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送孟東野序

韓　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丑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予天者以解之。 唐代散文大家韓愈以創作散文著名，他的《送孟東野序》又是用力之作，成為他的散文的名篇之一，選入《古文觀止》，更為著名。他對孟郊（字東野）特別推重，寫了《薦士》詩，稱：「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接下來就介紹孟郊：「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對這樣一位詩人，給他寫送別序，自然是很用力的。但對這篇序，卻有不同看法，這裡試就寫作角度來探討一下。 何焯在《義門讀書記》講《昌黎集》里說：「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鳴及鳴及鳴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為一耳。」就是說，這篇序的主旨有問題。這篇序的開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那應該指有才能而受壓抑的人，感到不得其平而鳴。可是文章里講了當權的得意的人物，他們在歌頌國家的興盛。他們不屬於被壓抑而有不平的人物，「不得其平則鳴」好像不包括他們在內。這是說這篇的主旨同文中所舉的例證不合，有問題。但林雲銘的《韓文啟》里卻提出另一個意見。他說：「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俗眼錯認『不平』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然乎？」他認為當權的得意的人有話不能不說，這也是不得其平則鳴。不得其平則鳴同當權者的歌頌聖明並沒有矛盾。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里說：「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為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這裡講的，先說不平則鳴多數指悲歌慷慨，但這種善鳴又有幸不幸，幸指當權者的歌頌，不幸指被壓抑者的鳴不得意。以上三種說法，何焯認為不平則鳴就指被壓抑者的鳴他的不得意，不能指得意者的歌頌；林雲銘認為只要有話不能不說都是不平則鳴，所以得意者的歌頌也是不平則鳴；二吳認為不平則鳴多數是指悲歌慷慨，但得意者的歌頌也可稱不平則鳴。 對這三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呢？看原文：「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在這裡，打雷是由於雨塊帶有多量異種電的雲相衝擊而成，是有不平的，風鳴是由於空氣的流動也有不平，鳥鳴蟲鳴大概為了求偶，不是什麼不平。人們的言語，高興時發笑歌，得意時發歌頌，都說不上不平則鳴。因此把各種鳴聲都說成不平則鳴，是不恰當的。韓愈為什麼這樣說？就是要安慰孟郊。孟郊處境窮困，要到江南去做溧陽尉的小官，他的不平則鳴，是鳴他的不得意。韓愈要安慰他，說不平則鳴不一定是可悲的，要是你得意了，進了朝廷，為朝廷歌頌，也是不平則鳴。這樣的安慰其實是不恰當的。孟郊的不平則鳴，是鳴他的有才而不得意。假使他進入朝廷，替朝廷歌功頌德，那就不屬於不平則鳴了。就「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旨說，同文章中寫得意者的歌頌相矛盾，是有問題。這個問題卻並不損害這篇文章成為名篇。 讀這篇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要論點是激動人心的。這使人想起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里憤激地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個發憤著書的命題，到韓愈筆下，成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把內容擴大了。發憤著書，限於著書，能著書的人比較少。「不得其平則鳴」，能鳴的就多了，寫詩是鳴，呼號也是鳴，說話來鳴不平也是鳴，實際上是把發憤著書的命題擴大了，普及到所有有不平的人。因此，這篇文章光就他提出這一個命題，就可以成為名句了。這說明寫作要成為名篇，就要能提出激動人心的命題來。讀者接受了這個命題，自然要讀下去。碰到能發揮這一命題的話，自然能打動讀者，看到矛盾，不能發揮這一命題的話，自然划過去，不放在心上。經過讀者這樣去取，矛盾被拋棄了，能說明命題的被記住了。這樣，這篇文章在讀者的記憶中還是成為名篇。文中寫歷代的善鳴者，有孔子之徒，有莊周，有屈原，有先秦諸子；漢有司馬遷、相如、揚雄；唐有陳子昂、李白、杜甫等。這些都可證實和加強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旨，最後歸到孟郊。這說明，寫文章，除了要提出有力的主旨以外，還需要有豐富的材料來加以證明，文章才有力量。反過來說，要是提不出有力的主旨，人云亦云，即使內容說得很妥帖，讀者看過也就忘掉，成不了名文。沒有豐富的材料，內容就嫌單薄，缺乏說服力，也不行。 韓愈這篇文章，還有一個特點。他論歷代的善鳴者，在先秦諸子中特別推重莊子，超出於其他諸子，把莊子與屈原並提。他這樣寫：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下面列舉墨翟、老聃、韓非、孫武等十四人稱為「以其術鳴」。這樣的寫法，正是把莊子突出，幾乎把他同當時被尊為聖人的孔子和偉大詩人屈原並列了。孟子和其他諸子都退在後面，這是韓愈的創見。在他以前，劉勰《文心雕龍·諸子》里，論到諸子文章的特色，像「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一段，提到管、晏、列子、鄒子、墨子等，就是沒有莊子，把莊子列在以上諸子之下。蕭統《文選》，不認為諸子是文。韓愈把莊子這樣突出，是有他的卓見的。再像說：「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把司馬遷放在第一，這也是他的卓見。劉知畿在《史通·六家》里就尊班固而貶低司馬遷，韓愈根本不提班固，而把司馬遷列在第一位，這是對司馬遷散文的極力推重。後來的古文家接受他的意見，也推重司馬遷，但又貶低相如、揚雄。他又推重相如、揚雄，這說明他的散文成就，在辭采方面又吸收了相如、揚雄，做到了「沉浸濃郁，含英咀華」，有他的特點。這是他的散文同宋代歐陽修的散文平順通達的不同的地方。下面對魏晉作家，評為「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這也顯示了他的獨特看法，根本不提人名。這種看法把魏晉作家貶得太低了，但也為後來古文家所接受，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在以上的敘述里，顯示出他對歷代作家的評價，有他的獨特見解。其中像推重莊子和司馬遷，更為卓見。這些卓見超越前人，也是這篇文章成為名文的原因之一。在寫法上，《古文觀止》里評為：「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這是指他講各種鳴的寫法，確實有變化，是句法上的特點。這種變化是同他對歷代作家的評價不同結合的。 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里又指出這篇文章的毛病。韓愈稱：「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林紓說：「陳子昂諸人，正以詩鳴者也。此數人既以詩名，則說到東野，不應用一『始』字。」這是用詞不當。還有，把陳子昂、李白、杜甫不稱為以詩鳴，用來陪襯孟郊的以詩鳴，這樣來突出孟郊，不免把孟郊推得過高了。總之，這篇文章有毛病，但仍不失為名篇之一。說明決定文章能不能成為名篇，還得看主旨有沒有創見，敘述有沒有提出新的見解來，有沒有新的表達法；要是主旨有創見，敘述有新的見解，又有新的表達法，即使文章本身有缺點，還是有可能成為名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