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十一講　柳宗元的散文

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是唐朝傑出的散文作家，他在唐朝散文史上的地位，僅次於韓愈。韓愈非常推重他，在《柳子厚墓志銘》里說他「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卓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這是講他的議論，也是講他的論文。說他的論文很傑出，精練而強悍，根基深厚，證據堅固，意氣風發。他在政治上參加比較進步的王叔文這一派，王叔文想改革弊政，奪取太監執掌的兵權，遭到失敗。柳宗元連帶被斥黜，貶官為永州司馬。韓愈又稱他貶官後「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指他那時更用力作文章，所作內容更廣闊，更深厚。這樣讚美柳宗元的文章是很得當的，沒有過分的誇獎。 跟柳宗元一起貶官的劉禹錫，在《柳先生文集序》里，談到韓愈寫信給他，說：「吾嘗評其（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拿柳宗元來比司馬遷，這話不夠恰當。司馬遷的《史記》大氣磅礴，是對古代學術文化作總結式整理的歷史巨著，可以稱為雄深雅健。柳宗元的散文沒有這樣大的氣魄。柳宗元愛永州山水，曾經用永州城外的一條冉溪來自比，稱它為愚溪，表示自己「以愚觸罪」。他稱這條溪「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用來比他的文章「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這些話用來評價他的散文是非常確切的，他的散文表現出他確實是善於深刻地觀察事物。這種觀察不是表面的，而是能夠抓住事物的特徵，像水的漱滌，沖洗掉一切浮面的東西，顯出事物的本色來。各種事物具有各種不同的本色，這就是「百態」。把這樣不同的形態刻畫出來，需要有極透徹的觀察，不容有絲毫含糊。所用的語言，又是非常精練的，所以能夠「清瑩秀徹」。這些精練的語言，具有鏗鏘的音節，所以能「鏘鳴金石」。這說明他的散文，從思想內容到語言結構以及在音節上所具有的特點，這些特點構成他的散文的風格。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講到他的寫作經驗，這對於理解他散文的風格，認識他的寫作技巧，是很有幫助的。他說：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您）好道而可（認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這裡，柳宗元先說明寫作的目的，是「文以明道」。他的所謂道也就是他所信奉的道理，文章是用來宣揚道理的，不是講究辭藻、聲律的。這話並不是隨便說的，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唐朝的文章繼承六朝以來的風氣，是以講究辭藻、對偶、聲律的駢文為正宗的。這種文學主張，在梁朝蕭統的《文選序》里講得很清楚，他所選的，要求「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要講究辭采和文華的，至於歷史散文和哲理散文（就是經、史、子）他都不選，也就是把它們排斥在文學的範圍以外。這種主張在柳宗元年輕時還是相信的，所以他小時候，也認為做文章只要講究辭藻，也就是要做講究辭藻、對偶、聲律的駢文。這種文章的流弊，第一，把人們的心力花費在辭藻、對偶、聲律上，容易陷進形式主義的泥坑裡去；第二，人們的語言，有時也用辭藻，有時也有對偶的，有時也符合駢文的聲律，但是人們的語言，絕大部分是不用辭藻，不對偶，不講究聲律的，要是所寫的文章全篇都要講究辭藻、對偶、聲律，那就是不符合語言的自然。駢文有這兩個重大缺點，所以韓愈有意識地提倡古文，就是用六朝以前的古代散文來代替當時流行的駢文，柳宗元極力贊助他。他們提出「文以明道」來代替偏重辭采文華的文學主張，又使文章比較接近於語言的自然結構。這種主張在當時是有它的進步作用的。 其次，柳宗元提出寫作時應該注意避免的幾個缺點：不敢掉以輕心，就是不要輕易地下筆；「剽而不留」，「剽」是輕快，怕輕易下筆不鄭重。「未嘗敢以怠心易之」，也就是寫作的時候要態度嚴肅，否則怕寫出來的文章鬆弛而不嚴整。要頭腦清醒時才寫，否則怕寫得模糊雜亂。寫時不敢存著驕矜之氣，怕把文章寫得充滿驕氣。這裡，他把寫作跟個人的品德修養結合起來，這個意見是值得重視的。寫作的技巧離不開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也跟個人的品德有關。有了驕氣，就容易產生主觀片面的看法；頭腦不清醒，就不能正確地辨明事理；掉以輕心，態度不嚴肅，會把文章寫得草率浮滑。這種見解，也是從內容決定形式來的。 接下去他就講他的寫作技巧，分兩方面來講：一、怎樣運用技巧；二、怎樣吸收前人的經驗。 談到怎樣運用技巧，他先提出抑揚來，抑揚頓挫就是要使文章避免寫得平板，要有波瀾。文章主要是寫給別人看的，因此要寫得具有打動人的力量，要是寫得平板，沒有波瀾丘壑，讓人一覽無餘，那麼人家就不要看，看了也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等於不看，所以要講究抑揚頓挫。柳宗元還把內容和抑揚的手法結合起來講，「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抑一下要更深入地表達內容，揚一下要更鮮明地表達內容。抑和揚是相反相成的，一抑一揚，既深入而又鮮明，那麼雖深入而不至於深奧難懂，雖明白而不至於淺露。這種抑揚所造成的波瀾，還要跟深廣的內容相配合。莊子的《逍遙遊》里說：「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把一杯水倒在地上的低洼處，用一棵小草放在上面做一隻船。後人就用這個比喻來諷刺只講文章的波瀾而沒有深廣的內容，那棵小草在這杯水上也可以激起波瀾，但那樣的波瀾就非常可笑了，這就是我們說的「茶杯里的風暴」。可見光講波瀾還不夠，還要有深廣的內容。「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就是指有深廣內容說的。因為不是一杯水所造成的波瀾，是源遠流長的，講究疏通，就要使它流得遠。疏通了以後，要是一瀉無餘，那還不行，所以還要加以節制，讓它有曲折，有層疊，有變化，「廉之欲其節」就是這個意思。「廉」是廉隅，即方梭，「節」是節制。方梭的不圓轉，和通暢不一致，所以這兩者也是相反相成的。疏通使它流得遠，廉節使它有層疊有波瀾。內容既要廣闊，也要深厚，「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重」是厚重，正是指內容的深厚說的。「清」和「重」也是相反相成的，光是厚重恐讀者不易理解，只是輕清，又怕缺少分量，所以既要厚重，來加強內容的深厚，又要輕清，來加強它的鮮明的表現力。柳宗元又說明，所以要運用這種技巧，是用來「羽翼夫道」，也就是為「明道」，為宣揚道理用的，不是為技巧而技巧。 談到怎樣吸收前人的經驗，他先講怎樣建立正確的認識，次講怎樣吸收各家創作上的不同成就，吸收各家不同的風格。這樣，使得自己的文章既有正確的理論做基礎，又具有豐富多彩的特點。 在柳宗元時代，《五經》是公認的經典，所以他要用這種經書做根據。結合《五經》的內容，他根據《書經》來求它的「質」。《書經》是古代統治者的文誥、宣言以及有關政治的文件匯編，這些都要求質直，保存原來的面目，不可加以華飾，這是《書經》的特點，所以他取它的質直。《詩經》，照孔子在《論語》里說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把詩和音樂配合起來，用來陶冶人們的性情，他認為詩可以端正人們的思想感情，所以說「思無邪」。柳宗元因此「求其恆」，「恆」就是恆久不變，端正思想感情是恆久不變的工作。《禮》是要調節人們的行動使它合宜，所以要從《禮》求「宜」。《春秋》表揚好的，批評壞的，用詞極謹嚴而有決斷，所以從它求「斷」。《易經》是講究事物的變化的，所以從它求變動。這裡，柳宗元還是結合寫作來考慮的，他要根據各種經書的精神來寫作。他不是摘錄經書中的詞句來裝門面，是領會它的精神實質用來觀察事物，是加以融會貫通後再來寫作的。 除了經書，他對於當時認為是文章典範的作品，也注意吸取它們的風格。《穀梁傳》是解釋《春秋》的，它非常嚴格地根據《春秋》中的一字一句來進行解釋，舉出例證來說明，所以他要採取這種謹嚴的表現方法，「厲其氣」就是使文章寫得極為謹嚴，「厲」是嚴厲，這裡有謹嚴的意思，「氣」是文氣。《孟子》、《荀子》是儒家經書中的旁支，他們極暢達地發揮儒家理論，所以有取於他們的暢達。《莊子》、《老子》這兩家的文章風格是完全不同的，《老子》非常簡練，《莊子》才是恣肆奔放，極為酣暢淋漓，這裡是指《莊子》說的，有取於他的恣肆奔放。《國語》里富有詼諧的趣味，所以有取於他的風趣。《離騷》採取了古代神話傳說來寄託作者深遠的思想感情，所以有取於他的幽深。司馬遷用《史記》這部書概括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用詞極為簡潔，所以有取於他的簡潔。 柳宗元這段寫作經驗談，對我們學習寫作技巧是有啟發的。寫作技巧要為宣揚真理服務，不能為技巧而技巧。因此，寫作技巧跟作者的思想品質有關。輕率、懈怠、昏亂、驕傲，做事要是這樣，事情一定辦不好。寫作也一樣，輕率了，考慮得不成熟，就容易片面，看不到本質，從而形成錯誤的看法。懈怠了，態度不嚴肅，不能付出艱苦的勞動，從思想內容到語言文字，就容易發生不應有的錯誤。頭腦昏亂，自己也沒有想清楚，寫出來的東西自然雜亂無章。態度驕傲，文章寫得充滿驕氣，那就不可能虛心地考慮問題，容易產生主觀的錯誤，更會引起讀者的反感，不能收到寫作的效果。要文章寫得正確、明晰、有條理、富有說服力，必須端正態度。這就說明寫作技巧跟思想品質有關了。 態度端正了，嚴肅認真地對待寫作，這還不夠，還必須講究表達內容的方法。不論議論也好，描寫敘述也好，要是作者真有所見，一定有它的精闢之處。這些精闢之處雖是作者的親身體驗所得，要是不能鮮明有力地表現出來，還是不容易打動讀者。所謂「抑揚」、「疏通」、「廉節」、「激發」、「固存」等說法，就是要使這些精闢之點能夠深刻而鮮明有力地表現出來，這就是寫作技巧。用音樂來比，要是所奏的音樂聲音一樣高低，就不會動聽，抑揚就要使它有高低。拿園林的布置來比，要是一望無餘，就不耐看，一定要有曲折，疏通廉節就是要使它有曲折。這些表現手法要跟深厚廣闊的內容結合著。抑揚頓挫，婉轉曲折，正為了表現深厚廣闊的內容。這正如波瀾壯闊，所以顯出海洋的深廣；曲徑通幽，所以顯出園林的優勝。一切技巧都是為內容服務的。 要把不同的內容很好地表現出來，還要學會不同的表現手法。拿繪畫來比，有粗線條的畫，有細緻的工筆畫，有水墨，有彩色，學會了各種技巧，才能描繪各種不同的事物。寫作也是這樣，有寫得剛健的，有寫得柔婉的，有寫得樸素的，有寫得富麗的，有寫得細緻的，有寫得疏放的。這些不同的風格，適用於表現不同的生活。因此，我們要學習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厲其氣」、「暢其支」、「肆其端」等等，就是要從不同的作品中學習不同的寫作方法，使自己成為寫作上的多面手。 二 我們看了柳宗元的創作經驗談，還得看看他的創作成就，即通過具體的作品來理解他的寫作技巧。柳宗元的創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這裡只談他的散文。他的散文的成就，主要有三方面，即論文、敘事文和山水遊記。 先看論文。柳宗元的論文最著名的為《封建論》。武威孔氏說：「韓退之（愈）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說《封建論》是韓愈作不出的，這話完全正確。蘇軾說：「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柳宗元的《封建論》為什麼作得那樣好？他運用了怎樣的思想和寫作技巧才能獲得這樣的成就？ 《封建論》的內容，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像周朝那樣分封諸侯（領主政治）的制度不如秦朝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地主政治）好。這篇論文的思想和藝術力量，首先表現在它提出一個重大的問題來加以解決。所謂作品的藝術力量，表現在作品的能夠感動人，越感動人的作品，它的藝術力量也越強。要是所提出的問題大家認為不成問題，自然談不到感動人，那就談不上什麼藝術力量了。要是提出了一個大家迫切希望解決而不能解決的問題來解決了，那自然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封建論》正是這樣。唐太宗曾經想採用周朝分封諸侯的制度，要跟夏商周三代媲美。當時魏徵、李百藥都不贊成，顏師古贊成分封，但主張封地要小，跟郡縣那樣。結果分封的計劃沒有實行。到武則天稱帝以後，劉秩認為唐朝沒有實行分封制度，王朝孤立無助，所以武則天可以奪取李姓王朝的政權而稱帝，因此主張實行分封。可見要不要分封諸侯，在唐朝是一個大家關心而有爭論的問題。這個問題，跟唐王朝的利害有關，也跟當時人民的利害有關。這樣爭論不決的重大問題，一下子提出來加以解決了，所以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這個問題不僅唐朝存在，唐朝以後的各個封建王朝也同樣存在，所以這篇論文能夠使宋朝的大文學家蘇軾感動，稱為「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我們知道，論文的寫作，要是能夠提出當前的重大問題來引起人們的注意，那已經是一篇有價值的論文，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了。要是能夠更進一步把重大問題提出來系統地加以解決，那自然更有價值，具有更大的激動人心的力量，也就是具有更大的藝術力量了，《封建論》正是這樣。 其次，一篇論文如果能夠提出當前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加以解決，那就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封建論》一方面解決了要不要分封諸侯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借古喻今，聯繫當前的實際問題。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朝廷上並沒有徹底平息叛亂，卻把河北一帶分封給曾經參加叛亂的將領，造成藩鎮割據的禍亂，跟春秋戰國時代的形勢相仿佛。《封建論》指出周朝實行分封制度的不得已，是由於當時原來就有很多諸侯存在著，周武王靠了他們的力量打敗了商紂，所以不得不分封他們。針對這種情況，柳宗元是借古喻今，暗指分封藩鎮說的，從而感嘆唐朝的不能改變這種形勢，造成藩鎮的禍亂。我們知道，一篇議論是非的文章，越是能夠聯繫當前的實際問題，越是具有感人的力量，《封建論》正是這樣。 能夠提出當前的重大問題，並加以解決，這跟作者高度的思想認識分不開，而這種高度的思想認識，又跟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分不開。只有接觸的生活面既廣闊而又深入，才能發現當前的重大問題，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來，所以寫作技巧是跟高度的思想認識，跟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分不開的。有了高度的思想認識，又怎樣去表現它呢？就《封建論》說，柳宗元是怎樣把它寫得深刻而鮮明，並且具有說服力的呢？ 首先，他針對當時人在理解上所存在著的困難問題加以解決，先排除認識上最大的阻力，然後再提出自己的論點，那就容易說服讀者了。要是不敢正視這種阻力，採取迴避的態度，那麼文章即使寫得非常巧妙，因為有這種阻力存在著，還是不能說服讀者。當時人對《封建論》這一問題，在認識上所存在的最大的阻力，就是認為分封諸侯這種制度是三代聖王所創立的，郡縣制度是短促的秦朝所創立的。聖王的制度自然是正確的，短促的秦朝的制度自然是不正確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崇拜三代聖王的思想就成為最大的阻力，阻礙人們從道理上接受秦的郡縣制度——在當時的封建社會裡他們所能接受的較好的制度。柳宗元要人們接受郡縣制，他正視這種阻力，先從破除這種阻力著手。他提出「形勢」二字來說明三代聖王之所以實行分封諸侯，並不是因為這種制度是好的，是因為形勢的不得已。他說，人群的生活，先有小的群，群有長；後來集合了許多小群成為大的群，那個大群之長就是諸侯；集合許多諸侯，其中之長是方伯、連帥；集合許多方伯、連帥，其中之長是天子。當時既存在著無數諸侯，天子就不得不加以分封，並不是三代聖王願意實行分封，是由於當時形勢的不得不然。所以柳宗元反覆說明「封建，非聖人意也」，說明「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說明分封不是三代聖王創造的制度，這就解除了人們認識上的阻力。既然分封不是聖人的意思，是形勢造成的，那麼形勢改變了，這種制度要不要保存，就應該從利害上去考慮了。 接著，柳宗元用歷史事實來說明分封制度的害處，從而肯定郡縣制度。論文一方面要講清道理，一方面也需要用事實來作證明，才有很強的說服力。空論而沒有事實作證明，就嫌抽象而不具體，人們理解起來就比較困難，說服力不強；說理跟事實結合起來才能具有說服力，才算是好的論文，《封建論》正是這樣。柳宗元舉出歷史上周朝分封諸侯的害處——造成了春秋戰國的戰亂，而周朝也終於為分封的侯國秦國所滅。接下去，再用秦漢到唐朝的歷史來證明郡縣制勝過分封制，這就能使人信服了。 歷史事實是複雜的。所以引用歷史來作證的時候，還要對所引用的事實作具體分析，來加強說服力。《封建論》在這方面是作得好的，它具體地分析了歷史，還作了結論式的說明，使得條理極為明晰，使引證的歷史不是成為現象的羅列而確實能成為自己理論的有力論據。他在講了周朝分封諸侯的害處後，作個小結道：「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指出周朝的敗亡由於分封。在講了秦朝郡縣制的好處，作個小結道：「此其所以為得也。」聯繫到秦朝的滅亡，作個小結道：「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朝是亡於民怨，不是郡縣制的過失。在講了漢朝的歷史，作個小結道：「秦制之得，亦已明矣」，證明秦朝郡縣制的好處。講了唐朝的歷史，作個小結道：「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證明郡縣制是不可廢除的。這樣引一段歷史就作一個小結，每個小結都歸到郡縣制的好處，條理清楚，反覆地說明郡縣制的好處，使人不能不信服。在引證秦漢唐的歷史時，還對這三個朝代的具體情況作了分析，提出了帶有結論式的說明，即秦朝是「時則有叛人（民）而無叛吏」，漢朝是「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朝是「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這三個朝代都有戰亂，秦朝是農民起義，漢朝是諸侯叛亂，唐朝是武將叛亂，都不是郡縣制的過失，可見郡縣制是好的。這樣既對具體情況作出分析，而又歸結到郡縣制的好處，就更有說服力了。 好的議論文，應該抓住反對者的論點，針鋒相對地加以駁斥，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就表現了這樣一個特點。當時反對者的一個理由是：諸侯認為封地是自己的，一定會關心封地上的人民，把政治治理好，施行教化容易。要是派地方官去治理，地方官只想升官，不會用心去治理的。針對這點，柳宗元用周朝漢朝的歷史來加以駁斥。當時的諸侯各國，只是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逼迫人民去從事戰爭，並沒有把政治治理好。對於諸侯的這種罪行，天子也沒有辦法。要是派地方官去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至於諸侯，天子要斥黜他或削減他的封地，他們就會聯合起來反叛。這就有力地駁斥了這種反對論。反對論者的另一個理由是：「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針對這種看法，柳宗元指出，晉朝實行分封，卻引起八王之亂，西晉很快覆亡，唐朝不實行分封，傳了二百年，國基還較穩固，來加以駁反。反對論者又說，分封是三代聖王的制度，不應當批評。柳宗元指出三代實行的分封是出於不得已。當時諸侯歸向商湯的有三千個，商湯靠了他們來廢除夏桀，他自然無法把三千諸侯都廢掉；諸侯歸向周武王的有八百個，武王靠了他們來戰勝商紂，自然無法把八百諸侯都廢掉，這是不得已。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指出，分封是私心，郡縣制是公天下的開端。因為分封是想靠諸侯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政權，所以是出於私心，而郡縣制可以減輕人民所受到的諸侯的迫害，所以是公天下的開端。這樣來立論，就更有說服力了。 三 柳宗元的敘事文，最著名的是《段太尉逸事狀》和寓言。 《段太尉逸事狀》寫了段秀實兩件逸事，只就第一件事來看。段秀實的精神面貌就非常鮮明地刻畫出來，並且具有感人的力量，成為傳記文學中的優秀作品。柳宗元憑著怎樣的表現手法才能達到這樣的成就呢？ 首先，他描繪出一個典型環境，從而展開矛盾。當時郭子儀封汾陽主，拜副元帥，駐紮蒲州。他的兒子郭晞做尚書，兼行營節度使，駐紮邠州。邠州地方的無賴都投到郭晞部下去當兵。郭晞放縱他的士兵殘害百姓，在市上強搶東西，稍有不滿就打斷人們的手腳，打爛人民的器物，橫衝直撞，無法無天。地方長官白孝德因為郭晞是汾陽王的兒子而不敢過問。柳宗元一開頭，就把這種情況——地方官的懦弱無能，貴族部下的橫暴，人民的痛苦，寫出來了。 其次，他讓人物在環境中行動，通過行動來刻畫人物，通過矛盾衝突展現人的性格。他不是從段秀實在邠州做官寫起，卻是從「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寫起，這樣寫很有作用。因為涇州刺史本來不必管邠州的事，可是段秀實不忍看邠州百姓受害，自己要求見白孝德，對他說：「天子以生人（生民）付公理（治），公見人（民）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白孝德說：「願奉教。」段秀實說：「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禁衛官）命某者，能為公已（止）亂，使公之人不得害。」段秀實好好地在涇州做刺史，卻要投身到邠州去，不怕郭晞的權勢，不怕郭晞部下的橫暴，為了解除百姓的受害，為了平息隱伏的禍害，挺身而出，投向矛盾的漩渦中去，這一行動，就突出了他可貴的性格，表現出段秀實不畏強暴、為國為民盡力的高尚品德。 接著，段秀實在邠州做了都虞侯，碰上郭晞部下兵士十七人到市上搶酒喝，用刀刺傷賣酒翁，打爛酒器，使酒都流到溝里。段秀實抓住了這十七個兵，「皆斷頭注槊（長槍）上，植（豎立）市門外。晞一營大噪，盡甲（武裝）。孝德震恐」。一營大噪，全副武裝，要來為十七個兵報仇，形勢這樣緊急，白孝德都被嚇壞了。這就刻畫出驚人的氣氛，讓段秀實處在矛盾的衝突中，受到進一步的考驗。段秀實卻說：「無傷也，請辭於軍。」白孝德要派數十個衛士保護他去，他都辭去。「解佩刀，選老蹙（跛足）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他既不帶衛士，也不帶佩刀，親自找上門去。這樣勇敢的行動，使橫暴的士兵感到意外而不知怎樣對付他了。這就把他那種從容不迫、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完全寫出來了。在當時緊急的情況下，只有這種無畏的精神才能挫折暴兵的銳氣，消弭禍亂，要是遲疑不前，一定會釀成很大的禍亂。他這樣做，也表現出他的應變的智慧和才能，他的性格顯得更飽滿而豐富了。 段秀實親自到軍門去，是全篇的高潮。他挫敗了士兵的銳氣，進一步責備郭晞，使郭晞承認錯誤，命令部下「皆解甲，散還火（伙）伍中，敢嘩者死」。事情好像已經解決了，但是柳宗元又展開另一個波瀾，使得人物性格再獲得進一步的突出。事情解決了，段秀實並沒有回去，卻說：「『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段秀實在軍營里住一天，這是對郭晞的進一步考驗，考驗他有沒有下決心來約束部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決心住在軍營里，卻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經過這次考驗，證明郭晞確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真的要約束部下了，這才放心回去。這裡進一步顯出了段秀實為民除害、不怕危險的精神，顯出了他的勇敢和智慧。 在這篇文章里，作者還通過郭晞、白孝德、暴兵等形象來襯托段秀實。這種襯托的手法，更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當時郭晞地位最高，他有約束部下保護百姓的責任；白孝德是地方長官，更有保護百姓的責任。可是一個驕縱，一個懦弱，都放棄自己的職守。段秀實本來沒有保護邠州百姓的責任，卻挺身而出。這一對比，他的形象就顯得特別高大了。段秀實的事跡感動了作者，作者對他也確實有較深切的了解，認識到他的精神的可貴之處，要把它表現出來，因而才能寫得這樣動人。 柳宗元的帶有寓言性質的敘事文也極有名，如《捕蛇者說》。他先寫那種蛇極毒：「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那麼人們應該消滅它或避開它才是，可是為了捕這種毒蛇可以「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人們不怕死亡的危險，反而爭著去捕蛇，這是一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專捕蛇之利，那麼捕毒蛇像不是壞事而是有利的了。「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悲）者。」原來所謂專利三世是那樣可悲的事，又一轉。既然這樣可悲，所以「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不要捕蛇，免去死亡的危險，那該是好事了，又一轉。「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蔣氏聽說可以免去他捕蛇，再讓他繳納田賦，他並不高興反而要哭出來了，這是又一轉。文章經過幾次轉折，越轉越急，一直轉到繳納田賦的不幸，比捕毒蛇更不幸，歸結到全篇的主旨，顯得非常有力。 接下去對於繳納田賦的不幸作具體敘述，分為兩小段，一講農民怎樣不幸，一講悍吏怎樣橫暴，都拿捕蛇者來跟農民作對比，更有力地寫出繳納田賦的不幸來。「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農民的收穫被搜刮完了，農民有的被迫流亡，有的餓死。「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這是蔣氏以自己跟農民比，顯得農民更不幸，死亡更多。「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寫悍吏的作威作福，農民在這種威脅下無法安居。「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一年中捕毒蛇兩次，就有兩次死亡的危險，這種生活本來是很可悲的，可是他還以為幸福，這就更突出農民生活的悲慘。最後歸結到「苛政猛於虎」，來點明全篇的用意。柳宗元在這篇文章里揭發暴政的毒害比毒蛇更厲害，描寫悍吏的擾民，對人民具有深刻的同情，有高度的思想性。 四 柳宗元的散文，最為人稱道的是山水遊記。他的山水遊記，正像上文指出的：「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清瑩秀徹，鏘鳴金石」。他刻畫山水之美，能夠顯出它的個性特徵，如同把萬物的百態，都加以洗剔，使它的本來面貌顯露出來。他的文章之美，也是清瑩秀徹，沒有一點塵污，具有鏘鳴金石的音節。原來他不像一般人遊山玩水那樣，浮光掠影，只得到一點浮泛的印象。他是把自己的性格、遭際都寫到山水中去，對山水有深切的觀察體會，確實深有所愛。他感到永州的山水跟自己有同樣遭遇，因而是把自己的性格身世跟山水結合起來來愛它的。這種感情，在《愚溪詩序》里寫得很明白。他說愚溪「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拿自己的身世遭際來比愚溪。又讚美它「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這也像讚美自己和自己的文章。他在《鈷潭西小丘記》的末了，發了一通感慨，說：「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都在陝西，是當時豪富居住處），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感嘆鈷潭西小丘山水之美，被棄在當時荒僻的永州，這不是跟自己被放逐的命運聯繫起來了嗎？他又在《小石城山記》的末了感嘆道：「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柳宗元是不相信天上有神道的，他在《天說》里說明天上沒有主宰，不能賞功而罰禍。那麼這裡說疑心造物的有無，實際是一種感慨，感嘆這樣好的山水被棄在夷狄，那不是感嘆自己的被放逐嗎？他把自己的身世遭際跟永州山水聯繫起來了，所以能夠深深地愛好永州山水，能夠寫出永州山水的特徵，創造出新的境界，寫出情景相生的遊記來，像他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便是。 這篇遊記最精彩的地方是寫潭水游魚。潭水的特點是清澄，柳宗元怎樣來寫它呢？他是通過具體景物，用靜止和活動的畫面來寫的，不是抽象的說明。他寫道：「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這裡沒有一個字寫到水，只是描繪出一幅畫面來，魚兒都像在空中浮游沒有憑依似的，這就寫出了水的清，清到仿佛透明的程度。他寫太陽光照下來，魚兒的影子落在潭底的石子上，就更顯出水的清澄。通過魚兒、日光、影子這些具體東西的描繪來寫水清，正像畫家用樹枝飄向一邊來畫風一樣，是一種形象性的表現手法。 再看他怎樣寫魚，他寫魚是描出了生動的畫面，再加上擬人化的手法。寫魚兒一動不動，潭底石上印著清晰的魚影畫，這是靜止的畫面。忽然，一些魚飛快地竄往遠處，一會兒游到這兒，一會兒游到那兒，非常活躍，這是活動的畫面。這些魚兒，又好像跟遊人同樣地快樂，這是把自己快樂的心情加到魚兒身上，好像魚兒也像人那樣會感到快樂似的。 再看他寫潭上景物，善於用比喻，抓特徵。他說：「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寫流到潭裡的小溪，就溪身說，像北斗七星那樣曲折，這是靜止的；就溪水說，像蛇行那樣曲折，這是流動的。用兩個比喻，一靜一動來寫小溪。由於小溪是那樣曲折，所以望過去一段看得見，一段看不見，看得見的一段水面反映著天光雲影所以「明」，看不見的一段這種光亮就滅了，所以一明一滅，這就非常精確地寫出所看到的特徵。再望過去，溪身的兩岸像狗牙齒那樣參差不齊，望不到它的源頭。這裡又用了一個比喻。比喻用得好，很精練地刻畫出了事物的形象。 最後，寫出對小石潭的總的印象：「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極力寫它的幽靜，幽靜到「淒神寒骨」，使人感到靜得可怕。「淒神寒骨」是把景物跟心情結合起來，寫出一種境界。這種境界，跟前面的描寫也是緊密結合的。寫潭水游魚，寫小溪，都透露出一種幽靜境界來。一動不動的魚影畫，固然構成個靜極了的境界；就是描寫魚兒的遊動，也顯出遊人心情的寧靜，只有在心情極寧靜的時候才能注意魚兒的活動：這就情景交融地構成一個幽靜境界了。 柳宗元的山水記所以寫得這樣特出，就因為他熱愛永州山水，深入觀察，能夠捉住它的特徵。他用具體的事物構成生動的畫面，用巧妙的比喻來寫出景物的形象。這樣，描繪出情景交融的境界，所以富有藝術力量。 他的語言極其精美，也是使他的山水記成為傳誦名篇的原因之一。像「皆若空游無所依」，用「空游」形象地寫出水的透明，話說得極精練。再像「斗折蛇行」，用了兩個比喻，寫出了靜態和動態，卻只有四個字，含義豐富，卻並不深奧。再像「明滅可見」，用光線的明暗來說明視線和溪身的交錯，說明水面的光亮。這些話，都極簡練，而含義豐富，寫出作者經過深刻觀察後的獨特體會，我們仔細體味覺得很有意味，很精美。 他的山水記，都能抓住山水特徵。比方《游黃溪記》里也寫潭和魚，寫得就和小石潭記完全不同：「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瓮，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這個潭很深，潭水綠色。所以用「黛蓄膏渟」來形容。這個潭的形狀有特色，所以加以描繪，對魚兒就不作重點刻畫了。這裡也用比喻。用「黛」和「膏」來比水的深綠和濃重，那就和小石潭水的透明不同了。用剖大瓮側立來比潭的形狀，用白虹來比溪水，描繪出初潭的特色。再像寫小石潭的石，說：「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堪為岩。」就是說水底全是石，見得水極清，一眼望到底。再寫近岸的石頭，從水底高出水面，像小島等，上面顯得高低不平。而在《鈷潭西小丘記》里也寫石，跟寫小石潭裡的石全然不同：「其石之突怒偃蹇（狀驕橫），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聳立貌）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這樣刻畫石頭，把它比做有生命的東西，又是一種寫法了。 這些片段，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山水小品特別有功夫，描寫入微，用詞精練，而意味雋永。 以上粗淺地談到了柳宗元散文的三個方面。無論是貫徹自己「文以明道」的主張的《封建論》，還是短短的山水小記，他都或者著力論述，或者仔細描繪刻畫，創作態度非常嚴肅認真，即所謂「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未嘗敢以怠心易之」。在《捕蛇者說》里，他先強調捕毒蛇的危害，再用來反襯苛稅比毒蛇為害更甚，用的就是映襯的手法。在那篇文章里，他用了幾個轉折才有力地歸結到正意，正是「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的手法。他的立論堅實而不可動搖，他的文章極簡潔有力。他的散文如像《封建論》的正大，山水記的精工，寓言、傳記的富有風趣，確是具有多樣的風格。由此可見，他的創作經驗談，是從他的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