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十二講　歐陽修的散文

一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宋朝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宋朝人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蘇軾《居士集序》）這話是恰當的。第一，就他們所處的時代說，唐文受六朝柔靡浮艷文風的影響，宋文則受晚唐五代以來柔靡浮艷文風的影響。石介曾作《怪說》來攻擊宋初楊億的駢文，說：「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這跟唐人攻擊當時文風的話是一致的。第二，在韓愈以前，有陳子昂、蕭穎士、李華等人提倡古文，成為韓愈的先驅者；在歐陽修以前，有柳開、石介、穆修等人提倡古文，成為歐陽修的先驅者。第三，韓愈提倡古文，有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的響應，擴大了古文的影響；歐陽修提倡古文，有蘇洵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的響應，使得宋代的古文運動獲得更深入的發展。 歐陽修領導的古文運動所以比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具有更深入的發展，是因為他具有幾個比韓愈更為優越的條件。第一，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他規定應試文字一律要用宋朝實用的散文，一切空洞浮華、奇邪怪異的文章都不加錄取。他通過考試來大力提倡宋朝的實用散文，排斥浮靡怪誕的文風，這對於改變當時的文風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歐陽修所倡導的平易暢達的實用散文，適於學者用來著書立說。不論史傳、論說、筆記都被運用，得到推廣。第三，韓愈弟子李翱的文章比較純正，皇甫湜的文章比較奇崛，都不如韓愈，缺乏韓愈的號召力，文章的藝術力量也不夠。歐陽修下面，王安石的文章峭勁簡潔，曾鞏的文章平正，蘇軾的文章「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有極高的藝術成就，他們都推動了宋代散文運動的發展。第四，韓柳提倡古文以後，駢文的創作並不衰落，韓愈的《平淮西碑》，因平淮西的將領李愬不滿，被磨去，請段文昌重寫，即用駢文。晚唐李商隱、溫庭筠的駢文都極有名，古文沒有取駢文而代之。宋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都寫駢文，駢文適用在上表、賀啟等一定場合，與古文分工，古文取得了主導地位。 歐陽修在散文上的特點跟韓愈不同，這點，蘇洵有極精闢的說明。他在《上歐陽內翰書》里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指歐陽修）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韓愈的文章氣勢雄健，歐陽修的文章風格婉轉。雄健所以像長江大河，內容深沉；婉轉所以像泉水那樣縈紆曲折，而態度從容不迫。韓愈的散文有時還用古奧的文字，顯得奇崛；歐陽修的散文文字更清順平易，更通俗，更符合實用。這是就歐陽修跟韓愈比較說的。王安石在《祭歐陽文忠公文》中，說他「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香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宏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這些地方，可以說明他的散文在平易的語言裡還是光彩照耀的。 歐陽修對於寫作的見解，基本上跟韓愈是一致的。他在《答吳充秀才書》里說：「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他指出文章的好壞，根本問題在於見解的深淺；要是只在技巧上用功夫，則用力越勤而越達不到目的。那麼怎樣去認識道呢？他在《與張秀才第二書》里說：「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知古明道以後，要親身實踐，貫徹到行動中去。把實踐和行動所得寫在文章里，使後世的人可以考見真實的情況。因此，道是容易懂而且可以效法的。他反對不能夠實踐的道，反對空談玄虛的理論。他認為實踐得越好，對道的認識越深入越正確，文章也寫得越好。這是寫作的根本用力所在。 在根本上用力的時候，可以根據各人不同的個性求得發展。由於各人的個性不同，而他們寫出來的文章自然也各個不同。他在《與樂秀才第一書》里說：「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各由其性而就於道」，從而使得各人的文章各有個性而各個不同。 把道看得平易近人，主張通過實踐發揮不同的個性來求道，從而發為文章，歐陽修的論文這樣主張，他的創作實踐也貫徹了這種主張。這就保證他的文章平易近人，能夠寫出自己的體會，而具有獨特的風格。 二 歐陽修散文的特色，粗略說來有下列各點。 一、婉轉曲折，態度從容。歐陽修的散文寫得婉轉曲折，這是由於客觀事物本來是複雜的、細緻的。要是我們不去做深入的推求，把複雜的事物看得簡單了，那麼用文字寫下來自然也簡單直截，不會婉轉曲折了。歐陽修主張通過實踐去求道，所以他能看到事物的曲折層疊，他用文字把這種曲折層疊的關係寫出來，文章就顯得婉轉曲折了。比方《五代史宦者傳論》，他先指出太監「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說到取得人主親信以後，文章就來一個轉折，轉到「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從人主被把持以後，轉到「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從忠臣碩士被疏遠轉到「人主之勢日益孤」。從勢孤轉到「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優於闈闥」。太監劫持君主，成為禍患。由成為禍患轉到君主「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再轉到「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弄到兩敗俱傷，殺身亡國。這裡指出太監的禍患，從太監在君主身旁所表現的小善小信，一直發展到君主的殺身亡國，這個過程是曲折的。歐陽修親自編著《新五代史》，對於晚唐五代太監的禍患知道得很清楚，懂得其中曲折層疊的關係。他的文章明白地說出了這種關係，所以寫得婉轉曲折。 這樣說明事物曲折層疊的關係，實際上用的是一層層深入推求的手法。經過推求，把事情的層疊曲折寫出來了，而這種層疊曲折的關係，一般人是不清楚的。人們讀了歐陽修的文章，了解了這種複雜的關係，增加了知識，獲得了了悟的喜悅，還可以從中學習怎樣推求問題的方法，所以他的散文能夠引人入勝。這就是「紆餘委備，往復百折」的好處。 他的散文，即使「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可是仍然能夠寫得「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他在內心非常急迫的時候，話還是從容地說出，這裡顯出他的個性來。他的《與高司諫書》，很有力地說明了這個特點。宋仁宗時，呂夷簡為相，范仲淹作《百官圖》獻給仁宗，主張用人以才，並指出百官的遷升遲速次序。說怎樣才是公正，怎樣才是私心。因此觸怒呂夷簡，貶官饒州。對於這件事，當時的清議認為范仲淹是公正的，呂夷簡憑著私心排擠正直的人。可是當權派為了反對百官諫諍，在朝堂公布一道榜文，「百官不得越職言事」。這樣，不是諫官對這件事就沒有發言權。對這些，歐陽修的內心是焦急的。當時高維訥在做諫官，他不但不站在清議一邊諫諍，反而阿附宰相，極力攻擊范仲淹，這就激起了歐陽修的憤懣。他在《與高司諫書》里指斥高「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又說：「若猶以為希文（范仲淹）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這封信寫後，他就被貶官夷陵。 歐陽修寫這封信是很憤激的，可是就整個信來看，他還是抑制自己的憤怒，寫得從容不迫，直到信的末了，才狠狠地指斥高維訥。這封信，從自己十七歲時就聽見高維訥的名字講起，講到過了十一年後，聽朋友說高正直有學問；再講到後來相識，覺得高的議論歷歷可聽。然後轉到范仲淹貶官後，聽高攻擊和譏笑范仲淹的為人，還疑心是在講笑話；再後聽朋友說高極力攻擊范仲淹，然後才認識高是怎樣的人。接下去講范仲淹的為人，講諫官的職分，最後才罵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並表示自己甘心為此受到罪誅。這封信，歐陽修動筆時心裡雖然非常憤慨，可是話卻還是從很遠的地方說起，說得紆餘委備，這就構成他的散文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好處，就是在非常激動的時候，還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問題作較細緻的考慮和分析，不會感情用事。那樣寫出來的文章，考慮得周到些，比較有說服力。 二、感情強烈，措辭平易。歐陽修的散文雖然寫得婉轉曲折，可是大都感情強烈。一般說來，如果文章感情強烈，噴薄而出，則不容易顯出婉轉曲折來；如果像九溪十八澗一般，溪水清澄而曲折，則又顯不出奔騰的氣勢。歐陽修的論文卻寫得既曲折，而又感情強烈。像他的《五代史伶官傳序》、《五代史宦者傳論》這些篇章，從開頭到結尾，一氣貫注而下。這主要在於作者對於所要論述、所要描寫的事物有很深切的感受，有很飽滿的感情。事物本身雖然是曲折複雜的，但如果作者對於事物毫無感情，只是把事物的本來面貌寫出來，那麼文章即使寫得曲折，卻不可能有感情。只有既看到事物的曲折複雜，又具有對事物的充沛感情，並把這種充沛感情貫注到散文中去，這樣才能寫得既曲折又有強烈感情。這也構成歐陽修的散文的特點，是他的散文所以動人的因素之一。 像《五代史伶官傳序》，裡面講到後唐莊宗的歷史，從他的父親李克用的遺恨轉到他報仇成功的得意，再轉到他失敗時的悲哀，寫出事件的曲折。在敘述這一曲折的事件中，始終貫注著作者充沛的感情。文章一開頭說：「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把國家盛衰的原因，側重歸結到人事方面去。在這裡用感嘆開頭，顯然是感嘆莊宗不能修明政治以致失敗，並且想用這個意思來勸誡後人。接下去講了莊宗的由盛而衰，歸結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這裡是說成敗的原因都由於人。作者開頭的感嘆——由於人事不修而衰敗，一直貫注到這裡。最後說：「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嘆息莊宗不能修明政治，反而信用伶人，因而失敗。作者在這裡不僅要說明一件事的經過，還要通過這件事來說明一個道理，拿這件事和這個道理來勸誡人。從開頭到結尾一直充滿著他的感嘆。作者的語言也能和這種感情相配合，像說：「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用這種長的句子，一氣貫串下去，也給人感情強烈的感覺。 歐陽修的散文感情強烈而措辭平易，就是用當時淺近的文言來寫，不用古奧的文字，這點是好的。像《相州晝錦堂記》寫士子從窮困到發跡道：「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這裡從窮困轉到富貴，從「不禮於其嫂」「見棄於其妻」轉到「庸夫愚婦」的羞愧俯伏，前後緊密結合，逼使讀者一口氣讀下去，加上其中的長句，使人感到很有氣勢。而這些話都是用宋朝通行的文言寫的，不用古奧的字。假使我們拿這段文字跟《戰國策》里《蘇秦始以連橫說秦》中講士人由失意到得意的話來比，就可以看出這段話用詞的平易了。 用平易的文字來說理抒情，內容曲折，這就有深入淺出的好處，因而親切動人。相傳歐陽修和宋祁一起在編修《唐書》，歐陽修不滿宋祁的愛用古字，但不便直說，便在他門上寫「宵寐匪禎，札闥鴻庥」八字。宋祁看了問他什麼意思，他說是「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宋祁聽了大笑，知道他在諷刺自己用古字。這也說明他是反對用深奧的古字的。 三、結構嚴密，富有邏輯力量。歐陽修的論文每篇都有一個主旨，對它加以反覆說明，又引許多事實來作論證。這些論證緊緊地扣住主旨，同時對這個主旨又從多方面作推論，把理論和事實有機地貫串起來，使所要論證的主旨顯得理由充足，使人信服。 像《朋黨論》，當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正派人都在朝廷，王拱辰與范仲淹等人不睦，於是有人說他們結成朋黨，使皇帝對他們發生懷疑，從而好把他們都排擠走。歐陽修因此作《朋黨論》來衛護他們。他一開頭就把全篇的主旨說出：「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這是說，問題不在他們是不是結成朋黨，而在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是君子，那麼即使結成朋黨也是好的；是小人，即使沒有結成朋黨也是要不得的。這一個開頭從根本上摧毀了誣衊者的陰謀，而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是有力的。但當時人認為朋黨是要不得的，那麼他又怎樣論證這種認識是錯的，問題不在朋黨呢？他先指出君子和小人都有朋黨，只是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同道為朋始終如一，同利為朋則利害發生衝突時便互相殘害，「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這裡對開頭所提出的全篇主旨作了呼應。接下去用事實作證，引堯、舜、紂、周武王、東漢黨人、唐末朋黨的歷史來作證，證明用君子之朋而退小人之朋的興盛，殺君子之朋而用小人之朋的危亡。結論：「嗟乎！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跟開頭「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相呼應，結構非常嚴謹。在這裡，作者所引證的六件歷史事實，所建立的理論，都是得到當時人的公認的。這樣，他的立論就顯得堅強而不可動搖。他把全篇主旨一開頭就提出來，中間作了一次呼應，結尾又作了一次呼應，這就使全篇結構緊密結合起來了。另外，他列舉的六件事實不僅與主旨扣緊，而且在敘述的時候又運用錯綜變化的手法，所以讀起來一點不感到呆板，這是先揭出全篇主旨的寫法。 《相州晝錦堂記》是讚美韓琦的。全篇的主旨是說，韓琦的志願在乎為國為民建功立業，而不以富貴為榮耀。這個意思開頭不說，開頭卻說：「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這是從全篇主旨的反面來說，說明一般的士人是這樣的，他們困窮時受人欺侮，富貴後顯得怎樣榮耀得意。然後轉到韓琦身上，說明韓琦不是這樣的人。這一轉，通過對比，就顯得韓琦這人遠遠地高出一般富貴的士人了。這裡，作者要抬高韓琦，不是用空話來讚美，他舉了幾個人來比，像蘇秦、朱買臣都是由貧困而得意，以富貴為榮耀的，這樣一對比，就顯出韓琦高過他們。再用韓琦自己的言行來證明他的志願，這些就成為全篇主旨有力的論證，具有充足理由，而使人信服了。 在結構方面，開頭以富貴為榮說起，接下去用蘇秦、朱買臣作例，反襯韓琦之為人，然後再講到韓琦，說他「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這話跟前面議論蘇秦、朱買臣那段話是緊密呼應的。再下去說韓琦的志願：「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從反面跟開頭呼應。又說到他「不以昔人所夸為榮」，歸到「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又跟開頭呼應。這樣，全篇從以富貴為榮跟不以富貴為榮作對比，不論開頭、結尾和中間的反覆論述，都跟這個對比緊密呼應，構成嚴密的結構。 這樣，前後中間互相呼應、反覆論述的寫法，都使讀者對全篇所要申說的主旨獲得深刻的印象。這裡還得注意兩點：第一，前後呼應的話不要重複。在寫作中，作者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有時是故意重複的。可是同一句話，要是在一篇文章中屢次出現，重複次數太多，也會減弱它的力量。所以要採用變化的說法，使得前後呼應而不重複；第二，前後呼應的話不僅語言要有變化，而且語意也要有變化，不應該是同一個意義的反覆，否則，仍然會給人以前後重複的感覺。歐陽修的散文就做到了這一步。 四、一唱三嘆，富有情韻。清朝桐城派的古文家，對於歐陽修的散文，極力推崇他的「風神絕世」，認為他具有極高的風韻。像劉大櫆批《峴山亭記》：「歐公長於感嘆，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又姚鼐批道：「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埃者，絕世之文也。」再像劉大櫆批《真州東園記》：「柳州記山水從實處寫景，歐公記園亭從虛處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勝，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此篇鋪敘今日為園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更有情韻意態。」那麼所謂風神，就是長於感嘆，虛處生情；也就是把自己的感情寫進散文裡面，用一種詠嘆的句調錶達出來。一唱三嘆，在詩歌里往往有這種表現手法，現在把這種手法用到散文中來，用來抒發感情，這就使散文具有詩歌的韻味。這種詠嘆是抒情的，所以主要不在刻畫景物。 試看《峴山亭記》，開頭說峴山是個小山，「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由亭想到人，就發出感嘆，表示對晉初羊祜、杜預的懷念。接下去敘述兩人的功德足以不朽，又感嘆道：「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接下去講兩個人怎樣好名，羊祜怕身死名滅而墮淚，歐陽修因而又說：「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杜預刻兩塊石碑，一放山上，一沉水底。因此文中又說：「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大抵詠嘆的句子往往用「豈」、「哉」、「何哉」、「歟」、「耶」、「也」等字構成詠嘆的音節，從而表達作者的感情。這篇記中，詠嘆的句子有兩種作用：一是讚美前人的功德，使峴山因他們而著名；二是嘆息前人汲汲求名的不必。他把這種思想感情用詠嘆的調子寫在散文里，因而收到文有詩意的效果。 再看《真州東園記》，所謂「鋪敘今日為園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即：「芙蕖芰荷之滴瀝，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棟）巨桷（椽），水光日景（影），動搖而上下，其寬閒深靚（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這裡把當時的繁華跟過去的荒蕪相對照，目的不在描寫園中景物，是在通過今昔對比來抒發作者的感情，這種感情也是用詠嘆句來表達的。這種對比寫法，從前日的荒蕪里更使人感到新建的園林值得珍惜，引起人們珍愛它的感情。另外，這種寫法更有襯托作用，把東園的色彩突出出來，加強了感嘆作用。 這種詠嘆的寫法為什麼要給以「風神絕世」那樣高的評價？它又有什麼好處？它的好處實際上在於含蓄。所謂有弦外之音，回甘之味。陸機說的「文外曲致」，劉勰說的「情在詞外曰隱」，梅堯臣說的「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都是指含蓄說的。好的文章，作者的情意並不完全說出，讀者可以從他已經說出的話里，去體會他沒有說出的情意。作品要寫得打動人，就需要讀者讀起來有滋味，越有滋味才越愛讀，越愛讀印象越深，才能收到打動人的效果。作品寫得含蓄，讀者讀了就要體會它含蓄的意思，當讀者體會到作者沒有說出來的情意時，不僅獲得了欣賞作品的愉快，還獲得了一種類乎創造性的喜悅。這樣，這篇作品的情意就深深印入讀者的腦海，達到作者寫作的效果。所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矣」，歐陽修這種文章就是有餘音，有含蓄。他把含蓄的情意寄托在景物里不說出來，他的寫景物，不是要用力描寫景物的特點，是要用來含蓄沒有說出的情意，因此讀起來覺得有滋味，有情韻，覺得好。 像《峴山亭記》，峴山是個小山，山和亭都沒有什麼特出的東西值得寫。歐陽修寫這篇記，既不是在寫山，也不是在寫亭，是在寫他對峴山亭所感觸到的一種情意。這種情意主要是說，一個人應當致力於立德立功，不必汲汲於求身後之名，但在文中並沒有把它說出。文章只是讚嘆前人的功德，只是感嘆前人自喜其名之甚。話說得很婉轉，並不指責前人，還是稱讚前人的功德「足以垂於不朽」。因此，讀起來覺得在作者沒有說出的話里，顯出他站得比前人高，看得比前人遠，胸襟更為闊大，而態度又那麼謙虛，辭氣又那麼婉轉，對前人又那麼有感情，從而覺得在這篇文章以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供我們體味，這是我們感到它富有情意的原因。這篇又用了許多詠嘆的句子，這些句子所表現的音節是搖曳生姿的。這種詠嘆的句子跟含蓄的情意結合在一起，就給人一種富有情韻的感覺。只有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構成情韻。要是缺乏含蘊的情意，只剩下空洞的虛詞來造成搖曳生姿的音節，那就變成搔首弄姿的做作，只有顯出醜態了。西施捧心而顰，會引起人們的關心，因為她是真的心痛；東施效顰，益增其丑，因為她的心痛是假的。只有具有真實的情意，用詠嘆句寫出來，才顯得富有情韻；沒有真實的情意而詠嘆，就會成為效顰，會很做作。 五、用詞造句，精練而有變化。歐陽修的散文，措辭平易，還能保持他的語言的光彩，這除了要求內容的深刻以外，還藉助於語言的精練和句法的變化。《朱子語類》說：「歐公亦好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注意修改。儘量刪去可有可無的話，這是他散文語言精練的一個原因。再像他的《吉州學記》，寫天子召大臣問施行政事宜何先，原來作：「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這樣寫，好像大臣們一點主張也沒有，就不真實了。後來他改作：「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例。」大臣退回去擬了條例來作答，這樣寫就真實了。還有原作的「失位」也不對，改作「失措」就對了。這樣經過修改，使文章寫得更正確，更恰當，也是語言精練的一個原因。再像他描寫滁州一年四季的風景，在《豐樂亭記》里只用十五個字：「掇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秋）冰雪（冬），刻露清秀。」在《醉翁亭記》里寫四季的風景用四句：「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兩篇都是概括地寫滁州四季的特點，語言又極簡練，但兩者卻寫得不同。在《豐樂亭記》里，他結合人的動作來寫春夏景色，「掇」是采（花），「蔭」是在樹蔭下休息，都是人的動作。他又結合人的感覺來寫秋冬的景色，秋天經過風霜以後，樹葉脫落，山容刻露；冬天，山上蓋了雪，山容清秀。這裡，寫春夏跟秋冬就用兩種不同手法，顯出變化來。《醉翁亭記》里寫景不結合人物動作，對春夏的花木作了概括的描寫；對秋冬景色不從山容來寫，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來寫，這就使兩者寫得有變化了。 歐陽修的散文，在造句方面也獨具匠心。像《真州東園記》里說：「園之廣百苗，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宴之堂，辟其後以為射賓之圃。」他不是照一般的說法，比方說：前有流水，泛以畫舫；右有清池，池上有澄虛閣；北有高台，台上有拂雲亭。那樣說就平庸。他把這些材料在句子結構上花一番匠心，語言就顯得生動了。這主要由於兩點：一、他在敘述中使得靜的景物給人以動的感覺，如說「流水橫其前」，用一「橫」字就跟說「前有流水」不同。同例，用「浸」、「起」這些字，也就都有同樣的作用。二、他不說「台上有拂雲亭」，而說「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把亭台等建築物跟人的動作結合起來寫，在句法上極力避免一般化。這種動的感覺和結合人的動作來寫，以及不一般化的句法，避免了平庸的敘述，達到語言生動的效果。 再像《醉翁亭記》，每句都用「也」字結尾，如「環滁，皆山也」，「皆山也」是說明「環滁」的；「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琅琊也」是說明前面的話。全篇都用的是這種句法，即前半句是敘述或描寫，後半句是對前半句的說明。全篇用同樣句法，每句都用「也」字結尾，這是他有意的安排，構成這篇句法和音節上的特點。這篇散文，之所以讓人覺得和諧而不呆板，是由於作者雖然同樣用「也」字斷句，還是有種種變化的。如：「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在說明「醉翁亭也」以前，用一「者」字作提示。在這個提示里作了對山路和亭的描寫。接下來「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這裡在「者」字後加一「誰」字，顯得與上句的用「者」又有變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這兩句用「也」作說明，這裡插不進「者」字，這兩句話都是說明，不同於有了提示再作說明，又是一種變化。「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清涼）；山餚野蔌（菜），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這裡用「者」字提示的是餚菜，上面講的「臨溪而漁」，「釀泉為酒」，好像不在「者」字的提示內；從說明的「太守宴也」看，宴會上一定有魚有酒，又跟上面的話有關，這樣有關卻跟提示的餚菜不扣緊，又是一種變化。這樣多種變化，使得全篇用「也」字斷句同樣顯得靈活多樣。 三 歐陽修的散文，總的說來，比韓愈更切近實用，更平易，用來敘事、說理、抒情，更曲暢旁通，婉轉曲折，無不如意。他領導的古文運動，影響也比韓愈更大，不過就散文的成就說，他的才力顯得比韓愈弱，他寫的攻擊佛家的《本論》，就沒有韓愈的《原道》那樣充沛有力。他的論文也比不上柳宗元的《封建論》那樣內容豐富而有識力。他寫了不少墓誌、傳狀、阡表，多為長於抒情而不著意刻畫人物。《瀧岡阡表》是最為傳誦的，它的好處還在抒情。像韓愈的《張中丞傳後序》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那樣栩栩如生地刻畫人物的文字，在他的集子裡很難找到。他的寫景也著重在抒情，著重在語言的安排，不重在刻畫景物，所以也不同於柳宗元記山水的盡態極妍。這可能是跟他所信奉的一種寫作理論有關。方苞批《真州東園記》說：「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歐公病其詞氣近小說家，與尹師魯所議不約而同。歐公諸記不少穠麗語而體制自別，其辨甚微。治古文者最宜講究。」這裡說歐陽修與尹洙的用意相同。陳師道《後山詩話》，稱尹洙批評《岳陽樓記》是「傳奇體」。唐人裴鉶有《傳奇》三卷。「傳奇體」即指唐人小說體。唐人小說工於刻畫人物，又描寫景物，用對偶，講辭藻。《岳陽樓記》描寫景物也用對偶，講辭藻，所以尹洙批評它是「傳奇體」。歐陽修也這樣看，可能他認為那樣的描摹不莊重，因而他的散文，有意避免那樣的刻畫和描摹，因而影響他的寫人和寫景吧。不過歐陽修的寫景不同於柳宗元的細緻地刻畫景物，《岳陽樓記》也不著重在刻畫景物。《岳陽樓記》著重在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寫自己的志願，歐陽修的記著重寫自己的情思。這當是宋人不願跟唐人走，要自己創出一條寫記的道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