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楚王很不高興，但也不想過分約束自己的令尹，於是交給他一支人數不多的軍隊。這是個愚蠢的行為，既沒有阻止他出兵的決心，也沒有給予他獲勝的力量。子玉率領著這支隊伍向晉文公發出了挑戰。晉國謀臣就此展開了反覆辯論。晉軍退避三舍，而楚軍還在喧囂挑釁。至此，一戰已經難免，而晉軍已在道德上占據了有利的位置。 第二階段才是占據地理上的有利位置。《左傳》並沒有明白提到晉文公挑選了一個特別有利的位置紮營。在地形平坦的華北平原，起伏不大，但是小小的差異就會對軍事造成很大影響。晉文公應該有足夠時間選擇一個有利地形。如果《左傳》所說的「次」果真是宿營兩夜以上，那麼晉軍在這裡至少宿營兩夜。26理論上講，到達城濮多少有一點儀式性的目的，而不是單純地選擇一個軍事上的有利地形。這意味著晉文公退避三舍，已經履行了對楚王的諾言，打起仗來可以甩開思想包袱，雖然他的臣下還要幫他掃除疑慮。 在城濮宿營之後，晉文公偶爾聽到了軍中唱的一首歌，他認為這可能是一個不好的預兆，而子犯則必須找到有利的解釋。因為楚國曾經幫助過晉文公，所以晉文公一直感到非常苦惱。欒貞子以家族忠誠勸說文公：楚國已經滅亡了漢陽諸姬，還剩晉國一家。文公做了一個活靈活現的噩夢，而子犯又從中找到了吉兆。 最後是應戰。這一情景為後世反覆引述，楚國使者優雅而輕鬆地邀請開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我請求與您的武士比試比試，您站在車上看。」）晉文公回答：「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麻煩您告訴貴方將士，照顧好你們的戰車，謹慎地侍奉楚王，明日破曉，不見不散！」） 戰鬥和餘波 《左傳》對具體的戰鬥情形描寫得十分簡略，一共只用了167字，這是其簡約風格的又一個例子。描寫當然不詳盡。戰鬥中的一些關鍵情節沒有特別提到，但可以從話中推測出來。下文中我復原戰役過程時，會把推測出來的情節用楷體字表示。27 這場戰役加入了晉軍兩翼的進攻。楚的同盟陳、蔡的軍隊組成楚軍的右翼，晉軍的左翼進攻陳、蔡聯軍，勢如破竹。28晉的左軍（或稱下軍）就成為中堅力量，扎進楚國的中軍，一面防止它進攻晉方的中軍，一方面防止它援救楚軍左翼。因為在兩種情況下，晉軍的下軍都可以從側翼或後方攻擊它。 晉軍的右軍（或稱上軍）由狐毛和狐偃指揮，這支兵馬在整盤棋中的作用只是誘敵。戰鬥開始前，晉國的最高指揮部已經將戰略分為三個部分，同時晉文公已經將其解釋給幾名指揮官，當上軍到了可能產生傷亡的地步時（有可能就是進入弓箭射程之內時），他們掉頭就跑。上軍有兩面大旗，表明晉國的主帥文公就在其中。同時，欒枝的戰車布置在中軍和上軍之間，掃過正在撤退的上軍尾部，戰車後面拖著樹枝，車過之處塵土蔽天，楚軍看不清狐毛和狐偃的軍隊正在揚塵的掩護下重新整隊，調過頭來。 子西指揮楚國左軍，該軍由申、息兩國徵調來的士兵組成，申、息和陳、蔡一樣，也是楚國的與國，但是加入楚方的歷史更久，與楚軍的融合更深入，也更受楚國的信任。當他們迫近晉軍戰線時，一支精銳的人馬從晉中軍殺出，他們是文公的近衛軍——「公族」，都是公族子弟或者流亡時與他共患難的忠臣子弟，由原軫和郤溱指揮，突入楚軍右翼；同時，晉中軍餘下的人馬按兵不動，與楚中軍對峙，有效地支持了胥臣指揮的晉下軍的行動。此時，附近沼澤中刮來一陣龍捲風，一度亂了晉中軍的陣腳，還刮飛了文公的一面旗幟。29晉公族衝擊楚左軍時，晉上軍和欒枝的戰車部隊也大舉出擊，殲滅了楚左軍。 上述情節有幾個地方可以做改動，也言之成理：戰車部隊可以橫掠陣前掩護中軍，然後與公族一道衝鋒。這種假設要劣於上文重建的史實，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如此複雜的行動中，由指揮官直接掌管的部隊多多益善，這樣他才能比較容易地指示部隊何時行動，近衛軍開始時處在中軍和上軍之間的位置，最能滿足這個條件。讓他們出擊也可以讓最右翼的塵土飛揚得更持久，在這裡的上軍就可以調轉頭來準備逆襲。戰車加入公族一起作戰則沒那麼容易。公族要等楚左軍衝出揚塵之後立即予以痛擊。也可能晉中軍並沒有前進，戰鬥就開始了。換言之，雙方的左翼都受到攻擊，晉國在先、楚國在後的可能性較大。另一種可能是，晉國的上軍只是挑戰誘敵，而沒有參與進攻。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在《左傳》中是常見的做法。 圖1-1 城濮之戰（前632年）第一階段 排兵布陣 圖1-2 城濮之戰（前632年）第二階段 圖1-3 城濮之戰（前632年）第三階段 這場戰役具體是在哪裡發生的，現在還難以確定。最可能的地方是兩處：河南省陳留縣東北、山東省濮縣南部。30然而事實是，戰場的具體位置既不可能明白確定，也不是很重要。有人推測有莘之墟位於某座小山上，而沼澤也在戰場的邊緣。不過地形在城濮之戰中並不重要，除非要設伏時才加以考慮。 城濮之戰後的儀式性行為也非常典型。文公回到晉國，為周天子立宮於踐土，他還在踐土獻給天子一百輛戰車和一千名楚國步卒，由此正式稱霸。不難想見，隨後小國君主便要急忙尋求新的平衡，《左傳》里也有體現。 用道德主義記錄戰爭當然會掩蓋實情。邏輯上講，如果像《左傳》宣揚的那樣，文公之德有如此強的感召力，那麼他肯定能長久不衰；然而事實是，城濮之戰後不久，他就遇上了接連不斷的難題。他稱霸後幾個月就率盟國圍攻蕞爾小國許國，沒有成功。翌年，他又威脅鄭國；第三年圍鄭，結果還是空手而歸。在這一時期，狄人一直是中原的威脅，在踐土之盟之後三年就大舉（至少就記載來說）入侵齊、衛兩國（兩國都是晉國的盟友）。可以判斷，這場以城濮之戰為頂峰的爭霸大戲，損耗而非充實了晉國的國力。 歷史學家童書業把城濮之戰視作一個大轉折，楚國對中原地區所向披靡的入侵受到遏制，認為晉文公處於同時抵抗南蠻和北狄的地位。31然而事實上，前584年巫臣出使吳國，才是遏制楚國、削弱其威脅的關鍵事件。巫臣是楚國的前高官，流亡到晉國得到任用。他最有理由憎恨楚國，擔負起向吳國提供軍事援助的任務：傳授吳人怎樣使用武器、怎樣列陣戰鬥。楚國東南有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軍事存在，就無法在北方為所欲為。32 井陘之戰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歷代正史的典範，軍事記載極多，但是通常很簡略，甚至有點遮遮掩掩。司馬遷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項羽本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項羽武藝高強，是楚國名將之後，他的軍隊是秦末起義軍中最強的一支。然而，諸如裝備、戰術、戰場位置以及軍事史中的其他要素，司馬遷都語焉不詳。33《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對井陘之戰的描述是全書最令人滿意的戰史記載。它的特別有趣之處有二：（1）和城濮之戰一樣，可以用示意圖呈現出來；（2）和城濮之戰不同的是，此戰的地理位置對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這一特點讓我們遲早能確定戰場的位置，也可能精確定位，也可能比較籠統。 井陘戰役的過程 前205年秋，最終的贏家、在前202年創立漢朝的劉邦下令，派韓信與張耳一起出兵攻打趙代兩國。代國很快降服。代國一克，劉邦就收回了韓信麾下的精銳，留給他數萬次等的人馬，讓他去攻趙。井陘的山路是從山西崎嶇的山地通向華北大平原的必經之路，狹窄險惡。34 趙王和成安君陳餘在井陘東口集合數十萬大軍嚴陣以待，廣武君李左車向趙王獻計：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35，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斗，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原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36，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斗，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原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擒矣。37 然而陳餘是一介「儒者」，38常說「義兵不用詐謀奇計」。39他拒絕了李左車的建議，一廂情願地認定韓信所部不過「數千」。40他還說：「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 韓信通過間諜知道了陳餘拒絕李左車獻策的事，於是大膽地領兵進入井陘，在離井陘口三十里的地方駐軍。他挑選了兩千輕騎，人手一面漢軍的赤旗，抄小道到達可以望見趙軍的有利地點。當趙軍傾巢出動去攻擊韓信率領的漢軍時，這兩千輕騎便馳入趙軍的營壘，拔下趙旗，插上漢旗。 韓信讓剩下的部隊簡單吃了一餐，承諾在破趙之後可以盡情享用戰利品。於是揮師前出井陘口。他知道，陳餘只會紙上談兵，照著書里的辦法修築了營寨。營寨的右邊和後邊是山，左邊和前面是河。41根據司馬遷的記載，韓信在此戰中用了間諜，所以我們假設韓信已經對此心知肚明。他知道，陳餘認為趙軍的地形非常有利，迫不及待地要利用這一地形開戰，而且在韓信全力以赴之前是會避免任何接觸的——直到漢軍張起大將的旗鼓。 韓信首先派出一萬人馬，在趙軍陣前背泜水為陣，韓信必須承受讓敵人知曉此事的困擾。雖然行動在夜間，但漢軍很可能點了火把，趙軍望見漢軍的背水陣就大笑起來，陳餘肯定是笑得最大聲的。傍晚，韓信張起了大將的旗鼓，率軍出井陘口，處於趙壁和他早先布置的背水為陣的先鋒之間。 趙軍望到這種情況，打開營門，大舉出擊。雙方苦戰良久，韓信和張耳拋下旗鼓佯敗，與河邊的漢軍合兵一處。趙兵急於搶奪漢軍的旗鼓、生擒韓信和張耳，一窩蜂地向前衝殺，而漢軍堅韌異常，難以撼動。這時，埋伏在一邊的兩千漢軍輕騎按照命令馳入趙營，拔下趙旗，換上漢幟。趙軍苦戰不勝，銳氣摧折，原以為唾手可得的戰利品成了鏡花水月，於是返回營壘，卻看到牆上漢幟招展。趙軍亂作一團，四散奔逃，即便趙將斬殺逃兵，也難以遏制潰散。一切都是徒勞。漢軍大敗趙軍，不但俘虜了兵將，擒住了趙王，且「斬成安君於泜水上」。42韓信嚴令部下不許殺李左車。有人將李左車擒獻，韓信親手為他鬆綁，「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漢軍眾將問韓信，為什麼一反常規，背水而戰？在出井陘之前，韓信承諾眾將「破趙會食」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信心的。韓信用孫子的話回答他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43他接著說：「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井陘之戰的分析 圖1-4與1-5是井陘作戰計劃的簡圖，是將書中記載的井陘地區的地貌和《孫子兵法》的思想相結合所繪。陳餘是書生典兵，一定會布陣于山前和山左，在高處紮營。由於井陘是條東西走向的峽谷，而山西地區的山脈是南北走向的，所以韓信應該是面朝南或者東南布陣。不妨採信《史記》中戰役發生地在井陘口的說法。 圖1-4 井陘之戰（前205年）第一、第二階段 圖1-5 井陘之戰第三、第四階段 《史記》提供的關鍵的信息很少。從上文可見，參戰的人數只是模糊提及，其數目只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至於武器、陣型、作戰技術，要不就是全然無跡可尋，要不就只能靠推測略知一二。比如，我們無法從《史記》中得知騎兵手持何種武器，也不知道他們是馬上戰鬥還是下馬戰鬥。 《淮陰侯列傳》不提供無根據的信息，這是它最難得的地方。它為推測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自己卻不做任何推測。比如，韓信一定對陳餘的個性與思想了如指掌，因為張耳是與陳餘相知甚深的故交，當時他正和韓信在一起，一定將陳餘的情況告訴了韓信。但是司馬遷從來沒有這麼提過。同樣可以推測出，間諜不但能告訴韓信，陳餘拒絕了李左車計策，而且會告訴他趙軍營壘的位置和大小、趙軍的人數和武器等。《孫子兵法》有言：「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44韓信是良將，完全符合條件，凡是間諜探知的，他一定都掌握了。司馬遷沒有再囉唆地把這事告訴我們，可能是覺得沒有必要，也可能是他沒有確切的證據。有一些信息司馬遷並沒有掌握，但是對於沒有把握或信息不充分的問題，他有技巧地迴避了。45 和城濮之戰相比，井陘之戰非常明顯地缺少儀式性的前奏和收尾。沒有占卜，沒有解夢，沒有為占據道德制高點而去尋找藉口或證據。漢政權正在逐鹿中原，韓信只是受命率軍破敵，並且完成了任務。春秋時代已久遠。秦的統治向各個方面注入了實用主義，每個人都奉行這一原則。漢軍從指揮到態度都是平民化的。風格完全變了。另外，這場戰役的記錄者司馬遷雖然是孔孟之徒，卻並沒有那麼鮮明的道德色彩。唯一可見的戰前準備，正是現代戰爭中的將軍要全力完成的：收集情報；制定作戰計劃；下達命令，安排部下去執行計劃。最後肯定要讓將士飽餐一頓，因為韓信承諾要「會食」繳獲的趙軍軍實，雖然司馬遷沒有提，但是可以想見漢軍戰後肯定「會食」了。關於戰後的事，《史記》中只提到斬殺陳餘、韓信向部將簡述自己的戰略，以及韓信留用李左車。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時代（前722—前481）的戰後屠殺並不常見。楚漢爭霸時代（前209—前202），戰後屠殺雖然並不經見，但絕非無人知曉。比如，章邯率秦軍投降項羽，項羽還是將秦軍統統坑殺。這種在屠殺行為也見於戰國時代（前403—前221），例如長平之戰（約前261—前258）46。 常有人為濫殺辯解，因為降卒難以駕馭，在本就危機四伏的處境裡更增添了不必要的危險。井陘之戰勝利後，趙地對韓信來說還是敵土，徹底平定趙地還要花上幾個月，但《史記》中並沒有濫殺趙軍降卒的記載。 很明顯，井陘之戰極端重要。陳餘是潛在的分離勢力的中心人物，殺陳餘，就是摧毀了這個中心。趙國滅亡，項羽失一強援，燕降齊破，皆由於此。而韓信此前就已滅了魏國和代國，這就意味著項羽失去了對整個北方的控制。韓信與劉邦、項羽鼎足而三的局面悄然形成了。有人勸韓信趁機獨樹一幟，韓信斷然拒絕，決心繼續效忠劉邦。回頭看來，這是一個自尋死路的決定。 結論 從公元前9世紀中國有連續的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中國社會已跨過「軍事地平線」（military horizon）很久了。「軍事地平線」是原始戰爭和文明戰爭的理論分野。在後原始時代的戰爭中，君主可以為了國家目標發動戰爭，可以強制把人力物力用於戰備，可以執行嚴格的軍事紀律，可以根據現成的兵法用兵，可以靠著充足的補給打曠日持久的戰爭。47用於戰時社會組織的基本能力，是和平時期成就的衍生品。48 從有真正歷史開始到楚漢戰爭的一千年，是中國的軍事進步顯著、創造力活躍的一千年。在軍事技術、軍事組織、軍事學說等領域，各諸侯國展現出的天才，與燦爛的中華文明相得益彰。在這期間，中國人淘汰了戰車，也淘汰了與戰車伴生的一系列貴族行為規範和戰鬥技術。兩種相互矛盾的戰術並行不悖地發展，體現了中國人在軍事上的現實主義。其一是「胡服騎射」（馬鐙的出現可能就是胡服騎射的後果）；49其二是發展出組織嚴密的步兵戰術，以及相配套的武器裝備。這比胡服騎射更加切合中華文明的城市—農業底色。古代中國的軍事和意識形態、行政管理一樣，也是集權制的。宗教活動和軍事活動緊密聯繫，戰前固然要專門祭祀和占卜，就連戰爭本身也是一種預兆。軍事機器和國家行政體系區別不大。50從先秦的史書和兵書可見，當時軍事思想和軍事傳說故事已經傳播開來。雖然後來千百年對武力的偏見一直存在，但今天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在先秦，軍事不但受到尊敬，而且受到高度的重視。 中國歷史有個顯著特點，即漢族的軍事創造力和適應力發展緩慢。隨著文化和人口重心不斷南移，51中國在軍事上越來越依賴邊疆的半開化或野蠻民族，結果就是整個帝制時期，中國人安內攘外的力量日漸削弱。有一點需要記住，削弱帝制中國軍事能力的政治和思想因素，在戰國時代才剛剛出現；而在春秋以及更早的時代，人們對這些思想還相當陌生。 城濮、井陘兩場大戰之間的四百年，中國的戰爭形態發生了巨變，騎兵代替了戰車。可惜的是，無論是騎兵還是戰車，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是如何使用的，也不知道它們是如何同其他武器配合的。步兵顯然訓練得更好，而且構成了軍隊的主體。弩成為重要的武器，可能占據支配地位。矛戟的形制也變了。公元前4世紀末引入胡服之後，中國的軍服也變了——其實中國人的整體衣著都變了。在戰車時代，御者、車左（執弓）和車右（執戈）的個人擊技很重要，而現在則讓位於步兵更精準低廉而缺少個性的弓弩射擊技術、矛戟刺殺技術、大兵團的組織。在這個不斷前進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重大變化的特別運動（比如前307年趙國推行胡服騎射，前690年楚國軍事改革）。然而，這類事件短暫而孤立，只是驚鴻一瞥，它的產生過程只能靠推測。 只有把觀察的時段放得夠長，我們才能看清大勢。城濮和井陘兩戰能觀察到的差異中，最值得注意的無疑是戰爭的理性化。迷信和宗教儀式或許都還存在，但我們在井陘之戰中沒有看到記載。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韓信在裝備和戰術問題上都採取了高度現實主義的態度，依靠邏輯和情報決策。在文獻上，《孫子兵法》的權威持續至今，它是中國軍事天才全盛時期的象徵，而韓信則是這種天才的化身。他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統帥之一，至少是最偉大的將領之一。52 在楚漢爭霸時代，幾乎不再有人強調勝利從根本上取決於統治者及其國家的道德優越性。說客（比如蒯通勸說韓信時）直接訴諸個人的抱負與恐懼。53韓信反對蒯通的理由，是自己對劉邦個人的感恩，而絕不是因為欽佩他的德行。事實上，很難想像劉邦的同時代的人會把他當作道德楷模。54勝利靠的是詐與力，而不是塑造國家、時代和天下的命運的德行。 城濮之戰和井陘之戰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勝利的基礎都是準確地估計敵人、制定相應的策略。文公看到了楚軍的魯莽，可能還有子玉必欲置他於死地的狂熱。韓信看到了陳餘僵化的思維和狹隘的目光，甚至猜到他會放棄高地上的營壘，全軍出擊！對奇謀的褒揚，可能反映了中國讀書人（包括史家）對武力的厭惡。如果戰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智斗，而諸如紀律、組織、武器、耐力、流血等嚴酷的事實，某種程度上因為對智謀的強調而最小化，那麼中國讀書人會更容易接受戰爭。這種思維再往下發展，就會認為常勝將軍們有操控自然和環境的能力。於是戰爭離實際經驗更遠，儒生掌握了軍事史的書寫，把軍事史降低到寓言和傳奇的層次。史家省去了記錄戰爭中複雜多變的技術的麻煩，也進一步鼓勵了紙上談兵。直到今天，中國的軍事思想還有深深的紙上談兵的烙印。 最極端的例子最能體現問題。前638年的宋襄公（毛澤東的名言「我們不是宋襄公」說的就是他）和前205年的陳餘，他們的失敗最徹底、最愚蠢，也最清晰地展現出春秋和楚漢兩個時代的區別。宋襄公力排眾議，堅持與楚國交戰。楚軍渡過泓水之前，宋軍已經列陣完畢，但是襄公偏要等楚軍全軍渡河、列隊完畢之後才下令進攻，55宋軍大敗，襄公自己也負傷，當宋人責怪他時，他說：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陳餘拒絕李左車的建議時，給出的理由就和這種道德主義的高調很不一樣：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56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 這種迂腐糊塗的想法，最後必然鑄成大錯，但它是從理性出發的，是由已知的前提做出的邏輯推論。陳餘和宋襄公完全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裡。 1關於戰爭的占卜，《左傳》中有三個例子最有趣：（1）僖公十五年，秦人占筮，結果是秦國將要俘獲晉侯；（2）宣公十二年，邲之戰，知莊子用卦象預測了晉師的虛弱和危險；（3）哀公九年，晉國放棄攻宋救鄭，因為龜甲和蓍草都顯示不吉。 2Cf.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3：Shoo King，p. 63.（《尚書·大禹謨》） 3魴是子魚的名。 4現在還不清楚占卜的工具到底是怎樣的，先秦的占卜工具也是因時因地而變的。可能有一個從龜甲到獸骨再到蓍草（尤其是到了周初《易經》編成之後）的演變過程。占卜的工具越來越廉價，可能與人們對占卜結果的重視越來越低有關。隨著這個變化，人們會傾向於神化早前的占卜方法，用「龜」表示「吉」的意思，而實際使用的很可能不是龜甲。當中原諸國採用更新、更簡便的占卜方式時，楚國依然堅持用龜甲占卜，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楚國處於華夏世界的邊緣，想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龜甲在位於南方的楚國比較易得。上文引用的《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提到的「龜」，指的可能是藏在特殊地方的特定物品，不是來自楚國，而是來自楚國的老對手晉國。與此相似，《左傳·哀公十年》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討論最初用龜甲占卜的結果和用蓍草按周易的方法占卜的結果有何不同（Legge，p. 819）。這清楚地告訴我們，兩種辦法都在使用。這麼明確的詞語很難僅僅被當作古詞變新詞，將「占卜」改為「卜筮」。必須有進一步的證據，以及進一步地研究何種證據是可用的，才能確定地回答這個問題。 5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6辭書對「菆」的解釋也很模糊，而且往往引用這句話。「菆」有「草」的意思，也有「箭」的意思，理雅各翻譯的是「discharge a strong arrow」，意譯的成分很重，但大致意思應該不差。另外一個解釋是「射中插在靶心上的箭，將其劈開」，簡直像武俠小說一樣。無論如何，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射得有力道，嫻熟，又準確」。 7「鞅」指的是馬韁繩（martingale），這裡泛泛地譯作「harness」（馬具）。 8《左傳》中「挑戰」的標準說法是「致」，有時候也用「挑戰」或者「徇」。 9根據《左傳·宣公十二年》原文，這句話是魏錡所說，而不是趙旃。——編者 10另一說法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11理雅各將「賜」譯為「gave」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這一翻譯沒有能體現出授予武器的同時也提高了接受武器者的身份。理雅各將「鈹」譯為「long Spear」，當我們提及戰場上的兵車時，的確很容易想到長矛。但是因為木製的矛柄易於腐爛，無法保留至今，所以我們無法完整地了解春秋時代的長矛。參見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該書第108項武器可能只是鈹的頭部。 12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Griffith，p. 84。 13將巢車譯為「a chariot with a crow’s nest」基本上是直譯，理雅各將其描述為「建造在馬車上的瞭望台」（見The Chinese Classics V，396），安井衡將其等同於「櫓」，顧賽芬（Couvreur）則認為巢車「上有圓頂，士兵立在上面瞭望敵人」。參見安井衡：《左傳輯釋》，台北，廣文書局，1956；F. S. Couvreur，Dictionnari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Taipei，World Co.，1967）。 14也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就在楚王和伯州犁對話的前後。 15不幸的是，有一條引人注意的史料使得本就複雜的問題更複雜了：車的大小和人的體型不匹配。周代人的體型肯定比現代人小，但是再小也不可能解決華威廉（William Watson）提出的難題：「車內面積不會大於0.8平方米，車前進時，只能容下兩個人站在一起，肯定沒地方再上來兩個人作戰。」見William Watson，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New York，McGraw-Hill，1966），p. 79。 但是我們一再在《左傳》中看到，一輛戰車的乘員標配是：一人駕車，一人持弓在左，一人持戈在右。而且從記載上看，他們的確是在車上戰鬥的。現在又有了第四個乘員，除非「天」簡單地作「後面」講。那麼只剩下兩種可能：第一，當時實際使用戰車比目前已經出土的戰車至少大一倍；第二，前進或作戰時必須有乘員下車。 列奧·奧本海姆（A. Leo Oppenheim）的Ancient Mesopotamia（Chicago，Phoenix paperback，1964）一書中的兩塊泥板，展示了國王亞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公元前7世紀）時期的亞述戰車。一塊是第九號泥板，題目是「王家戰車」，三個人站在一輛相當大的戰車上，其中一人明顯是亞述巴尼拔。拉車的兩匹馬是停住不動的，一個沒帶武器的人控制它們；另外一塊是四號泥板，題目是「戰鬥的戰車」，上面有一輛三匹馬的戰車，一名弓手在駕車人的右邊，一人手持約五英尺長的矛準備戰鬥。這是僅有的兩幅戰車圖像。中國沒有可資比較的圖像資料。奧本海姆認為，戰車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是厲害的武器，但前9世紀後，騎兵發展了起來。（p. 46）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區分了「廣車」和「乘車」，廣車是打仗用的，乘車大概比廣車小而輕，是專門坐人的。 16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383. 17這種衝動很值得玩味，它可能意味著，甲冑至少在君主的戰車上是標配。甲冑可能是皮革的，但覆蓋範圍還不清楚。 18宋平公是公子城的父親。 19參考本文末尾的宋襄公的故事。 20《左傳·文公十二年》記載：「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可見，胥甲、趙穿應該是擋在自家軍門前，阻擋晉軍趁秦軍之危追擊他們。原文中作者可能將晉（Chin）與秦（Ch』in）混淆。——編者 21參見本書關於城濮之戰的研究。 22格里菲斯將軍（General Griffith）在他翻譯的《孫子兵法》中提到：「先秦中國，戰爭是貴族武士的對決，受雙方都遵守的規則約束，《左傳》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比如，前632年，晉軍指揮官在城濮擊敗楚國之後，給敵人三天的糧食。後來楚國在邲之戰中取勝，也用同樣的方式回報了晉國。」然而，無論是《左傳》原文（「晉師三日館穀」）還是常識，都不能支持這種田園詩般的說法。試想，潰散的楚軍怎麼會溫順地重新排成隊去領取救濟？敗軍之將怎會把頭盔拿在手中，往自己的大車上裝糧食？春秋時代的戰爭從來不乏儀式感和騎士精神，但是這個不能算其中一例。 23城濮之戰的記載，乃至《左傳》記載的重耳的傳奇，提供了一個驚人的範例：一些《戰國策》之類的史書，怎樣被武斷地裁剪，再重新組合，成為春秋的傳。其主要的素材肯定是一部由晉國人寫就的主要記述重耳生平的史書，非常凌亂地分散在《左傳》的這一部分，從魯莊公八年重耳的出生寫起，經過短命的閔公，一直到僖公。 24理雅各將「麋」譯為marsh（沼澤地），《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收錄了這個地方，在河南省商丘市，與城濮之戰的可能地點都不遠，但也不算近。所以說河神在向他許諾戰爭的勝利是不對的。更可靠的解釋是，河神許諾他將楚國的邊境推進到濟水南岸，這將可以極大地擴大楚國的領土，但考慮到楚國的國力和勢頭，也並非難以想像（《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25《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26《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理雅各將「舍」翻譯為「su」而不是「she」。見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76。 27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210. 28兩支軍隊的具體組成只能靠推測，《左傳》對此語焉不詳，晉軍的陣營里有秦、齊、宋等國的貴族，按理說他們肯定帶來了軍隊，但是《左傳》中並沒有記載他們在哪裡戰鬥，卻專門提到陳、蔡的軍隊組成或屬於楚右軍。竹添鴻光的《左氏會箋》認為，陳、蔡兩軍從屬於楚右軍，雖然和楚右軍不同，但受右軍統率節制。楊聯陞教授認為，楚國的老牌衛星國申、息也參加了城濮之戰，列在楚軍左翼（在中國軍事史研討會上的口頭髮言，1969年8月24—29日）。因為楚王令子玉自殺時，說子玉愧對申、息的父老（Legge， 210）。這也說明，衛星國不但要派兵參戰，而且損失最大；受到攻擊最強烈的是左軍，而子玉指揮的中軍卻沒有支援。楚王對子玉的責難正好印證了楊聯陞的說法。《中國歷代戰爭史》（蔣介石名譽主編，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1967年再版）卷一第十七章，將息國軍隊歸入子上統率的右軍，將申國軍隊歸入子西統率的左軍，目前我還未能找到證據。 29值得注意的是，龍捲風的特點是，裡面是狹長濕潤的氣旋，外面是較寬的乾燥氣旋，所以《左傳》記載風從沼澤刮來就增加了可信度。這個細節沒有在記載城濮之戰戰況時正面提到，而是後來追述的（《左傳·僖公十四年》；Legge，212）。但是理雅各太過忠實於朱熹錯誤的注，導致英譯的偏差。 30程發軔在《春秋左傳地名圖考》（台北，廣文書局，1967）中認為，城濮是衛地，有濮水流經，即今濮縣南六十里的臨濮集。他還推測，有莘之墟在河南陳留，因為離臨濮集太遠，所以有莘之墟不可能發生戰鬥。他又從另外一條史料推測，有莘之墟在今山東曹縣以北十八里，他認為這個地點大致可信。晉軍從曹國南下，楚軍從宋國北上，兩軍相遇於曹宋邊界。之所以以「城濮」命名這場戰役，是因為晉軍曾在此駐紮數日。而真正的交戰是在有莘之墟，因為晉文公曾在這裡檢閱軍隊。不過單純從地理角度看，我認為此說也未能盡善：姑且按照程氏的說法，濮縣以南六十里距離曹縣以北十八里還有一百里，大約相當於晉文公退的「三舍」。很難想像晉軍會撤退一百里後又向南前進了一百里。需要注意的是，歷史上「里」的長度是變化的，所以這種論證的風險很大。 31童書業：《春秋史》，上海，開明書店，1946，頁180—181。 32見《左傳·成公七年》。另見沙婉（E. Chavannes）的法譯本《史記》：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Ernest Leroux，1895），V，5。 33能從《項羽本紀》找到的僅有的軍事裝備信息是：項羽使用了弩和劍（可能是短劍），並有一匹心愛的坐騎；在垓下之戰中，他是徒步作戰，沒有騎馬。 34井陘之戰的記載見《史記·淮陰侯列傳》。其英譯本見John DeFrancis，trans.，「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y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7），pp.193ff，以及Burton Watson， trans.，「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208—232。本書引用的《史記》是顧頡剛點校本《史記》（國立北平研究院，1936），因為它標出了具體行數，方便具體引用。關於井陘之戰的記載，主要是第45—72行，第73—89行是冗長的結尾，記載了韓信與李左車的談話，他們不但談了這場戰役，還談了這場戰役之後的新形勢、新戰略。《史記》中其他提到井陘之戰的地方，都沒有披露更多的史實。 35閼與是戰國時代秦趙兩國之間一場著名戰役的發生地，見F. A. Kierman，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Wiesbaden，Harrassowitz，1962），pp. 31，86—87。Defancis 沒有提到這件事情，將「新」簡單地譯為「recently」。 36德范克將「奇兵」譯作「shock troop」，但同時指出按字面翻譯應該是「surprise troops」。漢代以前，「正」和「奇」的概念就已成形，此後一直是中國軍事思想的基本概念，關於「正」「奇」的探討，見Benjamin J. Wallacker作品「Two Concept in Early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Language，42.2：295—299（1966）。孫子對二者的表述見格里菲斯《孫子兵法》譯本的索引「Tactics」條。Peter A. Boodberg，「The Art of War in Ancient China，」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30，pp. xvii-xxii，2—3，7—9，12—14，17，32—33， 36，39—40，45—46，51，53，60—61。正和奇的最好的定義應該是「straightforward」和「unexpected」，但在一個老練的指揮官手中，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這告訴我們，二者既矛盾又統一，其含義需要全面把握。例如，如果對手預判你要用「奇」，那麼對你來說，用「正」才是用「奇」。 37「二子」即韓信與張耳。張耳後來成為趙王。 38王伯祥《史記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解讀「儒者」有「迂腐不知通變」之意。司馬遷對陳餘的描寫沒有溢美之詞。陳餘是一個野心勃勃而短視的機會主義者，並不機敏，劉邦曾用另一個人的頭顱冒充張耳的頭顱獻給陳餘（《史記》卷八九，II. 109—110）。這件事尤其難以理解，因為（a）陳餘把那個頭顱真當成了張耳的，一度與劉邦合作。（b）張耳和陳餘曾是「刎頸之交」。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39這裡的斷句參考王伯祥《史記選》，頁344。 40他可能聽說劉邦將韓信麾下精兵盡數抽離，過度估計了此事對韓信的影響。 41下文韓信的部將引用孫子的話，和陳餘的做法一樣，王伯祥認為這句話出自《孫子兵法·行軍篇》，但是我只找到「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沒有找到關於河流與紮營位置的說法。 42有了司馬遷的敘述和固定的時間限制，按理說定位戰場的位置應該很容易，但事實並非如此。以外國學者現在的知識儲備和進入中國的難度，幾乎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地圖比例不統一，有些矛盾之處；航空照片有些幫助，但並不夠；從前的記載大多數不能達到預期效果。下面列出的是我查閱的文獻和地圖（一些沒用的就省略掉了）：（1）德范克引用了最著名的中國歷史地理的辭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和《水經注》。前者的答案是錯的，後者則未能定論。（2）《中國歷史地圖集》有一幅接近事實的很好的地圖。（3）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在宏觀上很有啟發，但不能確定細節問題。（4）王伯祥《史記選》中的地圖和《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一樣。（5）《井陘縣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則遵照當地傳統的說法，也不可信。按照《井陘縣誌》的說法，韓信的大軍要走幾英里才出井陘口，並且要渡過兩條小溪。 43這句話的思想明顯來自《孫子兵法·九地篇》，但文字略有不同。 44出自《孫子兵法·用間篇》，論述主帥怎樣才能有效地使用間諜。 45司馬遷對於楚王給子玉的兵馬的記載就是一例。《左傳》很詳細地記載楚王讓子玉率領「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而司馬遷只說楚王給了他很少的人馬（「與之少師」）。 46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pp. 32—34，88—89，90. 47「軍事地平線」的概念及其特徵見H . H. Turney-High，The Primitive War，2d ed（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1），pp. 21—38。1949年這本書初版時引起了眾怒，其原因正如一位書評家指出的，就在於它散發著一股「騎士精神」的臭氣。對中國古代軍事史的研究者來說，它指示出一種評價戰史的有趣的可能性。前言中Turney-High說：「戰爭是第一門真正變成科學的社會科學，因為它的實踐最先簡化為幾條純粹的原則，並且不因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失去效力。」這提供了一個可能：可以將戰爭的原則當作評估戰史記載的可信度的標準，相比單憑直覺判斷進了一大步。將「地平線」這一隱喻的說法作為技術考古學的術語也是非常合適的。 48Turney-High，p. 23. 從1860—1960年的百年日本可以看到，和平時期的成功與戰時的勝利之間的密切關聯。 49如果馬鐙是中國人發明的，那麼它將是任何應用的鏈條中的一個關鍵性的條件，Lynn White 在其著作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第15頁談到：「馬鐙可能是一項中國發明。」Charles Chenevix Trench 則不這麼認為。見C. C. Trench，A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ondon，Longmans，1970）。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50Henry Maspero，La Chine Antique，new ed.（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5），pp. 263—267。詳細探討了晉國在晉文公統治下的軍事化；秦國毫無疑問也是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楚國也一樣，令尹既是首相也是總司令。關於國家的軍事化的史料雖然不總是充分的，但可以說這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情況。 51E. G. 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AppendixⅡ，用圖表的形式展現了從隋到中唐中國人口從北向南的轉移，令人印象深刻。宋代以來，華北地區的外族存在加強，意味著南方人口的同時上升，長江流域的人口也會向華南流域遷移。（Herald J. Wiens， 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Hamden，Shoe String Press，1954]，p. 183.）牟復禮認為，蒙古征服中國時，五分之四的中國人口都在淮河以南（「China Under Mongol Domination，」vol. 4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到了明朝，華北平原的某些地區人口過於稀少，朝廷以免徵賦稅的辦法吸引百姓向這些地區移民。（P. T.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 263.） 52戰國湧現出一大批良將：齊國的樂毅，燕國的田單，趙國的廉頗、趙奢、李牧，更不用說智勇雙全的藺相如，秦國的白起、王翦、章邯，等等。 53Defrancis，pp. 197—198；201—207. 54中國的史家塑造的劉邦，成為朱元璋效法的對象，可見他們的筆是多麼有魔力。 55「渡河未濟，擊其中流」在當時是極為常見的戰術，所以宋襄公就顯得滑稽了。《孫子兵法》云：「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楚漢戰爭中有一場關鍵戰役，也是類似情況：劉邦向楚軍大將曹咎挑釁，引誘他出戰，在楚軍出戰半渡氾水時，劉邦縱兵出擊，殲滅了楚軍。（顧頡剛點校本《史記》，卷七，頁2，272—274。） 56這是對《孫子兵法·謀攻篇》的不準確的引用。原文是「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