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十講　韓愈的論說文

韓愈的論說文，粗略說來有三種，即正論，借比喻來立論，借贈序來立論。正論中又可分出駁論來。講韓愈論說文的特點，跟韓愈的文論是結合的。要了解他的論說文，先要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文論。他在《答李翊書》里說：「將蘄（求）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就是說，他寫論文，要求得一個根本，這個根本就是仁義。這個根本要培養得深厚，根深葉茂，油厚光亮。這樣的求根本，就要不被勢利所誘惑。比方道教和佛教，在韓愈時勢力很盛。受勢利的誘惑，就要歌頌道教和佛教了。以仁義為根本，就要起來反對道教和佛教。他的正論《原道》就是這樣。 在《原道》里，他首先提出：「博愛之為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他的文論主張從培養仁義入手，所以用仁義來反對道教佛教。他對仁義有認識，所以一開頭就指道教所推重的老子。老子是反對仁義的，他批評老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其見者小也」。老子的反對仁義，由於他所見者小；老子的反對道德，是他「去仁義言之也」，是從道德中抽去了仁義的結果。韓愈的讚美道德，是「合仁義言之也」。他用儒家的道德仁義來反對道教和佛教，來建立他的論點。老子主張「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他認為聖人制定禮樂來安定社會秩序，有了斗斛權衡才能使民相信。佛教要取消君臣父子來出家，他認為要有君臣父子來維護相生相養之道。因此他提出儒家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以及儒家的道統說。他這篇反對道佛的大論文，他的主要論點就從培養仁義道德，不為勢利所誘來的。就當時說來，他的論點雖有時代局限，但比起道佛的宗教迷信來，還是要正確得多。 光有了正確的論點不一定能寫好論文，還需要有技巧。他在《答李翊書》里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他的論文要講氣，氣從哪裡來，理直氣壯，理直了才氣壯，理直就從仁義道德的修養來。《原道》里就表現出他的氣勢旺盛。上面引的開頭「博愛之為仁」四句一排，下文「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這裡又是兩個排比句。又像「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這裡一連用了八句構成一排。這樣運用排比句，使讀者一口氣讀下去，加強氣勢，由於理直氣壯，加強了說服力。 韓愈《答劉正夫書》說：「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韓愈《原道》講仁義，卻批評老子的看輕仁義為「坐井而觀天」，所見者小，這是創見；提出「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即由士農工商到增加道佛，「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這當也是新的說法。《大學》正心誠意到治國平天下，並不為秦漢以來學者所注意，經他提出以後，得到宋儒的推重，成為《四書》之一，這也是他的新見解。一篇論文裡有這樣多的新見解，所以被推重。 再像《原毀》，一開頭，寫「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與下文「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作為相對的排比。從「責己也重以周」，引出用舜和周公兩排比來責己，從「待人也輕以約」引出「彼人也，能有是」，「能善是」兩排比來待人。下文就「責人也詳」，「待己也廉」各個構成排比句，歸結到「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下面論「怠與忌」又用排比句。這篇論說文的特色，也是多用排比句來顯示論文的氣盛而言宜。其中提出的論點確有新見解。它跟《原道》一樣，是針對當時的情況立論，指出「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以上是韓愈論說文的一種，它的特點是立論正大，氣勢旺盛，多用排比句，有創見，對當時情況有針對性。這樣的論說文可稱為正論。 正論中又可分出駁論，主要是辯駁。如《諱辯》，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李賀的父親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當時有人認為李賀應該避同音字的諱，不去考進士。韓愈因此寫《諱辯》來駁這種謬論。這種駁斥，要舉出證據。「律曰：二名不偏諱。」像孔子母名「征在」，孔子說「征」就不說「在」，說「在」就不說「征」，就是「征在」兩個字連在一起不說。要避諱，光說一個「征」字或「在」字可以不必避諱。「律曰：不諱嫌名。」即同音字不諱，像「禹」跟「雨」同音，禹的臣子不諱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法律上都沒有問題。說到這裡，已經辯明白了，但韓愈還要進一步駁斥謬論：「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這一駁，更顯出謬論的荒謬來。上面是根據法律，他怕法律的力量還不夠，再舉出聖人的經典來作例。「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詩·周頌·雝》是周公祭文王的，文王名昌，周公在詩里說：「克昌厥後」，沒有避昌字諱。《論語·八佾》里孔子說：「宋不足征也。」《論語·衛靈公》里孔子說：「某在斯」，孔子對母親名征在沒有偏諱。「曾參之父名晰，曾子不諱昔。」《論語·泰伯》里曾子說「昔者吾友」。這樣舉出聖人和經典來作證。他還進一步指斥謬論：「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然後再指出只有宦官宮妾才諱嫌名。一結指出孝如曾參，聖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指出「今世之士」，「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一轉指斥他們的迷惑，再指出「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這二轉更指出它的荒謬。「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三轉以反問作結，更為有力。 又《爭臣論》，論諫官的。諫議大夫陽城，做了五年諫官，卻不提一個諫議。韓愈就批評他。韓愈引了《易經》的《蹇卦》、《蠱卦》，說明做了諫官不提意見的錯誤。「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職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又引禹、孔子、墨子的行事來說明他們都是盡力於兼濟天下的。有人說，陽子「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韓愈駁道：諫君而不使人知，是大臣宰相之事。陽子「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有人又說：「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認為直諫會招禍。韓愈說：「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一結把陽子推為善人，說他能接受批評來改正缺點，使上面駁論的氣氛緩和一下，是個好的結尾。 這一類駁論，它的特點在於列舉論證。《諱辯》舉出法律，舉出聖人的經典，舉出歷史上的例子，從多方面來論證。《爭臣論》舉出《易經》、《書經》，舉出禹、孔子、墨子的行事，多方論證。另一方面是推論的層層深入，提出對方的不同理由來作層層深入的駁辯。駁論的例證堅確，邏輯性強，構成它的特色。這裡也顯示作者有豐富的學識，所以能舉出多種例證來加強說服力。 韓愈的另一種論說文，借比喻來發議論。像《雜說》一：「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迫近）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沒）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這篇論說，實際上是比喻，用龍和雲來比君臣。臣是君所用，好比龍噓氣成雲，當然以君為主。然而君的一切作為都要依靠臣來推行，說明臣的作用，所以說：「雲亦靈怪矣哉！」臣的發揮作用，要靠君的信任和指揮，所以說：「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然君倘失掉了臣子，變成了孤家寡人，就起不了什麼作用，所以說：「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但臣又是君所任用的，所以說：「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這篇論說，像「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七句構成一排，也顯得氣勢旺盛。指出「異哉！」也指出這篇論說立論是新奇的。更重要的，在當時，君主是神聖的，臣子不過是臣僕。可是在這裡，韓愈指出君主的神聖就得靠臣子。失掉了臣子，君主也沒有神聖了。這裡拆穿了君主的所謂神聖，抬高了臣子的作用，確實是極大膽又極確切的議論。這篇論說的另一特色，就是多用轉折，在轉折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先說「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肯定龍是靈的，雲比不上龍，接下來一轉，龍靠雲來創造神奇，雲也靈了。這一轉，轉出君要靠臣來發揮作用，臣也是靈的，這思想就深刻了。接下來指出「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又一轉，轉到「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就更深刻了，龍失掉雲，不但失去作用，也要完蛋，君成了孤家寡人，就要趨於滅亡。這篇論說的特點就在於篇幅短小，在於轉折變化，越轉思想越深入。 又《雜說》四：「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一起就突出有了伯樂才有千里馬，說明只有伯樂才能賞識千里馬。接下去來了轉折，不是沒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在這個轉折裡面，含有極大的悲憤，思想也更深入了。既然千里馬常有，何以人家不識呢？這裡作了進一步說明：「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在這個說明中，再用「雖」字來一轉，轉到「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發出感慨，意思也更深入了。要發揮千里馬的能力，需要適應它的要求，沒有滿足這種要求，它的千里馬的能力就發揮不出來。柳宗元有篇《梓人傳》可以借來說明：「梓人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這位梓人是位建築工程師，他能設計建築大廈的圖，毫釐不差。但「其床缺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他不會做修理床的木工活。這位梓人，好比木工中的千里馬，要碰上伯樂，讓他設計建築大廈的圖，才能發揮他的才能，這就是千里馬所需要的要求。要是不讓他設計，讓他去干木工活，那他連普通木工也比不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這裡進一步表達悲憤感慨。「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這裡在「嗚呼」中一轉，轉到「真不知馬」，與開頭「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相呼應，用感嘆作結。 這兩篇《雜說》，是韓愈的另一類論說文。這類論說文的特點是篇幅短，用比喻來說，思想極為深刻。他善用轉折，越轉越深入。表面上講比喻，實際上有針對性。由於用比喻，可以不觸犯時忌，可以說出當時不敢說的話，使思想性更為深刻。 韓愈的另一種論說文，即借贈序來發議論，像《送董邵南序》、《送高閒上人序》，是贈序，實際是議論文。這類議論文另有特點。作者的意見不直接說出，通過議論，婉轉透露，有弦外之音。在《送董邵南序》里，開頭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這是說，董生在京城長安不得志。要到河北去找出路，想他一定可以找到的。接下去發議論：「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況）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以董生的不得志，一般尊崇仁義的人都會愛惜他，河北地方官的愛惜他更不用說了。接下去來一個轉折：「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指出燕趙在古代的多感慨悲歌之士，怎麼知道今不異於古呢？因為風俗跟教化會因時轉變的。這一轉，轉到河北藩鎮的跋扈叛亂，不服從唐朝，暗中含有反對他到河北去投靠藩鎮的用意，這個用意沒有透露。接下去用對比手法來透露。「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樂毅）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荊軻的朋友有屠狗的）乎？為我謝（告）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這裡，請董生去吊樂毅墓，看看那裡有沒有像古代荊軻的朋友，勸他們到京里來做官。這是說，不論那裡有傑出的人才如樂毅，或次一點的如屠狗者，都勸他們到中央來找出路，那就透露正意，以董生之才不該去投靠河北藩鎮。這個意思只是通過董生去投靠河北藩鎮和勸河北屠狗者來朝廷做官的對比來透露，沒有明說。 又如《送高閒上人序》，高閒和尚善寫草書，這篇序說明他要學好草書就不該做和尚。因學草書要專精，做和尚要求清靜寂寞不能有嗜好，對專精草書不利。韓愈一開頭就發議論：「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指出一種專心致志，一切巧智都用在這上面，心思專用在這事的機變上，精神集中在這上面，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接下去講「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等都這樣。不這樣專精，學的技藝就不能精。接下來講張旭的專精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不可找頭緒），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這裡論張旭草書的專精，把他的各種感情都表現在草書里，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可驚可喜的事物的變化都表現在草書里，專精到這種程度才能成名。然後歸結到高閒和尚學佛，「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學佛的人，心不能專精在草書上，對世上的一切不動心，不能像張旭把一切寄托在草書上，「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也」。那他的學草書豈不是學樣嗎？學樣是學不好的。韓愈的用意沒有點明，實際上是說高閒和尚要學張旭的草書，一定要學張旭的專精，把一切都用在草書上，應該還俗，不要做和尚，才能學得張旭的草書。這個意思不好說，只好隱約地透露出來。 在這裡講了韓愈的三種議論文。一是正論，是嚴正的議論。它的特點是議論正大，氣盛言宜，有新見解，有針對性。正論里分出駁論，特點是舉證堅確，邏輯性強。二是借比喻來發議論，特點是巧於設喻，篇幅短小而多轉折，用意愈轉愈深入。三是在贈序中發議論，特點是在議論中有諷喻，正意不點明，在婉諷中透露。正論包括駁論，具有剛健的風格。借比喻來議論，在贈序中發議論，具有婉約的風格。韓愈的議論文當不限於這三種，這三種比較顯著，就在這裡談一下。